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无疑已经成了21世纪中国美学的最大热点，参与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关注程度之甚、双方论争之烈，都构成了此前相对沉寂的美学界许久没有了的热闹景致。《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学术月刊》《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开辟专栏发表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200多篇的论文做出探讨。尽管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趋于尘埃落定，但是，关于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所引发的思考却仍在持续与深化，那就是目前美学界正在掀起的“新世纪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的更为深层的研究。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最初是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视觉文化与媒介研究相关的，而在西方学界，它最开始是同社会学研究相连的。有趣的是，欧美的美学界却对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似乎并不如中国人那般熟悉，因为他们美学界的主流仍对于文化研究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个命题，最初是由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的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提出来的。当然，这个话题已从社会学范畴走了出来，并由此成为 “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日常生活审美化”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的特定内容，它常常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边界崩溃”的问题直接相关。[※注]有趣的是，在中国美学界这个话题却成为热点，这同欧美学界所探讨的“日常生活美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这个美学热点的真正起点，应该说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所隆重推出的“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 笔谈。正如该专题的编者前言《“生活”概念、生活转型、日常生活的文艺学》所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恰恰是应和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向，这种“‘生活转型’同样发生于这个新世纪之交，不同于20世纪初由古代传统向现代性中国的生活转型，这个新世纪之交的‘生活’，我们说的是当前中国的整体性的‘生活’，正在被具有全球化趋向的以电脑、网络、移动通信、电视为科技基础的‘光电技术’重新组织和整合，被经济贸易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普适性重新加以组织和整合，它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压力下平添了‘中国化’的自警和自觉，在对小康的富足感的‘赶超’压力下增加了知识文化消费及其过剩性、强制性、平庸性的困惑，一切在被市场衡称过后，文化经典也具有了平凡性、日常性，更何况伪经典的肆行；广告使夸饰和梦想盛行，影像网络使虚拟和真实混同”，在这些深度描述之后，最后的总结陈词则是——“无论如何，就文艺而言，在文艺更加‘迎合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生活化’之后，生活也更加文艺化了”![※注]

在2003年的笔谈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讨论会，随后《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陆续发表了一组“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的笔谈，从而逐渐扩大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专题的影响。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召开了“文艺学的边界”学术会议，集中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和文艺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同年6月，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召开“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艺学的边界依然是讨论热点。同年10月，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艺争鸣》杂志社协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同样将焦点聚焦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

在《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的专题上，集中推出了7篇文章，分别是：王德胜的《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金元浦的《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朱国华的《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魏家川的《有关身体的日常语汇的审美生活分析》、阎景娟的《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黄应全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此外，还刊登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研究生的讨论纪实《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正是这组具有冲击力的笔谈，引发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或者说点燃了中国美学界和文艺学界关于该话题论争的导火索。

王德胜提出以“视像与快感”来理解这样一种新的“美学现实”，这是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极为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日常生活审美化”非常具体地从一种理性主义的超凡脱俗的精神理想，蜕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生活享受。根据视觉文化转向的逻辑，王德胜认为，人的日常生活把精神的美学改写成为一种“眼睛的美学”，视觉感受的扩张不仅造就了人在今天的“审美/艺术”想象，同样也现实地抹平了日常生活与审美/艺术的精神价值沟壑。视像与快感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关系，由此建立起一种所谓的“新的美学原则”：视像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注]所以，按照这种极端的观点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具有严格界限的：在这样一种极端视觉化了的美学现实中，与人在日常生活里的视觉满足和满足欲望直接相关的“视像”的生产与消费，便成为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核心。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的具体结果和直接对象，视像的生产根本上源自我们时代对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快感的高涨欲求和热情追逐。

金元浦通过自问自答的形式，将传统的审美性/文学性视为“蛋糕上的酥皮”，从而更为全面地解析了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他提出问题（1）：对于文艺学或文艺美学来说，审美性、文学性今天是否还是区别文学艺术与非文学艺术的最重要的或唯一的特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2）：什么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向非文学的扩张？“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说在当今社会中，原先被认为是美的集中体现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经典的（古典的）艺术门类，特别是以高雅艺术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精英艺术已经不再占据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经典艺术所追求的审美性、文学性则从艺术的象牙塔中悄然坠落，风光不再，而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准审美的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则蓬勃兴起。美不在虚无缥缈间，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诗意就在楼盘销售的广告间，美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而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注]问题（3）：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的社会化扩张？答案是，首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问题（4）: 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出“美是生活”，它与今天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有什么不同？显然文化与社会的变迁使得传统的美学语境与今日迥异。问题（5）：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对文学艺术有什么意义、什么影响？答案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 的定义。问题（6）：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是如何实现的？答案则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是在当代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通过产业化和高新技术实现的，这主要与“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是直接相关的。

黄应全不仅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国当代美学中的“美学泛化”区分开来，而且又直接将“美学泛化”的中西不同语境区分开来。他认为，当代中国的“美学泛化”并非指20世纪早已有过的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生活艺术化”问题，而是特指中国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苏联强烈影响下）形成的“美的泛化”问题，或者称为“泛美学”问题更为准确。[※注]然而，在这种“泛美学”传统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大杂烩美学”，既不能解释常规的审美现象（如艺术），更不能解释新兴的审美现象（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说明，旧的美学传统已经说明不了当代的审美现实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确实意味着“美学泛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决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美学当中存在的那种“美学泛化”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见，“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从一开始提出，就已经被“中国化”了。但是，毋庸置疑，该话题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位西方学者，一位就是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另一位则是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费瑟斯通1991年英文专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中文版，[※注]韦尔施1997年英文专著《重构美学》的中文版，[※注]成为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探讨的重要的外来资源，但是，前者所用的术语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后者所用的术语则是“当代审美泛化过程”（contemporary aestheticization processes）。但是，需要辨明的是，许多论者根据《重构美学》的中文译名认为美学需要重构，但实际上原名Undoing Aesthetics更多意味着对于传统美学的拆解与破坏。然而，在西方学界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仍大有人在，“在西方学术界，是韦尔施、波德里亚（又译鲍德里亚）、费瑟斯通和波兹曼等人建构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理论，其中的核心论题是图像化和审美化，以至我们可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图像—审美化’，图像的增殖造成了普遍的‘审美化’。但是另有一些理论家的重要论述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包括费尔巴哈、杰姆逊、桑塔格等，[※注]理应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加以接受欧美的相关思想。

实际上，如果仅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全方位描述的角度来看，这种“审美泛化”可以用表5来勘定其基本结构。[※注]

“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后来还有文化工业来推动）。但还有另外一种“深度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深度的审美化”则显然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囿于精英层面的“深度的审美化”，另一种则是仍归属于大众的“深度的审美化”。在精英文化的层面上，“深度的审美化”特别显现为少数哲学家们所寻求的独特的“审美的生活”。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Simulacrum）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当代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

实际上，无论是费瑟斯通还是韦尔施都曾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抑或“审美泛化”做出层次上的解析。费瑟斯通主要是囿于社会变迁的领域，他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当中认定，“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包括三个层面：（1）艺术亚文化的兴起（以达达主义、先锋派艺术和超现实运动为代表）;（2）生活转化为艺术品，也就是指追求生活方式的风格化与审美化；（3）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的泛滥。韦尔施曾提出“审美泛化”的四个渐进的层次，则更具有哲学意味，他在《重构美学》当中直言“审美泛化”不仅仅就是（1）“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和（2）技术和传媒对社会现实的审美化，还包括（3）生活实践态度与道德的审美化；（4）与之相关的“认识论”的审美化。

陶东风认为，从韦尔施与费瑟斯通两人对于审美化的比较集中的描述与分析中可以知道，审美化的含义相当复杂，包含了不同的层次。但是，目前中国学界讨论的主要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迁的审美化，它出现于现代的中期和晚期，与两个因素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一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出现与流行；二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普及。[※注]陶东风认为，消费社会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进入中晚期时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是与福特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模式一起出现的。审美化的过程是与现代都市商业文化一起出现的，因而不仅仅是文化或艺术领域的孤立现象，它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消费越来越与非实用的审美因素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消费的已经不仅仅是商品，而且还有符号和形象。与消费文化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大众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图像与符号的泛滥，同时也导致文化与审美的民主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