第一节 审美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审美文化成为美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至今而未衰。查中国期刊网，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2013年3月），以审美文化为“题名”的论文有1400余篇，最早的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80年代相关论文不过10余篇，1991年至2000年的相关论文接近300篇，2001年以来的论文有1100多篇，且有逐年上升之势。单从论文数量来看，审美文化研究仍为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一　审美文化研究概论

审美文化研究的勃兴与学术团体的积极倡导有着很大的关联。1988年底，中华美学会成立了青年学术研究会（后改称“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简称“青美会”），1994年又成立了“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研究会”。这两个分支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大量与审美文化有关的研讨会。如1992年9月，青美会于青岛举行了“文化变革与90年代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开始对审美文化研究表示了关注。此后，青美会又与1993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美学与现代艺术”学术讨论会，1994年5月在太原举行了“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审美文化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了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包括1995年7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走向21世纪：艺术与当代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年7月在昆明举行的“’96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扬州举行的“审美文化与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等。相关会议还有：1994年10月，汕头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课题组与审美文化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前瞻”学术研讨会；2001年在武汉召开的“当代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媒介变化与审美文化创新”学术研讨会；2004年9月在山东日照召开的“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2006年审美文化高峰论坛”等。在90年代，亦出现了多篇相关的笔谈：如《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发表的夏之放等人的“93当代审美文化研讨会（笔谈）”；《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刊登的王德胜等七人参与的“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建构笔谈”；《浙江学刊》组织的题为“‘审美文化’概念的历史辨析”笔谈等等。无疑，这些高密度的学术会议和笔谈活动显示并促动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热潮。

就著作而论，审美文化的原理性研究，有林同华的《审美文化学》（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李西建的《审美文化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杜卫、傅谨的《审美文化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晶主编的《论审美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姚文放主编的《审美文化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著作数量最多，罗列如下：

庞耀辉、邓伟荣主编：《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城市审美文化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潘知常：《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肖鹰：《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王德胜：《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周宪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透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郑惠生：《审美时尚与大众审美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陈超南、姚全兴主编：《走向新世纪的审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谭桂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黄力之：《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谭华孚：《虚拟空间的美学现实：数字媒体审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罗筠筠：《梦幻之城：当代城市审美文化的批评性考察》，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滕守尧：《公司化社会与审美文化》，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王晓平：《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概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陈炎主编：《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张晶、范周主编：《当代审美文化新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徐放鸣等：《审美文化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钱中文主编：《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化的转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朱鹏飞：《崇高的迷失与重生：新中国审美文化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研究著作有：周劭馨的《中国审美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朱立元主编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易存国的《固着与超越：中国审美文化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国审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孔智光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杜道明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考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陈志椿、侯富儒的《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仪平策的《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涉及中国具体文化事象研究的著作包括：任仲伦的《游山玩水：中国山水审美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包括俞香顺的《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2005）、程杰的《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2008）、石志鸟的《中国杨柳审美文化研究》（2009）等。

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的有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合著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夏之放等人合著的《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余虹的《审美文化导论》等。

地域及民族审美文化方面的著作有：于乃昌的《西藏审美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上海市美学学会编的《上海审美文化》（百家出版社1992年版），彭书麟等著的《西部审美文化寻踪》（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文勋主编《民族审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的《原始审美文化的发展》（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伦珠旺姆、昂巴的《神性与诗意：拉卜楞藏族民俗审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陈素娥的《诗性的湘西：湘西审美文化阐释》（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蔡维琰的《云南民族审美文化漫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荔的《良渚原始审美文化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石磊编著的《佤族审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景隆等人的《青海审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徐明君、牟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地域审美文化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扬泰文库·审美文化系列”，包括戴健的《清初至中叶扬州娱乐文化与文学》、明光的《扬州戏剧文化史论》等。

此外，审美文化丛刊类的出版物，包括汕头大学《审美文化丛刊》编委会编的《审美文化丛刊》和周来祥主编的《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等。

二　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

审美文化为何会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学研究的热点？个中原因值得分析，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从外部环境上说，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是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有学者如是概括这一社会转型：“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全面、总体的转型之中。这种转型大致可以概括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注]90年代，中国社会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经济成为主导。这就一改此前工农为主体的均质化的社会结构，城镇化过程加快，都市生活成为主导，经济资本开始向少数人群集中，社会阶层出现了分化，富人集团、中产阶级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同时，由于科技的进步，大工业生产的全面引进，商品经济渐趋兴盛，文化产品花样纷繁，层出不穷。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主流的影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以其强大的传播逻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领域，在经历了80年代的启蒙思潮之后，90年代亦出现了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多元并存的趋势。基于此，文化的转型便顺理成章。当代中国由一种文化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向三种文化形态演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其中大众文化成为中心，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抑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大众文化靠拢。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出现与审美文化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的学者提出：“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使当代中国由一种文化形态向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演化。这直接促成了审美文化的兴起、发展，审美文化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大众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现行文化秩序的冲击，就没有今天的审美文化理论。”[※注]

其二，从美学学科来说，审美文化研究意味着美学的一次转型。此前的美学研究集中于认识论和实践论范畴，一度承担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学的启蒙角色已经退场，传统美学已经无法回应风云突变的社会文化现实，美学研究陷入低迷。就美学自身来说，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尤其是面对骤然而至的社会—文化转型，需要作出有效性的回应。美学的转型似乎已成必然之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时代，美学应该自觉地转型，以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它应该成为一种强调人的个体生命、感性、情感与精神超越性的价值学说，一种强调审美的文化功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文化美学。它将以对当代文化和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补充与渗透，探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减少其负效应的途径，使之更健康地发展。”[※注]前面分析过的应用美学研究可以视为美学回应当下的一个尝试，但由于美学学科的知识结构所限，应用美学的研究可以说并不成功。而审美文化研究作为美学转型的理论成果，究竟能为美学提供什么呢？

有的学者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回答，李西建指出：“概括地说，审美文化为美学学科的当代转型所提供的新的价值趋向和精神生长点，正是一种广义的人文关怀意识，和一种比一般社会意识更恢宏、更深广的文化意识。它强调当代美学研究的价值论视角，把美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对人类的生存现象与生存活动深刻关注的基础之上，把人类的生命状态、感性经验、心理变化及精神现象作为自己研究和把握的基本对象，从而最大限度地观照与强化人类的生命，指导和促进人类的感性生活和生存进程，并以自身这种特殊的本质规定去建立相应的艺术意识与艺术精神，使人类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不单能够点缀生活形式，营造一种自由的空间和氛围，而且也能自觉体现人类主体生命的发展境况，表现人类存在的变化状态，在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层次上，指导和改变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把握个体生存的感性状态，把握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意义，正是审美文化给予美学学科转型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功能。美学学科的当代转型，重要的是建立和灌注新的文化精神，构筑一种能适应现代文化发展和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现代价值坐标，这就要求美学学科应从理论范式上，逐渐扩大价值的有效性和现实的适应性，逐渐从实践视角进入具体的生存视角，使其成为以人的现实存在和感性生存活动为本体的精神哲学，成为关注人类心智、为人类的发展更多地展示文明图景的学科。”[※注]

除了以上两大原因，有的学者还提及了西方后现代思潮对审美文化兴起的影响，有的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论证了审美文化的成因和存在的必要性等。可以说，审美文化的兴起是众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审美文化的内涵

审美文化作为一个概念，不是中国的特产，西方学界和苏联学界早已有之。中国学者对“审美文化”的语源进行了追溯。如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合著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一书中，就认为审美文化不是一个新概念，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该书将西方学者对“审美文化”的观点概括为三种：“英国学者提出的‘审美文化即把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子的文化’，美国学者提出的‘审美文化即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欧洲大陆学者提出的‘审美文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道德、认识、艺术）在审美原则下融合的文化’。”[※注]该书第四编对这几种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评析。

多数学者认为，在西方学界，德国哲学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如肖鹰指出：“‘审美文化’概念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席勒在1793—1995期间撰写的《美育书简》。在这部著作中，席勒首次提出了‘审美文化’概念。产生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是现代性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深入发展。启蒙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以新兴学科独立为标志的现代文化的分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在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的双重压抑下的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文化的分化使审美文化的确立成为可能，而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又需要审美文化成为一种统一的机制和医疗手段。席勒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下提出‘审美文化’概念的。”[※注]这一观点具有代表性。还有的学者认为，“审美文化”的概念是由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首次提出的：“‘审美文化’是一个外来学术术语，产生于19世纪中期，英国的阿诺德倡导一种‘审美’的文化，后来斯宾塞直接命名为‘审美文化’，这应该是‘审美文化’作为学术概念的第一次使用。”[※注]

不过，应当看到，中国学界所使用的“审美文化”概念与席勒及斯宾塞的“审美文化”存在较大差距。再者，席勒是否运用了“审美文化”的概念尚且存在争议。在《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审美文化”的德文为aesthetische Kultur，“如果孤立地看，固然可以译为‘审美文化’，然而理解为审美陶冶、审美修养、审美教育亦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将该词放到具体行文之中，译为‘审美文化’就难以讲通，不免有牵强之嫌。”[※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席勒在审美修养或是审美培养等意义层面使用asthetische Kultur的可能性最大，而非现象地提及‘审美文化’概念。”[※注]在西文中，“文化”的原义有“园艺”、“耕种”之意，引申为“培育”、“培养”等意思。《审美教育书简》目前有四个中译本，其中有三个都没有将asthetische Kultur译为“审美文化”，徐恒醇将其译为“审美教养”（《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冯至、范大灿译成了“审美的修养”（《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缪灵珠则译为“美感教育”（《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只有张玉能将其译成了“审美文化”（《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联系上下文，译为“审美教养”或“美感教育”似更确当。而斯宾塞所用的“审美文化”概念，是对阿诺德的文化定义的贬义理解，“在他看来，这种文化虽然很高雅，却与人的‘生计’无关，因而不能作为文明的基础。”[※注]斯宾塞将文化等同于文学艺术，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科学而非文学艺术。这一观点与阿诺德的观点是相反的，与中国学界所探讨的“审美文化”同样存在巨大差异。

再来看苏联学界。苏联美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审美文化”的概念，“美学界许多人认为，‘审美文化’是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或联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美学范畴，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建设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它贯穿于社会实践的一切形式——艺术、科学、工程技术、各种社会组织之中，存在于从生产开始到日常生活为止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并且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审美教育的一种良好形式。”[※注]这段话比较好地概括了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理解。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理解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从形态学的角度，将“审美文化”和“艺术文化”加以区分。叶果洛夫早在《艺术与社会生活》（1959）一文中就提出了必须区分“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建议。在奥夫襄尼克夫主编的《大学美学教程》一书中，由卡冈撰写了第一章“社会主义的审美文化”。在该书中同样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书中提出：“对审美文化的理论说，重要的是把‘审美文化’和‘艺术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内容加以明确区分。艺术文化指文化的那样一个具体领域：它围绕着艺术确定下来，并包括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艺术价值方面、在保存和传播艺术价值方面、在对艺术价值进行批判性理解和科学研究方面、在艺术教育和训练方面所有形式的活动。而审美文化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它贯穿在文化的所有领域、所有部门、所有地段。因为，人的审美积极性表现得极为广泛，它毫无例外地表现在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中——表现在劳动和科学认识中，表现在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和体育中，表现在人们日常交往和艺术生活中。”[※注]作者接着对审美文化进行了几点规定，比如，作者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艺术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而审美文化，它既是物质文化的一个必要方面，也是精神文化的一个必要方面，也是艺术文化的一个必要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有某种特点”[※注]。苏联美学界有关审美文化的定义还包括：“审美文化是社会其他领域审美方面的总和，或者人们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创造和消费的审美价值的总和”，“审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贯穿着文化具有审美价值的一切领域”，“审美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含括并从质的方面说明人意识的所有方面（情感，心理，意志，理性等），他的一切生命活动，自我发现的一切方法，它还表现在人如何思维，如何选择，会做什么，怎样做，以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等”，“最一般地说，人的审美文化是感觉、趣味和理想的统一，后者在按照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得到物化。审美文化是感性掌握和改造世界的文化，它与一定社会创造的最大限度揭示人本质力量的条件相适应”。[※注]显然，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界定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前提的。下面可以看到，苏联美学界所理解的“审美文化”对中国学界不无影响。

中国学界最早使用“审美文化”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可查的最早的论文发表于1983年，为魏家骏的《文艺应当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水平——马克思文艺思想学习笔记》（《淮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1984年，潘一发表了《青年审美文化研究纲要》（《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年第11期）。前者很明显受到了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界定的影响。后者将青年审美文化视为艺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所谓艺术社会学（有人称之为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角度，也就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从研究对象上看，用艺术社会学研究青年审美文化，就包括审美文化现象、层次结构、功能、特征、形成条件、发展预测等。”[※注]这一研究思路借鉴了普通社会学的观点。1988年，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首次将“审美文化”纳入了美学原理体系之中，书中将审美文化视为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90年代以后，对审美文化的探讨日渐增多，对审美文化的性质、内涵、对象、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下面择其要者加以概述。

（一）从审美文化与文化的关系来看

审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学者探讨审美文化时的切入点。对此，至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二是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的审美层面；三是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的高级阶段的体现。前两种观点是从逻辑上着眼，第三种观点是从历史上着眼。

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中，明确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书中将文化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宗教、哲学、科技等方面，审美文化隶属于文化大系统。“审美文化的三个基本构成因素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书中认为，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包括审美产品（最基本的是艺术）和审美设施，审美观念体系包含审美观、审美理想、审美价值标准、审美趣味等，审美行为方式包括审美生产、审美调节和审美消费三个方面。书中认为审美文化具有自律和他律的二重性，并重点探讨了审美文化的动态过程，即包括生产、调节和消费在内的审美行为方式。可以看出，书中借鉴了接受美学和西方艺术社会学的思路，从文化的总体来界定审美文化，固然突出了审美文化的文化属性，“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实则包罗万象，如此界定，显得过于宽泛而不易把握。

蒋孔阳、聂振斌和朱立元等学者倾向于将审美文化看成文化的审美层面。蒋孔阳认为：“美和文化与生俱来，有文化的地方就有审美文化。有了审美文化，就能够满足我们爱美的天性，满足我们情感交流的需要，满足我们自我表现的愿望。因而审美文化是文化与美的结合，是对于文化高标准的要求，是呼唤美的文化。它要求我们的文化，不仅有实用的价值、功利的价值，而且有精神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注]聂振斌从“审美文化”的概念结构及特征等方面提出：“什么是‘审美文化’？它的含义不是审美加文化之和。因为就广义而言，审美本身也是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审美加文化仍然是文化，那么审美一词便成了累赘。审美与文化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相互制约着，实际上是审美的文化，审美规定着文化的性质，文化限制着审美的对象范围。也就是说，审美文化概念告诉我们，审美的对象限制在文化的范围内，不是自然物，也不是社会的物质基础部分，而是观念形态部分，同时也不是所有观念形态都是审美文化，而是具有审美性质的那一部分观念形态。所谓审美性质就是超功利性和愉悦性。所以审美文化就是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悦性的文化。[※注]朱立元的思路与聂振斌类似，他同样从“审美文化”的概念结构出发加以定义：“在我看来，‘审美文化’（Aesthetical culture）一词是一个‘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组成的合成词。词的主体部分是‘文化’，‘审美’乃是对‘文化’修饰和限定，‘文化’是一个范围很大的概念，而‘审美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一个部分，一个层次，一种形态，也可以说一个阶段。‘审美的’这个形容词，把‘审美文化’从‘文化’的大范畴中分离出来，给予了明确的限定：它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只是文化的审美部分。这是仅就语词结构分析所得出的对‘审美文化’概念的最基本理解。以此为起点，可以把‘审美文化’表述为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注]朱立元又对“审美特性和价值”做了四点规定：感性意向性，无功利或超功利性，心灵自由性，精神愉悦性。他将文学艺术视为审美文化的核心。聂振斌和朱立元都将超功利性、愉悦性等视为审美文化的重要特征，这显然是从康德意义上的传统美学的观点来看待审美文化。

还有学者是从文化的审美属性上来看待审美文化，如张法提出：“审美文化，我认为，指的是从建筑外观、室内布置、人体服饰、新区布局、旅游景观到文学艺术等多层面审美领域的总和。因此审美文化是在学科细化基础上的综合理论。其综合手段就是各领域所共有的形式法则。审美各领域跨度极大，之所以可以用‘审美’一词将之统一起来，就是各领域都呈现为一种令人感性一望一闻便知的形式外观。这些形式外观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人的审美心理相关联。而这些形式外观又总是显现为统一的形式特征……审美文化之所以强调文化，是要从审美的外观形式中揭示其与整个文化变动的关联。”[※注]在此，张法突出的是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形式特征的统一性及其文化性。韩德信的观点与此相似：“所谓审美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中带有审美性质的那一部分，它是人类在征服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形式。”[※注]相较而言，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的审美层面的观点被广大学者接受。

第三种观点是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的高级阶段，这种观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审美文化，与以上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如在1997年召开的“审美文化与美学史学术讨论会”上，“有的代表具体从文明与文化演进的历程上界定审美文化是工具文化、社会理想文化后的第三种文化形态，代表了文化积累与文化量变的过程，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较高形式，显示出超功利性与自由性相统一的性质，是一种以人的精神体验性和审美的形式观照为主导的社会感性文化。”[※注]聂振斌提到关于审美文化的两种看法是比较可取的：“一种看法认为：审美文化是整个文化中具有审美性质的那一部分，所谓审美性质即超越功利目的性。它是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或曰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高尚层面。另一种看法认为：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艺术与审美已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并起支配作用。”聂振斌将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综合，他提出：“审美文化是现代文化的主要形式，也是高级形式，它把超功利性和愉悦性原则渗透到整个文化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这个定义一方面坚持了审美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它属于高尚的精神生活领域，从而与目前所流行的所谓的种种‘文化’划清了界限；同时这个定义又涵盖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成果，不仅文学艺术可以成为审美对象，文学艺术之外的广大文化领域，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也都可以是审美的，从而扩大了审美的普遍社会意义。这个定义反映了时代对文化发展的新要求，也是高要求。”[※注]

和聂振斌一样，周文君同样综合了第二和第三种观点，他提出：“审美文化学并不像文化学那样研究人类文化的全部，而是从一个特定的审美的视角，以特定的审美态度，去研究文化系统中体现出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那些文化实体、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去发掘文化中的审美元素、审美性质和审美品格，以扩展人们的审美视野、提升审美能力和丰富审美体验。或者简单地讲，审美文化应该是人们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各种文化产品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现象。所以说，审美文化不是人类文化的全部，而只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最具审美性的那一部分。所谓审美性质，也就是美学中常说的超功利性。所以，审美文化又应该是文化系统中处于核心、高级位置的子系统。此外，由于人类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表现为高层次的精神活动现象的审美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对其他文化领域的渗透更为广泛，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力更加强大，这也就是审美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学术课题的主要原因。”[※注]

将审美文化视为文化的审美层面的观点被广为接受，这意味着审美文化的具有广阔的研究对象。正如上面所示，既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地域审美文化、民族审美文化、器物审美文化、文学艺术审美文化（以文学、影视等为主）等，论域极为广泛。

（二）从审美文化与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来看

如上所论，从研究缘起上说，审美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在相关论著中，常可看到“当代审美文化”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命名，审美文化与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辨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审美文化的内涵不无助益。

有的学者将当代文化视为审美文化。如肖鹰从当代文化的背景出发对审美文化作了三点规定：“第一，审美文化是艺术向生活退落的表现；第二，审美文化是当代社会生活日益表面化、感性化和当下化的总体情态；第三，在当代文化的自我丧失的普遍性沉沦语境中，审美的感性形式成为对个体存在的确证。”他指出：“审美文化以它的当代性的本质成为对当代文化的最终界定。因此可以说，当代文化就是审美文化。”[※注]夏之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代文化就其主导倾向和发展趋势而言即是当代审美文化。”[※注]王德胜亦指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活动以及其间出现的各种争论和思想成果，对于直接从事这一研究活动的学者（包括笔者本人在内）而言，主要是被当作‘当代大众文化’或‘当代文化的审美化’来理解的。”“在理论上，‘当代审美文化’被看作为一个现实的而又充分展开的、明确而又具有生活特性的存在现象；它所反映的，不是那种简单的‘文化的审美方面’，也不是经典范畴中更为纯粹的‘艺术文化’形式，而是范围广大甚至概括了当代生活基本过程的总体现象，是一个体现了强烈现实倾向的文化存在。”[※注]他们都强调了审美文化的当代性内涵，并将当代文化看成审美文化。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李世涛指出：“当代文化是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复合体，按通常的区分就包括了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和通俗文化，就此而言，当代文化的范围是远远大于审美文化的。更为关键的是，当代文化中的许多文化现象，如相当多的通俗文艺以刺激人的感官为能事，是远离审美，或反审美的。因此，不能把审美文化理解为当代文化。”[※注]如果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像人类学家泰勒所主张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那么，当代文化自然涉及知识、信仰、艺术、首先、法律、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因此不可简单地将当代文化等同于审美文化。

还有的学者将审美文化看成大众文化。他们认为，审美文化“是对当代文化的规定性的表述，它包含或整合了传统对立的严肃文化与俗文化，但展现为流行性的大众文化形态，不是在价值判断意义上，而是在文化形态上的意义上，可以把审美文化指称为大众文化”[※注]。这种观点遭到了更多学者的反对。如滕守尧批评道：“在目前关于审美文化的讨论中，部分人把大众文化等同于审美文化，笔者认为，此种混淆不仅不妥，而且很可能为我国今后的审美文化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众文化在很多时候是非审美和反审美的。”[※注]张弘亦将审美文化视为大众文化。他认为审美文化实质上是20世纪末消费经济与消费主义盛行下，揉合了外来思想资源的产物，并进而加以激烈批判：“‘审美文化’这种试图贯穿大众生活的价值观念与理想标准，实质就是另一形式的‘商品拜物教’。最终，人自身也被彻底物化，共同陷入物的消费的漩涡中，当消费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杠杆，而变成耗费资源的无底洞时，就一道导致衰竭。”[※注]

实际上，多数学者认为，审美文化是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如周宪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一书中所指的“审美文化”，主要是指当代中国在消费文化背景中的审美形态。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古典的艺术范围，技术的进步和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渗透，具有读写能力的大众阶层的涌现，艺术生产方式从传统的个人手工操作向机械复制的转变，艺术传播方式的变化，流行时尚、趣味与群体的亚文化的关系等等，显然不能在传统的对个体创造力或个案的研究范式上加以解决。”[※注]陶东风亦提出：“在许多审美文化中，‘审美文化’指涉的对象主要是大众文化，其原因就在于大众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更加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注]张晶将审美文化进行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是人类文化各个层面（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呈现出来的审美因子，或者说是人们以自觉的审美理想、审美价值观念所创造出的文化事象的总称；一般说来，审美文化具有感性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就其狭义而言，审美文化特指在当代大众传媒影响下，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所呈现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产品、倾向和行为。”[※注]

正因审美文化与当代文化、大众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多数学者在对审美文化的特征进行概括时，无不借用西方后现代理论，尤其是以杰姆逊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性结论，强调当代审美文化的商品性、消费性、平面化、形象化等特征，强调审美与生活的同一性等。[※注]如余虹主编的《审美文化导论》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特性做了这样的概括：“审美文化的当代特性呈现为一些流动的取向，而不是某种静止的性状，我们将这些特定的取向概括为精神意趣上的世俗化、符号意指上的平面化、风格倾向上的新奇化、实践目标上的娱乐化、外延范围上的生活化。”[※注]

四　审美文化研究的多维走向

从既有成果来看，审美文化研究包含了三个维度：一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这是审美文化研究的重头；二是传统审美文化研究和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研究，此类研究基于传统美学研究，是审美文化研究的纵向延伸；三是审美文化研究的横向拓展，包括地域、民族、具体文化元素的审美文化研究，这一部分的成果愈来愈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审美文化研究的泛化。

先来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此处选取其中几本加以展开，主要看其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研究方法上，该书提出整合的历史视野，加强多学科的“视界的融合”，提出了“批判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所谓批判的文化社会学，首先是指一种研究，它以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把文化变化视为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其中，社会—文化—审美文化，构成了一个从大到小依次具体化的研究领域。社会作为文化的背景和语境，而文化作为社会的表征；更进一步，审美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一个个案或‘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语），而总体文化又是审美文化的背景和语境。所谓的合力状态，也就是审美文化的‘场’和其他社会文化的‘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我们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就像社会学研究往往从一个具体现象入手一样，从审美文化这个具体领域入手，使文化的研究不致流于空泛；同时，审美文化的研究，又始终是在总体文化甚至社会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便昭然若揭。”[※注]周宪继而指出，批判的文化社会学倾向于一种多学科的交叉互渗研究，包括社会学的方法和视野、历史学的观念、世界眼光和人类学的视野等。“一言以蔽之，批判的文化社会学是批判性地解释社会—文化的意义问题，这显然是马克思的思想传统。”[※注]他所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基于这种研究方法，该书第一章“从传统走向现代”，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进行了总体性的探讨，分析了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转变、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多元并存的现代文化、边界的消解与类型的重组、意义的历史范式及仿像对传统意象的冲击等问题。第二章分析了“审美文化的历史分化”，这种历史分化包括了审美文化的民主化与相对剥夺、主体的分化和角色危机及趣味的分化。第三章考察了“全球化与文化的本土化”，首先对全球化的特点进行了总体描述，接着对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的自我困境以及文化失语症的问题。第四章分析了“文化的媒介化与工具理性”，剖析了审美文化中的工具理性问题。第五章研究了“消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指出中国审美文化向世俗化转变的倾向，表现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喜剧”时代的来临、“散文时代”的到来等文化症候。总起来看，作者不是对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具体事项进行分析，而是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以一种批判的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加以理论性的分析。显然，该书是以西方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理论为理论基石的，它所调用的理论资源涉及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格尔兹、帕森斯、杰姆逊、波德里亚、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福科、萨义德、鲍曼、吉登斯等一大堆当时介绍或未介绍进中国的西方理论家。作者以这些理论为依托，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进行了比较精彩的分析。

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主张采用“文化批判”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应具有“批判理性”，“所谓‘批判理性’，就是以文化批判的形式张扬一种变革精神和进取精神，它所操持的是文化批判的方法，是对种种当代审美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同时也要考察流行的观点、思想、学说，包括对于美学自身的考察”。[※注]在具体研究中，“文化批判主要采用知性思维的方式，它对于当代审美文化具体现象的把握不是诉诸思辨和推理，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不是用逻辑来说明逻辑，而是采用现象描述和经验归纳的方法，切近处于现象层面的事实和情状。”[※注]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当代审美文化背景批判”，反思了当代审美文化所产生的基础、根据和条件，包括哲学基础、社会心理背景、宗教意识、地域特征，以及当代审美文化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当代文学景观等，并以一种历史的视野，从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代构成和中西比较的维度上对当代审美文化加以定位。下篇“当代审美文化本体批判”考察了当代审美文化所包含的各种特质和属性，分析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对当代审美文化作为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广告文化、都市文化、青年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文化特征作了界说。

此外，谭桂林的《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以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学的商品化、世纪末文学中的新保守主义、观念小说、性爱叙事、当代艺术中的审丑特征、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作家的都市“边缘人”形象等问题。陶东风的《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运用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歌曲、影视文化、畅销书、小说热点等问题。夏之放等人的《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探讨了文学、影视、音乐、绘画、广告、体育、网络等审美文化现象。

再来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史和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的研究。显然，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文化研究为中国美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审美思想史、审美范畴史之外，兴起了审美文化史的研究。所出现的著作，如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史》等，皆属此类，对此上面已有所论。此处选取几本相关著作为例，简单看一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研究内容。朱立元、王振复主编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以之为线索，探讨了从远古以迄宋明中华文化思想的历史轨迹。书的中篇，分析了中国传统音乐、诗歌、小说、书画、戏剧、建筑园林、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祭祀礼仪、人生礼仪中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下篇，选取了有无、虚实、形神、意象、自然与人工等范畴，探讨了其中所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相比传统的美学史研究，中篇将饮食文化、婚姻文化、祭祀礼仪、人生礼仪纳入研究范围，体现了审美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扩大。有的著作虽以审美文化为名，不过其研究思路与此前的美学史研究并无太大差别，如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分史论卷、范畴卷和门类卷三册，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指出该书实际上所写为“审美意识史”。杜道明所著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考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探讨的是儒、道、禅的审美理想，唐代、宋元时期的审美意识、审美风尚和审美趣味。如“唐韵篇”，分析了盛唐人对真态真情之美的追求，盛唐的放荡不羁之美，盛唐的以丰腴为美，中唐的以幽寒瘦硬和诡奇谲怪为美等。还有的著作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审美文化，即中国文化中的审美因素，如易存国的《中国审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的上篇第三章，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包括“乐生精神”的宗教特性、“天人合一”的宇宙情调、“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该书提出了建立审美文化学的提议，并详细分析了审美文化学的学术理路。

中西美学比较研究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对于中西古代美学的比较研究，一般只能以平行比较的方式展开，中西传统审美文化比较亦是如此。如朱立元、王振复主编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一书中，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特征界定为“天人合一”，将西方审美文化特征概括为“主客二分”，将二者进行了比较。聂振斌等人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并没有直接对中西审美文化展开平行比较，而是分别论述，如第二编从教育、思维方式、形上追求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第四编分析了审美文化在西方的提出，第五章探讨了审美文化在西方的表现。夏之放等人的《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第三编“中西审美文化的历史回顾”部分，对中西思维方式、中西宗教文化、中西审美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第四编“中西审美文化的发展走向”中，分析了中西审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问题。

审美文化研究的第三块内容，涉及地域审美文化、民族审美文化、具体文化元素的审美文化等，范围广泛。可以说，它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

总起来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审美文化研究，为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凸显了美学研究的现实关怀，审美文化研究为传统美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范式，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节　审美教育研究

广义上说，审美教育（简称美育）亦可纳入应用美学之列，不过，审美教育在美学研究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并且论著颇多，理应单独论述。审美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审美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常常相提并论，关乎全体国民的教育问题，可谓兹事体大。其二，审美教育有着丰厚的理论资源与历史传统。就理论而言，在西方，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最早提出了审美教育的问题，并从现代性的视野与完善人性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在中国，蔡元培、王国维诸人对审美教育多有论述，尤其是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影响深远。以上几人构成审美教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就历史而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中国从先秦开始，亦即整个中西美学史，都有着丰富的审美教育实践，都可挖掘出丰富的审美教育理论。其三，审美教育更是一种教育实践，尤其体现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学校教育之中，它与艺术教育、各门课程的教育乃至整个教育过程都有密切的关联。其四，在国内的美学原理著作中，审美教育常常作为第四块，附在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之后，可以说同样促进了审美教育的研究。

显然，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理论问题，作为教育政策，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审美教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教学实践，它与课程设计、教学手段、教学过程都有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它与教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学科皆息息相关。因此，对审美教育也就可以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就美学而言，主要是从理论的层面对审美教育进行研究的。

一　当代美育研究概况

“美育”一词，为蔡元培所首创。[※注]他在1901年写成的《哲学总论》一文中就提出了“美育”，他借鉴西方思想中的知、情、意三分以及伦理学、论理学、审美学的区划，提出：“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注]王国维在1903年所写《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同样将教育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并阐述了各自的价值与功用。在他看来，“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注]在随后写出的一系列文章，如《哲学辨惑》（1903）、《教育偶感四则》（1904）、《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去毒篇》（1906）、《教育家之希尔列尔》（1906）、《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霍恩氏之美育说》（1907）等文章中，都涉及了美育的问题。蔡元培不仅是一位美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对美育极力倡导，身体力行。他不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还在北京大学讲授了十年美学课程，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在北京大学设置了书法研究会、画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供学生自由选修。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借鉴康德、席勒等西方美学家的思想，提出了美育的问题，在当时基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要求，美育因而具有现代性视域下的启蒙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20世纪初叶，美育是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之宏伟工程的一个有机而合理的部分进入思想家和教育界的自觉选择与设计理念中的。”[※注]

正是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提倡，民国时期即将美育纳入了教育方针。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根据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注]此后这种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如蔡元培在1922年发表的《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指出：“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只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十年来，渐渐地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注]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审美教育在理念接受、理论研究、教学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后世的美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是延续民国时期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不过为时不长，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最高指示”将美育剔除于教育方针之外，成为此后很长时间的指导原则，其影响至今犹存，比如目前学校设立的“三好学生”，所谓“三好”，即指德、智、体而言。随着美育被排除在外，理论研究亦陷入停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虽热闹一时，未曾涉及美育问题。此一时期苏联美学的研究情况恰与中国美学形成了鲜明对比。二者所讨论的问题（美的本质、美感）、所形成的美学派别（中国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统一派、客观社会派四大派，苏联是自然派和社会派两大派）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审美教育却是苏联美学界讨论的一大问题，出版了多部相关论著。尽管对于美育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看法不尽相同，不过他们都意识到了美育的重要性，“苏联美学家们论证了美育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同德育、智育、体育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美育具有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科学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本身包括了其他教育的内容，而且直接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注]实际上，苏联美学界将审美教育纳入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范围之内，比如出版于1956年的《审美教育问题》一书中提道：“审美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注]相形之下，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美学界，对审美教育的探讨却是相对缺失的。就著作而言，似乎只有两种，温肇桐的《新美术与新美育》（1951）和蔡迪的《美育与体育》（1954）。1961年5月，《文汇报》曾组织过一次美育问题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美育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织部分，然而美育遭受冰封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文革”期间自然更是如此。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学研究开始复苏，并因其启蒙功能而迅速热起，审美教育问题亦相应地被再次提出，美学界开始呼吁重建审美教育的问题。如周扬在1980年5月26日《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中指出，要“大力普及科学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以及审美教育”。《文汇报》于1980年6月至9月期间发表了多篇美育文章，如《加强美育，提高审美能力》，蓝雨的《让青少年懂得真正的美》，古元的《要重视社会上美的教育问题》等。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上，许多学者积极倡议恢复美育。

就政策层面而言，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正式确立并非一帆风顺，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沿用的是德智体三育的提法。下面是新时期以来与教育方针有关的大事记：

1978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人才奠定基础。”

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教育方针。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可以看出，从1978年直至1995年的若干重要教育文件里面，对于教育方针的提法，皆是德、智、体三育，美育仍不见踪迹，不过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德、智、体之后加上了“等方面”三字。直至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都在人才培养中提出了“美”的要求。《决定》首次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将美育同德、智、体一起纳入国家教育方针。《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新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至此美育的地位方才正式确立。[※注]

美育研究开始步入正轨，相关论著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美育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美育》杂志的创刊，该刊物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后改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美育编辑部编辑，至1988年终刊，共出版46期，有效地促进了美育的研究。查中国期刊网，1978年至1990年间，以“美育”为题名的论文有541篇，以“审美教育”为题名的论文有132篇，1991年至2000年间，这一数量分别增至1781篇和547篇，2001年至2011年9月，相关论文数量更是激增为4808篇和2164篇。著作方面，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为例，1949年至2011年的美育类相关著作共有632本，其中，1949年至1978年的美育著作仅有两本，为温肇桐的《新美术和新美育》（1951）和蔡迪的《美育和体育》（1954），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量开始增多，仅80年代就有92本。

总起来看，美育著作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涉及美育原理研究，此类又可分为两小类，第一小类从美育自身的特性出发，着重探讨美育的性质、对象、功能、任务、原则和实施途径等问题，如杨恩寰主编的《审美教育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仇春霖主编的《美育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彭若芝编著的《美育简说》（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杜卫的《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易健的《现代美育研究》（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第二小类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著作更为自觉地进行美育理论的建构，提出了“美育学”的概念，如蒋冰海的《美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杜卫的《现代美育学导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美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曾繁仁等著的《现代美育理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皆属此类。

第二类为美育类教材，此类著作数量最多，尤其是1999年美育纳入教育方针之后，成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程，教材更是层出不穷。这类著作一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讲述美学原理，如美的本质、审美范畴、自然美、艺术美等问题，第二部分讲述美育理论，艺术欣赏等问题。以王英杰主编的《美育基础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为例，该书内容包括美育理论综述、形式美、社会美、自然美、科学技术美、艺术美综述、造型艺术美、综合艺术美、语言艺术美、表演艺术美等，差不多即是上述两部分的组合。此类写作模式对苏联的美育类教材有所借鉴，如1975年出版的苏联德廖莫夫等编的《美育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分为三编，第一编讲美学（美学的对象和任务、审美意识的本质、审美范畴等），第二编讲艺术（本质、种类、风格流派），这两编是美学原理讲述的内容，第三编讲美育（原则和任务、自然界和美育、美育和劳动、行为美和生活美学、教学过程中的美育、课外活动中的美育、家庭美育等）。

第三类为美育实践类著作，主要是学校教育中的美育研究，涉及少儿美育、中学美育、大学美育等，此类著作非常之多，如樊美筠的《儿童的审美发展》（台北爱的世界出版社1990年版），颜学琴的《儿童少年美育全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楼昔勇的《幼儿美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再如赵伶俐主编的“跨世纪美育科研成果书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包括《大美育系统论》、《幼儿园美育系统论》、《小学美育系统论》、《中学美育系统论》，后三本即属此列。“大学美育”类教材数量亦非常之多，如章新建的《大学生美育》（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杨辛的《大学美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王德岩等的《大学美育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陆元贵编著的《大学美育十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等。此类著作还包括各门课程与美育的相关研究。如王海龙等著的《语文教学·审美教育》（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张天喜等著的《语文美育教学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刘荧主编的《灵魂的在场：语文审美教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第四类为中西美育思想史研究。这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展开，至今成果颇丰，对中西方美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探讨。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研究著作包括，许有为编著的《中国美育简史》（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单世联、徐林祥的《中国美育史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聂振斌的《中国美育思想述要》（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袁济喜的《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钟仕伦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钟仕伦、李天道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祁海文的《礼乐教化——先秦美育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版）和《儒家乐教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中国近现代美育思想的研究著作包括：姚全兴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审美教育的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杨平的《多维视野中的美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杜卫的《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伶俐、汪宏等的《百年中国美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谭好哲、刘彦顺等人的《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彦顺的《走向现代形态美育学的建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孙世哲的《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郭勇的《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西方美育思想的研究著作包括：涂途的《西方美育史话》（红旗出版社1988年版）和《欧洲美育思想简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育德的《西方美育思想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天道主编的《西方美育思想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岳友熙的《追寻诗意的栖居：现代性与审美教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此外，还有中西美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如杨家友的《席勒与蔡元培的审美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第五类为泛美育类著作，美育理论、艺术欣赏、艺术教育等都涵盖在内。如方珊主编的“新世纪美育系列丛书”（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包括郑新兰的《天籁之声的奏鸣：音乐美》、王旭晓的《造化钟神秀：景观美》、王志敏和崔辰的《声音与光影的世界：影视美》、牛宏宝的《形与色的魔幻：绘画美》、林叶青的《粉墨话春秋：戏剧美》、杨桂青和赖配根的《文与字的神韵：文学美》、方珊等人的《多维的视象：雕塑美》、方珊的《诗意的栖居：建筑美》、方珊和王志钧的《技与艺的魅力：设计美》、宿志刚的《光影的诗篇：摄影美》、刘秀乡的《动作的旋律：舞蹈美》、丁伯奎的《线的艺术语言：书法美》、方珊的《新世纪美育》等。曾繁仁主编的“艺术审美教育书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005年版），包括张涵的《艺术生命学大纲》、马龙潜和杨杰的《知识经济与审美教育》、聂振斌的《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祁海文的《儒家乐教论》、王伟的《当代美国艺术教育研究》、王小舒和凌晨光的《审美艺术教育论》等。

总起来看，当代中国的美育研究在美育理论、美育思想史、美育实践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　美育的本质观

美育的本质、内涵、特点、功能、任务、意义，美育与德、智、体育之间的关系，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关系等问题，是美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以几本美学原理著作为例，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第九章“美感教育”，论及了美感教育的作用、特点和意义。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第十章“审美教育”，探讨了美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美育与人的塑造和美育的特点等问题。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介绍了审美教育的内涵、特征、实施原则、综合指标及个性审美发展与审美教育的实施等问题。杨恩寰主编的《美学引论》第十三章“审美教育”，探讨了审美教育的概念、内涵、功能等问题。朱立元主编的《美学》第六编“审美教育论”，考察了美育观的历史，美育的内涵、目的及特点，美育的功能及实施等问题。美学原理中对美育的讨论大体不出以上几个基本问题。下面以美育的本质为研究重点，来看当代中国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美育的看法主要还受苏联政治美学与工具论的影响，认为美育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与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具，将美育视为德育的附庸，将美育直接等同于艺术教育。80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摆脱了认识论与工具论的框架，美育研究步入正轨。如1981年出版的《美学》第三期上，发表了周扬的《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文中第四部分专论美育问题，题为“重视审美教育，加强美育研究”。其中观点虽还透着工具论意味，如指出“我们美育的内容要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其视野已相当开阔，对美育的功能与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指出美育和德、智、体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却又不可替代。周扬还认为“美育的形式应是多种多样的，不要把美育搞得太狭窄了”，并提出要重视学校美育工作。无疑，这些观点对美育研究及美育实践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期发表的还有赵宋光的《论美育的功能》、洪毅然的《论美育》和聂振斌的《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三篇美育论文。赵宋光在文中提出了“立美教育”，论述了“以美引真”的教学方法。洪毅然的文章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分析了美育与德育、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和家庭美育的问题。洪毅然认为美育虽以艺术为基本手段，但美育与艺术教育不能简单等同。这也是此后美学界的普遍认识。

1984年，蒋孔阳发表了《谈谈审美教育》一文，对审美教育进行了五点规定：第一，审美教育是一种娱乐的教育。他以孔子的“游于艺”和康德、席勒的“游戏说”为论据，提出应当重视游戏，重视人的娱乐生活。“重视人的娱乐生活，在娱乐生活中去培养人的审美爱好，去引导人，将人提高，应当是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注]第二，审美教育是一种爱美的教育。第三，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第四，审美教育是一种人品的教育。第五，审美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艺术的教育。他认为娱乐、爱美、情感和人品等方面的教育最集中地落实到艺术教育上。就这五个方面而言，蒋孔阳对艺术教育论述最多，似最重视。不过，由于所提第一点“娱乐的教育”在此前严肃得近于刻板的文化环境之下，实发人之未敢发，令人耳目一新。又加之当前关于“休闲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与之相关，所以这一点常被单提出来，“娱乐说”遂成为关于审美教育本质的一种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审美教育是情感教育。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皆持此说。如王国维认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善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注]蔡元培提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注]都是主张美育是情感教育。这种观点亦为新时期以来的众多学者所接受。如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中，提出美感教育的重点是情感教育。曾繁仁在《试论美育的本质》一文中，同样认可美育是情感教育的观点，他认为情感教育论从根本上为美育确立了独立的领域。曾繁仁提出：“美感体验就是人类艺术的掌握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即情感判断的能力，或者叫做审美力。而我们所说的美育，就是旨在通过美的形象的手段，培养人们具有这种对于客观现实的情感判断能力和审美能力。”[※注]在另一部著作中，曾繁仁进一步把审美教育的本质表述为：“美育作为情感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情感教育，而是一般非功利、非认识而以自由和创造力为特征的情感教育。”[※注]王世德在《美育教程》的导言中亦提到：“审美教育，主要是一种情感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要塑造和形成人们优美、高尚、健康、丰富的感情、趣味、心灵、精神境界。”[※注]

美育本质论的另一重要观点是美育的感性说和生命说。感性说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美育，其理论基础由来已久，根源于西方文化中的知、情、意三分，由于美学主掌感性一面，所以审美教育是一种感性的教育。而对于生命意识的强调，一方面借助的是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是西方现代美学，包括叔本华、尼采以及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它们推崇生命意识，批判现代性的弊端。杜卫所持的即是这种观点。他在《感性教育：美育的现代性命题》一文中指出：“感性是一个贯通了肉体和精神的个体性概念，它以情感为核心，所以美育被不少学者界定为‘情感教育’。但是，由于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情感只是感性的一种形式，不可能包含感性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因此，还是把美育界定为感性教育更为合适。由于感性涵盖了贯通肉体与精神的广阔领域，因此，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与传统的美育‘陶冶论’不同，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应该是一种发展论。”[※注]杜卫认为，首先，感性意味着生存的具体性，意味着重申以人为目的，强调个体的人的重要性。其次，感性意味着人的“肉体性”，即强调审美活动的生理基础。再次，感性意味着生命活力。感性以人的本能冲动和情感过程为特征，感性的发达意味着生命活力的充沛。樊美筠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对感性的压制出发来探讨审美教育，她认为“审美教育能够解决人的感性……所谓解放人的感性，主要是指美育能够将人的感性从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而美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它上述的感性品格有关。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是以人们对对象的直接感知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的感性不断敏感和丰富为目的的。”[※注]此外，王德胜在《当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审美教育》[※注]一文中，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对审美教育与人的生命意识的关系作出了阐释。他认为，强调人的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是当代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

此外，还有美育本质的人道主义说与人文精神说等，此处不再展开。[※注]

三　中西美育史研究

如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西美育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关成果非常之多。此处选择其中几本加以论述。

聂振斌对中国美育史多有研究，他在1993年即出版了《中国美育思想述要》，2004年又写出了《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前书对从古代以至近代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概述，后书对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后书为例，对于中国古代美育，该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美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美育思想史。因为中国古代的先贤们谈美、谈艺术，大都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以鉴赏的眼光，注重美和艺术的功能、作用，以便用于教育实践，而不愿对美和艺术作纯学术研究，一般地都不去追问美和艺术的抽象本质，而是追求一种美的自由境界，或塑造一种超尘脱俗的高尚人格。”[※注]该书将礼乐视为中国美育的源头，高度肯定礼乐在中国美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引论部分，聂振斌论述了礼乐文化的起源，礼乐在西周教育中的功能和意义，春秋初期礼乐理论的形成以及相关理论（如礼与仪、乐的关系，和与同、美与善、气论与阴阳五行），礼乐文化与艺术的原创精神等问题，对礼乐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接下来，该书将先秦至清代的美育思想分成“原本篇：儒家美育思想及道墨法的批判”和“发展篇：儒道释并行互渗与美育思想的发展演变”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诸子时期，第二阶段为由汉至清。作者将儒家美育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美育的主导思想。书中提出：“从美育的角度而言，惟有儒家积极提倡、充分肯定，并贯彻在自己的教育的实践中，其他各家或者未涉及，或者虽涉及却持批判否定态度。”[※注]基于此种判断，“原本篇”以五章篇幅，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及儒家经典《易传》、《乐记》的美育思想进入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孔子在美育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以高度肯定。而道墨法三家则合为一章，探讨了此三家对儒家美育思想的批判。“发展篇”对各个时代的论述，是以“儒教”为中心建立的，如各章标题所示：“儒教独尊与两汉美育思想”、“儒教失落与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儒教复兴与隋唐五代美育思想”、“儒教的本体追求与宋元美育思想”、“儒教的内在冲突与明清美育思想”。由于作者认为中国美学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美育思想史，所以纳入美育思想范围的，除了历朝各代与礼乐教化有关的论述外，其他多为诗论、文论、书论、画论等文艺理论。以宋代美育思想为例，作者前两节对宋代的风教及艺术审美思想进行了概论，然后分别探讨了书法理论、绘画理论、欧阳修和苏轼的文论、理学的审美教育思想、宋代的诗话以及元好问和方回的诗文理论。显然，这种写法与中国美学思想史是很有共同之处的。另外，像钟士伦、李天道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简史》，钟士伦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亦有着类似的写作方式，即将中国美育思想史差不多等同于中国美学史。

与聂振斌将儒家美育思想视为中国美育思想的主导不同，袁济喜在《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一书中更倾向于儒道并重。比如作者在论述老庄的美育思想时指出：“老子与庄子，是中国古代自然主义美育观的开创者。他们基于天道自然、任从真性的美育观，与儒家强调以仁为本、注重教化的美育观截然相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艺术与审美是人的自由真性展示的命题。”[※注]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概述了由上古以至明清的传统美育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对“六艺之教”的由来及如何实行进行了分析。在第二编中，作者以传统人格为中心，对传统美育进行了多维透视，分别探讨了人格境界与审美精神、自然美与人格培养、艺术美与人格陶冶、传统美育与审美心理、传统美育的实施途径等问题。第三编考察了传统美育的现代转型问题，作者对传统美育在近代启蒙思潮中的功能与转变，美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的发展困境，以及美育在当代社会的遭际等问题展开了分析。作者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不无忧虑，并希图美育对于当代人格建构能够有所作为。

杜卫的《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一书，采用了把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置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的研究方法，以及“接受—影响”的比较研究方法，选取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三位美学家进行研究。该书认为三人的美育思想都体现了一种“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是吸收了西方审美无利害观念和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思想，又结合当时所面临的启蒙问题而形成的。审美功利主义不排斥审美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而是强调美育内在地涵养国人德性的作用。究其原因，是由于感性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导致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走向“审美功利主义”。

谭好哲、刘彦顺等人的《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共分三编，第一编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及发展趋向，第二、三编以人物为线索，探讨了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王统照、张竞生、丰子恺、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蒋孔阳、曾繁仁等人的美育思想，挖掘了此前学界较少涉猎的人物，不乏开拓意义。该书对中国现代美育作了这样的论断：“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滥觞，首先不是缘于对古代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动因，起于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时代局势，同时也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就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具体观念和内容而言，首先是西方相关思想的移植和汲取，其次才是基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教育背景以及美学和艺术研究状况的改造、转化与创新。换言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项自觉设计的‘现代性’工程浮出历史地平线的。从社会语境上看，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追求相匹配；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它以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知识诉求为精神支撑。”[※注]作者以思想史的视野，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来把握现代美育，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此外，还有美育心理学、审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整体而言，当代美学界对美育思想史、美育理论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美育研究与美育实践存在着脱离的现象，对于美育实施的制度、方法、途径等问题的研究尚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