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美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这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初创期，断代美学史的研究还非常少，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于民的《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和袁济喜的《六朝美学》是这一期间出版的著作。90年代，断代美学史的著作相对增多，具有代表性的，如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唐代美学史》，霍然的《唐代美学思潮》《宋代美学思潮》等。2000年之后，断代美学史的研究才真正进入高潮，著作更加多了起来，对先秦、宋代美学的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这一阶段。

总体看来，断代美学史研究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美学思想的研究，如施昌东的研究，以“美”为核心，梳理相关文献中的论美资料并加以分析；王明居的《唐代美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郑苏淮的《宋代美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皆属对美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审美意识的研究，这种研究思路注重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的结合。如陈立群的《先秦审美意识的酝酿》（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版），朱志荣的《商代审美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灵聪的《从冲突走向融通：晚明至清中叶审美意识嬗变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霍然的《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宋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和《先秦美学思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望衡的《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上、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三是审美文化研究，如周均平的《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仪平策的《中古审美文化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方的《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和《宋型文化和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等。四是通论型的美学史，举凡美学思想、美学范畴、文艺理论皆包罗在内，以吴功正的研究为代表。

一 先秦以前的美学研究

史前时期，没有确切文字记载，更无信史可言。所以，早期治中国美学史者，大多是直接以先秦孔子或老子为开端。当然，这与当时以研究美学思想史为主，需要依赖留传下来的文献资料直接相关。不过，具有追根溯源冲动的学者意识到了此一思路的问题所在，先秦的美学思想不可能一下子走向成熟，之前断然有较长时间的萌发期。此一时期虽无文献可征，却有大量的出土器物（如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考古学资料），后世的文献材料中也提供了不少关于这些时代的神话传说。借此，可以对史前时期的生活情景以及审美意识进行拟构与阐发。

于民的《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中华书局1984年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对春秋之前的审美观念进行研究的专著。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审美艺术的产生”。在研究方法上，该书提出：“我们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审美艺术的起源，应该充分利用考古工作的成果，要把有关文物的必要考察同有关神话传说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注]该书贯彻了这一思路，结合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分析了从物质产品的石制工具到精神产品的圭璧（玉器）、从适应生产活动需要的呐喊到表情的歌唱（诗歌）、从工具制造使用中的音声之感到乐器演奏中的审美感（音乐）、从狩猎活动的再现到真与幻结合的原始舞蹈（舞蹈）、从写实的图绘到非写实的几何文（图样）等问题，实际上探讨的是几种艺术形成的过程。作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认为艺术起源于实践，主要是物质生产实践。第二部分“夏殷奴隶制的审美特点”，主要以夏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为研究对象，从饕餮纹的演变、饕餮纹所体现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审美意义等方面展开了分析。作者认为青铜艺术的审美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知神奸”—“昭帝功”—“明鉴戒”。显然更多注重其社会功能。第三部分对“春秋时期审美范畴的出现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包括：美与善、文与质、雅与俗、音与心、中和与非中和、物与欲。作者运用文字学和先秦典籍中的相关资料，结合社会背景，探讨了这些范畴的源流、变迁、内涵及影响等问题。作者指出：“从春秋时审美观念的发展中，人们不难感到，孔子的美学思想内容的形成，确如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注]该书注重结合社会背景探讨艺术的起源和美学观念的演变，对于我们认知春秋之前的审美观念具有开创之功。

对这一时期审美意识的研究是一大重点。如邹华的《中国美学原点解析》探讨的就是中国古代美学源头的审美意识。该书从中国古代宗教和中国古代人性结构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四象三圈”的观点。他提出进行原点解析的四个层次：一是原点解析与审美意识，即探讨审美意识的问题；二是审美意识与人性结构，审美意识建筑在人性结构之上，感性和理性构成人性结构的两个基本层面，具有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双重意义；三是古代人性结构与古代宗教，古代宗教是了解古代人性结构的切入点，原始宗教分成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两个层面，前者产生创世神话，后者产生英雄神话；四是中国古代人性结构与中国古代宗教。该书不同于直接从器物或文献出发的研究方法，更为注重理论的推演，为理解先民的审美意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朱志荣的《商代审美意识研究》，认为感性形象是审美意识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研究了商代的文字（甲骨文、金文）、文学（《易》卦爻辞、《尚书·盘庚》、《诗经·商颂》）、陶器、玉器、青铜器，对其造型、纹饰、艺术风格及审美特征进行了分析。书中提出，商代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是：“商代人自发地在进行立象尽意的艺术创造，从中体现出浓烈的主体意识。”[※注]并认为商代审美意识实现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转换过程。继《商代审美意识研究》之后，朱志荣又出版了《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该书延续了前书的观点，认为审美意识的产生同样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审美意识由萌芽而成长，朱志荣提出夏商周是一个过渡期和转折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变迁是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过程：由自发走向自觉，由朴素的审美意识走向相对丰富的理论形态，再发展成为成熟的美学思想。”[※注]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亦有值得重视之处。在以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作者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以地下的材料补证纸上的材料，田野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相互补充”。基于此种方法论，该书的研究对象包括了三代文字（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文学（《诗经》、《楚辞》、诸子散文）与美学思想（先秦儒道等）。通过与纸上材料的相互参证，出土器物变得鲜活起来，由器入道，道器合一，体现了研究方法的丰富性与科学性。

陈立群的《先秦审美意识的酝酿》曾收入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该书将先秦时期视为美学范畴的酝酿期，作者选取了天人关系中的“人”或“生命”，以此切入探讨先秦时期的审美意识。作者以“生命体验”为考察对象，认为“生命体验”是个本原性范畴，“美”和“艺术”都是次生性的。作者给出了三条线索：天人观念的变迁、审美意识的变迁、天人观念之变与审美意识之变的关联。作者依据文献资料，分别考察了原始社会的“天人合一”、殷商时期的“帝”、西周时期的“天”、春秋至战国前期的“道”、战国中期孟子和庄子提出的“心”、战国后期的荀子和韩非子提出的“群”和“理”等范畴，并提出了审美意识的变迁史。作者认为“帝”的观念产生了中国人“生命体验”中的重“生”倾向；“天”的观念的出现使此时的人有了主体与实践的初步意识，并产生了注重善的审美倾向；“道”体现了人的生命的根本面目，萌发了人格美意识；“心”的范畴意味着体验到了“心天的合一”，实现了生命的自由；“群”和“理”的观念使人的“生命体验”成为社会化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停滞了。

此外，第一节所述的几部审美文化通史中，如廖群在《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中对史前和夏商周时期的研究，王悦勤、户晓辉著的《华夏审美风尚史·俯仰生息》，以及陈望衡的《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考古资料和神话传说，进行了文化史的研究，此处不再展开。

二 先秦美学研究

先秦被视为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诸子竞出，百家争流。儒、道两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可以说，先秦美学同样是中国传统美学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从出版的成果来看，对先秦美学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物或文本（如老子、庄子、《周易》），断代性质的先秦美学史并不多见。

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1979）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出版的一本中国美学史类专著。在该书中，施昌东探讨了孔子、墨子、老庄、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的美学思想。他的基本思路是，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以“美”为中心，将诸子有关“美”的材料加以整理分析，这些材料涉及美的本质、美与丑、美与善、美与美感、文与质、礼与乐等问题。该书以两条路线的斗争来总括先秦诸子的思想，未免失之简单片面，但其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值得肯定。

杨安仑、程俊的《先秦美学思想史略》（1992）研究的是“美学思想史”，该书认为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部分，理论著述中的美学思想和文艺作品中的美学思想。书中提出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四个研究方法：一是找出终极根源，“不同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美学思想。因此，要探究意识形态的终极根源，就只能到物质生产当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精神本身去找”[※注]；二是研究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作用；三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四是找出美学思想的内部规律。该书的研究时期并未局限于先秦，先是研究了原始时期的审美意识的起源和变化，作者认为原始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此外，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也促成了审美意识的起源。作者对甲骨文、金文、青铜器的审美特征与审美价值进行了分析，探究了其中所体现出的审美意识。第三章考察了先秦以前的几对审美范畴，包括礼与乐、文与质、美与善。第五至第十一章分别探讨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周易》、屈原等人物或文本中的美学思想，集中于美、美感和艺术这三大内容。

霍然的《先秦美学思潮》，是继其《唐代美学思潮》和《宋代美学思潮》之后出版的第三部断代史类著作。他对美学思潮作了这样的界定：“即某一历史时期内，美学领域中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注]三部著作的思路一以贯之，即依照一种逻辑顺序对该时代的审美思潮进行分期把握。作者将先秦美学分为四个时代七个阶段，史前传说时代是审美意识的酝酿阶段，分析了石器、陶盆等出土器物和原始乐舞；夏朝是先秦美学观念的蕴蓄阶段，探讨了神话传说、诗乐舞合一等；商朝是先秦审美观念的萌动阶段，考察了玄鸟图腾、人祭仪式和东夷乐舞；周朝又分为四个阶段，西周和春秋属于先秦美学观念汇聚融合的阶段；春秋战国之交是先秦美学思潮的勃兴阶段，分析了道家隐逸美学、儒家入世美学和墨家节用美学；战国中期是先秦美学思潮的展开阶段，探讨了孟子、庄子和楚辞的美学思想；战国后期是先秦美学思潮的高峰阶段，体现为服饰、音乐、雕塑、杂技等艺术形式的繁荣，以及荀子和韩非子的美学思想。作者依据的是一种反映论的美学观，“美学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注]作者将文学艺术的繁荣视为美学思潮繁荣的标志，因此，将战国后期作为先秦美学思潮的高峰。

此外，彭亚非的《先秦审美观念研究》（1996）依据以诸子为主的先秦文献，以七章的篇幅分别探讨了先秦时期的五官审美观、政教审美观、道德审美观、中和审美观、养生审美观、质朴审美观和道象审美观。

近年出版的相关著作还有张艳艳的《先秦儒道身体观与其美学意义考察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胡家祥的《先秦哲学与美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轩小杨的《先秦两汉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余开亮的《先秦儒道心性论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成纪的《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上、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余开亮和刘成纪的两部著作，是近年涌现出的两部力作，值得关注，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三 汉代美学研究

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经学遂成为这个统一的大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一方面造就了汉代恢宏阔大的精神风度，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学艺术纳入了“朝廷美学”的领域之内。此一时期最受重视的理论著作，如《淮南子》《论衡》，皆为哲学著作而非美学著作，尽管其中包含着些许美学的内容。故此，汉代美学并不发达，叶朗曾指出：“汉代美学是从先秦美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美学的过渡环节。”[※注]

施昌东的《汉代美学思想述评》（1981）对董仲舒、《淮南子》、扬雄、《白虎通义》和王充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该书延续其《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的思想，以唯物、唯心的路线斗争为纲，以“美”为线索，对相关文献中与“美”（“乐”“礼乐”）有关的资料进行了梳理。

周均平的《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2007）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属审美文化史类著作。该书第一章对“审美文化”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梳理了国内对审美文化的若干观点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以特定时代的审美文化精神和集中体现这一审美文化精神的审美理想为核心，以审美文化生态为前提和基础，以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感性形态的文学艺术和生活形态的行为风尚为主要内容……通过对它们的整体运动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特点和规律性的理论把握和深层阐释，展现出特定时代审美文化的内在精神、基本风貌和嬗变轨迹。”[※注]按照这种思路，作者在第二章论述了秦汉时期的审美文化生态，包括“大一统”的政治、自然环境、科学技术、民族统一、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等方面。第三章分析了秦汉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和基本特征，作者以“壮丽”概括秦汉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现实与浪漫的交织、繁复与稚纯的统一、凝重与飞动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等四个方面。第四章考察了秦汉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汉代美学一般被视为一个过渡阶段，作者却对秦汉美学给予高度评价，“与先秦相比，秦汉在审美的独特性质和功用的探讨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它主要表现在美的升值、情的上扬、自然审美观的发展和突破等方面”。[※注]这些观点可以视为对秦汉美学的新的论断。作者将这些观点征之于史料，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刘成纪的《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2007），从“身体美学”的角度，对汉代美学进行了一种新的开拓。身体美学是近年来传入的一个概念，为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舒斯特曼所提倡。实际上，西方对于身体的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有之，东亚学者将之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用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中的身体，日本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较多工作。[※注]书分五章，分别探讨了“两汉美学对身体的规定”“汉代美学中的身体与世界”“汉代美学中的礼乐服饰”“身体的死亡与对死亡的超越”“两汉身体观对魏晋美学的开启”等问题。作者以“身体美学”来观照汉代美学，相比传统美学史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如何看待身体，汉代相术及汉代思想家对形神的理解，气化论的身体观与天人合一的关系，儒家礼乐服饰与身体的关系，汉代神仙信仰及汉代思想家对身体不朽的不同理解，汉代身体观对魏晋美学的影响等问题。由此，也就纳入了许多此前不受重视的新材料，如王符《潜夫论》论骨相的篇章、董仲舒对天人感应的论述、《太平经》论修仙的理论等。作者认为，两汉的身体观对于魏晋美学具有开启作用，该书第五章专论此点，力图“从这种历史有机延续的观念出发，为魏晋美学研究置入一个纵向的维度”。[※注]探讨了汉代察举制与人物品藻、身体的死亡与魏晋风度、身体的不朽与魏晋文学艺术之间的承续关系。可以说，该书对于书写中国传统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于理解汉代美学与魏晋美学的渊源关系提供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解读。

聂春华的《董仲舒与汉代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探讨了董仲舒的美学观，涉及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自然美论、礼乐美论以及经学诠释美学等内容。

四 魏晋南北朝美学研究

魏晋南北朝，又称六朝。六朝时期常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觉时期，在这一时期，不惟士人审美大受重视，文学艺术繁荣异常，理论著作亦竞相迭出。因此之故，六朝美学尤其是魏晋美学是最受中国美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理论成果非常多。此处对两本六朝美学史进行分析，第三节会专门梳理魏晋美学的研究状况。

六朝美学史，以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和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为代表。

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较早出版的六朝美学史专著，1999年进行了修订。该书以审美范畴及命题为研究中心，探讨了人物品藻、玄学思潮和佛教哲学影响下的六朝美学，分析了六朝文艺理论中有关审美创作、审美鉴赏、审美风格、形式美的理论。第一章“人物品评与审美”是六朝美学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梳理了从汉末到六朝的人物品鉴及相关的人格美、文艺美等审美观念的变迁，重点探讨了曹丕的“文气说”及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等文艺理论；第二章“‘有无之辩’与审美”分析了魏晋玄学对美学思潮演变的作用，及其影响下的自然山水赏会和艺术理论中的本体论审美观，玄学领域的“言意之辩”对审美理论的影响（如隐秀、意象等理论）；第三章“自然之道与审美”分析了与有无本末密切相关的自然范畴在六朝的新发展，分别从人格美、艺术美和创作构思理论方面进行了探讨；第四章“佛教与审美”论述了佛学对六朝美学范畴“形神论”“造像论”的阐释和发挥，及佛学影响下的审美境界论与修养论；第五章“情感与审美”分析了六朝美学审美主体论的情感论，重点探讨了文学情感的个体性与表现性；第六至第八章“审美创作与审美鉴赏”“个性风采与审美风格”“形式美理论”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重点文本，阐发了六朝美学中艺术创作理论和鉴赏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如审美创作的“虚静说”“神思说”“感兴说”,“披文以入情”所体现出的审美鉴赏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中的风骨说，以及“文笔之辩”、齐梁声律论等形式美理论。可以说，该书抓住了六朝美学的理论关键（人物品藻、玄学、佛学），对六朝时期的主要审美范畴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梳理。

如果说袁济喜的《六朝美学》探讨的是审美思想，那么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则是审美思想与文艺理论并重。吴功正指出：“我所理解的中国美学史（当然包括断代美学史）是由两大板块所构成的，即元美学和美学学双峰并峙却同归一脉，二水分流却共出一源。美学学属于理论形态，有较强的可认知性，就六朝而言，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序》、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而文学实践性创作现象却是感性的、灵动活跃的、变动不居的、其审美活力是旺盛的。”也就是说，他的美学史写作是元理论与文艺理论并重。他的几部断代美学史都贯彻了这种研究思路。全书共七章，第一章从学术思想（经学到玄学）、审美观念、美学风格等方面，介绍了汉代美学到六朝美学的过渡。第二章探讨了六朝美学的时代背景，如庄园经济、玄学思潮、士人风气、隐逸情调、佛学思潮和社会风习等。第三章简单分析了六朝时人对人的自我的发现以及对自然的发现，亦即宗白华所说的“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第四、五两章为全书重点，篇幅占全书的近三分之二。第四章探讨的是审美范畴，包括妙、言意、丽、气韵。第五章为门类美学，包括了绘画美学、书法美学、乐舞美学、雕塑美学、园林美学和文学美学，文学美学又分为诗歌部门（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朓、沈约、萧氏父子等人）、骈赋散文部门（分东晋、刘宋、齐梁陈三个部分）、小说部门（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和理论部门（《文心雕龙》、《诗品》、萧氏父子的文学理论）等。第六、七两章对六朝美学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六朝是中国美学走向自觉、基本定型的时期。六朝是中国美学在各个门类领域全面发育的时期。六朝是审美主体的人的审美器官基本成熟的时期，发现和感受到人的情绪结构的多面性。”[※注]这种观念基本代表了学界对六朝美学的定位。总体来看，全书篇幅巨大，对六朝美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以文学为主的门类美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当然，其中亦有值得探讨之处，如文学美学部分，对曹魏及西晋时期的文学似乎重视不够。

李戎的《始于玄冥 反于大通——玄学与中国美学》（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前五章对魏晋玄学史进行了梳理，从正始时期玄学的倡导者何晏与王弼、竹林时期的嵇康与阮籍、东晋时期的佛玄合流到化玄理为情思的陶渊明，后六章主要对玄学论美学的审美范畴以及受到玄学影响的人物进行了分析。宗白华先生提出魏晋是中国美学转变的一个关键，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由“错彩镂金”转向了“芙蓉出水”，追求一种自然的表达与个体人格的显露，作者认为魏晋玄学是中国美学大转折的契机，它转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立象以尽意”到“得意而忘言”，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复归和悲剧情怀的兴起；玄学使人们的审美理想从质实转向了空灵；这些观点无疑都深受宗白华的影响。作者以三章的篇幅对玄学论美学的若干审美范畴进行了梳理，包括无与空、玄与妙、自然、得意忘象与得意忘言、传神与神韵、气韵、风骨、滋味、意境等。在具体写作中，作者以魏晋玄学及文艺理论中的相关材料加以解析。作者还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及苏轼的人生观和文艺理论进行了探讨。作者将司空图界定为“玄学论诗学理论家”，通过对《二十四诗品》与《老子》《庄子》中相关文字的对比，作者指出《二十四诗品》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都来自老庄著作，“司空图的不朽之功，正是在于他把道家哲学艺术化了”。[※注]作者将苏轼认定为“追慕陶潜、归诚佛玄”，透过其人生历程及文艺主张，分析了其中的玄学倾向。

五 唐代美学研究

唐代有着丰富的文学艺术成果，诗歌艺术光芒万丈，书法、绘画亦显赫一时。但是，唐代的理论性著作却相对偏少。这就对书写唐代美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一节所分析的审美范畴类著作中，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只以很小的篇幅对唐代书画美学和诗歌美学中的几个范畴或命题进行了探讨，意境理论尤为重点。像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结合审美与文艺创作实践来写，内容就比较充实。

唐代美学史著作主要有三本，一是霍然的《唐代美学思潮》，二是吴功正的《唐代美学史》，三是王明居的《唐代美学》。

霍然的《唐代美学思潮》（1990）是较早出版的唐代美学史著作，该书着眼于唐代美学思潮的转变。所谓美学思潮，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通观全书可以见出，作者论述的是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所取的材料，是具有典型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生活风尚、历史事件，通过对社会背景的分析，见出其中所体现出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心理。作者将唐代美学分成五个阶段：起源、发端、展开、深入、终结。对于唐代美学的起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唐代美学思潮所受的影响更多来自北朝，而非江南六朝：“笔者认为，民族的大融合，乃是先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萌动、启发唐代美学思潮的根本原因。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皆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民族的大融合，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当的时代美学思潮的闸门。”[※注]

该书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初、盛、中、晚唐四期分别展开论述，以第三篇“唐代美学思潮的展开”即盛唐部分为例。该篇共分四节，第一节“大漠雄风”，王昌龄、高适、岑参、王维等人的边塞诗成为展示“大漠雄风”的主要材料，作者指出，“盛唐边塞诗群的出现与当时那个青春焕发的时代的社会心态息息相关”。[※注]此一社会心态，指的是初盛唐时期的尚武之风。第二节 “诗情画意”，是由盛唐山水田园诗人创造的优美宁静的素朴淡雅式的美学境界，王维的诗歌与绘画，李思训的绘画，同样传达出了此种美学境界。作者指出，隐逸求名的社会风气助长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并从六朝时期隐居心态与审美心理的对比，揭示了盛唐美学思潮的独特性。第三节“百川汇海”，讲的是盛唐时期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诸教杂糅的现象，孕育了盛唐时期多元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意识。第四节“盛世之颠”，作者列举了史书、笔记及诗歌中对游侠形象以及唐玄宗的形象的描绘，指出了盛唐时期美学思潮的兴旺，是开元、天宝年间神采焕发的时代审美群体之习俗风尚及其雄强健美的审美观念造成的。综合起来，作者是依照这样的思路写作，即在每一时期，通过对历史背景的叙述，以及选取典型性的文学艺术以及审美现象，展开对时代审美心理的分析。

吴功正的《唐代美学史》延续其《六朝美学史》的写法与风格，全书共八编四十五章七十二万余字，篇幅浩大。第一编论隋代美学，第八编讲五代美学，主体部分共六编研究唐代美学，其中第七编探讨了传奇小说美学、园林美学、书法美学、乐舞美学、美术美学和服饰美学等门类美学。

作者在前言中讲述了自己的美学观与写作原则，他同样注意到了唐代不同时期审美思潮的巨大差异，因此将唐代美学分成初唐、盛唐、盛中唐间的交替、中唐、晚唐五段进行论述。又由于唐代美学以诗人构成主体，因此，《唐代美学史》集中了唐代最为杰出的诗人，初唐涉及的诗人有李世民、初唐四杰、刘希夷、张若虚、陈子昂；盛唐探讨了张说、吴中诗派、岭南诗人、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殷璠、李白；盛中唐的交替转折人物则为杜甫；中唐有孟郊、韩愈、李贺、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晚唐选择了李商隐。

作者提出了写作唐代美学史的七条原则：“以整个中国美学通史为依托；以当时的社会、文化为背景；以美的现象为对象，在审美的范畴内作出阐解和说明；以审美心理结构为中心；以具体的审美活动为屏幕；以美学理论与美学实践相并重为架构；以描述与评价、史实与史论、判断与感悟、思辨与体验、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相结合为基本撰述方式，建构起一部流变型的立体式美学史。”这几条原则体现在了全书的写作之中。作者认为，“美学史就是审美心理结构史。只有从心理上才能了解和把握美的历程”。[※注]因此，审美心理结构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线。在具体写作中，作者注意从心理结构上把握一个个的诗人，通过对其人生历程与诗歌作品的体验式解读，描绘其诗的审美风格，其人的审美心理，探讨其所代表的时代美学精神。

以王维为例，作者先述其人生历程，指出其人生变故影响了生活态度进而影响了审美态度，比如提到，“王维晚年心态有很大改变，再也没有年轻时的热情、豪气和冲动，而是转为恬淡、平和、清闲，甚至冷寂。其心态的改变，必然促使审美感受的变化”。[※注]作者通过对王维诗歌的细读，揭示了王维诗歌中的审美特征及其体现出的王维其人的审美心理，指出了王维的审美感觉中有着明显的空间审美意识，王维有着发达、灵敏、精细的审美感觉能力，他对于色彩的深浅、色调的冷暖、声律之美都有相当好的感应和把握。并对其作出高度评价：“王维的诗美是真正的盛唐风味，具象而抽象、征实而空灵，有盛唐的体式、情调。他的丰富而精微、灵敏而细腻的审美感觉完全是盛唐人才具有的。他的审美感觉经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审美心理学，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审美经验的发展。”[※注]再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为例，作者通过对白居易人生历程的分析指出，白居易对待出世和入世态度相当圆通，或隐或仕，都能从容应对，有着较强的自责意识和平衡心态，这体现出了其文化审美心理上的二元结构。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创作了大量讽喻诗，这是一种致用性的美学思想，同时，他又写出了很多的闲适诗。吴功正认为，白居易的审美心理、美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三者都体现出了一种审美心理上的二元结构。

唐代的美学理论相对较少，如王昌龄的意境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作者将其融入了书中。作者对各个时期美学史的历史地位、审美特征等问题都给出了很好的总结。如将初唐审美活动的特点归结为重视移情作用和手法的运用；实现了审美体验的“物化”；大壮的审美境界。盛唐美学体现了风骨与气韵的并存，气势与娴静的共生；中唐相比盛唐体现了审美领域、范围和对象上的扩大，此时的诗歌美学更趋多样化，开拓了诗歌审美中的许多新的方面和境界；晚唐美学趋于内敛，最大特征是形式美学、唯美学和纯美学，并以司空图为纯美学思想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了唐初史学与美学之间的关联，探讨了刘知幾的《史通》的时代意义及历史影响。此外，作者对前人较少涉猎的隋代美学和五代美学进行了专章研究。

王明居的《唐代美学》不像前两部著作那样分期描述唐代美学思潮，该书集中于对唐代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的研究。上卷分析了唐代美学的九大阐释性范畴，分别是：有无、方圆、一多、大小、大白若辱、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动静相养。这些范畴大多出自《老子》，作者先对其原义进行解说，然后在唐代文艺理论或哲学思想中寻其阐发。上卷还探讨了唐代美学的十大理论，分别是：朴质论、风骨论、兴象论、清真论、沉郁论、美刺论、明道论、丑怪论、意境论和风格论。作者对这十大理论以简短的篇幅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主要体现于诗文创作领域，如朴质论的提倡者主要是唐初诗人以及史家刘知幾；风骨论由陈子昂提出，殷璠提出了兴象论，李白提出了清真论，杜甫提出了沉郁论，白居易提出了美刺论，韩愈提出了明道论和丑怪论，王昌龄提出了意境论，风格论主要体现为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其中以意境论和风格论最为重要。下卷以人物为纲，用十章的篇幅论述了时人的美学思想，可视为对上面所列的九大范畴和十大理论的具体展开。如第七章论述了韩愈的美育观和奇怪说，柳宗元的审美观和怪异说；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集中于书法理论，探讨了李世民的思与神会论，虞世南的绝虑凝神论等。综合看来，该书对唐代美学范畴与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六 宋代美学研究

霍然的《宋代美学思潮》（1997）延续其《唐代美学思潮》的思路，将宋代美学分为发端、勃兴、展开、激荡、新变和高峰六个时期，不过，此一分期只是依照一种逻辑的顺序，而无法像唐代那样给出明确的界说。大体说来，北宋初年是发端期，接下来是勃兴期和展开期，北宋末年是激荡期，南宋初期为新变期，南宋后期为高峰期。作者还是以宋人的诗词文章、艺术作品、文艺理论、历史事件、哲学思潮等为材料，探讨各个时期的审美趣味、审美心理的特点与演变。作者指出：“宋代美学思潮的出色之处，还不仅在于北宋书斋美学自成一派的独立风格，而且在于进入南宋以后没有走上一落千丈的下跌之路，从而显示出宋人审美心理的成熟。它既表现为诗、词、画等艺术部门的高度成熟，也表现由北宋周敦颐、二程传到朱熹的新儒学——理学思想，在美学领域取得统治地位；更表现为宋代的诗歌理论，经过前后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终于摆脱了江西诗派流风的影响，从传授初学门径进到探讨诗歌规律，最终由严羽的《沧浪诗话》登上了前人所未及的理论高峰。”[※注]

郑苏淮的《宋代美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十六章的篇幅，论述了宋代的美学思想，包括：理学家的美学思想，两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基本囊括在内，如北宋时期的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南宋时期的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人；文学家的美学思想，如北宋早期的智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绘画美学思想，以画论类著作为主，涉及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郭熙的《林泉高致》、郭思的《画论》、释华光的《华光梅谱》、董逌的《广川画跋》、邓椿的《画继》、韩纯全的《山水纯全集》；诗歌美学思想，以诗话类著作为主，包括张戒的《岁寒堂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以及严羽的《沧浪诗话》；还论述了王灼的戏曲美学思想，杨万里、沈义父的音乐美学思想，还有张炎的词美学思想。整体看来，《宋代美学思想史》可纳入通史写作中的美学范畴史类型，与叶朗等人的写法类似，即拈出思想家或文艺理论著作中的相关文字，尤其是以基本概念、范畴或命题为主的文字加以论述。作者对宋代理学家的美学思想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且还探讨了一些以往被学界所忽视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尤其是画论思想，如释华光的《华光梅谱》，韩纯全的《山水纯全集》等。

吴功正的《宋代美学史》（2007）共分五编，第一编讲宋代美学的时代背景，第二编论北宋美学，第三编论南宋美学，第四编论门类美学，第五编论金元美学。关于理学与美学，吴功正不像郑苏淮那样大篇幅地分析理学家的美学思想，他从审美本体论、审美心态和审美范畴三个角度对理学美学进行了探讨，认为理、气这两个宋代理学本体进入了审美的本体，理学使宋人的审美心态成为内敛的，他特别提出了“涵泳”这一美学范畴。南宋理学家中，探讨了朱熹与严羽的美学思想。吴功正还是将重点落在了他所擅长的文学美学上，如第二编将北宋分成初、中、晚三期，论述了各个时代的诗美学与词美学，注重对诗词作品的体验式解读，分析作品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技巧，发现作者的审美心态，揭示时代的美学精神。其次是门类美学，作者探讨了小说和戏曲美学、建筑和园林美学、书法美学、美术美学、体育、百戏、音乐、舞蹈美学，内容丰富全面。吴功正还对学界较少涉猎的金元美学进行了专章探讨，涉及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文学美学和书画美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元代美学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元代美学在绘画、散曲、杂剧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元代社会、文化精神与美学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整合，如审美领域、美学精神、复古思潮、心学—美学等；元代美学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元代美学之于明清美学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刘方是对中国美学与宋代美学用功较多的一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诗性栖居的冥思——中国禅宗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生命的诗性之思——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巴蜀书社2003年版）、《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巴蜀书社2005年版）、《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和《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从书名即可知道，他的宋代美学研究可纳入审美文化史的书写类型，不过其著作亦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尤其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革新之上。

刘方的《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不满足于既往的中国美学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创新：“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借鉴、吸收现代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一些新方法，努力融通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以及区域文化、社会心理、士大夫群体等多方面的知识理论，力求突破中国美学史研究长期以来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而脱离孕育理论思想的特定文化土壤的理论研究模式，代之以研究特定文化思想与它形成美学思想之间的各种复杂动态的关系、影响与互渗。”[※注]他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观念，提出了“宋型文化”的概念，并提出宋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是由精神内核、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三个层次文化建构的产物。该书的第二至第四章即对这三个层面展开了分析，宋代理学构成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层，作者认为宋儒处于一种“困境意识”之中，导致了宋代精神文化向内在的转向。此时的文化崇“理”崇“道”，导致了宋代美学崇尚理性和理趣的精神特质。作者以科举制度为例对宋代文化的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制度对于宋代美学的人文旨趣和书卷精神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第四章论述了宋型文化的物质层面，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城市的繁荣构成了宋代文化的物质基础。接下来的数章中，第五章从唐五代的信仰危机分析了宋代美学推崇审美人格的成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析了宋代美学对理想审美人格的重建及理想审美人格的典范建构；第八至第十章探讨了宋代的隐逸文化；第十一至第十三章论述了禅宗美学的相关问题，包括从宗教禅到美学禅的演变，宋代禅宗美学的重要范畴与方法等；第十四至第十六章对宋代绘画美学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王维绘画以及在宋代地位的上升宋代审美文化语境和审美观念的变迁，宫廷绘画的娱乐化、制度化及其审美流变等问题。

在《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一书中，刘方的研究方法革新意识更显鲜明，他对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长期以来，我们的美学研究已经习惯于将研究对象抽离出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且将具有丰富内涵的研究对象，抽象为符合西方理论研究标准的干巴巴的几个条目”。[※注]他提出：“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开启那些被长期遮蔽了的中国审美文化独特内容的论域，以新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从文化视野、内在理路来思考。在历史的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和多重叙事线索中，研究宋代审美文化新变。”[※注]他所用的新方法，主要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深描”理论以及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强调语境研究与整体性视角，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则将文化视为一种解释，将这些方法运用到宋代美学研究中时，就是“将宋代出现的审美文化现象，不是看成已然存在之物，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新产生出来的，从而追问和思考其为何产生？又是如何产生？思考影响其产生的诸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而非将特定审美文化现象视为孤立存在之物”[※注]。在该书中，作者重点考察了三个主题：一是解析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包括宋遗民及南宋末年的僧人群体，指出对严光隐士形象的重新建构与不断重塑过程，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追求。二是探讨了宋代市民审美文化的崛起与繁荣，作者通过对宋代城市制度变革的分析指出，宋代城市功能转向经济与商业，这为市民审美文化的勃兴提供了舞台。作者依据宋代笔记、诗文、小说等文献，对日常生活中的汴京都市意象、市民文学中的北宋东京大众审美文化与娱乐空间、节庆与市民娱乐空间以及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与市民梦想的都市书写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三是考察了宋代出版业与审美文化的关系，作者分析了宋代印刷媒介的发达与出版文化的繁荣，出版的繁荣对宋代文学创作、传播、阅读等方面的影响，宋人文集的刊刻、出版对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的改变，坊刻出版对宋代文学的风尚与发展走向的影响以及新型的文学生产的产生等问题。这几个问题较少受到中国美学研究者的关注，作者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并进行了新的探讨，这一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值得重视。

七 明清美学研究

明清两大朝代，美学思想与文艺创作非常丰富，这对写作断代史带来了很大难度。尤其是清代前中期和后期的社会出现了巨大断裂，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在写作美学史时，无法将其贯通起来。因此之故，至今未见明清两代的断代美学史著作。目前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对晚明审美思潮以及生活美学的研究。

张灵聪的《从冲突走向融通——晚明至清中叶审美意识嬗变论》，探讨的是晚明至清代中叶这一阶段审美意识的变迁问题，作者认为美学史应该写成审美意识史，写作中应该注重史论结合、点面结合、理论与实践相参证、艺术与人生相照应，在研究方法上以艺术风格与士人心态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以此出发，作者分上、下两编共十章分别探讨了明末清初以及清中叶的审美意识。作者从文艺理论入手，对这两个时期的审美意识进行了简练的概括，如明末清初的审美意识为：从启蒙走向奇崛的革新意识、从泥古走向师心的开通意识、从闲逸走向正统的尚雅意识、从玄思走向经世的求实意识和从庙堂走向民间的通俗意识；平实博洽、细密雅正为清中叶的审美主潮，任情恣性、标新立异为清中叶的性灵余响，积健为雄、沉厚为质为清中叶的崇高意识。

张维昭的《悖离与回归——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通过晚明士人的文化趣尚，探讨了晚明士人的审美心态、审美理想等问题，作者将晚明士人的个体生命情怀归结为感伤和癫狂，通过他们对花、书、酒、游的嗜好，分析了其癖病心理；将他们的尚情思潮表现为真、神、豪情之美和怨毒之美等方面。作者认为：“晚明士人追求一己之自由、适意，在自然性情中观照生命律动的韵趣美与情趣美。他们的这种美学态度辉放着强烈的个我觉醒色彩，一方面以狂、痴、怪、癖张扬自己独立、自由之人性，另一方面又以童真之心承认个体为己、成己之私心。”[※注]作者认为，晚明士人的美学态度在对儒学文化的背离与回归中体现出了一种悲剧意识。

晚明生活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赵强的《“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曾婷婷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刘玉梅的《李渔生活审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总体来看，中国断代美学史的研究触及了各个时代，但研究状况并不均衡，先秦、六朝、唐代、宋代研究得多，而明、清则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多依据唯物主义反映论或实践美学的思路，90年代以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有所拓展与深化，如文化史的视角、阐释学的视角、身体美学的视角和生活美学的视角等。

本节集中于对中国古典断代美学史著作的分析，另外，近现代美学史的研究著作较多，此外仅列出书目，不再展开分析。这些著作包括：

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黄洁：《中国近代文艺美学思想史纲》，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邓牛顿：《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汝信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邹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章启群：《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聂振斌等：《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袁济喜：《承续与超越：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薛富兴：《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王德胜：《20世纪中国美学：问题与个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吴志翔：《20世纪的中国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赵士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赵士林：《当代中国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朱存明：《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杨存昌主编：《中国美学研究三十年》，济南出版社2010年版。

李松主编：《中国美学史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祁志祥：《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