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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美学研究

第二节 审美教育的系统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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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美学研究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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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章新建的《大学生美育》(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杨辛的《大学美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王德岩等的《大学美育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陆元贵编著的《大学美育十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郑杰主编的《大学美育教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金昕的《当代高校美育新探》(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何静主编的《大学美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张建主编的《大学美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黄高才的《大学美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注]作者以思想史的视野,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来把握现代美育,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关键词

美育

美育思想

教育方针

美学

感性

儒家

智育

德育

美学原理

艺术

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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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审美教育的系统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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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说,审美教育(简称美育)亦可纳入应用美学之列,不过,审美教育在美学研究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并且论著颇多,理应单独论述。审美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审美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常常相提并论,关乎全体国民的教育问题,可谓兹事体大。其二,审美教育有着丰厚的理论资源与历史传统。就理论而言,在西方,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最早提出了审美教育的问题,并从现代性的视野与完善人性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论述。在中国,蔡元培、王国维诸人对审美教育多有论述,尤其是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影响深远。以上几人构成审美教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就历史而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中国从先秦开始,亦即整个中西美学史,都有着丰富的审美教育实践,都可挖掘出丰富的审美教育理论。其三,审美教育更是一种教育实践,尤其体现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学校教育之中,它与艺术教育、各门课程的教育乃至整个教育过程都有密切的关联。其四,在国内的美学原理著作中,审美教育常常作为第四块,附在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之后,可以说同样促进了审美教育的研究。

显然,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理论问题,作为教育政策,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审美教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教学实践,它与课程设计、教学手段、教学过程都有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它与教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学科皆息息相关。因此,对审美教育也就可以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就美学而言,主要是从理论的层面对审美教育进行研究的。

一 当代美育研究概况

“美育”一词,为蔡元培所首创。[※注]他在1901年写成的《哲学总论》一文中就提出了“美育”,他借鉴西方思想中的知、情、意三分以及伦理学、论理学、审美学的区划,提出:“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注]王国维在1903年所写《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同样将教育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并阐述了各自的价值与功用。在他看来,“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注]在随后写的一系列文章,如《哲学辨惑》(1903)、《教育偶感四则》(1904)、《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去毒篇》(1906)、《教育家之希尔列尔》(1906)、《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霍恩氏之美育说》(1907)等文章中,都涉及了美育的问题。蔡元培不仅是一位美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对美育极力倡导,身体力行。他不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还在北大讲授了10年美学课程,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在北大设置了书法研究会、画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供学生自由选修。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借鉴康德、席勒等西方美学家的思想,提出了美育的问题,在当时基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要求,美育因而具有现代性视域下的启蒙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20世纪初叶,美育是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之宏伟工程的一个有机而合理的部分进入思想家和教育界的自觉选择与设计理念中的。”[※注]

正是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提倡,民国时期即将美育纳入教育方针。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根据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注]此后这种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如蔡元培在1922年发表的《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指出:“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只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十年来,渐渐地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注]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审美教育在理念接受、理论研究、教学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后来的美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是延续民国时期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不过为时不长,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最高指示”将美育剔除于教育方针之外,成为此后很长时间的指导原则,其影响至今犹存,比如目前学校设立的“三好学生”,所谓“三好”,即指德、智、体而言。随着美育被排除在外,理论研究亦陷入停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虽热闹一时,但未曾涉及美育问题。此一时期苏联美学的研究情况恰与中国美学形成了鲜明对比。二者所讨论的问题(美的本质、美感)、所形成的美学派别(中国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统一派、客观社会派四大派,苏联是自然派和社会派两大派)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审美教育却是苏联美学界讨论的一大问题,出版了多部相关论著。尽管对于美育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看法不尽相同,不过他们都意识到了美育的重要性,“苏联美学家们论证了美育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同德育、智育、体育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美育具有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科学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本身包括了其他教育的内容,而且直接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注]实际上,苏联美学界将审美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范围之内,比如出版于1956年的《审美教育问题》一书中提到:“审美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注]相形之下,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美学界,对审美教育的探讨却是相对缺失的。就著作而言,似乎只有两种,温肇桐的《新美术与新美育》(1951)和蔡迪的《美育与体育》(1954)。1961年5月,《文汇报》组织过一次美育问题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美育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织部分,然而美育遭受冰封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然更是如此。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学研究开始复苏,并因其启蒙功能而迅速热起,审美教育问题亦相应地被再次提出,美学界开始呼吁重建审美教育的问题。如周扬在1980年5月26日《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中指出,要“大力普及科学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以及审美教育”。《文汇报》于1980年6月至9月期间发表了多篇美育文章,如《加强美育,提高审美能力》,蓝雨的《让青少年懂得真正的美》,古元的《要重视社会上美的教育问题》等。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上,许多学者积极倡议恢复美育。

就政策层面而言,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正式确立并非一帆风顺,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沿用的是德、智、体三育的提法。下面是新时期以来与教育方针有关的大事记。

1978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人才奠定基础。”

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教育方针。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由此可以看出,从1978年直至1995年的若干重要教育文件里面,对于教育方针的提法,皆是德、智、体三育,美育仍不见踪迹,不过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德、智、体之后加上了“等方面”三字。直至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中,都在人才培养中提出了“美”的要求。《决定》首次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将美育同德、智、体一起纳入国家教育方针。《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新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至此美育的地位方才正式确立。[※注]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该意见共五大点二十一条,涉及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强调要构建科学的美育课程体系、大力改进美育教育教学、统筹整合学校与社会美育资源、保障学校美育健康发展。

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美育研究开始步入正轨,相关论著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美育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美育》杂志的创刊,该刊物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后改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美育编辑部编辑,至1988年终刊,共出版46期,有效地促进了美育的研究。查中国期刊网,1978年至1990年间,以“美育”为题名的论文有541篇,以“审美教育”为题名的论文有132篇,1991年至2000年间,这一数量分别增至1781篇和547篇,2001年至2011年9月,相关论文数量更是激增为4808篇和2164篇。著作方面,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为例,1949年至2011年的美育类相关著作共有632本,其中,1949年至1978年的美育著作仅有两本,为温肇桐的《新美术和新美育》(1951)和蔡迪的《美育和体育》(1954),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量开始增多,仅80年代就有92本。

总体来看,美育著作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涉及美育原理研究,此类又可分为两小类,第一小类从美育自身的特性出发,着重探讨美育的性质、对象、功能、任务、原则和实施途径等问题,如杨恩寰主编的《审美教育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仇春霖主编的《美育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彭若芝编著的《美育简说》(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杜卫的《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易健的《现代美育研究》(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第二小类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著作更为自觉地进行美育理论的建构,提出了“美育学”的概念,如蒋冰海的《美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杜卫的《现代美育学导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杜卫的《美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曾繁仁等著的《现代美育理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美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皆属此类。

第二类为美育类教材,此类著作数量最多,尤其是1999年美育纳入教育方针之后,成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程,教材更是层出不穷。这类著作一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讲述美学原理,如美的本质、审美范畴、自然美、艺术美等问题,第二部分讲述美育理论、艺术欣赏等问题。以王英杰主编的《美育基础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为例,该书内容包括美育理论综述、形式美、社会美、自然美、科学技术美、艺术美综述、造型艺术美、综合艺术美、语言艺术美、表演艺术美等,差不多即是上述两部分的组合。此类写作模式对苏联的美育类教材有所借鉴,如1975年出版的苏联德廖莫夫等编的《美育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分为三编,第一编讲美学(美学的对象和任务、审美意识的本质、审美范畴等),第二编讲艺术(本质、种类、风格流派),这两编是美学原理讲述的内容,第三编讲美育(原则和任务、自然界和美育、美育和劳动、行为美和生活美学、教学过程中的美育、课外活动中的美育、家庭美育等)。

第三类为美育实践类著作,主要是学校教育中的美育研究,涉及少儿美育、中学美育、大学美育等,此类著作非常多,如樊美筠的《儿童的审美发展》(台湾爱的世界出版社1990年版)、颜学琴的《儿童少年美育全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楼昔勇的《幼儿美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再如赵伶俐主编的“跨世纪美育科研成果书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包括《大美育系统论》《幼儿园美育系统论》《小学美育系统论》《中学美育系统论》,后三本即属此列。此外还有金雅、郑玉明的《美育与当代儿童发展》(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大学美育”类教材数量亦非常多,如章新建的《大学生美育》(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杨辛的《大学美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王德岩等的《大学美育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陆元贵编著的《大学美育十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郑杰主编的《大学美育教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金昕的《当代高校美育新探》(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何静主编的《大学美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张建主编的《大学美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黄高才的《大学美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此类著作还包括各门课程与美育的相关研究。如王海龙等著的《语文教学·审美教育》(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张天喜等著的《语文美育教学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刘荧主编的《灵魂的在场:语文审美教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成瑞荣的《高中语文审美教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郭振琪的《音乐审美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丽彦的《学校体育审美教育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崔伟、张岩的《大学生音乐审美教育与心理健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姚连乔编著的《音乐审美教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熊芳芳的《语文审美教育12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

第四类为中西美育思想史研究。这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展开,至今成果颇丰,对于中西方美育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探讨。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研究著作包括,许有为编著的《中国美育简史》(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单世联、徐林祥的《中国美育史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聂振斌的《中国美育思想述要》(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袁济喜的《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祁海文的《礼乐教化——先秦美育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版)和《儒家乐教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钟仕伦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钟仕伦、李天道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卢政、祝亚楠的《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15年版),贺卫东的《先秦儒家“诗教”美育思想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曾繁仁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全九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

中国近现代美育思想的研究著作包括:姚全兴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审美教育的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孙世哲的《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杨平的《多维视野中的美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杜卫的《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伶俐、汪宏等的《百年中国美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谭好哲、刘彦顺等的《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彦顺的《走向现代形态美育学的建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郭勇的《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金雅的《蔡元培梁启超与中国现代美育》(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张正江的《新中国美育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吴丹的《丰子恺与中国现代美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汪宏的《现当代中国美育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马芹芬的《越文化视野下的蔡元培及其美育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李清聚的《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肖晓玛的《杜威美育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西方美育思想的研究著作包括涂途的《西方美育史话》(红旗出版社1988年版)和《欧洲美育思想简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育德的《西方美育思想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天道主编的《西方美育思想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岳友熙的《追寻诗意的栖居:现代性与审美教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此外,还有中西美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如杨家友的《席勒与蔡元培的审美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第五类为泛美育类著作,美育理论、艺术欣赏、艺术教育等都涵盖在内。如方珊主编的“新世纪美育系列丛书”(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包括郑新兰的《天籁之声的奏鸣:音乐美》、王旭晓的《造化钟神秀:景观美》、王志敏和崔辰的《声音与光影的世界:影视美》,牛宏宝的《形与色的魔幻:绘画美》、林叶青的《粉墨话春秋:戏剧美》、杨桂青和赖配根的《文与字的神韵:文学美》、方珊等的《多维的视象:雕塑美》、方珊的《诗意的栖居:建筑美》、方珊和王志钧的《技与艺的魅力:设计美》、宿志刚的《光影的诗篇:摄影美》、刘秀乡的《动作的旋律:舞蹈美》、丁伯奎的《线的艺术语言:书法美》、方珊的《新世纪美育》等。曾繁仁主编的“艺术审美教育书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005年版),包括张涵的《艺术生命学大纲》、马龙潜和杨杰的《知识经济与审美教育》、聂振斌的《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祁海文的《儒家乐教论》、王伟的《当代美国艺术教育研究》、王小舒和凌晨光的《审美艺术教育论》等。

概而言之,当代中国的美育研究在美育理论、美育思想史、美育实践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 美育的本质观

美育的本质、内涵、特点、功能、任务、意义,美育与德、智、体育之间的关系,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关系等问题,是美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以几本美学原理著作为例,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第九章“美感教育”,论及了美感教育的作用、特点和意义。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第十章“审美教育”,探讨了美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美育与人的塑造和美育的特点等问题。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介绍了审美教育的内涵、特征、实施原则、综合指标及个性审美发展与审美教育的实施等问题。杨恩寰主编的《美学引论》第十三章“审美教育”,探讨了审美教育的概念、内涵、功能等问题。朱立元主编的《美学》第六编“审美教育论”,考察了美育观的历史,美育的内涵、目的及特点,美育的功能及实施等问题。美学原理中对美育的讨论大体不出以上几个基本问题。下面以美育的本质为研究重点,来看当代中国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美育的看法主要还受苏联政治美学与工具论的影响,认为美育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与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具,将美育视为德育的附庸,将美育直接等同于艺术教育。80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摆脱了认识论与工具论的框架,美育研究步入正轨。如1981年出版的《美学》第3卷上,发表了周扬的《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文中第四部分专论美育问题,题为“重视审美教育,加强美育研究”。其中观点虽还透着工具论意味,如指出“我们美育的内容要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其视野已相当开阔,对美育的功能与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指出美育和德、智、体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却又不可替代。周扬还认为“美育的形式应是多种多样的,不要把美育搞得太狭窄了”,并提出要重视学校美育工作。无疑,这些观点对美育研究及美育实践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期发表的还有赵宋光的《论美育的功能》、洪毅然的《论美育》和聂振斌的《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三篇美育论文。赵宋光在文中提出了“立美教育”,论述了“以美引真”的教学方法。洪毅然的文章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分析了美育与德育、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和家庭美育的问题。洪毅然认为美育虽以艺术为基本手段,但美育与艺术教育不能简单等同。这也是此后美学界的普遍认识。

1984年,蒋孔阳发表了《谈谈审美教育》一文,对审美教育进行了五点规定:第一,审美教育是一种娱乐的教育。他以孔子的“游于艺”和康德、席勒的“游戏说”为论据,提出应当重视游戏,重视人的娱乐生活。“重视人的娱乐生活,在娱乐生活中去培养人的审美爱好,去引导人,将人提高,应当是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注]第二,审美教育是一种爱美的教育。第三,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第四,审美教育是一种人品的教育。第五,审美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的教育。他认为娱乐、爱美、情感和人品等方面的教育最集中地落实到艺术教育上。就这五个方面而言,蒋孔阳对艺术教育论述最多,似最重视。不过,由于所提第一点“娱乐的教育” 在此前严肃得近于刻板的文化环境之下,实发人之未敢发,令人耳目一新。又加之当前关于“休闲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与之相关,所以这一点常被单提出来,“娱乐说”遂成为关于审美教育本质的一种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审美教育是情感教育。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皆持此说。蔡元培提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注]就是在主张美育是情感教育。这种观点亦为新时期以来的众多学者所接受。如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中,提出美感教育的重点是情感教育。曾繁仁在《试论美育的本质》一文中,同样认可美育是情感教育的观点,他认为情感教育论从根本上为美育确立了独立的领域。曾繁仁提出:“美感体验就是人类艺术地掌握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即情感判断的能力,或者叫做审美力。而我们所说的美育,就是旨在通过美的形象的手段,培养人们具有这种对于客观现实的情感判断能力和审美能力。”[※注]在另一部著作中,曾繁仁进一步把审美教育的本质表述为:“美育作为情感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情感教育,而是一般非功利、非认识而以自由和创造力为特征的情感教育。”[※注]王世德在《美育教程》的导言中亦提到:“审美教育,主要是一种情感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要塑造和形成人们优美、高尚、健康、丰富的感情、趣味、心灵、精神境界。”[※注]

美育本质论的另一重要观点是美育的感性说和生命说。感性说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美育,其理论基础由来已久,根源于西方文化中的知、情、意三分,由于美学主掌感性一面,所以审美教育是一种感性的教育。而对于生命意识的强调,一方面借助的是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是西方现代美学,包括叔本华、尼采以及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它们推崇生命意识,批判现代性的弊端。杜卫所持的即是这种观点。他在《感性教育:美育的现代性命题》一文中指出:“感性是一个贯通了肉体和精神的个体性概念,它以情感为核心,所以美育被不少学者界定为‘情感教育’。但是,由于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情感只是感性的一种形式,不可能包含感性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因此,还是把美育界定为感性教育更为合适。由于感性涵盖了贯通肉体与精神的广阔领域,因此,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与传统的美育‘陶冶论’不同,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应该是一种发展论。”[※注]杜卫认为,首先,感性意味着生存的具体性,意味着重申以人的目的,强调个体的人的重要性。其次,感性意味着人的“肉体性”,即强调审美活动的生理基础。再次,感性意味着生命活力。感性以人的本能冲动和情感过程为特征,感性的发达意味着生命活力的充沛。樊美筠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对感性的压制出发来探讨审美教育,她认为:“审美教育能够解决人的感性……所谓解放人的感性,主要是指美育能够将人的感性从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而美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它上述的感性品格有关。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是以人们对对象的直接感知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的感性不断敏感和丰富为目的的。”[※注]此外,王德胜在《当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审美教育》一文中,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对审美教育与人的生命意识的关系做出了阐释。他认为,强调人的生命意识的全面开发,是当代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注]徐碧辉在《美育:一种生命和情感教育》一文中,从培养人的生命意识的角度对美育的本质进行了规定,她认为:“美育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总之,美育是对人的生命本身进行塑造,使之更加完美合理的一种教育。”[※注]美育本质的感性教育说与情感教育说相比,前者更为具体,落实到对于主体审美能力的培养。

此外,还有美育本质的人道主义说与人文精神说等,此处不再展开。[※注]

三 中西美育史研究

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中西美育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关成果非常多。此处选择其中几本著作加以论述。

聂振斌对中国美育史多有研究,他在1993年即出版了《中国美育思想述要》,2004年又写出了《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前者对从古代以至近代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概述,后者对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后者为例,对于中国古代美育,该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美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美育思想史。因为中国古代的先贤们谈美、谈艺术,大都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以鉴赏的眼光,注重美和艺术的功能、作用,以便用于教育实践,而不愿对美和艺术作纯学术研究,一般地都不去追问美和艺术的抽象本质,而是追求一种美的自由境界,或塑造一种超尘脱俗的高尚人格。”[※注]该书将礼乐视为中国美育的源头,高度肯定礼乐在中国美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引论部分,聂振斌论述了礼乐文化的起源,礼乐在西周教育中的功能和意义,春秋初期礼乐理论的形成以及相关理论(如礼与仪、乐的关系,和与同、美与善、气论与阴阳五行),礼乐文化与艺术的原创精神等问题,对礼乐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接下来,该书将先秦至清代的美育思想分成“原本篇:儒家美育思想及道墨法的批判”和“发展篇:儒道释并行互渗与美育思想的发展演变”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诸子时期,第二阶段为由汉至清。作者将儒家美育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美育的主导思想。书中提出:“从美育的角度而言,惟有儒家积极提倡、充分肯定,并贯彻在自己的教育的实践中,其他各家或者未涉及,或者虽涉及却持批判否定态度。”[※注]基于此种判断,“原本篇”以五章篇幅,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及儒家经典《易传》《乐记》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孔子在美育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肯定。而道、墨、法三家则合为一章,探讨了此三家对儒家美育思想的批判。“发展篇”对各个时代的论述,是以“儒教”为中心建立的,如各章标题所示:“儒教独尊与两汉美育思想”“儒教失落与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儒教复兴与隋唐五代美育思想”“儒教的本体追求与宋元美育思想”“儒教的内在冲突与明清美育思想”。由于作者认为中国美学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美育思想史,所以纳入美育思想范围的,除了历朝各代与礼乐教化有关的论述外,其他多为诗论、文论、书论、画论等文艺理论。以宋代美育思想为例,作者前两节对宋代的风教及艺术审美思想进行了概论,然后分别探讨了书法理论、绘画理论、欧阳修和苏轼的文论、理学的审美教育思想、宋代的诗话以及元好问和方回的诗文理论。显然,这种写法与中国美学思想史是很有共同之处的。另外,像钟仕伦、李天道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简史》,钟仕伦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亦有着类似的写作方式,即将中国美育思想史差不多等同于中国美学史。

与聂振斌将儒家美育思想视为中国美育思想的主导不同,袁济喜在《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一书中更倾向于儒道并重。比如作者在论述老庄的美育思想时指出:“老子与庄子,是中国古代自然主义美育观的开创者。他们基于天道自然、任从真性的美育观,与儒家强调以仁为本、注重教化的美育观截然相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艺术与审美是人的自由真性展示的命题。”[※注]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概述了由上古以至明清的传统美育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对“六艺之教”的由来及如何实行进行了分析。在第二编中,作者以传统人格为中心,对传统美育进行了多维透视,分别探讨了人格境界与审美精神、自然美与人格培养、艺术美与人格陶冶、传统美育与审美心理、传统美育的实施途径等问题。第三编考察了传统美育的现代转型问题,作者对传统美育在近代启蒙思潮中的功能与转变,美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的发展困境,以及美育在当代社会的遭际等问题展开了分析。作者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不无忧虑,并希图美育对于当代人格建构能够有所作为。

杜卫的《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一书,把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置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采用“接受—影响”的比较研究方法,选取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三位美学家进行研究。该书认为三人的美育思想都体现了一种“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是吸收了西方审美无利害观念和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思想,又结合当时所面临的启蒙问题而形成的。审美功利主义不排斥审美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而是强调美育内在地涵养国人德性的作用。究其原因,是由于感性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导致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走向“审美功利主义”。

谭好哲、刘彦顺等的《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共分三编,第一编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及发展趋向。第二、三编以人物为线索,探讨了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王统照、张竞生、丰子恺、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蒋孔阳、曾繁仁等人的美育思想,挖掘了此前学界较少涉猎的人物,不乏开拓意义。该书对中国现代美育作了这样的论断:“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滥觞,首先不是缘于对古代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动因,起于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时代局势,同时也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就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具体观念和内容而言,首先是西方相关思想的移植和汲取,其次才是基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教育背景以及美学和艺术研究状况的改造、转化与创新。换言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项自觉设计的‘现代性’工程浮出历史地平线的。从社会语境上看,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追求相匹配;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它以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知识诉求为精神支撑。”[※注]作者以思想史的视野,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来把握现代美育,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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