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史学中的比较方法，或比较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较多地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一些人潜心研究比较方法自身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的问世，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还有一些人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展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不仅对研究客体的认识可以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深化，而且对推动比较方法自身的理论研究，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我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学者为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周谷城撰写《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发表在《光明日报》1981年3月24日。周谷城认为，运用历史的比较研究，对于深化、丰富中外历史认识，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首先，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例如，“古典时期”一词，原来本是适用于希腊、罗马。但学者们为了要完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国、波斯等，也纳入古典时期之下。如果不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自始即读世界史，换句话说，即不拿中外历史对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做进一步的考虑，或更切合现实的考虑。其次，用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较易看出：由古代到中世纪时，亚欧非三洲有些政治势力的发展，有由分区并立，倾向于往来交叉的趋势。我们研究世界古代史，如果自始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为中心或为开端，例如以埃及或巴比伦为开端，就不易看出有并立的诸种政治势力。反之却很容易看出许多政治势力的分区并立。周谷城在其代表作《世界通史》第一篇里，曾列举了六个古文化区：即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区。周谷城认为，分区并立仅是一个方面，其反面必然是往来交叉，古代到中世纪时，亚欧非三洲各种政治势力的往来交叉是明显的。如果不用比较研究或对照看的方法，则不易看出其重要性，即使看到了，也不易从正面突出，给予应有的叙述。

周谷城认为，在古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分区并立往来交叉是表面的外在情况；与此同时，又有里面的内在的情况与它相应，即由大体相似到极不相同。公元四五世纪之时，东西两方，尤其是中国和罗马，出现了民族大迁徙运动。迁徙的原因，迁徙的事实，以及迁徙的年代，都很相似，然而发展的结果却极不相同。“五胡”十六国的继起者仍未统一帝国，而罗马方面则完全不同，出现了许多民族国家。中世纪世界史上这一不同情况凭比较研究可以看得很清，且可引起我们的考虑；若只注意一方，而不拿另一方对照着看，则不容易看出。周谷城指出，有大体相似发展到极不相同的事例，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孤立的，如中世纪后期中国与欧洲的海外活动。关于重商主义，在中国，一点点重商主义刚刚萌芽，即被从欧洲发展、弥漫全世界的重商主义所压倒；中外历史分期的比较，有两个较大的分期问题，一是古代的，即奴隶制时期与封建时期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什么时候；二是近代的，即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什么时候？等等，通过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使结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马克垚在《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中，从奴隶来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奴隶制占主导、奴隶的法律地位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公元前后的各两个世纪，东、西对立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是当时文明世界的核心。通过对罗马和汉代奴隶制的研究，发现在很多方面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也都有各自的特点。通过对“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奴隶制社会形态。作者进一步指出，通过比较，双方在奴隶的定义上是一致的。奴隶是被剥夺到一无所有，连同本身也是别人的财产这个概念，是奴隶的共性，是其本质特征，是不容动摇的。通过比较也证明，奴隶制经济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它能够自己进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使社会生产能够延续下去。此外，汉代和罗马的奴隶制都表明，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制经济只是其经济成分之一。奴隶社会和其他社会一样，必然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绝不只是一种成分。

如何认识“中西封建专制制度”，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对“封建”概念的歧义理解，直接影响到讨论的进展。1981年，庞卓恒发表《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是诸多文章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庞卓恒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和西欧都曾存在过。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是在封建社会趋于定型和巩固时期确立起来的，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确立对全国的统治算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共存在了两千一百多年；西欧封建专制制度则是在封建社会走向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形成的时期才确立起来的，存在时间短得多。以英国而论，从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开始，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为止，比较完整的封建专制制度只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以法国而论，从1589年波旁王朝的建立开始，到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为止，比较完整的封建专制制度也只存在了二百年。德国、西班牙等国时间长一些，但也比中国短得多。

为什么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比西欧早得多而延存的时间又长得多呢？这是由于两者之间在形成的历史背景方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政体形式、意识形态方面，以及专制政权的历史作用方面，都有一系列互不相同的特点的缘故。作者强调，不能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单纯地归因于专制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和权力意志。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同专制的上层建筑相结合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存力和再生力。因此，马克思才把这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称为一块“活的化石”[※注]，也正因为如此，从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清除这块“化石”的遗臭，根除它重新复活的可能性，就成了今天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

在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刘家和的两部代表作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古代中国与世界”可以说是贯穿在刘家和先生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主题。把古代中国放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认识，从而给予她一个应有的地位。本书是一部论文集，共收21篇论文，前4篇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作品，其余的论文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写就的。本书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学术史研究。从研究的角度说，很多是中外古史比较的探讨。本书的特色之一是视野开阔，作者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世界历史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这样就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揭示和把握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内容。如作者将中国古代文明放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腓尼基文明、印度河及恒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赫梯文明、巴勒斯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等诸文明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研究，强调中国古代文明能够长期连续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

1986年，刘家和先后撰写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和《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意义》（《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强调如果忽视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那么任何以世界历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以后又发表《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的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中，作者详细论证了国别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以及比较研究在形成真正的有机的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刘家和认为，从现代史学比较而言，比较可分为两个认识阶段，其一，为同中求异。如果我们不从事物的不同性出发，以探讨其所具有的共同点，我们就无法认识历史事物，所以，史学比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不同中寻找其共同；其二，异中求同，比较史学的第二阶段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探求历史现象的个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把历史的共性看成有机的“一”。显然，刘家和认为，“同中求异”和“异中有同”，不过是一个完整比较过程的前后组成部分。刘家和先生的突出的成就表现在，它不是将两个阶段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刘家和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于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侯建新著《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是一部详细讨论英国现代化在农村发生过程并与中国相关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它从农民个体研究出发，考察现代化在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发生过程，并与中国明清农村社会做了比较。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西欧各国向近代社会过渡问题的提出，和经久不衰的大论战；英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历史遗产的效应；英国农民的“自由劳动”问题；英国农民社会生活与交往；英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创新；中国农业生产力考察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国农民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及其与英国的比较等。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致力于回答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是什么？与中世纪、与农村农业的发展有无必然联系？英国及西欧如何从农奴制过渡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依据是什么？英国封建制度也有数百年历史，为什么能够率先确立起市场经济，进入近代社会等。陈翰笙教授为该书写的《序》中指出：“他的这部著作使我不禁想起1929年我在进行全国农村经济抽样调查之前所做的工作。当时，为了在实地调查前有个理论上的了解，我曾经把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总结为赋税制、强役制、工偿制……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几十年来，关于自然经济如何解体，近代生产方式如何兴起的课题，不断有新观点新材料涌现于学术界，真是山阴道上，美不胜收。本著作第一章就系统地分析了这几十年的论战。特别可喜的是，各国学者都能从实际出发从事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少崭新观点”。“我国青年学者侯建新从农民问题入手探讨现代生产方式起源的这部著作，正标志我国历史学界在这方面的新贡献”。[※注]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农民与社会的发展，与对英国的研究一样，始终以最基本的生产者农民为考察对象，较深入地研究了劳动者个人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发展与社会结构演变的关系，在开拓我国比较史学和比较现代化的研究领域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庆钧主编、廖学盛副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胡庆钧在该书的《前言》中，概述了本著作的编撰缘由及主要内容：这部著作“包括四个专题：中国商代、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凯撒与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此外还有一些与此有关或范围更加广阔的综合性的论述。人们知道，撇开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不可能接触上世纪末才开始发现的甲骨卜辞不谈，其余希腊、罗马包括日耳曼人的上述三个时代，摩尔根是将其划入氏族社会后期的‘英雄时代’的。然而，当我们对上述各该地区进行认真研究，并以本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制的丰富民族学资料进行比较之后，认为摩尔根的论断不符合实际，上述各该地区均已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因而名之为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比较研究”。[※注]编写者用中国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大量调查材料，比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奴隶制，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该书综合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奴隶占有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早期奴隶占有制下的等级结构；奴隶与农奴纠葛的由来与发展。商人奴隶制专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商人的早期史迹和反映的社会状况；商人国家的诞生和巩固；商王国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与奴隶；商王国中的众人；商王国的土地关系；商王国的国土经纬；商代“邑”制；商代法律制度；商代军事制度。希腊荷马时代专题研究，主要内容是等级关系；政治组织；部落战争；婚姻与家庭；意识形态；社会生产力。罗马王政时代到专题研究，主要内容是地理历史背景与人口的增长；三个主要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及其源起；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保护关系与通婚问题；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社会动乱、社会改革与政治斗争；劫掠战争；婚姻与家庭；政法思想；哲学、道德规范和文学；宗教信仰。凯撒与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专题研究，主要围绕被统治等级、统治等级、向往高卢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婚姻与家庭、宗教信仰及其他、部落组织、社会生产力等问题展开。

何平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论文中，从全球史的视角对中国和欧洲两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对比探讨。作者注意到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历史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循环的特征。地理大发现后，陆上和海上远程贸易帮助欧洲打破了经济发展的马尔萨斯式生态资源瓶颈。中国历史发展显现出以朝代为单位的短时段的周期性循环和跨越数个朝代的长时段的周期性历史变迁。明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内卷化”，清中叶后的人口剧增，形成中国人文和经济地理环境的总体恶化态势，再加上中国未能及时大规模参与当时正形成的全球性生产与贸易体系的经济活动，终酿成19世纪末叶的贫弱落后状况。全球史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李伯重撰有《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在以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坚信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并且最终将要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这个立论表明：它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认前提的。然而，李伯重认为，以往所认为的西欧道路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却并未经过验证。因此以之作为研究的默认前提，其实只是盲目套用英国模式。从方法上来说，这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是想要证明西欧道路在中国土地上的重现，而不是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再次，作为一种经济成长理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虽然也谈生产力，但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这导致了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相矛盾的结论：尽管明清中国生产力发展未出现突破（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停滞或下降），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依然能够出现和发展，而且将必定会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此可见，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最后，以往国际学界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典型的例子如福山在其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宣称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现代（与近代同义）；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则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点。

李伯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却日渐衰落，乃至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为了挽救这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来重新讨论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问题。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进行这种研究却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的做法。

在吴于廑和齐世荣两位先生总主编、刘家和先生和王敦书先生分卷主编高教版教材《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在分别叙述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各大外国古代文明发展状况的同时，都专门辟有一个小节叙述同时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这一部分再次由刘先生亲自撰写。这种新的世界历史的叙述方式初步实现了刘先生多年来的“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的想法，一方面直观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历史成为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既成为这部教材的一个亮点，也是特色之一。

进行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他们明确而坚定的史学宗旨和目的：“为本民族史学传统之改造与发扬光大”，“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古代史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不合理的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对于我们坚持正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从事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