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末，周谷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世界通史》。1949年，《世界通史》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注]这部著作从史观、理论、方法和内容，和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不同，和卡尔顿·约·亨·海斯等著《世界史》也不同。撰写此书时，周谷城虽参阅的外文资料达100多种，其中包括国际史坛上有影响的名著，例如12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以及斯密兹25卷本的《史家世界史》等，但该书却与上述著作中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反其道而行之。这部著作，可认为是中国史学家对“欧美中心论”批判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周谷城，1898年9月13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入学时即逢新文化运动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此时的北京，探求新知、提倡新学的风气盛行，周谷城读到了《新青年》，非常赞同“民主”、“科学”的观点。他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1920年春，赴湖南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自1927年起，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周谷城先后翻译了亚诺得的《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尼林的《文化之出路》等，由上海春秋书局、新宇宙书店分别出版。其后又著有《近代欧洲政治演变之动力》，1938年11月发表在《史论丛书》第3辑。1943年翻译了《新英国与新世界之建设计划》、《美国和战后世界之关系》，由独立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一切，都为周谷城撰写《世界通史》做了必要的准备。他在构思的《世界通史》中，完全打破了以往国外《世界通史》的写法，突出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一部世界通史，不应是一系列无序的历史事件或国别史、地区史的堆砌，而应是给人们以系统的、全局的、有内在联系的世界历史知识。

周谷城是我国史学界最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写世界史要分区并列，同时叙述，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成为重点。他认为，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通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就地理的方位说，有错误。我们不能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他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通史·弁言》中，周谷城从四个方面，就“什么是世界通史”，进行了基本的理论阐释。他说：“一、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杀。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指明。”“四、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由描写到概括，由具体到抽象，这是合乎科学上之经济的原则的。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作为具体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体的事情而存在，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了。我们很重概括的叙述，但不能离开具体的事实而作抽象的空谈。本书的篇、章、节、目，都从具体事情中概括出来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注]周谷城的上述认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强调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主张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内容。在众多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独树一帜。但他将中国历史写入，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指责，认为这种撰写的方法是宣扬“中国中心论”，而且还是“汉族中心论”。实际上，这些指责完全置客观的历史事实于不顾，是根本站不住的。周谷城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决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说：“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会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复归。我看这是机械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在我看来，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绝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平衡过程。”

周谷城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论西亚古史研究的重要性》（1961）、《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1961）、《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1961）、《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1981）、《世界是多元的整体》（1988）等论文，明确指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欧洲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1961年，周谷城在论及“欧洲中心论的动摇与我们的希望”时指出：“今日各大学开设亚、非、拉丁美洲史，是具有斗争意义的。世界史书中如果也从正面叙述亚、非、拉丁美洲史，那便是新体系之一端。客观的历史正在改变之中；主观的历史亦必力求改变，以加速客观历史的大改变。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到了。”[※注]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值得提出的是，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实于不顾，否定欧洲在世界近代历史中的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扩大，16—18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发展，重点在欧洲。不言而喻，“欧洲中心论”，和从事实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欧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1962年，周谷城在《复旦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评柴尔德的古史研究》。柴尔德，1892年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先后在悉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曾任爱丁堡大学教授、加利佛尼亚大学教授、英国科学院研究员、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柴尔德的研究方向，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的文化发展研究。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是：由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的变革，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由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金属器物时代的变革，是“城市生活的革命”；远古文化的传播，是“古代各地文化的接触及传播”。周谷城认为，柴尔德的上述论述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相合。“他颇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功绩。他说，资产阶级传播学者，惯于低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解释。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应坦白承认，其解释事实，远较传播派学者的假说为优。”总之，柴尔德的工作，“是从考古发掘所得可靠材料证实历史唯物主义所昭示的原理”[※注]。周谷城认为，柴尔德是进步的考古学家，已由他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周谷城在自己的论文中介绍了14种，如《欧洲文明的曙光》、《最古的东方》、《人类创造自己》、《工具发展小史》，以及《论历史》、《论社会进化》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同意参加这项工作。但是，编写新的《世界通史》并非易事，所以先将周谷城的3卷本《世界通史》影印出版。周谷城在“影印本新序”中，重申了他关于《世界通史》的四点基本主张，同时分析了他自己编写这部《世界通史》的体系，那就是“在消极方面，完全排斥了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偏向；在积极方面，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分而言之就是：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只惜第四篇因当时时间仓促，未及写完，只列举了目录。我的写法未必很好，但与西方或欧美学者的写法完全不同。”[※注]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写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对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的重复或复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体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