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审美文化成为美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至今不衰。查中国期刊网，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2011年8月），以审美文化为“题名”的论文有1200余篇，最早的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80年代相关论文不过10余篇，1991年至2000年的相关论文接近300篇，2001年以来的论文有900篇左右，且有逐年上升之势。单从论文数量来看，审美文化研究仍为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一 审美文化研究概论

审美文化研究的勃兴与学术团体的积极倡导有着很大的关联。1988年底，中华美学会成立了青年学术研究会（后改称“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简称“青美会”），1994年又成立了“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研究会”。这两个分支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大量与审美文化有关的研讨会。如1992年9月，青美会于青岛举行了“文化变革与90年代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开始对审美文化研究表示了关注。此后，青美会又于1993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美学与现代艺术”学术讨论会，1994年5月在太原举行了“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审美文化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了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包括1995年7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走向21世纪：艺术与当代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年7月在昆明举行的“’96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扬州举行的“审美文化与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等。相关会议还有：1994年10月，汕头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课题组与审美文化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前瞻”学术研讨会； 2001年在武汉召开的“当代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媒介变化与审美文化创新”学术研讨会；2004年9月在山东日照召开的“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2006年审美文化高峰论坛”等。在90年代，亦出现了多篇相关的笔谈：如《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发表的夏之放等人的“’93当代审美文化研讨会（笔谈）”；《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刊登的王德胜等七人参与的“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建构笔谈”；《浙江学刊》组织的题为“‘审美文化’概念的历史辨析”笔谈，等等。无疑，这些高密度的学术会议和笔谈活动显示并促动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热潮。

就著作而论，审美文化的原理性研究，有林同华的《审美文化学》（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李西建的《审美文化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杜卫、傅谨的《审美文化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晶主编的《论审美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姚文放主编的《审美文化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著作数量最多，罗列如下：

庞耀辉、邓伟荣主编：《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城市审美文化论》，重庆大学出版1993年版。

潘知常：《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肖鹰：《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王德胜：《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周宪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透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郑惠生：《审美时尚与大众审美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陈超南、姚全兴主编：《走向新世纪的审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谭桂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黄力之：《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谭华孚：《虚拟空间的美学现实：数字媒体审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罗筠筠：《梦幻之城：当代城市审美文化的批评性考察》，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滕守尧：《公司化社会与审美文化》，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王晓平：《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概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陈炎主编：《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张晶、范周主编：《当代审美文化新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徐放鸣等：《审美文化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钱中文主编：《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化的转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朱鹏飞：《崇高的迷失与重生：新中国审美文化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研究的著作有：周劭馨的《中国审美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朱立元主编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易存国的《固着与超越：中国审美文化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国审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孔智光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杜道明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考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陈志椿、侯富儒的《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涉及中国具体文化事象研究的著作包括：任仲伦的《游山玩水：中国山水审美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包括俞香顺的《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2005）、程杰的《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2008）、石志鸟的《中国杨柳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等。

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的有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合著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夏之放等人合著的《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余虹的《审美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

地域及民族审美文化方面的著作有：于乃昌的《西藏审美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上海市美学学会编的《上海审美文化》（百家出版社1992年版），彭书麟等著的《西部审美文化寻踪》（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文勋主编的《民族审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的《原始审美文化的发展》（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伦珠旺姆、昂巴的《神性与诗意：拉卜楞藏族民俗审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陈素娥的《诗性的湘西：湘西审美文化阐释》（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蔡维琰的《云南民族审美文化漫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荔的《良渚原始审美文化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石磊编著的《佤族审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景隆等人的《青海审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徐明君、牟岱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地域审美文化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扬泰文库·审美文化系列”，包括戴健的《清初至中叶扬州娱乐文化与文学》、明光的《扬州戏剧文化史论》等。

此外，还包括文学审美文化、影视审美文化等，在门类美学研究中已经提及，不再赘举。审美文化丛刊类的出版物，包括汕头大学《审美文化丛刊》编委会编的《审美文化丛刊》和周来祥主编的《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等。

二 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

审美文化为何会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学研究的热点？个中原因值得分析，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从外部环境上说，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是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有学者如是概括这一社会转型：“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全面、总体的转型之中。这种转型大致可以概括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注]90年代，中国社会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经济成为主导。同时，由于科技的进步，大工业生产的全面引进，商品经济渐趋兴盛，文化产品花样纷繁，层出不穷。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主流的影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以其强大的传播逻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领域，在经历了80年代的启蒙思潮之后，90年代亦出现了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多元并存的趋势。基于此，文化的转型便顺理成章。当代中国由一种文化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向三种文化形态演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其中大众文化成为中心，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抑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大众文化靠拢。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出现与审美文化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的学者提出：“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使当代中国由一种文化形态向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演化。这直接促成了审美文化的兴起、发展，审美文化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大众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现行文化秩序的冲击，就没有今天的审美文化理论。”[※注]

第二，从美学学科来说，审美文化研究意味着美学的一次转型。此前的美学研究集中于认识论和实践论范畴，一度承担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学的启蒙角色已经退场，传统美学已经无法回应风云突变的社会文化现实，美学研究陷入低迷。就美学自身来说，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尤其是需要面对骤然而至的社会—文化转型，如何作出有效性的回应。美学的转型似乎已成必然之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时代，美学应该自觉地转型，以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它应该成为一种强调人的个体生命、感性、情感与精神超越性的价值学说，一种强调审美的文化功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文化美学。它将以对当代文化和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补充与渗透，探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减少其负效应的途径，使之更健康地发展。”[※注]前面分析过的应用美学研究可以视为美学回应当下的一个尝试，但由于受美学学科的知识结构所限，应用美学的研究可以说并不成功。而审美文化研究作为美学转型的理论成果，究竟能为美学提供什么呢？

有的学者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此做出了回答，李西建指出：“概括地说，审美文化为美学学科的当代转型所提供的新的价值趋向和精神生长点，正是一种广义的人文关怀意识，和一种比一般社会意识更恢宏、更深广的文化意识。它强调当代美学研究的价值论视角，把美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对人类的生存现象与生存活动深刻关注的基础之上，把人类的生命状态、感性经验、心理变化及精神现象作为自己研究和把握的基本对象，从而最大限度地观照与强化人类的生命，指导和促进人类的感性生活和生存进程，并以自身这种特殊的本质规定去建立相应的艺术意识与艺术精神，使人类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不单能够点缀生活形式，营造一种自由的空间和氛围，而且也能自觉体现人类主体生命的发展境况，表现人类存在的变化状态，在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层次上，指导和改变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把握个体生存的感性状态，把握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意义，正是审美文化给予美学学科转型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功能。美学学科的当代转型，重要的是建立和灌注新的文化精神，构筑一种能适应现代文化发展和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现代价值坐标，这就要求美学学科应从理论范式上，逐渐扩大价值的有效性和现实的适应性，逐渐从实践视角进入具体的生存视角，使其成为以人的现实存在和感性生存活动为本体的精神哲学，成为关注人类心智、为人类的发展更多地展示文明图景的学科。”[※注]

除了以上两大原因，有的学者还提及了西方后现代思潮对审美文化兴起的影响，有的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论证了审美文化的成因和存在的必要性等。可以说，审美文化的兴起是众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审美文化的内涵

审美文化作为一个概念，不是中国的特产，西方学界和苏联学界早已有之。中国学者对“审美文化”的语源进行了追溯。如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合著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一书中，就认为审美文化不是一个新概念，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该书将西方学者对“审美文化”的观点概括为三种：“英国学者提出的‘审美文化即把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子的文化’，美国学者提出的‘审美文化即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欧洲大陆学者提出的‘审美文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道德、认识、艺术）在审美原则下融合的文化’。”[※注]该书第四编对这几种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评析。

多数学者认为，在西方学界，德国哲学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如肖鹰指出：“‘审美文化’概念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席勒在1793—1795年期间撰写的《美育书简》。在这部著作中，席勒首次提出了‘审美文化’概念。产生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是现代性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深入发展。启蒙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以新兴学科独立为标志的现代文化的分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在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的双重压抑下的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文化的分化使审美文化的确立成为可能，而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又需要审美文化成为一种统一的机制和医疗手段。席勒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下提出‘审美文化’概念的。”[※注]这一观点具有代表性。还有的学者认为，“审美文化”的概念是由英国的斯宾塞首次提出的：“‘审美文化’是一个外来学术术语，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英国的阿诺德倡导一种‘审美’的文化，后来斯宾塞直接命名为‘审美文化’，这应该是‘审美文化’作为学术概念的第一次使用。”[※注]

不过，应当看到，中国学界所使用的“审美文化”概念与席勒及斯宾塞的“审美文化”存在较大差距。再者，席勒是否运用了“审美文化”的概念尚且存在争议。在《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审美文化”的德文为aesthetische Kultur，“如果孤立地看，固然可以译为‘审美文化’，然而理解为审美陶冶、审美修养、审美教育亦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将该词放到具体行文之中，译为‘审美文化’就难以讲通，不免有牵强之嫌”。[※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席勒在审美修养或是审美培养等意义层面使用asthetische Kultur的可能性最大，而非现象地提及‘审美文化’概念。”[※注]在西文中，“文化”的原意有“园艺”、“耕种”之意，引申为“培育”、“培养”等意思。《审美教育书简》目前有四个中译本，其中有三个都没有将asthetische Kultur译为“审美文化”，徐恒醇将其译为“审美教养”（《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冯至、范大灿译成了“审美的修养”（《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缪灵珠则译为“美感教育”（《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只有张玉能将其译成了“审美文化”（《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联系上下文，译为“审美教养”或“美感教育”似更确当。而斯宾塞所用的“审美文化概念”，是对阿诺德的文化定义的贬义理解，“在他看来，这种文化虽然很高雅，却与人的‘生计’无关，因而不能作为文明的基础”。[※注]斯宾塞将文化等同于文学艺术，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科学而非文学艺术。这一观点与阿诺德的观点是相反的，与中国学界所探讨的“审美文化”同样存在巨大差异。

再来看苏联学界。苏联美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审美文化”的概念，“美学界许多人认为，‘审美文化’是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或联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美学范畴，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建设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它贯穿于社会实践的一切形式——艺术、科学、工程技术、各种社会组织之中，存在于从生产开始到日常生活为止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并且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审美教育的一种良好形式”。[※注]这段话比较好地概括了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理解。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理解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从形态学的角度，将“审美文化”和“艺术文化”加以区分。叶果洛夫早在《艺术与社会生活》（1959）一文中就提出了必须区分“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建议。在奥夫襄尼克夫主编的《大学美学教程》一书中，由卡冈撰写了第一章“社会主义的审美文化”。在该书中同样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书中提出：“对审美文化的理论说，重要的是把‘审美文化’和‘艺术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内容加以明确区分。艺术文化指文化的那样一个具体领域：它围绕着艺术确定下来，并包括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艺术价值方面、在保存和传播艺术价值方面、在对艺术价值进行批判性理解和科学研究方面、在艺术教育和训练方面所有形式的活动。而审美文化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它贯穿在文化的所有领域、所有部门、所有地段。因为，人的审美积极性表现得极为广泛，它毫无例外地表现在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中——表现在劳动和科学认识中，表现在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和体育中，表现在人们日常交往和艺术生活中。”[※注]作者接着对审美文化进行了几点规定，比如，作者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艺术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而审美文化，它既是物质文化的一个必要方面，也是精神文化的一个必要方面，也是艺术文化的一个必要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有某种特点”。[※注]苏联美学界有关审美文化的定义还包括：“审美文化是社会其他领域审美方面的总和，或者人们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创造和消费的审美价值的总和”，“审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贯穿着文化具有审美价值的一切领域”，“审美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并从质的方面说明人意识的所有方面（情感，心理，意志，理性等），他的一切生命活动，自我发现的一切方法，它还表现在人如何思维，如何选择，会做什么，怎样做，以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等”，“最一般地说，人的审美文化是感觉、趣味和理想的统一，后者在按照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得到物化。审美文化是感性掌握和改造世界的文化，它与一定社会创造的最大限度揭示人本质力量的条件相适应”。[※注]显然，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界定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前提的。从下文可以看到，苏联美学界所理解的“审美文化”对中国学界不无影响。

中国学界最早使用“审美文化”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可查的最早的论文发表于1983年，为魏家骏的《文艺应当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水平——马克思文艺思想学习笔记》（《淮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1984年，潘一发表了《青年审美文化研究纲要》（《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年第11期）。前者很明显受到了苏联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界定的影响。后者将青年审美文化视为艺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所谓艺术社会学（有人称之为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角度，也就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从研究对象上看，用艺术社会学研究青年审美文化，就包括审美文化现象、层次结构、功能、特征、形成条件、发展预测等”。[※注]这一研究思路借鉴了普通社会学的观点。1988年，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首次将“审美文化”纳入了美学原理体系之中，书中将审美文化视为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90年代以后，对审美文化的探讨日渐增多，对审美文化的性质、内涵、对象、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下面择其要者加以概述。

四 审美文化研究的多维走向

从既有成果来看，审美文化研究包含了三个维度：一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这是审美文化研究的重头；二是传统审美文化研究和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研究，此类研究基于传统美学研究，是审美文化研究的纵向延伸；三是审美文化研究的横向拓展，包括地域、民族、具体文化元素的审美文化研究，这一部分的成果愈来愈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审美文化研究的泛化。

先来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此处选取其中几本专著加以展开，主要看其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研究方法上，该书提出整合的历史视野，加强多学科的“视界的融合”，提出了“批判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所谓批判的文化社会学，首先是指一种研究，它以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把文化变化视为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其中，社会—文化—审美文化，构成了一个从大到小依次具体化的研究领域。社会作为文化的背景和语境，而文化作为社会的表征；更进一步，审美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一个个案或‘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语），而总体文化又是审美文化的背景和语境。所谓的合力状态，也就是审美文化的‘场’和其他社会文化的‘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我们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就像社会学研究往往从一个具体现象入手一样，从审美文化这个具体领域入手，使文化的研究不致流于空泛；同时，审美文化的研究，又始终是在总体文化甚至社会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便昭然若揭。”[※注]周宪继而指出，批判的文化社会学倾向于一种多学科的交叉互渗研究，包括社会学的方法和视野、历史学的观念、世界眼光和人类学的视野等。“一言以蔽之，批判的文化社会学是批判性地解释社会—文化的意义问题，这显然是马克思的思想传统。”[※注]他所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基于这种研究方法，该书第一章“从传统走向现代”，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进行了总体性的探讨，分析了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转变、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多元并存的现代文化、边界的消解与类型的重组、意义的历史范式及仿佛对传统意象的冲击等问题；第二章分析了“审美文化的历史分化”，这种历史分化包括了审美文化的民主化与相对剥夺、主体的分化和角色危机和趣味的分化；第三章考察了“全球化与文化的本土化”，首先对全球化的特点进行了总体描述，接着对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的自我困境以及文化失语症的问题；第四章分析了“文化的媒介化与工具理性”，剖析了审美文化中的工具理性问题；第五章研究了“消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指出中国审美文化向世俗化转变的倾向，表现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喜剧”时代的来临、“散文时代”的到来等文化症候。总体来看，作者不是对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具体事项进行分析，而是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以一种批判的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加以理论性的分析。显然，该书是以西方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理论为理论基石的，它所调用的理论资源涉及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格尔兹、帕森斯、杰姆逊、波德里亚、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福科、萨义德、鲍曼、吉登斯等一大堆当时介绍或未介绍进中国的西方理论家。作者以这些理论为依托，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进行了比较精彩的分析。

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主张采用“文化批判”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应具有“批判理性”，“所谓‘批判理性’，就是以文化批判的形式张扬一种变革精神和进取精神，它所操持的是文化批判的方法，是对种种当代审美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同时也要考察流行的观点、思想、学说，包括对于美学自身的考察”。[※注]在具体研究中，“文化批判主要采用知性思维的方式，它对于当代审美文化具体现象的把握不是诉诸思辨和推理，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不是用逻辑来说明逻辑，而是采用现象描述和经验归纳的方法，切近处于现象层面的事实和情状”。[※注]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当代审美文化背景批判”，反思了当代审美文化所产生的基础、根据和条件，包括哲学基础、社会心理背景、宗教意识、地域特征，以及当代审美文化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当代文学景观等，并以一种历史的视野，从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代构成和中西比较的维度上对当代审美文化加以定位。下篇“当代审美文化本体批判”考察了当代审美文化所包含的各种特质和属性，分析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对当代审美文化作为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广告文化、都市文化、青年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文化特征作了界说。

此外，谭桂林的《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以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学的商品化、世纪末文学中的新保守主义、观念小说、性爱叙事、当代艺术中的审丑特征、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作家的都市“边缘人”形象等问题。陶东风的《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运用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歌曲、影视文化、畅销书、小说热点等问题。夏之放等人的《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探讨了文学、影视、音乐、绘画、广告、体育、网络等审美文化现象。

再来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史和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的研究。显然，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文化研究为中国美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审美思想史、审美范畴史之外，兴起了审美文化史的研究。所出现的著作，如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史》等，皆属此类，对此上面已有所论。此处选取几本相关著作为例，简单看一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研究内容。朱立元、王振复主编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以之为线索，探讨了从远古以迄宋明中华文化思想的历史轨迹。书的中篇，分析了中国传统音乐、诗歌、小说、书画、戏剧、建筑园林、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祭祀礼仪、人生礼仪中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下篇，选取了有无、虚实、形神、意象、自然与人工等范畴，探讨了其中所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相比传统的美学史研究，中篇将饮食文化、婚姻文化、祭祀礼仪、人生礼仪纳入研究范围，体现了审美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扩大。有的著作虽以审美文化为名，不过其研究思路与此前的美学史研究并无太大差别，如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分史论卷、范畴卷和门类卷三册，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指出该书实际上所写为“审美意识史”。杜道明所著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考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探讨的是儒、道、禅的审美理想，唐代、宋元时期的审美意识、审美风尚和审美趣味。如“唐韵篇”，分析了盛唐人对真态真情之美的追求，盛唐的放荡不羁之美，盛唐的以丰腴为美，中唐的以幽寒瘦硬和诡奇谲怪为美等。还有的著作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审美文化，即中国文化中的审美因素，如易存国的《中国审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的上篇第三章，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包括“乐生精神”的宗教特性、“天人合一”的宇宙情调、“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该书提出了建立审美文化学的提议，并详细分析了审美文化学的学术理论。

中西美学比较研究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对于中西古代美学的比较研究，一般只能以平行比较的方式展开，中西传统审美文化比较亦是如此。如朱立元、王振复主编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一书中，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特征界定为“天人合一”，将西方审美文化特征概括为“主客二分”，将二者进行了比较。聂振斌等人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并没有直接对中西审美文化展开平行比较，而是分别论述，如第二编从教育、思维方式、形上追求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第四编分析了审美文化在西方的提出，第五章探讨了审美文化在西方的表现。夏之放等人的《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第三编“中西审美文化的历史回顾”部分，对中西思维方式、中西宗教文化、中西审美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第四编“中西审美文化的发展走向”中，分析了中西审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问题。

审美文化研究的第三块内容，涉及地域审美文化、民族审美文化、具体文化元素的审美文化等等，范围广泛。可以说，它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审美文化研究，为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突显了美学研究的现实关怀，审美文化研究为传统美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范式，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