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学是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实务等。作为一门科学，它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同步的。因此，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相当缓慢。改革开放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学科终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学科建设以及国际理论和政策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国际贸易逐步发展成为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彰显本土特色，放眼全球、满足市场化要求的学科。

第一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和发展

马克思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前提，将其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分析研究之中，形成了科学的国际价值理论，为后人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出发点。在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毫无疑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为指导，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

1978年以后，学术界开始探讨马克思有关国际贸易的论述。由于钻研不深不透，断章取义，出现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互相矛盾的现象[※注]，甚至有人公开否定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存在。因此，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典作家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用以指导中国国际贸易学科的建立，成为当务之急。

一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基本内容的讨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理论、资本输出理论和国际汇兑理论等。

国际分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注]三位学者于1980年率先阐明了国际分工的内涵，并提出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同步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学术界对当代国际分工的特征、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密切联系进行了剖析，认为跨国公司内部交换产品、内部世界市场关系、跨国公司的全球商品链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主要代表作者有俞坚和栾文莲等。

中国学术界对国际价值、国际价值转移，国际剥削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以深化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理解。在汤在新主编的《〈资本论〉 续篇探索》[※注] 一书的基础上，许兴亚（2002）进一步从国际经济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研究。他在著作《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中，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和世界经济危机理论等。同时，将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对指导当时中国经济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杨圣明的《学习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也对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研究又掀起了一轮热潮。杨圣明认为，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他坚持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进行研究，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问题，强调了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现实意义[※注]。其他学者如杨国昌、钟伟、赵楠、庄宗明等也都探讨了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及其意义。

国内学术理论界还对世界市场的形成机制、当代世界市场的特征、世界市场价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许兴亚教授在其《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一书中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进行了总结阐述。这一领域主要代表学者有袁文祺、许兴亚、童书兴、陈家勤、栾文莲、陈同仇、薛荣久、姚曾荫等。

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之一。许乃炯和巫宁耕于1980年在《经济科学》第2 期上发表了《略论战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文，率先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对战后资本输出现象与背后隐含的本质也十分重视，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主要代表学者有杨圣明、许兴亚、栾文莲、陈同仇、薛荣久、沈骥如等。

虽然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度，但马克思仍然创立了自己的汇兑理论。按照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常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汇兑理论主要包括汇兑率的调节机制理论、汇兑率变化原因理论和影响汇兑率的资本输出形式理论。国内学者许兴亚、陈家勤、叶辅靖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汇兑理论都有系统性探讨。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理论与实践是由列宁首创的。对外贸易垄断制体现了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开启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童书兴、朱乃肖、王寿椿等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总的来说，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进行了不少有益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仍然很多。至于如何将其更好运用于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研究，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则更是任重而道远。

二 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核心地位的确立

由于未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典作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们在对待西方国际贸易学说上采取了不科学的态度。改革开放以前，对西方国际贸易学说一味批判和否定。随着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扩大，一些人又不加鉴别地推崇，甚至要全盘拿来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区别，吸收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就成了国际贸易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薛荣久从立论基础、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等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学说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分析，认为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是最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西方国际贸易学说的科学态度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指导下，吸取和改造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包括部分理论，尤其是对当代国际贸易现象、政策和各种措施的定量分析方法。

李群也在1985年《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分析》一文，对国际贸易的主要流派和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比较研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没有阐述清楚，俞坚对他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对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和国际垄断理论做了详细的补充说明[※注]。此外，李荣林、史祺等也将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学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在理论上具有更多的互补性而非歧义性。

国内学者们在反复深入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理清了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和基本脉络，及其与西方贸易理论的差异性及互补性等，也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社会主义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987年9月，姚曾荫教授主编了《国际贸易概论》[※注] 一书。该书对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国际价值与国际价格、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及其历史发展、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以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等，均有其自成一家的论述。该著作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几个重要部分，从理论、政策和企业三个层次，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理论体系。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同时，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实际，借鉴与吸取对国际贸易科学的建立与发展的一切有科学价值和合乎实际的东西。此书是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丰硕成果，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学的基础，为我国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注] 此后，国内出现的多种国际贸易教材，虽然在内容上做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但基本框架和内容均未有大的改变。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圣明研究员出版了新著《走向贸易强国的理论创新》[※注]。该书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既是经济全球化理论，又是剩余价值理论在国际上的延伸和应用，是揭示国际剥削的理论。只有建立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实现全球化的均衡发展。同时，该书重新定位了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在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认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成本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这三大核心理论都具有致命的理论缺陷，缺乏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基础。而马克思将其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应用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中，不仅科学地回答了国际上的三个劳动日可以同一个劳动日相交换，而且指出在交换中双方既获利，同时又存在剥削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最后，作者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是中国制定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依据，对中国今后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注]。因此，该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部专著的问世，促使我国学术界重新认识和研究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探索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

第二节 “入世”前中国国际贸易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贸学术界的研究活动空前活跃，研究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前的四个主要问题（对外贸易国民经济盈利性问题、社会主义国际分工问题、介绍和批判“比较成本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需要对外贸易的问题），猛增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成本说、国际分工、国际价值与价格、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关系问题、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对外贸易效益、贸易依存度、外贸体制改革、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型战略、国际大循环经贸发展战略、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对外贸易的“自乘发展战略”与“技术导向发展战略”“大经贸”战略、跨世纪外贸出口增长战略、自主型出口战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外商投资与中国经贸发展、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问题、知识经济与国际贸易、新国际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国家竞争优势论、中国对外贸易总政策、国际服务贸易与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复关”、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等[※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硕果累累，对中国外经贸政策制定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 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的评价与借鉴

在确定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国内学者也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有许多合理内核，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改革开放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行介绍，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些理论做了客观的评价。

从基本前提划分，国际贸易理论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注] 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探讨，我国学者最关注的是比较成本学说的合理内核；对新贸易理论的讨论则主要侧重于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企业内贸易理论。

（一）对古典贸易理论——比较成本说“合理内核”的讨论

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理论。对于其中包含的科学成分或科学内核，理论界讨论热烈。

第一种看法认为，按比较利益进行的交换实质上是以劳动为尺度、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这种交换能带来超额剩余价值和使用价值上的收益，它的质和量的规定性都基于劳动价值论原理，因此，李嘉图比较利益论的科学内核就是劳动价值论。比较利益论是科学的理论，所以在现阶段仍是商品经济和世界市场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贸易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以此作为理论指导。它当然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贸易活动所应遵循的原则。[※注]

第二种看法认为，贸易双方通过交换用等量劳动耗费取得更多使用价值或在取得相同使用价值时节约国内劳动，从而获得一种类似生产力提高的利益，这就是比较成本说的合理内容（或科学成分）。而比较成本说的缺陷就是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影响双方得利多少的交换比例或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问题。[※注]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学说的“合理内核”恰好在于：比较利益是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借此利用国际分工，达到节约社会劳动的目的。但这决不等于我们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而是指马列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可以批判地吸收这一“合理的内核”。为此必须在肯定比较成本说“合理内核”的同时，深入揭露和批判其庸俗的因素。[※注]

第三种看法认为，这两种意见应该结合起来。因为没有比较利益的劳动价值论，就过于一般化而失去了具体内容；没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比较利益原则，就失去了科学基础而成为谬误。虽然，由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他没有彻底解决比较利益原则的科学基础，但是他的比较利益原则基本上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注]

从比较优势的理论上看，比较优势决定了国际贸易、投资和全球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利益格局，已经成为支配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摆脱被淘汰的命运。在开放条件下，落后国经济要发展，必须建立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通过优势产品出口支撑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进口，反过来增强本国既定的比较优势或促进新的比较优势产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注]

（二）对新贸易理论的比较与借鉴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但是这些前提已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提出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假说，并建立了战略贸易理论和垄断竞争贸易理论，合称新贸易理论。[※注]

如何看待新贸易理论呢？事实上，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成本学说、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自然要素禀赋学说、新国际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比较成本学说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来说明相对成本的差异；自然要素禀赋学说则从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来解释绝对成本的差异；规模经济学说则从规模经济和异质产品的角度来解释比较成本的差异，进而揭示产业内贸易的原因。所以，新国际贸易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注] 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国际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注]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产品技术周期理论突破了自然资源禀赋和要素配置比例决定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生产技术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生产技术变化与比较势变化的相互关系，从而使比较利益学说动态化了。这个理论学说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中许多新现象在西方理论的反映，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新技术革命对国际贸易理论影响的一种表现，它比新古典理论更具有时代特征，值得我们借鉴研究[※注]。

当然，新贸易理论也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从理论上看，由于理论模型建立在对竞争行为、公司数量、寡头所得超额利润的大小、分析的局部均衡性质、工具的选择等假设条件下，这些假设条件的些微偏差都会导致政策选择工具的很大变化，有时还会得出相反的政策结论。正如孙杰指出的那样，新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注]。从实践上看，由于理论模型所要求的假设很多，再加上信息可能存在的不对称，政府在支持某些部门时无法对市场结构、公司行为和公司预期利润等有很准确的把握，其干预作用的衡量也很难客观评价。比如哪些部门是具有巨大外部经济效益的目标部门，如何选择目标部门，政府如何确定补贴的数量，外国政府报复如何处理等；更重要的是，如同克鲁格曼本人所承认的，新贸易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该理论主要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研究并得出的结论，而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去解释贸易现象。[※注]

（三）管理贸易政策及其应对

管理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既保护本国市场，又不伤害国际贸易秩序，保证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协调，从而逐步形成了管理贸易政策或称协调贸易政策。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国内学者对管理贸易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是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注] 第二，管理贸易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它的根本目的是限制贸易伙伴对本国市场的出口；[※注] 第三，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贸易，又兼二者特点，在名义上并不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但实际上是贸易保护主义；[※注] 第四，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自由贸易”，它是以协调为中心，以政府干预为主导，以磋商谈判为轴心，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和全球贸易关系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国际贸易制度。它旨在既争取本国对外贸易的有效发展，且又一定程度兼顾他国利益，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贸易折中方案，彼此相容，而避免极端形式的贸易冲突，限制贸易战及其破坏程度，共同担负起维护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的责任。[※注]

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管理贸易并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而是为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注]

在国际管理贸易体制的大趋势下，中国应该认清国际管理贸易的大趋势，主动地融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要加强对现有国际贸易集团、各国贸易法规、协议与协定的深入研究，提出我国现有贸易法规与之差距和衔接办法，并加强宣传与普及。同时，要加速建立和健全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外经贸法规，并加强执行力度，以建立良好的外经贸管理秩序；建立科学和完善的产业政策，以此为基础，确立淘汰、转轨与扶植的产业目标。[※注]

二 开放与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战略问题

从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中国建立了“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以扩大创汇为目的，总体上是一种政策性的开放经济。从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中国加入WTO初期，形成了“开放型经济”。这是一种根植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的开放经济。[※注]

（一）对开放及外经贸战略地位的认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离不开对外开放。[※注] 中国旧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除了高度集中外，就是自我封闭，从而割断了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束缚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封闭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为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同时，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两种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对外贸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改革开放前仅局限在“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认识上。改革开放后，学界把对外贸易的地位与作用纳入对外开放的理论框架中来考察，从历史经验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加以分析，认为外贸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桥梁，是中国建立外向型经济的物质前提，强调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中国对外贸易应从国家统治下的保护贸易转向对外开放型的贸易。[※注]学者们将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作用归纳为：互通有无，通过贸易换取国内不能生产的物品；物质转换，出口长线产品，进口短线产品，实现物质平衡；利用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引进技术，利用外资；积累建设资金；配合外交等方面。他们认为，对外贸易的战略作用正是经济落后国家赶上和超过经济发展国家的主要途径。

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探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叶翔凤认为，世界经济正不可阻挡地朝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如不加快开放型经济建设，就等于放弃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权利，就无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生力量，就无法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立足。[※注]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合作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将在很长时期成为主导力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能减少或抵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注] 钟昌标则从通过对外贸易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角度，论述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注]

（二）改革外经贸体制的基本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经贸体制的改革方向就是解决外贸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制，希望从僵化的体制中摆脱出来，引进市场机制，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因此，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经营体制，增加对外贸易口岸，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一些工贸公司，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开始探索如何走工贸结合的路子，逐步推行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管理体制，较大幅度地缩小进出口商品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范围，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生产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改善对外贸的行政管理，重新恢复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度。

经过几年的改革和调整，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体制改革情况相比，改革进程较缓，一直未能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被动局面，整个体制也未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充分揭示出外贸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李军认为，“跟踪改革，对应体制”是解决外贸问题的出路所在，也是外贸体制进一步改革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对应体制的关键是建立新型调控体系，重点是调动企业积极性，加强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注]

关于如何建立新型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199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九五’期间，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初步建立统一规范的对外经济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完善统一、科学、公开的外贸管理制度和手段；逐步实行外贸经营依法登记制，发展贸易、生产、金融、科技，服务相融合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促进规模经营；广开渠道，发展直接贸易和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参与和维护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双边和多边贸易相互促进，实现市场多元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坚持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求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新型外贸管理体制。

（三）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的选择

对外贸易战略是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组成部分。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大体上有三种：出口初级产品，发展单一经济；进口替代，引进技术和设备，在国内建立生产能力以替代某些商品；出口主导型，用出口来带动工业发展，从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开始，逐步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转变。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选择何种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虽然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所采用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但由于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明显的“价格剪刀差”，易导致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用国内工业的生产品来替代进口产品的进口替代战略，虽然可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在高度保护下会使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进口替代工业处于低效率、低收益的状态，使进口替代工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都受到限制。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进口替代战略的不利因素，然而，在该战略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大多为加工制造业，长期实行该战略将不利于本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甚至使该国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导致一国经济独立性的丧失。因此，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适合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注]

在我国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上，不少学者曾提出了“综合论”“折中论”及“并行论”等观点[※注]，即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动态有机结合的模式。就全国大部分地区和部门而言，应立足国内市场，发展和完善进口替代工业，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同时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及局部产品可以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出口替代产业，实行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转换，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无疑是唯一适合我国特点的战略选择。[※注] 在这种贸易战略的影响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当然，综合战略又是一种双向的发展战略，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有些学者又提出了平衡发展战略，试图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综合发展中，寻求一条中性的不偏不倚的道路。他们认为，实行平衡发展比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所花费的外资成本都低，对于我国需要大量外汇又面临外汇瓶颈限制的国情，无疑是一低成本高效率的选择。[※注] 尽管综合性贸易发展战略为很多人所认同，并对政策制定产生过影响，但这一战略是实质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形式上的出口替代战略相拼凑的产物，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部分学者又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构想，并引起广泛讨论。所谓“国际大循环”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动摇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并使产业结构高级化。[※注] 只有把中国经济推向国际大循环，才能使中国走上经济效益比较高、速度比较快、产业结构转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

但随着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出现以及不同的贸易政策的实施，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更好地通过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提高本国贸易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学者认为中国应根据实际，选择以提高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注]，促进贸易本身的发展和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及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0世纪末，有学者提出了“大经贸战略”的思路，其核心内容是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与农业、工业、商业、科技、金融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参与，从而形成中国大经贸的新格局，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对外经在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效益提高等方面的战略作用。[※注]“大经贸战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我国经贸与世界经贸互接互补的客观需要，是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注]

学者们认为，要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战略目标，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适度超前增长，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二是集约化发展，进一步优化结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市场多元化，逐步实现以亚太市场为重点，以周边市场为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理分布的市场结构；四是地区分工合理化，形成各地区之间外经贸合理协调发展的格局；五是实现良性循环，促进外经贸与国内经济的相互融合，形成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良性循环，更好地发挥外经贸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作用。[※注]“大经贸战略”一改过去就外贸谈外贸的传统思路，为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对外贸易起到了切实的作用。

（四）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评价及未来战略的选择

出口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益，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出口增长远远超出了经济理论上界定的出口贸易发展速度一般应高于国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的水平。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尚未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条件下，在出口以创汇为中心的框架下，高速发展出口也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注] 实际上这种速度是靠增加投入要素而形成的，属于粗放型增长。如果这种类型的出口过度，就会导致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使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降低，使本国的净福利水平下降，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腐蚀的作用。因此，这种盲目追求消耗资源型的、靠数量和廉价创汇的出口不是我们的出口战略目标，而出口导向战略也不适合中国国情。

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进口却一直不振。在盲目地维护以创汇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人为地压低进口需求，是导致进口处于低迷状态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由于外汇短缺，往往都采取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政策。然而中国今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中国外汇储备充足，企业的技改和设备亟待更新，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相对坚挺，出口竞争力下降需要技术输血，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频频出台。因此，在我国加大投资的今天，审时度势和不失时机地增加进口势在必行，否则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增加出口商品科技含量，增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都将是空话。

因此在未来外贸发展战略上，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应该逐渐从出口贸易的数量扩张型的粗放经营转移到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的集约经营方面来。[※注] 特别是随着出口任务指令性计划和上缴外汇任务的取消，加上出口退税率大大降低，外贸企业追求出口数量的机制大大弱化，对外贸易必然向提高出口商品档次、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转变。

（五）对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评价

二十年来，我国在外贸经营和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尝试和探索。从中央外贸总公司与地方分公司脱钩，到实行各种形式的放权让利的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和推行代理制；从放开各类实体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外贸经营权，到逐步实行经营进出口登记制；从扩大经营规模，组建集团公司，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外贸由过去长期单一主体经营（或垄断经营）变成了今天的多主体经营的局面。[※注]

归结起来，我国的外贸体制取得了以下十大突破[※注]：一是突破外贸垄断论，外贸经营权基本实现普遍化，逐步形成市场竞争的理论；二是突破国有外贸公司政企不分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理论；三是突破外贸的单一经营论，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理论，国有外贸公司包打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四是突破单纯商品贸易论，形成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外贸理论；五是突破关税“无用论”，形成较为科学的关税理论，恢复了海关总署的独立地位和开征关税，调整了关税工作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促进与保护”并重的开放型关税政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税理论；六是突破引进外资上的“卖国论”，形成较为系统的外资理论；七是突破“无债论”，形成完整的外债理论；八是突破汇率上的固定论，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认识；九是突破外援上的“无偿论”，形成外援与外贸、外援与外向投资的挂钩理论；十是突破地区封锁论，形成开放“窗口”理论和“梯度”开放理论。

但从总体上讲，外贸经营管理体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它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已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外贸持续、健康、有效的发展。[※注] 今后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长。

三 关于中国“复关”“入世”问题

“复关”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中国需要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也需要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6年7月，我国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中国“复关”不但对健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也是自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争取早日“复关”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开放。[※注] 中国申请“复关”，这对总协定和我国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不仅引起世界范围的极大关注，也在国内学者中引起了一场争论。

（一）中国“复关”“入世”的利弊分析

从对中国“复关”“入世”的利弊分析上看，多数学者持乐观态度，认为利多弊少。总协定是目前最重要的国际条约，是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任何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永远置身事外。因此，中国应选择适当的时间复关为宜。[※注] 因为复关后，我国可通过参加总协定的各种活动与各缔约国发生直接联系，有益于我国走向世界，了解国际市场和贸易动态，提高管理水平，也可以为我国商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争取到有利条件，减少发达国家对我国商品采取的歧视性限制。同时，可以利用总协定的讲坛和条款对歧视我商品出口（如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维护我国的经济贸易权益。另外，更能直接支持发展中缔约国改造总协定的斗争。[※注]

当然，“复关”“入世”后，我国在承担一定义务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如何解决总协定与我国计划经济制度之间出现的矛盾。总协定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而拟定的，而当时我国是一个计划性经济国家，因此关税作用、汇率的制定、国内外市场价格、信贷、经济贸易管理体制和对外贸易政策都会与总协定条款存在。因此，我国应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综合性地分析研究，以免将来出现被动的局面。

也有学者认为“复关”“入世”将会对中国21世纪的经济走势、甚或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产生巨大影响。从影响范围上讲，中国所开放的市场和所能够进入的市场严重不对称。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因而该类产业所受的冲击程度很深；从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性来讲，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制定政策的自主性大大削弱；更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还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冲击上。如果我们贸然“复关”“入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支持机制将会被割断，支柱产业的成长模式将会发生彻底逆转；还会限制、甚或阻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这些学者我们不能因短期收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也不能因小利而失大势。[※注]

（二）“复关”“入世”对中国产业的冲击

国内学者讨论最多的就是“复关”“入世”可能对中国产业产生的影响，内容涉及中国的农业、工业（汽车业、纺织业、家电、有色金属、石化、化纤等）服务业（金融、保险和海运业等）等众多领域。

“复关”对工业的冲击：一般认“复关”为对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不会有大的影响，而对国内竞争力较差的行业震动可能较大。当时我国正在起步的高新技术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几乎都不具备与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抗衡的能力，所受冲击会比较大。同时，我国部分工业产品不但与国外同类产品价格存在差距，生产同类产品的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成本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复关”后我国众多的小型企业将因生产成本过高而难以生存。再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许多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制药工业）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以仿制为主的道路，“复关”后我国要接受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协议，其中包括保护知识产权，这就堵住了中国工业继续走仿制开发的道路，而保护知识产权将大大增加今后引进技术与产品的成本。[※注]

也有学者从中国的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排布几方面对中国工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从我国的产业分布上看，三种优势的分布相互错位，不相重叠。工业优势集中在中国工业整体加工过程的中间阶段，以重工业为主；比较优势却体现在初级加工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既与中国的工业优势联系松散，也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不相关。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只有这三种优势相互重叠时，一个国家才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996年，11个比较劣势产业占了中国工业价值增值的36.21%，因此，这种影响绝不可小视。[※注]

从对农业的影响看，实行低关税率将对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农业保护政策造成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其主要表现是：边境保护政策将失去有效性；以往长期实行的农业保护政策，即通过价格扭曲造成的农产品低价优势将难以为继；近几年出现的支持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农业保护政策不仅会失效，而且会因偏离关贸总协定原则而受到约束；农业保护政策带来的后果，即国内供给水平难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将严重制约我国出口贸易。[※注]

从长期看，改革国际农业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将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将促使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依据国际农产品市场信号进行调整，实现农村产业优质高产高效协调的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既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可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外汇贡献。[※注] 可以预计，发达国家会让出一部分市场份额，这给发展中国家扩大农产品出口提供了机会。但不应低估市场的局限和竞争的激烈度，我国农产品想填补这部分市场空缺必须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推出新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注]

关于签署服务贸易协定（GATS）对中国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我国签署GATS，在近期内损益不大。[※注] 理由是：由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较大优势，而在银行、保险和电信等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行业相对落后。但对于我国相对落后的行业，即使加入GATS，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开放国内诸如银行、保险和电信等敏感市场。中国在拟订承担义务时间表时可以保留不对这些敏感部门实施协定规定的权利。对我们这样一个开放时间不长，服务业又处于稚嫩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服务贸易应注意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例如，对那些占有一定优势的行业、开放较早且程度较深的行业，要总结经验，巩固扩大成果；对刚刚开放的一些领域也要及时总结经验，试探性发展，逐步扩大开放程度；对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采取慎重态度，在条件具备时再考虑开放问题。[※注]

（三）“复关”“入世”与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

“复关”“入世”对中国的政府部门、企业和民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从政府部门而言，如何转换行政职能，如何利用汇率、利率、关税税率、所得税税率和法律来协调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实施国家产业管理，是项艰巨的任务。对数百万计的企业而言，如何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以关贸总协定所设定的基本原则，成功地融合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大资源，更像一场复杂的社会工程，而无一蹴而就的良药和捷径。因此，学者们认为在入世之前，应当作好充分准备，改革现行的外贸体制，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政府应利用复关之前的时间差，在宏观上加强复关前的准备工作。同时，研究者认为应当对企业敲警钟，提醒他们及早准备，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改进技术，研究国际市场，以迎接复关后的国际竞争。

从广义上看，总协定与其说是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莫若说是审议中国的经济制度，因为它的触角延伸到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注] 毋庸讳言，在中国提出“复关”申请时，我国与关贸总协定已有的各种规则要求存在很大差距。首先，1979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中央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转变的过渡阶段；其次，中国虽然开始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但由供求关系确定价格的机制尚未建立，价格仍有扭曲现象；再次，随着经济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的进行，关税在调节货物进出口和保护国内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加大，似因计划等因素的存在，关税尚未成为调节进出口商品结构与数量的主要手段，而且在进口方面重复使用多种贸易限制措施；此外，还有外贸法规不健全，外贸管理依靠计划，内部文件缺乏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注]

复关后，我国将承担总协定有关原则条款的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责任。同时，作为恢复缔约国谈判的前提条件，中国必须对进口管理体制、关税税率以及市场准入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相应调整。[※注] 因此，我国要想尽早复关，须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继续履行关税减低义务，约束非关税措施，增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改革汇率措施，扩大服务市场的开放，进一步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放宽对引进外资的限制。[※注]

第三节 “入世”后中国国际贸易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在开放中推动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世界贸易组织创造的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为中国扩大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可以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实现与发达国家的优势互补。中国开放的经济政策也为外国资本的进入创造了更加规范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不断扩大了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范围。在此背景下，中国适应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要求，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当前，我国继续深化开放力度，对外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国际贸易中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多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贸易市场和产品日益集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外部风险也越来越高。而且，在渐显严峻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资源、环境以及成本的约束越来越突出。我国外贸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转型和贸易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所以，特别是入世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题就是促进贸易结构转型。

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更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劳动力就业、环境可持续发展、参与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和冲击。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入世之后，中国借助参与全球价值链，特别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积极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制定和实施了符合自身发展的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于是极大地提升了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在对外贸易政策转型和战略的发展研究方面，中国的学者们在上述领域均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给出了鲜明的观点。

一 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缩小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至今，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生产体系，参与价值创造，中国已经演变为全球的制造与贸易中心。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有贸易模式和结构已经严重削弱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优势，亟待结构转型。中国贸易结构与政策转型将对国内产业、区域发展、劳动力市场、能源与环境以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冲击。理论上，贸易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部分，而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注]

在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之际以及入世以前，国内很多学者纷纷讨论了中国入世带给国内经济的影响，这些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前瞻性。中国加入WTO必然会牵动国内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这不仅涉及产业结构，也会涉及所有制结构。这些结构调整反过来又会成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强大推动力。面对加入WTO后的中国市场，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的关键是明确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别要关注中国借助加入WTO的机会进行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注]

根据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特征，可以判断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工业化及贸易的扩张阶段；二是产业升级和国际化转移阶段。[※注] 经过这两个发展阶段，我国贸易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出口量将继续稳居世界第一；进出口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能源资源贸易的地位会提升；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各类立法和保护政策将不利于中国外贸的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应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并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入世以后，由于全球经济进入了结构性的调整期，中国对外贸易也面临着结构调整。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调整加大了全球经济的波动，同时入世伊始，中国还面临着内外部经济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需要进行调整和转型。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过程中，结构转型是必由之路。以往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出口贸易结构转型，但是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也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一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而言，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进口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注]

在区域生产贸易模式转变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自入世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产品内分工这种新型国际生产分工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特别是促进了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垂直专业化比率恰能较准确衡量中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份额，以此显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垂直化程度，也反映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供应链效应。[※注] 但是，这种“大进大出”式的垂直型生产和贸易模式，不仅带给中国不断高涨的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失衡，也对中国的贸易和产业结构造成深刻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份额占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过度依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造成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大量经济福利的损失。我国虽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距贸易强国地位还有很大的距离，不断扩大出口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自主创新产品是我国贸易结构转型的主要目标和方向。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具有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我国出口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类主要因素。[※注] 上述三种决定因素，我国主要是通过外商对华投资企业，来扩大出口规模并改善了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沿贸易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向两端不断地延伸和扩展，以此实现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三自”产品的不断扩大，推动更有人力资本投入和增值潜力的生产性服务链的提升，促进更有要素创造、产业升级、环境友好型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中国从自身经验出发，通过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和格局、竞争方式、市场开拓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大力恢复外贸发展，并借此进行转型和升级。[※注] 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要顺应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继续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原则，着重在“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完善制度”几个方面努力，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均衡、可持续发展。[※注]

近些年来，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进出口贸易也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未来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如：世界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稳健，中国面临的外贸环境压力较大；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后把握住了机遇，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注] 从融资约束看，银行融资约束并不一定会抑制企业的出口行为，但会阻碍部分出口企业从加工贸易转型为一般贸易，所以，改革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产业政策，是促进中国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注] 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了企业融资收紧外，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增多。但是，贸易保护主义阻挡不住我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和发展契机。

从我国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形势来看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及面临的新情况，以下几个方面会面临转型的压力，应重点研究：一是低成本竞争优势面临转型压力；二是加工贸易生产体系面临转型压力；三是模仿创新模式面临转型压力；四是外贸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五是东亚区内贸易格局面临战略性调整的压力；六是外贸激励机制面临转型压力。[※注]

外向型贸易转移是中国外贸发展实践赋予转型经济的新动因，经济转型期必然产生外向型贸易转移。从影响外贸发展的各要素最优选择与组合等方面看，我国应因势利导地利用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采取扩大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注] 所以，在继续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同时，要提高一些相对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份额，推动出口商品的结构转型。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不断转型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也不可能完全转向海外，有一部分会向我国中西部省份转移。外商在华投资的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即使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技能远不及中国，这也就会导致向海外产业转移的规模不会特别大。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的目标是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新变化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需要对贸易强国的内涵及其共性特征有新的辨析，以便提出当下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政策思路和战略。[※注]

二 转型条件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碎片化，国际贸易结构趋向高级化，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方兴未艾。在各生产部门中，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中间产品的空间输送成本大幅降低，大量贸易品既适合以非股权联系安排国际化生产，也适合按价值链定位进行国际分工。所以，跨国公司不断重组全球化生产，大量的生产任务转移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这不仅对跨国公司母国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更直接影响着东道国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内学者运用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研究中涉及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的增长效应、贸易开放对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对外贸易对就业市场及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和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等诸多方面。

（一）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的增长效应

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然而，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反过来则要求出口必须持续地快速增长。保持出口持续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保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外部市场的需求持续增加。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巨大出口贸易规模的重要内外部条件。

贸易对于增长的影响，长久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通常认为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影响要素禀赋、研发投入、竞争、人力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生产能力利用率、干中学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对出口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是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本质分析。出口贸易的增长除了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当然，应该同时考虑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的效应。[※注] 从新贸易理论看国际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注] 此外，出口下游化竞争力是真正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这源于在国际市场下游环节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因此，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是提高企业出口的竞争力。[※注] 有的学者从供给侧纳入贸易要素扩展了经济增长模型，检验了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以及我国地区之间异质性表现，得出经济开放度决定净出口作用于地区间增长的差异性。[※注] 所以，出口的增长效应是充分利用各种经济要素，在提升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是贸易增长结构以及增长的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期以来，我国出口走的实际上是一条非线性的、超越所处发展阶段的渐进专业化道路。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还可能出现加速专业化的趋势。同时，这样的道路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并将长期存在。[※注]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促进了企业的“出口效应”，不仅提升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注] 事实上，中国贸易量的增长，源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非一体化，源于跨国公司对其制造工序、环节的垂直外包，源于中国企业适时调整和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策略。[※注] 这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贸易增长之谜”。

第三是近几年成为研究热点的出口企业异质性与经济增长。自从2003年Melitz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关于企业异质性的文章以来，在大量学者拥有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前提下，国内学者对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变得如火如荼。在出口企业异质性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出口企业乃至直接投资企业的异质性问题都做了微观分析。一方面，对于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国内学者主要是对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以及决定出口的因素做出具体研究，认为出口企业先前的研发投入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并且出口能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张。但是存在出口企业生产率普遍低于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注] 多数研究表明，这些企业的出口都只能为其带来短期的生产率提升。[※注]“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主要是大量加工贸易企业导致的，中国有近20%的出口企业完全从事加工贸易，其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10%—22%。[※注]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和进入国内区域市场的关系，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进入国内区域市场的可能性增大，这种可能性不仅取决于贸易成本和市场需求，还受企业年龄、规模、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和广告等因素的影响。[※注] 对于首次出口的企业，其出口当年企业生产率有2%的提升，但在出口之后的几年中这种提升效应不显著；出口前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存在着持续且幅度较大的提升作用；但出口前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或提升效应短且较弱；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随企业从事出口前研发年数的增加而提高。[※注] 对于异质性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学者们往往以外向型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制造企业为例，对其向海外投资做微观分析，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下，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流量越大，而目的国的收入水平和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却对企业的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注] 此外，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也会截然不同，尽管中国的加工贸易会降低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但仍可能通过吸收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剩余劳动力改善社会的福利水平，以解释“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和“劳动力需求悖论”现象。[※注]

（二）贸易开放对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事实上，贸易开放除了通过上述机制促进开放国的经济增长之外，还会对开放国的一系列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等方面。国际贸易水平和我国省际贸易的发展潜力会显著减缓经济波动，而且国际贸易水平和省际贸易潜力在影响经济波动上存在相互促进和加强的关系。[※注] 但是，从外部技术冲击的角度看，虽然在技术冲击来自制成品时，贸易成本和汇率管制会抑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幅度；但在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技术变动可能导致GDP和福利的反向变动。[※注] 此外，中国存在由贸易开放度、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油价到通货膨胀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注] 贸易开放还对我国省域经济的增长有正效应，并伴有空间收敛与发散双向效应。[※注] 中国的出口企业也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其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的高质量出口产品受汇率影响的风险最小，[※注] 当然，也因地区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差异而存在空间异质性。

出口贸易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是否促进了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常可以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验证出口通过“出口中学习”的效应促进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注] 除了对微观企业的生产率影响外，贸易还对企业的出口品定价产生效应，这也能解释“我国企业的低价出口之谜”。从成本加成率的视角考察这一奇特现象，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低于非出口企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注] 政府部门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同时也扩大了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成本加成的差异，深化了两部门之间资源误置。[※注] 此外，长期的出口退税、补贴政策，以及出口企业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也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过低的重要原因。

（三）对外贸易对就业市场及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溢出效应之一就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大量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出口贸易提高了我国劳动力就业需求，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进口的增长则会造成就业市场的负面影响。入世以后，随着出口的迅速增长，对外贸易对就业的效应愈加显著。尤其是随着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沿海地区就业提供了大量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内地充裕劳动力的就业。我国这种“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敏感，特别是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对劳动力需求弹性明显高于一般贸易。[※注] 这种垂直专业化贸易，通过纵向分工协作原理，影响着中国国内的就业结构。其中，来自经济合作组织（OECD）等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份额上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从亚非拉等低收入国家进口中间品份额的增加将带来劳动力技能水平的相对下降。资本深化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澳台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注] 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下，地区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中国城镇和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利于劳动者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从而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和提升。[※注]

同时，贸易对收入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此，国内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贸易与收入（或者工资）的关系。贸易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包括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收入差距等。贸易专业化造成的二元结构将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贸易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既不是单调的关系，也不是倒“U”形曲线关系。[※注] 事实上，我国出口扩张模式存在显著的“低工资增长、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依赖特征以及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扩张特征，这种模式下的出口扩张对工资增长速度的提高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注] 尽管出口贸易在我国总体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对劳动力收入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而在地区收入差别上，出口结构的优化还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注] 此外，贸易还造成了劳动力性别收入的差异，贸易开放在总体上拉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它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拉大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注] 出口贸易使中国劳动者工资的集体议价能力也有所提升，可以看出劳动者的收入并不完全由其外部选择决定，议价能力的差异在其中也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异质性产品和加工贸易中的作用更显著。[※注]

（四）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对外贸易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是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对外贸易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对环境的污染，如何进行环境乃至气候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关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较早的研究主要分析发展贸易对能源的消耗以及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前者就是所谓的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问题、我国自1993年以来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通过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中国成为内涵能源的进出口大国[※注]。近些年来，不少国内学者开始研究贸易中的碳排放、二氧化硫排放等，以此分析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对外贸易在带给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给环境巨大压力。贸易开放引致了经济增长，也增加了中国各省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由于区域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外贸对各区域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同。综合来看，国际贸易对我国环境影响是负面的。[※注] 若从中国参与垂直化分工视角分析，则可以估算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中内食二氧化碳的结构和排放强度变化，进而从碳排放视角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注] 对于贸易内涵的其他污染物排放的研究亦是如此，例如二氧化硫等。总体上来说，由于出口污染排放强度低于进口污染减排强度，故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污染减排。然而巨额外贸顺差以及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的下降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污染排放的逆差，出口产品结构的恶化则是造成逆差最为根本的原因。[※注]

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对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全球贸易模式给予了特别关注。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发达国家将污染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扩大污染产品进口以替代本国的污染产品生产，这两种情况都是由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的变化引起的。[※注] 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环境规制也对我国出口贸易品的比较优势产生了深刻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了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但是有一个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限度时，反而不利于行业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注] 一方面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另一方面对外贸易通过进口产品技术外溢和“出口中学”两种途径对能源环境效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也使得能源效率高的产业更积极参与对外贸易。[※注]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对外贸易带来了许多显而易见的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等问题。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未来的增长必然会面临日益收紧的资源和环境约束。

（五）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效应研究

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演变，要追溯至20世纪中后期，亚太地区生产体系经历了以进口替代促进出口导向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一直演进到现在盛行的错综复杂的价值链体系，这种分工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现实应用。21世纪初，“雁行模式”的更迭体现了亚太产业的转型与转移，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的制造业也正在崛起，这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的工业化。目前，亚太互联经济格局出现了动态变化，国家间在经济产业结构上的更迭使亚太经济结构呈现重构的趋势。[※注]

在企业层面，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要实现中国制造的价值链攀升，需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注] 在区域经济层面，中国各区域参与价值链带来的增加值收益大部分来自参与本区域价值链。参与国家价值链以及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各地区带来的增加值收益特征与增加值供求特征呈现高度契合性，表明紧密的增加值供求关系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贸易双方的互利共赢。[※注] 在宏观经济层面，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促进经济周期联动的重要因素，欧盟、北美的区域内价值链以及欧盟、北美和亚太相互之间的区域间价值链嵌入程度较高，对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较大，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周期联动总体上具有积极影响。[※注] 除了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货物贸易问题，相对服务业在价值链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研究。承接国服务外包网络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其在服务业各增加值网络中地位的跃升，且对返回的国内增加值网络影响更显著，[※注] 毕竟服务业和离岸外包业务是全球价值链运行的“黏合剂”。

（六）中国对外贸易的二元边际和三元边际结构

入世前后，我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的特征显著，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扩展的边际占据的比重很小。外部冲击对集约的边际构成显著的负面冲击，但对扩展的边际却并不存在负面影响。[※注] 21世纪初的几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的。[※注] 上述结论将为中国贸易结构转型提供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政策含义。

现在很多文献把二元边际方法运用在企业层面的分析上。有的文章通过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加权出口广度和深度边际的关系，发现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有相似的出口模式，即生产率与企业出口的广度和深度边际正相关。[※注] 有的文献在新贸易理论下把二元边际扩展成三元边际，于是，全球货物贸易量可以分解为广度、价格和数量三个边际，地理距离对贸易流量的作用50%—70%可以归结为广度，50%—20%可以归结为数量，价格的贡献则可以忽略不计。[※注] 宏观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也会产生影响，比如，政府补贴并未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产生显著作用，但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这都与政府补贴的规模有关。[※注]

（七）贸易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含量的影响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再次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注] 仅看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从1995年到2011年，中国出口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自身技术水平升级和优化，但是，出口产品中内涵技术并非都来自于中国，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近乎还锁定在世界最低端。[※注] 考虑到国际分工的情况，制度质量的完善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融入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和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也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注]

在微观企业层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有效地促成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这表明提高企业生产率是实现产品升级以及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可持续性的关键。[※注] 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除了依赖于进口中间产品技术的外溢效应外，不同产品的进口贸易自由化还通过“种类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注] 由此可见，关税减让不仅扩大了企业的出口规模，还有效提升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三 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和政策的转型与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贸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为主要形式，弥补了国内供应不足，同时起到了出口换汇的作用。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强大，外贸发展战略和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转型和调整。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在全球经济复苏的疲弱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条件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告别了高增长时代，进入转型升级、构建竞争新优势的新时期。[※注]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转型与调整

“入世”意味着中国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低贸易壁垒意味着国内工业将全面暴露在国际竞争面前，而出口激励手段的有限性将使国内幼稚工业面临由于扶持不足而中断成长的危险。在WTO 规则下中国应当以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去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选择和制定新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必要。[※注]

在入世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国进一步深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努力在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的环境中发展对外贸易。但是，我国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也遇到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入世后的十多年中，上述外贸发展战略已经造成了国内外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发展，对国内贸易转型升级形成了较大压力。这种压力体现在我国出口中就是外资比例太大，加工贸易份额占比过高，出口增加值相对较低。[※注] 此状况造成我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这也说明我国贸易结构亟须转型升级。在进口方面，进口产品集中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资源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快速增加。这种进口结构也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从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迈进的一种反映。所以，在以前的“安全发展”进口战略基础上，要努力发展“更自由的大进口战略”。[※注] 这种战略的本质是促使我国进口由生产主导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贸易型、甚至消费主导型转变。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压力日益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处在调整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传统出口竞争优势渐失的情况下，学者们普遍认为应从整体结构来进行贸易战略的调整：一是贸易增长从外延式的增长转变为内涵式的增长，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出口贸易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步向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和自主营销的产品转变。所以，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性转型，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从通常意义上讲，贸易结构的转型表现为产品、技术和地区来源结构上的演进，或者在价值链条上沿着不同功能阶梯的爬升等。但是，对外贸易战略转型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指企业、品牌和技术等所有者身份上的一种结构性转换，即从本国获益少的外国企业主导型到本国获益多的本国企业主导型的形式转换。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还是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对外贸易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外贸也应当相应从“科技兴贸”战略向“创新强贸”战略转变。[※注] 在上述外贸发展战略思路的基础上，我国在制定贸易战略时应具体做到：继续实施“科技兴贸”“出口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等既有外贸战略；大力实施“价值链提升”“富民兴贸”“绿色贸易”和“和谐贸易”四大新战略。[※注] 新战略的具体定位是：全面融入全球、发挥综合优势、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国际地位。[※注]

多元平衡的自由贸易战略应当是今后几十年中国必须坚守的贸易战略，这也是让贸易伙伴自愿开放市场的有力理论武器。[※注] 要实现上述贸易战略，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巩固传统市场，大力开拓新兴市场，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完善进口促进政策；加强和改善多双边经贸关系，妥善应对贸易摩擦。

（二）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和实现路径

入世后，中国外贸获得快速发展。实现贸易规模全球第一可以看作是我国进入外贸转型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贸易规模增长使得经济发展对贸易的依存性质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此后，我国外贸发展进入主动的战略转型期。[※注]

然而，许多事实表明，从质量、结构、附加值率、核心竞争力等角度看，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为实现国际经贸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目标、战略与措施。2012年4月，商务部发布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可见，金融危机前，我们的外贸战略关注的是如何继续做大，而此后我们关注的则是如何把我国的对外贸易努力做强。它不仅要具备显著的贸易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同时要在贸易的结构、质量与效率上体现出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更要具有对全球贸易体制的领导力与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注]

中国在未来的贸易强国之路上会面临诸多重要的国际制度性约束与限制。这包括：多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下所要求的贸易自由化与对数量限制、补贴等政策的管制，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下缩小贸易盈余的压力，多边宏观经济协调机制（如G20）下通过汇率贬值刺激出口的局限性，国际气候变化框架下的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压力，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下的资源供给瓶颈等。

盛斌认为，为实现国际经贸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应将增长、转型与改革作为三大经贸战略的重要支柱。关于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路径，主要有：完善外贸法律体系、外贸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的创新，以“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推动外贸创新发展，增强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创新能力，完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等。[※注] 具体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价值链位置的升级。要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目标，必须坚持内资和外资并重的基本理念。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现阶段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价值链的延伸和升级。[※注] 未来的中国制造不应以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贸易为主，而是要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以保障外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贸易强国的基础是高质量的企业，而造就高质量企业的基本途径是市场竞争。企业可以通过两个基本方式对经济的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贡献，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优胜劣汰效应，即创造性的破坏效应。因此，要促进企业升级，良好的竞争环境是关键。通过竞争，使高质量的企业取代落后的企业。

提升进口贸易地位。贸易大国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国内资源+国际市场”，而贸易强国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源+国内市场”，或者说，贸易大国大在了出口上，而贸易强国则强在了进口上。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是进口贸易地位的提升。

发挥服务贸易的作用。“服务因素”是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主要差距。必须充分认识服务贸易在建设贸易强国中的核心地位与关键作用。要建设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服务贸易强国，带动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核心竞争力，支撑制造业强国和货物贸易强国建设，实现货物贸易强国和服务贸易强国共同支撑贸易强国建设的总体格局。[※注]

（三）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型

入世后，中国经济和外贸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贸顺差不断增加，导致贸易摩擦不断；生产成本的上升也使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贸易政策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促进政策以加工贸易出口为基础，以偏好重点支持为特征。国家在引进外资方面，强调引进出口导向型外资，以弥补出口能力的不足。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强调以投资带动出口。[※注] 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的发展，比如，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二元贸易政策是形成中国二元贸易结构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二元关税政策在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其他产业造成了负面影响。[※注]

为顺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我国外贸政策做了“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削减贸易顺差为重点的调整”[※注]。具体的调整以转变出口贸易过快增长为主，举措是减少对出口贸易的激励，并对加工贸易的发展加以限制（因为我国进出口贸易中近一半是加工贸易）。这种政策调整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才有所转变，这期间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出现了回落迹象，并引起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若干变化。但是，这些政策调整并没有改变我国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的压力，也没有加快出口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为应对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冲击，我国贸易政策以稳定外需为主。此后的十年（2010—2020），我国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结构转型和升级。中国要做到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较为困难，依靠开拓新兴市场来抵补发达经济体需求萎缩带来的进口需求缺口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更加注重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不是规模和速度，就成为后危机时代外贸工作的头等大事。如若不然，将会带来更大的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进一步增加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带来更大的经济福利损失。[※注]

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决不应局限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因此，我国的外贸政策导向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上升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所以，根据我国自身的特点，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济学含义应定义为：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和格局；转变外贸的竞争方式；转变外贸的市场开拓方式；转变外贸的资源利用方式。[※注]

（四）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按照 WTO 规则，学者们建议外贸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减少外贸支持政策、降低关税水平、调整服务贸易政策等，这些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

1.调整外贸支持政策。入世后，我国在有关文件上对政策性银行的信贷业务做了相应的说明，即政策性银行贷款不再接受国家的财政补贴。2007年5月8日，我国宣布取消中国银行实施的出口贷款补贴。入世后，我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扩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准入，放开外贸经营权，并且进一步简化进口管理，完善进口促进体系，大幅降低关税。[※注]

此外，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经济政策也受到技术因素、体制因素以及要素密集度因素等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竞争政策应着重通过涵养竞争优势改善国内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用竞争政策规范部门或产品层次的贸易、产业和技术政策，从而实现中国贸易品部门在世界市场结构中的均衡位置。[※注] 当然，产品质量差异和国内企业出口模式也会影响国家最优的贸易政策选择，同时，贸易政策调整也会影响国内生产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注]

2.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入世后，我国进口关税呈显著下降趋势，并且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以2005年的关税结构为例，就关税水平和优劣势产业的关系而言，进口关税似乎在更多地保护我们的优势产业，而不是弱势产业。此外，中国按入世承诺的时间表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

根据对外贸易形势的变化，我国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较为频繁地调整，不断下调甚至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注] 出口退税率下调，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增长率负面影响显著，而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负面影响不显著。[※注] 出口关税方面，中国对关税率和征税对象不断进行调整，其目的包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应对贸易摩擦、加强环境保护、缓解金融危机冲击等。

3.调整服务贸易政策。服务贸易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分解出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注] 根据服务贸易管理方式、方法的不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管理体制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核心管理型、分工协调型和服务推进型。[※注] 我国服务贸易整体国际竞争力较低，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各个行业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也不尽相同，逐步实现从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变。[※注] 中国在入世协议书中对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具体承诺和减让，超越“维持现状”的贸易自由化使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维护了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权益。[※注] 为顺应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中国应促进服务外包、物流服务、设计咨询、金融等现代生产性服务出口。

今后，中国在WTO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基础上，确立协调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发展趋势的必然。[※注] 有学者建议，现在和未来值得我们关注的贸易政策中，首要的是要强化贸易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发展，提升在宏观决策中的地位；其次是外贸政策调整应有利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以利于贸易结构的优化；最后是我国的贸易政策要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依据，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营造公平竞争的外贸环境。[※注]

四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下的外贸新格局

开放型经济体系是“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升华，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科学总结。入世后，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规则有机结合和互动，需要把“开放型经济”提升为“开放型经济体系”。[※注] 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目标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开放系统，推动国内外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的双向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目标。[※注]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学者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建设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是“有管理的”开放型经济阶段（10—15年时间）；第二是“自由、公平的（或者是没有干预的）”开放型经济阶段。学者们建议中国应该釆取“近期大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远期积极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两步走战略，建设开放型经济。[※注]

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学者们建议我国外贸的发展目标、实现方式及管理体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由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自由贸易区由经贸合作平台向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平台转变；由偏重沿海开放向以内陆、沿边开放为重点的全方位开放转变；由传统贸易模式为基础向以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转变；由数量扩张为主的贸易大国向提升质量的贸易强国转变。[※注] 为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适合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实现新阶段中国的国际贸易战略目标。具体做法包括：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准入，适应全方位开放格局；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内陆和沿边开放；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建立促进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流动的管理机制和程序；顺应全球贸易规则向高标准、边界内演进的趋势，促进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规则等。

（一）关于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在入世前主要利用APEC以及双边机制展开对外经济和贸易合作，入世以后外贸政策取向发生了变化，中国努力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参与谈判和规则的制定，[※注] 并积极参加了WTO组织的各种推动谈判的会议，提出议案。对中国而言，在多边框架内有效解决贸易争端是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动机之一。然而在WTO框架下，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是出现针对中国“好讼”现象的重要原因。[※注]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经历了规则学习、规则参与和规则建议三个阶段，逐步积累了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消除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乃至贸易保护措施的经验。此外，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在于推动了全球经贸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努力协调多边贸易谈判、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机制建设并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注] 学者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应重在制度建设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探讨国家崛起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关系时，学者们以现实主义的“大国崛起与国际关系调整”理论为分析框架，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颠覆或者大幅度改革现有多边贸易体制的革命性力量，相反是一股强大的支持和维护该体制的力量，中国应积极引导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当然，中国的崛起也会带来多边贸易体制中大国角色的转换和调整，并可能引发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动荡和磨合，这需要各方积极应对。[※注]

（二）关于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

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继续在总体上保持了开放与自由化的趋势，中国不但履行了加入WTO时所做的非歧视待遇与市场准入的承诺，而且在实施区域经济与贸易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注] 目前，中国已经开展全方位的区域合作战略，不仅在东亚地区，也延伸到其他地区，合作领域不仅包含经济领域，还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以亚太区域的发展格局为例，学者们设计了亚太区域内正在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轴心—轴条”格局。由此形成的格局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可以消除亚太自由化进程的消极影响。针对此格局也可以设计出一套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内“轴心—轴条”格局的完整战略。[※注] 从经济利益上看，中国加入FTAAP毫无疑问将获得巨大的收益，因为其主要贸易伙伴和出口中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都集中在亚太地区。但是，中国是否能够支持这一构想还取决于一系列关键的政治与外交因素，例如APEC方式、中美关系、协定的质量、敏感行业、竞争性的替代方案问题等。[※注]

此外，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TPP，如何推动 RCEP和中日韩 FTA等，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综合考虑影响中国加入TPP过程的三大因素以及TPP加入过程的要求，即便是中国现在就决定要加入TPP，并且得到了现有成员的应允，谈判的过程也需要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注]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与TPP的差距很大。如果美日抱定中国不能参与制定规则、只能接受规则的态度，中国不应主动加入TPP，以免重蹈加入TISA的覆辙。中国的主动应对，需采取用杠杆（中韩自贸区）、撬核心（中日韩自贸区）、构平台（RCEP）、构网络（全球自贸区）的路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选择通过推动RCEP轨道走向亚太自贸区，进而寻求规则话语权。中国也应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区域合作平台，寻求新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模式与规则。最根本的应对是要加速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步伐，构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大小自贸区的网络叠加效应，通过寻求新的贸易创造和投资创造，平衡TPP的负面影响。[※注]

（三）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施新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如何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外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中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取得了哪些成功的经验？以及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和解决路径？这些是我国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成功经验看，自贸区形成了一整套自主和集成制度创新体系；形成了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与案例；形成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政策举措。尽管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获得了市场主体较好的反应，但是自贸区的建设、发展与创新仍然面对一些困难与挑战，如：开放程度有待提高制度，创新的实质程度和发挥效果情况需要进一步提高，在政策制订与执行的协调、组织与沟通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亟待优化，对接全球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与国际先进自贸区上仍有较大的差距等。[※注] 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更大成效，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一是加强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全盘的战略考量，形成推进合力；二是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互联互通，推动改革创新措施落地；三是理清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路径与边界；四是加强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成效评估与研究；五是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布局和特色结合。[※注]

（四）关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为了加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贸易畅通”，我国政府部门和学者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水平的状况给予了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专家联合编制并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学者孔庆峰、董虹蔚在其发表的《“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一文中也就“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或者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非常少，大部分仍是贸易畅通“潜力型”和贸易不便利的国家。未来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畅通”的关键在于贸易制度对接。[※注] 突出投资引领合作并带动贸易发展的作用，即过去中国的开放是以贸易为中心的被动的单开放，而未来中国的开放将是以投资为中心的主动的双向开放，这种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注]

(本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倪月菊研究员和马涛副研究员共同完成。其中,第一节和第二节由倪月菊执笔,第三节的第一、第二部分由马涛执笔,第三、第四部分由马涛和倪月菊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