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如果从地缘上看，许多归属于古希腊文化脉络的早期思想家，其实是生活在现在所谓的“小亚细亚”地区，从地理归属上（如孕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哲学流派“米利都学派”的米利都城邦）应属于东方，但是毫无疑义，他们从“学术传统”来说都被视为西方思想的真正源头。早在1982年，叶秀山的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可谓是国内第一本对于哲学起源时代进行研究的中文专著，其中也涉及了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的相关美学思想。古希腊美学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所在，这种研究由于古希腊文的准入与美学同哲学混糅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古希腊哲学及诗学研究的相应的成熟与发展。与此同时，古希腊与古罗马美学常常被中国美学界归在一起，它们常常被并称为“古代美学”。

如果说，叶秀山的早期研究更倾向于哲学的话，那么，缪朗山的研究则更倾向于文艺思想与诗学。早在1964年至1966年，缪朗山就曾以“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为专题指导研究生撰写讲稿。[※注]20多年之后，这位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开设西方文艺论史的专家，在公开出版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当中将古希腊罗马文艺理论思想作为重点推出，尽管这一专著只写到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家莱辛。在这本后来才结集出版的专著里面，具有特色的是，缪朗山将柏拉图的文艺的“认识论”思想归纳为：摹仿说、“参与”与“灵魂回忆”、“美的最高境界”，将亚里士多德的关乎艺术教育功能的“行为学”归纳为：情节与性格的关系、恐惧与怜悯的“净化说”、悲剧的人物“错误说”。进而，在古罗马部分，他对贺拉斯以《诗艺》为主的古典三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合理原则——的阐发多有新意，对朗吉弩斯的《论崇高》的美学原理也分为崇高的思想、感情与想象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这在当时的研究中可谓达到了最高的水准。

阎国忠1983年出版的《古希腊罗马美学》是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源头著作的第一本专著，作者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美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古罗马前期与后期的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柏拉图美学思想被区分为四个层面：“理式——美的本质论”、“回忆——审美过程论”、“摹仿——艺术特征论”和“灵感——创作泉源论”。在全书最后，阎国忠还归纳出古希腊罗马美学的六个重要范畴，也就是“和谐”、“善”（有用、有益、恰当）、“理式”、“整一”、“悲剧”和“崇高”，并认定这些范畴是按照历史顺序出现的：从“和谐”到“善”分别展现了美依存于自然（客体）与人（主体）；“理式”试图以普遍性来克服主客的局限；“整一”则消解了普遍与特殊性的对象；“悲剧”上升到纯粹精神领域而使得整一得以降低；最终，从“悲剧”走向“崇高”则高扬了人的个体因素，[※注]从而以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叙述了这段西方美学的断代史。

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古希腊罗马美学的研究专著，其中，断代史性的专著在前期研究阶段占据了主导，主要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蒋培坤、丁子霖的《古希腊罗马美学与诗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思孝的《西方古典美学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袁鼎生的《西方古代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方珊的《美学的开端：走进古希腊罗马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古典学”研究模式的引入，对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研究，而且，强调从古希腊语言训练开始进行修辞与思想并重的研究，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陈中梅的《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柯平的《〈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陈中梅的《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还将美学的视野拉伸到荷马史诗研究，章启群的《新编西方美学史》也赞同将荷马史诗而非前苏格拉底美学作为西方美学的真正源头。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已成为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相关美学研究著作，关于柏拉图他分别研究了诗与认识论、本体论（诗—摹仿）、神学（诗与形而上学）、心魂学、道德及政治、语言艺术、技巧、哲学的多维关联，并以自然、技艺、诗为关键词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证明了古希腊美学研究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

在中国的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之所以较早取得了成果，那是因为，对于古希腊罗马美学文献的翻译工作也进行在了前面。由朱光潜执笔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就辑录了柏拉图与美学相关的《伊安篇》、《理想国》、《斐德若篇》、《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斐利布斯篇》和《法律篇》的相关选段，为柏拉图美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王晓朝主译的《柏拉图全集》与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出版之后，古希腊美学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版本就多达四个，最早的且影响最大的通行版本是罗念生翻译的《诗学》（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崔延强翻译的《论诗》（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中梅翻译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者撰写了附录14篇加以诠释），缪灵珠翻译的《诗学》（收入《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贺拉斯的《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与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也都很早就有了译本。目前，西方古代美学研究也许正在实现着“古典学转向”，这也恰恰是刘小枫所积极倡导的，他的最新著作《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正是由此得到的结晶。

中世纪美学由于按照过去的经典观点，中世纪思想被视为“神学的婢女”，所以曾经成为了西方美学研究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被忽视了。这种情况最终得到了改观，不仅九卷本的《西方美学通史》第2卷前半部与四卷本的《西方美学史》第1卷后半部给予中世纪以大量的篇幅，并在入选人物的数量上得以拓展，而且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都已经出现。早期的著作关注的是基督教与美学的关联，主要代表作是孙津的《基督教与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由作者1988年的博士论文《“黑暗时期”的光环：中世纪美学再认识》修订而成）、阎国忠和章启群的《基督教与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后来的专著主要有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阎国忠的《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的研究著作相比于西方的神学美学研究还是相当少的。与中世纪美学在中国被“补课”迥异，往往被当做西方美学史发展中介环节的文艺复兴美学的研究成果，较之中世纪的研究成果还少，更多是在美学“大通史”与“小通史”当中作为历史环节而存在的。

对于17、18世纪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国学者的关注焦点，往往忽视了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而是直接关注在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与大陆理性主义美学上。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的后半部分、《西方美学通史》第3卷“17、18世纪美学”与《西方美学史》第2卷“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美学”部分都对此着墨颇多。彭立勋的《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谓是这方面的最新代表力作，该书完整地阐述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经验主义美学以对人的情感和趣味的研究为基点，强调美、美感、艺术的感性基础、经验性质、情感特点以及想象作用等方面；理性主义美学则以对人的认识和理性的研究为基点，强调美、美感、艺术的理性基础、超验性质、认识特点以及理智作用等方面。进而，作者又深入揭示了两大美学思潮的对立与互动，并从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和转型的高度去把握这种矛盾的实质。该两种美学的主要哲学基础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随之由审美客体转向审美主体，这恰恰是西方美学由古代和中世纪迈入近代的关键所在。

在大陆理性主义美学方面，“美学之父”鲍姆嘉通的美学思想，尽管没有专门的著作研究，但是李醒尘在《鲍姆加敦的美学思想述评》与蒋一民在《鲍姆嘉通》的论文中都通过拉丁原文与德文（并参照了俄文译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注]在英国经验主义方面，章辉的《经验的限度：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董志刚的《夏夫兹博里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朝霞的《经验的维度：休谟美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对于经验主义美学进行了思潮与个案的专门研究。在欧美的美学界，休谟美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当代英美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汤森德（Dabney Townsend）的专著《休谟审美理论：趣味与敏感性》（Hume’s Aesthetic Theory：Taste and Sentiment，2001）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彼得·基维（Peter Kivy）的专著《第七感官：弗朗西斯·哈奇生美学及其在18世纪英国影响研究》（The Seventh Sense：A Study of Francis Hutcheson’s Aesthetics and Its Influ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1976）则将视角通过哈奇生的个案扩大到对整个经验主义美学的梳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在英语学界始终是古典美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因为诸如“无利害性”或者“非功利”（disinterestedness）与“内感官”（internal sense）这样的重要观念都起源于经验主义，国内学界目前对于这一时期美学的关注也逐渐热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国与德国的启蒙主义美学也得到了关注，此外意大利维柯的美学在中国也是曾被重点关注的，这是与朱光潜的个人兴趣是直接相关的，他晚年翻译出版了维柯的名著《新科学》。

对于欧洲近代美学的研究，从特罗菲莫夫等著的《近代美学思想史论丛》（汲自信、孟式钧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陈燊和郭家申编选的《西欧美学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到李斯托威尔著名的论著《近代美学史述评》（蒋孔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历史研究与论集的出版的同时，许多美学家的专著都得以翻译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布瓦罗的《诗的艺术》（任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哈奇生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高乐田、黄文红、杨海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荷加斯的《美的分析》（杨成寅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伯克的《崇高与美》（李善庆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鲍姆嘉通的《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还包括鲍姆嘉通的《诗的哲学默想录》）、卢梭的《论艺术与科学》（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狄德罗美学论文集》（张冠尧、桂裕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温克尔曼的《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莱辛的《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赫尔德的《赫尔德美学文选》（张玉能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维柯的《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

当代中国美学，最为成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美学”阶段，或者说，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研究成为“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高潮部分。所谓“德国古典美学”的称呼，可能是中国的独特转译，“德国唯心论”或者“观念论”美学则是西方学界的通行说法，这种中国化的译名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下来，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定译，只是将“哲学”取代为“美学”。

当然，德国古典美学的深入与全面的研究，首先是建立在相应的翻译基础上的。实际上，中国学界对于康德美学的翻译，并不是开始于对“批判系列”的翻译，而是最早翻译自1764年康德早期著作《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1763）。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30年代就有胡仁源名为《对于美好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的商务版译本，而改名为《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文运译）后于194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则更为人知，近50年后的1989年改名为《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曹俊峰、韩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01年又取名为《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由何兆武译）再出商务版，从这种历史流变可见康德美学在中国被关注尤甚。

康德的最重要的美学专著《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的中译本由德文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的时候分为两卷，上卷导言与“审美判断力批判”部分由美学家宗白华译，下卷的“目的判断力批判”与附录部分则是由韦卓民译。这个译本的上卷影响最为深广，所以被广为引用，下卷由于主要是关于有机界合目的性的思想的，所以被美学界所忽视。从“判断力批判”这个中文译名就可以看到，中文翻译起码较之英文译名更贴近德文原题，通常的英译都为Critique of Judgment，可以被直译为“判断的批判”，只有到了“剑桥版康德著作翻译版”（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in Translation）的时候才定译为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注]也就是将“判断力”中那个“力”的意蕴翻译了出来。这个剑桥版的译者就是著名的康德专家保罗·盖耶（Paul Guyer）。第二个中译本则是由著名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加以诠译的，并于199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分上、下卷出版，但是这位哲学家所采取的“六经注我”的选择译名的方式，确实受到了许多论者的质疑，在大陆学界很少采用这个译本但却有人将之作为研究牟宗三“误读”康德的范本。

目前，在中国美学界最被肯定的译本来自邓晓芒的译笔之下，康德研究专家杨祖陶参对校对，由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这第三个中译本的译者所依据的主要是由卡尔·弗兰德尔所编的《哲学丛书》第39a卷（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24年第6版，1974年重印本），并参照了普鲁士学院版《康德文集》第5卷（柏林1968年版）及其他英译本和中文译本。对康德美学进行集中翻译的还有《康德美学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是以康德美学为专门研究方向的曹俊峰，该文集不仅包罗《判断力批判》的新译本，而且还包括了其他的康德美学文本，试图从历史的排列中见出康德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为康德“第三批判”的《判断力批判》被翻译成中文的最新译本，则是作为整体而被推出的，由李秋零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在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黑格尔的《美学》最通行的译本，则是由美学家朱光潜历时三年出版完成的，至今还没有译本超越它，不过这个中译本主要是通过英文翻译的，译者也曾委托到德国进修的学者加以修订，可惜的是并未得以实现。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古典美学的著作也大量被翻译了过来。歌德的论文艺的选集在德国本土就被重视，吉尔努斯选编的《歌德论文艺》1953年的德文版影响颇广，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中文版（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歌德的格言与感想集》中文版（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都是重要的美学文献。席勒的《美育书简》（或译《审美教育书简》），最早的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由冯至主译、范大灿补译而成的，收入“美学译文丛书”的还有徐恒醇翻译的中国文联出版社版本。席勒的其他美学著述，主要中译本就是《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与费希特的主要美学资料都嵌入了其哲学文本不同，哲学家谢林的美学专著《艺术哲学》的最早节译出现在《外国美学》第2辑当中（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艺术哲学》上、下卷（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10年后得以全译出版，但是谢林这本著作的本有价值往往为国内所轻视。此外，非哲学家的美学著作，主要就是德国浪漫派艺术家们的著作与言论，特别是号称“浪漫主义之王”的诺瓦利斯的选集（《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大革命与诗化小说》，林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及奥·施莱格尔、弗·施莱格尔兄弟的著作（《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都被译出，还有大量译文收录在《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李醒尘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康德美学所进行的全面研究才真正开始。在新中国早期阶段，对康德美学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整体的把握，宗白华的《康德美学原理述评》（《新建设》1960年5月号）与朱光潜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是20世纪60年代论康德美学的最重要的两篇长篇论文，蒋孔阳的《康德美学思想——简评〈判断力批判〉》（《文汇报》1961年7月4日）也对康德美学进行了整体述评。尽管从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和王国维的《汗德像赞》（1903）两篇介绍文字开始算起，中国美学家关注康德已有百年之久，宗白华在1919年也曾撰写《康德唯心哲学大意》一文，但是真正对于康德美学（而非康德哲学）进行专业研究还得从20世纪60年代初谈起。然而兴起的迅速衰落的也快速，此后的西方美学研究曾一度归于沉寂。但无论怎么说，在中国的康德美学研究总是落后于康德哲学研究的，直到李泽厚70年代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康德美学研究才一度与康德哲学研究并驾齐驱，其后康德哲学研究又超过了康德美学的学术研究水平，直至如今仍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之后，李泽厚于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不仅成为康德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经典之作，至今畅销不衰，而且也成为康德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新时期”的开启之作，该书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和美学界的深远影响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根据李泽厚自己的回忆，对康德思想的研究应该开始于1972年，而该书的书稿于1976年就基本得以完成。李泽厚以历史的观念来梳理康德思想体系，所以，康德的“美”作为“真”、“善”的统一就会被视为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历史成果”。更早发表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则是最重要的一篇康德美学研究论文，该文就是李泽厚同年出版的专著的第十章“美学与目的论”的美学部分。李泽厚对于康德美学首先是按照《判断力批判》的线索加以论述的，分为“美的分析”、“崇高的分析”、“‘美的理性’‘美的理念’与艺术”三个部分陈述，但是，最终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部分又回到了他的“主体论实践哲学”的美学观：“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看来，康德提出的‘自然向人生成’和所谓自然界的最终目的是道德文化的人（见《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实际应是通过人类实践。自然服务于人，即自然规律服务于人的目的，亦即是通过实践掌握自然规律，使之为人的目的服务。这也就是自然对象的主体化（人化），人的目的对象化。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目的与规律这种彼此依存、渗透和转化，完全建筑在人类长期历史实践的基础之上。”[※注]这种新的阐释使得李泽厚的康德研究从“我注六经”走向了“六经注我”。李泽厚与其他所有康德美学研究者的重大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他是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康德并重铸自身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在于，李泽厚的哲学思想恰恰是从《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生发出来的（而非像美学研究者那样仅仅关注美与崇高的分析），在笔者看来，他的“人类学”的视角更像是将康德晚年的《实用人类学》（1798）的思想通过实践观进而应用于对“批判时期”思想的阐发。

如前所述，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则是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全面研究的力作，其实，这种研究要来得更早，早在1962年蒋孔阳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作过相关报告之后就得到商务印书馆的约稿，但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然而，在他的指导之下，他的学生辈（特别是他前几届所培养的西方美学史专业研究生）逐渐承担起来了德国古典美学史研究的重任，又逐步形成了一种西方美学研究的整体风格。曹俊峰的《康德美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尽管出版较晚，但如今再回头来看，仍是康德美学研究当中从德文原文做起的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概念考释准确、历史线索明晰，它梳理出了康德美学发展的整个脉络，对“前批判期”和“过渡期美学”的整体把握更是准确而到位。特别是作者所确定的康德美学发展“过渡期”研究颇具有特色，这一时期从“前批判期”一直延续到全部“批判哲学”完成之后。[※注]在这种历史梳理的基础上，作者还对更为细致的文本（康德生前的札记片断、写作与讲授人类学和逻辑学时的思考片断）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康德美学研究著述颇为丰富，主要的专著有：马新国的《康德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朱志荣的《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徐晓庚的《康德美学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劳承万的《康德美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政文的《从古典到现代——康德美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振的《康德美学思想探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友峰的《康德美学的自然与自由观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申扶民的《自由的审美之路：康德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康德美学研究专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级推动了康德美学研究的热潮。实际上，在中国黑格尔美学思想更能化入中国人的血脉，但是康德美学研究的数量仍是多于黑格尔美学研究的，从研究生论文选择来看，尽管康德更为艰深但是对他的研究还是德国古典美学当中最多的一位。如果单从哲学阐释的角度来看，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非常具有特色，他并不像大多数美学研究者那样，强调从作为桥梁的美学来理解康德哲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现象学的角度阐释了康德美学的超越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并反过来认定“当代现象学本源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注]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与康德思想一样都超越了传统的“客观主义”与“心理主义”，而使后来成为中国美学界主流的现象学方法与康德美学方法得以相互阐发。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康德美学研究，从李泽厚的阐释方向逐渐发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因为李泽厚从康德那里诠释出来的是“主体性”思想，[※注]并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性解放契合了起来而具有更多社会开放性，但发展到90年代之后的中国美学却只能囿于本专业内，继续探索主客合一的现象学化的新的主流之路。然而，通过康德美学来确立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这种思路在现象学介入中国美学界之前就已经成为某种共识了。同样进行康德美学研究的劳承万的另一本具有原论性质的《审美中介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可以作为明证，作者认定在审美客体到审美主体美感生成、定型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表象构成的“审美中介系统”，该具有“审美感知—审美表象”结构的系统一方面联系于审美主体的共通感，另一方面联系于客体的合目的性形式。这种美学视野的根本变化，也同哲学与社会的转换是双重相关的，中国哲学思潮从关注于主体的人走向了主客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学也曾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而今美学更多仍是深受哲学本身的影响而难以形成感性化的“反作用力”了。

席勒研究在中国也成为热点，较之歌德美学研究而言，席勒的研究资料更为规整与集中，而且由于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古希腊情结”都相当接近，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备受关注。然而到了新的世纪再释席勒的时候，“人类学”视角却更为凸显了出来，从中可见历史语境的根本转切。毛崇杰的《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新时期第一本席勒美学研究专著，尽管作者激进标举出席勒美学的人本主义维度，但是他却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辩证态度来看待这种思想：“席勒第一个在美学中明确提出了人本主义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为核心，为依归，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美感教育的理论”，但“这既是它的贡献，又是它的失误。以人打倒了神，以艺术、以美代替了宗教教义，是他的贡献。然而在这同时，抽象的人又变成了神，美、艺术又成为新的救世主，乃是他的失误”。[※注]张玉能的席勒美学研究，则实现了从“审美人文主义”到“审美人类学”思想的转化。在他的《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思想论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里面，“人性完整”的人道主义中心议题被认为占据了席勒美学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恰恰是从康德的人道主义转向黑格尔人道主义的中介环节。然而，到了《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新著当中，尽管“成为完整的、真正的、自由的人”仍作为席勒美学的终极鹄的，但是由《审美教育书简》所解释出的“美处于自然人向自由人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的人类学基础，由《秀美与尊严》所阐释出的“美的各个范畴构成了自然向人类生成”的人类学结构，[※注]都将席勒美学研究推到了新的水平。最新的关于席勒美学研究的专著是卢世林的《美与人性的教育：席勒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黑格尔美学研究在中国显得更为重要，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却呈现出相对弱化的发展趋势。早在1941年，哲学家贺麟就组织成立并领导了“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有计划地从事西方哲学原著的译介，黑格尔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目前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专家正在致力于“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和整理。贺麟作为中国最早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早年就有《道德价格与美学价值》一文关注美学问题，在他的学术演讲稿《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当中就以“美是真的”、“美是精神内容与感性形式的完善统一”、“美是客观的”为题对黑格尔美学思想进行了概述。在朱光潜尚未将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翻译出版之前，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美学的大多译名都尚未确定，但是大量的哲学译名都已经确定了下来，诸如“反思”这样翻译成为了中文哲学译名的典范。朱光潜的翻译贡献之一，就在于确定了黑格尔美学的一系列的译名，作为黑格尔美学核心思想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可以被视为另一个译名的典范之作。

最早的黑格尔美学研究，是由致力于德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们做出的，他们都将美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给予了美学以非常重要的位置。王树人的《思辨哲学新探——关于黑格尔体系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就分为“逻辑学研究”、“美学研究”和“实践、自由、哲学史等专题研究”三章，其中的美学研究对于黑格尔《美学》的研究还是相当全面的，具体分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发端、关于古希腊艺术的历史分析、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关于实践与艺术美的创造、关于黑格尔对“一些流行艺术观念”的批判等五个方面。在王树人看来，黑格尔美学思想对中国学界的重要启示就在于“主客观统一论”，这是因为，“事实上，黑格尔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就是在理念基础上的主客观统一……如果承认黑格尔这里在理念这个外壳中所包含的合理内容，确实是人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那么，这种思想对于探讨审美活动中主客观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仍有其借鉴的意义。因为，只有人才有区分和联结主客观的能力，也只有人和人所创造的东西才是主客统一体”。[※注]可见，西方哲学界也关注“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来弄清审美活动中主客观的地位和作用，并将这种思想启迪归之于黑格尔的美学观。

在1985年之后，黑格尔美学成为“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最为热闹的地方，特别是1986年成为了黑格尔美学研究的丰收之年，这种兴盛的局面可能不会再度出现了。专著主要有薛华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但此书更多涉及的是现代西方美学的个案研究）、陈望衡和李丕显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其中，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较之于王树人的专著更为全面地解析了黑格尔美学的思想，但与前者类似的是也发现了黑格尔思想内部包含了把美与艺术看做“实践产物”的合理猜想，这已为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朱立元延续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传统，作者将黑格尔美学“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顶峰”来加以定位，不仅对于黑格尔美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前期美学思想与《美学讲演录》核心与构架这样的宏观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对于美、美的创造和审美思想，自然美与艺术美思想，艺术论的具体论述（包括艺术家和艺术创造、艺术鉴赏标准和作品评论、艺术类型的历史发展、艺术体系的分类、诗论与艺术解体问题）都做出了具体分析，从而成为了一本黑格尔美学研究的相对完备之作。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美学界关注的持续热点，在后来还有一系列的延续性的研究，专著主要是邱紫华的《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立元的《宏伟辉煌的美学大厦——黑格尔〈美学〉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相隔10年才有陈鹏的《走出艺术哲学迷宫——黑格尔〈美学〉笔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美学研究的衰落也预示着德国古典美学整体研究的衰落。

19世纪俄罗斯的美学思想研究，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曾经成为“在中国”的外国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领域。尽管依据欧洲人传统的地理划分，这些思想的来源地从地缘上属于“东方”，但是从学术文化的传统来看，这些思想由于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响，所以理应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与谱系当中加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著作里往往加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独立章节，这里不仅仅有政治意识形态曾经制约美学研究的原因，而且还有“学术传统”本身传承的原由，但是欧美美学家撰写自身的“美学史”的时候却从未将俄罗斯思想纳入其中。而中国人所简称的“车别杜”，亦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思想确实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局面，但从80年代开始就逐渐被忽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第一本美学专著其实是肖三的《高尔基的美学观》（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苏联美学始终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作为自身思想的基本来源与组成部分，所以经过“苏联桥”这些思想及其相关阐释大量译介过来。特罗菲莫夫等著的《近代美学思想史论丛》在前面论述了伯克、伏尔泰、狄德罗和康德的美学思想，而后又将奥格辽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纳入美学思想史的体系，可见从欧洲美学到近代俄罗斯美学是一脉相承的。再以斯米尔诺娃等所著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曹庸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为例，除了车别杜之外，还包括了赫尔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思想研究。同时代的周来祥、石戈在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当中，除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献之外，所引述的主要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拥有最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选》（缪灵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别林斯基选集》第1、2卷（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末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末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化浪潮之后所形成的历史格局确实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