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已经表现出，并将继续表现出鲜明的“世界眼光”。这就是说，这种理论建设，既要着眼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又要联系国外史学发展的进程，自觉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认真研究外国史学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博采众长，以为借鉴，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历史学家在面临宏观问题研究急剧增加的同时，微研究中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又不断细化，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这样，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就催生了不少历史学分支学科。与此同时，原有的一些分支学科也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1988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在京举办“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主讲教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学员则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1998年，于沛主编有《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就社会史学、文化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家庭史学、政治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的产生、发展、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以及主要的理论、方法及原则等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和分析。此外，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对新社会史、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计量史学和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进行了分析。杨豫在《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新史学篇”中，对西方新史学及其主要流派、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新史学的基本方法有较全面的论述，内容较为丰富，主要包括新史学的主要特征、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克莱奥学派；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理史、新政治史；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心智史、口述史；跨学科的历史学、比较史学、历史研究的计量化、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所有这些，对推动我国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心理史学。罗凤礼著《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对在西方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心理史学进行了评介。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及弗氏对历史的探索、从封闭到开放的西方历史学、心理史学的崛起与发展、非精神分析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作者专节探讨了“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作者认为，“联系具体环境来分析研究人员的心态情感和心理动机，对于理解历史事件与进程是极端重要的，只有分析了解人的心态情感才能理解他的行为和历史活动。……这就提示我们，在作历史研究的时候，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而必须对不同人的主观世界作全面细致的分析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论述自应包含上述道理”[※注]。

张广智在《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中，通过“西书中译：西方心理史学之东传 心理学所发生的影响”、“东方回应：国人对心理史学的评价”、“东学西渐：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等的分析，论述了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在20世纪中国学界所激起的回响，同时也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史学所发生的影响。在中国史学界，心理史学的学科地位、理论架构与发展前景，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关系，个体心理（如帝王心理）与群体心理（如商人阶层），社会心理、民族意识与文化心理，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之异同，西方心理史学的演变与现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历史研究，当代美国心理史学的发展等，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现代西方心理史学的发展同现代西方史学的历程一样，有繁荣，也有式微，有高潮，也有退落，坎坷曲折，不一而足。现代西方史学在发展，现代西方心理史学也要前行，那么这种外来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就不可能终止，反之中国文化对前者的影响也会日益浓烈。因此，这种史学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的研究也就大有作为。

口述史。20世纪中叶，口述史学产生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重大进展，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重视，以2003年的成果为例，可清楚地看到这点。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书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它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人完成的系统地阐述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以及介绍和评价中国和外国口述史学发展状况的专著。它有助于我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关注、认识和理解口述史学。本书内容丰富，文献资料翔实，广泛地、有选择地汲取了当前国际口述史学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一点与作者为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家协会的成员，多年来一直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口述历史学家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交流有关。其三，论述全面且简洁。作者提出了涉及口述史学的大部分问题，并加以简洁的论述和分析。作者认为，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有时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为重要，一些问题往往引发更大范围的争论，有助于口述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最后，对于初学者来说，此书堪称“入门指南”。

张广智在《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中，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口述史学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作者认为，口述史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文字发明前，世界各地的历史是借助于诗歌和神话等口述历史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早期历史学家著史时兼用口述史资料，是历史学对远古传统的一种回应与延伸。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渐启，文字既出，各种文献资料也纷纷出现，这就开始了用文字记载历史。然而，此后的古代历史学家，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在历史著述中，口述历史仍是记述历史的重要方法，时愈古而愈显其重要性。中世纪以降，口述史历经曲折，迎来现代的复兴。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种新领域与新方法，它在现代西方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是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西方（主要在美国）口述史学复兴运动的产物。然而，口述史学的发展既面临着困难，又充满了希望。其困难主要在于口述史学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研究所需人才匮乏，以及口述史学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口述史学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难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难题”。

邬情在《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学术月刊》2003年第6期）中指出：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口述史的诞生。今天，口述历史研究室已经遍布世界各国，口述史学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对口述史学的批判却不绝于耳。作者通过分析“主体意识的独特性”、“叙述方式的特殊性”、“口述史料的可靠性”，试图重新审视口述历史的价值，指出在史学整体化和大众化发展趋势的浪潮中，口述史学的主体性特点并未损伤其价值，而是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体的重新诠释和解读。在口述史中，历史主体已不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还应该包括受访者。口述史料则是口述历史学家主体选择与口述者主体认识、主体阐述范畴内的历史过程，相应地，口述历史的客观性也体现在口述史学家与受访者历史认识领域之内。口述历史“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索领域”，也能“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实现了对历史的重建，从而肯定了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面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妇女史。在传统史学中，男性一直占据着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广大女性则处于“边缘”，成为历史叙述的“失语者”。人口占半数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问题日益引起史学家的重视。没有妇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越来越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妇女史研究得到较快的发展，这和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有直接联系。当时，广大女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和主张，要求摆脱作为“第二性”、“他者”的屈从和被动地位，实现充分的、全面的公民权和真正的两性平等。这次运动涉及婚姻、就业、参政、生育、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权益；借助这次运动，推动了妇女史研究。但是，妇女史研究的发展毕竟时日尚短，其所涉及的不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

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也与当代理论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妇女史最重要成就之一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并将其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妇女史家注意到了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两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别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总的说来，社会性别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由此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促使他们去探索隐藏在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撰写包括男女两性历史经验在内的全新的人类发展史。

在我国，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妇女史研究日益繁荣。《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专业刊物刊登的这方面论文逐渐增加。在妇女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一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也相继问世。如裔昭印等著《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西方妇女史的学术著作。作者运用历史学、文化学和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历史演进和男性的状况，对西方妇女自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作了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并对涉及女性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探讨。全书共分十章。主要内容为从爱琴文明至今的西方妇女发展史，具体包括古代希腊和罗马、中古时代、转型时期、近现代西方各主要国家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经济、政治、法律、工作、宗教、家庭婚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状况。该书研究视阈广阔，研究客体涵盖西方不同时期的不同女性群体。例如，上层社会女性、中产阶级女性、下层劳动女性，修女、女巫、寡妇和妓女等；探讨了女性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战争、家庭、身体等；以及不同时代的家庭、婚姻和性别观念、传统的男权主义及新兴的女权主义等。本著作从一新的历史视角，展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西方妇女生活经验的图景，既深化了史学研究的内涵，亦丰富了人们对于生动、复杂的世界历史的认识。《西方妇女史》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强调从文化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阐述与分析妇女境况和两性关系的变迁，并将其贯穿于全书的始终。第二，汲取西方学者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理论，深入研究了家庭劳动与社会性劳动之区分对于女性地位的影响与作用。第三，在研究西方妇女总体状况时，也注意到了她们之间的差异，并尽力关注下层女性。第四，在研究的领域方面也有所拓展。第五，从妇女史角度的探索，使我们注意到不少被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忽略的问题，促使学者们对这些重要历史问题的反思。

裔昭印还著有《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作者运用社会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古希腊妇女史。主要内容包括：古希腊妇女观的演变；雅典妇女与城邦、雅典妇女的家庭和私人生活；军事化社会中的斯巴达妇女；希腊化时代的妇女；古希腊妇女与宗教。这些问题国内世界史学界较少涉及，特别是古希腊妇女与宗教问题在国内几近空白。作者把妇女的地位看做社会文化的产物，从两性关系的演变中揭示了所研究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征。本书强调从文化的视阈研究古希腊妇女的地位，说明古希腊妇女的地位是古希腊社会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包括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等不同层面的内容。本书阐述了雅典城邦所具有的男性公民集体和宗教祭祀团体的特征以及斯巴达城邦所具有的军事共同体和平等形式下的不平等公社的特征（对于城邦作为宗教祭祀团体的特征，国内学者很少予以注意），说明了这些特征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本书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对于导致雅典和斯巴达妇女不同地位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意识、习惯、风尚等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作了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得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结论。如在整个国际史学界，历史学家一直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津津乐道，而该书则告诉我们，雅典城邦是一个逐渐实现了民主制的男性公民团体，因而在城邦的舞台上，雅典公民妇女的权利遭到全面的剥夺，并处于受男性支配的屈从地位。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就是极其有限的。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西方妇女史研究的主要著作还有闵冬潮的《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孆的《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平的《世界妇女史》，香港书环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李雪季主编的《世界女性历程图说》，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出版；刘文明的《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陆伟芳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贺璋瑢的《神光下的西方女性》，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王纠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等。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对西方妇女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此外，端木美、周以光、张丽合著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邢来顺的《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薄洁萍的《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晏绍祥的《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6年出版；黄虚锋的《美国南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些著作也以一定的篇幅探讨了有关妇女与性别的问题。

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西方妇女史也比较重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如杜芳琴在《历史研究的性别维度与视角——兼谈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的关系》（《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史、社会史、妇女—社会性别史”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并指出，从国内外近一个世纪学术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史、经济史虽然都十分关注与妇女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它们并不能代替妇女—社会性别史。三者之间是一种交叉、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不止关注妇女的生活与命运，以及历史上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因此，它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中观察、分析、阐释的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进一步拓展延伸历史研究的视野与空间，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社会性别不但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的一个观察、分析、阐释的新视角、新方法。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维度和视角一旦进入传统史学，就会为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其视野、空间、深度大大延伸拓展。

生态—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这和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有关，也是生态史、环境史研究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因。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著有《绿色的世界历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2002年，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并且充满戏剧性的，似乎只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人类200万年的存在的历史，这些方面并不是真正基础性的。作者强调，他所撰写的是“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演变及其后果”的人类史。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著《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中文版于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认为，“通过对不断变化的过去的认识，即对一个人类和自然总是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认识，我们能够在并不十全十美的人类理性帮助下，发现我们珍惜和正在保卫的一切”。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突出的热点问题之一。它不但促成了全球性的环保运动，还引起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历史学也不例外。在社会实践中，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环境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人类活动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与之相关的边缘学科不断涌现，人们在思考当今环境问题的同时，试图通过对历史时期环境状况的研究来探寻环境变迁的规律，进而服务于当今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史学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环境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介绍到中国来，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中，分析了“环境史的定义及其兴起的原因”、“环境史的发展和理论建设”、“环境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挑战”等问题。作者认为，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让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它不但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还引起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历史学也不例外。不同的环境史学家对“环境史”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R.纳什第一次使用了环境史这个术语。他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因而，环境史“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环境史是一个仍在发展变化中的概念，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作者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环境史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际史学界70年代以来最引人关注的新领域之一。研究外国的环境史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知识积累、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包茂宏还在《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中，分析了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他认为，海洋亚洲环境史无论是从海洋史还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都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新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亚洲研究的学术谱系，提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从纵向看，可以分为1500年以前、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及独立后三个时期；从横向看，需要研究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以及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四方面内容。最后，在初步总结海洋亚洲环境史的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具体设想。

高国荣在《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中，分析了环境史学的产生，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高国荣还撰文《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个案为例，分析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就研究范围而言，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属于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的范畴，荒野研究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鲜明的特色，而城市及人工环境则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从价值取向上说，环境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诉求。环境保护主义既使环境史受益，使环境史具有鲜明的文化批评意识，同时，它也限制了环境史的未来发展。最后，环境史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时空特点：就时间而言，它研究的主要是近现代；就空间而言，美国环境史优先研究的地域首先是西部，其次是东北部，最后是南部。总的来看，宏观研究仍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美国既是生态环境存在问题较严重的国家，也是环境史研究较发达的国家。滕海键撰写《略论美国现代史上的三次环保运动》（《赤峰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指出，环保运动属于环境史研究的范畴。环境史是继政治军事史、经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后的历史学新的研究领域，它以人类社会和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究人与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20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三次环保运动的高涨期：20世纪初主要由西奥多·罗斯福和吉福德·平肖自上而下推动的以功利主义为主要信条的资源保护运动；20世纪30年代由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以民间资源保护队为重要力量的具有应急性的资源保护运动；“二战”后60—70年代主要由知识层推动的大众广泛参与的具有更为深刻内涵的环境运动。每一次环保运动的高涨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环保实践的发展。

中国学者环境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是梅雪芹撰写的《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从“环境史学”、“英国环境问题”、“世界环境问题”三方面，对环境问题和环境史学进行了分析，并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大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历史考察。作者强调：环境史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对“人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等古老的哲学、科学和伦理命题，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思考与回答，以便人类认清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身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进而控制并重新规划自身的行为。

除上述专著外，梅雪芹还发表了多篇有关环境史学的论文。在《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她指出，环境史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想顺利地发展，就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何在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同时做到本学科自觉？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重要问题。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共同点在于，对“人”的角色及其活动的更新和丰富。在他们那里，历史文本不再单单凸显“大人物”的卓越贡献及其活动的恢弘场面，还将传统史学遗弃的“小人物”由历史的他者还原为主体。但是，在对人与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对历史创造者的认知、对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的自然要素的涉及，以及对人的活动的记述或再现等方面，二者则各具特色。到目前为止，人类活动的形式无非表现为生产活动、生活活动和社会活动，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场所则因时而变、因人而异。那么，循着上述的问题思路，全面考察人与环境互动的种种后果，合理地选择研究单元，我们就可以深入挖掘环境史所要研究的问题。梅雪芹在《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中，较深入地探讨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人及其活动依然是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不过，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认识，不是排斥或远离自然而是融入或回归自然而产生的。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因而突破了“人类唯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环境史不仅不反人类，相反，它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环境史作为解读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其研究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行为，有助于人们反思“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为什么生活？”，以便挖掘人存在的丰富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在《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中，梅雪芹更多地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的史学方法问题。她认为，环境史所构建的，是人与自然和自然史与社会的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的新模式。环境史的叙述对象，是在时间流变中存在着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因这对关系而一再演绎的故事则是叙述的重点。环境史的叙述并非只能由职业史家来承担，其他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爱好者在此亦可大显身手。环境史的叙述凸显了生态灾难或环境问题，从而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含有重估人类行为的重大寓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人们更好地关心被叙述的对象。环境史的叙述因对人类如何创造历史的考量以及对人类行为的重新评价，而具有了正当性和意义。关于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问题，梅雪芹通过环境问题研究进一步作了探求。她在《历史学与环境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中提出，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历史学有着怎样的价值？这是关系到历史学研究环境问题之合法性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环境问题本身的特点与历史研究的一致性上。环境问题关乎自然，但实质上却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它具有累积突发、性质复杂、责任具体、影响持久、治理艰难等特点，这些都可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在以往的环境问题研究中，历史学已经显露出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关注多重社会因素间的联系，挖掘深层次的文化根源，细腻而生动地描述事件原委，旗帜鲜明地宣扬价值取向，为现实的环境治理提供借鉴。历史学在政府环境决策和大众环境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梅雪芹在《世界史视野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6期）中，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论述了这个问题。在国际环境史学界，环境史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新作迭出，其中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地揭示人类史与自然史之联结的史实，从而大大突破以往历史研究聚焦于人类社会的传统，更新了对于世界历史上许多事物的认识。它可以将其对象置于时间的长河之中，从而能深入认识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的历史特殊性，避免时代误置。它还可以将对象置于广阔的空间视阈，从而能全面展现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的地区差异性，避免泛泛而论。这样，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走向世界，就是世界环境史和中国环境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徐再荣著《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从全球环境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回应进程、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个案研究四部分，将纵向考察和横向分析，综合研究和个案探讨结合起来，对全球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本著作的主要内容是：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南北经济关系等方面分析全球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动因；从消费方式和人口增长等方面探讨全球环境变化的社会根源；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背景、会议进程中的南北分歧、会议的成果及其对国际环境合作的影响；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背景和筹备过程、南北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谈判进程和会议的主要成果；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有关情况，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以及在此问题上所采取的具体行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全球环境基金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同时分析了世界银行在环境政策方面的改革；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影响国际环境保护机制的方式等。个案研究包括臭氧层损耗问题与国际回应、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与国际回应、气候变化问题与国际回应三方面的内容。上述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国际环境保护机制形成和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以及国家主权与环境问题的跨国性、全球性之间的矛盾；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与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益性之间的矛盾等。

在我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选题呈多元化。邢来顺在《生态主义与德国“绿色政治”》（《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中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迅猛扩张，“生态”一词有了新的特定含义。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人类社会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进入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的后工业社会；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由于能源消耗越来越大，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空气、河流、湖泊受污染的程度日益严重，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悄然萌生。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的萌生和扩散有其社会背景和现实动因：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的壮大、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造成这种理念的扩散的背景因素。同时必须看到，在联邦德国，这种理念在70年代以后外化成一股强大的绿色政治潮流，对德国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马丁·麦乐西在北京大学就公共史和环境史作了精彩的演讲（见格非《公共史与环境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10期）。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介绍了公共史在美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学院派历史的异同。在谈到环境史时，他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一是汽车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汽车不但塑造了美国的城市，还改变了美国的景观；二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认为从民权运动借鉴的权利观念为环境主义运动吸引了新的支持力量，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环境史研究与社会史的结合已经成为主要趋势，但必须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虽然在起步阶段，但从美国的经验来看，随着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深入开展，一定会有更为迅速的发展。

毛达在《垃圾：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中，从一个新的视角切入，指出城市环境史是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环境史、城市史、技术史及公共工程史各自发展并有机融合的产物。它的成熟也有赖于对城市及城市环境的深入理解。垃圾问题是城市环境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原因在于：垃圾问题是城市发展的产物，也是重要的城市环境问题；对垃圾进行历史研究既有助于理解人与社会的发展，也有助于现实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尽管国外关于垃圾问题的历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相对于城市环境史的其他课题而言还显得比较薄弱，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更是欠缺。参考已有的成果，开展垃圾的历史研究应特别注意完善相关知识体系，拓展研究思路，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对垃圾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王玉在《岛屿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概述》（《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中，阐述了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他认为，岛屿太平洋环境史尚处于初创阶段，相关研究主要从西方“他者研究”、殖民扩张需求及“二战”后本土学者对西方“发展战略”反思的知识与现实基础上产生。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他者研究”倾向。随着“二战”后太平洋研究机构的建立，本土学者异军突起，在发觉自身历史独特性的同时，深刻反思西方“进步观念”、“发展战略”等，并为岛屿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然而，初创中的研究仍存在“零散混乱”、欠缺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关注等问题。未来的岛屿太平洋环境史有必要向中观综合区域性研究发展。

王敦书在《雷海宗的环境史观和环境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中，发掘并介绍了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的环境史观。在新中国成立前，雷海宗的历史观以接受和发展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著称。然而，他对环境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和研究，姑且称之为雷海宗的环境史观和环境史学。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无兵的文化》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两篇论文和《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作者强调，对雷海宗的环境史研究有两点体会：一是需要大量开展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一度为学术界所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重新开展，因为有所中断，今日研究者容易忽略先行者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极应注意避免的。同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一样，历史研究，特别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这样；另一个是感到雷海宗史学研究中的时代关怀和社会关怀，他绝对不是为史学而治学，他是为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而治学，是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除上述已经提及的诸历史学分支学科外，我国学者广泛汲取国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面，也相继有一些成果问世，如张冠增撰写的《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作者说，提起城市史的研究，则不能不首先提到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比如德国、法国和英国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罗马召开了第十次国际历史学会，开始提出促进城市史研究的问题；60年代是德、法等国城市史理论的更新和确立的时期。现在，国外的城市史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以外的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地理学、政治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现在也都被介绍到城市史的研究之中。特别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各种边缘学科的诞生，在城市史的研究中应用统计学、计量学等手段，从以往的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通过电子计算机来处理大量的史料，从而达到对某个城市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制度及人口状况的了解，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深入理解人类在城市文明方面的智慧和才能，制订我国城市史研究的长期计划，进行广泛的多学科合作，才能真正为城市化的飞跃发展做好准备，并发挥积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今后我国的历史学所应该担负的使命之一[※注]。1992年，皮明庥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城市史研究略论》，作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态势下，国际间史学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也给城市史的建构提供参照系。20世纪20年代城市史学科首建于美国，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城市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按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70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中国城市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各国汉学家的重视。”如[美]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美]罗威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都是引人注目之作。最近，英国组织30余名英美专家学者，准备用12年的时间，编写一部英国北部历史名城格拉斯哥的史卷。英国还专门设立“格拉斯哥史”学位，召开主题学术讨论会。“这项研究工作受到柏林、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城市的专家的重视。专家们认为，该书将成为欧洲城市研究著作中的精辟之作。”

黄柯可撰文《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作者介绍了美国城市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以历史学为基础，综合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解释城市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问题。城市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美国的城市史研究既不同于以往纯粹的社会学，又有别于偏重记载的地方志。二战后，美国进入城市化高度发展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生活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催生了城市史研究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和社会背景下，各地的史学研究会、历史博物馆、城市档案馆、城市遗址保护协会等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有力地推动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注]。

又如新文化史研究。张旭曙撰《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沟通与整合——略谈艾尔曼“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作者认为，艾尔曼的“新文化史”研究力图融通整合被传统研究割裂的思想史和政治史、社会史，这种方法对人文科学中的思想观念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周兵在《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中，分析了新文化史的主要内容。“新文化史热”是最近30年里西方史学最显著的新趋势，大量视角独特、内容新颖且雅俗共赏的文化史论著层出不穷。从喜怒哀乐、身体发肤，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可以被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展开历史的演绎，新文化史呈现出一派精彩纷呈的盛况。各类新文化史论著的层出不穷，既体现了学术的活跃，也反映了出版的繁荣。作者从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新文化史论著着手，讨论和分析新文化史的多样性特征，这在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与开拓。王笛在《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中指出：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文化史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们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向运用叙事和细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学。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日益成为历史研究课题。新文化史的取向使历史学家对政治运动进行文化的阐释。例如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研究法国革命的亨特（Lynn Hunt），观察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服装、帽徽和旗帜等文化的“标志”，从标志来分析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如她的《法国革命中的家庭罗曼史》，以家庭秩序来对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进行解读。1999年9月，倡导新文化史运动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来华讲学，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专题讲座，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多次将“新文化史”这一概念介绍到中国学术界，阐释了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及研究实践。伯克在华期间在南京大学接受的访谈和为《历史教学问题》所撰的文章更将新文化史进一步传播开来，由杨豫等采访、整理，题为《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的访谈纪要和伯克提供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一文，分别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和《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再如计量史学。计量史学是较早介绍到国内的史学分支学科之一，20世纪80年代计量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论文问世，如霍俊江撰《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3期），续建宜等撰《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吴奎田撰《略论数量分析在史料研究中的运用》（《福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1、2期），胡凯等撰《数学方法应进入史学研究》（《自然信息》1987年第4期），项观奇撰《试论历史数量研究法》（《学术研究》1987年第4期）等。除上述论文外，1987年，苏联史学家科瓦利琴科的专著《计量历史学》中文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英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德著《计量史学》中文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1年，中国学者霍俊江的专著《计量史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起，计量史学在我国稳步发展，理论方法论研究也不断深化。孙圣民在《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中，分析了历史计量学的基本特征。历史计量学是一门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它在5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方面，即历史计量学的萌芽及在历史科学中的发展，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计量学。历史计量学的基本特征是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其主要特征是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这些特征在历史计量学发展的三个方面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在过去50年中，历史计量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冲突和裂变，实现了从史学范式为主向经济学范式为主的转变，并孕育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加强中国历史计量学研究，有助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