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在20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以中国和苏联、中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该研究领域的诞生和迅速崛起，缘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性。苏联、中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发生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就实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建构，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个缩影。这其中的巨大变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因为这一制度变迁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使得转型经济的学术研究对象能够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加以区分、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加以研究。

一 转型经济学的形成

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与其研究对象的现实进程密切相关。从学科的角度看，转型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过渡、转型、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试图解释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经济体制与制度的转轨与新制度的形成特点，其研究对象是苏联、东欧及其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转型。[※注]中国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具有不可逆转性、过渡性和阶段性等特征；代表经济转型的阶段性转换的标志，可称作经济转型进程中的“转折点”。[※注]

对于转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分期，我们主要依据转型国家的经济改革、经济转轨、制度变迁、市场经济制度确立、新制度安排、经济增长与发展状况等加以综合考察。

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的体制改革时期：转型国家中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批判。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先于苏联。1978年以后到80年代，中国率先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探索新的经营方式、走向市场经济等方面起步更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学者们较早地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体制进行了学术批判，其视角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看苏联经济改革及其经济模式的弊端。

苏联的经济改革探索自1957年赫鲁晓夫推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三自一全”，其经济改革历经大约三十载。这期间，还应看到，当时无论是苏联或是东欧国家，尚无人提出根本取消公有制和实行非国有化与私有化以及完全的市场经济。最终，苏联政府当时所提出的各种诸多改革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我国学者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苏联经济弊端及其改革失败原因的探讨。一些学者对于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弊病进行批判，认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一些经济学家就曾提出比较激进的经济改革理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领导人和主流经济学界为这一改革定下不触动原有管理体制的基调，并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市场经济在理论与实践中不被接受。例如，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方面片面强调计划的决定性作用，未能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否定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因而造成经济管理过分集中；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弊病，是管理机关的严重官僚化，存在着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尖锐对立。[※注]还有学者提出，苏联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最主要弊病集中于产品经济模式，产品经济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国家化。这是上述种种经济矛盾的重要根源。由于苏联对旧体制基本矛盾缺乏深刻认识，改革始终未触动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使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这就决定了苏联经济改革只能是方法性的、修补性的。

第二，苏联粗放型经济导致短缺经济和经济危机的形成。苏联时期，在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和障碍机制，其中，苏联粗放型经济和短缺型经济曾受到了学术界的广为批评。至于其原因，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苏联当时的扩军备战和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持续冷战的国际环境，也是苏联当局奉行军事优先行动准则的背景。苏联粗放型经济的突出弱点是投入多而产出少。在战前的国家工业化时期，苏联经济曾是高速度增长的，但效益却不高。在西方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苏联的粗放型发展的弊端和矛盾日益突出，从而使苏联经济的速度与效益不断下降。苏联在“二战”后经济发展的衰落说明，“消耗型”的粗放发展道路必然招致短缺经济和经济停滞，最后出现经济危机。[※注]还有的学者采用总和要素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方法，得出苏联经济增长轨迹自始至终都是低效率的结论；提出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五点因素；苏联经济增长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以此说明，苏联模式的经济从来就不是求发展、高增长的路径。[※注]

第三，苏联解体后，我国很多学者提出并论证：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改革的失败是苏联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没有能够触动其传统经济体制，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病根深蒂固，并未得到改革。几十年来，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的苏联经济体制模式不仅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其矛盾和弊端日益加深，这种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在于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商品经济的范畴，视作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以排斥，把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任务，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及衡量企业和各级经济组织经营成果的根本尺度。[※注]也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体制老化，缺少经济活力和动力，改革又推不动，是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提出、经济非国家化和私有化的推行，标志着原体制模式的彻底瓦解。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有学者提出，被统称为“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弊端，国内外学术界曾有过详尽的评述与概说。我国学术界多从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概括；西方学者则认为它是一种共产主义模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军事经济、集权体制、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等若干种界说。实际上，苏联型经济体制可以归结为“准国家化”的经济体制，即指经济体制的设置、结构、管理、运行及其目标，都服从于国家特定的政治目的，用国家政权——行政机制的强制力、而非经济竞争的压力推动经济运转；国家政权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政治权力取代或排斥了经济权力的独立性，是追求国家政治利益而非经济效益；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国家化使国家能够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垄断，导致社会丧失前进动力和体制效率，这乃是苏联经济瓦解的根源所在。[※注]

从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的角度，有学者分析指出，相对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政治路线，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改革长期推不动，使苏联经济体制丧失生机；二是苏共不注意自身建设，逐渐丧失了先进性和生机。这两者结合，导致了苏联政治经济总危机。苏联经济改革之所以长期推不动有多方面原因，最大的阻力还是苏共自身的特殊利益集团，它既是其经济体制丧失生机的根源，又是苏共蜕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注]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市场经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是转型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时期，也即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阶段。转型国家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而且也在实践中探寻适合各国国情的转型政策、路径、理论与目标。在这一转型初始阶段，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休克疗法”推行，计划经济瓦解，市场经济初创。转型启动后，一些国家进入了“制度性危机”和“转轨型衰退”的时期。在前苏东国家“休克疗法”全面推行，随之出现了深度经济衰退。由于制度结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剧烈重构，造成转型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动荡。从俄罗斯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看，俄罗斯和中东欧经济“转轨型衰退”最为严重，经济大幅度下降并几近崩溃。这一时期，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同时发生制度性变化，中国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推动下，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基础，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于俄罗斯和中东欧，特别是被肯定的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中国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而是表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这使得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俄罗斯和中东欧经济转轨问题时，不仅对俄罗斯和中东欧经济转轨的进展、问题、现实及其绩效进行研究，而且也对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的经济转轨进行比较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及国际研究的基本看法主要是，肯定中国的被称为的“渐进式”的转型道路，并分析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的转型路径与“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

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一时期是大多数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市场经济的政策、路径与国家发展取向都已确立并开始运行的时期。这一时期转型国家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是：（1）尽管各国的转型政策与策略、发展路径与制度模式不尽相同，但大多数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框架已经确立；（2）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制度框架与市场环境基本形成；（3）转型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运行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走出了“转轨型衰退”并实现了经济增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更多国家加入世界经济组织并融入全球经济。标志性事件是：东欧10国加入欧盟；俄罗斯确立了普京新政，以及治理国家的“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美国与欧盟等国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一时期转型国家的经济实绩看，转型国家中的中东欧、俄罗斯等国已经摆脱“休克疗法”，确立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与道路。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中后期，或者也可以说，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这一时期，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成为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学者们逐渐对经济转型的方式、道路、理论、发展前景等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在看法上，人们不再强调“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模式和唯一的方法”，因而，一些学者开始超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的争论，而更多地关注在转型可行性中的多种可能及其选择的条件与背景。在研究范畴上，学术界较多地关注对经济转型自身的理论解释，将研究重点从转型的制度变迁转向渐进运行层面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的稳定。[※注]一些学者提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所表现的多样性，使经济转型的收益变得不可确定，这导致经济转型结果的不确定性。[※注]另外，在这一时期，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理论上说，随着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化与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转型国家逐渐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在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将主要的问题集中在转型是否已经终结，以及转型经济学的未来定位方面。但是，对于转型是否已经终结这一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与转型国家的现实中，始终存在着分歧。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和中东欧个别转型国家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与下滑，一些国家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学者重又质疑这些国家的转型是否终结的问题。这里值得讨论的是，转型后的国家经济出现波动与经济增长下滑，是否可以将其原因归结为转型尚未终结，能否将经济波动作为衡量转型终结的标准？如果说正常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经济波动和危机的表现，那么又如何看待转型国家所出现的经济波动与下滑现象？

二 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和重要分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它的形成背景、研究主体和特殊目的所决定的。究其实质，转型经济学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与转型问题，是研究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过渡，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与制度的变迁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包括过渡与转轨的方式、路径、绩效、模式与发展前景等。

什么是“经济转轨”？我国的学者们对于经济转轨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具有基本共识的几点是：（1）经济转轨特指20世纪人类社会中一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运动，尽管各国进行经济转轨的初始经济条件有差异性，但引发经济转轨的基本原因是相同的，即长期的经济低效率和经济增长停滞；（2）制度结构作为经济转轨的因变量，意味着从一个旧的制度结构过渡到一个新的制度结构。尽管各国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尽相同，但总体目标是相同的，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3）经济转轨启动后，各国争取尽快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均衡的制度安排。[※注]这样的经济转轨是由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的、有目的受控制的经济及其制度的变迁过程。

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与转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根据这一过程看，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于经济转轨的研究主要围绕各转型国家转轨的过程、政策、路径和现实进行研究，其重点是转轨初始阶段的“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或者也有的称为“四化”，即其中还包括“制度化”）。20世纪末期，随着中东欧和俄罗斯宪政制度的确立，对于与转型相关度最高的制度（Institution）问题的研究，则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制度变迁是经济转型的最基本内容，“经济转轨是在实质性改变旧制度的基础上，引入全新制度安排的过程”，[※注]因而也是经济转型理论研究的重点。当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基本实现后，一些学者仍然强调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特有概念，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研究，扩展到更为宽泛的研究内容。这之中，转型的概念已经从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即市场化，扩大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即现代化；经济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即国际化，[※注]等等。

在学术表述与研究中，一些学者在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转型的初期以及对不同的国家，没有对改革、过渡、转轨与转型这几个概念严格区分。这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期，中国甚至国际学者们都对计划经济改革和过渡的方向不确定，不能断定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对于苏联和东欧，改革与转型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改革”一词，在苏联东欧国家指的是对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一改革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东欧和苏联就不断进行探索，但主要的目标是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并不具有“市场经济”的明确目标指向。在苏联剧变前（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用经济体制“改革”一词，但从叶利钦时期开始，俄罗斯开始采用经济体制“转型”。叶利钦的解释是，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转轨是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显然，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推行的是转型。[※注]中国在80年代所进行的改革也是针对指令性计划经济。在20世纪末期，当转型国家普遍认识到“改革”已经不能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端，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阶段和改革的终极目标，在转轨的实践中，向市场经济转型并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时，转轨和转型的概念最终被转型国家所接受，市场经济成为转型各国替代计划经济的新制度安排。在学术研究中，“转型”和“转型经济学”的广泛使用，是在著名学者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问世之后。以后时期，当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基本确立、中国学术界开始讨论转型是否终结的时候，我们认为，“改革”、“转型”等词语的运用，已经不是原生意义上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具有了更为广泛、更加宽泛的内涵和意义了。

三 转型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从经济改革的一般意义上理解，转型国家出于计划经济的效率困境和体制弊端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运行的改革措施，这是经济转轨和转型经济学的源头。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演进路径看，大致经历改革——过渡——转轨——转型——制度变迁——新制度的建设与确立这样的大致过程。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不同的转轨经济学家对改革、过渡、转轨与转型等概念作过界定和区别，从学者们对这些基本概念和内涵的解释来看，第一，所有概念皆指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并实现计划经济的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第二，它们的内涵都带有市场化的共性，即特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与转型过程；第三，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所有制改革和宪政制度的改革、价格和贸易等的自由化、构建市场经济制度；第四，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两个重要方面：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

中国学术界对于转轨、转型的研究，不仅是对于中国、俄罗斯等国转型实践的总结，同时也受国际学者关于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与观点的影响。诸如“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等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国内转型经济学研究的走向。对于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学者及其观点是热若尔·罗兰2002年出版的《转型与经济学》，由于其中对中国的经济转型给予了较大篇幅的肯定性论述，因而受到中国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转轨经济学研究向转型经济学研究的转变。另外，从对中国的转型与市场经济质疑的方面看，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批评了被许多转轨研究者所忽略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认为渐进主义观点之所以占据优势，是源于经济学家对宪政转轨与经济转轨的认识。[※注]同时，一些国际学者用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来解释中俄两国不同的转轨道路，这引起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问题的激烈论争，以及对中国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通常涉及几个重要的概念，即：改革、过渡、转轨和转型往往被研究者加以运用。一般看，人们把关于经济转型范畴的研究，称为“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或者“转型经济学”，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对于这几个概念进行了细分，对于转轨与转型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阐述。一些学者列举邹至庄的论述，认为转轨与转型都是研究经济体制的变化。区别在于，前者传递的概念，是经济处于一种向某种理想状态，如特定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暂时状态；而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转型的过程，并不包含一个众所周知的最后阶段的概念。“转型比转轨能更好地描述中国经济的变化，转轨是指改革过程将达到一种明确的和最终的状态”。[※注]

总的来看，从共性的角度，更多学者认为，改革、过渡、转轨和转型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过程。以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的目标取向为例，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转型具有明确的市场经济制度目标。第一，实现经济自由化，消除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和对资源的垄断。第二，推动制度变革。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包括：一是通过私有化改革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保护所有者的权力；二是形成市场经济下的行为主体；三是制定市场经济活动规则，并颁布相应的各种法典和经济法规；四是建立国家调节经济的制度、原则和法律。第三，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结构，包括各种类型的市场体系。第四，形成开放型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第五，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第六，促进经济非垄断化和鼓励竞争。第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注]

从差异性看，研究者在对于经济转型问题进行学科综述的过程中，都会涉及对于这些概念的解释，由于学者们对各自阐述的问题角度不同，对于这些概念的认识也有差异。有学者指出，由于转轨和转型都是围绕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引发的经济现象，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使得国内外转轨和转型混淆使用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于其中的共同内容和不同主题区分不够明确。因此，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领域存在严重的理论观点混乱的现象。[※注]有分析指出，改革、转轨和转型有不同的内涵，转轨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有不同的理论范式和研究对象。它们各自所凸显的重点并不相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