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在大陆学界关于“近代史”的界定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现在普遍形成的共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注]这种重新界定历史的思路，来自历史学家胡绳在《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上的祝词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注]然而，此前的史学界共识则是，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基本没有异议，但将断代的下限定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此前上溯到鸦片战争的历史为近代史，下推到后来的历史则为现代史。[※注]由此可见，根据当今的历史视界，近代史被后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果接受目前的公认看法，将1949年作为“近代史”断代的下限，那么，1949年之后的历史无疑就是“现代史”了。

显然，由于“历史的界限”总是不断变动与后移的，生活在1949年之前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将1949年定位为近代史的下限（尽管那时梳理“近代史”的著作已经纷纷出现）。这是因为，从历史叙事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类“历史叙事句”都是根据未来去描述过去的，正如彼特拉克（Petrach）及其同时代人当中没有人能去宣称“彼特拉克开启了文艺复兴”一样。[※注]如今，“近代史”被整整推后了30年，而这种区分也是基本符合以政治变迁为主导的史实的。如此观之，从“古代史”“近代史”再到“现代史”的逻辑演进也是非常明晰的。然而，在此又有问题出现了：如何区分“现代史”和“当代史”？笔者曾向现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当面请教这个问题，他认为所谓“当代史”无非就是近十几年发生的历史而已。按照这种看法，“当代史”就是包括在“现代史”当中的而且形成了其最前沿的那一段。照此而论，“当代史”的历史边界的两端（起点与终端）始终都是变化的，随着历史的移动而逐渐后移，而“现代史”由于其起点是被确定的从而不断得以延展自身。

与此同时，力主“近代史”后移的历史界学者特别反对在历史分期当中不同学科之间所产生的“不通约”现象，他们特别指出，哲学界和文学界都没有按照历史学的分期来加以定位。的确，最典型的现象就出现在文学史领域，按照传统的划分观点，1919年之前为近代文学史，1919年之后为现代文学史，1949年之后即为当代文学史。面对这种相互难以统一的现象，可能给出的解释就是，哲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或许会同历史发展产生某种“不匹配”现象：“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注]所以，哲学史、文化史和艺术史就会与历史发展之间形成某种历史的错位，这也就是所谓历史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某种特殊显现吧。

具体到美学“在中国”的历史而言，究竟哪种历史分期对于美学这门学科史而言更具有“合理性”与更拥有“合法性”呢？或者说，何种历史分期方法更适合于“中国的”美学史这门特殊的历史的研究呢？中国美学史研究者这样的论断无疑是重要的：“从美学思想自身的发展过程看，也不应该机械地套用一般历史学的分期法，即使是较正确的历史分期法也不应完全套用……因此美学思想发展史的具体分期，不能机械地套用社会史、政治史的分期，而应根据美学思想发展的实际而定。”[※注]如果依据美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勘测，那么，美学史的确应该有其自身的“历史属性”。尽管可能数百年之后，各个学科的历史分期最终都会归于一统，但是起码在当前的这个时代，还是要凸显出“美学史”自身发展的轨迹和段落——从美学“来到中国”到形成“中国化”的美学——无疑具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

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近30年的美学史研究当中，“现代”“近代”与“当代”这三个范畴往往是被混淆使用的，对于历史分期的看法似乎显得更为混乱，可谓莫衷一是。

（一）按照胡经之所编《中国现代美学丛编（1919—1949）》（1987）这部经典文选的意见，“中国现代美学史”就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美学诞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焦点上，即近代（1848—191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旧生活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和对新的生活图景的热烈向往，带来了人们审美思维的普遍兴趣，美学遂成为‘五四’时期的热门学科”，而王国维、梁启超依其活动的性质而被列入“近代美学”之列。[※注]如此看来，按照这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美学文选的历史分期，从1848年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为近代，此后则为“现代时期”并截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这就基本遵循了传统的近现代史的分期方式。同样，同一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也将五四运动以来的整个历史当做“现代美学史”。[※注]从其所列第一部美学著作1922年黄忏华的《近代美术思潮》开始，[※注]直到该提要所选择的1983年这个截止年份，都被编者视为现代美学的范围，这就跨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将近35年。

（二）按照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91）这部典范著作的看法，从20世纪初到1911年“中国近代美学”才真正得以发生，这恰恰在于美学思想的发展曾经是延后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进而，这部20世纪90年代初的著作将近代美学的下限基本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与当前近现代史的主流划分方法是接近的。这意味着，《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按照美学发展的逻辑，一方面将传统近代史的上限推后了60年，另一方面又把传统近代史的下限推后了30年。作为梳理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中国美学史的著作，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精细地划分了由古至近的转型阶段到近代充分展开阶段的美学发展的历程：（1）从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的改良运动兴起之前，这是“前近代美学阶段”;（2）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即1898年戊戌政变前后10年间，这是“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过渡的阶段”;（3）从20世纪初年至民国元年，这是“近代美学正式发端阶段”，代表人物为王国维；（4）从民国元年至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中国近代美学形成与发展阶段”，以蔡元培为代表人物；（5）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这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分化阶段”，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就诞生在这个时期。[※注]

（三）按照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91）的历史定位，这部作为断代史的近代美学思想史，则与传统近代史上限与下限的划分完全趋同。这是由于该书的研究对象“跨越了1840年至1919年八十年间；按照断代的统称，也可以叫做‘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它上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下启中国现代、当代美学思想，是在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不可缺少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注]对于这80年的近代美学史，作者着墨比较多的是“启蒙意义的美学思想”“改良主义美学思想”和“民主主义美学思想”部分，从而明确划分出了近代美学的思想格局。尽管这本同样出版于1991年的同名专著关于美学史的历史分期与史学界的传统分期高度一致，但作者还是主张，在“现代美学”与“当代美学”还是要进一步加以划分，从而才能更完善地凸显出中国美学的发展轨迹。

（四）陈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1993）则将“中国现代美学”定位于1915年至1949年。但为何以1915年为起点，尽管作者并未给出详尽说明，但理由大概在于“除了蔡元培之外，全面介绍美学性质、内容、分类以及与艺术关系的，当推徐大纯。徐大纯的《述美学》发表于1915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这是我国比较全面介绍美学学科的第一篇文章”。[※注]这种历史划分确定了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起点，进而将“现代”的时间上限向前进行了推展，其内在的潜台词是说，在1915年之前的美学就是“近代美学”，而处于1949年之后的美学则是“当代美学”了。

无论是《中国现代美学丛编》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将1919年至1949年抑或1915年至1949年——这31年抑或35年定为“现代美学”时段，还是两本同名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分别以1840年至1949年抑或1840年至1919年——这110年抑或80年定位为“近代美学”时段，其中三部著作都将下限定为1949年。而我们这本书就是要“接着写”，从1949年写到正在行进中的2009年，也就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0多年的中国美学史。如果近现代美学的区分与当今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保持一致的话，也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此前上溯到鸦片战争时期都为近代史，此后则为现代史，那么，1840年至1949年形成的历史为“中国近代美学史”，从1949年之后形成的历史则为“中国现代美学史”。然而，美学史的发展却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不能仅仅依凭史学界的主流定论来加以确定。

本书将这60年的美学史笼统地称为“当代中国美学史”，这是基于对历史的如下分期基础之上的，因为，第一阶段的美学是从古典转向近代，第二阶段的美学则是由近代转向现代，第三阶段则是从现代转向当代。

1840—1918年：“中国近代美学”

1919—1948年：“中国现代美学”

1949—2009年：“中国当代美学”

那么，中国美学史还有没有另外的分期方法呢？实际上，以“30年”为一段来梳理美学史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看法。由此可以确定，以2008年为下限，上溯前30年为一段，前60年为一段，前90年再为一段，这样区分的结果就是：

1919—1948年：“前30年美学”

1949—1978年：“中30年美学”

1979—2008年：“后30年美学”

2009—2018年：“新10年美学”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30年”的区分法或许是“最本土化”的分期法。中国美学界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曾有“百年中国美学”的回眸看法，[※注]但是“世纪”的划分法最终还是欧洲式的，或许“60年乃为甲子”“30年为一轮”的看法，更符合中国人的本有观念。以30年为一个轮回来看，“中30年美学”恰恰是低潮，在它的两端都形成了美学研究的高潮，整个90年的美学发展形成了“高—低—高”的演进逻辑，这就形成了90年、60年和30年中国美学发展的三个“时间环”。

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历史转折点都是明确的，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年，194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1979年正是“思想解放”的一年，以这三个点来“界分”当代中国美学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从2008年以后美学发展，则是处于新一轮的“30年美学”发展的起始阶段。以30年为时间段来分期，更符合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逻辑，对前60年的回顾是处于前90年和前30年的两个“时间环”之间的。所以，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来的美学史，亦即“中30年美学”“后30年美学”与刚刚展开的“新10年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