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生态美学更多成为本土美学话语的话，那么环境美学的出现则更多受到了西方的直接影响。那么，环境美学究竟是如何从西方出现的呢？当代国际美学前沿问题，主要集聚在“艺术哲学”“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和“生活美学”这三个主要方向上。[※注]艺术哲学领域仍是（延续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分析美学”流派占据绝对的主导。然而，无论是自然与环境美学还是生活美学，都形成了对分析美学主流的反驳之势（显然，自然环境与日常生活都是艺术之外的研究对象），而且，中国本土的智慧在这两方面皆会做出自身的独特贡献。

“环境美学”主要是在英美及部分欧陆国家的美学当中产生出来的。而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分析美学”都是占据绝对主导的。正是在所谓的“后分析”的哲学语境当中，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得以先后出场。[※注]在黑格尔将美学直接等同于艺术哲学并压制“自然美”之前，美学还是具有非常广阔的领域的，在康德那里自然本身还在其美学体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20世纪分析美学具有统治力的传统却根本无视自然的存在。但是，这种发展最初主要是囿于欧美文化的语境，而对于环境的关注却早已成了东西方学界的某种共识。从环境美学史上看，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W.Hepburn）的那篇最初被收入1966年出版的《英国分析哲学》文集内的《当代美学与其对环境美的忽视》一文，[※注]被认定是复兴环境美学的历史起点。

然而，从初建到全面建构时期的环境美学，更准确地说，主要还是聚焦于“自然”的自然环境美学，对于一种适宜的“自然审美”或者“自然鉴赏”的寻求成为焦点，其中最早的代表作就是艾伦·卡尔松的《鉴赏与自然环境》这篇经典论文。[※注]其后，无论是以卡尔松为代表的所谓“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ies）还是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rnt）的“介入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为代表的“非认知理论”，都推动了自然审美鉴赏问题的研究。前者的同路人主要是约·瑟帕玛（Yrjo Sepänmaa），还有提出“激发模式”（arousal model）的诺埃尔·卡罗尔（Carroll），他们都按照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来探讨自然问题，不同于伯林特的实用主义与法国现象学的道路；而采取后者的非认知路线的赞同者则更多元化，主要包括赫伯恩的“多维审美”（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理论、齐藤百合子（Saito）的“多元主义方法”及戈德拉维奇（Godlovitch）的自然美学思想。[※注]

真正发生的重要转折，出现在环境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调整上，在自然问题被深入探讨之后，“人类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human environments）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环境美学研究的“双子星座”伯林特与卡尔松主导了这种内在的变革，前者以《生活在景观之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这本专著，[※注]后者则以专著《美学与环境：自然的鉴赏、艺术与建筑》和专文《论人类环境的审美化鉴赏》[※注]为人造的或者人化的环境美学定下了基调。可以这样说，环境美学经过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这种美学思潮实现了从“自然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到“人类环境美学”的转换，从自然审美欣赏问题转切到了人类环境如何审美化的欣赏的问题。这样，环境美学不仅疆域拓展到了自然与文化的两个维度，按照伯林特更具体的划分，“自然环境”“都市环境”和“文化环境”都属于环境美学的应包含之义。[※注]目前，环境美学之所以越来越走向“实用化”，恰恰说明了环境美学在理论建构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实践化的现实要求，这似乎可以被看做环境美学发展的最新阶段。

这些来自欧美的环境美学思想在中国被逐渐地译介过来，“2006年3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与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联合主编的《环境美学译丛》，其中包括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与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同年6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滕守尧教授主编的《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加拿大卡尔松的《环境美学》也在其中。国际上三位著名的当代环境美学家的主要著作均翻译介绍到我国……2007年4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刘悦笛等翻译出版了阿诺德·伯林特教授主编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一书。该书收集了当代国际上12位颇具影响的美学家有关环境美学的最新成果。该书最大的价值在其内容丰富新颖，颇具理论价值”。[※注]在这些著作翻译的基础上，中国美学界开始了自身的环境美学研究。

陈望衡2007年出版的《环境美学》被认为是第一部重要的“环境美学”专著，这本著作的部分初稿是由陈李波、张敏、赵红梅、王娟、李纯、吕宁兴和李悦盈提供的，但是整体上体现出主撰者对于环境美学的概括性的解说。该书首先从学科角度论述了环境美学兴起的三个重要来源，分别是“自然美学” “景观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所谓的“环境”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人与环境相对的意义上来看，环境的确是人肉体与精神的对象，是人周遭的物质性存在。从人与环境相关的意义来看，环境与人是不能分开的。离开人的环境与离开环境的人是不可思议的。环境与人相互生成……环境只能是人化的自然。从存在论意义来看，人与环境是同时存在的，没有适宜于人生存的环境，人不能生存；而没有人存在的环境，也就不能称之为环境。”[※注]由此生成的“环境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美更是复杂的，它具有“生态性”“文明性”与“宜人性”。生态性所持的是科学的维度，它是立足人类立场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文明性则持人文的维度，它立足于族群的立场而显示出民族特色；而宜人性则兼有自然与人文两方面，它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立场，重在环境对肉体与精神生命的意义。

按照《环境美学》的描述，“自然”“农村”“城市”是环境美学研究的三大领域，“生态性与人文性”“自然性与人工性”的矛盾与统一，恰恰就是环境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环境美学》的章节安排，分别分配给“自然环境美”“农业环境美”与“城市环境美”，进而确定了自然景观的非人居与人居的基本范型区分，对于农业景观的构成也进行了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相关的区分，对于城市环境的分析最终落实在“山水园林城市”的理想人居上面，建设园林式的城市和农村被作为中国人居住的最高境界。既然人在环境中生活，环境就是人类的家，那么，“环境美”的最根本的性质是“家园感”。这种家园感主要是指：“环境是人的生存所托”、环境也是“人类发展之所托”，它既是人类活动的资源和对象，而且也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或凭借。[※注]家园感对于环境美学而言，“侧重的是感性的维度，包括感性观赏和情性的融合。这两种方式是同一的，观赏中含有对家的情感融合，而情感融合又常常表现为对家的感性观赏”。[※注]进而可以看到，“宜居”进而“乐居”才是环境美学的首要功能，“乐游”只能是它的次生功能，环境作为人的生存之本、生命之源，只有当这种居称得上“宜”，进而称得上“乐”的时候，它就具有了美学的意味，所以“乐游”的审美功能才更凸显了出来。

实际上，《环境美学》的核心概念表面上看似是“环境”，但该概念的核心其实是“景观”。“景观”，就是由“景”与“观”构成的，所谓的“景”就是指客观存在的各种可以感知的物质因素，所谓的“观”则是指审美主体感受风景时种种主观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与作为对象的种种物质因素相互认同，从而使本为物质性的景物成为主观心理与客观影响相统一的“景观”。环境之美就在“景观”,“景观”才是环境美的存在方式，它也是环境美的本体，这就不同于艺术美的本体在于“意境”，它们都是美的一般本体的具体形态。与此同时，环境美的欣赏既是多角度感知的综合，也是一种整体化的欣赏，不仅五官都要参与，而且还包含某种功利的价值判断。总而言之，陈望衡试图确立的是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并在走向应用实践的层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

环境美学沿着西方的方向在发展，彭锋的《完美的自然》与杨平的《环境美学的谱系》分别推进了环境美学的哲学研究的发展。前者在阐释了康德、阿多诺、杜夫海纳与中国相关美学思想基础上，试图为“自然全美”这一古老而全新的观念进行论证，“自然物之所以是全美的，并不是因为所有自然物都符合同一种形式美，而是因为所有自然物都是同样的不一样的美。就自然物是完全与自身同一的角度来说，它们的美是不可比较、不可分级、完全平等的”。[※注]后者依据西方的相关研究，试图发掘出环境美学的历史文化根源，呈现出环境美学的跨学科图像，解析了赫伯恩、伯林特、瑟帕玛、卡尔松、斯克鲁顿、拉斯姆森、林奇、阿普顿、鲍雷萨、段义孚、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的思想，并将重点放在去分析西方环境美学的谱系上面，介绍了西方学界关于自然审美鉴赏的“对象模式”“景观模式”“参与模式”与“激发模式”，从而揭示出环境美学已经具有的“家族相似”的多样性。[※注]

环境美学沿着景观研究的方向，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著作。“景观美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障碍，就在于对作为审美对象的景观关注很少。美国学者史蒂文·布拉萨的《景观美学》也被翻译了过来。按照这本书的理解，作为艺术、人工制品和自然物的景观，分别成为景观的不同类型，过去那种强制性的限定并不适合于景观美学的原则：比如认定艺术和人工制品的对象是人造的，而自然的对象却不是这样；艺术对象是要被审美体验的，人工制品则在本质上具有实用的功能，如此等等。在中国本土的景观美学研究中，应用性的研究还是占据主导的，王长俊的《景观美学》试图确立景观美学的基础，从“美即生命”的观念出发，对于景观美的特征与构成进行了研究，并将景观区分为“自然景观”“人工景观”“人文景观”等类型，并具体进行了细分，比如“人工景观”就分为园林、都市与民居等层面。[※注]吴家骅的《景观形态学：景观美学比较研究原著》则是非常独特的比较美学专著，它系统地提出了风景形态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沿革，并就风景形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解剖，进而初步拟定了所谓的“景观形态学大纲”,[※注]从而代表了景观美学研究的新高度。

近年来出版的环境美学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岳友熙的《生态环境美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梁梅的《中国当代城市环境设计的美学分析与批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程相占主编《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望衡主编《环境美学前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012、2015年版）、陈庆坤的《六朝自然山水观的环境美学》（台湾文津出版社2014年版）、黄有柱和雷礼锡编《城市公共艺术研究：环境美学国际论坛暨第七届亚洲艺术学会襄樊年会学术文献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陈望衡的《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霍维国的《建筑环境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曾繁仁主编《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陈望衡和邓俊编的《美丽中国与环境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陈国雄的《环境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价值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综上所述，通过反思“自然”“生态”与“环境”的美学问题，要由此最终实现美学的真正进展，这在当前的中国美学界早已不是可能性的问题了，而是必然性的问题了。但不论怎样，无论是兴起于欧美的“环境美学”，还是在中国备受关注的“生态美学”，它们都行走在共同的道路之上。而且，这种思潮同全球美学的变动几乎是同步发展而来的，尽管当代欧美的环境美学研究并没有像“分析美学”那样彻底改变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美学的基本格局，但是通过自然、生态与环境的研究来推动美学自身的进展，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了。

回到本土的美学发展来看，当代中国美学在新旧世纪交替之后，主要在三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其一是“审美文化”（及当代大众文化和传统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其二是“生态美学”（及“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研究几近形成“中国学派”；其三则是（由“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激烈论争而起的）“生活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三个新的方向都试图突破传统的美学研究范式，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超出了传统美学研究的边界），还是研究方法上（采取了更为新颖的方法论），都将中国美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许多。[※注]但无论从“文化视野”“自然根基”还是“生活之流”的方向上来拓展美学研究领域与深度，都要反过来最终对美学原论的建构形成某种反作用力，这样才能真正地推动美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自然美”问题讨论到“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建构都是如此，它们拓展了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崭新思路和广阔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