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特别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化石能源）在过去三十多年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前后以及在美国能源独立，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变化、供需关系和全球能源供需板块化等趋势的形成，对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发展结构和方向形成了系列重大的冲击，也对各经济体的能源政策调整构成重大影响。

世界能源研究一直是世界经济研究的组成部分，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能源供需变化、产业调整和市场变迁均成为国内世界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纵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世界能源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研究涵盖了石油危机和世界能源形势、能源供应和价格、能源需求展望、能源政策、能源革命与美国能源独立、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全球能源治理等多个专题，经过探索、争议和提升，世界能源研究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宽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和深化，学科建设水平也逐步提升。

本章按照时间序列着重评述和比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专题的研究脉络和进程。

第一节 世界石油危机和能源形势

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科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研究多数是从石油危机入手的。因为西方工业化国家长期利用其跨国石油公司控制国际石油价格，维持低价，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掠取大量廉价的石油资源，这也是西方国家战后经济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60年中东主要产油国和委内瑞拉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后，经过与西方主要跨国石油公司的尖锐斗争以致“石油禁运”，中东主要产油国从70年代初期逐步掌握了石油定价权和对石油市场的控制，标志着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这种变化的高潮正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有关石油危机的研究更多是从能源危机的来临，探讨帝国主义的危机，使当时的研究具有冷战时代的鲜明烙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研究学者开始关注能源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始了能源研究。1980年沈华嵩在《关于能源危机实质的分析》一文中，从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形成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斗争的角度，探讨了石油危机形成的原因，认为能源危机正是世界石油市场多元结构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由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决定的。同时，它又反过来给世界经济以深刻的影响。还指出，如果不研究帝国主义的最新经济事实，不研究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能源危机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注]这一反论观点至今对世界经济研究依然有效。该文还探讨了能源危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的严重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弥补美元贬值和进口商品提价所受到的损失，使油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并驾齐驱，结果使成本与价格交互上升，从而使通货膨胀更难控制；石油输出国组织巨大的石油美元储备的变动对世界货币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注]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石油供应问题一直成为学者预测和研究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课题。袁丁望和刘庆芳发表文章指出，20世纪70年代，能源问题是世界瞩目的中心，给今后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严重的影响。他们在论述世界能源问题时认为，当时的石油危机并不是真正的石油短缺，而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的。因此，解决能源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合理开发和使用现有能源资源，大力节约石油，增加煤炭的利用，积极研究和发展合成油、煤液化气化、原子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能源危机宣告西方靠中东等地的廉价石油来维持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一巨变使西方经济一度陷于混乱，经济停滞。他们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西方正面临着第三次能源转换。[※注]

而对于世界石油价格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展特征，魏燕慎认为主要包括：（1）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能源生产与消费增长的决定因素，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变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容易产生能源短缺现象；相反地，当经济发展迟缓与停滞时，则可出现一定程度的供过于求局面。（2）战后世界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石油在世界能源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在能源生产、消费与供求中的重要地位。（3）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特别是收回石油价格决定权斗争胜利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它对世界石油乃至世界能源的生产、消费与供求平衡有着相当大的影响。（4）在以石油为主导的世界能源结构的格局下，石油价格对能源供求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应该避免油价暴涨和暴跌，油价实行合理的、渐进性调整，才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良好的调节作用。在20世纪结束前，石油仍然是主要的世界能源，供求基本平衡，但从长期看，石油价格仍会上涨，但不会暴跌。在未来的石油供给中，石油输出国组织依然是决定世界石油价格的重要力量；今后石油价格的变动主要取决于石油供求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政策、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的变动以及替代能源的进展诸因素。[※注]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对石油的依赖没有对世界石油供应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那时发展中产油国的石油生产、运输和销售网络基本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里。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打破了西方石油公司对石油生产和价格的控制，改变了原来的石油生产格局，出现了新的石油供应形势。比如自1973年后，消费国绕过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直接订立石油贸易协定，国家与国家间的直接石油贸易量占比从1973年的5%上升至1979年的16.5%。与此同时，由于产油国废除了旧的租让制，实行国有化，接管外国石油公司资产和增加参与股权，由产油国直接交付市场的商业性出口比重从1973年的2.9%猛增至1979年的25.7%。而国际石油公司所掌握的石油贸易量占比从1973年的92%下降至1979年的57.8%。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核心的发展中产油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外交事务中日益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在产油国掌握着生产和价格大权的情况下，如果主要产油地区出现动荡，石油现货市场就必然出现抢购原油的现象，促使石油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世界石油供应的脆弱性。此外，影响石油供应的主要因素包括阿以冲突和石油作为政治武器、苏美争霸与中东动荡、区域性的内部冲突、产油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供应是一种十分暗淡的前景，不仅存在着影响供应的明显的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还存在着带有浓厚政治性质的潜在的突发性因素。

在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形势推动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各个国家都相继制订了相应的能源开发、寻找替代能源和节能等政策，同时也对石油价格的未来发展趋势给予了很大关注。

张大艺则从另一角度认为，世界能源资源是极其丰富的，仅现存化石燃料资源就可开采三百多年。还有很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他自然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原子能等，“能源危机”说法实际上无根据。从理论上说，人类永远不会有能源危机。从现实而言，所谓“能源危机”实质上是人为因素在供求关系上造成的暂时假象。今后世界各国环绕能源的斗争势将更加尖锐复杂，各国出于自身利益制定和修订本国的能源政策，同时对于能源形势进行预测；西方主要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举行各种类型的国际性能源会议，建立国际性能源组织。根据国内外的动向，张大艺的结论是：新能源在20世纪内难成主力，油气开采难以长久，煤炭将再受重视；未来除发电、冶金和发展中国家一部分民用以外，不可能再燃烧原煤，煤炭逐渐向气化液化方向过渡。[※注]这些研究和预见至今具有参考价值。

郭志仪则分析了1960年到1979年的世界能源消费状况，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能源消费及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能源总消费量在迅速增加，煤炭减少，石油、天然气消费增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消费量比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量增长快得多，他们消费了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注]只要任何一个主要产油国的石油生产因某种原因而突然下降，十分可能触发第三次乃至于第四次石油危机。这一点是在估计20世纪80年代石油供应形势时所不应忽略的重大因素。[※注]

第二节 石油供应与价格问题

石油危机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油价变化又直接影响着各国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石油价格研究包括石油价格形成研究、石油价格波动周期研究和石油价格的影响研究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石油价格形成的研究多集中在石油生产成本分析、石油供需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

苏似锦在1986年对石油价格问题的研究中认为，从当时看，石油生产成本、石油质量和供需状况是影响国际石油定价的主要因素。石油价格的波动还受“上限”的制约和“下限”的限制。所谓油价的下限：一是指石油生产成本（也有研究认为是生产条件最差、生产成本最高、生产效能最低的油井所生产出来的石油成本）；二是指煤炭替代成本。所谓油价的“上限”是指替代能源的最低生产成本。石油输出国组织把替代能源的生产成本作为长期的价格战略目标。该组织在1980年制定的石油长期战略中规定：“石油价格从长期看应该逐渐接近于替代能源的成本水平。”[※注]国际石油价格一般在上述上下限的范围内波动，但是供应和需求作为决定市场价格的基本力量，有可能使价格在一段时期内超越上下限的界线。

石油价格波动分为长周期性分析和特定时期的波动因素分析。陈江生通过对国际油价波动长周期的研究，认为可分为平稳期—上升期—高台期—下降期—新的平稳期几个阶段，显示出石油价格波动的规律性。[※注]2006年，蒲志仲在《国际油价波动长周期现象探讨》一文中把1861—2005年以来国际油价的波动划分为六个长周期，认为在国际油价变动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长期高油价均衡与长期低油价均衡相互交替现象。他将一个高油价时期及其后的低油价时期定义为一个油价波动的长周期，在1861—2005年的144年中，国际油价变动存在着五个完整的油价波动长周期，分别为1861—1891年、1892—1914年、1915—1945年、1946—1970年、1971—1999年2月，1999年至2006年处于第六次长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或高油价阶段。[※注]

但是，要全面探讨石油价格的变化，需要从石油生产和供应格局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市场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率、科学技术进步、能源弹性系数变化等角度全面把握。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油价走势是“跌是暂时的，稳是必然的，涨是长期的”。[※注]

国际石油的供求状况和价格变化直接关系着世界经济的走势。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油价急剧变化，直接决定着世界经济的盛衰，20世纪80年代，人们关心油价下跌以及稳定油价的原因分析。从80年代末一直到1999年，国际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在20美元/桶左右，在15—25美元/桶的范围内波动，这一时期石油市场基本处于供大于求的形势，产油国与石油消费国双方对油价的态度趋向一致，石油现货市场、准现货市场以及期货市场发展迅速，石油贸易方式逐渐市场化、规范化。这些特点是这一时期研究国际石油市场和国际油价变化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是石油价格上涨期。从1973年到1982年阿拉伯轻质油名义价格由每桶3.3美元上涨到43美元，十年内上涨了10倍。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每次石油涨价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石油毕竟是一个大宗商品，石油价格最终还是要受价值规律的制约。高油价迫使西方国家调整产业结构，采取节能政策，发展代用能源，从而压缩石油消费量。与此同时，高油价也刺激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相应地削弱了石油输出国控制石油价格的力量。1982年以来，石油市场供应过剩，油价下跌的趋势明显，同时西方石油公司竞相抛售库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成员国也低价销售，加速了石油价格下跌的势头。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983年3月决定将基准油价降低到每桶9.2美元。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正视现实，采用适当降价办法使石油价格与价值相接近，以达到长期稳定石油价格的战略措施。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两次石油危机过后的油价大幅下跌，人们关心油价是继续下跌，还是会稳定或回升。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一个相对稳定和合理的价格将由哪些因素决定。万春侯当时认为国际石油价格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需求量和石油输出组织的垄断能力。这两个因素的竞争结果使得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在上下极限之间变化。

实际上，石油市场价格更多的成分是由谈判能力和垄断性所决定的政治价格。自从1973年“能源危机”以来，各国执行一系列能源调整政策，使本身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无论是“卖主”或“买主”都从突然被“冲击的状态”逐渐走向“平静状态”。通过“能源危机”的冲击，使人们清醒地看到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不应该无节制地利用或浪费。同时，产油国也更深深地感到要很好地利用自己拥有的这种宝贵的资源财富。

当时对石油供应及价格的变化的一般认识是：通过价格调整，以保持供求关系大体平衡，国际油价趋向稳定。尽管还会有小的波动，但主要影响因素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状态，沙特阿拉伯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东等地区的政治动乱必然给油价带来意外变动的因素。[※注]

凌星光则在1982年撰文认为，原油价格的大波动与它所包含的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密切相关，同时，石油的生产特点和需求特点决定了石油价格弹性小。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供不应求和在短期内价格弹性小这一有利形势，依靠其石油垄断地位大幅度提高油价，使它们能够获得大量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使1973年以前价格过于低廉且不合理的石油骤然变成为过于昂贵而不合理的东西。他认为，这是自1981年下半年以来油价大幅度下降的根本原因。[※注]

1983年，陈启达撰文指出，廉价掠夺石油的时代已经结束：60年代及以前，国际石油资本人为压低油价的现象，在产油国夺回石油定价权以后不复存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油价将根据市场情况出现起伏：随着西方经济的回升，对石油的需求增加；而油价下跌则可能减弱节能和发展替代能源的推动力；除欧佩克外的产油国产量不可能大幅上升、国际大石油公司动用库存不可能持久。他认为，石油的中长期价格可能出现稳中有涨的趋势：其一，石油需求很难下降，未来几十年仍然是能源消费的主体；其二，石油供应在中长期内还会出现紧张；其三，欧佩克在20世纪内仍能对石油市场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其四，西方开始认识到今后再长期压低油价不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因为油价低不但减弱西方抑制能源需求增长的能力，从而使西方更多地依靠进口石油，而且将减弱对发展替代能源的刺激，甚至“破坏西方全面的能源政策的基础”；国际石油资本也不愿油价暴跌，因为这会使它们的高价库存失去价值，并给它们已投下巨资的替代能源开发以巨大打击。[※注]

茅于轼在《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变化和市场前景》一文中也提到，石油价格的变化有其长期的趋势和短期的起伏。长期的变化趋势由于受资源的限制，可供应的量越来越少，油价必定是逐渐上升。短期的起伏则有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节能措施的推广，新的勘探和开采的结果等经济和技术的因素所决定。[※注]

关于80年代石油价格暴跌的原因，众说纷纭，包括：世界石油产量供过于求，产油国不断增多，使石油产量增加；能源消费结构出现新变化，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多数发达国家加快了能源替代的步伐，同时提高了国际上的节能意识；西方石油公司趁机调整石油库存，以石油库清仓为名竞相抛售石油。

油价暴跌不但会使西方工业国特别是石油进口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有所提高，而且也会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有所下降。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又会使各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增加，从而导致油价的回升；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制止油价继续暴跌也不得不决定实行减产保价政策。从长期看，石油价格是生产成本决定的，随着油田采用二次采油增产措施，各国原油的开采成本都不断提高；石油的自然分布极不平衡和易于垄断决定了价格不会一直处于低位。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政策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决定了未来石油价格的走势。[※注]而茅于轼在《能源危机后的美国能源与经济》一文中发现，以当时的价格作为依据来调整经济行为是对付油价剧烈变化的唯一原则。对付不可预测的未来的最有把握的办法是使经济结构灵活可塑，而不是寄希望于市场本身能够排除掉自己的“盲目性”，或者人们有能力控制市场的变化。他还认为美国由于建立了一个反应灵活、渠道畅通的市场结构，使得资本、劳力、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利用以及产业结构的组合，能够自如地随着价格信号而调整，经常保持着整个经济在比较高的效率点上运行。可以说，美国经济的实力来自其经济结构的灵活性。[※注]

1987年，史敏的观点是，由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世界几大油田（如秋明油田、北海油田、阿拉斯加油田）先后越过生产峰期，到90年代下半期可能重新出现石油供不应求的局面。届时由于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集中于中东阿拉伯国家和拉丁美洲地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重新获得在世界石油生产和销售中的控制地位。[※注]油价暴跌的同时，也会影响对新油田勘探的投资。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购买力有限，对石油的需求不会太大，同时，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发达国家的产出会减少，进口增加，又会相对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作用。

油价暴跌对世界经济产生复杂和深远的影响。对发达国家来说总体是利大于弊，他们可以节省进口石油的费用，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具体分析。油价暴跌可以使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减少进口费用，同时利率下降也可使债务国的利息负担减轻；但是油价暴跌沉重打击了发展中国家中的石油出口国，出口收入锐减，资金流入进一步减少。此外，油价下跌还影响到国际金融，首先是出口石油的债务国收入剧降，债务形势再度恶化，有可能出现偿债危机。尽管油价下跌使利率下降，减轻了债务国的利息负担，但发展中国家债务会继续上升；同时会使欧佩克国家的收入大幅降低；从国际贸易的影响看，油价下跌，促进投资和消费，使世界经济增长加快，也将推动国际贸易的增长，使国际商品市场呈现一定的活跃，无形贸易中受油价下降刺激上升较快的是运输和旅游业以及金融和通信等信息服务部门。

苏似锦认为，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状况、世界经济的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市场中占有率的变化、国际石油垄断资本的影响、主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石油政策的变化等都会对未来石油的走势产生影响。至于未来石油价格发展趋势，从需求方面看，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回升，石油消费逐渐趋于增加；同时国际大石油公司在经长时间抛售库存之后，将转向补充库存，也将会增加进货，总的需求将有所增长。从供给方面看，石油输出国组织会根据情况执行生产限额协议，同时，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增产能力有限；且西方国家抛售库存已近极限，总供应不会有大的增加。因此，整个供需将趋相对稳定，这将是有利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维持基准油价。同时，产油国也积极维持相对平衡的石油价格。长期来看，石油价格受生产的边际成本加上税收和平均利润等因素以后的价格可以为生产国和消费国接受，也是未来石油价格波动的中心。[※注]

石油危机的刺激，使世界各地出现了石油勘探高潮，勘探公司的足迹遍布东南亚、非洲、拉美、北海及高寒的阿拉斯加，石油工业也逐步摆脱欧佩克的单独垄断和控制，而走向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中亚里海地区与非洲几内亚湾地区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两大产油区域，成为21世纪能源供给研究的重点之一。

进入21世纪后，油价持续上涨，并于2008年创下历史新高，尽管随后的金融危机使油价涨势短期逆转，但总体的上涨趋势一直维持在100美元/桶以上，下跌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针对油价上涨而展开。

多数学者认为，油价上涨的原因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复苏、欧佩克削减原油日产量、成品油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金融投机活动和西方石油消费国燃油税过高、美元贬值、气候和天灾等不一而足。这期间国内学者对石油的价格变动进行了跟踪研究。根据刘明分析，推动油价暴涨的实质性因素是需求快速膨胀：既有原油需求增长过快，也有成品油需求量过度增加，是“需求拉动型”的价格提升。另一种观点把国际大石油公司视为推动国际油价飙升的“罪魁”：它们为牟取暴利，故意削减石油产量，制造石油供应短缺，引起市场动荡和恐慌。油价上涨对世界经济造成各种影响：欧盟和欧元区国家通胀率上升，从利率上调和企业收益恶化两个方面对股票市场产生不良影响。同时，直接冲击运输业、石油加工业及以原油为原料的石化业，导致企业利润降低，向这些部门的投资热情大大下降。经常项目收入减少或逆差，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而世界原油价格高涨对美国、欧洲等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的影响明显地波及政治和社会领域，而中东的冲突会使油价持续维持在高位。[※注]

张宇燕和管清友则进一步通过对油价波动和世界能源格局演变历史的总结和回顾，认为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波动既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反映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权力”的消长。他们也提出除了实际供求关系基本面的变化外，石油供应品种的变化也是油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因为以往的油品当中绝大多数是轻质油和中质油，而后来重油（重质稠油）成分大量增加。由于最近几十年炼油行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改善，重油的增多导致炼油能力相对下降了。因此成品油供应出现紧张态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预期所导致的风险溢价提高，成品油供应紧张反而带动了上游原油供应的紧张。[※注]

支持国际油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供应短缺。2005年6月13—14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第十届亚洲石油和天然气大会上，石油供应衰减论再次抬头，其理由主要是：（1）过去数年里，除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以外的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常规原油可采储量和生产量递减，每年产出量大于新增储量；（2）在主要产油国中，产量增长的国家数目开始递减；（3）大多数产油国特别是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已进入或接近产量下滑期；（4）近年全球勘探领域的突破性发现寥寥无几，产能提高的技术难度和投资越来越大，等等。[※注]

面对日益上涨的石油价格，世界各国必然加快油田开发和生产，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同时加快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加快节能技术研发，注重可替代能源的开发，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面对21世纪可能出现的常规石油短缺，加快开发高成本石油和非常规石油资源勘探和替代能源技术开发成为21世纪前十年的研究重点，但是，石油价格波动依然是一个支点。

2000年李优树认为，石油价格波动主要原因在于：石油资源量和可采储量的不确定性；没有一种天然资源能够直接替代石油；外在力量干预世界石油市场使优先开采顺序理论遭到破坏；石油资源控制主体目标各异，使国际石油市场行为不可能“循规蹈矩”；石油工业投资中沉没成本概念造成传统投资理论失败；各国政府对石油市场的干预问题。未来中长期石油价格将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上。持续的高价既不利于石油消费国，也影响石油生产国的长远利益，价格适当对双方均有利可图和容易接受；全球石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石油价格偏高，会直接引发石油产量的增加，从而引起价格的大降。而且欧佩克内部意见合少分多，决定了不可能长时间遵守减少协议，而油价不会长期走高；一些产油国由于与美英等主要石油消费国存在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在美国的压力下及从自身多方利益考虑，肯定会调整产油政策。[※注]而谭雅玲则从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分析，国际石油价格高涨与国际外汇市场因素紧密相关，其中主要货币汇率基本面和前景的变化对比，以及利率预期的作用，是形成国际石油价格再度走高的基础因素，同时石油投机因素运用环境与条件变化，加大投资组合风险与技术盘整，也是石油价格高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注]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也明显增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国内学者认为，高油价对世界经济冲击弱化的主要原因是，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有效实施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有力的节能战略，特别是高科技的普遍运用，使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加上核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使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大为降低，全球工业生产对油价上涨而形成的生产成本增加具有更强的吸收消化能力。[※注]同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拥有1000万桶/日的剩余生产能力，能够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石油供需双方需要合作，维持石油价格的相对稳定对生产国和消费国，乃至世界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主要国家能源政策研究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八九十年代石油价格的持续低迷，促使主要能源消费国重新考虑能源政策，国内学者对各国能源政策的研究逐渐活跃。保障能源供应和环境污染成为能源政策研究的中心议题，涉及各国能源供需现状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 美国能源政策

能源消耗过高一直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早在1978年，就有学者对美国的能源问题及对外政策进行研究。郭洁松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和天然气在美国的能源消费中长期占据75%，但是，需求扩大、浪费严重，是能源消费急剧上升和国内石油供应下降的原因，使得进口石油大增，会使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美元地位虚弱，国内经济状况恶化，与盟国矛盾加深；同时，可能受制于第三世界产油国的压力，与苏联争霸中面临战略态势的劣势，从而对美国经济、政治、对外关系和军事态势带来严重问题。[※注]面对这些问题，卡特政府提出了新的能源计划，试图通过加重石油税、确定汽油消费定额、对耗油率超过规定的汽车按级增收罚款；提高天然气价格，刺激天然气开发；鼓励使用太阳能、增加煤炭生产等措施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但是这些措施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只能通过政策调整，比如增加石油战略储备、调整对中东的政策等保证石油的供给，其根本目的还是针对美苏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以保证石油供应基地和运输路线的安全。

董秀成对克林顿政府的能源政策也进行过研究，他认为，能源是维持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能源利用对美国环境质量产生重大影响，能源供应过度依赖国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等事实，指出克林顿政府能源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既关注美国和世界现实情况，更着眼于世界和美国未来发展趋势。其能源政策的目标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抑制能源需求过快增长、降低环境保护成本，保持良好环境质量、保证能源稳定供应，确保国家安全。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强化市场力、促进技术研究开发、提高交通效率、发展替代燃料、增加投资、提高建筑物能源利用效率、鼓励开发和利用节能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强化国内石油生产能力、提高天然气利用效率、同产业部门合作，开发和研制先进的天然气开发、生产和应用技术、促进电力工业竞争、增加对可再生能源投资、降低煤炭对环境影响，支持开发和研制清洁煤技术、增加核能安全性等综合发展各种能源，平衡能源资源利用；同时还通过加强能源科技工作，维持在世界优势地位，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密切结合，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同其他国家紧密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市场调节行动等措施来确保经济增长，保证能源安全。

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公布了一项综合性的新能源政策，这个以增加能源供应为核心的能源政策提出了105项建议，主要内容包括：增加石油、天然气、煤炭的产量和发电量，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后十年内投入100多亿美元鼓励节能和能源开发，减税40亿美元来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汽车等。其中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新能源政策的核心就是煤炭。[※注]虽然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最易造成环境污染，但是世界和美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价格优势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又再度运用“替代”手段，以减小油价飙升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煤炭成为最主要的替代物。低油价时代“油代煤”出现反转趋势，燃油为主的电力、冶金、陶瓷、化肥等企业大受打击，“煤代油”、“煤洁净化利用技术”重新成为能源发展的重头戏。

2008年奥巴马上任面临着更多的能源问题，世界原油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美国能源消费负担沉重；而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奥巴马政府上任伊始就把能源改革放在其政策制定的优先地位，把全球变暖作为最为紧迫的挑战。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能源计划是在未来十年中投资1500亿美元，以实现刺激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安全三大目标。随后，美国能源部发布了2011年能源战略规划蓝图，运用科技创新手段应对能源、环境以及核安全的挑战，确保国家安全。这可以看作是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的延续。该计划首先着眼于发展绿色能源产业，通过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增加就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带动其他产业兴旺，最终达到刺激并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其次，变革能源系统，减少污染排放。通过建立多样化的国内能源结构，积极探索太阳能、生物能、风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减少CO2的排放；再次，强化安全管理，扶持核能发展。注重对可再生能源、煤炭的清洁利用，智能电网、核能的安全管理，特别强调对核能的支持；最后，保持技术优势，维护领导地位。

褚王涛研究认为，美国历次重要能源政策的出台都与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相对高位运行有着密切关系，危机与问题的出现正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对历次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他认为，美国能源政策的实施体现出以下几个规律：其一，能源政策始终没有改变美国能源消费的主流模式。从历史上看，替代能源仅对供给产生了一定的补充作用而无法根本改变能源结构，石油等化石能源始终占据美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而替代能源的发展相对缓慢，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较小。其二，政策目标实现是一个阶段性过程，政策措施兼顾近期和远期。长期来看，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环境友好的方式，实现能源的可靠供应的根本途径。但是不能完全解决现阶段美国能源安全问题，可再生能源只可能在远期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主流能源消费模式，例如强化煤炭和核能的利用，美国煤炭和核能原料供应充足，通过扩大煤炭的生产利用以及恢复和加强核能利用容易满足美国的现实需求。此外，节能降耗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但是它的实施既无负面效应且见效快，因此是能源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核能以及节能降耗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有利缓冲，为后者的广泛利用提供了准备时间，从而实现了近期和远期的兼顾。其三，能源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受到能源市场变化的影响。美国能源政策的出台具有“危机推动”的特点，因为能源政策带有改革的性质，在危机时刻不同利益群体才更容易达成共识，同样，能源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也同样受到能源市场变化的影响。[※注]

张抗等人分析了2000年以来美国能源进口依存度和进口来源的变化及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文中指出，美国石油进口的首要来源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邻国（即加拿大和墨西哥），特别是加拿大。但是从欧洲、南北美洲、北非、西非的大西洋地区的石油总进口比例高达78.28%。无论从地缘油气还是从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看，大西洋供销区对美国的石油供应是既有发展潜力且相当稳定的地区。而2009年来自中东的石油仅占15.38%，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近几年西非占美国的进口份额可能超过中东。美国石油进口来源相对分散，且离本土较近，运输便捷安全。在进口来源多元化和供应安全上，中国和欧洲皆逊于美国。由此可能造成世界石油贸易的重点继续向东亚南亚转移。美欧对石油进口的需求持续走低，将迫使中东以及非洲南美的石油输出国向东亚南亚地区开拓新的出口目的地。[※注]

二 欧盟能源政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以下简称“欧共体”）的石油进口严重依赖海湾地区，多年来从海湾的石油进口占其石油总进口的60%以上，每次海湾局势动荡，都使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积极参与中东事务，扩大自己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增加对海湾国家的武器出口，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与海湾产油国扩大商品贸易，加强经济合作等，保证稳定的能源供应途径。80年代欧共体的能源政策主要体现在：（1）建立“内部能源市场”是欧共体能源政策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保障能源供应仍然是最关注的问题。欧共体努力保持能源供应的多样性，避免单纯依赖某种单一资源。同时，欧共体继续研究对付未来能源供应危机的方法和手段。（2）欧共体正在考虑替代能源战略，以便全面考虑保护和改善环境问题。（3）能源技术必须能够保证能源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的清洁。当时欧共体制定了一个“五年能源计划发展计划”，该计划涉及了能源系统效率、可再生能源与水电的发展以及煤炭的无污染使用等各个领域。（4）能源政策应考虑国际间的相互联系，加强外部发展贸易，增进了解，建立必要的国际合作意识。（5）能源政策委员会强调能源政策只有经过广泛咨询之后才能出台实施。其中实现“内部能源市场”是欧共体能源政策研究的中心问题。[※注]

许勤华认为，目前，实现能源一体化是欧盟的战略目标，通过实施共同的能源政策，建立统一的能源机构，整合内部能源市场，逐步实现共同能源外交政策是其能源政策的主要内容。今后，欧盟能源一体化将不断迈向历史新高，在共同能源战略、共同能源市场和共同能源外交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注]

三 日本能源政策

日本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特别是石油需求大幅增加，能否保证石油的稳定供应，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是否能达到中速增长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成为日本政府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由于石油大部分来自中东地区，而1973年的石油禁运，使日本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日本主要担心的不仅是油价上涨问题（即可以把油价上涨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去），而是石油的供给问题。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能源供给，包括：广泛开展能源外交，以求保证能源的稳定供应；逐步改变能源构成，实现能源的多样化；改变产业结构，减少能源的消耗；千方百计节省能源；开发近海石油和增加石油储备。[※注]日本政府为解决能源问题而采取的对策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如果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发展，尤其是中东、海湾地区发生有超级大国卷入的局部战争，或发生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必然使日本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俞培果认为，日本制定能源政策的目标是谋求能源的稳定供应，降低能源成本，并做到二者之间的平衡，争取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日本的主要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积极开展能源外交，搞好与中东产油国家之间的关系，力争在石油供应不中断的同时，努力开辟新的渠道；其次，增加石油储备；减少对石油的过分依赖。日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继续开发国内能源资源，加快开发利用石油的替代能源，特别是核能；积极推进节能降耗；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利用国际合作来解决其能源问题。2011年福岛核泄漏以后，日本的能源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1）不再新建核反应堆，加强对现有核反应堆的安全监管，运行到设计期满便退役；（2）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的产业地位，促进以太阳能、地热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3）努力促进核电技术输出，将自己的核电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注]

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能源政策研究情况看，虽然这些能源政策的目标、侧重点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些共同的趋势反映了今后世界能源发展的动向以及能源政策的新变化。其一，谋求石油的稳定供应，逐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其二，扩大煤炭的生产能力，提高煤炭的利用技术；其三，推进核能开发，积极发展新能源；其四，全面推进节能、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其五，能源供应实行多极化，不再单纯依赖于某种能源；其六，解除能源市场的管制，形成自由的能源市场；其七，努力开发本土资源，减少对进口资源的依籁；其八，实现能源定价的合理化；其九，更加强调能源与环境的关系，注重环境保护；其十，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此外，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主要消费国均趋向于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建立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政策评估，以及广泛的咨询研究。[※注]

第四节 能源消费研究与能源替代预测

一个社会经济越发达，优质能源消耗越多。相对于煤及薪柴而言，优质能源是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它们燃烧和使用过程易于控制，产生的污染较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年内，美国完成了从以煤为主到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1973年中东产油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引起美国巨大恐慌，于1973年通过了“石油紧急分配法案”，一直执行到1981年1月。这个法案的细节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基本精神是对国产石油价格加以管制，使其低于国际油价。为了满足国内需要而进口高价石油的负担按全国统一的比例由各个炼厂平均负担，即用国产低价油比较多的炼油厂须负担较多的高价进口油。成品油的价格则由成本核定。由于政府对油价的管制，美国国内的油价比国际市场低很多。

在针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分析中，侯邦安认为，（1）国际能源市场供需格局与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密切相关；（2）国际市场上主要能源产品总体上呈现供需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局面；（3）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不断下跌；（4）世界能源生产与消费及贸易具有相对集中性；（5）煤炭出口出现多元化格局。在未来能源供需的主要趋势包括：一是能源需求和供给量将持续增长，二是国际市场天然气需求将不断增加，市场份额将越来越大。在对世界能源需求和消费的预测中，他认为，亚洲和南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将导致这两个地区石油需求增长速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全球煤炭需求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是经济发展较快的亚洲和南美地区，未来煤炭消费量增加的主要领域是工业，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发电；天然气是增长最快的一次能源，需求和消费主要来自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核能发展将维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但核废料对人类的威胁使不少国家对发展核电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注]

姜忠尽则从能源替代的角度，探讨了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石油将不可逆转地逐渐让位于煤炭、天然气和核能；可再生的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的开发利用仍将继续受到重视，但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上仅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不可能起到替代性的作用。[※注]

对世界能源发展的中长期展望可能是从1977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第十次会议开始。当时的世界能源保护委员会向这个会议提交了第一个2020年世界能源平衡报告。在过去三十年内，国内针对全球能源消费趋势的预测或展望的研究极少。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类似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及相关分析。比如宋惪生、宋坤隆等对这一报告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这次预测把能源消费、需求、生产和贸易的增长速度建立在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上面，他们认为世界能源的消费和生产将由以石油为主体向依赖多种能源的多元化方向发展，石油的比例会逐步下降，而煤炭和核能将是石油的第一个替代和第二个替代，煤的世界贸易将逐步取代石油的世界贸易；天然气会较快发展，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水能和可再生能源则发展相对较慢；他们提出了诸如“三大能源消费中心”和“三大能源生产中心”，或许还有“第四能源生产中心”和“三大能源贸易赤字区”等概念。[※注]

如何有效地预测世界石油消费水平，一直是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是结论性的，对预测方法本身的研究很少。陈余生曾建立数学模型，通过石油消费特点分析，从国际油价、经济增长、节能、替代能源开发以及各国石油消费政策等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选用1961—1988年的历史数据作为样本对模型参数进行调整，最后从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消费增长较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石油消费增长缓慢，如果油价偏低，世界石油消费将以较快速度增长。[※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两次石油危机，使人们更加重视替代能源。在这一阶段对石油替代的研究提到了煤炭是第一替代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认为，煤炭氧化、气化和液化的发展将使煤炭工业的发展更有发展前途。

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煤炭继续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很多研究认为，煤炭将是21世纪替代石油的最好品种。石油依然是21世纪前五十年的主要能源，石油的供应和使用仍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人们更普遍认为煤炭是通向世界持久能源系统的桥梁，今后煤炭需求是持续强劲增长还是发生变化，取决于低排放能源的政策力度和更高效煤电技术的推广，特别是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推广，或其他综合利用技术的推进。蔡福安于1995年认为，到21世纪后半叶，煤炭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主要能源，这主要是由于煤炭是大规模发电的最可靠的燃料（目前全世界45%以上的电力是燃煤生产的），而且煤炭是最丰富、分布最广的化石燃料，但是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却受到环境问题的强力制约。在这一点上，煤炭的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天然气是一种优质干净的能源，因此天然气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地位将日益提高。水电、核能的前景看好，但发展缓慢。非常规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从长远看，将取代化石燃料成为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源。[※注]

20世纪最后几年，有学者对21世纪能源和消费进行了预测，主要结论包括：（1）经济增长将带动能源消费的区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占世界能源消费的比例将上升；（2）世界石油消费增长速度将放缓，但仍居主导地位；（3）世界天然气需求保持强劲势头，其中亚洲、东欧和中南美洲增加最快；（4）世界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将缓慢下降，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5）电力消费快速增长，可再生能源发展会有更好的市场条件，比重会上升。[※注]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研究更加细化，利用模型对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定量分析。相关研究认为，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一直保持平衡状态，但存在地区差异。亚太、北美、欧洲和苏联一直占有主要份额。近几十年，能源消费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亚太地区消费大幅增长；无论是全球层次还是国家层面，能源流动都集中体现为石油的流动；能源空间的收敛特征、能源消费结构演进和城市化发展都是能源产销差异和空间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注]

廖华、魏一鸣通过回归分析，认为世界能源消费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既体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体现在水平上和变化速度上，还体现在总量上和人均量上；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占全球消费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贫困问题依然相当严重，突出表现在人均用能水平较低、无法获得电力服务、煤炭和传统固体生物质能使用比较广泛等方面。[※注]

2010年以后，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今后经济和能源需求增长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以及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21世纪以来，在一次能耗消费构成中煤炭和天然气所占比例上升，石油和一次电力（主要是核能）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目前水电和核能仍是最大的非化石能源，两者合计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约为12%。尽管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来势迅猛，但基数很小，在21世纪前半叶化石能源仍将居主导地位。其中，张德义等认为，由于煤层气、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日趋成熟，使得非常规天然气的储量和产量迅速增长，2035年天然气可能占到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5%，从而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能源。[※注]

第五节 页岩气革命和美国“能源独立”研究

2010年后，国际诸多能源研究机构认为，天然气不仅是化石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变的“桥梁”，而且还可能是世界能源消费的终端资源。2011年，国际能源署的《世界能源展望》对天然气的发展情景进行了专门分析，出版了《我们进入天然气的黄金时代了吗？》特别报告。2012年12月，国际能源署在2012年的《世界能源展望》中又发表了《天然气黄金时代的黄金规则》特别报告，对天然气发展作出了更加全面的分析。该报告认为，天然气即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只有在盈利的情况下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对世界上储量巨大的非常规天然气（页岩气、致密气和煤层气）中的大多数资源进行开发时方可实现。但非常规天然气的未来发展道路上存在无数的障碍，特别是与其开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的担忧。为此，国际能源署开发了一套“黄金规则”，建议了一些原则，让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运营商和其他单位依次处理这些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这些“黄金规则”强调，实现完全透明开发与管理、对环境影响进行测量和监测、与当地社区进行接洽是解决公众关切的关键所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国外的研究也带动了国内对页岩气研究的重视，页岩气革命和由此带来的美国“能源独立”命题，成为2010年后国内世界能源学科研究的热点。

美国是页岩气革命的发祥地，从1982年开始探索性开采到2003年实现水平井开采，经过二十多年的勘探，2000年后勘探开发技术趋于成熟，虽然当年的页岩气产量仅为110亿立方米，在天然气总产量中仅占1.6%。到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跃升至1378亿立方米，占比达到了23%。由于页岩气产量的增加，2009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天然气生产国。这场页岩气革命对北美天然气发展和全球能源发展形成巨大冲击，推动了世界经济和世界能源研究学者的研究。高辉清认为，页岩气革命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发展具有如下重大影响：

其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加速美国“再工业化”进程；降低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推动经济与就业增长；改善美国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其二，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更大，北美地区可能成为匹比中东的新的油气供应基地。首先，北美地区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首位；其次，北美地区非常规天然气的技术可采量为世界第一；最后，除了非常规天然气之外，美国生物质能源和加拿大油砂矿都呈现快速增长之势；而中东地区能源战略地位相对下降。长期以来，中东都是世界能源版图的中心。然而随着北美能源地位的提高，中东未来将退居为亚洲的石油供应中心，而不再是世界石油供应中心。近几年来，美国一方面借助整个美洲能源供应增多的有利形势，加大从周边地区的石油进口；另一方面依托页岩气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减少进口中东石油。在1977—2010年，美国来自美洲进口原油占总进口规模的比例由10.7%大幅增至71.1%，而来自中东原油进口比例由27.8%下降到14.9%。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可以与中东石油脱钩。随着美国能源供应渐渐回归美洲，欧洲能源供应越来越趋于多元化来源，中东越来越像是亚洲人的中东，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东石油消费的主力。

其三，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不仅影响了美国经济与世界能源市场，而且影响了国际政治。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影响将越来越显著：（1）能源将成为军事力量之外美国推进全球霸权的第二个武器；（2）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统治地位将被削弱，战略重心东移速度将加快；（3）天然气生产者卡特尔组织难以形成。[※注]

从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承诺采取措施实现“能源独立”，但普遍进展不利。然而，随着2005年后美国水平井钻井技术和分段压裂技术的广泛使用，页岩气产量大幅增长，使得美国天然气供应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具有出口能力，同时，致密油产量快速提升。美国确实经历着二十年来油气产量的最快增长。这是所谓美国“能源独立”的主要背景。

周云亨、杨震则从能源独立的动力、能源独立方案和能源独立的限度等方面阐述了美国能源独立的可能性和面临的问题。当时“页岩气革命”概念刚刚兴起，因此，他们认为能源来源多样化是扩大供给的关键，同样也意味着开发非常规液体燃料的多样化。在扩大国内常规石油供给方面，美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国内的石油生产潜力转变为现实。在扩大国内非常规液体燃料供给方面，美国有页岩油、煤制油、生物制油等多个选项，当时未提到日后大放异彩的页岩气开发，而气态能源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页岩气、煤层气和致密气）和油砂可能是未来解决能源危机的关键。

该文认为，美国人所追求的“能源独立”战略是在三个彼此竞争的目标之间作出选择：供应的稳定性、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价格的可承受性——追求海外能源的稳定供给会对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构成一定的制约；强调能源自给自足意味着本国的石油、煤炭等资源的开采受到推动，这有悖于环境保护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将会增加能源供应的经济成本，以致削弱美国经济的竞争力；维持低廉的价格将会鼓励能源的过度消费，同样不利于环境保护，并可能导致未来供应短缺。因此，是一个较难满足的目标。同时，在一个日益走向相互依赖的时代，美国寻求“能源独立”的举动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世界石油市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即便美国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供应中断同样会影响美国的石油价格。因此，与其说“能源独立”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能源政策目标，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大箩筐，美国人民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往里面装东西。其实质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能源政策宣言。[※注]

朱凯将美国能源政策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能源政策是“石油需求管理”，以节能为主。主要目的是在石油危机时期实施价格管制以稳定经济，危机后鼓励国民节约石油消费、提高石油能效标准、减少石油发电、通过重建石油市场管理石油供需，辅以财税补贴、发展替代能源来降低石油消费总量；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的八年，能源战略的重点放在“能源供给扩张”。主要是在提高战略石油储备的同时严格控制使用战略石油储备，鼓励本国石油公司到海外进行油气开采和投资，全面推进替代能源/新能源的研发和商业化；第三阶段则是奥巴马上任以后，主要政策是“发展替代能源”，引领一场安全、绿色、经济的“绿色工业革命”。主要措施包括：（1）在美国国土上寻找和生产更多的油气；（2）通过更清洁的替代燃料和更高的能源效率，全面减少美国对石油的依赖。而页岩气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为美国“能源独立”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美国页岩气从开发到成功，经过了近二百年历史，特别是过去三十年的艰苦发展过程。页岩气革命在美国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包括立法、税收支持、资金支持等方面。据估计，美国政府先后投入了60多亿美元进行非常规气勘探开发活动，用于培训和研究的费用达10多亿美元，包括拨款、贷款和担保、培训资助、科研资助和勘探直接投入。但即使这样，也曾一度因开采困难而被放弃。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企业家精神和鼓励竞争的宏观体制，围绕页岩气开采，美国形成了一个技术创新特征明显的新兴产业，带动了就业和税收，并已开始向全球进行技术和装备输出。[※注]

张茉楠判断，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出现拐点，随着近海油气田的开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新能源的开发，美国对石油的过度依赖程度逐步降低。2010年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49.2%，自1997年以来首次降到50%以下，并且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其中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的成功开发则是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出现拐点的重要突破口。其次，1949年以来美国首次成为世界成品油净出口国。再次，随着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加之经济衰退引发的消费乏力，使美国石油需求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持续下降。最后，逐步摆脱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近年来美国石油供应呈现出向本土及周边地区收缩的态势，墨西哥湾等海上石油产量增加，从美洲进口石油的力度加大，从而逐步减少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因此，美国的“能源独立”取得了重大进展。[※注]

2011年国内关于美国页岩气革命和“能源独立”研讨活动和研究文献迅速扩大。有人认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可能是类似房地产的一场“泡沫论”，或类似里根政府时期星球大战的“阴谋论”，但是，能源领域的专家始终认为，页岩气大发展，无论从地质理论突破、开发技术与经验、商业模式创新和调控角度看，都是一场革命。

2012年，徐小杰关于美国“能源独立”的研究认识在国内报刊发表，其中，他的《美国能源独立趋势和全球影响》一文从美国石油、天然气的供需变化、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等多方面，深入分析了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原因和对美国、北美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同时从美国油气自身产量的未来趋势和原油进口来源国家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美国页岩气、致密气、加拿大油砂和墨西哥深海油气开发的推进，他认为，到2020年美国不仅将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和更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且可能推动北美地区发展成为世界石油供应的“新中东”（即石油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25%左右）；他坚持，美国页岩气的发展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泡沫”和阴谋。他在文中认为，“能源独立”是美国国内能源自给率上升（或对外依存度下降）趋势的一种反映，不代表未来美国能源战略走向独立的倾向和政策方向。但是，美国的“能源独立”发展趋势，对美国经济复苏、对北美地区和全球石油供应、全球能源经济、全球地缘政治及未来制定能源政策都产生重大影响。[※注]

第六节 石油地缘政治研究

在世界能源研究过程中，地缘政治因素和地缘政治分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缘政治学家一直强调的，世界是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注]油气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和空间分布特征，必然与地缘政治的视角、方法和有关理论结合，特别是石油权力的争夺、维护和均衡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特征。这是地缘政治走向“油气地缘政治”的基本原因。徐小杰根据1995—1997年在北美地区和2002年在欧洲对油气地缘政治的访问研究，于1998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文版）和《石油龙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英文版），初建了研究能源／油气地缘政治的基本体系。其基本观点是：

从地理上说，世界若干油气供应中心（即从马格里布以东到波斯湾、里海、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直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油气资源蕴藏带与供应带。这一地带的天然气的剩余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73%，石油的剩余探明储量占65%以上，堪称欧亚非大陆“石油心脏地带”。[※注]这一地理特征对于常规油气资源来说依然不变。

在冷战时期，上述“石油心脏地带”被东西方势力分割成为若干个地区性的供应中心，如中东地区被西方势力控制，里海中亚成为原苏联的“南方”原料供应地。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独立以及俄罗斯自身的对外合作，这些地区成为世界新的油气供应中心，并与波斯湾和西伯利亚连成了一个巨大的石油供应地理带，组成“石油心脏地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油气地缘政治格局的第一次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对世界油气投资、贸易、价格具有重大影响，实际上确定了冷战结束后欧亚油气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可以说，俄罗斯、中国、欧洲以及美国等世界大国和地区势力与这个“石油心脏地带”紧密相关，并且这一地带具有越来越大的依赖和影响。

围绕着这一心脏地带，在其东边和南边的中国、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油“需求月牙形地带”，也就是亚太地区油气需求地区市场；而在心脏地带的西边，即欧洲地区形成了西边的“需求月牙形地带”。中国既是东边“需求月牙形地带”的核心，又直接连接着心脏地带，是心脏地带油气通往亚太地区的陆桥，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注]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徐小杰认为，以上油气地缘政治版图发生了如下新的变化，在其2012年出版的新书《石油啊，石油——全球油气竞赛和中国的选择》中，对此有了新的阐述：[※注]

一是，石油心脏地带中的波斯湾地区依然具有最突出的油气资源地位，常规油气储采比最高，而且具有突出的剩余产能（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2025年前欧佩克的石油增长空间比非欧佩克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今后五至十年内最明显的增长将来自伊拉克。按照目前该国对外招标和合作计划，至少在今后的五至六年内年产量将由目前的1亿吨提高到3亿吨。但是，在非欧佩克地区，里海地区、巴西海域和几内亚湾也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今后五年内，巴西的石油产量翻番到300万桶／日甚至更高的水平是有资源保障的。

二是，需求月牙形地带中的欧洲对石油的需求趋于成熟和下降。近十年该地区的石油消费增长速度为-0.16%，而同期中国和印度的石油需求增长为6%和4%，天然气消费增长率为16%和8%以上。有关专家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石油消费需求将增加50万桶/日，即每年2500万吨。印度石油需求每年大约增加12.6万桶/日，约为600万吨。其他的亚洲国家每年大约也增加600万吨。中东地区本身也是一个较大的石油需求中心，约30万桶／日，每年约增加1500万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加起来，相当于100万桶/日，即每年要增加5000万吨的石油消费量，其中中国约占50%。相比之下，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的年均石油需求量下降了6000万吨，消费总量由最高峰的2.8亿吨降到2010年预计的2.2亿吨。[※注]

三是，处于需求外月牙形地带的北美对石油的需求处于饱和，近十年石油消费下降0.17%。金融危机以后需求明显下降。美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逐步下降。

四是，除了以上常规油气供需变化外，近十年来，北美地区的非常规天然气开发速度明显加速。2000年美国的页岩气产量仅为101亿立方米，2009年却达到了900亿立方米，2010年上升到了1378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增长趋势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天然气供应状况和能源结构，而且使北美成为全球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和生产中心，挑战传统的石油心脏地带，特别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地位。

五是，深海和极地地位上升。目前美国墨西哥湾的石油产量达1亿吨以上，占国内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今后五年内，由于盐下资源的贡献，巴西深海石油产量可能出现翻番，达到300万桶/日，甚至更高的水平。同时，里海、西非和北极海域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深海和超深海的油气开发已经成为势不可当的方向。

这些油气地缘政治版图的变迁使得诸多油气资源国和消费国不得不调整各自的油气发展战略和政策。首先，俄罗斯作为最大的非欧佩克产油气大国，处于石油心脏地带的核心区，正在极力维持和提高本国的油气产量，同时向海域，特别是北极海域延伸；中亚地区在确保周边油气供应安全的同时，加强石油外交力度，为油气出口合作创造良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其次，中国和印度的油气勘探开发方向在由中东地区边缘向波斯湾地区的核心区（特别是伊拉克和伊朗等）突破，同时由北非地区向西非地区，由南美的委内瑞拉向巴西延伸发展。通过油气合作，中国逐步提高获取国际油气资源的能力。而美国正在争取减少对石油的过分依赖，减少石油需求增长，积极推动非常规油气开发的步伐。总之，石油心脏地带内部资源集中化，全球油气资源出现板块化，深海、非常规资源挑战传统油气供应和消费结构。这一趋势向人们展示了冷战结束后的第二次重大变化。

上述基本观点在国内石油地缘政治研究中被多次引用。张抗在徐小杰1998年地缘政治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从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期世界油气“供应中轴”的概念。所谓“供应中轴”是指在欧亚大陆中部从中东经中亚（里海及两侧）到俄罗斯伏尔加—乌拉尔油气区和西西伯利亚的北东向地带。展望21世纪中后期，这一地带将向东扩展到俄罗斯亚洲部分东部及其相邻的北冰洋（北极海）和西太平洋的边缘海盆地，并进一步与北美洲北部及相邻海域的油气区相连，届时的油气供应区将呈现“中东—中亚—俄亚洲部分—北美北部”的一个新月形地带。目前的油气供应中轴向其两侧输出油气，构成了世界油气贸易的主要流向，并与西侧组成大西洋油气供销区，与东侧组成亚洲和太平洋供销区。油气供应中轴向西的大西洋油气供销区的特点是：（1）区内油气自给性强；（2）油气来源相对分散且对中东的依赖程度降低；亚太油气供销区的特点是：油气对中东的依赖性较大；石油消费需由外区的补充供应得到满足。[※注]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能源战略研究咨询小组的报告就曾指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能源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相应变化。目前，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呈现美国力图确立主导地位、能源供应的“三分天下”、东北亚地区能源需求量明显增加的总态势。石油生产、运输、储存的安全保障，石油供需、石油市场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将成为未来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他们认为，欧佩克、非欧佩克产油国和伊拉克石油将是未来石油供应的三大主要来源。虽然伊拉克局势的动荡使其恢复石油产量的预期不明朗，但美国仍会力促伊拉克重返国际油市，以便达到取代沙特、打压石油输出国组织、制约俄罗斯的多重目的。

美国和俄罗斯是石油地缘政治中的大国，美国用以确立新的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秩序，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石油战略主要内容是：抢占石油地缘战略支点，打压、削弱甚至终结石油输出国组织，强化美俄能源合作，全面控制中亚、高加索、里海石油区，抢滩非洲石油，开发北美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石油资源，扩大战略储备，控制国际石油运输线，干扰其他石油消费大国对世界石油储藏区域的投资、开发以及输油管线的建设，扼制有损美国石油利益的恐怖活动。在世界油气市场巩固俄的地位也具有战略意义。[※注]

陈枫楠等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能源出口国—过境运输国—进口国的能源利益双循环模型和以跨国公司、政府、国际组织为载体的地缘政治体双循环模型，最后将两者叠加，得出了能源与地缘政治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出口国、进口国、过境运输国分别通过提供国际公共品、获取能源的手段、受控制程度来影响地缘政治体系；而跨国公司、政府、国际组织分别以投资、外交主动权、国际话语权作用于能源体系，形成了能源和地缘政治的互动。[※注]

第七节 能源安全和能源治理研究

能源安全是各国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标。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能源供需环境，具有不同的能源安全诉求。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能源安全的认识逐步更新和发展。

我国能源安全的早期认识来自西方能源消费国家。传统的能源安全观侧重能源的稳定供应，因为稳定供应对于能源消费国或能源进口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能源安全也具体体现在稳定供应源、稳定供应通道和稳定供应价格上，防止供应波动或供应中断。这些诉求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变得更加突出。为此，1974年应美国基辛格提议，OECD成立了以建立和协调石油战略储备，防止供应中断为初期目的的国际能源署（IEA），同时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舆论，将供应安全视为能源安全的核心。国内学者基本接受这一观点，并作为研究基础。2003年吴磊等国内学者对中国能源（特别是石油）安全现状和趋势作了国际关系理论分析，重点在于确保稳定供应。[※注]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由于短期内亚洲石油需求迅速萎缩，超乎中东石油输出国的预料，使得中东石油输出国蒙受了意外的巨大损失，即使是沙特阿拉伯的外汇收入也迅速递减。石油输出国开始感受到了市场迅速缩减带来的压力，准确来说自消费国或进口国石油需求不稳定引发的危机。这一危机冲击了传统的能源安全观，推动了传统能源安全认识的转变，即为了确保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安全，石油消费国必须确保石油需求的稳定，而且这种需求稳定，是确保稳定供应的前提。为了确保供需双方的能源安全，徐小杰在1997—1998年将能源安全认识由单纯的供应安全转向供需互保的安全，并在2002年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为21世纪以后全球能源安全观的基本内容。[※注]2012年，史丹主编了《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书中对北美、欧洲、中东非洲、俄罗斯中亚、东北亚、亚太、拉美等地区的能源局势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建立广泛的、正常的能源经贸关系是维护能源安全的基础，但是能源安全的内涵要与时俱进，能源安全不仅意味着供应安全，更包含了资源掌控、生产供应、消费需求、价格主导、运输安全、高效清洁使用等多个方面”，对能源安全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国际化，国际能源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一国的能源安全与他国的能源安全相互连接，成为地区性和全球性能源安全体系的重要方面。这一趋势与各国不断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强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越来越成为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重要内容是一致的。地区能源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涉及在能源合作中的多方合作利益。这些内容发展于90年代初，包括亚太国家国有能源企业的跨国经营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兴力量，参与双边和多边合作成为地区和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为此，2009年和2011年国内学者和政策研究专家陆续将上述“合作安全”的理念输入到参与的国际合作研究过程中，成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合作关系，确立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关系准则的重要补充。[※注]

在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时，中国就把这种“合作安全观”写到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法律文件之中。这是中国继50年代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再次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外合作的积极姿态和认识。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上，明确采纳了“合作安全”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学者对现代能源安全认识的贡献。这些认识也是对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理论的重大贡献。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能源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较大深度的研究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开始。2012年徐小杰牵头所做的国家能源局“多边能源合作机制”课题研究认为，能源治理从行为体角度看，体现为多边能源合作，从层次上看，有地区层次的能源治理（如中非合作、上合组织合作、亚太地区合作都是地区性合作）和全球层面的能源治理（如联合国层面和G20层面的治理）。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的能源组织具有全球性，如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这些组织间的全球对话日益发展，非西方国家也积极参与，全球性日益增强，比如国际能源论坛是中国等许多国家积极参与的全球能源对话与交流平台。

从制度建设类型看，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种治理类型。制度性治理是有形的治理，有固定和明确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要求，有些多边组织受制于条约或宪章（如能源宪章），有些多边治理体系仅为会晤性的、非条约约束但层次较高的组织或合作机制（如G20），有些暂为松散型的会晤机制（如金砖国家），有些甚至仅为一些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推动、有关国家认可的规则或原则（如承认“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国家群体等）。

从运作方式看，有政府主导的政府间的区域性组织（如上合组织），也有国际机构、公司或非政府组织推动的地区合作组织（如上合组织下的能源俱乐部等）。

从合作机制及其发育程度看，地区合作易产生约束性的能源条约、规则和制度，也会形成不同约定力的共识、认同和规则。这些成果构成能源治理的内容。所以，能源治理机制是对地区合作关系和运行的约定，是推动交流、对话和资源、经验与利益共享的做法、规则、惯例，也包括解决可能的冲突或应对危机等情况的办法和规程。这些治理机制在不同层面和类型的能源治理中发挥作用，逐步形成能源治理体系。

徐小杰认为，现有的全球性和地区性能源治理秩序多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于90年代。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这些能源治理体系进入了调整期。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目的基于本国能源发展利益与国际合作责任和承诺，促进中国与世界能源对话、互动，提升全球能源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