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无疑已经成为了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最大热点，参与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关注程度之甚、双方论争之烈，都构成了此前相对沉寂的美学界许久没有了的热闹景致。《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学术月刊》、《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开辟专栏发表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两百多篇的论文作出探讨。尽管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趋于尘埃落定，但是，关于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所引发的深入思考却仍在持续，那就是目前美学界正在掀起的“新世纪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的更为深层的研究。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最初是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视觉文化与媒介研究相关的，而在西方学界，它最开始是同社会学研究相连的。有趣的是，欧美的美学界却对于另一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似乎并不如中国人那般熟悉，因为美学界的主流仍对于文化研究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个命题，最初是由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的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提出来的。当然，这个话题已从社会学范畴走了出来，并由此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日常生活审美化”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的特定内容，它常常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边界崩溃”的问题直接相关。[※注]

有趣的是，在中国美学界这个话题却成为了热点，这同欧美学界所探讨的“日常生活美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该话题在中国的最早提出是在2002年：“传统美学的超越性也被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生活化所消解。传统美学的趣味分层，造成了雅俗分圈即高级文化与日常文化的绝对分殊。……但大众文化则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现实趋势，这已为社会学家费德斯通所充分关注。这种趋势就总体而言，主要就是大众审美文化的泛化，特别是‘类像’的生产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包围，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化的现实生活。此外，先锋艺术和精英文化品也积极介入大众文化，如波普艺术对现实生活的照搬便是如此；同时，大众文化也吸纳着精英文化，如许多世界名画经过复制再绘而出现在大众文化产品上，我们可称这一趋向为‘艺术生活化’。相反，还有一种‘生活艺术化’趋向，这表现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可见，‘审美与日常生活同一’的趋向，同传统美学的孑然超验、拒绝俗化并不相同。”[※注]

关于这个美学热点的真正起点，应该说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所隆重推出的“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笔谈。正如该专题的编者小识《“生活”概念、生活转型、日常生活的文艺学》所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恰恰是应合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向，这种“‘生活转型’同样发生于这个新世纪之交，不同于上世纪初由古代传统向现代性中国的生活转型，这个新世纪之交的‘生活’，我们说的是当前中国的整体性的‘生活’，正在被具有全球化趋向的以电脑、网络、移动通信、电视为科技基础的‘光电技术’重新组织和整合，被经济贸易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普适性重新加以组织和整合，它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压力下平添了‘中国化’的自警和自觉，在对小康的富足感的‘赶超’压力下增加了知识文化消费及其过剩性、强制性、平庸性的困惑，一切在被市场衡称过后，文化经典也具有了平凡性、日常性，更何况伪经典的肆行；广告使夸饰和梦想盛行，影像网络使虚拟和真实混同”，在这些深度描述之后，最后的总结陈词则是——“无论如何，就文艺而言，在文艺更加‘迎合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生活化’之后，生活也更加文艺化了”！[※注]

在2003年的笔谈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讨论会，随后《艺术研究》2004年第1期继续发表了一组“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的笔谈，从而逐渐扩大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专题的影响。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召开了“文艺学的边界”学术会议，集中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和文艺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同年6月，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召开“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艺学的边界依然是讨论热点。同年10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艺争鸣》杂志社协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同样聚焦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

在《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的专题上，集中推出了7篇文章，分别是王德胜的《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金元浦的《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朱国华的《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魏家川的《有关身体的日常语汇的审美生活分析》、阎景娟的《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黄应全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此外，还刊登了一个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讨论纪实《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正是这组具有冲击力的笔谈，引发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或者说点燃了中国美学界和文艺学界关于该话题论争的导火索。

王德胜提出以“视像与快感”来理解这样一种新的“美学现实”，这是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极为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日常生活审美化”非常具体地从一种理性主义的超凡脱俗的精神理想，蜕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生活享受。根据视觉文化转向的逻辑，王德胜认为，人的日常生活把精神的美学改写成为一种“眼睛的美学”，视觉感受的扩张不仅造就了人在今天的“审美/艺术”想象，同样也现实地抹平了日常生活与审美/艺术的精神价值沟壑。视像与快感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关系，由此建立起一种所谓的“新的美学原则”：视像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注]所以，按照这种极端的观点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具有严格界限的：在这样一种极端视觉化了的美学现实中，与人在日常生活里的视觉满足和满足欲望直接相关的“视像”的生产与消费，便成为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核心。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的具体结果和直接对象，视像的生产根本上源自于我们时代对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快感的高涨欲求和热情追逐。

金元浦通过自问自答的形式，将传统的审美性/文学性视为“蛋糕上的酥皮”，从而最为全面地解析了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他提出问题（1）对于文艺学或文艺美学来说，审美性、文学性今天是否还是区别文学艺术与非文学艺术的最重要的或唯一的特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2）什么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向非文学的扩张？“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说在当今社会中，原先被认为是美的集中体现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经典的（古典的）艺术门类，特别是以高雅艺术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精英艺术已经不再占据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经典艺术所追求的审美性、文学性则从艺术的象牙之塔中悄然坠落，风光不再，而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准审美的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则蓬勃兴起。美不在虚无缥缈间，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诗意就在楼盘销售的广告间，美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而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注]问题（3）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的社会化扩张？答案是，首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问题（4）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出“美是生活”，它与今天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有什么不同？显然文化与社会的变迁使得传统的美学语境与今日迥异。问题（5）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对文学艺术有什么意义，什么影响？答案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问题（6）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是如何实现的？答案则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是在当代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通过产业化和高新技术实现的，这主要与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是直接相关的。

黄应全不仅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国当代美学中的“美学泛化”区分开来，而且，又直接将“美学泛化”的中西不同语境区分开来。他认为，当代中国的“美学泛化”并非指20世纪早已有过的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生活艺术化”问题，而是特指中国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前苏联强烈影响下）形成的“美的泛化”问题，或者称之为“泛美学”问题更为准确。[※注]然而，使用在这种“泛美学”传统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大杂烩美学”，既不能解释常规的审美现象（如艺术），更不能解释新兴的审美现象（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说明，旧的美学传统已经说明不了当代的审美现实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确实意味着“美学泛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绝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美学当中存在的那种“美学泛化”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见，“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从一开始提出，就已经被“中国化”了。但是，毋庸置疑，该话题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位西方学者，一位就是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另一位则是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费瑟斯通1991年英文专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中文版，[※注]韦尔施1997年英文专著《重构美学》的中文版，[※注]成为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探讨的重要的外来资源，但是，前者所用的术语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后者所用的术语则是“当代审美泛化过程”（contemporary aestheticization processes）。但是，需要辩明的是，许多论者根据《重构美学》的中文译名认为美学需要重构，但实际上原名Undoing Aesthetics更多意味着对于传统美学的拆解与破坏。然而，在西方学界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仍大有人在，“在西方学术界，是韦尔施、波德里亚、费瑟斯通和波兹曼等人建构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理论，其中的核心论题是图像化和审美化，以至我们可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图像—审美化’，图像的增殖造成了普遍的‘审美化’。但是另有一些理论家的重要论述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包括费尔巴哈、杰姆逊、桑塔格等，[※注]理应从各为全面的角度来加以接受欧美的相关思想。

实际上，如果仅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全方位描述的角度来看，这种“审美泛化”可以用表格来勘定其基本结构（见下表）：[※注]

“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的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后来还有文化工业来推波助澜）。但还有另外一种“深度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深度的审美化”则显然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囿于精英层面的“深度的审美化”，另一种则是仍归属于大众的“深度的审美化”。在精英文化的层面上，“深度的审美化”特别显现为少数哲学家们所寻求的独特的“审美的生活”。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Simulacrum）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

实际上，无论是费瑟斯通还是韦尔施都曾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抑或“审美泛化”作出层次上的解析。费瑟斯通主要是囿于社会变迁的领域，他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当中认定，“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包括三个层面：⑴艺术亚文化的兴起（以达达主义、先锋派艺术和超现实运动为代表）；⑵生活转化为艺术品，也就是指追求生活方式的风格化与审美化；⑶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的泛滥。韦尔施所曾提出“审美泛化”的四个渐进的层次，则更具有哲学意味，他在《重构美学》当中直言“审美泛化”不仅仅就是⑴“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和⑵技术和传媒对社会现实的审美化，而且还包括：⑶生活实践态度与道德的审美化；⑷与之相关的“认识论”的审美化。

然而，当我们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审美日常生活化”这个纯美学问题，回复到哲理性的反思的美学学科本身，反倒可以不必纠结于社会学和文艺学层面所丛聚着的龃龉，而直接去面对问题本身，这就可以划清美学与文艺学及其文化研究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基本界限。

但无论怎样说，当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都可以被界分为两个逆向互动的过程，如果仅仅就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而论，这两个最基本的层面：一个是艺术大量地介入到日常生活；另一个则是日常生活得以审美化。如果更抽象地言说，前者就是“艺术日常生活化”，后者则是“日常生活艺术化”。谈到生活艺术化问题，往往在中国学界会引发混淆，那就是与传统社会的“审美化”传统纠缠到一起，但后者只是囿于少数贵族精英或士大夫阶层的独特现象。即使是从近代中国美学家开始的“生活艺术化”的传统，也只是个人行为或小圈子的群体行为，而并不具有大众性与普及性。与此这两种古代与近代以来的传统不同，当代审美泛化则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构性、全方位的社会变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最早在西方被提出的时候，就已经被作出了。费瑟斯通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题演讲，被认为是最早明确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而波德里亚在他的法文著作当中实际上更早地使用了“审美化”的概念），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解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艺术和审美进入日常生活，被日常生活化；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大工业批量生产中的产品以及环境被审美化。

中国学者则更多是从批判的态度上来加以区分的。鲁枢元首先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倡者们混淆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两个口号，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两个口号的理解：“审美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的、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做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甚至是对以往的人文历史的终结。“审美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但是价值指向是不同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注]张天曦也曾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时包含两个方向相反、结果却相同的事实，一是现实物质生活领域中渗入了越来越多的精神享受、审美因素；二是审美走出传统艺术领域，正以更丰富、朴实的方式融入公众日常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注]

王德胜发表《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一文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作出辩护，他指出康德以降的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了消极影响，使得人们在对“审美”的思考当中，将鲍姆嘉通命名“Aesthetics”时所原有的“感性”语义要素加以忽略。感性存在本来就是人类审美的基本前提，人的感性实现是美学的基本出发点。人的存在包括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必须尊重正当感性利益、现实生活快乐等内在需要，警惕理性权利对于人的感性生存的窒息。实际上，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捡拾理性的规则，但这并不等于拒绝理性、拒绝理性的合理性。[※注]所以，该文得出结论说，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感性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

毛崇杰在《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中，回到对鲍姆嘉通的“Aesthetics”的基本理解，他认为将之仅仅视为“感性学”那也是一种误读。“感性学”的真实含义并不能被阐释为“在认识之外”与“排斥理性”，所谓回到“感性学”的观点只是在字面上的借用，其所设定的“强大的理想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更是一种理论的虚构。这种通过“祭拜鲍姆加通”来“颠覆康德”的方式，其实乃是让鲍姆加通去承担把美学片面地主观感性化与欲望化的责任，这恰恰是向现代与后现代的非理想主义的倒退。进而，这种“知识论”阐释上的严重错位，更可以被视为“价值论”颠倒的某种策略而已。这是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主要只是文化消费主义一种‘建构’姿态的颠覆谋略，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其主要哲学基础仍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注]

“日常生活审美化”所造就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确得到了许多论者的批驳与反对。凸显当代审美的快感的一面，并将之作为充分表征了当前时代的感性特征，被反对者认定是倒退到了经验主义式的“快感说”的窠臼，还有反对者认定理应重新高扬“审美”内涵中的超越维度，但是他们都隐约地看到，新的美学原则其实所反击的乃是“康德这位世纪美学家的信仰”。但是，经过论争双方的几轮交锋下来，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审美观念需要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以重构，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本身已经对既有美学观念造成了冲击，美学也要适用新的时代作出积极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恰恰是在良性的论争当中得以推进的。绝大多数的论者认为，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是美学的大势所趋，但是，恰恰要趋利避害地来看待这个热点问题：比如张玉能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区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市井化三个向度，主张遏制市井化，引导大众化，规范精英化；再如杨春时承认大众审美文化具有民主化、大众化和消费性、低俗性的两面性，应同时展开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并不放弃审美的超越性与批判性的基础。

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确带来了美学的变革。刘悦笛在《“生活美学”的兴起与康德美学的黄昏》中提出，“生活美学”兴起的同时，就走向了康德美学的黄昏。在康德所处的“文化神圣化”的时代，建构起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自有其合法性。但是，“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可能得到撒播，所造成的后果是，艺术不再与日常生活发生直接的关联。在中国“后实践美学”虽借海德格尔来反对“实践美学”，但它的基本理论预设仍是康德式的，这与以李泽厚先生领衔的实践美学实际上如出一辙。所以，“生活美学”与康德美学这种新与旧的交锋就在于：⑴“生活实用的审美化”对“审美非功利性”；⑵“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⑶“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体”对“审美经验的孤立主义”。[※注]而“生活美学”这种崭新的美学本体论观念，无疑是顺应新的历史语境而产生出来的，它需要解构的最大敌手就是“康德美学”。

高建平在《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一文中认为，回到杜威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这种回到生活的美学主流趋势。“日常生活审美化观点”的起源其实早已有之，这是个被主流美学所压制但却一直存在着的传统。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杜威的美学。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书，从这样的一个前提出发：人们关于艺术的经验并不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经验截然不同的另一类经验。杜威要寻找艺术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艺术与非艺术、精英艺术与通俗大众艺术之间的连续性，反对将它们分隔开来。[※注]作者认为，在20世纪中叶后占国际美学主流的分析美学固然反对康德哲学，但它恰恰是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将美学定义为元批评，分析美学导致了一种美学上的间接性，使美学脱离生活、实践、艺术和大众。过去的种种美学都从公认的艺术作品出发，这种出发点是错误的。杜威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发现了一种集中的、按照自身的规律而走向完满、事后也使人难忘的经验。然而，西方分析美学的绝对主流最终形成反弹，推动了美学向着感性和日常生活的回归，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兴起的国际美学新潮流。

周宪在《“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中认为，有理由相信，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这个语境就是“消费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和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仔细考量这个概念的流行，一方面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沛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关系密切。“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始终与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第一个关键词是“体验”；第二个关键词是“品味”（“趣味”、“格调”或其他“家族相似”的概念）。不难发现，当代消费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消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越发地倾向于消费性的愉悦“体验”。显然，这里已可以深刻地触及审美化的一个内在悖论：从美学本身的追求来看，人类大同是最终目标，所有人的审美化才是真正的审美化。但是，在一个存在着显著社会分层的社会里，并不存在这样理想的审美化。而当代中国大众媒体和市场营销中所提倡“审美化”，说到底是一个中产阶级品味及其生活方式的表现。[※注]

李西建在《消费时代的审美问题——兼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的思考》当中认为，消费时代人类审美的重要表征是转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其核心是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及价值形态的重建。关键是如何看待消费时代的审美及消费时代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消费时代人类审美的集中体现，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它表达了人类审美的一种新的价值趋向，即趋向个体的日常生活过程，趋向人类现实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从某种意义讲，当代审美文化就是指一种消费形态的文化，一种重建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及自由度的文化。应该说，日常生活形态及过程代表了人类存在之根。人类生存的“在家感”、“归宿感”是以日常生活为基本寓所。由于日常生活代表了个体生存的真实状态，是个体生活质量的客观体现，因而是审美活动关注的重要领域，也代表了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论转向。[※注]

陆扬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中，回到学术层面看问题，认为美学这门在中国曾经热火得异乎寻常的学科在稍经冷静之后，要重新来为这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构思出理论阐释。以往的美学一心建构包罗万象的理论骨架，力图将自然、艺术和社会，总而言之从感性到理性的种种领域都一网打尽。但美学从来是有它的特殊对象，严格来说，它原本是建立在压抑和规范欲望的前提之上。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如果没有美学，启蒙运动的理性就无法延展到例如欲望和修辞这些至关重要的区域。美学可以说是使理性权力本身审美化，使之渗透到经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让启蒙理性体现出合乎人性要求的力量。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基于现代理性和欲望的对立，把欲望变成是动物性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被认为就在于他能够用审美态度观照对象而不是占有，这才是更新的美学所要为之的事情。[※注]

彭锋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当中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所以成为当今美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原因在于审美化明显僭越了自身的边界。按照经典哲学的划分，审美化应该局限在艺术领域，与其他领域比如说认识论领域和伦理学领域无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审美超越艺术领域的界限而进入认识论和伦理学领域。这种僭越的合法性需要解释，它在实践上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的价值需要检验，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争论。日常生活审美化必将走向自身的反面，因为它实际上是以美的名义扼杀我们的审美敏感力，其所造成的“平均美”反过来追逐消费者，消费者不需要投入任何积极的努力，只需完全放松就可以消费它。[※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平均美”扼杀了审美感悟力，所以日常生活审美化需要得到批判。

总而言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吹响了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第一声号角，因为，这一崭新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出场，既强烈地冲击了既有的中国美学观念，也预示着新的美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出现。“生活美学”是中西方近十年来同时兴起的美学新潮，它本身就是美学多元化的产物。美学从关注艺术、环境进而开始关注生活、回归生活，形成了新世纪国际美学界的“生活论转向”。[※注]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生活美学”除了要汲取诸如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养分外，更要在东西美学的互动中分享国际美学的最新成果。中国美学本身就蕴涵着最为丰富的生活审美化的历史传统，在“生活美学”方兴未艾的新时期，中国美学自身的这种优势有利于将中国美学研究推向世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