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然的《宋代美学思潮》（1997）延续其《唐代美学思潮》的思路，将宋代美学分为发端、勃兴、展开、激荡、新变和高峰六个时期，不过，此一分期只是依照一种逻辑的顺序，而无法像唐代那样给出明确的界说。大体说来，北宋初年是发端期，接下来是勃兴和展开期，北宋末年是激荡期，南宋初期为新变期，南宋后期为高峰期。作者还是以宋人的诗词文章、艺术作品、文艺理论、历史事件、哲学思潮等为材料，探讨各个时期的审美趣味、审美心理的特点与演变。作者指出：“宋代美学思潮的出色之处，还不仅在于北宋书斋美学自成一派的独立风格，而且在于进入南宋以后没有走上一落千丈的下跌之路，从而显示出宋人审美心理的成熟。它既表现为诗、词、画等艺术部门的高度成熟，也表现由北宋周敦颐、二程传到朱熹的新儒学——理学思想，在美学领域取得统治地位；更表现为宋代的诗歌理论，经过前后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终于摆脱了江西诗派流风的影响，从传授初学门径进到探讨诗歌规律，最终由严羽的《沧浪诗话》登上了前人所未及的理论高峰。”[※注]

郑苏淮的《宋代美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十六章的篇幅，论述了宋代的美学思想，包括：理学家的美学思想，两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基本囊括在内，如北宋时期的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南宋时期的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人；文学家的美学思想，如北宋早期的智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绘画美学思想，以画论类著作为主，涉及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郭熙的《林泉高致》、郭思的《画论》、释华光的《华光梅谱》、董逌的《广川画跋》、邓椿的《画继》、韩纯全的《山水纯全集》；诗歌美学思想，以诗话类著作为主，包括张戒的《岁寒堂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以及严羽的《沧浪诗话》；还论述了王灼的戏曲美学思想，杨万里、沈义父的音乐美学思想，还有张炎的词美学思想。整体看来，《宋代美学思想史》可纳入通史写作中的美学范畴史类型，与叶朗等人的写法类似，即拈出思想家或文艺理论著作中的相关文字，尤其是以基本概念、范畴或命题为主的文字加以论述。作者宋代理学家的美学思想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作者还探讨了一些以往被学界所忽视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尤其是画论思想，如释华光的《华光梅谱》，韩纯全的《山水纯全集》等。

吴功正的《宋代美学史》（2007）共分五编，第一编讲宋代美学的时代背景，第二编论北宋美学，第三编论南宋美学，第四编论门类美学，第五编论金元美学。关于理学与美学，吴功正不像郑苏淮那样大篇幅地分析理学家的美学思想，他从审美本体论、审美心态和审美范畴三个角度对理学美学进行了探讨，认为理、气这两个宋代理学本体进入了审美的本体，理学使宋人的审美心态成为内敛的，他特别提出了“涵泳”这一美学范畴。南宋理学家中，探讨了朱熹与严羽的美学思想。吴功正还是将重点落在了他所擅长的文学美学上，如第二编将北宋分成初中晚三期，论述了各个时代的诗美学与词美学，注重对诗词作品的体验式解读，分析作品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技巧，发现作者的审美心态，揭示时代的美学精神。其次是门类美学，作者探讨了小说和戏曲美学、建筑和园林美学、书法美学、美术美学、体育、百戏、音乐、舞蹈美学，内容丰富全面。吴功正还对学界较少涉猎的金元美学进行了专章探讨，涉及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文学美学和书画美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元代美学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元代美学在绘画、散曲、杂剧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元代社会、文化精神与美学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整合，如审美领域、美学精神、复古思潮、心学—美学等；元代美学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元代美学之于明清美学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刘方是对中国美学与宋代美学用功较多的一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诗性栖居的冥思——中国禅宗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生命的诗性之思——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巴蜀书社2003年版）、《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巴蜀书社2005年版）、《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和《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从书名即可知道，他的宋代美学研究可纳入审美文化史的书写类型，不过其书亦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尤其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革新之上。

刘方的《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不满足于既往的中国美学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创新，“结合、借鉴、吸收现代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一些新方法，努力融通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以及区域文化、社会心理、士大夫群体等多方面的知识理论，力求突破中国美学史研究长期以来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而脱离孕育理论思想的特定文化土壤的理论研究模式，代之以研究特定文化思想与它形成美学思想之间的各种复杂动态的关系、影响与互渗”[※注]。他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观念，提出了“宋型文化”的概念，并提出宋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是由精神内核、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三个层次文化建构的产物。该书的第二至四章即对这三个层面展开了分析，宋代理学构成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层，作者认为宋儒处于一种“困境意识”之中，导致了宋代精神文化向内在的转向。此时的文化崇“理”崇“道”，导致了宋代美学崇尚理性和理趣的精神特色。作者以科举制度为例对宋代文化的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制度对于宋代美学的人文旨趣和书卷精神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第四章论述了宋型文化的物质层面，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城市的繁荣构成了宋代文化的物质基础。接下来的数章，第五章从唐五代的信仰危机分析了宋代美学推崇审美人格的成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析了宋代美学对理想审美人格的重建及理想审美人格的典范建构，第八至第十章探讨了宋代的隐逸文化，第十一至十三章论述了禅宗美学的相关问题，包括从宗教禅到美学禅的演变，宋代禅宗美学的重要范畴与方法等，第十四至第十六章对宋代绘画美学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王维绘画的升格及其与宋代审美文化语境和审美观念的变迁，宫廷绘画的娱乐化、制度化及其审美流变等问题。

在《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一书中，刘方的研究方法革新意识更显鲜明，他对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长期以来，我们的美学研究已经习惯于将研究对象抽离出产生他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且将具有丰富内涵的研究对象，抽象为符合西方理论研究标准的干巴巴的几个条目”[※注]。他提出：“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开启那些被长期遮蔽了的中国审美文化独特内容的论域，以新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从文化视野、内在理路来思考。在历史的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和多重叙事线索中，研究宋代审美文化新变。”[※注]他所用的新方法，主要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深描”理论以及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强调语境研究与整体性视角，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则将文化视为一种解释，将这些方法运用到宋代美学研究中时，就是“将宋代出现的审美文化现象，不是看成已然存在之物，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新产生出来的，从而追问和思考其为何产生？又是如何产生？思考影响其产生的诸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而非将特定审美文化现象视为孤立存在之物”[※注]。在本书中，作者重点考察了三个主题：一是解析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包括宋遗民及南宋末年的僧人群体，对严光隐士形象的重新建构与不断重塑过程，指出他们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追求。二是探讨了宋代市民审美文化的崛起与繁荣，作者通过对宋代城市制度变革的分析指出，宋代城市功能转向经济与商业，这为市民审美文化的勃兴提供了舞台。作者依据宋代笔记、诗文、小说等文献，对日常生活中的汴京都市意象、市民文学中的北宋东京大众审美文化与娱乐空间、节庆与市民娱乐空间以及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与市民梦想的都市书写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三是考察了宋代出版业与审美文化的关系，作者分析了宋代印刷媒介的发达与出版文化的繁荣，出版的繁荣对宋代文学创作、传播、阅读等方面的影响、宋人文集的刊刻、出版对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的改变、坊刻出版对宋代文学的风尚与发展走向的影响以及新型的文学生产的产生等问题。这几个问题较少受到中国美学研究者的关注，作者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并进行了新的探讨，这一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