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研究总论

一 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在我国的萌芽与演变

借助各种国际组织作为治理平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治理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全球经济治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研究主题被提出是在2006年左右。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出现的，它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进程密切相关。概括起来，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经历了前期、萌芽、逐渐成形等几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冷战结束期间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主要的文献都集中在南北差异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在文献检索中，国际货币基金改革等治理行为被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的重心在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注]。这些文献分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弊端，从而论述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首先，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它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积累资金的能力遭受破坏，经济结构单一，对外贸易受控。这些弊端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饥饿、民族企业倒闭等。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也作出了诸多努力。

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内，国际关系的内容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以往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色彩淡化，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凸显。将经济划为低级政治的排序方法，已经无法准确显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变化。其次，多极化也成为冷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的重要特征。李述仁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三个三极。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三个世界；北美、西欧和西太平洋构成了三个板块；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构成了三个国家。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未来二三十年里，即到2010至2020年的时候，世界多极可能正式形成。而推动多极化形成的因素包括从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欧佩克国家等，以及西欧北美和西太平洋之外的新经济发达板块可能形成。[※注]其次，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强调对话和求同存异并举成为新的时代特色。学者认为南北关系成为全球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南北方国家对于国家主权具有不同的处境和认识。北方国家主张超越主权；而南方国家主张保护主权。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主权。削弱的方式也有差异：一是通过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二是通过部落主义和分离主义。因此，如何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理南北国家关系成为问题的核心。讨论主权问题不能回避当时南北国家的处境。南北国家在经济新秩序中处境不平等，包括国际贸易分工与交换、国际资本流动、技术转让、国际经济与货币组织中地位的不平等。因此，学者主张要通过加强南北对话，改变不平等的局面。[※注][※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仍然是关注点，而南南合作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重要方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中面临的困境有：现行国际制度的非公平性，参与国际制度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冲突，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非兼容性，国际制度的复杂性与制度知识的贫乏和实践欠缺的矛盾。面对这些困境，刘青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正视自身面临的在国际制度中示弱的问题，积极寻求摆脱困境的方式。（刘青建，2002[※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相互依存度加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治理在21世纪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被广泛讨论。

在综述整个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之前，有必要理解一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张宇燕等人在“器物—制度”的框架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经验支持。器物层面上测量全球化存在很大争议，因此作者重点探讨了全球化的测量指标。其中，国际货物贸易全球化强度、国际服务贸易流量全球化强度和国际收支流量的全球化强度都增强了。此外，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测度标准。以上几个指标都指向了更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制度层面上的全球化表现为几个方面，主要有：国际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规则覆盖面日益见广，国际规则的内容日渐繁多，规则约束效力增强，中性制度更易全球化。（张宇燕，2007[※注]）

如何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形势进行评估也是研究的重点。张宇燕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世界新趋势：多极化，中国发展影响现行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全球分工格局仍待调整，新型产业萌发机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略改，应对全球问题需要国际规则。此外，新形势下的挑战有哪些呢？他认为，西方分化图谋仍然威胁稳定，受限于非中性国际制度，能源资源成为发展瓶颈，危机后经济复苏迹象显露但风险仍存，全球经济波折影响我国市场安全，需要规避国际分工陷阱。（张宇燕，2012[※注]）

针对全球化及其对世界形势的影响，部分学者提出了部分政策建议。张蕴岭等人认为，全球化大势所趋，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需要开放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应该消极被动，而应该更为主动地参与、改变和创造国际环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经济全球化包含了贸易增长、资本流动、技术进步与扩散、全球问题凸显、国际规则适用性提高等几个层次的内涵。（张蕴岭，2011[※注]；2013[※注]）余永定等学者通过五类理论来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依附理论关于全球经济关系、世界体系论、自由经济学关于生产国际化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包含了区域等级结构、商品链、南北等级结构、社会等级结构等几个层次。（余永定、路爱国、高海红，2010[※注]）

围绕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形势，学界也展开了相关讨论，究竟何种治理理念将进一步主导未来的世界呢？有学者认为，首先，新自由主义饱受质疑，应对危机需适当考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规制；其次，新自由主义仍是主导的经济治理理念；最后，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危机中表现不错，影响力提升。（吴澄秋，2013[※注]；孙伊然，2011[※注]）

霸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前面介绍的重要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学界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研究大量出现。新兴经济体国家呼吁打破原来非中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结构，使自己的权益得到更全面的反映。相当一部分著述认为原有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不足，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大量的全球公共产品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当中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更为合理、民主和公正的方向。（何帆、冯维江、徐进，2013；徐秀军，2012；黄仁伟，2011；韦宗友，2011；吴志成，杨娜，2012[※注]）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界定是目前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给予界定。张宇燕、田丰总结了已有的六种划分标准，分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倾向于市场导向的机制、特定时期出口增长、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程度、信息化发展水平、政治影响力。（张宇燕、田丰，2013[※注]）黄仁伟认为金砖国家提升话语权不仅体现在外部能力上，比如提高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也体现在提升本国实力上，包括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提高。金砖国家需要相互协作共同提升国际话语权、维护本国利益。但是，目前来说，各国的经验欠缺，实现金砖国家的内部协同，还需要时间。（黄仁伟，2011[※注]）

王国兴、成靖分析了美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路线图，包括重建美国影响力、让新兴国家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改革中控制议程设置权。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的对策选择当是充分利用G20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就G20的未来规划来说，作者建议将其限定在金融协调平台上，而非议题泛化。此外，加强成员国协调和增强议题设置能力，也是G20需要面临的重要议题。（王国兴、成靖，2010[※注]）

樊勇明、沈陈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重组为中国延长一段时间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条件。原有的以IMF等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一个新的可以体现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的诉求。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促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需要中国的参与。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把握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樊勇明、沈陈，2013[※注]）

张宇燕总结了八条全球化时代里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一是制定对外政策时协调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二是由于G20的作用日益显著，应当积极借助G20平台参与全球治理；三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仍是全球战略重点；四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五是实践公平开放的贸易规则；六是实行选择性开放；七是看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机遇期；八是提升软实力。（张宇燕，2012[※注]）

二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与平台建设

全球经济治理研究关注的平台经历了一系列转变。研究者的视线逐渐从原有的联合国框架下的IMF和世界银行及G7/G8（萧琛，1996[※注]；刘赛力，1997[※注]）等旧的治理机构转而关注一系列以G20、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何帆、冯维江、徐进总结了目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图景：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示弱、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新兴大国的崛起。在以上背景之下，文章分析了全球治理结构作出的适应性调整。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三层结构：一是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现行主导机制；二是演进中的新兴治理机制；三是具有未来系统重要性潜力的治理机制。文章最后重心落在了中国参与今后全球治理的几个核心原则上，包括权责适应、包容利益、有区别的共同责任。（何帆、冯维江、徐进，2013[※注]）

改革原有的治理机制的呼声较高。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例，其改革内容归纳如下：首先，缺陷包括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缺失，特别是新兴市场大国的份额严重不足。其次，危机贷款审批周期漫长。最后，可贷资金不足。（张蕴岭，2011[※注]）

李扬向我们展示了未来世界全球治理可能出现的模式：首先，货币互换预示了危机仍然可能深化或者各国准备推出量宽；其次，以美联储为核心向发达国家辐射的货币供求网络逐渐形成；再次，TPP等举措开始编制一张高标准和歧视性的发达经济体经济网络；最后，全球经济治理中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谈判可能被架空。另外，除了这些挑战，重建再平衡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金融领域内深陷债务危机的发达经济体国家一己之力已经难以应对，于是有了囊括发达经济体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二十国集团协调机制。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努力壮大自己实力的同时，也需要努力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李扬，2013[※注]）。

一些新兴的治理机制，例如G20的产生具有客观性。（张建新，2012[※注]；黄仁伟，2009[※注]；徐秀军，2012[※注]；姚枝仲，2011[※注]）崔志楠、邢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衰退、治理效能下降、合法性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并且提出了针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苛刻条件。因此，治理平台发生了由“G7时代”到“G20时代”的转移。（崔志楠、邢悦，2011[※注]）蔡春林梳理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WTO为平台的全球自由贸易谈判停滞；IMF职能弱化、合法性欠缺、投票权和份额亟须改革；世界银行职能有待提升、决策与操作层脱离、针对发展中国家政策需要反思改善；G20跃升为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金砖国家协作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倡导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蔡春林，2013[※注]）

张宇燕、田丰认为，把新兴经济体界定为少数几个国家的特定集团也是近年以来的一种划分标准，例如“金砖四国”、“新钻11国家”、“基础四国”（张宇燕、田丰，2013[※注]）。其中，金砖国家的作用最为显著。黄仁伟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四个层次包括联合国体系、G20、金砖国家、区域机制。他认为G20中金砖国家和G7并存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现象。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增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治理

区域一体化是一种重要的全球治理表现形态。关注全球层面经济治理的同时，一部分文献集中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治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非洲联盟、APEC等区域一体化组织活跃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舞台上（陈耀庭，1996[※注]；邓子基、邓力平，1994[※注]，赵曙明、朱农飞，1993[※注]）。围绕区域化到底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还是反全球化的一个进程，争论持续至今。有学者认为，区域化从动机、协调机制和效应方面都说明它是全球化的阻力。（薛誉华，2003[※注]）与之相对，也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大国之间的竞争被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所替代。在一定意义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重要选择。（李向阳，2002[※注]）

欧盟一体化进程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针对欧盟是否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典范模型而一直存在争议。尽管欧盟已经作为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而存在，学者对于它的内在运作机制褒贬不一。有学者在20世纪初认为欧盟是经济治理的典范，有利于区域内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欧盟的财政协调政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非常乐观的预期效应。（成新轩，2003[※注]）陈志昂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顺畅，内部危机四伏。其中货币财政纪律苛刻与欧盟区域内高失业率之间、货币财政政策之间、各国经济实力和欧盟总体财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矛盾。（陈志昂，1998[※注]）

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治理架构成为一个关注焦点。东亚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包括了“东盟10+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基金、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系统梳理这些多边机制，庞中英总结了四个多边制度的类型：东南亚机制、太平洋机制、东亚机制以及介于东亚和太平洋之间的机制。多样化的地区合作机制反映了不同地区和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仍然无法回避其政治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地区合作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具有其局限性。首先，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受限于双边政治和地缘政治；其次，部分关键东亚国家仍然将与美国的双边合作置于比地区合作更重要的地位上。（庞中英，2012[※注]）

四 全球经济治理议题变迁

全球经济治理涉猎的议题广泛，包括金融、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大宗商品包括能源治理，[※注]各议题领域内的治理都体现出了对更为公平、公正、透明的全球治理机制的诉求。

每个议题领域内的治理都具有历史阶段性，相关理论研究随着各类治理实践中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而开展。例如，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跟踪了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不同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处于暂时的“空白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一定的问题。（余壮东，1981[※注]；李述仁，1986[※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再次体现了当今世界金融监管不足的问题（刘巍中、施军，1998[※注]；孙杰，1998[※注]）。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G20应运而生。（崔志楠、邢悦，2011[※注]；徐秀军，2012[※注]）

在一些议题领域内，我们发现全球经济治理研究不是一个单学科的研究范畴，它体现出了充分的跨学科性，涵盖了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学科。其中，气候变化治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领域。在经济学领域内，气候变化治理表现出了其独特的研究形态，即气候变化经济学。（陈卓淳、方齐云，2008[※注]；郑秦容，2010[※注]；刘昌义，2012[※注]）。

鉴于篇幅有限，本章将重点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两个典型的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从中阐述研究中它们呈现出来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情况。

第二节 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全球治理议程上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是近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多边进程之一。气候变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通过减少碳排放降低全球变暖的速度，这是全球气候治理努力的基本目标。气候作为一种特殊属性的全球公共物品，要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必须构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治理框架。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的社会科学学者就与自然科学学者一道并驾齐驱地研究气候治理问题。我国学术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起步则较晚，最初也只局限于环境领域而由自然科学家讨论。随着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机制的日益完善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也逐渐从我国社会学术界的“边缘”进入当前的“中心”位置。

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对全球气候治理科学认识的深化与讨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们在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宣言（1979年）中指出，如果大气中CO2浓度持续增加，20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将达到可测的程度，21世纪中叶出现显著增温现象，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开始引起科学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

作为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市场失灵的最显著体现。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首先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切。国际上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的系统展开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Cline（1992）、Nordhaus（1994）、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是这一时期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领域被广泛引用的标志性论著。

我国自然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三方面：气候诊断、气候模拟与预测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赵宗慈，1986[※注]；晓峰，1989[※注]；王馥棠，1996[※注]；金之庆等，1997[※注]；徐斌，1999[※注]）。但这一阶段，温室气体（GHG）排放还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没有进入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视野。

1988年11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和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整合全球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并于1990、1996、2001年分别发布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成为国际社会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科学依据，也直接推动了社会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重视。

我国经济学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首先从翻译、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开始。1992年出版的《气候危机：温室效应与我们的对策》[※注]属国内较早翻译出版的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西方著作之一。美国原副总统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我们的选择：气候危机方案》也先后被我国学者译介。姜克隽等（1998[※注]）系统介绍了全球气候变化模型中自上而下的经济学模型和自下而上的技术模型的研究与进展。何建坤等（1995[※注]）则针对全球气候变化评价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包括公平准则及评价方法、减排技术的成本分析方法、温室气体排放基准方案（BAU）的确定、联合履约（JI）项目等进行了归纳评述。陈迎（2000[※注]）对当时西方经济学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重要成果等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概括。

二 1997—2006年：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在中国的逐步升温

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国际气候谈判正式启动，到1994年3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正式生效，国际社会拥有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部根本大法。199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又授权讨论制订议定书，并于1997年12月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签署了《京都议定书》，首次引入排放贸易（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三种排放交易机制，对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即附件一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主要经济发达国家承诺2008—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从而使得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真正开始付诸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从此成为国际气候外交的核心议题，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作为非附件一国家的中国也积极的参与到全球气候谈判的大框架中来，积极解读《京都议定书》，并探讨这一新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相关政府研究部门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宣传阵地。如潘家华（1997[※注]）分析了削减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国际经济含义及各国或国家集团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所表现的立场和策略背后的经济利益。陈迎等（2001[※注]）分析和归纳了《京都议定书》一旦批准生效可能带来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影响，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前景进行了展望。鲁传一等（2001[※注]）深入分析了《京都议定书》三种灵活机制的经济合理性，讨论了有关CDM的价格弹性、市场力、交易成本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对中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刘东民（2001[※注]）探讨了《京都议定书》实施对世界能源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产生及企业竞争力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企业如何参与技术创新提出了建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周新等（1999[※注]）利用行业综合评价模型.针对我国家用电冰箱行业进行了定量的模拟分析，再结合对新飞电冰箱厂的典型案例研究，具体说明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应付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各国经济学者关注并争论的焦点问题（朱兴珊等，1998[※注]）。靳云汇等（1997[※注]、1998[※注]）在对中国参与AIJ国际合作的前提、利弊和基本策略进行探讨后，提出在公平的基础上分担环境责任和义务是中国参与AIJ合作的前提，并提出AIJ建设的三阶段，即从附件一缔约方国内减排信用市场建设阶段，向缔约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减排信用市场建设阶段，最后向全球减排信用市场建设阶段逐步过渡。中国气象局缪旭明（1998[※注]）首次探讨了人均累积CO2排放的科学公平性。庄贵阳（2001[※注]）应用效率和公平两条原则对CDM的实施前景进行了分析。王徽（1996[※注]）探讨了气候公约执行中的冲突协商处理问题。刘江永（2003[※注]）分析了日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认识及日本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目标与措施，并探讨了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这一阶段，我国学术界一方面对如何减缓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视角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气候适应的成本和收益、国际合作机制和公平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

徐玉高等（2000[※注]）估测在未来全球碳排放态势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时点，并据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蒋金荷等（2002[※注]）分析当前温室气体减排技术模型的两种建模方法——top-down和bottom-up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混合型经济—能源系统模型的开发目标和开发思路。庄贵阳（2001[※注]）回顾了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评价向国际政策协调阶段转换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南北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领域南北矛盾斗争的焦点问题，以及南北利益调整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随后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角度验证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庄贵阳，2004[※注]）。

另一方面的研究则从国际政治经济考察了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困境。崔大鹏（2003[※注]）在其《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综合运用了博弈论等理论工具，分析了防止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成败的机理。李东燕（2000[※注]）则从国际政治角度剖析了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之所以难度大、进展慢、效率低的原因，指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国家行为者，提出要关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在决策中的作用。

对其他治理平台的研究也略有涉及。潘家华等（2005[※注]）评述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设计，分析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法律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的战略选择。

三 2007年至今：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从边缘向“中心”的飞跃

2006年，英国的斯特恩出版的《斯特恩报告》首次系统全面地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作了证明，并用经济模型分析了采取措施的成本和收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Stern，2007[※注]）。2007年，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把对于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的判断，由原来的60%信度提高到当前的90%信度，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和研究热潮。经济学界积极倡导采取强有力的、大幅度减排措施的声音逐渐占据了主流。

我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前后，推出了一套“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译介了国外6本相关著作，包括《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全球大气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气候变化的政治》《气候伦理：全球变暖的道德规范》《均衡问题：全球变暖的政策选择》《地球安全愿景：如何管理气候变化，创建一个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极大地激发了国内决策层、学术界、出版社、媒体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关注。

这一时期，国内有关国际气候治理的研究可归为两派：一派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及评估、气候变化的公平与正义原则论证、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的分析和选择，以及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及议题等进行分析和评估等方面；另一派则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各国政治体制、民主程度等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团博弈过程对各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行为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评估及应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以及分析范式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之复杂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如风险、不确定性以及贴现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重新的审视，Muller et al.（2011）建立了将环境外部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模型框架。Nordhaus（2010）先后推出了RICE-1999、DICE-2007、RICE-2010、DICE-2013等不同改进版本以评估气候变化。MullerTol et al.（2013）讨论了如何运用拉姆齐式为组织原则，如何确定成本—收益的长期贴现率，折现率是否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以及贴现率如何在代内和代际间兼容等重要议题。研究方法上国外研究将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投入产出法以及对人口经济学中Lotka-Volterra模型创新性的应用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框架中。

国内研究也在这一阶段取得较大的成就。王军、陈迎等对气候变化经济学做了文献综述，尤其对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中的一些模型、方法和政策进行了解读，并对气候争论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解释。袁富华（2010）建立了一个针对中国特征的含有环境要素的增长核算框架，研究了温室气体减排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孙宁、罗慧等人使用多种计量模型论证了气候变化确实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模型、Ｃ—Ｄ生产模型等方法对经济影响进行量化。岳书敬（2011）[※注]以节约能源、减少排放、促进绿色技术的进步为经济低碳化基本内涵，建立了低碳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动之间的联系，探讨了中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徐盈之等（2010[※注]）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模型从产业层面分析我国27个产业部门在其生产与消费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内涵碳排放的间接效应及其部分转移机制。

温室气体减缓路径方面的重点是低碳经济。近几年，国内围绕低碳经济的实现路径、低碳能源、低碳城市规划等课题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首先，在国外理论研究基础上，国内不少研究者继续从新的角度探索了低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潘家华等（2010[※注]）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核心要素进行了分析。陈端计、杭丽（2010[※注]）从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库兹涅茨曲线、“城市矿山”理论等方面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探寻和归纳。薛进军（2011[※注]）用“隧道效应”理论来描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指出一个经济体可以通过隧道来走捷径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三个阶段。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发展动力学理论、跨区域合作理论以及城市规划理论等纳入到低碳研究中，其基本结论包括：人口、消费模式、能源消耗、技术水平以及贸易都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度、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业结构是实现低碳增长的可能路径（李向阳，2010[※注]）。

低碳能源方面，2011年年底针对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双反战争引发了国内对中国光伏产业出路的探索，包括如何整合现在产业链、克服技术软肋等（陈金宝，2012；谢光亚，2012）[※注]。围绕美国的“能源独立”战略，展开了有关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与国际能源战略合作（世界经济论坛，2011）、清洁能源与再生能源利用（国电能源研究院，2012）、中国能源需求的长期趋势与能源安全形势分析（魏一鸣等，2012；崔楠楠，2012）等系列研究。[※注]

低碳城市方面的研究在中国还处在探索阶段。清华大学和麦肯锡公司从基本需求、资源充足性、环境健康、建筑环境、对可持续性的承诺五个方面18个指标衡量中国城市总体可持续状况。[※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从产出、消费、资源、政策四层面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潘家华等，2010）。[※注]

（二）对气候治理“公平”与“正义”原则的广泛讨论

“公平”是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京都议定书》生效前，对公平原则的讨论主要是方法学的尝试，分配的对象是减排量。随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深入，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的分配对象进入了经济学者的视野。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实际上是一种所有权分配方案，其基本构成要素有分配总量、分配标准和分配结果。对总量的计算方法、分配标准的设定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分配结果，其中，保证分配标准的公平性是影响分配方案的重要环节。

各国对国家发展空间和碳排放权的争夺，以及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作为关键的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遭遇到极大挑战。因此，对气候变化中的“公平”、“正义”原则的分析比较，对于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消除分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通进（2009[※注]）对目前国际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几个温室气体减排伦理原则（主要包括历史基础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平等主义原则和正义原则）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要推动国际气候合作，最根本的办法是培育以世界主义理念为核心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钟茂初等（2010[※注]）则在梳理气候合作中关于公平性问题的学术讨论后，发现影响合作的主要矛盾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公平原则的南北分歧，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分歧。黄之栋等（2010[※注]）进一步探讨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价值取向差异问题，认为南方国家是以道德（权利）为价值取向，希望通过强调历史责任、补偿原则以及程序正义来诠释气候争议，而北方国家以目标（结果）为价值取向，着眼于非历史的成本效益分析，尽可能避免谈历史排放与历史性的分配不均，从而使得国际气候谈判无法取得有效进展。为此，钱皓（2010[※注]）提出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必须打破国界、制度和信仰，达成共识。田慧芳等（2012[※注]）进一步拓宽了当前对全球“碳公平”的认识，并通过数值模拟技术，分析了印度和中国等新兴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处境和角色。[※注]

除比较研究外，国内不少文献（如陈文颖等，2005[※注]）对如何在各国间公平地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也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创新。何建坤（2004[※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公平”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公平原则下责任、义务及优先事项的差别进行了分析，提出到目标年各国人均碳排放量及过渡期内人均累积碳排放量两个趋同的碳排放权分配原则。潘家华等（2008[※注]，2009a[※注]，2009b[※注]）区分了国际公平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比较测算了不同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全球历史和未来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指出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实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需求。并提出了碳预算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了碳预算作为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公平和可持续含义。樊纲等（2010[※注]）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但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从福利角度讨论了以消费排放作为公平分配指标的重要性，提出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注]）提出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公平有效解决温室气体问题的理论框架，即“碳排放账户方案”。该方案按人均相等原则对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进行了公平的初始分配核算，还基于可得数据核算了各国账户当前可用预算。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基准情景”也是气候变化研究及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基年”问题。腾飞（2012）发现，部分国际机构采取的“基准情景”定义低估了发展中国家在“基准情景”下的排放路径，建议采用固定基年的“无措施情景”来定义“基准情景”，以设定客观的评价基准，公平地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减缓努力。

2011年12月的德班气候大会上，“金砖四国”的学者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对来自发展中国家有关碳排放权分配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提炼和整合，提出碳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是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核心。可以想见，被广泛接受的公平原则将是解决目前气候谈判困境的研究方向。

（三）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分析

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有两大类：命令—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市场型政策工具主要有基于价格机制的碳税和基于总量控制的排放权交易。国际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的讨论十分热烈，比如斯特恩（Stern）认为二者各有优势，碳市场的优势是排放量的确定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有效性，而税收手段的优势是价格的确定性及实施的便利性。而诺德豪斯则认为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市场交易手段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税收是个历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谢来辉（2011）在对经济学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后，发现“碳税是经济学家们认为更加适合于规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现实中之所以非常推崇碳排放交易，主要是出于政治可行性的考虑”。

对碳税和碳市场两种治理气候变化的经典市场化政策工具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和操作性也是国内学术探讨的热点，同样存在较大争议。吴巧生和成金华（2009）认为“碳税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碳减排问题，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GDP损失”。边永民（2009）提出，碳排放交易能够灵活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且对全球减排量予以稳定控制的模式。而王慧、曹明德（2011）通过信号传递、行政管理、国际协调、经济成本、诈骗和腐败等方面比较了碳市场交易和碳税的优劣，提出借助碳税而不是排污权交易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

而许光、曾鸣等学者从减排成本和减排效果两方面比较研究碳税与碳交易，提出碳税和碳交易是基于不同经济理论之上的政策演绎，二者本质上并不对立（曾鸣，2011；许光，2010）。杨晓妹（2011）分长、短期讨论了碳市场和碳税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不健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缺失，都阻碍中国短期内碳交易方式的实行。建议中国可以先开征碳税，促进企业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

碳关税的研究自2008年以来，也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谢来辉等（2010[※注]）分析碳关税相关建议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对中国潜在影响的评估。田慧芳等（2010[※注]，2010[※注]）则通过CGM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发现资金转移激励远比碳关税等制裁手段更容易吸引发展中国家加入到气候谈判的行列。王俊（2011[※注]）回顾了碳关税理论研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对碳关税从制度设想蜕变为美国贸易政策面临的障碍进行了分析。2011年年底开始蔓延至今并且愈演愈烈的中美太阳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事件，导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产能过剩，市场需求萎缩。国内研究提出要促进我国光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现有产业链进行整合，克服技术软肋，改变“两头在外”的格局，提高我国光伏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扩大内需，降低出口依赖等（陈金宝，2012[※注]；谢光亚，2012[※注]）。

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较而言，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国外学者在碳金融领域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一步，而且在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优于国内。国内由于碳金融传播时间较短，相关主体对碳金融的认知深度还不够，加之国内金融制度、金融体系和市场机制等方面与国外相比还不健全，有关碳金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比较滞后。大多学者从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角度对碳金融展开研究，较少涉足碳金融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比如碳金融定价、碳金融运行机理、风险识别与管理等（易霞仔，2012；娄欢欢，2011；乔海曙，2011；Gao，2012；杨小玲，2012）。

资金与低碳技术转让既是气候谈判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潘家华、姜克隽等牵头的“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课题组（2008[※注]），研究了中国和欧盟在电力、建筑、交通、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机遇。乔晓楠和张欣（2012[※注]）借助古诺竞争模型，讨论了市场机制下东道国的环境税政策及补贴政策对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转让的影响。房建鑫（2012[※注]）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吸收FDI所带来的先进低碳技术，促进我国低碳技术进步。张发树等的研究发现，在国家层面，技术转让主要受国际气候义务、减缓气候变化、技术势差和附带利益影响；在企业层面，技术转让主要受技术差距、转移成本、转移价格、转移风险和转移补贴等因素影响（张发树等，2010）。

（四）对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内学者还将政治和经济角度相结合探讨低碳发展全球治理的政治决策架构、法律制度框架、碳减排利益平衡、不同层次主体关系等问题，检验了减缓成本、生态环境脆弱程度、民主及贸易等变量的影响力。

刘昌义构建一个包含减排成本、环境脆弱性等因素在内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减排成本仍然是影响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注]张海滨则认为减缓成本、生态脆弱性和公平原则是影响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三个基本变量。[※注]于宏源的研究则认为（2008[※注]；2010[※注]；2012[※注]），选择性激励、集体结构/制度建设和大国贡献三种因素的多维互动决定了气候谈判中集体行动的成败，其中大国贡献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必须加强集体内部合作协调、协调南北关系和公平发展，并通过集体行动模型寻求全球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方案。而当前的谈判格局凸显了大国与小国的矛盾，同时并存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三股制衡力量，以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

此外，陈迎从国际关系决策角度，庄贵阳从国际气候制度的历史演进角度，张胜军从气候与政治之间关系角度，李慧明等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纪玉山等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利益集团和集体选择理论研究了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各要素，并探讨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陈迎，2007[※注]；庄贵阳，2008[※注]；张胜军，2010[※注]，张海滨，2010[※注]；李慧明，2010[※注]；纪玉山等，2012[※注]）。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

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经济热点问题，我国学术界对其研究紧随着我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实践。根据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同，每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也有所差异，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对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逐步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进程，尽管这种参与还很“初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日益深入，同时在1980年中国分别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合法席位。这都为中国参与全球货币金融治理奠定了基础。在学术讨论上，这一时期有关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讨论主要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拉美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关问题。

这一时期，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当时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余壮东（1981[※注]）指出，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瓦解以后，国际货币关系几乎处于一种“无制度”的状态，这既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也带来不少困难。李述仁（1986[※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金融状况异常混乱，主要问题包括：美元的霸权地位并未消除，浮动汇率制度加剧了国际货币金融形势的动荡，国际收支问题依然严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等。而任映国（1987[※注]）则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债务问题，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严重缺陷。面对这些问题，我国学者大都建议从国际储备货币制度、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融通等方面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周林，1981[※注]）。

（一）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多元化与复合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在国际储备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姜波克（1985[※注]）总结1960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进程指出，从长期看，美元的国际货币作用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和美国的对外清偿能力。由于美国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因而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美元在当今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一时难以被替代（陈向东、杨兆，1986[※注]）。

但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削弱，学者认识到国际储备将出现分散化的趋势（陈彪如，1982[※注]）。易梦虹（1983[※注]）指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制不应以某一国货币作为关键通货，很可能是由一些与黄金脱离关系的国家的通货组成的“篮子”（Basket），或是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Composite）作为关键通货。梁晓滨（1987[※注]）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两种以主导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先后解体了，为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目标，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按照复合国际货币的方向，建立起由若干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货币的复合体——复合主导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创立复合货币或储备货币多元化仍需要诸多条件保障。梁晓滨（1987[※注]）认为要真正创立一种复合国际化货币，为各国所接受并保证它的信用和稳定，要求各国经济密切合作，在经济货币政策上协调一致；要求各国服从统一的国际货币管理和调节，承担义务并用本国资产支持国际货币的信用。为保证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顺利运行，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陈彪如，1982[※注]）：第一，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承担储备中心的中央银行要担负起协调管理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责任，它们必须采取协调的行动，来促进有条不紊的储备分散化。第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要适当承认非储备中心国家特别是石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争取它们的合作，使它们愿意为这个储备体系的正常运转而分担一部分责任。

作为复合货币的一种，特别提款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作用得到热烈讨论。李述仁（1986[※注]）指出，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能完全排除美元，又不能完全依靠美元。从现状出发，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最可能的趋势是实行特别提款权——美元本位制，即把特别提款权与美元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在这其中，特别提款权替代账户在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周建明，1981[※注]），通过设立替代账户能吸收部分过剩美元，缓和储备多样化的压力，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然而，大多数学者也清醒认识到，特别提款权包括替代账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一个鲜明的观点来自唐海燕（1990[※注]），其认为特别提款权自身的不完善性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决定了它不具备本位货币的条件，不可能成为未来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货币，任何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改革方案都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一观点未免过于绝对。孙杰（1991[※注]）对此并不认同，其指出尽管特别提款权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成为未来国际货币的本位货币，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继承其已有的运行机制，可以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本位货币的雏形。连平（1992[※注]）指出，鉴于美元仍在世界经济中起着关键货币的作用，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可能形成特别提款权——美元本位制，并随着日本经济和欧共体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将会进一步向特别提款权——多种关键货币本位制方向发展，最终可能向特别提款权（或类似的货币）本位制靠拢。

（二）货币协调：汇率制度改革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浮动汇率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开始关注汇率制度方面的议题。余壮东（1981[※注]）认为西方主要货币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只要主要工业大国之间的管理浮动汇率能够较有效地对付当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强烈的离散趋势，这种管理浮动汇率就会存在下去（姜波克，1985[※注]）。考虑到国际储备货币制度不同的改革方向，浮动汇率的管理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如以主要国家货币篮子或国际复合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的纸币应与货币篮子挂钩，并与之保持可调整的法定比价，形成篮子汇率体系，最终形成各个国家之间的汇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广泛的国际信贷关系（易梦虹，1983[※注]）。

随后，我国学者开始对主要工业国家间货币的汇率协调与管理方式进行介绍与分析。李述仁（1986[※注]）认为应当在西方五国集团（英美法德日）货币间（五种货币都是构成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参照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建立货币篮体系和平价网体系的汇率关系。杨为民（1988[※注]）认为在当时改革国际货币体制的探索中，“经济指标”[※注]和“汇率指标区”[※注]是国际社会广泛注意的两个方案。马之騆（1990[※注]）认为，汇率制度改革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趋势可能是在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前提下，把目标区制度[※注]和政策目标指示器[※注]的内容结合起来，使管理浮动汇率制进一步完善。今后国际汇率制度基本上应是在浮动汇率和考虑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国家干预、多国联合干预和基金组织的国际监督三位一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三）国际收支：资金融通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致使世界范围内的货币金融合作遭遇失败，但是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将继续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刘生峰，1992[※注]）。在20世纪80年代的背景下，国际收支调整和资金融通则为进一步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用提供了用武之地（余壮东，1981[※注]）。

任映国（1987[※注]）指出，面对酝酿中的新的债务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应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调节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以国家和超国家干预调节相结合加强银行监督。连平（1992[※注]）则强调应从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两方面着手进行国际收支失衡调节，在国际收支调整方面，其指出可在基金组织范围内建立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对世界各国国际收支指标进行观察并作出判断，针对有关国家提出强制措施并评估其效果，就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提出咨询报告等等。为进一步发挥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作用，必须对其进行改革，这包括增加成员国的基金份额，必须得到各成员国的积极支持，提高贷款能力等（刘生峰，1992[※注]）。

（四）区域合作：欧洲货币体系的讨论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以欧洲货币体系为代表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姜波克（1985[※注]）指出，过去的历史证明，经济上彼此高度依存的国家在货币汇率和收支调节方面首先实行较密切的合作，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又是多种通货储备体制的产物，预计区域货币合作将会继续发展下去。作为区域货币合作的典范，周新民（1989[※注]）认为欧洲货币体系能够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可能的模式。其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包括：建立一个合理的汇率体制；世界上没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通货或国家；建立一个有效的、对等的和适当的调整体系；应将黄金保留在新体系内，使之继续发挥世界储备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并把硬性规定和相机处理结合起来；保证成员国通货可以兑换为国际通货；同时，体系须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作者认为欧洲货币体系符合以上提到的准则要求，能够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可能的模式。

总体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之前，随着中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实践的不断开展，我国学者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与研究日益升温。但是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还不高，另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为主要扰动的世界经济冲击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对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改革需求并不大。我国学界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治理的研究更多是有关改革方案的介绍与对比分析，对我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仅仅是给予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与对策。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囊括了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内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讨论的很多问题在以后时期曾被反复提及。

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十年中期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逐步深入，这一时期世界经济领域两件大事影响着国际和我国学术界对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讨论：第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接连爆发危机，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新一轮的激烈讨论；第二，1999年年初欧元正式诞生，这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金融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并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巨大影响。

欧元诞生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凸显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种种内在缺陷。欧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主要是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能力、国际储备体系的挑战以及对世界货币发展的示范作用表现出来（童威等，1999[※注]）。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再一次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推到风口浪尖。刘巍中、施军（1998[※注]）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股市的暴跌到后来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先暴露出来的都是金融问题，这些表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诸多弊端。宋玉华、徐忆琳（1998[※注]）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缺乏有效监管机制的国际金融体系。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的发展、长期实行的浮动汇率制、近二十年的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孕育了一个规模巨大、实力雄厚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营造了一个真正自由放任、高速运转、充满投机因而极不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东亚金融危机已经给我们提出了在国际资本大规模自由流动的新形势下建立一种不会影响多元化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型国际货币制度的问题（孙杰，1998[※注]）。

（一）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与人民币

多数学者对欧元的出现满怀信心，并认为欧元将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演变。李述仁（1998[※注]）指出，欧元的面世将使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国际货币格局将出现两极化趋势，国际汇率制度改革将受到欧元的影响，欧元在商业金融领域将逐渐成为主导货币。总体上，欧元的问世将会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并督促美国货币当局更加严厉地执行稳定美元的政策，从而可能有利于国际货币汇率的稳定。连平、廖新军（1998[※注]）也认为欧元地位将逐步提高并对美元的霸主地位形成挑战，从长期看，不能排除欧元超越美元而最终成为关键货币的可能。陈志昂（1999[※注]）则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展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即欧元将成为与美元抗衡的关键货币，通过货币竞争加强多元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全球将形成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区，并将影响到全球储备结构和交易支付结构的变动，促进目标汇率区的建立。

不过，也有学者对欧元的情况持谨慎态度。高海红（1998[※注]）指出，虽然从中长期看，欧元无疑将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但在整个过渡期以至更长的时期内，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包括欧元汇率的易变性、欧元的国际地位获得等。同时，尽管欧元的产生可能迫使国际储备货币的增加不再过度依赖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世界范围内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可能得到缓解。但如果不改革国际储备货币的创造和运行机制，不建立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或类似更为全面、彻底的解决办法，未来由新的国际收支失衡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仍然难以完全避免（金中夏，1999[※注]）。

这一时期，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开始出现。郭世贤（1994[※注]）指出鉴于我国正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人民币国际化已势在必行。胡定核（1995[※注]）通过模拟结果，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将会促进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会逐步加快。然而，以上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还较为初步，有些结论过于乐观。姜凌（1997[※注]）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有其必要性和现实基础，但是作为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最终实现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步骤上，应经历由管制较严到逐步放宽，分阶段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在空间上，可考虑首先从港、澳、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以及与我国边境贸易较为密切的其他周边国家着手；在时间上，则准备三十至五十年，最晚在21世纪中叶完成。

陈虹（2004[※注]）通过借鉴和吸收日元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指出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完善国内金融体系，保持国内金融稳定，通过深化国内经济改革消化压力，同时应从加强人民币交易结算网络系统入手，注重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区域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扩大人民币计值定价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例，逐步争取人民币应该具有的、与我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李晓等（2004[※注]）则提出“人民币亚洲化”的主张，其认为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国货币必须通过区域性制度合作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完全的国际化，中国应将经济政策的制定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目标结合起来，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努力推动人民币的亚洲化。

（二）货币协调：金融政策协调

张宝珍（1999[※注]）指出，为稳定国际金融，还应推动各国金融政策的合作和协调，以缓解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和冲突。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市场约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这种协调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可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区域金融合作机构，使全球性金融稳定真正落实在区域性金融稳定的基础上，从而减弱国际金融动荡产生的可能性，增强国际金融动荡产生后的救助能力。李晓西（1999[※注]）进一步将协调主体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协调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立场。三是国际金融组织与私人银行之间在处理金融危机时的协调，发挥私人金融机构在抵御金融冲击和危害方面的作用。此外，其指出还应协调美元与欧元的关系，这将对稳定世界金融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三）国际收支：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与国际金融监管

布雷顿森林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糟糕表现，致使对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孙杰（1998[※注]）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条件性，侧重对外部经济平衡方面，而不可能完全立足于各国内部经济均衡以及增长和发展的需要，因此，这些调整方案对东亚各国并不一定适用，反而可能加剧危机。徐忠、孙青（1999[※注]）指出，东亚金融危机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难以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紧密相连的。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结构的改革，二是运转职能的改革。治理结构改革主要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张宝珍，1999[※注]）。徐忠、孙青（1999[※注]）指出，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之前，我国可建议在资金、职权和人力等多方面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新该组织的机构和职能，使之更加适应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的需要，同时，在决策时程序要更开放，透明度要更高。邹佳怡（2005[※注]）指出，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根本前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发达国家不可能自愿放弃在投票权等问题上的既得利益，这就决定了治理机构的改革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运转职能改革方面。张宝珍（1999[※注]）指出可建立“世界金融组织”，统领国际金融秩序。在新的“世界金融组织”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职能，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世界银行除原来任务外，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业务，成为唯一国际援助和贷款机构；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同时组建国际金融评级机构。李晓西（1999[※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建立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同时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也应加强和改善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区域银行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可考虑建立一个多边紧急的磋商组织和机制，专门研究出事国发生问题时的解救办法。邹佳怡（2005[※注]）认为，布雷顿森林机构是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以多边主义原则指导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机制的职能，促进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致力于建立更加平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银行应当成为国际发展融资和发展合作的主要平台。针对国际货币基金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广受诟病的救援条件性，李振全、陈霞（2001[※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并加强其国际最终贷款者的功能。

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都提及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萨奇，1999[※注]）。刘劲松（1998[※注]）指出，对冲基金投机性强，负债经营，自身包含高度风险，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反投机机制，对其进行严格国际监管。李晓西（1999[※注]）则指出建立国际金融规则是建立新的金融秩序的主要内容，这些规则包括：金融活动要有透明度以便监管的规则；对对冲基金进行间接管理的规则；允许受冲击国家和地区自我保护的规则；制定金融机构有效的破产机制等。张宝珍（1999[※注]）指出，正是由于许多国家银行管理不善、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监督机构不独立等原因，引发金融过度风险，并造成风险的延误发现和解决。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改革包括：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严格实施市场纪律、限制公共部门担保扭曲，监管成员金融机构的运行；保障监管机构的自主权；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等。

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讨论重点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第一，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容如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等，讨论相对较少，同时原有讨论对象如国际金融组织改革问题在这一阶段也主要集中在危机预警、贷款救援等功能改革上；第二，一些新的内容如国际金融监管、人民币国际化、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等问题，在国际货币金融治理领域开始受到关注与讨论，从而使得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研究日益丰富。

三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

这一时期，有关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世界经济背景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危机再次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我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一道，通过深度挖掘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设想与建议。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表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高海红（2008[※注]）指出，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全球机构有效功能缺失和美元全球本位存在脆弱性的条件下，无法应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性。持续的全球失衡、新近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以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都表明金融全球化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重大影响。为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性，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已迫在眉睫。

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黄晓龙（2007[※注]）指出，在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美元占据支配地位和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占据主要份额，美元汇率高估是美国理性的、合意的选择。在美元汇率高估的情形下，美国更倾向于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结果存在经常项目逆差，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但当强势美元实施一段时期，经常项目逆差积累到相当程度时，部分来自市场的压力和自发调整，美国往往间歇性地采取弱势美元政策。美元这种贬值—升值循环往往会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经济体造成冲击，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王道平、范小云（2011[※注]）分析表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而且是过去三十年间频繁发生的众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在该体系安排下，汇率调整很难解决储备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全球失衡问题，无论储备货币国选择国际收支盈余、赤字还是平衡的政策，都难以避免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不稳定。因此，缓解全球失衡、防范和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显得尤为关键。

陈建奇（2012[※注]）则从“特里芬难题”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经典问题入手，通过模型证明了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储备保持稳定性的条件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国际储备货币收益率之和。以美元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归咎于黄金储备增长率与美元收益率的不匹配引致的美元国际储备资产的不稳定，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至今，美元相关指标已经严重偏离美元国际储备稳定的条件，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不容乐观。

大体来看，本次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高海红等，2013[※注]）。

（一）国际储备货币：超主权货币与储备货币多元化

美国金融危机将会极大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张明（2009[※注]）指出次贷危机的爆发与深化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元本位制能否继续维持的担忧。危机的爆发加快了处于美元本位制外围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区域化与国际化进程，这很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快美元本位制的调整，甚至可能加剧美元本位制的崩溃。黄益平（2009[※注]）则认为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无论是美元还是联储都很难再恢复到危机以前的地位，金融危机结束以后，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将会发生改变。不过国际经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美元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美元很难被彻底替代，只是被迫放弃独霸天下的地位。李稻葵、尹中兴（2010[※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难以为继，尤其是因为美元信用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其超级国际货币的地位必然丧失。

为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必须进一步削弱、限制美元霸权。应对美元霸权的方式，李巍（2012[※注]）提出要么使用新的更有信誉的国际货币彻底取代美元作为统治性国际货币的地位，要么培育新的、富有竞争力的国际货币，削弱美元的垄断性。具体来看，可以有四种路径：（1）缔造世界货币来替代美元；（2）建立国际货币制度来约束美元；（3）重新启用实物货币（特别是黄金）来削弱美元；（4）培育竞争货币来制衡美元。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再次成为热门讨论话题。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其特别提到特别提款权（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这使得特别提款权在时隔近二十年之后再次受到热烈讨论。乔依德、徐明棋（2011[※注]）指出，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在目前尚无法设立世界中央银行、创建世界货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核心内容是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增强SDR的作用，通过扩大SDR的发行规模、增强其国际货币职能来推动改革。

除特别提款权外，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形式——碳货币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王颖、管清友（2009[※注]）从碳排放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属性出发，提出碳的“商品信用本位”，对“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进行阐述，并进一步展开碳货币本位的系统设想，包括碳货币总量和碳货币发行权，碳货币完整的流通域与现行系统兼容的可能性以及碳货币本位下的汇率制度和超国界管理机构等。他们还认为，碳交易的兴起将是助推货币多元化格局的绝好契机，与“货币稳定三岛”的演进方向趋同，也顺应了重塑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诉求（王颖、管清友，2009[※注]）。

另一个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有效的手段是促进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美元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诞生也必然是市场演进而非政策取得的过程，因此，更为现实的情景是，欧元以及亚洲货币逐步成长为同美元分庭抗礼的竞争对手；第二，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趋势；第三，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助于引入约束储备货币发行的纪律（高海红等，2013[※注]）。在这其中，欧元以及人民币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从人民币角度看，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从国际层面来看，也是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部分。张明（2009[※注]）指出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来看，在中期内，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地位将被逐渐削弱，欧元与亚洲货币（人民币、日元或者ACU）的地位将会逐渐上升。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被美、欧、亚三种货币共同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格局所取代。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积极承担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责任的重要体现。

美国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外在机遇。赵柯（2012[※注]）通过考察美元危机之下德国马克的崛起，指出后进国家的货币要想真正实现国际化需要在宏观层面有一个“机会窗口”，这主要表现为“在位”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或者因遭受重大冲击而国力衰落。因此，当下的美国金融危机正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然而，在这种外在机遇下，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一味乐观。何帆（2009[※注]）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很可能不是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在人民币国际化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不要贸然推进，因为，一旦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受到挫折，出现停顿，可能随后就是长时期的倒退。高海红、余永定（2010[※注]）指出国际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主要是市场力量决定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力量所能实现的。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最好不作为一个政府政策目标，而是通过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促进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根据市场需要，顺应市场规律，辅之以政策手段加以推动货币的国际使用。

大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应该从区域化开始。张宇燕、张静春（2008[※注]）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地位，以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然而就目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走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条件，而选择符合亚洲共同利益的区域货币合作路线更具有现实意义。高海红（2010[※注]）也认为，在中长期阶段，人民币区域范围使用将成为人民币覆盖中国邻国更多区域的自然结果，人民币区域化将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不可避免的一步。

学者提出了不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李稻葵、刘霖林（2008[※注]）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认为应采取一种双轨制、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步骤。双轨制的第一个轨，是在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同时加强中国金融体系效率，鼓励和推动外贸企业以人民币结算，并提供调期服务。双轨制的第二个轨是在境外，主要是在香港，由于香港作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和相对独立的金融中心，可以充分发挥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作用，一旦条件成熟，人民币将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潘英丽、吴君（2012[※注]）将未来十五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定义为“积蓄能量、伺机出击”。具体而言，即前期稳健创造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后期激进释放人民币的海外供给。稳健创造需求的着力点在：资本账户管制条件下快速推进和强化海外商业存在；加快经济和金融转型；同时为后期激进释放人民币供给创造合适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从亚洲着手推进国际社会加强对国际汇率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与此同时，国内的一系列发展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至关重要（高海红，2010[※注]）。这些发展包括：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加强中国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发展国内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建立一个先进的结算系统；改善法律体系等。

（二）货币协调：从G7到G20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对比发生变化，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也随之改变。二十国集团正好适应了这一变化趋势，从而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崔志楠、邢悦（2011[※注]）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始于1975年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发生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重大转变。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模式，二十国集团适应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在节约制度建设成本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徐秀军（2012[※注]）认为，尽管目前二十国集团仍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但它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机制，无论对于推动发达经济体与新型经济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还是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来说，起着其他机制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这一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新型经济体通过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和协商，提出和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巴塞尔协议III》、全球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和原则等一系列重大议题。

在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中，未来应进一步发挥二十国集团的作用。李晓、冯永琦（2012[※注]）指出，目前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已成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未来G20机制应当充分挖掘和扩大G20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以及改革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等途径，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国应避免单独直接面对或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应更多地利用G20这个重要平台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增强自身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从国际层面，加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则可包括如成立应急小组，应对突发性金融事件和稳定世界金融市场；充分发挥G20创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新机制的作用，探索创立一个崭新的国际货币新体系（黄范章，2010[※注]）。

（三）国际收支：国际金融监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全球范围内跨境金融监管机制的缺失。本次金融监管改革与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监管改革不同，其更加强调跨国金融监管。黄范章（2010[※注]）指出，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的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同时，为了积极推进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监管谁、谁来监管以及如何监管达成共识和作出承诺，形成有力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监管合作机制。张明（2010[※注]）指出，作为一个逐渐融入金融全球化、金融体系处于不断开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并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在国际层面，应积极推动金融稳定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将其打造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机构的金融监管信息沟通与交流平台，各类监管者能否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框架下互通有无、统一监管理念与监管实践，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抑制监管套利、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高海红等，2013[※注]）。

这一时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主要集中在治理结构改革。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发达经济体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市场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但是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这种实力变化却没有得到合理反映。李向阳（2009[※注]）指出，应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的增资与其治理结构改革相挂钩。黄范章（2010[※注]）认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传统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决策结构，主要是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二十国集团（G20）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今后将会进一步改革决策权或投票权的分配原则及分配结构，彻底改革“一票否决权”的局面。

职能改革方面，李向阳（2009[※注]）指出，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扩展国际货币基金的多边监测功能，增强其监测对发达国家的约束力，同时加强与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以及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相关机构的合作；二是改变国际货币基金贷款条件性，提高其贷款的反应速度；三是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创造条件。张明（2010[※注]）从三个方面对基金组织职能完善提出了建议：监测功能方面，基金组织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多边监测功能上来；贷款条件性与反应速度方面，基金组织应该改变而非取消贷款条件性，应该与华盛顿共识脱钩，变得更从借款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应该提高基金组织的危机反应能力，提高贷款的支付速度。增加资源方面，中国政府应鼓励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支持基金组织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支持基金组织激活替代账户等。

作为世界经济热点问题，国际货币金融治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使得每一阶段的讨论重点不尽相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不但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世界经济也开始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的参与也从之前的被动转为更加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术界的讨论日益深入，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