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与其研究对象的现实进程密切相关。从学科的角度看，转型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过渡、转型、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试图解释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经济体制与制度的转轨与新制度的形成特点，其研究对象是苏联、东欧及其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转型。[※注]中国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具有不可逆转性、过渡性和阶段性等特征；代表经济转型的阶段性转换的标志，可称作经济转型进程中的“转折点”。[※注]

对于转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分期，我们主要依据转型国家的经济改革、经济转轨、制度变迁、市场经济制度确立、新制度安排、经济增长与发展状况等加以综合考察。

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的体制改革时期：转型国家中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批判。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先于苏联。1978年以后到80年代，中国率先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探索新的经营方式、走向市场经济等方面起步更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学者们较早地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体制进行了学术批判，其视角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看苏联经济改革及其经济模式的弊端。

苏联的经济改革探索自1957年赫鲁晓夫推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三自一全”，其经济改革历经大约三十载。这期间，还应看到，当时无论是苏联或是东欧国家，尚无人提出根本取消公有制和实行非国有化与私有化以及完全的市场经济。最终，苏联政府当时所提出的各种诸多改革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我国学者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苏联经济弊端及其改革失败原因的探讨。一些学者对于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弊病进行批判，认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一些经济学家就曾提出比较激进的经济改革理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领导人和主流经济学界为这一改革定下不触动原有管理体制的基调，并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市场经济在理论与实践中不被接受。例如，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方面片面强调计划的决定性作用，未能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否定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因而造成经济管理过分集中；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弊病，是管理机关的严重官僚化，存在着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尖锐对立。[※注]还有学者提出，苏联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最主要弊病集中于产品经济模式，产品经济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国家化。这是上述种种经济矛盾的重要根源。由于苏联对旧体制基本矛盾缺乏深刻认识，改革始终未触动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使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这就决定了苏联经济改革只能是方法性的、修补性的。

第二，苏联粗放型经济导致短缺经济和经济危机的形成。苏联时期，在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和障碍机制，其中，苏联粗放型经济和短缺型经济曾受到了学术界的广为批评。至于其原因，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苏联当时的扩军备战和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持续冷战的国际环境，也是苏联当局奉行军事优先行动准则的背景。苏联粗放型经济的突出弱点是投入多而产出少。在战前的国家工业化时期，苏联经济曾是高速度增长的，但效益却不高。在西方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苏联的粗放型发展的弊端和矛盾日益突出，从而使苏联经济的速度与效益不断下降。苏联在“二战”后经济发展的衰落说明，“消耗型”的粗放发展道路必然招致短缺经济和经济停滞，最后出现经济危机。[※注]还有的学者采用总和要素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方法，得出苏联经济增长轨迹自始至终都是低效率的结论；提出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五点因素；苏联经济增长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以此说明，苏联模式的经济从来就不是求发展、高增长的路径。[※注]

第三，苏联解体后，我国很多学者提出并论证：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改革的失败是苏联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没有能够触动其传统经济体制，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病根深蒂固，并未得到改革。几十年来，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的苏联经济体制模式不仅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其矛盾和弊端日益加深，这种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在于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商品经济的范畴，视作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以排斥，把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任务，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及衡量企业和各级经济组织经营成果的根本尺度。[※注]也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体制老化，缺少经济活力和动力，改革又推不动，是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提出、经济非国家化和私有化的推行，标志着原体制模式的彻底瓦解。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有学者提出，被统称为“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弊端，国内外学术界曾有过详尽的评述与概说。我国学术界多从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概括；西方学者则认为它是一种共产主义模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军事经济、集权体制、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等若干种界说。实际上，苏联型经济体制可以归结为“准国家化”的经济体制，即指经济体制的设置、结构、管理、运行及其目标，都服从于国家特定的政治目的，用国家政权——行政机制的强制力、而非经济竞争的压力推动经济运转；国家政权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政治权力取代或排斥了经济权力的独立性，是追求国家政治利益而非经济效益；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国家化使国家能够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垄断，导致社会丧失前进动力和体制效率，这乃是苏联经济瓦解的根源所在。[※注]

从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的角度，有学者分析指出，相对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政治路线，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改革长期推不动，使苏联经济体制丧失生机；二是苏共不注意自身建设，逐渐丧失了先进性和生机。这两者结合，导致了苏联政治经济总危机。苏联经济改革之所以长期推不动有多方面原因，最大的阻力还是苏共自身的特殊利益集团，它既是其经济体制丧失生机的根源，又是苏共蜕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注]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市场经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是转型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时期，也即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阶段。转型国家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而且也在实践中探寻适合各国国情的转型政策、路径、理论与目标。在这一转型初始阶段，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休克疗法”推行，计划经济瓦解，市场经济初创。转型启动后，一些国家进入了“制度性危机”和“转轨型衰退”的时期。在前苏东国家“休克疗法”全面推行，随之出现了深度经济衰退。由于制度结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剧烈重构，造成转型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动荡。从俄罗斯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看，俄罗斯和中东欧经济“转轨型衰退”最为严重，经济大幅度下降并几近崩溃。这一时期，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同时发生制度性变化，中国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推动下，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基础，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于俄罗斯和中东欧，特别是被肯定的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中国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而是表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这使得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俄罗斯和中东欧经济转轨问题时，不仅对俄罗斯和中东欧经济转轨的进展、问题、现实及其绩效进行研究，而且也对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的经济转轨进行比较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及国际研究的基本看法主要是，肯定中国的被称为的“渐进式”的转型道路，并分析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的转型路径与“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

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一时期是大多数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市场经济的政策、路径与国家发展取向都已确立并开始运行的时期。这一时期转型国家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是：（1）尽管各国的转型政策与策略、发展路径与制度模式不尽相同，但大多数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框架已经确立；（2）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制度框架与市场环境基本形成；（3）转型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运行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走出了“转轨型衰退”并实现了经济增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更多国家加入世界经济组织并融入全球经济。标志性事件是：东欧10国加入欧盟；俄罗斯确立了普京新政，以及治理国家的“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美国与欧盟等国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一时期转型国家的经济实绩看，转型国家中的中东欧、俄罗斯等国已经摆脱“休克疗法”，确立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与道路。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中后期，或者也可以说，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这一时期，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成为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学者们逐渐对经济转型的方式、道路、理论、发展前景等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在看法上，人们不再强调“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模式和唯一的方法”，因而，一些学者开始超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的争论，而更多地关注在转型可行性中的多种可能及其选择的条件与背景。在研究范畴上，学术界较多地关注对经济转型自身的理论解释，将研究重点从转型的制度变迁转向渐进运行层面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的稳定。[※注]一些学者提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所表现的多样性，使经济转型的收益变得不可确定，这导致经济转型结果的不确定性。[※注]另外，在这一时期，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理论上说，随着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化与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转型国家逐渐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在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将主要的问题集中在转型是否已经终结，以及转型经济学的未来定位方面。但是，对于转型是否已经终结这一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与转型国家的现实中，始终存在着分歧。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和中东欧个别转型国家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与下滑，一些国家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学者重又质疑这些国家的转型是否终结的问题。这里值得讨论的是，转型后的国家经济出现波动与经济增长下滑，是否可以将其原因归结为转型尚未终结，能否将经济波动作为衡量转型终结的标准？如果说正常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经济波动和危机的表现，那么又如何看待转型国家所出现的经济波动与下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