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以及全面危机等多种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里，各种形式的国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不断爆发。国际上，为了解释危机的爆发，关于金融危机的各种理论也应运而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解释货币危机的四代危机模型。在国内，从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至今，中国学者们也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格外关注，提出了不少自身的看法和解释，留下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的研究文献。本节力图对1978—2018年中国学者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的思想贡献及其发展脉络进行综述。

一 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和金融困境的讨论

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之后，我国学者首先关注并讨论了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当时，国内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出发，认识世界性危机发生的根源。一方面，吴大焜认为这可能是周期性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注] 另一方面，李述仁则认为是结构性调整危机。[※注] 总的来讲，当时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研究西方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的困境，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普遍持有悲观态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只能通过采取措施暂时缓和，而不能消除，突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要吸取教训为“四化”建设服务。

二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对具体危机案例研究

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范式，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渡到运用西方经济学进行具体的危机案例分析，重点针对危机的原因、传导机制、影响、对策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讨论这些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一）原因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国家实行了外债发展战略，同时美国商业银行积极向拉美国家发放贷款。然而由于内外两个方面原因，拉美最终发生了债务危机。一方面，戴月明认为，正是举债发展这项外债战略的失策，导致了拉美发生债务危机。[※注] 另一方面，安建国认为，债务危机的原因在于外部贸易条件恶化和净资本净流入减少。[※注] 刘昌黎则认为，债务危机从根本上是由于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大，国际分工不平等造成的。[※注]

马君潞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世界经济的外部条件和债务国的本国政策，共同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扩散。[※注]由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债务关系密切，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商业银行陷入资金问题，而商业银行的危机会导致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支援减少，从而加重发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宋运肇还进一步解释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本次的债务性金融危机是由于世界经济的衰退，使拉美国家出口受限，用来归还债务的资金紧缺，稳定的链条破裂导致的。[※注] 同样，金融危机也会使得经济危机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二）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阻碍本国经济发展，而且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甚至引发新的经济问题。李俊江指出，债务性危机不仅会对本国经济造成危害，而且影响着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注] 如果将债务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长期债务往往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相反短期债务经常会增加经济的脆弱性，抑制本国经济发展，甚至引发债务危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此外，孙海潮指出，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发生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注] 史观则发现墨西哥金融危机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慢。[※注] 谷源洋详细论述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指出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必要性。[※注]

（三）应对措施

在深入研究危机产生的原因，并分析其负面影响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努力寻找解决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中国学者研究发现，债务危机的解决需要靠内外两个方面的政策配合。一方面，在国内经济领域，推行经济结构调整（翟雯）、紧缩公共开支、[※注] 发展自由市场。[※注] 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领域，抑制进口扩大出口、[※注] 加强区域合作、[※注]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南北对话。[※注]

马君潞和江时学总结到，解决债务性金融危机要分四个阶段：债务重组、贝克计划、修正后的贝克计划、以及最后的布雷迪计划。[※注] 这些措施基本上都需要债权国、债务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四）对中国的启示

学者们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金融危机的特点、产生和传导机制、影响和应对措施的同时，也在思考其对中国的启示。[※注] 此外，学者们还从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发展角度出发，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注]

综上所述，在本阶段，国内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已粗具规模，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金融危机理论体系。但是，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的研究，多为站在某一具体危机案例的视角，对其危机特征、产生和传导机制、影响和应对措施进行分析。不仅缺乏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理论分析框架，而且也缺乏针对金融危机形成机理和影响的实证研究。

三 应用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范式对亚洲金融危机研究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吸引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研究者的目光。并在此后十年间，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对象。余永定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先是表现为货币危机；然后演进为金融危机，此后进一步发展为全局性经济危机；最后是强劲出口带动下的经济复苏。[※注]

在这几个阶段中，一方面，中国学者开始介绍国际学术界关于金融危机的现代理论模型；[※注]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还充分运用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分析范式，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对中国的经验教训。

（一）危机的产生与传导

首先，固定汇率制度安排，被学者们认为是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注] 其次，金融结构失衡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注] 最后，余永定总结认为，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很多，但是可以总结为五条：第一，大量的经常项目逆差；第二，汇率政策缺乏灵活性；第三，资产泡沫严重；第四，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第五，资本的自由流动。[※注] 这五条中的若干个组合构成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

除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外，其传导机制同样也是学者研究的焦点。其中，张仁德和韩晶通过大量的理论和数据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货币、资本、央行政策以及心理预期等因素进行传递。[※注] 宋海燕则主要从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主体和调节方式两个方面对危机传染进行系统分析，得到结论：一旦金融市场出现紊乱或冲击，将会通过凯恩斯效应、威克塞尔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诱发金融危机。[※注]

（二）危机的应对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核心落脚点仍然在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及对我国的启示上。

首先，俞乔认为，我国应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并加强区域金融政策合作，通过制度性安排稳定亚洲的金融市场[※注]。相反，孙兆斌从汇率制度的选择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角度，分析认为应该基于我国基本国情来进行风险防范，逐步实现适度的资本项目开放及金融自由化。[※注] 其次，在汇率安排上，国内学者通过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导，从银行业改革、资本管制、金融监管改革、预警机制建立、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等角度分别提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注] 最后，余永定依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模型分析框架，总结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以下五点教训：一是发展健全的金融体系是保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二是汇率制度应该更有弹性，具有随经济变动而调整的空间；三是必须稳步推进资本管制的自由化；四是必须协调宏观政策，保持内外平衡；五是应稳步调整贸易结构以保持竞争力。特别要注意的是，保持资本管制是我国在完成市场化改革前，维护金融稳定必须守住的最后一道防线。[※注]

四 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讨论

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面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国际金融体系，而且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针对这一重大事件，国内学者主要从开放宏观经济学和现代金融理论出发，结合宏观经济和微观结构分析，分别从全球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证券化和风险扩散等不同的视角，对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以及对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讨论。

（一）全球经济失衡

国内学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此处，全球经济失衡通常是指，一方面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另一方面，包括中国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石油输出国保持持续顺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注]

余永定（2008）从宏观层面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的角度研究发现，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注]。雷达和赵勇则认为，经济失衡可持续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实体经济中高收益行业的存在，当房地产成为美国的投资目标后，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不足，使得这种经济失衡不可持续，从而爆发危机。[※注]

（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

巴曙松和杨现领、王道平和范小云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从而导致金融危机。[※注] 因此，张明和李向阳认为，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将会逐渐打破现有的货币体系，使得美元不再具有霸权地位。[※注]

（三）货币政策

不少国内学者也认为，金融危机前美联储的低利率货币政策是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例如，张明和陈继勇等研究发现，美国在危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资产泡沫。以资产泡沫的破灭为导火索，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注]

（四）金融监管

国内不少学者还认为，金融监管体制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例如，廖岷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导致监管标准不一以及监管领域重叠与空白并存的问题。[※注]

（五）证券化与风险扩散

国内学者还从证券化和风险扩散的角度来阐述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张明、秦建文和梁珍认为，证券化导致风险的扩散，从而导致金融危机。[※注] 马宇、韩存、申亮认为，证券化导致金融“脱媒”，从而降低了经济承担系统风险的能力。[※注] 孙立坚等认为，由于消费信贷具有异质性，无法如企业信贷一样形成规模经济。虽然金融机构采取资产组合证券化策略分散了个体风险，但是无法分散系统风险。[※注]

五 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一些现象的讨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均受到了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5.1%下跌至2008年的3.0%和2009年的0.0%。[※注]各国相继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财政政策以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法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减税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则包括降低利率和一些非常规货币工具（如量化宽松）等，其中以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量化宽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货币政策效力渐微，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纷纷采用了以量化宽松政策为主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以购买长期非常规资产为主要手段，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通过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组成，营造宽松的信贷环境，提高信贷市场特定部门的运行效率，缓解了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资产购买提升有价证券的需求，压低长端利率，缓解实体经济的借贷压力。[※注] 国内学者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策影响、溢出效应和受影响国家应对方式三个方面。

此外，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稳定金融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了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公共债务的迅速增长。量化宽松政策从三个方面对公共债务产生影响，并影响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水平：央行向财政部上缴铸币税；降低再融资成本；刺激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但随着发达国家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对国债市场产生冲击。[※注]

（二）负利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低利率时代。多国央行的关键利率已降至“零利率”附近，传统货币工具的降息空间已近乎不存在。[※注] 此后，瑞典、丹麦、瑞士和日本，以及欧洲央行相继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国内学界从出现原因、政策后果等方面对负利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负利率政策是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个延伸和补充。[※注]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负利率政策是传统货币政策的改良。[※注]

（三）货币政策正常化

美国经过四轮的量化宽松政策，经济表现日趋良好。2014年9月，美联储宣布不再扩表，并逐步推行货币政策正常化计划，并于2015年12月宣布加息。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通过资本流动、汇率和利率三大渠道对我国产生溢出效应。资本流动方面，美国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历程后，将会使中国短期资本流动发生逆转；汇率方面，人民币将面临潜在的贬值风险；利率方面，中美利差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肖卫国和兰晓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进入加息周期后，会使中国面临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和中美利差缩窄等冲击。中国应通过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强化价格型工具的调节和传导以维持中美利差稳定等手段，抵御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风险。[※注]

（四）货币政策分化

自2014年起，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态势，即美国正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则正在加大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张明，2014）。2015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长态势越来越不均衡，欧元区一些国家和日本实施负利率的同时，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启动加息进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格局奠定。货币政策分化的态势不会快速消失，这一局势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具体影响依赖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动的加总效应。刘少华和张红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美联储正常化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明显大于欧元区和日本，我国遭受着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政府应相机抉择合理使用外汇缓冲政策，同时加强资本流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