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由于“中国化”的程度最深，更有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所以“在中国”往往不被视为西方美学的组成部分。但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现实构成来看，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都应该属于西方近代美学的有机部分，而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则以与中国本土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命名之，理应属于现当代西方美学史的构成部分。所以，本书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统统列于这一西方“大传统”当中。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无疑就逐渐成为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最早在1950年3月，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进行了再版，这本书在解放社而非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出版社首版，这个原在延安的“解放社”就是在1939年3月出版哲学家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的出版社，毛泽东看到《哲学选辑》之后还进行过哲学批注。1944年4月周扬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文，就是周扬为自己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集所写的序言，也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这本经典马克思主义艺术文选当中，周扬按照中国的标准和本土化的特色，重新编制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权威的经典谱系：一方面，确立了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到高尔基的国外系统；另一方面，则在这个系统之后另加了两位中国人物，即鲁迅与毛泽东，列入后者的依据就是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体现。

在这个选本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当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选集，去掉了周扬选本当中列宁之前的普列汉诺夫与斯大林之后的高尔基，形成了“马、恩、列、斯”的基本格局。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共产主义的政治内容加入其中，继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这些选集影响都非常深远。当然，从编选的水平来看，最高的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苏联美学家里夫希茨1933年初版、1937年重编、1957年再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译本根据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1957年版两卷集俄文版翻译出来，从1960年、1963年到1966年分别出版，共同分为四册出版。第1册主要包括《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 《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和《艺术与共产主义》；第2册主要包括《关于艺术史和文学史》《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艺术和文学》；第3册主要包括《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 〈巴黎的秘密〉的批判分析》《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庸俗性和反动思想》《工人阶级政党和文学中的资产阶级风尚》；第4册主要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诗人们的关系》《英国的社会主义作家》《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与书信（摘录）》《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著作与书信（摘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与文学》。这个最高质量的选集，按照里夫希茨的序言的说法，“首先是一种用比较连贯的方式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哲学’的尝试”,[※注]也就是说，编者采取了文化哲学视野来加以选编，但是目的确实在于——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学思想的科学性和合法地位，批驳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谬论，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在“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思想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正如里夫希茨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序言中所区分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美学才是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新美学”，而此前的任何美学形态（主要就是指以德国古典美学作为高峰的西方美学）都被归之于“旧美学”。这种新旧交替的根本原因，里夫希茨已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理想的角度做出了阐释，这种阐释恰恰是当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共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旧美学”的本质性的差异，就在于旧的美学或艺术哲学由于历史视野的局限，把旧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归结为永恒的“人性之谜”，这些矛盾是在历史之外，又仿佛是在历史之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则从现实历史的发展来考察社会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敌视艺术和诗，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成为克服艺术繁荣的最大障碍。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选集，也体现出了这种将艺术与社会理想保持和谐一致的努力。

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成熟形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经出现了，以蔡仪的专著《新美学》构成核心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早就开始了唯物主义美学的积极探索。正如蔡仪在《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发表的《唯物主义的美学》所倡导的那样，这种唯物化的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后已成为绝对的主导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本美学专著，却不是中国人自创的美学研究，而是肖三的《高尔基的美学观》这种对于外来传统的解读。当然，无论是对于外来美学的研究，还是对于自身的建构，都是囿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语境之内的。当时作为青年美学家的李泽厚的《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与周来祥、石戈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都出版于1957年，这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已经全面开始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只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才是“科学的美学”，才能确立正确的美学观，指导艺术的健康发展，给艺术研究以“科学的理论基础”，也给艺术批评以“科学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这本书原本是1955年的约稿，目的是结合对于胡适、胡风所谓“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美学的批判”，从而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美学领域的逻辑延伸。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是人类艺术发展的科学概括和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它与哲学有着极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阐明人对现实的美学关系，阐明一般审美观念的实质和功能，而它的中心问题则是研究和阐明艺术的实质、作用及其一般规律的，因为艺术是人对现实美学把握的最高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任务是阐明‘艺术’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也就是阐明各种艺术形式所共有的规律和原则：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及其社会主义的原则，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及其特殊性的原则，艺术典型化的原则，艺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原则等”，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是文艺学、艺术学的方法论；研究各种艺术形式的特殊规律的理论科学，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则的指导便不可能有任何的成就”。[※注]

尽管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早期形态，但是，更多的还是接受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对成熟了的教学体系。其中，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共同编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陆梅林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在中国形成了一种范本性的模式，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最重要的特性和主要的特点是同生活、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同艺术实践的密切联系；它从理论上概括艺术文化发展的经验，并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艺术需要，我们的美学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的美学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不断加强同生活、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和艺术创作实践的联系，促进社会主义艺术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繁荣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审美教育”。[※注]这个前言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四个关键词：“生活”“共产主义”“艺术实践”和“审美教育”，而这些恰恰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美学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当然，那个时代中国美学界逐渐与欧美学界斩断了关联，而单方面地向苏联学界开放，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保持了与苏联美学的同步发展，比如1957年由“学习译丛”编辑部编译的《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7年版）就翻译了1956年至1957年在苏联各著名杂志上的重要论文，既涉及苏联的自然派与社会派的美学论争（如伏·万斯洛夫的《客观上存在着美吗？》），也涉及美学对象、审美特性、典型问题、现实主义、人民性与党性这样的问题。

苏联的教育工作者也直接来到中国传播美学，它所形成的直接影响在当时的教育系统当中是更大的。苏联哲学副博士、副教授瓦·斯卡尔仁斯卡娅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讲课内容，后来被翻译出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但是从权威性上来说，这本讲义显然不能与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编著的那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相比。另外，苏·特罗斐莫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则》（马晶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美学教学体系。实际上，这种“归于一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并非都是机械唯物论或者教条主义式的，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就曾单列出“美学和实践”一节，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同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和艺术本身的实践没有最密切的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学科学本身就是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是当前社会中所存在的趣味和审美观点的表现”，这是由于，“一方面，美学依赖于实践并且从对实践的概括中产生出来，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又成为解决实际的艺术问题的指南”,[※注]这也可以被视为苏联美学当中的“实践论”的萌芽。

正是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局面之下，中国的美学家们也在积极建构自身的美学思想。蔡仪的《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朱光潜的《美学批判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洪毅然的《美学论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吕荧的《美学书怀》（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来进行美学论辩的专著，可以说，它们都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潮内的美学论争与批判文集。蒋孔阳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为指导，探讨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较早专著。艺术批评在当时被当作“流动的美学”，正如别林斯基的洞见那样：批评是“哲学意识”而艺术是“直接意识”，身兼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的王朝闻撰写了大量直接面对艺术的批评著述，使得美学与批评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949年11月17日，时任《文艺报》编委的王朝闻，从当时的主编丁玲那里得知，毛主席曾问她，你看过王朝闻的文章没有？还说“从文章看来，他是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注]这恰恰是由于，作者自觉运用了辩证法，并将之与中国传统艺术评论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套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辩证法”。从《新艺术创作论》（新华书店1950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打开局面开始，《新艺术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面对生活》（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论艺术的技巧》（艺术出版社1956年版）、《一以当十》（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喜闻乐见》（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纷纷得以出版，王朝闻成为当时著述颇为丰富的美学家。

王朝闻既是理论家又是艺术家（雕塑家），这种兼美学家和艺术家的独特身份，使得他的美学思想独树一帜，实际上也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品评的特色。王朝闻是中国美学家协会的机关杂志《美术》的老主编，在他担任《美术》主编的前后岁月里，也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他前后出版了6本论文集，从美学的高度引领了当时中国美术界的发展，这些文章许多都在《红旗》《人民日报》《美术》等杂志报纸上刊发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笔者在借调到《美术》杂志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杂志社还高悬着王朝闻的亲笔题字——“独见与共识之统一，构成美术批评之新感与科学性”。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引下，以《一以当十》论文集为例，这本文集的标题就是在论说“以简驭繁”的艺术方法，其中的《欣赏，“再创造”》强调了欣赏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再创造，《适应是为了征服》则深描了艺术面对群众的大众化的美学策略，这些都是闪光之点。实际上，王朝闻在他的著作当中尽管很少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语录”，但是却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探索了艺术创作与欣赏当中的各种“美学规律”。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王朝闻的创作激情又被激发了出来，陆续出版了论文集《欣赏、创造与认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开心钥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不到顶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再再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了然于心》（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审美的敏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似曾相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会见自己》（齐鲁书社1991年版）、《东方既白》（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一身二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趣与悟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在专著方面，作者陆续出版了《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审美谈》（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审美心态》（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雕塑雕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复活〉的复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神与物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吐纳英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和《石道因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直到22卷的《王朝闻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的全面出版。[※注]其中，影响深远的《审美谈》对于审美活动进行了深入解析，《雕塑雕塑》也成为“雕塑美学”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总之，王朝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被公认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前期与中期，一直是中国美学界研究的核心话题。朱光潜在1980年出版的晚年最后一本自选集《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里面，集中了他80岁后的论文，其中《马克思的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一文对于“美的规律”思想的重释，还有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与美学相关的重要内容的再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早予以观照的是蔡仪，他的堪称姊妹篇的两篇力作——《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与《〈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探》——分别发表在《美学论丛》第1辑和第3辑上。[※注]从表面上看，作者主要针对苏联美学的“社会派”在解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误解，实际上则是针对国内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进行了思想辩驳，从而重申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念。其中，长文《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批评所谓实践观点的美学”（主要指苏联美学家涅多希文、万斯洛夫、斯托洛维奇等），下篇为“论美的规律”，作者再次力求维护自己的“客观的美论和典型论”的正确性。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可以说，美学界的研究成为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界的先导，这本马克思1844年在流亡巴黎期间所撰写的英文手稿，它的英文译本于1961年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注]从笔者所见的李泽厚对该书作的批注当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美学家就开始研读此书，它也成为中国的“实践美学”的早期思想源泉之一。

蔡仪的美学思想成熟得非常早，其实可以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所形成的最早的“哲学体系化”的美学思想体系，但是它的影响跨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蔡仪的《新艺术论》的部分章节最早就发表在《中原》杂志的创刊号上（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1946年他就完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全面建构——《新美学》（上海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得以出版，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早的系统化著作。在新时期开始之后，蔡仪不断使得自己的美学体系得以精致化和完善化，《美学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新美学》的改写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都是这样的努力的结果，直到十卷本的《蔡仪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的出版，读者终于可以看到这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思想全貌了。影响更早的，还是蔡仪的《美学论著初编》的上、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这部文集的上部主要收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蔡仪所撰写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两部经典著作，下部主要收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撰写的《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和《论现实主义问题》两本书，从中可以看到这位中国最早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的早熟开始到80年代初的自我积极辩护的历史进程。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美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资料进行本土化的整理工作，这不同于60年代对于苏联的资源选辑的翻译，本土学者已经具有了自己整理原始资料的能力。最重要的两部代表性的资料集，一部是由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另一部则是由杨炳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上、下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前者是按照学术的逻辑编排的，后者则是按照时间顺序编辑的，二者可谓平分秋色。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共分为12辑，后7辑编排的是从“原始时代文化艺术”到“19世纪文学”的原文资源，前面5辑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艺术发展论”（分为“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发展”两部分）、“美、美感、艺术”、“创作和批评”、“文学艺术和无产阶级”，其中的“美、美感、艺术”又集中了“美的规律”“物的审美属性”“人的审美感觉的实质”等相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则按照历史时期来依次加以编排，共分为6编：（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前的时期（1845年春以前）,（2）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从1845年春到1848年）,（3）从《共产党宣言》到第一国际成立（从1848年到1864年）,（4）从第一国际成立到巴黎公社革命（从1864年到1871年）,（5）从巴黎公社革命到马克思逝世（从1871年到1883年）,（6）从马克思逝世到恩格斯逝世（从1883年到1895年）。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也随后得以出版，还有苏联美学家里夫希茨独撰的《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本精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也同年出版。

本土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美学的研究蔚为大观，李思孝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论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蔡仪等八位作者所著的《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董学文的《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程代熙编的《马克思 〈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程代熙的《马克思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郑涌的《马克思美学思想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都凸显出了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从个人的专著来看，李思孝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进行了时代化的解析；董学文的《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对于“马克思美学体系”的方方面面、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程代熙的《马克思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侧重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潮的分析；郑涌的《马克思美学思想论集》则从哲学的高度对于马克思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比如最后一本专著在论述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时候，反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将反映论（认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大势，而是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就能准确地估价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与美学史上形形色色的美学思想划清界限”。[※注]这已经显露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某种历史性的转向。当然，如何看待反映论的态度，也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革新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种分界线，前者将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绝对基础，但是后者却认为反映论并非构成其哲学基础的充分条件（尽管认识论是作为哲学基础的必然条件而存在的），而“历史唯物观”无疑逐步被接受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

对于20世纪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在中国美学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的领域，它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当中，也被看作与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两大美学主潮颉颃发展的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主潮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从空间上就是与东方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从时间上看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新思潮。有论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是由哲学家马萨贝克率先提出的，也有人认为，苏联共产主义者在指责西欧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倾向时最早使用了这个术语。[※注]从起源来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1923）出版之前，匈牙利哲学家和美学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就已经确立了作为美学家的声望，其代表作就有《心灵与形式》（The Soul and Forms,1910），还有写于1916年并贯穿着黑格尔主义、1971年以英文版问世的《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1971）。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学界，卢卡奇的美学著述《叙述与描写》（上海新新出版社1947年版）早就由美学家吕荧翻译出来，可惜的是，直到80年代卢卡奇的美学思想才重新获得关注的目光。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译介与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算起呢？按照通常的观点，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被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开始被广泛探讨。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翻译与介绍，并不是仅仅囿于“前现代”的视野的，还有最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成果被介绍进来，其中的代表译作就是克林兼德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艺术》（未知译，三联书店1951年版），这本书本就是由F.J.Klingender在1945年出版的Marxism and Modern Art（由纽约的International Publisher出版），当时的发行者还是三联、中华、商务、开明的联营组织。还有那位在法国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文化研究形成热潮的今天，这位思想家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生产理论都被广为瞩目，然而早在50年代，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杨成寅、姚岳山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就从俄文被翻译出版了。列斐伏尔在这本美学专著当中，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认为其所提出的“社会生产”的观点第一次使得人们有可能来阐明“审美需要”和“艺术活动”的产生，正是人类本身的改造和改变的结构，才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出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动力，从中亦可见晚期列斐伏尔思想的影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并由陆梅林直接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在中国曾是最为全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编选的第一部分“《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之后”，主要聚焦于卢卡契的美学思想，“德国和奥地利部分”的美学家包括布洛赫、本杰明（或译本雅明）、马尔库塞、费歇尔和阿多尔诺（或译阿多诺）,“法国部分”的美学家包括勒斐伏尔（或译列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戈德曼（又译戈德尔曼）和马歇雷（又译马舍雷）,“英美部分”的美学家包括罗威廉斯、伊格尔顿等。董学文、荣伟编辑的《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同样也是非常全面的文选，主要分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主要包括卢卡奇、布莱希特、本雅明的论文）、“本体论美学研究”（主要包括阿多尔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的论文）、“艺术形式与文本结构”（包括戈德尔曼、杰姆逊、马舍雷、沃尔夫的论文）等部分。早在1980年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就被翻译过来，其后，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专著和选集被纷纷翻译成中文。

从历史角度看，整个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法兰克福学派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分期，也相应地可以大致分为“早期形态”“中期形态”和“晚期形态”三个时期，但是，这种区分并不严格，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就已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所有这些成为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国学界都进行了或深入或综合的研究。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是较早的全面研究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被作者归纳为：“美学观与文艺观混为一体”“反对决定论、机械论和宿命论”“方法论上提出总体性的思想”。[※注]赵宪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傅其林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释——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艺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黄应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专著。

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则是更为全面、更具系统性的专著。该书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最广泛的理解，其中主要思潮包括以卢卡奇、费歇尔、加洛蒂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以布洛赫、列斐伏尔、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布莱希特、阿多尔诺、本雅明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美学”，以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美学”，以萨特、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艺术政治学的美学”，以葛兰西、威廉斯、伊格尔顿、杰姆逊为代表的“走向文化学的美学”，它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当中都得到整体性的研究和阐释。从1998年开始，由刘纲纪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杂志陆续出版，后来改由王杰主编，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至今，在这本杂志里面集中了大量从经典到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论文：最初经典研究占据了主导，进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焦点，新近的几期则更为关注当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这也充分说明，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正在追赶上全球化的脚步。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以卢卡契为代表，主要被翻译的相关美学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伯霖等编译的《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卢卡契的《审美特性》第1、2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卢卡契的《托尔斯泰论》（黄大峰等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7年版）；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论》（台北雅典出版社1988年版）；艾尔希编辑的《卢卡契谈话录》（郑积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卢卡契、贝托特·布莱希特等著的《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作为译者的徐恒醇发表了大量如《卢卡契美学的开拓性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2006年第8期）这样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张西平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侧重于哲学思想，而刘昌元的《卢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和黄力之的《信仰与超越：卢卡契文艺美学思想论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则是对卢卡契美学的专论。

第二个历史阶段，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更是中国美学界关注的焦点。王才勇的《现代审美哲学新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年版）、朱立元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都是这方面的精品力作。王才勇的专著作为第一本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的成果，从德文切入文本将这一学派的美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升到较高的水准上面，他认为“本雅明基本活跃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阶段……他的审美哲学思考，密切关注当时的艺术实际，他的美学思想主要由对当时艺术实践的分析和研究所组成；阿多尔诺活跃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中期……他的审美哲学思考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至于马尔库塞，同样也由于活跃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哲学时期，因为，他的美学思考也具有强烈的审美哲学色彩”。[※注]朱立元主编的专著则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特征归纳为“鲜明的批判性”“现代的人道主义”“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反对科学理性的浪漫倾向”“参与了审美乌托邦的营建”与“标举马克思主义旗号”等若干种，并将该派美学区分为奠基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发展成熟期（五六十年代）和后现代主义时期（六七十年代以后）这样三个历史时段。

在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诸多代表当中，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的美学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两位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衔者都将美学作为其思想归宿。马尔库塞也以论文集《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1978）来终其一生，这本文集被李小兵译出更名为《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此前由绿原翻译出版的《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收录的三篇文章都被归入《审美之维》。阿多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本专著是《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1970），这本书由王柯平从英文版译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阿多诺大量关于音乐美学的论文却没有整体翻译过来。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认定艺术是对现实生活产生“异在的效应”的“疏隔的世界”。按照这种基本观点，艺术的基本功能，一方面对客体而言在于使艺术自身与现实他者相互“疏离”，从而艺术成为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异在”；另一方面就主体来说，是使人通过审美与艺术的“幻象”彻底地超越和颠覆现实，从而为人们提供一条虚幻的超越之途。

正是这种思想的独特影响力，使得学者们对于他们关注尤甚，包晓光1990年在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马尔库塞“美学形式”理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本质》是较早的研究成果，马尔库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影响绝对超过任何一位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陈伟和马良的《批判理论的批判——评马尔库塞的哲学与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特别关注到了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但是，进入21世纪，阿多诺的研究逐渐增多了起来，主要出版专著有：孙斌的《守护夜空的星座：美学问题史中的T.W.阿多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孙利军的《作为真理性内容的艺术作品：阿多诺审美及其文化理论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弢的《非总体的星丛：对阿多诺 〈美学理论〉的一种文本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凌海衡的《交往自由与现代艺术——重读阿多诺的审美批判理论及其政治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张静静的《艺术真理审美乌托邦——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哈贝马斯、伊格尔顿和杰姆逊到中国讲座都成为研究的关注点。这是由于，哈贝马斯以其“沟通行动理论”和“现代性”思想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他认为审美在文化现代性内所起到的“中介论”颇有启发意义，从而凸显了审美和艺术所本应发挥的“沟通理性”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转向文化问题，从威廉斯以“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为枢纽建构了一套“文化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开始，伊格尔顿也在一般意识形态中区分出“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s Ideology），强调了文化生产与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有机关联。杰姆逊以“政治无意识”（politi cal unconscious）为纽带综合各派的批评方法，其所谓“辩证批评”的文化解释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杰姆逊来华的演讲结集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使得中国学界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于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接触。曹卫东的《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论哈贝马斯的文学概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孟登迎的《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段吉方的《伊格尔顿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沈静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美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陆扬、王曦、竺莉莉的 《文化马克思主义——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傅其林等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和段吉方的《文化唯物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与经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都是相关的深入研究之作。法国的各种新派美学理论，更得到了国内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出版重要专著有：姜宇辉的《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宋涛的《德勒兹“重复”美学思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版）、艾士薇的《阿兰·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陆兴华的《艺术—政治的未来：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和史忠义等主编《当代法国美学与诗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等，均大力推动了国内的法国最新美学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