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经济增长经历了数次波动，巴西作为南美洲大国很早就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但进入8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却长期停滞徘徊不前。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经济又逐步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对巴西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多方面的追踪研究，苏振兴和陈作彬[※注]、陈作彬[※注]，分别考察了巴西的外债和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巴西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作用，以及巴西的工业发展水平状况，文章认为，巴西的工业化进程“起飞”较晚，至今农业产值在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中仍占1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人口的40%以上，而且巴西农业生产中还严重存在着前资本主义残余，资本主义农业不甚发达。此外，巴西工业结构也不平衡，钢铁、石油化工、汽车等耗能量大的部门发展过快，而燃料动力工业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巴西能源总消费量的60%是石油，而巴西石油及其制品的80%以上靠进口，近几年来，在世界能源危机冲击下，巴西的石油危机日趋严重，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制造业中，外国资本仍占相当比重，不论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对国外的依赖仍然较深。总的看来，战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巴西工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但就整个工业生产水平而言，还是比较低的。金计初[※注]总结了现代巴西发展的主要经验与教训，吕银春[※注]主要分析了巴西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张宝宇[※注]探讨了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及其主要特点。文章认为巴西的城市化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开发农村，避免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减轻城市负担。第三个全国发展计划指出：“发展农牧业，以减少所谓农村人口迁移，缓解城市，特别是首府大城市急剧膨胀的进程”。同时，提出领土利用的地区政策，其目的在于“制止某些农村人口下降和控制城市增长”。以上两项政策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从调整城乡关系和开发地区政策入手，从战略高度提出的影响城市发展的措施。第二，不使首都变为工业城市。“在联邦区建立工业是不适宜的。联邦区的历史和宪法使命是作为联邦政府三权的地址”。但是，联邦区周围的工业也是要发展的，为此确定卢济亚尼亚城为巴西利亚地理经济区的工业中心，这样能避免因办工业造成城市人口增加和环境污染，使首都更好地发挥国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第三，分散工业布局以解决城市集中的问题。认定“工业布局分散化可以同时解决工业集中和人口集中的问题”。基于这一思想提出：（1）分散东南部地区的城市布局，努力避免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过于集中发展。（2）整顿南部地区城市发展进程，有秩序地扩大地区性城市和加强中等城市发展。（3）使东北部的城市经济生活活跃起来，加强生产活动，加强内地城市基地的综合性建设。（4）在北部和中西部新开发地区促进城市化进程，加速正在形成的地方性城市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对巴西经济发展同样进行了许多研究，李向阳[※注]主要论述了巴西的技术引进对其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作用，戴羿[※注]对比分析了巴西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和特点，文章认为，巴西模式突出的特征是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积极参与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巴西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推动经济运行，但并不放任自流，而是通过经济性参与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形式有以下方面：一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和间接调控；二是通过政府计划对经济实行宏观指导；三是通过增强国有化经济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巫宁耕[※注]主要分析了中国、印度和巴西工业化道路的不同发展特色，文章认为，战后中国、印度、巴西三国工业化的目标，都是要把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改造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在工业结构中，由战前以一般消费产品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工业为主；由一般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转向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为主。几十年来，应该说它们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都建立了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增长速度、工业规模、工业结构、资金积累、经济效益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等方面，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1）从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看，根据世界银行材料，在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中国高于印度；（2）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规模和结构看，三国国民经济和制造业的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中列居前三位；（3）从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产量看，战后初期，中国在三国工业发展中处于末位。四十年来，由于中国工业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两国，它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已大都居领先地位，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士余、李培育[※注]、宋群[※注]分别探讨了巴西的经济改革及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巴西防范通货膨胀的举措（雷亚尔计划），文章认为，巴西的通货膨胀之所以难以治理，重要的原因是形成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惯性，人们已习惯在通货膨胀下生活，似乎没有通货膨胀就不是正常的生活了。造成通货膨胀惯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采取了工资物价指数化政策和由此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一切交易价格都要同通货膨胀预期相联系。这无形中就助长和加速了通货膨胀，并逐步形成一种通货膨胀再生和加速的机制。通货膨胀惯性对于经济稳定增长是危险的，同时也给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带来了难度。要防止通货膨胀惯性，根本一点就是在通货膨胀产生时要及时治理，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尽快建立起需求的自我约束机制和价格自我调节机制，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各种“土壤”和条件，将治标和治本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战后，造成巴西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财政赤字过大（目前年财政赤字达250亿美元）和对外借债过多（目前外债余额为1350亿美元）。为弥补财政赤字，巴西大量发行货币，造成市场货币流通量过多，为支付每年10亿美元还本付息外债，强化出口力度，造成国内本不充裕的市场供应能力更加满足不了需求，形成了国内市场物价大幅度上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经济又展现出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尚玥佟[※注]主要探讨了巴西的贫困现象以及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文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历届政府的努力，巴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巴西已成为世界第八经济大国，1998年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58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570美元。然而，国内仍存在十分严重的贫困问题。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贫困人口发生率一度下降较快，但自80年代初起，尤其是债务危机以后，其贫困人口发生率有所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5年每天生活在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3.6%。另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统计，1999年巴西有贫困人口5700万，占总人口的35%。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不仅有碍于经济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张宝宇[※注]进一步探讨了巴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巴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1974年，巴西人均GDP已达到1140美元，因此，巴西不再是一个穷国，但它仍是一个非正义的国家。其表现是穷人所占比重高，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差别大，以及民族成分之间存在社会地位明显差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产生于诸多因素，如历史因素作用依然存在，国家土地占有制度的不利影响，国民教育相对落后以及教育模式不切实际，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与之长期相随，社会领域投资结构不合理，等等。尽管如此，巴西社会依然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它的社会发展成果如同其国民收入分配差别之大一样，同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巴西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但不能否定巴西政府致力于社会发展的努力。20世纪40年代初，瓦加斯政府即提出向西挺进的口号，旨在促进国家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在随后历届政府的国家计划和有关法律文件中均有强调社会发展的内容。当前，卢拉总统的零饥饿计划是巴西政府强调社会发展的重要例证。然而，对政府的重大挑战不在于制定计划，而在于如何落实计划。翟雪玲、赵长保[※注]专门探讨了巴西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巴西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从三大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看，农业占5.8%，第二产业占19.1%，第三产业占75.1%（2003年），城市化达到了83.6%（2004年），综合国力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列。但是巴西走过的发展道路令人深思，从创造“巴西奇迹”到陷入“拉美陷阱”，从高速发展到经济停滞，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未使巴西真正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甚至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巴西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方式有密切关系。王海燕[※注]、余勇[※注]主要评述了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