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从1954年开始，中国美学界启动了著名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论争的最初焦点就在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大部分的论争者，无论归属于哪一派别，都争当唯物论者。这种思路主要还是来自“哲学基本问题”的论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评论某一美学观点的主要标准，要看它如何回答美学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看它如何对待反映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根据这一特征，来区分唯物主义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美学，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和客观唯心主义美学”,[※注]这个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般认为，美学大讨论是来自朱光潜刊登在《文艺报》1956年第12号上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注]当时的“编者按”指出：“我们在这里发表了朱光潜先生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这是作者对他过去的美学观点的一个自我批判。大家知道，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在全国解放以前，曾多年致力于美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他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著作，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在知识青年中曾有过相当的影响。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全国知识界展开对胡适、胡风思想批判以来，朱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已开始有所批判，现在的这篇文章，进一步表示了他抛弃旧观点，获取新观点的努力。我们觉得，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这就已经展示出美学论争发端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语境。

但是，在此之前，美学论争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美学大讨论并不完全来自对朱光潜的批判，而最早来自对蔡仪这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批判。吕荧连载于《文艺报》1953年第16、17期上的《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 〈新美学〉》才理应是论争的起点，也就是说，批判公认的唯物论美学而非唯心论美学才是真正的起点，蔡仪较之朱光潜更早被批判（被批的根本理由在于蔡仪只是表面的唯物论者，实乃唯心主义者），只不过，对朱光潜的批判形成了“以一对多”的攻势，论争由此引发了广泛的参与。在此之前，更早的美学文章则都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并没有上升到“美的本质”的高度，这些文章诸如郑为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基础》（《新建设》1951年第6期）、蓝野的《关于现实主义与美学》（《新建设》1952年第1期）和蔡仪的《略论现实主义与主观》（《新建设》1952年第11期），等等。

以唯物主义抑或唯心主义为评判的准绳，“美学大讨论”必然被分为若干的派别。按照通常的理解，中国美学论争可以分为四派，无论是“客观派”（蔡仪）与“主观派”（吕荧、高尔泰），还是“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与“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李泽厚），其实全都是围绕“美的本质”问题而展开的。这种准确的概括最初来自李泽厚，他在1957年的《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当中为了自我辩护，首度将美学论争分为四派（但是后来他又倾向于朱光潜的观点，认定主观派并不足以独立成派）,[※注]后来最主要的重申者则是蒋孔阳，[※注]但是论争的当事人如李泽厚本人，后来却更倾向于承认当时形成了“三派”而非“四派”，主要是把在时序上被认定最后才出现的“主观派”排除掉了，这也接近朱光潜的看法。但实际上，尽管高尔泰是后期参与论争的，但是挑起论争的吕荧却是最早的参与者，尽管吕荧自认为本人的思想应是客观的，但无疑他仍是主观派的第一个代表。朱光潜后来曾借用苏轼的名诗《琴诗》来通俗地解读主客之分与统一，该诗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说琴声在指头上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说琴声在琴上就是“机械唯物主义”，而既要有琴（客观条件）又要有琴指（主观条件）这就是主客观的统一，[※注]这种说法广为人知。

在此，首先列举广为转引的四派观点：“主观派”认为“美是人的观念”或“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吕荧）[※注];“美，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高尔泰）[※注]。“客观派”认为：“客观事物的美的形象关系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实质……而不决定于观赏者的看法。”（蔡仪）[※注]“主客观统一派”认为：“美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朱光潜）[※注]“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后来发展为“实践派”）认为“美就是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现实生活现象，简言之，美是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度和人生真理的生活形象（包括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注]后来又直接指出“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李泽厚），从而开启了后来成为中国美学主流的“实践美学”的门扉。

从论争的最初焦点来看，唯物与唯心之所以成为美学思想立论的划界标杆，目标就设定在建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理论上面。《文艺报》1956年发表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按语，就揭示出当时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及其他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地、自由地、认真地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

由此出发，关键就是要看出“美学上的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是唯物主义的；一条是唯心主义的。它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承认或是否认客观事物本身的美，就在于承认或是否认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一句话，在于认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注]如此一来，正如哲学的划定阵营一样，按照唯心主义的道路——美在于主观意识，按照唯物主义的道路——美在于客观现实。或者说，“总体来看，在美的范畴中进行着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唯心主义路线，认为美是主观的东西，事物的美是由于主观情趣的外射，客观上不存在美，并没有美的客观标准，从美是主观的出发也就无法理解美的本质……另一条是唯物主义路线，承认美的客观性，认为事物的美是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的，客观上存在着美，美的本质是生活”。[※注]艺术当中的两种基本创作方法也与上述观点相联系，“从第一种观点出发：现实中无美，艺术的产生是源于人们填补现实中无美的缺陷的需要。因此，就导致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第二种观点出发：艺术中的美是现实中的美的反映，艺术是现实的艺术再现。由此导演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由此可见，艺术创造的方法分殊是从美的主客分立当中推导出来的。

那么，美学论争的“主客之辩”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让我们集中关注于几个关键的文本。吕荧在1953年最早批判蔡仪，聚焦的对象就是大家集中批判的蔡仪的《新美学》，就像此后对朱光潜的批判大多集中于其《文艺心理学》一样，这种批判都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代表性的美学著作。历史证明，《文艺心理学》与《新美学》作为批判的靶子，它们恰恰成为最能代表朱光潜和蔡仪的核心美学思想的著作，同时也成为被论述最多的两本美学著作，许多重要的美学论辩都围绕着这两本专著而展开。

有趣的是，美学论争真正的起点，就是吕荧这位“主观派”对于蔡仪这位坚定的“客观派”的批判，但是，吕荧批判的是蔡仪思想的唯心本质，而他本人则认为自己仍立足于唯物立场。吕荧承认，美就是人的一种“观念”，但是任何精神生活的观念，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所以，他的美学的唯物之处就在于认定美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观念”。吕荧所立足的是这样的思想基础，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是当时被广为承认的；其次，美学必须在“历史的关联”上进行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又一个“基本的原则”。相形之下，历来的唯心论的美学都是从抽象的“艺术原则”或“美的规范”出发，以“艺术” “普遍的美”等要求为基础的，在吕荧看来，《新美学》也隶属于这样的阵营。

按此而论，“《新美学》不仅从超社会、超现实的观点来看美，把美看做超越人的生活和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而且也从超社会、超现实的观点来看人，把人看做不属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任何阶级的客观存在，一种生物学上的种类”。[※注]所以说，《新美学》就是一种唯心论的以“种类观念”作基础的美学。蔡仪被批为唯心论的这种思路，与吕荧对于德国唯心论（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及其美学）的批判是保持一致的。在吕荧看来，《新美学》超越了一切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用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类”来代替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并且在这一观点上来观察自然、社会以至美，从而构成了“事物的种类”“美的本质”“美的认识”“美的种类”的整个的理论体系。可见，吕荧的确把握住了蔡仪通过“类本质”的方式来研究美学的策略，但蔡仪的思想的确仍是一种机械论的唯物主义。

蔡仪的反批判文章《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批判吕荧的美学是观念之说的反动性》，就更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对吕荧美学的唯心实质进行批驳。主观论美学思想的“相对主义”，最容易被人批判，蔡仪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主观论者往往以这种相对性作为论据，那就是认为虽然人人都知道美，但是对“美的看法”人人不同：一则即使面对同一对象有人认为美也有人认为不美；二则即使同一个人对“美的看法”也有变化，原来认为美的后来则认为不美，反之亦然。所以吕荧这种“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的主观论，最先为蔡仪所诟病。尽管这种观点先承认有“物”、有“反映”，然后有“观念”，似乎所谓的“美”这种观念还是物的反映，但是事实刚好相反，吕荧的美学就是从主观出发的。蔡仪继续反驳说，吕荧还认定他的“美是客观的”说法作为唯心论，是和“德国唯心论各派美学”直接相关的，这个帽子恰恰扣反了，吕荧的“美是观念”之说倒是反对唯物论美学的唯心美学。这是由于，吕荧的美学理论是同现实生活的实际绝对相反的，从政治性上来讲它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蔡仪与吕荧一样，也拿现实生活来作为验证，但目的却是来反驳吕荧的美是观念说。因为蔡仪试图证明，吕荧的观点并不是他自己标榜的“从现实生活出发”“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是由于，从表面上看，吕荧的观点似乎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标举自己也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但是吕荧的美学理论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再看后来的蔡仪是如何“贴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蔡仪认定：“在‘美是生活’这个定义里，既明显地规定了美就是客观现实的生活，也就是说美是在于客观现实。” [※注]蔡仪由此便认为，真实的最高的美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的，“吕荧所谓的美是观念之说，既不符合于现实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难道这还不是道地的唯心主义的美学理论，还有什么唯物主义的气息吗？”[※注]如此看来，蔡仪的确把握住了吕荧美学的唯心论实质，但这仍是他以自身的反映论美学思想做衡量而得出的结论。

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在1956年才得以发表，他随后所引发的争议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篇文章才被《文艺报》1957年5月编辑出版的《美学问题讨论集》作为第一篇的标靶文章。在这篇长文当中，朱光潜从自身接受教育的过程娓娓道来，认为自身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美与艺术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自己美学思想的唯心本质，特别是接受了克罗齐“艺术即直觉”说的唯心影响；另一方面，还承认其“文艺思想是极端反现实主义的。主观唯心论根本否定了客观现实世界，谈到艺术，当然不会把它看做反映现实……我对现实主义（我把它叫做‘写实主义’）一再加以弯曲和诬蔑，把它和自然主义等同起来……不分自然美与艺术美……原来我强调艺术与现实人生的距离，目的之一就在反对现实主义”。[※注]所以，此后的批判也主要集中于探究“美究竟是什么”的唯心本质与“反现实主义”这两个方面。

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态度相对温和的黄药眠居然首当其冲，在《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这篇文章当中，他先是集中批判朱光潜的直觉就是“形相”或“意像”论：“在朱先生看来，客观事物只是主观地存在着，‘形相’完全是主观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客观存在是第一义的，艺术的美，主要的是在于它能够通过生活现象的描写，真实地表现出或者暗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或这些规律和本质的若干方面。”[※注]再者，不仅朱光潜常说的“超脱”“观照”都是从唯我的观点出发的，而且他的艺术观也是“唯我主义”的艺术观。可见，黄药眠主要批驳的就是朱光潜的“唯我主义”，因为朱光潜列举出古人的“为道德而艺术”，近代人的“为艺术而艺术”，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的“为我自己而艺术”的观点后提出赞同最后的观点。从思想的内在逻辑来看，“朱先生由感觉论到唯我论，由唯我论到超越主义，由超越主义到神秘主义，这是朱先生思想的逻辑系统，同时也是朱先生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的结果”,[※注]这种批判还试图找到朱光潜思想背后的世界观取向。此外，王子野在批判朱光潜艺术“非实用论”的两点理论根据（即“直觉说”和“移情论”）的基础上，最终落在了对于“形式主义”美学观的批判上，因为“朱光潜不仅鼓吹内容与形式分家从而降低和否定内容的意义，而且为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论吹嘘”,[※注]这也是另一种批判朱光潜的思路。

更有深度的批判，来自贺麟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注]他通过直接批判克罗齐来间接批判朱光潜，因为朱光潜自己承认他“跟着克罗齐走”。按照贺麟的具有递进层次的批判，克罗齐的“反辩证法思想”“艺术即直觉说”“直觉即创造说”“直觉即表现说”逐一得到批判，这是朱光潜继承克罗奇的方面。最终的结论是克罗齐、朱光潜发展了康德、黑格尔的“唯心论”，但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批判表现了他的尼采式的“反理性主义”思想，贺麟深刻地看到了朱光潜宁愿抛弃克罗奇却始终舍不得尼采。的确，在具体美学观上朱光潜可以扬弃“康德—克罗齐”的理论依托，但是，他却始终接受尼采对人生的审美化理解。耄耋之年的朱光潜自己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从此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注]而实际上更多的是其中的“日神精神”对朱光潜产生了终生的深刻影响。

然而，蔡仪在《评 〈食利者的美学〉》当中，认为黄药眠的批判并不到位，因为，对于朱光潜美学的基本论点，也就是美学中的基本问题只是模糊地触到，并没有着重地分析，更没有恰好地批判。当然，美学中的基本问题，如美学史的事实所证明，首先就是“美在于心抑在于物的问题”，也就是“美感决定美呢还是美引起美感”的问题。[※注]显然，蔡仪反对的就是朱光潜“美生于美感经验”“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的观点。进而，蔡仪又反戈一击，认定黄药眠表面上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但实际上却是宣称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只是表示他想离开原来的立脚点，那么，黄药眠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却表明他恰好站在与朱光潜相同的立脚点上。在蔡仪看来，这恰恰说明，主观唯心主义在美学思想上特别顽强，美学依然陷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迷魂阵”里。

朱光潜在《美学是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思想》一文进行了适度的澄清工作，他基本上同意蔡仪对于黄药眠的批判，指出了黄药眠要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解决美学问题的主观意图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论点之间是有矛盾的。蔡仪的这篇文章使得朱光潜进一步认识到美学的困难：在美学上划清唯心与唯物的界限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即使唯心与唯物的界限果然划清了，也还不等于说就已解决了美学问题。朱光潜的进一步的意图在于阐明，蔡仪的美学观点无疑企图走向唯物方向的，但他的说法却无法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注]由此可见，在美学论争当中，唯物与唯心的争论是针锋相对的，论争的不同派别都觉得自己占有了真理。

李泽厚作为当时新生的美学力量，参与了这场“美学大讨论”，他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既正面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又侧面反证了朱光潜与蔡仪思想的缺陷。无论是否认美的“存在的客观性”（黄药眠和朱光潜），还是否认美的“存在的社会性”（蔡仪），在李泽厚看来，美本有的客观性与社会性在他们那里都是非此即彼的、互相排斥的、不可统一的对立面，但是他恰恰要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这是由于他们割裂了两种属性的必然关联，以为如果承认了美的“社会性”，就必须否认美的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条件（意识、情趣等）的“客观性”，与此同时，以为承认了美的这种“客观性”，就必须否认美的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性”，但客观性与社会性恰恰是可以结合的。[※注]这种观点可以被视为一种美学上的辩证综合，李泽厚从他自身的立论出发，恰恰看到了客观派与主客合一派的理论缺憾。

从“自然美”的角度，李泽厚的批判更为有力，因为社会生活中的美具有“社会性”没问题，但是自然美却最麻烦，因为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被诘难为难以统一。所以说，由此就产生了各持一端的片面观点：不是认为自然本身无美，美只是人类主观意识加上去的（朱光潜），便是认为自然美在其本身的自然条件，它与人类无关（蔡仪）。“事实却是，自然美既不在自然本身，又不是人类主观意识加上去的，而与社会现象的美一样，也是一种客观社会性的存在。”[※注]这就导向了对于“美的本质”论争的更深层的辩论，究竟该如何看待美的基础，它究竟在于“自然性”，还是在于“社会性”，抑或“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