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研究，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始终是“逻辑在先”的。这是因为美学本来就是来自西欧的一门学问，它来到中国必然经过“中国化”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这是一种更广义的“比较研究”）还是形成“中国的”美学思想，西方美学都是不可绕过去的最重要的资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属于“散兵游勇”的状态，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却出现了“集中兵力”进行研究的趋势，这就形成了所谓“西方美学史”这个重要的美学学科方向。本章一方面聚焦于“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的撰写和叙事，另一方面着重在研究从古典到近代的西方美学研究成果，此外“东方美学史”也被列入本章，因为东方美学史恰恰是与西方美学史“相对照”而出现的。

第一节 历史撰写中国化的“朱光潜模式”

真正全面论述“西方美学史”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朱光潜于1963年3月23日在《文汇报》发表的《美学史的对象、意义和研究方法》，[※注]这篇未曾收入朱光潜旧版全集的文章，经过笔者的对照发现，基本上是后来成书的《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部分的学术缩写版本。更早是在1961年8月13日《文汇报》上，朱光潜还曾发表《怎样整理美学遗产》一文，对于美学史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到了1978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朱光潜又撰写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一文，对于自己的美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并重在质疑与重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美学的适用性。[※注]

从《美学史的对象、意义和研究方法》这篇文章开始，朱光潜最终确定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从学科独立来看，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从历史发展看，西方美学思想始终侧重在“文艺理论”，也是“根据文艺创作实践作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创作实践”。然后，按照朱光潜所接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由于美学也要符合“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回到实践”这条规律，所以，美学就必然要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方面的问题，美学必然主要地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艺术美”是美的“最高度集中的表现”，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文艺也应该是美学的“主要对象”。当然，朱光潜所虚心接受并服膺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其指导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显然，历史唯物主义较之辩证唯物主义更适用于历史的撰写，所以，朱光潜认定研究美学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南。[※注]

在《西方美学史》成书之前，朱光潜发表了多篇后来成为美学史著作主要构成部分的文章，主要包括《克罗齐美学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黑格尔美学的基本原理》和《黑格尔美学体系》（《哲学研究》1959年第8、9期）、《莱辛的〈拉奥孔〉》（《文艺报》1961年第1期）、《狄德罗对艺术与自然的看法》（《光明日报》1961年2月23日）、《亚里斯多德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黑格尔美学的评价》（《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5期）、《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维柯的美学思想》（《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席勒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除了《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译文》1958年第5期）之外，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都在《西方美学史》当中得以充分展开。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上册于1963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下册于1964年8月首版，1979年上、下两册经过修订后，6月上册出二版，11月下册出二版，这也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此后不断被再版与翻印，其余的出版社也纷纷出版这本经典著作。这本美学史从一开始就满足了高校文科教学与学术启蒙的需要，被誉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教材，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写成的《西方美学史》”，而且，“善于从全局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和评价每一个美学家和每一个美学问题”。[※注]该书的成书过程是这样的：任职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朱光潜1961年应哲学系的需要，为培训讲授美学课的教师而特设美学专业班授课，遂开始编写西方美学史讲义；196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文科教材会议，组织编写美学概论、西方美学史与中国美学史教材，并将西方美学史列入教材编写规划。朱光潜由此根据自己编写的讲义、学习笔记和资料译稿，编写出了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从历史上来看，世界上第一部美学史专著德国人科莱尔（Koller）1799年出版的《美学史草稿》也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贝特尤斯1747年出版《艺术美的体系》则尚未形成完整的历史体系），这本叙述到18世纪的美学史的撰写目的，就是为了给德国大学生们指明“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一份明晰的纲要”，朱光潜的美学史也是如此。当然，齐默尔曼（Zimermann）1858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三卷本《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通常也被西方学界当做开创美学史的首部著作，它所强调的哲学视角一直在后来的美学史当中（包括朱光潜的相关著述里面）所贯穿下来。

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第二部分是17、18世纪和启蒙运动，第三部分则为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前苏格拉底时期一直贯穿到克罗齐时代，可谓是贯通古今的简要通史。相比较而言，美国分析美学家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1966年首版的《从古希腊到现在的美学史——一段简史》（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the Present：A Short History），[※注]无论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美学史的价值与影响观之，它在欧美的美学界之地位颇有点类似于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在中国的位置。当然，比尔兹利以分析美学家独特的明晰性言简意赅地梳理了整个西方美学史，这部“简史”在当时也是“全史”，不同于朱光潜写到20世纪初就戛然而止，比尔兹利从美学的起源一直写到出书的20世纪60年代。朱光潜并未写完整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社会原因即所谓“现代资产阶级美学”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因而尼采与叔本华美学就被回避了），二是由于当时学界只向苏联开放从而脱离了国际美学发展的主流，朱光潜更愿意驾轻就熟地写作他留学期间所学到的美学思想。如果进一步比照就会发现：朱光潜的历史写作的确具有中国化的风格与特质，它既不同于苏联的美学史撰写范式，也不同于欧美的美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

实际上，对中国美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的翻译过来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产生影响，这些美学史的一部分是来自苏联的美学家，其中有非常出色地梳理了历史材料的奥夫相尼科夫（又译奥夫襄尼科夫）的《美学思想史》（吴安迪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善于采取辩证批判态度的舍斯塔科夫的《美学史纲》（樊莘森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另一部分是来自欧美的美学家，其中，最为流行并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的《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初版），其由于黑格尔化的色彩而被中国学者广为接受，他的《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早就被翻译出版了。尽管鲍桑葵本人在其规划的初衷里面视美学史为深植于各个时代的生活之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他却主要面对的是经过思想家们整理过后的思辨理论，正如他对于希腊美学的“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审美（形式）原则”的归纳一样，他的书写方式始终是哲学抽象化的。

在中国美学界，影响最大的还是被当做美学史兼艺术史来读的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这本由黑格尔的学生霍托（Heinrich Gustar Hotho）根据听课笔记并核对于黑格尔本人的授课提纲编纂而成的书，德文版于1835年至1838年分三卷出版，在中国被朱光潜主要借助英文并参照德文翻译出版，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当中，共历时三年才得以全部完成：1979年1月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1979年11月出版社了第三卷的上册，1981年7月才出版了第三卷的下册。以朱光潜的笔调翻译过来的《美学讲演录》三卷，在中国美学界的翻译著作当中产生了最为巨大的内在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对西方美学的基本理解，而且也深入到了对于美学原理的主流建设当中。

相比较之下，由于深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较之鲍桑葵更晚近的美学史似乎影响就没有前者那么深远，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1902年出版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由于过于关注于语言问题而偏离了大众的期待视野，美国学者吉尔伯特（K. E. Gilbert）和库恩（H. Kuhn）的《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出版于1939年的纽约，在当时可以说是最新近的美学史，但是这本专著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更多在于其史料的价值。实际上，目前为止公认的最有质量的西方美学史，还是来自于波兰著名美学家塔塔科维兹（W. Tatarkiewicz）1962年在波兰首版的三卷本的美学史，具体包括古代美学、中世纪美学和现代美学三个部分，尽管他只写到了17世纪（这是塔塔科维兹用语上的“现代”时期）没有涉及现当代，但是这套美学史的确是西方美学史撰写史上的历史标杆。[※注]塔塔科维兹的《美学史》的第1卷《古代美学》有两个译本（杨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理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卷《中世纪美学》（褚朔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卷《现代美学》目前正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寻找译者翻译，争取将这三卷本出齐并收入再度启动的“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当中。

通过与这些在欧美俄苏出现的美学史相参照，拥有“中国第一部西方美学史”美誉的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具有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本土化的特色，它可谓是一部“中国的”美学史。这具体体现在材料的选择和史事的安排上面，从而使得朱光潜之后的“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由此具有了为自身而设定的格局。按照朱光潜的原本设想与最终实施，对主要美学流派中的主要代表的选择只有符合如下的标准，那就是“代表性较大”，“影响较深远”，“公认为经典性权威”，“可说明历史发展线索”，“有积极意义”，足资借鉴的才能最终“入选”《西方美学史》。从这几条标准来看，朱光潜也就是“以点带面”式地选取了主要流派当中的主要人物，这就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典型说”当中所说的要选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不过朱光潜将这些人物放置到“唯物史观”的历史线索当中，并以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对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但这种批判如果与苏联美学史比较而言却并不具有更鲜明的特色。

按照新中国成立早期的教材模式，《西方美学史》在撰写模式上采取了“时代背景—人物简介—著述介绍—思想呈现”的结构方式，在当时中外文学史都按照这种模式进行了重新书写。由此形成的所谓的“朱光潜模式”，对于中国化的西方美学史的撰写产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影响。在这种基本格局之下，朱光潜对于美学史人物的选择可谓是千挑万选而最终确定，后来的西方美学史入选的最重要人物也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而且朱光潜的历史叙述始终强调历史的逻辑线索。所以，我们看到了《西方美学史》这样的人物名单与逻辑次序：前苏格拉底时代精选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在苏格拉底之后，然后是两位无论如何也都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时期选择的是贺拉斯、朗吉弩斯，普罗丁作为连接罗马与中世纪的重要环节；中世纪选择的当然是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而但丁则成为连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重要环节；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选择，朱光潜显得过于简单并与众不同，所选的是薄迦丘、达·芬奇和卡斯特尔维屈罗等；法国古典主义选择的逻辑起点是笛卡儿，其后就是布瓦罗；英国经验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培根，其后人物丰富，霍布斯、洛克、夏夫兹博里、哈奇生、休谟和伯克都得以充分论述；法国启蒙美学被选入的无疑就是伏尔泰、卢骚（现在通译卢梭）和狄德罗，其中狄德罗“美在关系说”由于其唯物主义倾向被格外重视；德国启蒙运动有高特雪莱、鲍姆嘉通、文克尔曼（又译温克尔曼）和莱辛，“美学之父”鲍姆嘉通的思想无疑是这段美学的亮点与重点，但是赫尔德这位相当重要的美学家却被忽视了；意大利历史学派选择的是维科，朱光潜对这位关注“诗性的智慧”的思想家情有独钟；德国古典美学当然是朱光潜在叙述古希腊美学之外的第二个高峰时段，他的经典选择就是从康德开始，以歌德与席勒为中介环节，最终终结在“集大成者”黑格尔，但遗憾的是却相对忽视了费希特与谢林，对于德国古典美学（欧美学界称之为所谓“德国唯心论”美学）的特别关注，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与兴趣所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是中国美学界接近于俄苏的地方，选择的分别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在中国的许多西方美学简史都愿意结束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理论，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前最为成熟的唯物主义美学形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审美移情派成为新旧世纪的转折力量之一，遗憾的是朱光潜只关注了其中的费肖尔、立普斯、谷鲁斯、浮龙·李和以巴希（这份名单有所遗漏），并刻意遗漏了唯意志美学的两位大家尼采与叔本华；好在《西方美学史》最终结束在朱光潜颇为心仪的表现主义美学大家克罗齐，以20世纪西方美学的曙光终结了美学之整个的西方历程。

以世界范围内的美学史撰写作为比照，由《西方美学史》这种历史叙述可以看到，朱光潜的撰写模式既同于又不同于在西方的美学史梳理，相同是因为叙述的线索基本就是按照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美学的顺序，而且又接上西方审美心理学诸派和克罗齐思想，但是与同时代的欧美的书写不同，朱光潜并没有关注现代美学更新的进展；同时，这种中国化的美学史既同于又不同于苏联的美学史，相同的就是都将德国古典美学作为叙事的第二个重要的环节，并认定西方美学史的发展过程从古希腊至德国古典美学是自低向高发展的，这种唯物化的进化模式在苏联美学看来，发展到俄国民主主义才达到了历史的高点，但是朱光潜尽管将俄国民主主义纳入其中，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移情派与克罗齐的线索置于最后，但两者的内心的诉求都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终确立才是整个叙事的逻辑终点，“前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这种历史发展来看都犹如万江归海一般要在终点得以“辩证整合”。

在后来的西方美学史写作当中，这种“朱光潜模式”最明显地被抛弃的主要就是那种“逻辑叙事”的部分，其中最明显的就数《西方美学史》结束语当中对于四个关键问题的历史小结，这四个关键词分别是“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注]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历史的顺序观之，典型人物由于仅囿于机械反映论最早被扬弃，[※注]然后是形象思维论为“审美心理学”所替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也被更多视为文艺问题，只有通过“美的本质”来通贯美学史的方式至今也没有被彻底去除。事实也证明，用后三个关键词来统摄西方美学史是不可能的，那只会得出局限于唯物主义理论的陋论，但是用美的本质来统合从古希腊到20世纪前叶的“西方的”美学史还是基本可行的。然而如果不考虑这种历史的逻辑发展，那么，塔塔科维兹对于西方美学史对象的理解，可能更加接近历史本身，由此美学史的疆界才可以被充分打开：西方美学史理应包括“美学思想史”与“美学名词史”、“外显美学史”与“内隐美学史”、美学“陈述史”与美学“阐释史”、“美学发现的历史”与“美学思想流行的历史”，[※注]理想形态的西方美学史恰恰应该是两方面的统一与整合。

第二节 两部“大通史”与其他“小通史”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的前夜，从译介的角度来看，大量的国外美学资料继续得以介绍进来，其中，非常重要的丛书和文选有：创始于1959年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根据1961年制定的丛书规划，前者计划出版39种（迄今共出版19种），后者计划出版12种（迄今共出版11种）。由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组1957年7月创办的《文艺理论译丛》直到1958年12月停刊共出了6期，1961年又继续出刊直到1965年止共出11期；由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卷也是1963年至1964年组织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

在此，仅以《文艺理论译丛》的主要内容为例来说明当时的译介情况，第1期主要译介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者的有关言论，第2期主要译介近代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第3期主要译介论莎士比亚，第4期主要译介东欧国家作家的文章，第5期主要译介18世纪西欧美学思想，第6期主要译介欧洲的悲剧理论，第7期主要译介欧洲的喜剧理论，第8期主要译介19世纪中期以后三位美学家的思想，第9期主要译介莎士比亚评论的文章，第10期主要译介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和日本古代文艺理论，第11期主要为“形象思维”资料专题与戏剧美学研究。通过这份具有选本性质的译丛的介绍，可以看到，在当时占据绝对主流的译介内容，主要就是欧洲古典美学与文艺理论思想，当然东方思想与现代理论也有所涉及。《文艺理论译丛》因不拟刊载当代的文章或资料，从再刊之日起就改名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同样，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苏联文学研究室承办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从1963年出版第1期到1964年出版第6期，尽管译丛名表明为“现代”，但是绝大多数的译文都是来自于苏联的研究，或者说是通过“苏联桥”来隔岸观火地看待外国美学与文艺思想。

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历史研究之外，对于西方美学史较早进行个案研究的专著是由汝信主笔的于1963年4月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论丛》，[※注]这本直接以“西方美学史”为题的专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西方美学专著，较之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的出版还要早3个月。与朱光潜直接留学海外不同，汝信对西方美学的人物思想研究可以被视为是他的导师贺麟先生的西方哲学研究在美学领域的延伸。作者在1961年还与姜丕之合著了《黑格尔范畴论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即普罗丁）、莱辛、康德与18世纪英国美学、黑格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西方美学史论丛》以点带面地勾勒出西方美学史的历史大趋势。该书的某些内容都曾以人物研究的方式单篇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兼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原载《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作为第一篇论文可以看做汝信进入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起点，其他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重点文章还有《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兼论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批判》（原载《哲学研究》1961年第6期）、《伯克美学思想述评》（原载《新建设》1963年第2期）、《黑格尔的悲剧论》（原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这些文章都抓住了西方美学史上最重要的形象进行了深入思想描述。

从《西方美学史论丛》到《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汝信对于19世纪启蒙时期的“高特谢德—鲍姆加敦—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福斯特”的发展线索的勾勒，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思想发展的具体深描，还有狄德罗、伯克、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叔本华、尼采与杜威的美学思想，都从不同的切入点进行了深化研究，所以说，这两本西方美学史论丛理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在这种研究过程当中，作者不断取得了新的认识：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进行了对照性的研究，对朱光潜的柏拉图灵感说与摹仿说的关系也提出了质疑，认定亚里士多德美感与伦理的目的论不能完全分开，全面解析了普罗提诺这位亚历山大理亚派希腊哲学家的殿军的美学思想，整体描述了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较早深入研究了谢林《艺术哲学》所显现的美学思想，将席勒的美学作为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黑格尔的《美学》之间的环节，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厘清了其对西方美学的误解。

实际上，汝信最为心仪的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他从这一美学思想入门，直接导入对黑格尔美学的关注（特别是青年黑格尔的关于人的思想），进而上追到古希腊美学思想，从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要思想为基本评判标准，将西方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思想面貌着重呈现出来。与此同时，更应该看到，汝信的美学史研究当中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这是“因为对于美学来说，历史的研究首先不是自然史，而是社会史，也就是人的历史。人始终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注]既然任何一种美学问题都离不开人的存在，那么，研究人与重视人的“人道主义传统”就成为贯穿汝信美学研究的红线。

自从1963年朱光潜开始出版《西方美学史》上卷和汝信、杨宇的《西方美学史论丛》出版之后，更准确地说，在《西方美学史》下卷次年出版之后，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曾一度衰落。往前看，在《西方美学史》与《西方美学史论丛》之前，中国还没有以“西方美学史”作为标题的专著出版，往后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美学史》再版与《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出版之前，都没有以西方美学史为题的相关著作出现，可见这上、下卷与两本论丛所本应具有的历史价值。从8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美学史研究衰退的局面得到了改观，西方美学研究的专题论文陆续开始出现。随着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被反复重印和再版，其撰写范本也成为中国式的西方美学史撰写的“基本范式”，其影响的深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学术影响并不局限在大陆地区，港台地区的美学界也深受这本《西方美学史》的影响，这也就是上文所谈到的“朱光潜模式”，这种模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东亚学界看待西方美学的独特撰写方式。

目前为止，在中国最大部头的“大通史”就是由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成果，并被当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图书。该通史根据西方哲学和美学基本同步发展的实际，将整个西方美学的历史演进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阶段，从而力图揭示出西方整体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按照这种区分，本体论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16世纪，其中“古希腊美学就是本体论美学，是当时哲学本体论在美学上的展开与体现，也是西方美学史上本体论阶段最典型、最重要的显现”。[※注]认识论阶段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哲学和美学的认识论转向过程中，“英国经验主义”与“大陆理性主义”从两条对立的线路上分别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德国古典美学才是西方“认识论美学”的完成阶段。所谓“语言学阶段”则主要就20世纪而言，尽管“语言学转向”在西方哲学语境当中主要是指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而言，但《西方美学通史》认为，这种转向也体现在大陆人本主义的脉络当中，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到解释学的美学都可以纳入到这种转向当中。更具体来说，“实证—分析美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美学”、“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美学”这三个方向、三种思潮、三股力量共同作用而推动了20世纪美学之“语言学转向”的整体发展。

《西方美学通史》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将整个西方美学史梳理为“三大阶段”，而且从逻辑的角度将整个西方美学归纳为“两大主线”，也就是被赋予了广义内涵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了西方美学这两大重要传统的开端，中世纪初期与末期的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也分属于两派。“十七世纪西欧美学分化为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即大陆理想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这正好可以看做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两大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注]18世纪的启蒙主义美学也在延续这两条主线，狄德罗的法国启蒙美学思想总体上更倾向于经验主义，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则更多保持了理性主义的余韵。德国古典美学则是对17、18世纪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大主流的“总结和综合”，这是依据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直接推论的结果。19世纪原来的经验主义发展为实证主义，进而发展为与科学理性的相互融合，而原本的理性主义则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抬头。唯独20世纪的美学难以纳入这种格局，所以《西方美学通史》又继续采取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两大主潮来应对20世纪的整个西方美学的历史。

《西方美学通史》第1卷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学由范明生著，共74万字，该卷更多从哲学系统的观照当中来阐释美学思想，并得益于在国内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相关研究。[※注]其中有两处亮点，一个就是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美学的详尽阐释，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到德谟克利特都多有研究；另一个则是对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美学的深入研究，主要增加了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学派和折衷主义的美学思想。第2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由陆扬著，共42万字。[※注]该卷在美学史方面有着更多的突破，特别是对于中世纪美学的研究扩大了传统的疆域，作者在原来的人物基础上不仅增加了圣经的美学思想和拜占庭圣像之争的论述，对于伪狄奥尼修、波爱修的论述，对于中世纪民间文艺美学的论述，于国内来说都是崭新的。此外，对于12、13世纪的“神秘主义美学”与“经院美学”的内在谱系还进行了相对完整的阐释。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美学的论述，作者不仅按常规论述了诸多人物思想，进而将美学与音乐美学分而述之，到了16世纪美学则又换取了另一种标准，分头论述了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美学思想。第3卷17、18世纪的美学由范明生著，共72万字。[※注]该卷采取了国别史的方式，分别论述了从培根开始的英国美学（新增了弥尔顿、德莱顿、蒲柏、菲尔丁、约翰逊、雷诺兹的美学思想）、以笛卡儿为起点的法国美学（新增了帕斯卡尔的美学思想）、众星云集的德国美学（新增了赫尔德的美学思想）和以维柯（或译为维科）为代表的意大利美学。

《西方美学通史》第4卷德国古典美学由曹俊峰、朱立元、张玉能、蒋孔阳著，近63万字，该卷是整个通史的重中之重，也可以被看做是以蒋孔阳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延续，[※注]曹俊峰、张玉能和朱立元当初追随蒋孔阳攻读学位的论文所研究的分别是康德美学、席勒美学与黑格尔美学。这卷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康德与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注重整个的思想逻辑结构的呈现，而且按照他们美学思想形成的历史顺序进行了论述。康德美学思想的进程就被区分为“前批判期”、“过渡期”与“批判时期”，并关注到了康德晚年及其遗著当中的美学思想。黑格尔美学也从前期美学思想谈起，并阐发了《精神现象学》当中的美学思想，也兼及了黑格尔对于康德、费希特、席勒、谢林和浪漫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关注到了“艺术解体”的新阐释与《美学》的内在矛盾所在。第5卷19世纪的美学由张玉能、陆扬、张德兴等著，共62万字，也继续采取了国别史的格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俄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也被纳入在内。[※注]德、法、英诸国的美学史的区分都非常宏观，在以黑格尔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为主导的哲学美学之后，具体区分出形式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生命哲学的美学、艺术科学与唯意志论美学等五个派系，法国美学区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美学、唯美主义与折中主义美学六个派系，英国美学则区分为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社会学美学、新黑格尔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进化论美学六个派系，从而非常精当地论述了近代西方美学主潮。第6卷和第7卷20世纪的美学由朱立元、张德兴等著，部头最大共125万字，该卷采取了“现代人本主义美学”与“现代科学主义美学”历史性对立的方式加以立论，将现代西方美学区分为“形成、初创时期”（20世纪开始到20年代末）、“多元展开时期”（30年代到50年代）、“变动、成熟时期”（60年代以后到80年代之前）和“80、90年代的前沿思潮”四个阶段。[※注]更有特色的是，该部分从研究重点与理论特征方面试图归纳出现代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一方面，两次研究重点的历史性转向分别是从艺术家和创作转移到研究文本方面，从文本研究转向研究读者和接受方面；另一方面，两个根本的转向就在于所谓的“非理性转向”与“语言学转向”。这两卷的整个论述也贯彻了两大“主潮”、两次“转移”和两个“转向”的基本观点。

进入新世纪，从2001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开始，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史》成为了最新的一部“大通史”，这部270万字的四卷本著作共历时近8年才完成，集中了当代中国美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来共同撰写。该美学通史将“美学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发展着的美学思想史，从而将“哲学理念”、“艺术元理论”和“审美风尚”三者结合与互动的逻辑建构的“美学思想”重新置入历史框架内，最终形成了立体型的完整化的历史整体。[※注]这本专著由于对“西方”、“美学”、“历史”三个关键词进行了明确而深入的理解与阐释，从而在总体的研究方法论上获得了新的突破：首先，将“西方”视为以地域概念为基础的文化思想范畴，因而考虑到了以范畴外延来充实这个范畴的合法性问题（比如充实了德意志观念论哲学家的美学在俄国和北欧的影响、法国当代美学的国际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将美学思想的地域空间的民族文化特点注入“西方”这个概念的内涵当中。其次，考虑到了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对“美学”的三种主要理解的各自的逻辑合理性，从而确定了根据思想的历史实际，将哲学、艺术思想、审美风尚情趣的解释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最后，以学术史为基础，注意梳理和综合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以及普遍的大历史几个层面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注]

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史》第1卷为“西方古代美学”，分为古希腊罗马美学和中世纪美学两编，分别由凌继尧、徐恒醇撰写。[※注]该卷创新之处在于，首先重新评价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定柏拉图的理念是以素朴的方式提出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他力图以这种规律来替代古老的神话，柏拉图对万物规律的探索表明了由神话向人的思维的深刻变革。其次，重新评价了柏拉图美学和亚里士多德美学的关系，认定柏拉图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理念”几乎整个地转移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尽管二者都不会舍弃物的理念来思考物，但后者区分于前者就在于认定物的理念存在于物自身而不存在于物之外的原理。最后，重新评价了普罗丁的美学思想，认定这位作为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之交的美学家的思想并没有越出希腊罗马美学的界限。古代卷在各种社会思想现象的关联中（如对柏拉图著作中哲学与诗、逻各斯和神话的结合），揭示了古代美学内涵的丰富性、复杂和矛盾性，而且注重揭示历史内涵的当代启示（如对寓意与象征的关系，宗教经典文化意象和审美内涵的关系都进行了新的学术挖掘）。

第2卷为“西方近代美学”的上部，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与启蒙运动时期美学两编，由彭立勋、邱紫华、吴予敏著。[※注]该卷从宏观上着重于思潮、流派以及各种问题、理论、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突破了罗列和复述的传统研究模式，重在阐释思想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和内在规律性，对休谟的美的本质观、伯克的崇高理论、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论、莱辛的市民戏剧理论、维柯的审美移情论的阐释，不仅遵循这种规律而且皆有新的解读。同时，从微观上在阐释文艺复兴、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思想时，既注意这些理论和学说（如内在感官说、审美趣味论、美在和谐论、美即完善论）提出时的原意，又力求从当代的观念和视野进行审视。此外，薄伽丘悲剧和喜剧观、拉伯雷的怪诞美学观的研究填补了文艺复兴美学的空白，并对蒙田、霍姆的美学思想加以了弥补。

第3卷为“西方近代美学”的下部，分为德国古典美学与19世纪其他诸国（主要指英、法两国）美学思潮和流派，由李鹏程、王柯平、周国平等著。[※注]该卷以“德意志观念论哲学家的美学”和“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的精确概念，取代了在中国曾占主导的“德意志古典美学”的概念，并关注到美学与哲学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揭示出谢林关于艺术形而上学高于哲学的观点）。其创新之处还有，对于康德判断力学说在哲学体系中的意义进行了新颖的阐发，对叔本华和尼采美学的形而上学意蕴的阐释也有开创意义，对英国罗斯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从历史上看，早在20世纪中期中国就翻译了《罗斯金艺术论》（刘思训译，大光书局1936年版）这样的研究著作。此外，对于19世纪德国美学如何走出哲学而走向心理学和社会学进行了过程性的阐明，从而使得这段美学史更具有了连贯性。

第4卷为“西方现代美学”，由金惠敏、霍桂寰、赵士林、刘悦笛等著，该卷横亘了整个20世纪，重视对外文原始文献的研读，并力邀许多国外专家参与了撰写（如邀请法国杜夫海纳协会会长Maryvonne Saison撰写杜夫海纳的思想）。[※注]首先，在学说史的系统性和学统源流意义上，该卷对当代西方美学家的个人思想从思想史的总体上进行了学术逻辑分类，并进行流派建构的尝试，从而向美学史的学术系统性建构的方向进行了积极探索。这就突破了中国学界流行的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两大潮流的惯例，认定二者都根植于启蒙理性而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按照这种结构，整个20世纪欧美美学，最初“形式主义美学”与“表现主义美学”为当时美学思想的重要两翼，“无意识美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还有“生命美学”和“距离美学”也盛极一时。西方美学史逐步进入世纪中叶，“实用主义美学”、“符号论美学”、“现象学美学”和“存在美学”都在百花争艳，从而充分展开了该世纪的美学谱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发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分析美学”占据了欧美美学的主流位置，但是发源于卢卡奇的“社会批判美学”、“格式塔美学”、“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都获得了自身的思想地位。20世纪末期，西方美学步入了后现代的阶段，这也是该世纪美学的终结期。

在中国化的“西方美学史”的基本范式的影响与引导之下，西方美学研究进入到突飞猛进的历史时期。在走出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全新的历史语境当中，随着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在1979年的修订再版，一批西方美学研究的专著与论文得以出现。这便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打开了西方美学研究的新局面，并确立了通史与断代史研究同时进行的格局。西方美学史也不仅仅局限于对20世纪之前的西方古典美学的研究，而且将20世纪的美学史直接纳入到了研究的视野之内。

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谓首当其冲，而且，这本专著实际上也开启了中国化的西方美学研究的“海派”风格。蒋孔阳的诸多弟子在《西方美学通史》等其他著述当中就延续了这种风格，从而区别于以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史》为代表的“京派”。如果从1965年《德国古典美学》的初稿完成算，这本在中国关于德国古典美学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应该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成果。所以，该书仍以对德国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主要基调，但是，它却最终全面地完成了对于这段曾经对中国美学最为重要的西方美学资源的深入研究，从而最终为这段美学史加以宏观的历史定位：“1. 总结了以往的美学经验，特别是十八世纪英、法、德三国美学的经验；2. 开启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美学思想；3. 把辩证法这一先进的方法全面地引进到了美学研究的领域；4. 从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美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之间，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注]这种批判从康德开始，以黑格尔为终结，在二者的逻辑发展之间，包括两位作为哲学家的美学家即费希特与谢林，两位作为文学家的美学家即歌德与席勒，这也影响了其后德国古典美学在中国继续研究的基本格局，从而使其成为了一本经典性的美学断代史著作。

1983年是西方美学研究的丰收年，在这一年，汝信继承了《西方美学史论丛》的美学家个案研究的衣钵，继续出版了《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曾繁仁出版了近似的人物个案专著《西方美学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同时，西方美学研究的视野，不仅上溯到西方美学的2000多年前的源头，以阎国忠的《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的出版为代表；而且，深入到身处其间的20世纪这个最新的时代，以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出版为代表。此外，从门类美学史的角度来看，徐纪敏的《科学美学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也非常有特色，还有美学家蔡仪主编的“美学知识丛书”中涂途编著的《西方美学史概观》（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这样的介绍性的小册子，这些都共同推动了第一次西方美学史研究的热潮。

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的出版展现出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这是汉语学界第一次将整个20世纪的美学史加以整体呈现的第一部专著，至今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与研读价值。这本专著首度采用了流派史的手法，将现代西方美学纳入到10个主要流派当中，并将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具体呈现了出来，主要包括安海姆（又译阿恩海姆）的“完形心理学美学”、弗洛伊德和融恩（又译荣格）的“心理分析美学”、桑塔耶那的“自然主义美学”、杜威和佩珀的“实用主义美学”、芒罗（又译门罗）的“新自然主义美学”、科林伍德和理德的“表现论美学”、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理查兹的“新实证主义美学”、维特根斯坦和韦兹的“分析美学”、卡西勒与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尽管作者将历史截止到60年代左右，尽管许多流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待商榷，尽管各种流派的历史顺序需要调整，但是，这种以流派区分、“以人带派”的撰写手法，基本上被整个的现代美学史研究承继了下来。与朱光潜一样，朱狄在描述过10个流派的基本思想之后，又从逻辑的高度梳理了几个基本问题：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关于审美经验各种因素的分析、当代西方艺术中的美学问题和各门艺术中的美学问题，其中，对于分析美学家迪基的艺术“惯例”论的探讨已经将视野拉伸到了70年代，这些都证明了《当代西方美学》的前沿性。

如果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按照流派划分更接近于欧美的撰写方式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美学”在中国通常主要指20世纪以来的美学史，则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其所谓的当代就是通常所指的现代）这种按照西方美学词典或者百科全书的方式所书写的流派史的做法却始终在欧美学界不占主流。在此，可以将这种在中国的“现代西方美学”的流派史的撰写方式与“在西方”的看待20世纪美学的方式进行比较，后者一则没有中国学界划分得那么详尽，二则主要是以分析美学传统作为绝对主导。以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美国学者柯提斯·卡特接续比尔兹利写到60年代的美学史所续写下去的人物为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分析美学传统，除了阿恩海姆、苏珊·朗格等少数美学家之外，分析传统的历史核心地位的确是不可动摇的。再以《美学的历史辞典》为例，看看它究竟是如何看待20世纪美学的，按照这种稳妥的观点，20世纪美学主要区分为两大主流，那就是“分析传统”（The Analytic Tradition）与“大陆传统”（The Continental Tradition），此外，“观念论”（国内所论的部分新黑格尔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家就在其中）与“实用主义”（也涵纳了新自然主义者在内）、批评与阐释、心理学与艺术、艺术运动与艺术史、音乐电影建筑美学都被列在其后；而从90年代以来的新近美学研究，则被区分为分析传统、大陆传统、艺术与艺术史、电影美学与大众艺术、音乐美学这几个主要的学科分支，[※注]这显然与东亚视野当中的恢弘视角与精细划分是有明显距离的。

在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时期，在中国陆续出现的西方美学史专著主要有彭立勋的《西方美学名著引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杨恩寰的《西方美学思想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法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曾繁仁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思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丁枫的《西方审美观源流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毛崇杰、张德兴、马驰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章启群的《哲人与诗：西方当代一些美学问题的哲学根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牛宏宝的《20世纪西方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来祥主编的《西方美学主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周宪的《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凌继尧的《西方美学艺术学撷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可以说美学史的研究更加深入与全面了。这个转型时期可以被视为西方美学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不仅相关的专著大量出版，而且研究的论文的整体水平也大幅度得以提高。

其中，最直接接受了“朱光潜模式”并有所拓展的，就是曾作为朱光潜助教的李醒尘的《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醒尘是国内少数在同时掌握了德文与俄文的基础上撰写西方美学史的作者，他辩证地定位：“美学史是美学研究或美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专门的和独立的知识领域，实质上是一门学说史或思想史，也就是各种美学思想、美学学说或美学理论，以及美学流派发生发展的历史”，“美学史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历史科学，又是理论科学”。[※注]正是因为扎实的德文基础，使得作者对于德国启蒙运动美学与德国古典美学的论述得心应手，在前者里面增加了赫尔德与福尔斯特的美学思想，在后者当中对于康德的阐发多有新意，早期浪漫派美学思想的论述也丰富了德国古典美学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西方美学史教程》是一部简史，但是它并未像其他著作一样结束在20世纪初期，而是将视角延续到了整个20世纪，并按照表现主义美学、自然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符号论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社会批判美学、结构主义美学与解释学美学的顺序加以了梳理，从而使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小通史”。

朱立元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是对于20世纪西方美学进行整体与深入研究的重要著作，较之此前所撰写的简史性的著作如朱立元和张德兴的《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已经大为丰富，该书从20世纪初写到80年代的解构主义，共30章总计113节，但是基本的格局却早已确立了下来，那就是以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与消长为主要架构。所谓“西方人本主义美学”在该书中主要就是指“表现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美学”、“心理分析美学”、“新托马斯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符号学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解释学美学”等等，“所有这些流派都或明或暗到贯穿着一种意想：强调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决定作用，追求审美的绝对自由与超越，用非理性因素来解释艺术创造与鉴赏的本质。这些，恰恰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美学相对立，显示了现代人本主义美学的反传统倾向”。[※注]与之相对的则是“科学哲学美学”，它主要通过“自然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语义学美学”、“分析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等诸多流派得到体现。《现代西方美学史》作为一本标志性的现代西方美学史著作，标志着在中国的现代西方美学史研究日趋成熟，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现代西方美学史的研究。

进入21 世纪，中国美学界迎来了第三波西方美学研究热潮，新世纪的第一年，程孟辉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上、下卷的出版打开了新的局面，此后陆续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吴琼的《西方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牛宏宝的《西方现代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法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章启群的《新编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张玉能的《西方美学思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程孟辉的《西方美学撷珍》（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章启群的《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凌继尧的《西方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宪的《20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彭锋的《西方的美学和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朱立元的《现代西方美学二十讲》（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邓晓芒的《西方美学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程孟辉的《西方美学文艺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张贤根的《20世纪西方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最新的多卷本专著则是朱立元任主编，陆扬、张德兴任副主编的三卷本的《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化，一方面可以看到“朱光潜模式”得以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如凌继尧的《西方美学史》资料更为翔实，分析更为深入）；另一方面，现代西方美学研究实际上成为美学界关注的重点，甚至可以说，美学史研究的重心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古典美学为主，转到了新旧世纪交替之后的以现代美学为研究主体，而且美学史的研究越来越与西方同步了，一个重要的明证就是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史》第4卷邀请国外著名专家参与了撰写与研究。

在最新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当中，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学者都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在古典美学研究方面，凌继尧的《西方美学史》与章启群的《新编西方美学史》分别代表两种取向，前者试图将朱光潜模式继续加以推进，后者则通过对人物的更精要的选择而试图突破旧有的格局。在现代西方美学研究方面，张法修订之后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还是颇具特色的，比如他提纯出表现主义、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美学的关键词分别是“表现”、“隐喻”和“荒诞”，并确定50年代至60年代为“建造体系的时代”，此后的西方美学便走向了后现代；周宪修订后的《20世纪西方美学》以“批判理论的转向”（其中包括齐美尔、奥尔特加、卢卡契（又译作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利奥塔、波德里亚、杰姆逊的美学）和“语言学转向”（其中包括克罗齐、卡西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巴赫金、巴特、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为线索解析了20世纪重要的哲学美学家的相关思想。

在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方面，程孟辉的《西方悲剧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可谓是个案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将整个西方美学史当中涉及悲剧的思想都一一进行了详尽理论梳理与客观评价，彭锋的《西方的美学和艺术》也依据西方美学辞书的顺序梳理了重要的范畴，司有仑主编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更是力求将20世纪美学的相关范畴一网打尽。朱立元主编的共160万字的、三卷本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逻辑范畴这一更高的理论层面所勾勒的另一部西方美学史，这本集体合作的专著所深描的范畴有“存在”、“自然”、“自由”、“实践”、“感性”、“理性”、“经验”、“语言”、“艺术”、“美”、“形式”、“情感”、“趣味”、“和谐”、“游戏”、“审美教育”、“再现”、“表现和呈现”、“优美”、“崇高”、“喜剧和喜剧性”、“古典与浪漫”、“象征”、“丑”、“荒诞”、“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该书认为美学这座大厦的历史必须落实在美学范畴的历史之上，美学范畴的历史性是美学的历史性的根基，美学的历史性最终要落实在构成美学的基本范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涵义上。因此，对于美学范畴的历史性把握，就是对美学自身发展史的微观把握和历史还原。

西方美学的研究，在中国之所以得以全方位兴起并成为美学研究的主流，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国美学的翻译和介绍。正如《外国美学》丛刊创刊号上面，朱光潜先生贺信里面的话所言——“放眼世界需外文”，这也是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编的《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马奇主编的《西方美学史资料选》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编的《美学译文》（第1、2、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982、1984年版）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过关键的作用。由汝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美学》系列刊物，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并以专刊的格局出版到了第18期，其中的翻译与介绍文章都达到了国内的前沿水平，在美学界影响深远。这一阶段程孟辉担当了大量的编辑工作，而后在原计划的20本尚未出齐的情况下，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终于复刊出版到了第19期。此外，从赵宪章主编的《20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阎国忠主编与曲戈任副主编的《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上、中、下三卷，到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许多对于美学家生平与美学专著的介绍性著述也起到了很大的普及作用。

更重要的还是对于外国美学专著的直接翻译出版。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美学译文丛书”，丛书的策源地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主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大型丛书“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称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的确推动了中国的美学、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巨大发展。[※注]丛书由滕守尧担当实际的操作工作，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8本。这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其深远影响恐怕还要待以时日来加以评判。

下面将这丛“美学译文丛书”的书名都列在下面，以证明这套丛书所独具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并向当年这些编者与译者致敬）：1.桑塔耶纳 《美感》（缪灵珠译）、2.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3.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4.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5.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6.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7.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8.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程孟辉译）、9.斯特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10.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兰金仁译）、11.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一卷（徐恒醇译）、12.卢卡奇《审美特性》第2卷（徐恒醇译）、13.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该书还收录了康定斯基的《点·线·面》）、14.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等译）、15.塔塔科维兹《中世纪美学》（褚朔维等译）、16.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吴岳添等译）、17.伊瑟尔《阅读活动》（金元浦、周宁译）、18.庞蒂《眼与心》（刘韵涵译）、19.加德纳《艺术及人的发展》（兰金仁译）、20.杜卡斯《艺术哲学新论》（王柯平译）、21.李普曼《当代美学》（邓鹏译）、22.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23.加德纳《智能的结构》（兰金仁译）、24.萨特《想象心理学》（褚朔维译）、25.古德曼《艺术语言》（褚朔维译）、26.乌尔海姆《艺术及其对象》（傅志强等译）、27.沃尔佩《趣味批判》（王柯平、田时纲译）、28.卡里特《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苏晓离等译）、29.加德纳《涂鸦艺术》（兰金仁译）、30.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31.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等译）、32.布洛克《美学新解》（滕守尧译）、33.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34.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潘耀昌译）、35.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崔相录、王生平译）、36.里德《艺术的真谛》（王柯平译）、3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38.曼纽什《怀疑论美学》（古城里译）、39.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40.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41.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42.奥索夫斯基《美学基础》（于传勤译）、43.鲍列夫《美学》（乔修业、常谢枫译）、44.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周浙平、王永丽译）、45.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46.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47.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凌继尧译）、48.齐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彭吉象译）、49.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等译）。其中，第1到18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9到29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第30到41本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2到49本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第三节 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欧洲美学研究

西方美学史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如果从地缘上看，许多归属于古希腊文化脉络的早期思想家，其实是生活在现在所谓的“小亚细亚”地区，从地理归属上（如孕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哲学流派“米利都学派”的米利都城邦）应属于东方，但是毫无疑义，他们从“学术传统”来说都被视为西方思想的真正源头。早在1982年，叶秀山的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可谓是国内第一本对于哲学起源时代进行研究的中文专著，其中也涉及了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的相关美学思想。古希腊美学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所在，这种研究由于古希腊文的准入与美学同哲学混糅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古希腊哲学及诗学研究的相应的成熟与发展。与此同时，古希腊与古罗马美学常常被中国美学界归在一起，它们常常被并称为“古代美学”。

如果说，叶秀山的早期研究更倾向于哲学的话，那么，缪朗山的研究则更倾向于文艺思想与诗学。早在1964年至1966年，缪朗山就曾以“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为专题指导研究生撰写讲稿。[※注]20多年之后，这位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开设西方文艺论史的专家，在公开出版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当中将古希腊罗马文艺理论思想作为重点推出，尽管这一专著只写到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家莱辛。在这本后来才结集出版的专著里面，具有特色的是，缪朗山将柏拉图的文艺的“认识论”思想归纳为：摹仿说、“参与”与“灵魂回忆”、“美的最高境界”，将亚里士多德的关乎艺术教育功能的“行为学”归纳为：情节与性格的关系、恐惧与怜悯的“净化说”、悲剧的人物“错误说”。进而，在古罗马部分，他对贺拉斯以《诗艺》为主的古典三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合理原则——的阐发多有新意，对朗吉弩斯的《论崇高》的美学原理也分为崇高的思想、感情与想象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这在当时的研究中可谓达到了最高的水准。

阎国忠1983年出版的《古希腊罗马美学》是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源头著作的第一本专著，作者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美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古罗马前期与后期的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柏拉图美学思想被区分为四个层面：“理式——美的本质论”、“回忆——审美过程论”、“摹仿——艺术特征论”和“灵感——创作泉源论”。在全书最后，阎国忠还归纳出古希腊罗马美学的六个重要范畴，也就是“和谐”、“善”（有用、有益、恰当）、“理式”、“整一”、“悲剧”和“崇高”，并认定这些范畴是按照历史顺序出现的：从“和谐”到“善”分别展现了美依存于自然（客体）与人（主体）；“理式”试图以普遍性来克服主客的局限；“整一”则消解了普遍与特殊性的对象；“悲剧”上升到纯粹精神领域而使得整一得以降低；最终，从“悲剧”走向“崇高”则高扬了人的个体因素，[※注]从而以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叙述了这段西方美学的断代史。

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古希腊罗马美学的研究专著，其中，断代史性的专著在前期研究阶段占据了主导，主要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蒋培坤、丁子霖的《古希腊罗马美学与诗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思孝的《西方古典美学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袁鼎生的《西方古代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方珊的《美学的开端：走进古希腊罗马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古典学”研究模式的引入，对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研究，而且，强调从古希腊语言训练开始进行修辞与思想并重的研究，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陈中梅的《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柯平的《〈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陈中梅的《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还将美学的视野拉伸到荷马史诗研究，章启群的《新编西方美学史》也赞同将荷马史诗而非前苏格拉底美学作为西方美学的真正源头。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已成为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相关美学研究著作，关于柏拉图他分别研究了诗与认识论、本体论（诗—摹仿）、神学（诗与形而上学）、心魂学、道德及政治、语言艺术、技巧、哲学的多维关联，并以自然、技艺、诗为关键词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证明了古希腊美学研究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

在中国的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之所以较早取得了成果，那是因为，对于古希腊罗马美学文献的翻译工作也进行在了前面。由朱光潜执笔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就辑录了柏拉图与美学相关的《伊安篇》、《理想国》、《斐德若篇》、《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斐利布斯篇》和《法律篇》的相关选段，为柏拉图美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王晓朝主译的《柏拉图全集》与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出版之后，古希腊美学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版本就多达四个，最早的且影响最大的通行版本是罗念生翻译的《诗学》（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崔延强翻译的《论诗》（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中梅翻译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者撰写了附录14篇加以诠释），缪灵珠翻译的《诗学》（收入《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贺拉斯的《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与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也都很早就有了译本。目前，西方古代美学研究也许正在实现着“古典学转向”，这也恰恰是刘小枫所积极倡导的，他的最新著作《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正是由此得到的结晶。

中世纪美学由于按照过去的经典观点，中世纪思想被视为“神学的婢女”，所以曾经成为了西方美学研究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被忽视了。这种情况最终得到了改观，不仅九卷本的《西方美学通史》第2卷前半部与四卷本的《西方美学史》第1卷后半部给予中世纪以大量的篇幅，并在入选人物的数量上得以拓展，而且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都已经出现。早期的著作关注的是基督教与美学的关联，主要代表作是孙津的《基督教与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由作者1988年的博士论文《“黑暗时期”的光环：中世纪美学再认识》修订而成）、阎国忠和章启群的《基督教与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后来的专著主要有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阎国忠的《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的研究著作相比于西方的神学美学研究还是相当少的。与中世纪美学在中国被“补课”迥异，往往被当做西方美学史发展中介环节的文艺复兴美学的研究成果，较之中世纪的研究成果还少，更多是在美学“大通史”与“小通史”当中作为历史环节而存在的。

对于17、18世纪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国学者的关注焦点，往往忽视了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而是直接关注在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与大陆理性主义美学上。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的后半部分、《西方美学通史》第3卷“17、18世纪美学”与《西方美学史》第2卷“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美学”部分都对此着墨颇多。彭立勋的《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谓是这方面的最新代表力作，该书完整地阐述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经验主义美学以对人的情感和趣味的研究为基点，强调美、美感、艺术的感性基础、经验性质、情感特点以及想象作用等方面；理性主义美学则以对人的认识和理性的研究为基点，强调美、美感、艺术的理性基础、超验性质、认识特点以及理智作用等方面。进而，作者又深入揭示了两大美学思潮的对立与互动，并从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和转型的高度去把握这种矛盾的实质。该两种美学的主要哲学基础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随之由审美客体转向审美主体，这恰恰是西方美学由古代和中世纪迈入近代的关键所在。

在大陆理性主义美学方面，“美学之父”鲍姆嘉通的美学思想，尽管没有专门的著作研究，但是李醒尘在《鲍姆加敦的美学思想述评》与蒋一民在《鲍姆嘉通》的论文中都通过拉丁原文与德文（并参照了俄文译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注]在英国经验主义方面，章辉的《经验的限度：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董志刚的《夏夫兹博里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朝霞的《经验的维度：休谟美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对于经验主义美学进行了思潮与个案的专门研究。在欧美的美学界，休谟美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当代英美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汤森德（Dabney Townsend）的专著《休谟审美理论：趣味与敏感性》（Hume’s Aesthetic Theory：Taste and Sentiment，2001）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彼得·基维（Peter Kivy）的专著《第七感官：弗朗西斯·哈奇生美学及其在18世纪英国影响研究》（The Seventh Sense：A Study of Francis Hutcheson’s Aesthetics and Its Influ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1976）则将视角通过哈奇生的个案扩大到对整个经验主义美学的梳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在英语学界始终是古典美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因为诸如“无利害性”或者“非功利”（disinterestedness）与“内感官”（internal sense）这样的重要观念都起源于经验主义，国内学界目前对于这一时期美学的关注也逐渐热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国与德国的启蒙主义美学也得到了关注，此外意大利维柯的美学在中国也是曾被重点关注的，这是与朱光潜的个人兴趣是直接相关的，他晚年翻译出版了维柯的名著《新科学》。

对于欧洲近代美学的研究，从特罗菲莫夫等著的《近代美学思想史论丛》（汲自信、孟式钧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陈燊和郭家申编选的《西欧美学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到李斯托威尔著名的论著《近代美学史述评》（蒋孔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历史研究与论集的出版的同时，许多美学家的专著都得以翻译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布瓦罗的《诗的艺术》（任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哈奇生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高乐田、黄文红、杨海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荷加斯的《美的分析》（杨成寅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伯克的《崇高与美》（李善庆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鲍姆嘉通的《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还包括鲍姆嘉通的《诗的哲学默想录》）、卢梭的《论艺术与科学》（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狄德罗美学论文集》（张冠尧、桂裕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温克尔曼的《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莱辛的《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赫尔德的《赫尔德美学文选》（张玉能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维柯的《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

当代中国美学，最为成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美学”阶段，或者说，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研究成为“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高潮部分。所谓“德国古典美学”的称呼，可能是中国的独特转译，“德国唯心论”或者“观念论”美学则是西方学界的通行说法，这种中国化的译名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下来，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定译，只是将“哲学”取代为“美学”。

当然，德国古典美学的深入与全面的研究，首先是建立在相应的翻译基础上的。实际上，中国学界对于康德美学的翻译，并不是开始于对“批判系列”的翻译，而是最早翻译自1764年康德早期著作《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1763）。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30年代就有胡仁源名为《对于美好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的商务版译本，而改名为《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文运译）后于194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则更为人知，近50年后的1989年改名为《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曹俊峰、韩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01年又取名为《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由何兆武译）再出商务版，从这种历史流变可见康德美学在中国被关注尤甚。

康德的最重要的美学专著《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的中译本由德文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的时候分为两卷，上卷导言与“审美判断力批判”部分由美学家宗白华译，下卷的“目的判断力批判”与附录部分则是由韦卓民译。这个译本的上卷影响最为深广，所以被广为引用，下卷由于主要是关于有机界合目的性的思想的，所以被美学界所忽视。从“判断力批判”这个中文译名就可以看到，中文翻译起码较之英文译名更贴近德文原题，通常的英译都为Critique of Judgment，可以被直译为“判断的批判”，只有到了“剑桥版康德著作翻译版”（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in Translation）的时候才定译为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注]也就是将“判断力”中那个“力”的意蕴翻译了出来。这个剑桥版的译者就是著名的康德专家保罗·盖耶（Paul Guyer）。第二个中译本则是由著名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加以诠译的，并于199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分上、下卷出版，但是这位哲学家所采取的“六经注我”的选择译名的方式，确实受到了许多论者的质疑，在大陆学界很少采用这个译本但却有人将之作为研究牟宗三“误读”康德的范本。

目前，在中国美学界最被肯定的译本来自邓晓芒的译笔之下，康德研究专家杨祖陶参对校对，由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这第三个中译本的译者所依据的主要是由卡尔·弗兰德尔所编的《哲学丛书》第39a卷（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24年第6版，1974年重印本），并参照了普鲁士学院版《康德文集》第5卷（柏林1968年版）及其他英译本和中文译本。对康德美学进行集中翻译的还有《康德美学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是以康德美学为专门研究方向的曹俊峰，该文集不仅包罗《判断力批判》的新译本，而且还包括了其他的康德美学文本，试图从历史的排列中见出康德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为康德“第三批判”的《判断力批判》被翻译成中文的最新译本，则是作为整体而被推出的，由李秋零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在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黑格尔的《美学》最通行的译本，则是由美学家朱光潜历时三年出版完成的，至今还没有译本超越它，不过这个中译本主要是通过英文翻译的，译者也曾委托到德国进修的学者加以修订，可惜的是并未得以实现。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古典美学的著作也大量被翻译了过来。歌德的论文艺的选集在德国本土就被重视，吉尔努斯选编的《歌德论文艺》1953年的德文版影响颇广，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中文版（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歌德的格言与感想集》中文版（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都是重要的美学文献。席勒的《美育书简》（或译《审美教育书简》），最早的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由冯至主译、范大灿补译而成的，收入“美学译文丛书”的还有徐恒醇翻译的中国文联出版社版本。席勒的其他美学著述，主要中译本就是《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与费希特的主要美学资料都嵌入了其哲学文本不同，哲学家谢林的美学专著《艺术哲学》的最早节译出现在《外国美学》第2辑当中（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艺术哲学》上、下卷（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10年后得以全译出版，但是谢林这本著作的本有价值往往为国内所轻视。此外，非哲学家的美学著作，主要就是德国浪漫派艺术家们的著作与言论，特别是号称“浪漫主义之王”的诺瓦利斯的选集（《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大革命与诗化小说》，林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及奥·施莱格尔、弗·施莱格尔兄弟的著作（《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都被译出，还有大量译文收录在《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李醒尘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康德美学所进行的全面研究才真正开始。在新中国早期阶段，对康德美学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整体的把握，宗白华的《康德美学原理述评》（《新建设》1960年5月号）与朱光潜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是20世纪60年代论康德美学的最重要的两篇长篇论文，蒋孔阳的《康德美学思想——简评〈判断力批判〉》（《文汇报》1961年7月4日）也对康德美学进行了整体述评。尽管从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和王国维的《汗德像赞》（1903）两篇介绍文字开始算起，中国美学家关注康德已有百年之久，宗白华在1919年也曾撰写《康德唯心哲学大意》一文，但是真正对于康德美学（而非康德哲学）进行专业研究还得从20世纪60年代初谈起。然而兴起的迅速衰落的也快速，此后的西方美学研究曾一度归于沉寂。但无论怎么说，在中国的康德美学研究总是落后于康德哲学研究的，直到李泽厚70年代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康德美学研究才一度与康德哲学研究并驾齐驱，其后康德哲学研究又超过了康德美学的学术研究水平，直至如今仍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之后，李泽厚于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不仅成为康德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经典之作，至今畅销不衰，而且也成为康德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新时期”的开启之作，该书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和美学界的深远影响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根据李泽厚自己的回忆，对康德思想的研究应该开始于1972年，而该书的书稿于1976年就基本得以完成。李泽厚以历史的观念来梳理康德思想体系，所以，康德的“美”作为“真”、“善”的统一就会被视为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历史成果”。更早发表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则是最重要的一篇康德美学研究论文，该文就是李泽厚同年出版的专著的第十章“美学与目的论”的美学部分。李泽厚对于康德美学首先是按照《判断力批判》的线索加以论述的，分为“美的分析”、“崇高的分析”、“‘美的理性’‘美的理念’与艺术”三个部分陈述，但是，最终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部分又回到了他的“主体论实践哲学”的美学观：“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看来，康德提出的‘自然向人生成’和所谓自然界的最终目的是道德文化的人（见《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实际应是通过人类实践。自然服务于人，即自然规律服务于人的目的，亦即是通过实践掌握自然规律，使之为人的目的服务。这也就是自然对象的主体化（人化），人的目的对象化。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目的与规律这种彼此依存、渗透和转化，完全建筑在人类长期历史实践的基础之上。”[※注]这种新的阐释使得李泽厚的康德研究从“我注六经”走向了“六经注我”。李泽厚与其他所有康德美学研究者的重大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他是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康德并重铸自身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在于，李泽厚的哲学思想恰恰是从《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生发出来的（而非像美学研究者那样仅仅关注美与崇高的分析），在笔者看来，他的“人类学”的视角更像是将康德晚年的《实用人类学》（1798）的思想通过实践观进而应用于对“批判时期”思想的阐发。

如前所述，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则是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全面研究的力作，其实，这种研究要来得更早，早在1962年蒋孔阳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作过相关报告之后就得到商务印书馆的约稿，但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然而，在他的指导之下，他的学生辈（特别是他前几届所培养的西方美学史专业研究生）逐渐承担起来了德国古典美学史研究的重任，又逐步形成了一种西方美学研究的整体风格。曹俊峰的《康德美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尽管出版较晚，但如今再回头来看，仍是康德美学研究当中从德文原文做起的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概念考释准确、历史线索明晰，它梳理出了康德美学发展的整个脉络，对“前批判期”和“过渡期美学”的整体把握更是准确而到位。特别是作者所确定的康德美学发展“过渡期”研究颇具有特色，这一时期从“前批判期”一直延续到全部“批判哲学”完成之后。[※注]在这种历史梳理的基础上，作者还对更为细致的文本（康德生前的札记片断、写作与讲授人类学和逻辑学时的思考片断）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康德美学研究著述颇为丰富，主要的专著有：马新国的《康德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朱志荣的《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徐晓庚的《康德美学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劳承万的《康德美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政文的《从古典到现代——康德美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振的《康德美学思想探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友峰的《康德美学的自然与自由观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申扶民的《自由的审美之路：康德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康德美学研究专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级推动了康德美学研究的热潮。实际上，在中国黑格尔美学思想更能化入中国人的血脉，但是康德美学研究的数量仍是多于黑格尔美学研究的，从研究生论文选择来看，尽管康德更为艰深但是对他的研究还是德国古典美学当中最多的一位。如果单从哲学阐释的角度来看，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非常具有特色，他并不像大多数美学研究者那样，强调从作为桥梁的美学来理解康德哲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现象学的角度阐释了康德美学的超越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并反过来认定“当代现象学本源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注]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与康德思想一样都超越了传统的“客观主义”与“心理主义”，而使后来成为中国美学界主流的现象学方法与康德美学方法得以相互阐发。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康德美学研究，从李泽厚的阐释方向逐渐发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因为李泽厚从康德那里诠释出来的是“主体性”思想，[※注]并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性解放契合了起来而具有更多社会开放性，但发展到90年代之后的中国美学却只能囿于本专业内，继续探索主客合一的现象学化的新的主流之路。然而，通过康德美学来确立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这种思路在现象学介入中国美学界之前就已经成为某种共识了。同样进行康德美学研究的劳承万的另一本具有原论性质的《审美中介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可以作为明证，作者认定在审美客体到审美主体美感生成、定型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表象构成的“审美中介系统”，该具有“审美感知—审美表象”结构的系统一方面联系于审美主体的共通感，另一方面联系于客体的合目的性形式。这种美学视野的根本变化，也同哲学与社会的转换是双重相关的，中国哲学思潮从关注于主体的人走向了主客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学也曾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而今美学更多仍是深受哲学本身的影响而难以形成感性化的“反作用力”了。

席勒研究在中国也成为热点，较之歌德美学研究而言，席勒的研究资料更为规整与集中，而且由于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古希腊情结”都相当接近，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备受关注。然而到了新的世纪再释席勒的时候，“人类学”视角却更为凸显了出来，从中可见历史语境的根本转切。毛崇杰的《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新时期第一本席勒美学研究专著，尽管作者激进标举出席勒美学的人本主义维度，但是他却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辩证态度来看待这种思想：“席勒第一个在美学中明确提出了人本主义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为核心，为依归，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美感教育的理论”，但“这既是它的贡献，又是它的失误。以人打倒了神，以艺术、以美代替了宗教教义，是他的贡献。然而在这同时，抽象的人又变成了神，美、艺术又成为新的救世主，乃是他的失误”。[※注]张玉能的席勒美学研究，则实现了从“审美人文主义”到“审美人类学”思想的转化。在他的《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思想论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里面，“人性完整”的人道主义中心议题被认为占据了席勒美学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恰恰是从康德的人道主义转向黑格尔人道主义的中介环节。然而，到了《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新著当中，尽管“成为完整的、真正的、自由的人”仍作为席勒美学的终极鹄的，但是由《审美教育书简》所解释出的“美处于自然人向自由人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的人类学基础，由《秀美与尊严》所阐释出的“美的各个范畴构成了自然向人类生成”的人类学结构，[※注]都将席勒美学研究推到了新的水平。最新的关于席勒美学研究的专著是卢世林的《美与人性的教育：席勒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黑格尔美学研究在中国显得更为重要，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却呈现出相对弱化的发展趋势。早在1941年，哲学家贺麟就组织成立并领导了“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有计划地从事西方哲学原著的译介，黑格尔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目前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专家正在致力于“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和整理。贺麟作为中国最早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早年就有《道德价格与美学价值》一文关注美学问题，在他的学术演讲稿《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当中就以“美是真的”、“美是精神内容与感性形式的完善统一”、“美是客观的”为题对黑格尔美学思想进行了概述。在朱光潜尚未将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翻译出版之前，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美学的大多译名都尚未确定，但是大量的哲学译名都已经确定了下来，诸如“反思”这样翻译成为了中文哲学译名的典范。朱光潜的翻译贡献之一，就在于确定了黑格尔美学的一系列的译名，作为黑格尔美学核心思想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可以被视为另一个译名的典范之作。

最早的黑格尔美学研究，是由致力于德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们做出的，他们都将美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给予了美学以非常重要的位置。王树人的《思辨哲学新探——关于黑格尔体系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就分为“逻辑学研究”、“美学研究”和“实践、自由、哲学史等专题研究”三章，其中的美学研究对于黑格尔《美学》的研究还是相当全面的，具体分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发端、关于古希腊艺术的历史分析、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关于实践与艺术美的创造、关于黑格尔对“一些流行艺术观念”的批判等五个方面。在王树人看来，黑格尔美学思想对中国学界的重要启示就在于“主客观统一论”，这是因为，“事实上，黑格尔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就是在理念基础上的主客观统一……如果承认黑格尔这里在理念这个外壳中所包含的合理内容，确实是人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那么，这种思想对于探讨审美活动中主客观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仍有其借鉴的意义。因为，只有人才有区分和联结主客观的能力，也只有人和人所创造的东西才是主客统一体”。[※注]可见，西方哲学界也关注“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来弄清审美活动中主客观的地位和作用，并将这种思想启迪归之于黑格尔的美学观。

在1985年之后，黑格尔美学成为“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最为热闹的地方，特别是1986年成为了黑格尔美学研究的丰收之年，这种兴盛的局面可能不会再度出现了。专著主要有薛华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但此书更多涉及的是现代西方美学的个案研究）、陈望衡和李丕显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其中，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较之于王树人的专著更为全面地解析了黑格尔美学的思想，但与前者类似的是也发现了黑格尔思想内部包含了把美与艺术看做“实践产物”的合理猜想，这已为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朱立元延续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传统，作者将黑格尔美学“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顶峰”来加以定位，不仅对于黑格尔美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前期美学思想与《美学讲演录》核心与构架这样的宏观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对于美、美的创造和审美思想，自然美与艺术美思想，艺术论的具体论述（包括艺术家和艺术创造、艺术鉴赏标准和作品评论、艺术类型的历史发展、艺术体系的分类、诗论与艺术解体问题）都做出了具体分析，从而成为了一本黑格尔美学研究的相对完备之作。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美学界关注的持续热点，在后来还有一系列的延续性的研究，专著主要是邱紫华的《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立元的《宏伟辉煌的美学大厦——黑格尔〈美学〉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相隔10年才有陈鹏的《走出艺术哲学迷宫——黑格尔〈美学〉笔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美学研究的衰落也预示着德国古典美学整体研究的衰落。

19世纪俄罗斯的美学思想研究，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曾经成为“在中国”的外国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领域。尽管依据欧洲人传统的地理划分，这些思想的来源地从地缘上属于“东方”，但是从学术文化的传统来看，这些思想由于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响，所以理应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与谱系当中加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著作里往往加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独立章节，这里不仅仅有政治意识形态曾经制约美学研究的原因，而且还有“学术传统”本身传承的原由，但是欧美美学家撰写自身的“美学史”的时候却从未将俄罗斯思想纳入其中。而中国人所简称的“车别杜”，亦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思想确实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局面，但从80年代开始就逐渐被忽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第一本美学专著其实是肖三的《高尔基的美学观》（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苏联美学始终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作为自身思想的基本来源与组成部分，所以经过“苏联桥”这些思想及其相关阐释大量译介过来。特罗菲莫夫等著的《近代美学思想史论丛》在前面论述了伯克、伏尔泰、狄德罗和康德的美学思想，而后又将奥格辽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纳入美学思想史的体系，可见从欧洲美学到近代俄罗斯美学是一脉相承的。再以斯米尔诺娃等所著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曹庸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为例，除了车别杜之外，还包括了赫尔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思想研究。同时代的周来祥、石戈在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当中，除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献之外，所引述的主要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拥有最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选》（缪灵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别林斯基选集》第1、2卷（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末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末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化浪潮之后所形成的历史格局确实迥然相异。

第四节 以西方美学史为对照的“东方美学史”

“东方美学史”是作为“西方美学史”的对应物而出场的，这是由于，“东方”的发见具有文化相对的内涵和意义。这种“相对”意味着，如缺失了比较一方，东西方在自体封闭界域内都不可能自为发现近代意义上所谓“东方”。相反，只有在东西文化由拒斥到接触后，“东方”方可获得比较文化视界内的定性。[※注]近代中国对“东方”含义的摄取来自日本，正如最早触摸并舶来西方美学同是通过这座中介桥梁一样。但是将两词联合为“东方美学”或“远东美学”的却是法国著名学者雷纳·格鲁塞（Rene Grousset），它在《从希腊到中国》（1948）中的首创正是在文化相对观念日渐普泛、比较思想日趋成熟的氛围下出现的。在这种全新语境中，东西方都开始了共建东方美学的努力，西方有托马斯·门罗的《东方美学》（1965），东方有今道有信的《东方的美学》（198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到这一伟大的工程当中。

从基本资料上看，金克木主编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属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美术译著丛书”的由范曾主编的《东方美术》（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苏联的古贝尔和巴符洛夫编辑的《艺术大师论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牛枝慧主编的《东方艺术美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都辑录了大量东方美学的基本文献。牛枝慧主编的“东方美学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90年9月至1993年5月共出版10本专著，有系统地翻译了日本美学、俄罗斯美学、中东美学方面的专著，特别是对于日本美学的译介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在1987年，留学日本的牛枝慧就倡导《要重视东方美学的研究》（《文艺研究》1987年第4期）。此后，金克木的《东方美学或比较美学的试想》（《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廉静的《东方美学讨论会》（《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林同华的《东方美学略述》（《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余秋雨的《关于东方美学》（《东方艺术》1994年第1期）都是早期研究东方美学的重要文本。

金克木、常任侠、季羡林都是东方美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金克木以他的印度美学研究，常任侠以他的东方艺术研究，季羡林以他的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都为东方美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季羡林就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从世界的美学和文论发展来看，华夏古典、印度古典和西方古典的美学文论可谓世界传统的三大子系统，后代的各种文论学说都是从这些“根”与“源”中流溢出来的。金克木的《东方美学研究末议》进而提出了建构东方美学的诸种原则：首先就是要“由实见虚”，因为按照西方美术史模式研究东方美学往往落入哲学史和艺术史窠臼；所以就要“由俗测雅”，也就是自下而上从艺术实践出发而不是从哲学思想出发来考察东方文化；同时还要“由今溯古”，从艺术追思想，从文化现象查文化心理，最终再上升到哲学高度。所以说，东方美学的研究方法是“由艺术而思想，由外而内，由实而虚，由下而上，同时也就可以由今而古”。[※注]正如金克木所另外强调的那样，东方美学研究并不是分列各国的美学，而是将东方作为整体来加以研究，这就需要东方诸国文化内部的合作与协同。

从2000年起，中、韩、日三国就开始定期举办“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首届会议于该年7月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70余位专家学者就“21世纪东方美学的国际地位及研究前景”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展开了争鸣。《文史哲》2010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以“东方美学的研究前景”为主题的笔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闵周植和日本广岛大学青木孝夫都继承了今道有信的衣钵，他们都意识到东方美学的研究必须让中国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参与其中，这样才能呈现出完整的东亚美学的图景。在成功举办首届会议之后，第2、3届会议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韩国的大丘举办，直到2006年第4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又回到中国，由天津市美学学会、南开大学共同承办。2002年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东西方美学究竟是对立还是互补，是各自独立发展还是不断相互影响，也成为本次会议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东方美学的国内研究专著方面，邱紫华出版了《东方美学史》上、下两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本书从人类审美思想具有“发生学”上的相同起点出发，完整而系统地介绍了古埃及、印度、波斯、日本和中国的东方美学思想体系，认为东方美学以其鲜明的特征区别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学，从而形成了整体的文化面貌。古埃及的美学思想主要包括古埃及的审美意识，埃及艺术的宗教原动力，埃及史前艺术特征，埃及艺术的历史分期，埃及建筑、浮雕、壁画和雕塑艺术的美学特征。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赫梯、亚述的美学思想更是国内学者少有涉猎，主要论述了古代苏美尔的美学思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的美学思想，希伯来、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的美学思想，希伯来民族的美学思想，古代波斯民族的美学思想，阿拉伯伊斯兰宗教的哲学思想等，这些研究都具有弥补空白的价值。此外，邱紫华的《东方艺术与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及其与王革命合著的《东方美学范畴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不仅关注到了东方艺术，而且聚焦于拥有“散点放射”特质的东方美学范畴的诗性方面。

彭修银的《东方美学》则是依托于他对日本美学的研究撰写而成的，上篇“全球化时代的东方美学”对东方美学的理论形态、在世界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形成的文化语境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性的历史梳理；与此同时，对印度、伊斯兰阿拉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美学特点，也从其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角度进行了考量。中篇“东方美学中的‘他者’”对近代以来日本在接受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过程中的情境进行了分析，特别聚焦于对日本近代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位重要的美学家即西周、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同时，对于中日近代的“美学”、“美术”等重要概念形成过程进行了考证。下篇“东方美学中的‘日本桥’的作用”，以“西方—日本—中国”为分析模式，深刻揭示了“日本桥”在中国美学形成当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总之，东方美学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与日本的相关研究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继续加以弥补，东方美学资料尚需要翻译与整理，这就相应要求研究者具有很好的东方语言基础。当然，东方文化之间“内在的比较眼光”更是非常必要的，从而可以由此避免落入仅在东西方之间作比照的“外部眼光”的比较美学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