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有关“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占的比重很大，就研究成果来说，也更充分、更有深度，特别是以往很少涉及，或几乎没有涉及的问题，现在也都有成果问世，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势，预期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将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史学史著作。在我国，“文革”前，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相当薄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学史、哲学史乃至美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都曾取得可观的进展，并出版了一些专著或教材。令人遗憾的是，唯独西方史学史的著作没有面世。本著作的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书虽然篇幅不大，内容简明扼要，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所写的有关西方史学发展的开山之作。郭圣铭为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史学；5—13世纪的欧洲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史学；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叶的欧洲史学；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史学；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史学。作者认为，“史学史”作为史学的一个部门，可以上溯到古代。在中国，唐代已经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史学史。在国外，西方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也开始了史学史的研究。“史学史是历史科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要辨明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首先必须理解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征。”[※注]史学史的任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介绍史料存在的情况，总结史料学的研究成果；2.给历代的史学家及其著作作出科学的鉴定；3.校订史籍中的错误；4.揭示历史科学的发展规律。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孙秉莹编著《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阐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前后600多年间欧洲资产阶级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作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系统研究欧洲近代史学思想的源流、各种史学流派的演变、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以及编纂历史的方法等。作者认为，史学史属于社会思想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研究历史著作和史料，探索史学思想的源流、派别和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资产阶级史学的斗争历史，并且考察历史知识积累的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等，用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此书充分肯定了欧洲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学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但也指出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未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文艺复兴时代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史学；宗教改革和近代博学派史学；理性时代西欧的史学；17—18世纪的德国史学；近代德国史学的创立；19世纪的法国史学；19世纪的英国史学；19世纪欧洲的制度史学家；19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学家；实证主义历史学派；近代俄国史学；欧洲近代史学家对古代东方、古典古代和拜占庭历史的研究；欧洲近代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诞生等。

宋瑞芝等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部著作所述内容，始自西方史学的萌芽，神话与诗，古希腊史学的摇篮，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新发展。具体内容包括，希腊古典史学、罗马古典史学、“上帝”的史学、拜占庭史学、近代史学的开端、博学派史学、理性主义史学、历史哲学、国家政治的折光镜、历史学的文学倾向、客观主义史学、走向科学的史学、探索历史根本动因的经济史学派、揭开历史面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史学的兴起，对人类历史的新探索，以及当代西方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刘家和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他认为本书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在说明西方史学发展大体的同时，并不求面面俱到，而着力说明各时期或各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在介绍史学家与历史编纂发展的同时，力求说明西方史学思想与历史哲学的发展；在统观古今之变的同时，更多注意晚近各史学流派及史学新分支学科的介绍，注意展望史学发展的趋势；征引不少有关的外文论著，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新著，在国内许多地方恐不易见到，对于已经译为汉文的外国论著和国内学者作品，参考殊为周详，亦极便于读者[※注]。

徐正、侯振彤主编有《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是一部简明的西方史学史，从西方史学的起源——古希腊史学直至当代西方新史学。与一般的西方史学史相比，本书更重视史学发展中的社会因素，以及史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例如，在第八章“19世纪后期的西方史学”中，有专节论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包括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条件；历史观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研究的贡献；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等。在第九章“帝国主义形成时期的西方史学”中，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历史学”，在第十章“帝国主义形成时期西方史学中唯物主义史学阵营的壮大”中，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总结”，内容包括恩格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在捍卫、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在唯物史观影响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史学发展；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以及十月革命后，沙皇俄国史学队伍的改造，苏联史学的创始等。编写者对二战后西方史学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历史比较方法、历史计量方法、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口述史学方法等有专门的介绍和分析。

杨豫著《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一部较系统叙述自古希腊罗马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史学发展史的著作。全书分“古代—中世纪篇”、“近代篇”和“新史学篇”。作者在“绪论”中，就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若干基本概念、西方史学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跋”中，则论述了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趋势，包括叙事史的复兴等。

陈勇等编著《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编者认为，史学史应当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其中，史学思想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无论是历史著作的编撰，还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都是在一定的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上述认识出发，编写者在“导言”中，就“西方史学的内涵和外延”、“治史学史与治史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史学思想”等进行了论述，他们通过教学和研究的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往往能给人较多的启迪。他们认为，有些史家的历史观尽管在本质上属唯心主义，但却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因素；有不少西方史家的唯心史观是适应时代需要，为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服务的；同一历史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不同的社会作用；某些带片面性、甚至是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认识，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人们在史学研究中予以注意；要注意政治立场观点与史学思想、学术成就的联系和区别。“从事历史学习和研究的人应当特别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史学遗产。……认真学习和吸收作为外来文化之一的西方史学中有价值的成分，必然有益于我国历史学学科的现实和长远发展。”[※注]顾名思义，本书侧重于“史学思想”的研究，全书四编分别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思想、中世纪西方的史学思想、近代西方的史学思想、现代西方的史学思想。维科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各历史时期有影响的历史学派，在书中占有较多篇幅。

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作者从广义文化的背景考察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探究了文化与史学的辩证关系，以及所表现出的某些规律性的内容。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时空观念的拓展——世界史编纂的历史考察、研究领域的扩充——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思想的历程（古代篇）、思想的历程（近代篇）、思想的历程（现代篇）、文化的视野（上篇）、文化的视野（下篇）、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学派及其史学范型、西方史学的新方向，以及余论：超越时空的对话等。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的史学发展历史，作者从文化的视角，对史学的萌生、发展，以及发展过程所留下的痕迹及影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张广智、张广勇还著有《西方现代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书系统论述20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涉及当代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等。作者还分析了现代西方史学在我国的传入和回响，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主要内容是：西方史学的演化与转折、新史学的发展及其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史学、现代英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现代法国史学、年鉴学派、拉布卢斯学派、马迪厄学派、勒努万学派、现代德国史学、菲舍尔大辩论、现代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史史学、现代美国史学、历史的文化说、文化形态学派、批判的历史哲学派、分析的历史哲学派、存在主义历史哲学派、结构主义历史哲学派、心理历史学派、计量历史学派、宏观的世界史新学派、世界通史体系的重建、现代西方史学在中国等。

章士嵘著《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长期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决定了本书与一般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区别，即更重视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对这一联系的理论描述。作者从哲学、文化的高度，系统地展示了西方历史理论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绚丽多彩的发展历程，既有对思潮、学派的分析，也有对重要思想家的介绍。其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潮在西方的历史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呈现出多样的特点。关于史学之学科性质，既存在着史学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论，也存在着其究竟是精神科学还是实证科学的争论，关于历史知识本身，既有客观主义的主张，也有怀疑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主张，关于历史的动力，既有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也有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模式，存在着循环论和臻善论之争，关于历史解释的方法，存在着目的论和决定论之争、偶然论和必然论的对立等。本书不仅能使读者了解西方上下几千年间众多思想家对历史的多样化思考，而且这些思考可为我国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及方法论。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历史理论的思想源头；基督教对西方历史观的影响；西方历史观念的成就；西方历史科学的理论追求；现代西方理论的多样性；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新动向等。

张广智主著、陈新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书是教育部规划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它系统阐释了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神学史观；近代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20世纪的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古典史学：城邦社会与城邦文明、西方史学的创立、一种传统史学范型的确立、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时的史学、广采博收的罗马文化、李维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中世纪史学；早期教会史学的兴起、欧洲各国史学、拜占庭史学、中世纪史学的历史地位；近代史学：意大利史学和近代史学的发端、法国人文主义史学、宗教战争及其后的西欧国家史学、博学时代的兴起及其特点；近代史学：科学进步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英法和德国的理性主义史学、历史哲学的发展；近代史学和“历史学的世纪”、德国学术复兴与史学繁荣、法国政治史家的理性分析、牛津学派与英国史学的专业化、美国史学边疆学派的兴起、近代西方的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西方学者对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现代史学：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美国史学新潮流、法国年鉴学派的崛起、英国汤因比与文化形态学派、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终结；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年鉴学派的演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取向、社会科学新史学派、历史学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全球历史观”、历史哲学发展的新走向；现代史学：新史学新变化：“叙事史复兴”、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史学等。

何平著《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这是最新出版的一部西方史学史专著。作者认为，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据认为是在三个学派的影响下诞生的，即意大利克罗齐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学派。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使历史学家们去思考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学派都看到历史上的历史著述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当代社会问题做出回答，历史探讨和历史写作表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20世纪初兴起的“批判历史哲学流派”突出地表现了西方历史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界对历史作为一门知识领域的发展形态的高度关注。早期几本重要的通史性史学史著作都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如福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古奇的《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1913年）、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班兹的《历史著作史》（1937年）、邵特维尔的《史学史》（1939年）和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1942年）。20世纪下半叶，历史学普遍成为各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历史理论和历史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西方历史编纂学史》的主要内容是：古希腊罗马的史学、中世纪的历史编纂、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16和17世纪的史学、18世纪：史学观念的更新、18世纪的历史哲学、19世纪史学：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政治革命、19世纪：实证主义与客观史学、19世纪史学：专门史研究、19世纪以来的经济史编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念的形成、美国史学的发展、批判历史哲学：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和历史客观性的限度，20世纪：历史观念和写作范式的变迁，分析历史哲学：对历史解释的探讨，20世纪下半叶：史学理论的后现代化、新的历史编纂理论和方法、全球化时代的新历史编纂模式。

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是一部以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的集体著作。作者对欧美国家近5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历史学的发展进行综合的深入研究。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迅猛、变化空前的一个世纪，尤其是战后的半个世纪。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里，欧美的历史学也经历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历史学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史学性质的层面上，而且涉及的面相当广泛。长期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的历史写作和研究的观念、方法、习惯都遭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一些问题迄今仍在激烈的讨论中。本书着重探讨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的发展。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是国际史坛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或重大理论问题。

《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的主要内容是：战后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西方的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史学；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德里达思想对历史学的可能效应；新文化史学；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历史人类学；城市史学的新发展；儿童史研究四十年；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当代美国的历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史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研究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年鉴学派和法国史学；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苏联史学；20世纪60年代后的苏联史学；苏联历史学中的“新流派”及其遭遇。诚如本书《后记》所言，“本书集中了二十多位国内外学有专长的学者”，这些学者都是本书的作者，但不知何故，统统在书中都变成了“参编人员”。毋庸讳言，“参编”与“撰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本书不会没有作者，那么谁又是作者呢？《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已经问世6年，看不到出版社有要更正的任何迹象。借此机会恢复众作者的署名权，也是笔者为作者们做的一大乐事。

在外国史学史研究中，西方古代或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或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纳入研究范畴，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选题。如梁洁著《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渊源。罗马同古希腊一样，也不乏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如凯撒、撒路斯特、塔西佗和李维等。《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论述的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位史家——撒路斯特和他的两部作品《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虽然他的著作只是记录了罗马历史上似乎并不重要的两个事件，但是在撒路斯特看来，透过这两个事件，足以让人们意识到罗马道德的败坏已使罗马共和制处于崩溃的边缘。撒路斯特以小见大的选材、客观的写作特点和朴实的文风，对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使其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撒路斯特与他所处的时代；撒路斯特的生平和著作；阴谋与战争——撒路斯特著作的立足点；撒路斯特的创作方法；撒路斯特的史学思想和史学地位等。

褚新国著《帝国的沉沦与救赎——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作者强调，撰写这部著作“所要提出和回答的首要问题在于，塔西佗史学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进而试图阐明两个相对次要性的问题，即是否如此以及何以如此。一言以蔽之，乃是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塔西佗强调突出道德因素对于历史人事因果关系及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影响；在史学观的意义上，塔西佗强调突出历史撰述的道德目的。如此一来，笔者谋求在两个层面上明确其史学思想的‘道德’实质，即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究竟是如何可能与实现的”[※注]。张广智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对这部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本书从罗马大史学家塔西佗的史学著作谈起。塔西佗的著作一方面，他的笔端直指暴政，揭露帝制，鞭挞暴君。另一方面，塔西佗歌颂共和政体，赞美昔日的世风淳朴，留恋旧贵族共和派人士的自由生活。在历史写作上，塔西佗传承了古典史学中的求真探索精神，并且有所弘扬，形成了他自身的特点。作者论及塔西佗的史学，从他的历史观和史学观着墨，在论证中，辅之以翔实的中外文献资料，因而言之有据，疏远空议，令人信服。本书完全可以说是国内塔西佗史学研究的新突破，也是对西方古典史学和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贡献。褚著的主要内容是塔西佗史学的生成背景；塔西佗的循环史观；塔西佗的天命观；塔西佗的历史叙事；塔西佗历史写作的特征等，这些有助于人们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塔西佗，能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易兰著《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我国学者专门研究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的第一本专著。本书在详尽梳理国内外研究兰克史学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兰克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兰克史学的“如实直书”、“上帝之手”，以及兰克史学的政治性的真正内涵，并阐释了兰克史学的世界影响及其中国回响。作者认为，兰克作为19世纪西方史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创立的史学流派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在新史学、后现代史学勃兴的今天，兰克史学的功绩仍不可回避。全文由导论、正文五章、结语共计七个部分组成。主要内容是本文的写作旨趣与写作思路；兰克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兰克史学的“如实直书”；兰克史学与“上帝之手”；兰克史学与政治；兰克史学的世界影响及其中国回响等。作者在结语中概述了兰克史学的主要贡献，即作为“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兰克；作为“客观主义史学之父”的兰克，以及兰克的主观性和倾向性等。

李勇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书是我国学者系统研究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第一部著作。詹姆斯·哈威·鲁滨逊（1863—1936），美国新史学一代宗师，1929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1912年，他发表《新史学》论著、提出较为系统的历史新理论，成为该学派的创始人。该学派主张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研究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状和推测未来；充分发挥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新史学派对美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20世纪初，鲁滨逊新史学传入中国，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先后归国，执教于各地大学，其中不少人出自这一学派门下，纷纷采用鲁滨逊新史学派编著的教材，积极传播该派的学说。鲁滨逊新史学派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内容包括19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与学术；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形成；历史学的现实与科学性；史料与历史真实；历史的进步与广泛性；史学方法的多样性；鲁滨逊新史学派对美国史学的影响；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

王利红著《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的专著。浪漫主义史学是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史学流派，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产生与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氛围有关，即浪漫主义运动是浪漫主义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本书通过论述浪漫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和浪漫主义主要史家的观点，全面阐述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以及它对西方整个史学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近代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史学观、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史学、浪漫主义主要史家及史著，如赫尔德、米什莱、卡莱尔等。作者强调，只有厘清和浪漫主义相关的各种概念、思想和理论问题，方能对浪漫主义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故在讲述浪漫主义史学之前，专辟一章用于讲述浪漫主义运动。

我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明显以西方史学史研究为主，这既有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研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在今天的国际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至今仍是主流文化这一事实。这种情况近年在我国史学界开始有所改变，如刘爽著《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兼论俄罗斯史学的功能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学这一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入手，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以苏联“史学”曲折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分析了苏共败亡的思想理论根源，揭示了苏联解体前后“历史热”的原因和后果，剖析了历史学在苏联演变和苏共失败过程中的“历史责任”。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联政治意识、经济理论和文学、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演变，历史学也包含其中。这种“演变”的实质，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历史科学从来就不是脱离于意识形态的“纯”学术，苏联史学不仅产生和服务于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对于苏联国家的兴衰及至解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遇到重重困难时，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走全盘西化的改革路线，从意识形态入手，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歪曲本国历史，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成为苏联解体从量变到质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是他们始终不变的政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该书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内容是：俄国传统史学的功能及其特点；近代俄国史学概观；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科学；战后苏联的意识形态转变与史学发展；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意识形态的重大转折；“填补历史空白点”：从历史上否定苏联；“冷战”——西方和平演变策略与苏联解体；“史学危机”与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社会状况与史学研究；当代俄罗斯史学进展评析；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成就及争议；史学重建与俄罗斯的复兴等。刘爽还撰有论文《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及趋向》（《北方论丛》2004年第6期），作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经历了从危机迷惘到理性反思的转折，其中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引人注目。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史研究既是对俄传统史学和苏联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历史学家面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艰难性与复杂性的深刻的历史思考。在社会史研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俄罗斯学者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为建构具有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新史学而努力。当代俄罗斯社会史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俄罗斯史学融入世界史学的主潮，对于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探索俄罗斯复兴的道路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近30年来，高校普遍开设的西方史学史课程，也催生了一批质量优秀的教材。例如，郭小凌著《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书是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历史学基础课系列教材之一。本书初版于1994年，当时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西方史学史》是个不容易对付的挑战。坦率地说，在应承下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是没底气的，因为我虽然对西方史学史有浓厚兴趣，也教过这方面的课程，并写了本关于古典史学的书以及个别文章，但对于进入这本书中的史学大家们，除了少数人我较为熟悉之外，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原因是没有认真、投入地研读过他们的原著，害怕出海客谈瀛洲、误人子弟的笑话。刘家和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迎战的勇气。他举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序中的一段诚恳的交代：“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我当然远没有罗素的渊博和睿智，但罗素的求实态度却使我感动，给我启发：天下没有在一门学科里能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的超人，特别是在科学深入析分化的当代。西方史学史在我国还是块刚开发的土地，需要有人做“引资”和初步论个性的工作。本书经过十多年的使用，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其主要内容包括：史学的起源；古希腊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古罗马史学；中世纪史学；古典史学的复归——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17—18世纪）；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中叶的西方史学；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发展；19世纪后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史学；现代西方史学鸟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

一些学者注重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使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对世界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直接意义。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在1957年出版（1989年中文版）。魏特夫在该书中提出“治水社会”的理论，杜撰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他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古埃及的历史，而且诬蔑社会主义国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这部著作是魏特夫“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在西方有广泛的超出学术界以外的影响。为了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国内知名学者撰写多篇学术论文，摆事实，讲道理，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有说服力的批判。1997年，由李祖德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林志纯、林甘泉、刘文鹏、施治生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当前中国史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理论认真研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其中一些有益内容有选择地批判地汲取，为我所用。对我们来说，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而不在于它们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例如，西方史学强调理论分析、理论概括，对历史过程也强调理论描述，尽管这样或那样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础上，但却同样给我们以启示，使我们也应该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只不过我们的史学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而不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在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中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于沛主编有《20世纪西方史学》一书，2009年8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概括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传承与变革，探究20世纪西方史学的渊源；悠远的撰史传统，从古典史学、中世纪史学到近代史学、现当代史学；风云变幻的欧洲史学；历史主义传统的变迁，阐述20世纪的德国史学；史学范型独领风骚；20世纪法国史学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活力，20世纪的英国史学；从欧洲传统到自身传承，阐述20世纪的美国史学；反叛传统与史学变革，阐述20世纪后现代主义史学与新文化史。西方史学观念的更替，阐述20世纪的西方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历史理论的概括，以及这些理论的渊源；历史真实性问题；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历史中的隐喻问题等。在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中，编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

在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论文。这方面的论文数量很大，无论怎样选择，也只能挂一漏万。易宁、李永明撰《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作者认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含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修氏的历史观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广智、易宁、侯树栋等发表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此组笔谈的三篇文章是：张广智：《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易宁：《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侯树栋：《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史学观念》。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张井梅撰有《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作者认为，在理性主义史学诞生前，人文主义史学盛期后，尚有一个“博学时代”史学，时间上涵盖16世纪后期至整个17世纪，它对后世历史编撰、历史意识的转变，毫无疑问地发挥了实质性的重要作用。“博学时代”处于近代西方史学的发轫成长阶段，上承人文主义史学之遗产，下启理性主义史学之坦途。它突出的成就在于，史学家开始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校订和考证，形成最初的历史批判意识，并尝试对历史发展进行规律性的解释。其中，尤以法国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博学时代”强化了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在诸多的论文中，有关主要的史学流派的研究，占有重要比例。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家，他在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中，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认为是“世界史理论的创新”。1964年，《中央公论》曾将该文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杨宁一、郑丽平在《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中指出，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影响巨大，为认识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日本学术界对该观点评价甚高，称其为“独特发想基础上的世界史观”，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检证，“文明的生态史观”存在许多漏洞，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不能成立，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过分拔高日本文化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赖国栋在《试论布罗代尔的历史比较思想》——以初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为讨论中心》（《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中，以布罗代尔的代表作为例，论析了他的史学思想中的比较思想。《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是布罗代尔的代表作之一。为了契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其作者几次修改这部著作，改动最大的当属1966年第2版，其中删除了1949年初版时带有地理决定论的内容。对比法文1949年与1966年版，特别是从删除的“结论：地理史与决定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布罗代尔不仅表达了历史学是一项科学的事业的理念，而且从四个方面即不同时间和空间、不同时间相同空间、相同时间不同空间以及唤起回忆等阐释了一种历史比较思想。这种历史比较思想为其后来的整个史学思想搭建了一种带有社会决定论的框架。

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目的和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学者们高度关注中国史学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任东波在《“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中指出，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与方法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外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西方思想史研究，或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开展。张文杰、李宏图、周兵、于文杰等发表的《西方思想史研究笔谈》（《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讨论了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张文杰谈的问题是《“历史会重演论”新说》；李宏图为《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周兵为《“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于文杰探讨的是《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论者认为，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

李宏图撰写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在一批学人的共同努力下，西方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快速进步。从以前少数人默默无闻的耕耘，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研究领域中重要的一个分支，无论在理论与方法方面，还是在内容和研究范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成果不仅推进了学术的进步，而且更新和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因此，思想史研究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今后西方思想史研究将会迎来更大的进步。

谈丽的论文《在反思与批判中彰显史学理性之光——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观述评》（《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以美国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为例，探讨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常使他遭学界指责，认为他有将史学研究政治化、简单化的倾向。本文通过追溯其学术取向的形成过程及其史学思想的解剖指出，施莱辛格深知参与政治实践可能影响学术研究的立场，因而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不断自觉地加以反思，形成了强调历史的学术功能，追求客观主义理想的史学观，形成了对历史与政治关系的独到见解。这使他较好地处理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许海云在《西方史学的历史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3月27日）中，也谈到西方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他说，在西方史学潺潺流动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古朴的古典史学、晦暗的中世纪史学以及波澜壮阔的近代史学阶段，涌现出众多纷繁复杂的史学流派与理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然而，纵观西方史学发展之始终，其变化当属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飞跃，这一转变体现了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与特点。从古希腊史学时代开始，西方史学就确立了追求信史的求真意识，扬善抑恶、树之风声一直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历史学的这一社会功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学术规范，贯穿了西方史学发展之始终。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出现了新变化，即新史学以其全新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就历史研究的对象、史料、方法、领域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思维，全面深化了西方史学研究，而且这种趋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当代西方史学中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