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问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当中，被形象地从反面比喻为“绊脚石”，也就是被正面当做美的本质问题得以解决的“钥匙”。正如朱光潜在1958年总结过去一年美学论争的成果时写道：“‘自然美’对于许多人是一大块绊脚石，‘美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也就是由于这块绊脚石的存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否定美的意识形态性，肯定艺术美就是自然中原已有之的美，也就是肯定美的客观存在；另一种是否定美的客观存在，肯定艺术美和自然美都是意识形态性的，是第二性的。”[※注]

按照朱光潜的理解，第一种就是蔡仪、李泽厚、洪毅然和其他参加美学讨论者所采取的办法，第二种则是朱光潜自己所采取的办法。朱光潜进而认定，这两种办法所依据的都是反映论原则，也就是“感觉反映物质世界”原则。但是，同样依据反映论，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反的，蔡仪、李泽厚与洪毅然一方“只是错误地把美摆在物质存在的一边”，而朱光潜却在“感觉反映的原则”之上又加了“意识形态反映原则”:“承认有感觉素材做它的客观条件，这感觉素材的来源是第一性的，但是认为只有这客观条件或感觉素材还只是原料，还不成其为美，要成其为美，就必须有艺术形象，在这艺术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注]

所以，朱光潜的结论就是这样推出的：只有“客观条件”或只有“主观条件”都不能产生艺术，“艺术本身”就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作为艺术的特性，当然也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然后，再从艺术美推到自然美，由此“自然美就是一种雏形的起始阶段的艺术美，也还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注]当然，朱光潜所说的“艺术”并不是固态化存在的艺术品，而是被人能审美感知与创造出来的“意象”，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论在此又内在占了上风，他所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就是主客合一。由此可见，朱光潜的模式就是由一系列的等号构成：艺术=意象=美=主客观统一。但问题反过来，朱光潜又是如何理解“自然”及“自然美”的呢？

这就涉及朱光潜著名的“物甲”“物乙”论。其实，朱光潜许多用语上所说的“自然”常常指未进入审美活动的对象（包括自然物），也就是实际具有知觉性质的对象，朱光潜称之为“物甲”。当然，进入到审美活动当中的既可能是艺术品，也可能是自然物，它们之所以成为“美”而非仅仅是美的材料，就在于都被感知为“意象”，朱光潜遂称之为“物乙”。然而，“自然美”之所以成为“美”，就在于自然物进入到了这种审美感知当中，从而成就了按照适宜的被知觉方式的知觉状态。朱光潜的悖论在于，他一方面认定“（广义的）自然与艺术”的对立，就在于“物甲”与“物乙”的对立，后者由于在感知中而将前者变成意象；但另一方面在论述“自然美”时，又认定“物甲”与“物乙”恰恰是相互融合的。这样，在对待“美”的总体观点与对待“自然美”的具体观点之间，朱光潜恰恰是自我矛盾的。

由此从朱光潜有争议的观点就可以得见，对于“自然美”问题的探索，就直接相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的本质”之争。按照朱光潜趋于表面化的看法，主张“美在客观”的蔡仪、主张“美在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李泽厚皆采用“第一性”的办法，而主张“美在主客观统一”的他则采取的是“第二性”的办法。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被朱光潜视为使用了同一方法的蔡仪与李泽厚的“自然之争”才是更为根本性的。这意味着，将自然美视为纯客观与将自然美视为具有“社会性”的乃至就是实践的产物，这两种观点的冲突，才真正显露出当时中国美学的内在思路的迥异。而且，李泽厚的自然美思想，究其实质，所使用的也是“第二性”的办法，只不过他加到自然物上的并非朱光潜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人化的“社会性”抑或“（物质）实践”的属性而已。

前文已经指出，在当时的中国美学从“主客两分”模式出发所形成的争论，非常类似于苏联的理论模式，也就是“自然派”与“社会派”的对峙，对于苏联美学来说，自然美问题也恰恰成为两派分野的最显著的分界线。而在中国，高尔泰和吕荧的主张稍显简陋，彻底的主观派是根本无法解释自然美的问题的，毕竟，自然美的根源不能到主观心态当中去找寻。而善学好思的朱光潜的主客合一之说，他所倚靠的哲学基源也并不深厚，他不仅让自己的思想从反映论当中脱颖而出，而且也将李泽厚的自然美论视为是简单的反映论，都遵循的是“感觉反映物质世界”原则。然而，只有蔡仪的思想才能算得上真正纯正的反映论，而朱光潜的表面上的反映论难以遮蔽掉其“主观意识化”的本质，尽管他本人还是称之为“意识形态反映原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如此看来，只有朴实无华的蔡仪所力主的“客观唯一”与当时年轻激进的李泽厚所倡导的“实践美学”的早期形态，才能真正成就自然派与社会派的分立，这种思想交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然，他们之间的争论具有原发性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自然美”的实质。前者强调客观性的思路，客观自然本身就具有美的“客观属性”。后者从“人化的自然”的人类学思想出发，认定美（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都是建基于人类的伟大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由此看到的“自然美”，就不可能是如蔡仪所见的那种“纯客观”的自然，也不可能是朱光潜所见的那种“意识化”的自然，而直接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李泽厚1959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山水花鸟的美——关于自然美问题的商讨》，就转向了对于自然的关注，进而发展了他早期的实践美学观，或者说，从实践的角度解答了自然美的难题。他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之，“自然的美是变化的、发展的，是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自然不断被人的劳动所征服，从而自然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客观关系越来越丰富复杂，它的美也变得丰富和复杂起来。当大自然不再是可怖可畏的怪物而是可亲可近的朋友，当山水花鸟不仅是劳动生产的对象而更是人们休息娱乐的场所、对象，而且这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欣赏自然之美了”。[※注]将人的实践的历史观念纳入对自然美的理解当中，必然关系到如何理解“自然人化”的问题，这也是李泽厚与朱光潜的根本区分所在。李泽厚认定，要区分出两种所谓“人化”:“客观实际上的‘自然的人化’（社会生活所造成）与艺术或欣赏中的‘自然的人化’（意识作用所造成）”,[※注]李泽厚眼中的自然美是“社会生活”造就的，朱光潜眼中的自然美则是“意识作用”的结果。按照早期实践美学的观点，自然之所以成为自然，恰恰是来源于社会化而非肇源于意识化的。

在此，李泽厚与朱光潜所使用的都是“第二性”的办法，相形之下，只有蔡仪所采取的才是“第一性”的办法。这两种办法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自然美能否“离开人”而存在。蔡仪当然认定自然与自然美，无疑都是可以离开人而存在的，因而是从自然本身出发的“第一性”；而李泽厚与朱光潜却都认定这是不能脱离人的，因而是从人化出发的“第二性”的。然而，李泽厚敏锐地意识到，他与朱光潜的区分还在于如何理解“离不开人”，如果回到反映论视角，那么可以说，意识作用所造成的“自然的人化”是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自然的人化”的“某种曲折复杂的能动反映”而已。更关键的区分在于，李泽厚自己所谓的“离开人”，也就是“离开人的生活，离开自然与人的客观关系”，离开这种关系自然美便不存在；而朱光潜的“离开人”实际上是“离开人的比拟”，所谓“离开人的比拟”就是“离开人的文化，离开自然与意识的主观联系”,[※注]自然美由此仍不失其为美，但这种观点却偏离了“人化”的实践观念。

应该说，随着实践美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的主流，李泽厚的“自然的人化”观占据了主导。遗憾的是，蔡仪的自然美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都被普遍忽视，但而今却又焕发出其新的魅力。这是因为，他早在40年代就认为“所谓自然美是不参与人力的纯自然产生的事物的美”,[※注]这非常接近于当代自然美学当中的极端一派，亦即所谓“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之“自然全美”的主张。

所谓的“肯定美学”的核心，就是认定“全部自然皆美”，从而在整体上具有一种试图否定艺术、否定自然内存在的人化因素的倾向，这是一种激进“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思路。根据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的基本理解，“就本质而言，一切自然物在审美上都是有价值的”。[※注]这种“肯定美学”在审美上的推论，就可以归纳为：只要是对于自然的适宜或正确的“审美鉴赏”就是值得肯定的，对于自然几乎没有否定性的“审美鉴赏”，除非这种鉴赏是不适宜或不正确的。这意味着，对自然界恰当或正确的审美鉴赏基本上都是可以被肯定的，而否定的审美判断在其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地位。而蔡仪早就已认为，自然美多是“实体美”，所谓“实体美”主要是指“可感事物本身的美”,[※注]其美感大致伴随着快感并与快感紧密结合一致，这是自然美的特性之一。进而，蔡仪认为，“所谓自然美是显现着种属的一般性，也就是显现着自然的必然”，这是自然美的特性之二。[※注]所以，这种认定自然美显现着“自然的必然”的美学取向，较早肯定了全部自然界都是美的。换言之，它所肯定的是，所有“原始自然”（virgin nature）在本质上都具有审美价值，未被人类触及的自然界本身拥有“至美”的属性，自然要被“当做自然本身”来加以审美的对待。

这就直接关系到客观事物的美，例如自然美这种形态，到底有没有人力参与的问题，这也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几大流派发生分歧的一个具有源发性的场所。而必须看到，蔡仪的主张亦是非常辩证的，并没有通常被理解得那么简单，当时的争论就陷入诸如“最典型的癞蛤蟆是美的吗”这种非哲学的论争，这其实也是一种曲解。因为蔡仪一方面强调了自然是显现着种属的一般性，也就是“自然事物的本质真理的具体显现”,[※注]按照蔡仪的理解，这恰恰源于美原本是事物的“本质真理”的具体显现，所以他的“典型理论”在自然美领域并不能被简单化理解。蔡仪强调，自然美的特征就是不为人力所干预，也不是为了美的目的而创造。另一方面，他又明显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并没有将所有的自然美都等量齐观，而是认为：以个体美来说，生物的美高于无生物，动物的美高于植物，高等动物的美高于低等动物，人的美高于高等动物，最后达到人格美的境界。这就显然不同于“肯定美学”将一切自然物等同观之的基本理念，这种欧美现代版本的自然中心主义的“齐物论”，尽管在当下看似更能赢得人心，但却并不符合实情，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毕竟是复杂和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