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世界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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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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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有4部值得一提:这4部著作中一部是“文革”前的作品,重新再版。……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拿起‘人性论’这个武器,正是要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即极端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疯狂的占有欲,统统宣布为‘上帝’赋予的‘普遍人性’,从而激励资产阶级去同封建主阶级争夺对人民的剥削权,对财富的占有权,对社会的统治权”[※注]。从以上可以看出,该书对20世纪上半期世界历史的描述,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展开进行的,或者说,这是一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史。 |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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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 世界近代史 资产阶级 语录 引言 帝国主义 世界历史 世界通史 阶级 简明世界史 世界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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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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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有4部值得一提:这4部著作中一部是“文革”前的作品,重新再版;另一部是译著,还有两部是“文革”期间编写的。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4册,1962年10月第1版。1973年1月第2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注]。与1962年第1版一样,依然是4册,上古1册由齐思和主编;中古1册由朱寰主编;近代部分2册由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但是在上古、中古、近代部分每册前,都有“重印说明”,对该书“没有很好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点,因此在指导思想,体系结构以及具体论述中,都存有严重错误和缺点”加以批判。“重印说明”认为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因袭旧的史学体系,没有很好贯彻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剥削阶级及其活动当作历史的主体。上古、中古部分的论述大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近代部分突出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于各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果敢的斗争所起的巨大作用,没有充分论述。在修正主义的“历史主义”谬论影响下,对于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内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往往没有很好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二、没有着重阐述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在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影响下,往往把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统治阶级的措施联系起来,夸大甚至歌颂这种措施所起的作用。对统治者在人民革命斗争打击下所采取的欺骗手法,缺乏应有的分析批判。
三、“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各种唯心主义谬论、特别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在该书中也有反映。书中对各时期文化的论述,往往重艺术,轻政治,用人性论观点代替阶级斗争观点。
四、没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在论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时,如古代奴隶起义和中古农民起义后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资产阶级革命后封建统治阶级的复辟,日本、德国军国主义的形成,美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等等,都没有认真注意历史经验,联系实际,分析说明,使历史为当前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全书叙述中,给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五、结构上分期分区太细,影响对历史中心线索和概貌的充分揭示;有些章节材料烦琐,造成支离割裂。
“重印说明”指出,以上五个方面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比较突出的,书中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只是“鉴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了解国际形势,都迫切需要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知识,所以将本书重印出版”。尽管在重印前,已经对书中有关政治原则的错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是“不论在总的思想倾向上还是在具体论述上,都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希望读者参考本书时,注意分析和鉴别”[※注]。由以上不难看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统统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一些历史认识中的学术观点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立场问题。由此表明,“重印说明”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是“文革”期间,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是对世界历史知识的迫切需求。
周谷城1949年曾著《世界通史》三册,叙述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历史。第四册计划论述产业革命展开以来的历史,但当时未来得及写出。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的。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百般阻挠,《世界通史》终于没能续写下去,十分遗憾,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197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约·亨·海斯和他的学生,帕克·托马斯·穆恩和约翰·威·韦兰三人合著的3卷本《世界史》,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根据纽约1941年修订版和1946年重印本译出。[※注]1932年,该书在美国首次出版,在西方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该书正文之前,和当时出版的大多数学术著作一样,要写有一批判性的“出版说明”,意在“消毒”,这部《世界史》也不例外。“出版说明”首先也肯定了它的一些可取之处,如“提供了一些关于世界史的知识,有叙事简明、纲目清楚、地图详细的特点。……对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应该说,这些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当时流行的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的模式。文中指出:“由于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的,所以,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更不可能正确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在表达其历史观点的绪论中,强调新旧事物的联系和继承,无视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历史的统一性和人类的进步。”[※注]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出版说明”从多视角指出了《世界史》在政治思想倾向中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没有突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唯心主义出发,将世界历史划分为“文明的开端”、“古典文明”、“基督教文明”、“近代文明”等发展阶段。对于阶级、国家和奴隶制的形成问题,未能加以正确阐明。奴隶制国家的国家机器,被认为是为“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建立起来的。
对于封建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作者也作了错误的解释,“甚至否认封建主义是一种制度。……本书把君主专制制度同封建制度对立起来,硬说君主专制制度摧毁了封建制度,带来了‘民主政治’,把君主专制制度看作是介于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一个‘环节’”。
对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不理解”,认为这一革命是“以贵族政治代替了专制政治”。相反,却以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作为“近代文明的开端”,吹嘘美国的“民主政治”。
全书深深打上了西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印记。书中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偏见,标榜“欧洲白种人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一直担任历史的‘主角’”,污蔑非白种人是“落后种族”、“白种人的负担”,在书中多方贬低和抹杀亚、非、拉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贡献。该书第十一编的标题就是“白种人的负担”。作者认为,“的确,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注]。
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为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歌功颂德;极力歪曲、攻击巴黎公社运动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出版说明”还较具体地批判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作者从“欧洲中心论”出发,轻描淡写,只有“中国及其智者”一章,和“古代中国”、“中国的觉醒”、“中国的困难”三小节。即使在这不多的内容中,也是在歪曲、篡改中国的历史。例如,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贡献一笔抹杀,即使在古代,西方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也是领先于中国;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西方要做生意,而中国官吏“态度傲慢”所致;极力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辩护,将美国侵略者美化成中国人民的“朋友”。
“文革”期间出版的两部世界通史性作品,一部是1973—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世界近代史》,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另一部是1974—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简明世界史》,即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各一册,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在“文革”期间,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名利主义”,一些著作,特别是较大部头的著作,都是不署个人姓名的,这两部著作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世界近代史》,和当时其他的出版物相比,正文前没有政治性的批判——对以往出版的其他世界近代史读物的批判,而是在扉页选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表达作者对这部著作的基本认识。在《世界近代史》上册,选印的“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和“毛主席语录”;而在《世界近代史》下册,则选印了“列宁语录”和“毛主席语录”。《世界近代史》上册的主要内容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到19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历史,所以扉页所选印的马克思、恩格斯语录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同卷扉页选印的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下册的主要内容是从巴黎公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所以在下册扉页选印的列宁语录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该卷扉页选印的毛主席语录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这些语录的选用鲜明地表现出该书问世时所带的“文革”的特点,不仅在两卷书的扉页上,在该书的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用黑体字标识出的经典作家的语录。例如在巴黎公社一章(第十七章)中,引用的语录就有19处。用语录的堆砌代替了对社会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分析,结果只能导致简单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
但是,这部《世界近代史》的上限确定为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不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在当时确实是有新意的。在这一章中,主要内容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等。关于原始积累的本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的。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二三百年中,就用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卑鄙最无耻的贪欲的驱使下,吞噬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肉,使自己得以滋养强壮起来。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资产阶级就暴露了嗜血的剥削本性”。对于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作者对其历史的进步意义给予了肯定,指出这是“当时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宗教神学体系和论证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的主要思想武器”,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指出人文主义“是以超阶级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拿起‘人性论’这个武器,正是要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即极端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疯狂的占有欲,统统宣布为‘上帝’赋予的‘普遍人性’,从而激励资产阶级去同封建主阶级争夺对人民的剥削权,对财富的占有权,对社会的统治权”[※注]。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作者主要是从宗教改革运动、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两部分叙述的。因为“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它也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某种思想武器。一五六六至一六○九年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都是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作者对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场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演习,当欧洲还普遍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时期,它的有限的成功表明: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带着夺取政权的要求走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将要到来了”[※注]。在“文革”期间可能的条件下,能够探讨一些学术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虽然这种探讨不可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编写的三卷本《简明世界史》,是一部教材。“文革”期间毛主席提出“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注]。这部世界史就是为了落实这个任务而完成的。该书最初成稿在1972年9月,后在校内外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后出版,尽管仍然是“征求意见稿”。作者在“编者说明”中阐述了撰写该书的指导思想:“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力图破除阶级调和论,着重阐明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破帝王将相决定论,论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破‘欧洲中心论’,恢复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还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世界史这门学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者表示,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儒法斗争研究的开展,对历史科学不断提出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很好研究和贯彻”[※注],所以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将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在今后改正。
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三卷,每卷都写有与本卷内容相关的“引言”,作者通过“引言”阐释本卷主要内容的同时,还说明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在这种叙述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文革”极“左”思潮的印记。例如,古代部分的主要内容涉及上古、中古,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引言”在分析了三种社会形态的基本内容之后写道:“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奴隶制和封建制早已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了。但是,它的许多残余,特别是封建制的残余还大量存在,仍然在剥削压迫人民;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许多反动思想,仍然在毒害人民;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仍然利用这些腐朽的东西向革命人民做新的进攻。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世界的历史,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要总结前人斗争的经验,以利于进行新的斗争,努力肃清过去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坏东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力量。”[※注]在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的“引言”中,也是如此。例如,近代部分的“引言”中写道:“世界近代史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斗争的好教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亲身参加了近代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奠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础,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党为公、敢于反潮流,坚决进行路线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光辉榜样。”学习世界近代史,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阐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注]。现代部分由于和现实生活有更密切的联系,这在“引言”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关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现代部分的“引言”中写道:“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他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注]由此不难看出,在说明研究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时,都是从“文革”政治斗争的需要进行阐述的。这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思维。
这部《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的上限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下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以往的世界通史性著作,一般只写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止,即只有《世界近代史》,所以《简明世界史》的现代部分,在当时曾经引起人们较为广泛的关注。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高涨”;“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三十年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三十年代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准备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从以上可以看出,该书对20世纪上半期世界历史的描述,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展开进行的,或者说,这是一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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