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国内出版界不时有翻译国外经济史方面的成果问世。当时的几个特点是，以翻译苏联学者著作居多，间有译自英文和日文的译著；多数翻译作品原文出版时间较早，包括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并以个人单本著作为主。一项统计显示，1949—1965年，国内出版外国经济史自撰著作数为24部，翻译作品数为63部；1966—1978年自撰数为8部，翻译数为零；1979—1989年自撰数为80部，翻译数为77部。[※注]若看1978—2013年这个较长的时期，外国经济史领域中翻译作品数目估计大大超过自撰作品数目。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翻译和出版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数十家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几百部经济史著作，包括经济史理论、经济史过程、经济史文集和经济史统计等。众多国内学者和知识界人士都参与到国外著作成果的中文翻译工作中。一大批篇幅巨大、集体编写和成序列的国外经济史成果被移译到国内。它们有效地帮助了国内学术界缩小知识和信息差距，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史学术研究工作。

商务印书馆长期致力于国外学术名著移译事业，也曾在经济史领域有显著贡献。后来收入该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经济史著作就有多种。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下册，51万字）[※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册，88万字）[※注]和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中下三卷，字数合计超过150万字）[※注]等。

不列颠经济史学家克拉潘（J.H.Clapham，1873—1946年）似乎特别值得一提。他多少是马歇尔的同时代人，他的著作或许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古典经济学”思想风格对经济史研究和著述的深刻影响。其个人巨著《现代英国经济史》分为三卷，上卷“早期铁路时代”，覆盖1820—1850年；中卷“自由贸易与钢”，覆盖1850—1886年；下卷“机器与国家的竞争”，覆盖1887—1914年。自称不写“经济意见”，而写“关于经济史实的历史”的克拉潘，在这部著作中，通篇是有关经济事实和经济政策的细节描述，可以说达到了后来一些学者所说的“描叙型经济史学”的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经济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计量经济学或量化分析方法，而在专业研究领域中，单纯的描述方法不再通行。

由意大利学者卡洛·M.齐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或许是这个时期国内较早翻译出版的大型系列外国经济史著作。[※注]连同统计附录和参考书目，全书约有200万字。该书由来自多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集体编写，覆盖时间范围从中世纪到1970年。书中的篇章不按照通常的国别来分设，而是按经济专题，例如各个时期中的人口增长趋势，技术革命特征，需求及其结构，贸易和金融，政府经济政策等等。这种对欧洲经济史自中世纪以来的“混合式”的编写方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们力图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大趋势，并试图说明这种经济一体化在欧洲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由不列颠经济史学者M.M.波斯坦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如其他“剑桥史”丛书序列一样，堪称超大型学术成果。[※注]该书第一卷初版于1941年，第八卷亦即最后一卷出版于1989年。中文译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几乎一次性出齐，合计字数超过800万。全书一百余章分别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撰写，其中一些章的不同节亦由不同国别的学者供稿，甚至有同一章的参考书目也由多位学者分别提供。这充分体现了主编者力图博采众长和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也可以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内跨国学术合作的一个典范。近年来大型著作的跨国合作事例越来越多。

《剑桥欧洲经济史》从古代欧洲（罗马时期）开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各章题目既有跨国的专题，例如欧洲地区的农业技术和国际贸易等，也有国别和地区。在国别覆盖范围，这部著作显然力图做到尽可能详尽，不漏掉小国以及一些已经消失的国度（例如奥匈帝国）。而且，在19世纪后半时期以来，几个被认为与欧洲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也被涉及，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如主译者王春法所说，这部著作显然是“描述性经济史”的一个代表。此外，这部著作毫无疑问也是一部“欧洲经济史百科全书”。

在篇幅上，《剑桥美国经济史》比《剑桥欧洲经济史》略小，但也是一部大型集体性著作。[※注]该书英文由S.L.恩格尔曼和R.E.高尔曼主编，分三卷于1996到2000年出版。中文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一次出齐，合计字数超过270万。如主译者高德步所说，这部著作因其编写时间相对较近，较多地吸收了当代经济史学家运用“新经济史学”或叫“计量经济史学”方法的成果，因此对诸如奴隶制和铁路兴起的经济作用等经济史上常见问题的评价有着不同以往的看法。三卷本的45章分别由该题目上有重要学术成果的研究者撰稿，可以说是前沿研究的一个学术荟萃。多少与《剑桥欧洲经济史》一样，《剑桥美国经济史》主编者也有一个宽广的视角，不仅在早期部分辟有专章论述北美殖民地的非洲背景和欧洲背景，而且在后来的19世纪和20世纪部分中也有专章讲述加拿大经济史。

近几十年来，编写和出版大型工具书和参考书似乎成为国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一个时髦。国内曾在20世纪80年代影印出版了《美利坚经济史百科全书》。该书由Glenn Porter主编，英文原版出版于1980年，收录70余个词条，每个词条均由一位素有研究的专家撰写，译为中文字数在1万—2万。据主编者介绍，这是汇合“新”与“旧”经济史学的成果，只重词目的意义和影响，不重撰写者所用方法。该书词目范围十分宽泛，除了常见的经济史题目如“企业组织”和“反托拉斯”等，还包括通常属于社会史的概念如“家庭”、“妇女”和“黑人”等。国内有出版社选译部分词目分册出版此书，或因未能汇编成卷目前已经难以查寻。

世纪之交，已近高龄的经济史学者樊亢组织翻译了一组题为“他山石”的国外经济史丛书，收录不同国家作者的专题经济史著作六部，在2000—2002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六本著作分别是：《生产率竞赛：从国际比较看英国制造业》《日本的技术变革：从17世纪到21世纪》《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世纪的贸易与发展》《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1788—1990年澳大利亚长期动态的研究》《公司财政史》。[※注]这些选题独具匠心，其中不少是过去国内经济史研究中忽略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所阐释的国际经验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资深学者及其合作者们参加了这项翻译工程。

如同经济研究需要使用统计数据一样，经济史研究通常也离不开历史统计数据，无论是“描述经济史学”还是“分析经济史学”、“旧”经济史学还是“新”经济史学皆是如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内就出版过几本国外经济历史统计数据集，例如由苏联学者编辑的《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统计集》（统计出版社1957年版）、由国内研究者集体编辑的《英法美德日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以及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该机构部分研究人员后转至后来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辑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后者在1989年被更新扩充为《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注]这些成果在当时都起到了填补“空白”的重要作用，尽管在时空覆盖范围以及数据指标的适用性等方面存在不足。英国剑桥大学一位学者几乎倾其毕生精力汇编了囊括五大洲各国的历史统计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由Palgrave出版公司集中出版（其中的欧洲卷已经数次更新）。该书中文版三卷本《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02年全译出版。[※注]这是一部按照现代常规统计口径整理的各国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汇编，若干欧洲国家的连续性数据起点甚至可追溯到18世纪或更早。该书共有十类数据：人口、劳动力、农业、工业、对外贸易、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物价、教育和国民账户。

除了上面列举的一些大型出版物和系列丛书译著外，近三十多年来还有数百本单本的外国经济史或国际经济史著作译介成果问世，涉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国别或地区经济通史概念，在贸易、金融、物价、利率、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资本形成和资本流动、国际经济竞争等诸多专题上都分别有专门译著，而且还有专论企业史、金融机构史、国际经济组织史等具体对象的著作移译。

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于1969年开始颁布经济学奖。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布消息都为国内经济学界高度关注。自那时以来，凡与经济史研究有关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几乎都能见到中译本的问世。例如，1971年获奖的西蒙·库兹涅茨及其《各国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注]1976年获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19世纪英美货币趋势》和《美国货币史》等；[※注]1993年获奖的道格拉斯·诺思及其《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注]与诺思同年获奖的罗伯特·福格尔虽未见其经济史代表作被译为中文，但有其他著作中文本面世。[※注]1999年获奖的罗伯特·蒙代尔虽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学者，但他有关国际货币史作品也已被收入全六卷豪华版《蒙代尔经济学文集》中文本（其中第四卷：《宏观经济学与国际货币史》；第六卷：《国际货币：过去、现在与未来》）。[※注]

几位国外经济史学者的著作，因其多部作品被译为中文而为国内读者所熟悉。例如，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西欧金融史》以及《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等；[※注]麦迪逊《世界经济二百年》和《世界经济千年史》等。[※注]

尼尔·弗格森撰写过多部通俗性经济史读物，内容涉及金融家族企业发展史、不列颠帝国演变史以及从古到今的货币史等。这些读物近年来由中信出版社以“弗格森经典系列”（全13册）为题译为中文出版。[※注]

国内学术界和知识界对移译国外经济史学的浓厚兴趣还表现在一些名著有不止一个中文版本，例如前述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有的中译本还数次重印和修订再版，例如马克斯·韦伯（又译马克斯·维贝尔）所著《经济通史》（又译《世界经济通史》，如前提及，其英文题目为General Economic History，意即“普通经济史”）。[※注]

卡尔·波兰尼是一位试图从经济史角度和哲学高度来理解世界和平和国际冲突的学者，他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作《巨变》（又译《大转折》）在大陆和台湾分别有中译本。[※注]两岸学术界在过去长久隔离，以至于出现了词汇分化现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将波兰尼作品台湾译本引入大陆，原译者进行了大量词语转换工作，这显然是促进两岸经济史研究交流的一件益事。

从领域上看，外国经济史翻译作品也空前扩大。除传统的“国别经济史”或“地区经济史”，不仅有“世界经济史”、“国际经济史”，还有大量涉及“比较经济史”、“中外经济关系史”等译著问世。而且，也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型著作近年来也被大量移译到国内，充分显示了经济史领域中学术引进的风尚。不少经济史翻译作品拥有较多的国内读者群。

如果说过去许多年中，外国经济史的国内教学者和研究者常常苦于不能查阅到有关资料，那么，这种境况现在已大为改观。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大量国外学者的经济史作品被译为中文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中蔚为壮观的景象，它也归功于国内众多学者和智力人士的浓厚兴趣和倾注精力。但是，也应看到，不少翻译作品在质量和规范处理上仍有严重不足。一些高度学术性作品原文所附的注释、文献引述和词目索引等在中文版中被随意省略，专业术语移译失准，甚至词不达意。一些早期译本重印时也未作新校订。这些都有待于学术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等持续不懈地共同努力逐渐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