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于19世纪中叶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形势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了以译介为主的时期，但受客观研究条件和学科发展的局限，这种译介往往饥不择食，多是“急就章”，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史料方面，就更是这样。在那时，世界史学的史料学是一个空白，史料建设多被忽略，似乎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严重地制约着世界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世界史研究起步较晚，与中国史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在史料建设方面尤其如此。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史料被认为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却恰恰相反，无论是国别史还是断代史，都缺乏系统的甚至必要的史料。

研究历史必须占有史料，不占有、分析、研究史料，便不可能对历史矛盾运动做出科学的说明。史料不等于历史学，但是，它确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很难想象脱离史料去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无论研究中国历史，还是研究外国历史都是如此。“任何历史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最基本的前提。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着的，但它并不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人们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是通过对大量史料深入研究而获得的。”[※注]在进行历史研究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世界历史领域，不仅在研究队伍的建设、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运用，而且在历史文献的积累等方面，都与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客观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加强史料建设，是整个中国史学界的共同任务，而并非仅是世界史学科的事。例如，中国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和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一种专题资料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所有这一切，对于世界历史学科的史料建设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整体上提高研究和教学水平，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资料的选编工作。这种选编分为两类：一类是收集当代学者世界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另一类则以收集史料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应对美国的反华政策，配合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了包括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在内的美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这方面的正式出版物有：人民出版社编《美国侵华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1765—1917年的美国》，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1960年版；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外交研究资料》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国情咨文汇编（1946—196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等。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外交史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编选《世界通史参考资料》两辑，1954年出版。两辑分别是“古代史与中世史部分”和“近现代部分”。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论述，恩格斯关于《玛尔克》的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的社论《东方史学家的目前任务》；苏联大学教科书《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的《引论》；苏联马恩列学院的《〈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序》，以及苏联著名历史学家乌特琴科、玛西金、克拉森等人的研究论文。1959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还分册编选《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出版，每册篇幅不大，集中在某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这些“资料”按照历史年代、国家和专题陆续出版。例如，《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现代部分之三”，为《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1936—1939），共收有12篇文献，主要有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的重要文章《西班牙人民反对意—德武装干涉者和法西斯叛乱者的民族革命战争（1936—1939）》，该文原刊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期；西班牙共产党与卡达龙纳统一社会党五一联合宣言：《我们继续斗争，我们一定胜利！》（1939年5月）；季米特洛夫的两篇文章：《西班牙人民英勇斗争的一年》（1937年1月），《西班牙人民英勇奋斗之二周年》（1938年7月）；《新华日报》社论：《保卫马德里之经验与教训》（1938年1月）等。此外，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还编选包括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在内的《世界现代史》参考书目；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这些文献对于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以及学习世界现代史都是十分重要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教研室编的《世界中世纪史史料选辑》（上、下），1959年出版，内容以史料为主，包括有关中世纪政治、经济方面的法令、文件和中世纪史家的部分记录。例如《萨利克法典》、《查理大帝的敕令》、《国王亨利四世复教皇格累戈里七世书》、《佛姆斯宗教和约》、《教皇尤金三世给予参加十字军者之各种特权》、英国《自由大宪章》、查理四世的《黄金诏书》、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奥兰治家威廉的宣言》等都包括在内，这些重要的原始文献，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中世纪的历史时，可以更多地接触原始史料，而且对于我国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学者来说，也是雪中送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参与上述《世界中世纪史史料选辑》（上下）翻译工作的，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外，还有齐思和、耿淡如和郭守田诸位知名学者，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世界史学界对史料的普遍重视。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三册。第一分册包括总论和东北亚地区；第二分册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第三分册为西亚非洲地区。总论部分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文献，论述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世界意义的文献，亚非地区国际性会议的文献。编者认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到处兴起。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风暴席卷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的要求，运用历史科学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必须大力加强亚非现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而这三册参考资料对于加强亚非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世界史文献资料的选辑工作为开展世界史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1955年世界史资料丛刊编委会成立。该编委会编辑的《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计划出版34种，从1957年起由三联书店分册出版。第一批已出版的主要有《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日知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晚期的西欧》（齐思和、林幼琪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上、下）（任炳湘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张荫桐选译）、《1765—1917年的美国》（谢德风、孙秉莹等选译）、《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吴绪、杨人楩选译）、《1815—1870年的英国》（张芝联选译）、《1825—1905年的俄国》（张蓉初、张盛健等选译）、《1871—1898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王铁崖、王绍坊选译）、《1898—1914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王铁崖、王绳祖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黎国彬等选译）。

编译《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的目的，是为了使高校师生能够接触原始文献或具有原始文献价值的著作，以提高世界史教学的水平。为了使用方便，每一文献的说明及附注例从简赅，同时每一分册末附有译名对照表。因客观研究条件限制，现代史部分的资料当时不易找到，所以暂缺，所选译的只包括世界上古史、重视解释和近代史。此外，值得称道的是，每分册史料的主要来源，在书前的“说明”中，都具体列出。如《1825—1905年的俄国》书中所选的史料，主要来自俄文版《苏联史文献选》第2卷、第3卷，莫斯科，1952—1953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史料集）》第1卷、第4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1927年；《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法令汇编》，莫斯科，1954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开始（史料集）》，莫斯科，1955年；《历史档案》杂志，莫斯科，1955年第1期等。在为高校历史系师生提供必要的原始文献的同时，还为他们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线索，所以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自1962年12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定30多个选题的编辑出版工作，到1965年共出版13种14个分册之后，因“文革”开始而被迫中断。1979年，商务印书馆决定恢复《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的出版工作，易名为《世界史资料丛刊》，重新组织了编委会，林志纯、戚国淦、陈芝联、齐世荣四位教授分别担任上古史、中世纪、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主编。恢复后的《丛刊》的数量和内容比过去有较大的增加和补充，拟出版60种66个分册。《世界史资料丛刊》保持了《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选译的原则和体例，只是篇幅略有扩大，每册约10万字。

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学者莫洛克、奥尔洛夫主编、耿淡如教授翻译的《世界近代史文献第二卷》，该卷收录了1870—1918年间的重要史料，由三个分册组成。第一卷则根据“苏联有关方面的建议不必翻译”，故没有翻译出版。此书收入的史料计分为四编：第一编为近代史第二时期的开端，内容包括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第一国际；第二编为“自由资本主义”转变到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欧和美国；第三编为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欧、美国和日本；第四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伟大意义。该书每章都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参考要目；一些历史文献附有评注，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评述；每章的“教学法指示”，则是用以说明每份文献的来源和意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的方法等。出版者认为，出版这部文献集的意义，“不仅提供了正确的历史资料，而且也介绍了苏联历史教学上的宝贵经验”[※注]。这具体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

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由国际关系学院编。国际关系史当时在我国是一门年轻学科，文献资料匮乏，特别是国外档案文件更为鲜见，成为制约该学科发展的重要障碍。《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出版的，对于推动现代国际关系史教学和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该书问世前，已有相近的著作出版，如《国际公法参考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外交学院出版社1958年版）等，对学习或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多有帮助，但毕竟不能满足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发展的需要。此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分为三部分：1917—1923年、1924—1928年、1929—1932年。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苏联政府和各国共产党的文件；远东共和国的文件；各国共产党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本主义国家文件。需要指出的是，1917—1932年间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该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段祺瑞政府海参崴出兵宣言”（1918年）、“中华民国参与欧战和会会议录”（1919年5月28日秘密会议）、“驻美公使顾维钧致颜总长电”（1920年10月1日）。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文献汇编，也有多种出版。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内容包括联合国共同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议、波茨坦宣言，以及中苏等国有关对日和约问题的文件。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文献》，主要内容为1941年6月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期间，英、美政府首脑演讲和声明26篇。苏联外交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编《慕尼黑历史的新档》，1962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新文件”为1938年3月至9月苏、捷、英、法等国有关慕尼黑问题的往来文书，多系首次公布。1961—196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2册，苏联外交部编。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萨纳柯耶夫等编、亚·菲舍尔注释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美国在1955年最早出版了《会议记录》，苏联则在1967年出版。双方都从自己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对记录进行取舍、删改。联邦德国学者在将会议记录译成德文出版时，将苏、美两国的记录进行比较，撰写了详细的注释，并对所以产生不同文本的记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即是从德文本译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内容包括15年间，日本政府和统帅部的档案文献和一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书信等。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4卷出版不久，为了提供学习时所必需的参考数据，与教材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陆续出版。其中，《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主编林志纯；中古部分主编郭守田；近代部分（上下册）主编蒋相泽。由商务印书馆1962年12月、1964年9月、1964年4月陆续出版。《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的资料，主要来自考古发掘出来的泥版文书、纸草文献、各种古文字铭文，以及流传下来的各国古代文学、宗教、历史、地理等文献。具体内容包括各国的年代记、法典或法律汇编、条约、诏令、文告、文书、契约、书信、宗教典籍、史地著作，以及政治经济文献和人物传记等。所收文献的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古代世界上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阶级关系、革命斗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等。中古部分选辑了250多份文献资料，大体上反映了中古时期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发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活动等。主要内容包括西罗马帝国和蛮族、法兰克国家、9—11世纪时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英国、拜占庭帝国、基辅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日本、越南、印度等东方国家，以及西欧的城市、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掠夺的开始等。近代部分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5—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的法国、英国、俄国、德意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1848年欧洲革命、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和第一国际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辑录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例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等。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都收有较多的文献资料并加以介绍。

20世纪60年代，高等院校历史系多开有“外国史学名著选读”课，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目的在使学生略知若干重要著作内容，借以扩大学术眼界，为批判地接受外国史学遗产提供数据”[※注]。吴于廑、王绳祖、蒋孟引、李雅书、王敦书等，都亲自参加了翻译工作。为便于学习，每种选本都有著者简介，扼要介绍其生平和重要著作，史学观点和学术影响等，同时附带说明译者所据版本或其他文字译本。此外，对于译文中所涉及的某些典故、制度、人物等一般教科书不多见者，均加注释。

《外国史学名著选》尽管是选本，但毕竟是原著，而且所选多是能够体现原著精华和特点的那些内容。这对中国当时和现在的世界史专业师生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可以获取十分珍贵的史料，而且还可以从中直接领略外国史学经典作品的韵味和魅力。这批选译的西方史学名著主要有希罗多德著《历史》；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佗著《编年史》；利瓦伊著《罗马史》；普鲁塔克著《传记集》；马基雅维里著《佛罗伦萨史》；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米涅著《法国革命史》；梯叶里著《第三等级的形成及其发展理论》；朗克（兰克）著《教皇史》等。每种名著约选译3万—5万字，1962—1965年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除了《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之外，在通史方面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资料集出版，如河南大学历史系编选《世界现代史资料选辑》1—4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耿淡如、黄瑞章译编《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外国史学家编辑的历史文献汇编也译成中文出版，这些对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史料建设也是十分有益的。例如，苏联学者莫洛克、奥尔洛夫编有《世界近代史教学资料选辑》第一、二辑[※注]，该书所选编的资料，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片段，统计汇编、报纸和杂志、革命传单、政治纲领、呼吁书、宣言书、立法文件、当事人的书信和回忆录、议会会议记录、各国工人党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案、国际条约和外交报告、军事报告，以及文艺作品的摘录等。

《世界近代史教学资料选辑》两辑，是根据苏俄教育部国家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节译，供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师教学参考使用。第一辑包括1642—1870年的世界近代历史文献，分成四编：第一编，近代的开端；第二编，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第三编，从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革命；第四编，19世纪50—60年代。第二辑则为1870—1918年间各种类型的史料。本书的特点是分类清晰、内容丰富、系统，对于教学或研究工作，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共收有七个方面的文献：（1）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农业与工业；（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熟；（3）人民群众和议会反对国王的斗争，内战的开始；（4）1649年的革命高涨，克伦威尔政府镇压人民运动；（5）英吉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战争与殖民地的侵夺；（6）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制的复辟，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7）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以上七个方面中，每个方面，又都列出具体的内容，如在“（1）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农业与工业”中，又有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当时人对17世纪上半叶英国毛织业中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组织的记述（1615年）；纽伯里的杰克的集中手工工场（1597年）；英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著作《论财富》（1625年）的节选[※注]。其余的六个方面也都如此，这些年代较为久远、珍贵的外文文献编辑在一起，无疑为教学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中国世界史的史料建设，不仅仅限制在世界通史或断代史、国别史方面，也表现在专史方面。例如，有关巴黎公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史料，近半个世纪以来就编辑出版得较为丰富，为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1958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阿·阿达莫夫编《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明斯编《第一国际的建立（文件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三联书店1964年版；莫洛克等编《巴黎公社会议记录》一、二卷，商务印书馆1961—1963年版；阿达莫夫编《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