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史研究在我国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约有三部对原始社会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些成果是杨堃的《原始社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蔡俊生的《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收集运用了我国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代典籍中的史料，涉及了我国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材料，颇具特色。编者强调，这是一部“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为指导，主要运用国内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资料，以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一些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勾画出原始时代各个阶段的社会面貌的专著”[※注]。《原始社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原始社会历史的专著。为了探讨人类社会的产生、原始公社氏族制度产生、发展、繁荣和解体，以及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编者认真汲取了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广泛运用了这些学科的珍贵文献。此外，编者还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撰写这部著作时，编者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讨，努力回答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原始社会史如何成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两种生产说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理解原始社会史的史料及原始社会史的分期等。这些问题在本书的“导论”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回答。编者强调：“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重要的意义。原始社会史作为一个学科，是在对资产阶级伪科学作激烈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一研究领域里，民族学家必须同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学者一起，综合研究国内外的材料，更完备地表述原始社会发展的过程，以阐明人类社会确实是按照发展规律前进的。所以，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实际上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一个基础。”[※注]原始社会史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易建平的《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围绕民主、专制与国家起源问题，检讨了自摩尔根以来文化人类学家的十几种相关理论，探讨了古代史和民族学上的许多早期社会发展演化的具体实例，作者在评介了国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落联盟、酋邦、专制政治、早期社会和非专制政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人类社会都是从平等的原始社会，经过一个不平等的等级制发展阶段，进入到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社会的；在不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阶段以及早期国家阶段和古代成熟的国家阶段，在新旧大陆的大多数地区，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有广泛发现，而绝不是只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才出现过非专制制度；人类社会权力结构的发生发展演变与人类社会规模并最终与地理环境有关。

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古埃及史著作。该书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新的突破。2003年该书被评为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年又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刘文鹏教授，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1年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50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提前毕业并攻读研究生，师从林志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东古代史（西亚、埃及）。1955年研究生毕业，留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同年11月，参加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主办全国世界古代史专业进修班，随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专修世界史，并逐渐成长为林志纯教授的得力助手。1972年，刘文鹏先生调入吉林省通辽师范学院任教35年，直至2007年病逝。

《古代埃及史》详述了自古代埃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起，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化之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它以文明的研究为主线，在揭示埃及文明起源的同时，论述了古埃及人的来源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古埃及人由城市国家发展到统一王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作者认为，中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古埃及文明不仅以其诞生之早，而且又以其延续之久，成就之大，往往令人难以理解，甚至成为人们难解之谜。但是，埃及文明的形成只不过是近五千多年前的事情。在古埃及文明兴起之前，还有一个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漫长的所谓史前时代。古埃及的文明必须追溯到那个遥远的、开辟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最早阶段。因为古代埃及人正是由那个原始的阶段开始起步的。”[※注]正是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作者首先分析了“古代埃及的地貌、生态环境和民族”，“史前埃及与尼罗河文明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详尽地论述了埃及古代的历史，对我国的埃及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古代埃及史》的姊妹篇，刘文鹏先生的遗作《埃及考古学》也于2008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该著是刘先生在身患癌症期间，同病魔作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写就的。刘文鹏教授坚持主张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意即包括希腊化和罗马—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历史。这种分期法是刘先生多年来系统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成学说为指导，修改、补充和完善而提出来的。

1985年9月，刘文鹏教授开创的世界上古史·埃及史学科被确立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重点学科，也是当时他所在的内蒙古民族师院唯一的省部级重点学科。同年10月，刘文鹏应邀出席第5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他提交的On the Egyptian early Cities and City States（《古代埃及的城市和城市国家》）一文在大会上发言交流，被收入出版的大会论文集中，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1991年10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成立了世界上古史·研究所，由刘文鹏教授任所长。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专门从事古代埃及历史研究机构。该研究所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而且在培养我国埃及学高级专门人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文鹏先生的学生和弟子们在其带动和影响下，对我国古代埃及史研究的深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郭子林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托勒密埃及的历史，主要成果有《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古代文明》2008年第5期；《王权与专制主义——以古埃及公共权力的演变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论托勒密埃及的王室婚姻》，《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谢振玲一直致力于罗马时代的埃及历史、特别是土地制度研究，主要成果有谢振玲、刘文鹏《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私人土地租约》，《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古代东方社会的土地租佃制研究——以罗马时期埃及为例》，《农业考古》2008年第6期。田明博士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及其基督教史研究。他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古代埃及及基督教史研究”，已取得部分成果。曾多次撰文论及古代埃及历史问题及其在早期基督教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出版了《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他的成果还有《试论公元1—7世纪埃及基督教的特性》，《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埃及在基督教修道制度兴起中的作用》，《历史教学》2008年第3期；《试论古埃及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王泰教授目前正致力于埃及现代化与埃及近现代史研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埃及的威权主义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与埃及近现代史有关的文章，如《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妇女的政治参与问题》，《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宪政民主下的埃及大选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论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交往性特征》，《西亚非洲》2007年第9期；《埃及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模式的历史考量》，《西亚非洲》2008年第2期；《论埃及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中埃战略合作十周年》，《西亚非洲》2009年第11期等。

我国埃及古代史研究中一些被忽略的、薄弱的领域，也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如埃及古代的对外关系。2005年，郭丹彤著《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该问题的专著。作者从物质交往、宗教交往、文化交往三方面入手，对古代埃及同埃及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东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系统地阐述了埃及文明对东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这部著作的时间断限约为公元前4000年的史前文化时期到公元前332年的第三十一王朝的终结。作者认为，“古代埃及的对外关系具有偶然性、地区性、有限性和幼稚性等特点。而古代埃及的对外联系的途径有这么几个：一是贸易途径，主要体现在埃及与爱琴文明、与篷特的关系上；二是宗教途径，主要体现在埃及与努比亚的关系上；三是外交途径，主要体现在阿玛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与巴比伦、与亚述、与赫梯、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国各地区的关系上。……四是战争途径。战争是当时国家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注]。作者充分关注了埃及法老时期与周边国家几乎都发生过战争，当外交、贸易等途径都无法实现埃及的政治、经济目标时，战争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著作广泛汲取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重视原始的、基础性文献的收集和运用，所以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均有翔实史料支撑，得出的结论有较强的说服力。此外，书中的地图、缩写语表、英汉对译表，以及参考文献等，对读者学习或研究古代埃及的对外关系，都有不少帮助。

在我国，世界文明史研究的趋势之一，是不断细化，即通过具体的历史过程、具体的历史史实了解世界文明发展历程的片段和整体。例如刘健著《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探寻失落的文明》，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年出版，即是其中之一。作者通过“不平凡的‘河间之地’”、“站在人类文明发端之地”、“古代两河人的传奇与光荣”、“阿拉伯人的兴起与伊斯兰文明”、“两河流域的治与乱”、“两河从失落的文明中走来”等内容的阐释，可使人们深入认识到两河流域是古代人类文明发端之地。它最先经历了人类发展激动人心的历程，也见证了东西方文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作者在“前言”中说，中国、印度、埃及、古巴比伦——举世公认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除埃及文明发端于尼罗河一条河流外，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均起源于两条河流。在黄河、长江流域，诞生了中国文明；印度河和恒河哺育了印度古代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条河流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又称两河流域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像一对亲密的兄弟。相互扶持着见证了中东地区7000多年的风云变幻。两河的位置是独特的，它们占据了一个咽喉之地，它们连接着东方和西方，连接着水路和陆路，连接着海洋和河流，连接着平原和山脉。站在今天的地标上，回看两河流域地区的历史，我们无法不赞叹两河人的聪明睿智。最早的文字，最早的车轮，最早的地图，最早的农业，最早的商业活动，最早的手工业作坊，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医学实践，等等。似乎我们所能想到的事物，都能在两河流域地区的浩渺历史记录中找到源头。在不断的历史变换和交替中，两河人所创造的文明奇迹般地保存流传下来。今天，在阿拉伯文明、犹太文明中，仍然可以发现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智慧结晶；在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中，也可以感受到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隐约脉动，这就是两河的魅力所在。

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徐建新主编《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是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的三部专著，1993年至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前两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早期王权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专制主义及其性质特征、古代有关王权的思想理论；对“民主”内涵的历史考察、对“共和”概念的新的界定，以及这些概念“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体现形式，代表着不同阶层和社会力量的利益，并有着不同的政治功能”[※注]。后一部著作，则以世界古代和中古时期的等级制度为研究内容。施治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对罗马财产等级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财产等级划分始于塞尔维乌斯改革，是随着罗马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体现着城邦国家兵民合一原则[※注]。本书较为详尽地探讨了古代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等级制度结构特征的多样性和共同性，分析了国家、法律、宗教和等级意识形态在登记制度形成中所起的关键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进一步探讨了罗马的贵族、平民和显贵阶层的由来、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过程。这三部著作重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在充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描述，往往会有更强的说服力，例如作者认为，“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在历史上曾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等级制体制框架下，……保证了社会常规运作，稳定发展。但是，这些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起阻碍作用”[※注]。应该说，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希腊史研究不断深化，不断表现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如祝宏俊著《古希腊节制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节制在古希腊的公民道德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四大“主德”之一，但古希腊的公民道德在希腊史研究中，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作者关注现实，认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的是人的转型。这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是要获取更多的与塑造人格直接相关的伦理资源。古希腊是古代世界文化极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它所创造的文化不仅孕育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值得我们借鉴、吸收。从上述认识出发，作者充分利用了古希腊神话、文学，尤其是哲学方面的资料，全面梳理了古希腊的节制思想，将古希腊的“节制”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深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节制和节制美德的历史回顾；古风时期的节制思想；古典时期的节制思想；希腊化时期的节制思想；城邦美德体系中的节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节制等。郭小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他说，在古代世界，希腊人是最善于思考的民族之一，他们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目光长远，在美德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在美德的实践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祝宏俊博士注意到这个重要问题，试图从古希腊节制美德的历史入手，深入具体地探讨节制在两千多年前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呈现形式和演变历程，填补了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我为祝宏俊博士的新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人类都能像古希腊思想家所倡导的那样，努力做一个有节制的人，在情与义、家与国、私与公的矛盾中多考虑一点后者，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目标也就不是宏大的梦想，而是活脱的现实了。

“城邦”是古希腊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城邦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文明的开端。所以古代城邦史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外史家重视。1989年，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日知先生撰写，下篇《城邦史名论》，则由诸多专家执笔。

在这部著作中，编写者进一步深化了“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城邦与城邦的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主要阶段，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等进行了研究。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内容十分丰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引人注目。该著作主要内容是：城邦与城邦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神话传说时代、史诗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与独裁者）、论现代人的由来、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希拉康坡里王国探究、苏美尔城邦联盟——尼普尔联盟、列国时代的摩竭陀城邦、荷马史诗中的阿尔哥斯简史、公元前6—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若干问题（雅典民主的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关于罗马城市国家的产生问题、楚邦的发生和发展、论周邦的建立及周王与多方的关系、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等。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在这部著作中，有具体的体现。

黄洋等著《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是一部为有兴趣从事或者了解希腊史研究的读者提供入门指导的著作。因此，本著作侧重于在对希腊史研究传统做较为全面介绍的同时，提供实用的工具性指南。这类著作看似浅显，要写好却殊为不易，因为不仅需要作者对该领域有全方位了解，而且需要很强的综合能力，要具有在千丝万缕的头绪中梳理出问题关键之所在的洞见。作者首先概述希腊历史的基本框架；其次，对可资利用的原始资料做全面介绍；再次，概述学术史，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希腊史研究及其成果；最后，介绍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此外，附录关键词和阅读文献，为读者进一步扩展阅读提供便利。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爱琴文明（约公元前3200—前1200年）、英雄时代（约公元前1200—前750年）、古风时代（约公元前750—约前500年）、古典时代（约公元前500—前338年）、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8—前30年），进行希腊史概述；然后是史料概述；研究史概述。最后，重点研究了希腊城邦的兴起、荷马社会、早期希腊城邦的发展、“东方”的影响、族群认同、自我与他者、雅典民主政治、希腊化等问题。本书的“附录”也颇有特点，作者充分考虑到了“入门”的需要，在学术资源方面，提供了工具书、原始资料、主要期刊、网络资源目录，此外，还提供了关键词及推荐阅读文献。《希腊史研究入门》，以及世界史其他研究入门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进步。

与古希腊史研究相比，希腊化研究明显薄弱，缺少系统的更为深化的研究。

陈恒著《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自19世纪中叶以后，国外史学家开始关注“希腊化”研究，有一些有影响的成果问世，但至今，国内的研究仍显薄弱。因此，本书对“希腊化”的系统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希腊时代与希腊化时代之差异、希腊化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希腊化时代的文学与历史、希腊化时代的宗教与哲学、希腊化时代的艺术与城市建设、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与技术、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交流、希腊化的遗产与局限。通过上述研究，可使人们对希腊化时代有一较为清晰、具体和完整的认识。

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东罗马帝国的别称。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定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

陈志强著《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是一部系统研究拜占庭帝国的专著。拜占庭帝国是中古欧洲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为长久的专制君主制国家，对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作用，直至今日。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拜占庭帝国史的专著，按王朝兴存顺序，全面介绍了拜占庭帝国的产生、发展与衰亡。作者既系统阐释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也描述了拜占庭的社会生活。主要内容包括君士坦丁时代、查士丁尼时代的对外战争和文化成就、伊拉克略王朝的统治和阿拉伯战争、毁坏圣像运动时代、马其顿王朝的统治、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和十字军运动、尼西亚流亡政府、拜占庭末王朝统治及灭亡、拜占庭社会生活。附录中的拜占帝国皇帝年表、拜占帝国重要历史地图、拜占帝国疆域变化图等，这为学习和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提供了不少帮助。徐家玲著《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关于拜占庭帝国历史的专著，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拜占庭文明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作者认为，“所谓的拜占庭文明，是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东文明及1世纪产生的基督教观念和罗马法制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拜占庭文明是希腊、希伯来文明“融为一体并以特殊方式继承、传播，使古典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能够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拜占庭是欧洲古典世界看东方的窗口，也是东方的中国观察西方世界的平台”[※注]。全书分为帝国兴衰记；国家、领土与人民；宗教、法制与社会文化三大部分，具体内容是：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帝国（324—565年）、中世纪希腊帝国（565—1081年）、冲突着的地中海世界（1081—1453年）、国土与人民、国家机器、拜占庭稳定的因素、从行省到军区制、城乡经济生活、拜占庭的东正教会、分裂后的东正教会、罗马法的传统、中世纪的希腊化法典、社会文化与教育事业等。附件有“拜占庭皇统简表（324—1453年）”。在本书《导言：拜占庭与中国》中，作者明确指出，中国史籍中很早就注意到拜占庭在地中海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甚至远溯至汉魏时期，自“丝绸之路”开通后，对它就有相应的记载。

在古罗马史研究方面，罗马平民的起源问题是中外罗马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涉及古代罗马国家的起源、等级和阶级结构的形成等重大理论问题。2002年，胡玉娟著《罗马早期平民问题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不同时期罗马人对于被征服者的处置与奴役方式不同，这表明罗马当时处于由氏族社会向早期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已产生剥削和奴役方式，但奴隶制生产方式尚不成熟，无法容纳大量外来被征服者，于是只有将他们变成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集体依附于城邦的平民。宫秀华著《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本书较系统地论述了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风尚和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的专门著作。该书在论述这一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中国罗马史研究领域里存在的一些薄弱问题，例如罗马“分而治之”政策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功能，行省制度建立的历史条件与深远影响，罗马、中国行省制度的异同，重要人物的历史作用，妇女的婚姻、家庭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人口制度和财税制度的运作，军队与远程贸易的开展，军队与道路信息网络的建设，市场体制和特殊地区经济政策的改革，地中海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希腊与罗马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等展开了比较深入地探析，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主要内容包括：共和政制的建立与发展、军事扩张与统治机制的调整、共和政制的裂变、共和政制的灭亡、社会风尚的变化与妇女地位的改善、帝制的建立与运作、帝国初期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运动的兴起、道路和信息系统的建设、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交流等。张晓校著《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一本研究罗马帝国专著，主要包括奥古斯都时代、朱里奥—克劳狄时代、“四帝之年”时期、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3世纪危机、戴克里先与“四帝共治时代”、君士坦丁及其军事改革等。本书系统地研究了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前、中期帝位传承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是：奥古斯都时代、朱里奥—克劳狄王朝：帝位非正常嬗递的开始、“四帝之年”：一个揭秘的年份、弗拉维王朝：短暂的“家天下”、安东尼王朝——过继皇帝王朝、塞维鲁王朝一世纪危机的序幕、3世纪危机与“军营皇帝时代”、戴克里先与“四帝共治时代”、君士坦丁及其军事改革等。

1977年，齐思和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是在中外史坛都有影响的长篇论文。齐思和（1907—1980），早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1935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平（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在先秦史、中外关系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方面造诣深厚，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除已经提及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外，还有《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

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中，作者回答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即公元4世纪震惊欧洲的匈人，究竟来自何处？法国学者德.揆尼、英国爱德华.吉本、德国夏德、荷兰底格柔特、日本内田吟风、德国阿尔特海姆，以及苏联学者伯恩施坦等，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齐思和认为，欧洲史上的匈人即匈奴，北匈奴的活动，中国有许多的记载，而匈奴进入欧洲的活动，见于罗马历史家的记载，中西文献的记载相互衔接。一些西方学者不承认匈人即匈奴，实际上割断了历史，抹煞了中西历史的相互影响。齐思和在广泛占有中外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悦般时期、康居时期、粟特时期、阿兰时期四个阶段，论述了北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强调匈人的主体即是匈奴。文章就匈奴在亚、欧两大洲的历史及其西迁过程，提出了不少有创建的见解，进一步深化了匈奴史研究。

杨昌栋著《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本书为一部研究中古欧洲的历史著作。在世界史研究上，人们对中古欧洲存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否定的，认为中古欧洲的历史是“黑暗时代”；另一种认为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作者持第二种观点，他广泛搜集了大量史料，从以下方面论证了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基督教减少穷人的苦痛；基督教减少病人的苦痛；基督教对于远人之怀柔；基督教对于奴隶和农奴的态度；基督教对于妇女和婴孩的态度；基督教之提倡勤谨和有用工艺；基督教在中古欧洲之政治生活的贡献；蛮族之个人主义与基督教会自身之注重共同；基督教对于政治统一的帮忙；基督教对于废除法庭之残酷的贡献；基督教之限制打仗。本书作者杨昌栋（1897—1983），平潭县苏澳梧井村人，祖辈务农，1925年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深造，并获神学硕士学位。193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1949年再次赴美学习。1950年秋回国定居福州后，先后当选市政协委员、市人民代表和文史馆馆员，还担任市卫理公会主席、福州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福建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委员、福州“天安堂”主任等职。应该说，作者的这些经历与其学术观点不无联系，但作为一家之言，也值得介绍。

骑士制度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欧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以往更多是着眼于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政治结构等问题，而对骑士集团的研究却重视不够。朱伟奇著《中世纪骑士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注]。倪世光著《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问世，则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骑士制度研究还显薄弱，但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开始有一些成果问世，《中世纪骑士精神》、《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则是近年有影响的重要成果之一。骑士在西欧中世纪社会舞台上占有特殊地位，大体说来，他们集军人、贵族、官吏于一身，上自国王，下至低级骑士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他们的存在形成了骑士制度。朱伟奇在《中世纪骑士精神》中，对中世纪骑士精神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强调西方中世纪骑士精神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密切，成为西方人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他从骑士精神与战争、骑士精神与宗教、骑士精神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倪世光指出：“骑士大体生活于公元8世纪前半叶至17世纪初叶，在近900年的时间里，骑士制度历经了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骑士制度的存在以骑士的生活过程为前提，骑士的生活过程不只是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横向线索，还包括骑士生活中广泛的纵向联系。关于“骑士制度”，学术界仍未形成多数人的一致结论，我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并总结认为：骑士制度是骑士在中世纪社会生活过程中，以军事为核心所形成的经济、相互关系、行为准则、思想观念等内容的综合体系。它涉及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生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骑士制度是我们认识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另一条途径。”[※注]本书除“研究概况与概念”外，主要内容是：骑士身份认定、骑士制度范畴、骑士生活方式、骑士与经济、骑士内部关系、骑士行为规则、骑士思想文化、骑士制度的衰落、骑士制度的作用等。

在我国，文艺复兴研究是一个比较旧的题目，但对它的研究却长久不衰，原因是对它的研究不断深化，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朱龙华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首先回顾了国际史学界关于文艺复兴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概况，特别是与“文艺复兴发展模式”有关的研究情况，然后以较多的笔墨探讨了这种模式的主要代表佛罗伦萨在14—16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以具体了解文艺复兴起源的历史。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在世界历史上，西方崛起，相对而言东方落后，这个划时代的巨变是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研究文艺复兴的起源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意大利为何能最早产生文艺复兴的问题。在西方史学界中，这个问题虽然早就受到注意，但百年以来争论甚多，……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也曾就此进一步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最早诞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强调它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成为中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李约瑟难题’。”[※注]作者准备通过对“发展模式”的研究，探讨文艺复兴的起源问题，来回答“李约瑟难题”。作者认为，“社会发展模式”，主要指一个新社会从旧社会诞生时可能采取的形式与道路。“从文艺复兴发展模式角度考虑西方超过东方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指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在封建社会后期不具备形成文艺复兴发展模式的社会条件，虽然按规律封建社会之末所有封建国家都应逐渐向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过渡，东方诸国过渡之际却迟缓不前，而西欧由于有文艺复兴的发展模式便能得风气之先，率先突破并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地区。”[※注]作者强调，正是由于有“文艺复兴发展模式”，所以西方才走到了东方的前面。本书有彩色精美版图121幅，包括佛罗伦萨及托斯卡纳地区城市的发展；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刘明翰主编多卷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人民出版社2006—2010年出版。这部《欧洲文艺复兴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它深入地探究了文艺复兴成果和历史经验，是我国首次系统阐析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精华的一次尝试。《欧洲文艺复兴史》分成各有主题而又互有联系的十二卷，即总论卷、经济卷、政治卷、哲学卷、科学技术卷、文学卷、艺术卷、教育卷、法学卷、宗教卷、史学卷、城市与社会生活卷。编写者认为，恩格斯以高屋建瓴的眼界曾对文艺复兴做出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目前，我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全面、多角度地审视欧洲文艺复兴仍是一道难题。炎黄文化的精华博大精深，传承文明和借鉴中外文化精华，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国人治史”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进一步开拓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欧洲文艺复兴史·教育卷》，刘明翰、陈明莉著；《欧洲文艺复兴史·科学技术卷》，刘景华、张功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哲学卷》，孟广林著；《欧洲文艺复兴史·艺术卷》，朱龙华、王素色、赵立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卷》，刘新利、陈志强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王挺之、刘耀春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总论卷》，刘明翰、朱龙华、李长林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文学卷》，崔莉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法学卷》，陈春生、徐家玲、陶勇兴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史学卷》，孙景权、徐波、侯树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朱孝远著；《欧洲文艺复兴史·经济卷》，王乃耀、申晓若著。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各界对世界历史的需要越来越加迫切，除专业研究和各级学校的教学外，还出现了不少世界历史爱好者，于是出现了主要满足他们需要的各种“入门”的书籍，周春生著《文艺复兴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即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从文艺复兴史的概况、研究史、经典著作、基本史料、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一专门领域的基础知识，确实是从事文艺复兴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入门之作。该书除导论外，主要内容包括：文艺复兴史研究的缘起与学术发展脉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生活状况、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和政治、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科技和非主流文化，结束语是“文艺复兴消退问题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演变”。在介绍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学术史时，作者注意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概况写入，如早期的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陈衡哲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都有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朱龙华、刘明翰、周春生、张椿年、郑如霖，以及台湾地区的冯作民等人的研究也有介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书的三个附录，即附录一学术资源、附录二关键词、附录三推荐阅读文献。这些附录介绍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以及重点的学术关键词和推荐阅读书目，为读者进一步扩展阅读提供了便利。例如所谓“学术资源”，“是指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经常要使用的一些参考资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放在案头随手就能拿到的工具”[※注]。包括教材、导读、文选、评注性文献汇编、刊物和丛书，以及词典等，这些都是作者长期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积累，对于文艺复兴史研究入门都是必要的，而一般读者在短时间又是很难备齐的。

新时期我国中世纪历史研究，有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问世，例如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对罗马天主教会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运用历史学、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和法学等研究方法，对教会法的历史和理论进行了研究，追溯了其起源和发展，对教会法的性质和特点、教会法庭对异端和异教徒的处分、教会有关战争和国际法的观点、教皇制度和教会外交等进行研究，并通过大量个案分析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作者对诸如宗教裁判所、教会法与西方近代宪政主义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有助于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深化。作者围绕被称为教会法之父的格兰西的《教会法汇要》，以及按专题选取法律条文或理论观点，进行深入的解读和探索。本书的重要特点是为人们理解教会法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既然如此多的残酷事实诸如异端问题、犹太人问题、王权与教权的争斗等都与教会相关，那么，教会理论也就自然是黑暗的。但作者通过对大量拉丁文原始材料的阅读与思考，得出教会法是“爱”的律法这一结论。本书《结语》的标题是“爱的律法”，作者强调：“教会法是爱的律法，爱统和正义和仁慈。如何界定爱？在教会学和末世论的层面上，基督教之爱当然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教会的组织和管理的层面上，教皇所象征和代表的权威似乎总是让人思考：爱的使命在教会究竟应该如何履行？”[※注]彭小瑜曾留学美国天主教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论述中世纪教会法在对待异教和异端方面如何体现基督之爱，受到广泛好评。

赵立行著《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是一部西欧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著作。作者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考察了中世纪欧洲商人阶层的形成，以及对西欧社会转型的影响。作者在《绪言》中说：“我们今天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进行探讨，就是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新的见解，或以新的视角切入同样的问题，开拓一片新的领域。同时，我们看到，在过去的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人们往往把中世纪商业复兴前和商业复兴时期看做两个互相对立的阶段，……只注意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而忽略了或根本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注]作者认为，中世纪的商业发展和商人的形成，不是一种突兀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连续过程。商人阶层的形成是社会机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它不是在与庄园制对抗和对立中完成的，而是双方势力此消彼长的结果，它的形成不但引起了经济力量的分化，而且引起了法律、道德、文化和社会意识等一系列变动，是西欧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作者在论述乡村社会下的商业空间；乡村社会变动与商业复兴的基础；成熟商人阶层的兴起；商业意识与社会转型等问题时，广泛汲取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使本书在论述商人阶层“为西欧走出中世纪设定了物质的和意识的基础”，有较强的说服力。

车效梅著《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中东中世纪城市史的著作。中东中世纪城市史是伊斯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该问题国内研究薄弱，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作者以开罗、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三大城市为重点，系统地论述了自7世纪伊斯兰城市创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中东城市发展历史，并对中东伊斯兰城市的起源及其类型，伊斯兰城市的结构和社会功能、社会阶层，伊斯兰城市的发展动力及其作用，西方文明冲击下伊斯兰城市的嬗变与现代化、半殖民地化，伊斯兰城市与中东资本主义起源之间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该书的具体内容是：中东新城市文明的出现；开罗、伊斯坦布尔、德墨兰的建立与早期的发展；中世纪中东城市的社会功能；中东城市的嬗变；城市现代化与中东社会的嬗变等。作者还分析了西方国家入侵对中东城市现代化的影响，认为西方文明启动、催化了中东传统城市的现代化，推动城市经济结构和功能向现代化转轨，但西方文明是伴随着血与火强行输入的，致使中东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从而阻碍了中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许序雅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萨曼王朝（874—999年）是中亚地区存在时间最长、最后一个东伊朗语系伊斯兰王朝。作者认为，“萨曼王朝既继承了古代波斯传统，又融合了阿拉伯、突厥的特色，使自己成为中亚历史上承先启后的王朝，具有鲜明的绿洲型封建社会的特点。国际中亚学界所注目的中亚地区两大历史进程，即伊斯兰化过程和突厥化过程，也发生于萨曼王朝统治时期。在经济上，萨曼王朝与东欧、西亚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贸易关系。与中国西北地区也有联系。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萨曼王朝成为9—10世纪中西交通的担当者。在文化上，萨曼王朝创造出灿烂的伊斯兰—波斯文化，产生了诸如阿维森纳、花拉子密、纳斯尔·法拉比、阿布勒·马合木等一大批学者”。“研究萨曼王朝历史，一方面可拨开9—10世纪中亚扑朔迷离的历史浓雾，尽可能还其庐山真面目；另一方面有助于探讨绿洲型封建社会运动规律和绿洲型封建制度模式，推动中亚突厥化运动和奴隶王朝的研究。”[※注]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王朝的崛起及兴盛；政治制度及统治体系特点；对外关系；社会经济生活与商路的发达；中亚伊斯兰文化的兴盛与波斯文化的“复兴”；中亚突厥化运动与萨曼王朝的灭亡。作者有专节介绍中亚萨曼王朝史的基本史料，这些史料是：1.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Tarikh-i-Bukhara），这是一部关于7—11世纪布哈拉的基本史书。2.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Kitab Masalik Wa-l-Mamalik），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ordādhbeh，约820年或825—912年）曾任阿拔斯王朝杰贝勒省邮驿长官，是阿拉伯古典舆地学派之一的伊拉克学派的奠基人。3.白拉祖里的《诸国征服史》（Kitab Futūhal-Buldān），白拉祖里（al-Imam abu-l’Abbas Ahmad ibn Jabir al-Baladhuri，卒于公元892年），是波斯优秀的史学家。4.《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uj al-Dhabab wa-Ma’ādin dl-Jawhar），此书是一部关于中亚、西亚历史、地理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5.《世界境域志》（Hudūd al-’lam），其作者佚名，在现有的穆斯林地理著述中，以本书介绍中亚历史地理最为详尽。6.《米撒儿行纪》，作者米撒儿（Abu Dulaf Mis’ar bin al-Mahalhil）是大食诗人。7.《诸地形胜》（Kitāb Sūrat al-Ard），作者伊本·豪卡勒（Zbn Hawkal）出生在美索不达米亚（贾兹拉）的纳西宾，故又名纳希比。他一生游历了中亚、西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8.加尔迪齐的《记述的装饰》（Zain al-ahhar），作者加尔迪齐（Abu Sa’id Abd-l-Hal b. Zahhak Gardizi），波斯人，生平不详，是伽兹纳王朝（伽色尼王朝，即哥疾宁王朝）时代的大史学家之一，于1050年、1053年间写成此书。9.《治国策》（Siyāsat-nāma），又名《王德》（Siyar al-Mulūk），本书是研究中亚中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和奴隶王朝起源的重要史料，作者阿布·哈桑·阿里·伊本，伊斯哈克（Abu Hasan ibn Ali ibn Ishak）是塞尔柱王朝的宰相。10.《居兹加尼书》（Tabakāt-i-Nāsirī），此书原名为《宗教保卫者一览表》，作者居兹加尼（Abu ’Omal Minhaj al-din ’Othman ibn Sirāj al-din al-Jawxjani，或Jurjani或Jūzjāni，卒于13世纪后半叶），故书以作者为名。11.《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马卫集（Sharaf al-Zamān Tahi Marvazi，1046—1120年），中亚谋夫（Marv）人，曾任塞尔柱王朝的宫廷医生。12.萨马阿尼的《谱系之书》（Kitab al-Ansab），作者萨马阿尼（Abd Sa’d Abud al-Karim b. Muhammad al-Sam’ani，卒于公元1166年），出生于谋夫。13.穆卡达西的《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Ahsan at-Taqasim fi Marifat al-Aqālim），作者阿布—贝克尔·穆卡达西（al-Mukaddasī，或Maqdisī，卒于约1000年或985年），生于耶路撒冷，游历了除信德、塞斯坦和西班牙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14.雅库特的《地理辞典》（Mu’djam al-Buldan），作者（Yākūt al-Rūmī Hamawī，1179—1229年）生于拜占庭统治下的一个非阿拉伯人家庭，其别名“鲁米”（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小亚地区）就是由此而来的，意思是“东罗马人”。15.陀跋里的《先知与国王书》（Ta’rükh.al-Rusul wa’l-Mulūk），作者陀跋里（Abu Dja’far Muhammad ibn Djarīr al-Tabarī，又译塔巴里，公元839—923年），出生于塔巴里斯坦省阿穆勒（mul）城，是波斯著名的史学家。16.伊本·阿西尔的《全史》（al-Kāmil fi’t-Ta’rīkh），作者伊本·阿西尔（Izz al-Din Abul-Hasau Ali ibn Muhammad ibn al-Athrī，公元1160—1234年），阿拉伯著名的史学家。17.乌特比的《亚米尼史》（Ta’rīkh al-Yamīnī），作者乌特比（Abu Nas Muhammad b. Abd al-Djabbār al-’Utbī，卒于427/1036年或431/1039—1040年），波斯人，出身于两代为萨曼王朝宰相的名门，他本人是伽兹纳王朝素丹马合木德（997—1030年）的侍臣。

中国史学界近年对社会史的关注，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上，也有所反映。如贺国庆等著《欧洲中世纪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公元10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确立后，农业生产持续发展。随着剩余农产品的增多，手工业和商业也同时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兴起，在富裕的市民中，孕育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所有这一切，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贺国庆等著《欧洲中世纪大学》，是我国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把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同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主要社会要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全面分析了中世纪大学的起源、性质，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类型、结构，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与教学、教师与学生，学院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等一些重大和基本的问题，丰富了我国关于大学发展史的研究，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该书对中世纪大学职业性特征、中世纪大学教师终身制等问题，从新的角度作出了解读。俞金尧撰写《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本文拟探讨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再嫁问题，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观察该时代这些“特殊的”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和所依存的社会。人的生物属性并不是支配寡妇的婚姻行情的唯一因素。在对近代早期英国再嫁寡妇的年龄结构的分析中，人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寡妇甚至嫁给了比自己还年轻的男人。这种情况主要与寡妇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越的经济状况有关。在传统时代的欧洲，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但是，一旦丧夫，她的地位却大大改变，她不仅在人格上得到独立，而且也开始拥有为中世纪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严格保护的财产权利，那就是她的寡妇产权。寡妇改嫁难与不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文化和舆论环境。在西方，这方面的环境对寡妇再嫁是比较适宜的。如果说，寡妇所拥有的财产和她所处的文化和舆论环境，为她重新嫁人提供了可能，那么，她重组家庭也出于现实的必要。

我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重视对重大历史过程、历史现象的理论分析。马克垚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专著。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是我国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作者深入分析了西欧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以及封建制度下中古西欧的封土制、封建庄园、农奴与农民、农村公社、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等重要经济形态。阐述概念的同时，结合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进行探讨，然后再从动态上研究它的发展变化以及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作者还将中西封建社会进行比较，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致相同的基础上，东西方封建社会的结构基本相同；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独特性，以及西欧农奴与中国封建小农之间的差异性，不宜过分强调。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的过渡、论封建化、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庄园、农奴与农民、农村公社、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中世纪的人口等。

戚国淦著《灌园集——中世纪史探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这是作者的学术文集。主要内容包括中世纪史名著与名家；中世纪史探研；读史杂咏及其他和附录。戚国淦（1918—2010年），1918年6月生于承德，原籍贵州省修文县；18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师从邓之诚、洪业、齐思和、翁独健等名家。北京师范学院1954年初建时，戚国淦受命筹建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之职。他对中外历史均有较深造诣，尤精于世界中世纪史和都铎王朝英国史，著述颇多。其中较为重要的论著，如自译及合译《法兰克人史》（1981年）、《查理大帝传》（1979年）、《西方的没落》（1963年）；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1983年）、《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1986年）；撰写的论文《16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1987年）等。2002年10月15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举行“庆祝中国译协成立20周年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会上对176位翻译家提出表彰并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戚国淦获此殊荣。

戚国淦在《灌园集》的《自序》中写道，退休三年，文字生涯业已结束。承商务印书馆不弃，许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点检平生所作，仅得此寥寥数篇。对比过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学经历，不无愧恧。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导师翁独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开始筹划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一天，他面谕我，要准备讲授世界史课程，原因是这方面的教师不易请到。我只能唯唯从命。等到历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来的教师各有专长，各就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纪史无人应承，只好自己承担。从此开始直到退休，前后44年，我便一直滥竽于斯。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当时仍属一门新设置的课程，同行前辈留下的遗产不多，外文参考书籍已被束之高阁，手边可参考者只有两三种译自俄文的书籍。凭着多年的经验，完成教学任务并无困难。但是要想写出像我的老师当年发表的那样规格的文章，却殊非易事。面临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纵横八万里，国度以十计，文献资料无数种的浩瀚领域，简直是无从着手。当时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编写出一部教材，编辑几本参考资料，就可算是功行圆满，再要想写出论文或专著，却是难乎其难了。1961年，周一良、吴于廑两学长奉命主编部编教材《世界通史》，我应邀参加撰写《中古分册》的中编，虽然费了极大的力气，读来连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我在为吴先生祝寿的《鹧鸪天》词中有句：“君真涑水综全局，我愧刘敛只数篇”，就是指的此事。戚国淦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对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其筚路蓝缕之功殊不可没，然而却一贯坦荡、宽厚、谦逊，则更加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