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量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翻译出版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著作的高潮，这仅从50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即可以清楚地看出。

例如在世界古代史方面有：贾可诺夫等著《巴比伦皇帝哈漠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米舒林著《古代世界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世界史大纲》，三联书店1955年版；司徒卢威著《古代的东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原始社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塞尔格耶夫著《古代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卡里斯托夫、乌特钦科主编《古代的罗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主编《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博克沙宁编《世界古代史地图集》，上海地图出版社1959年版等。

在古代史方面的著作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和格拉德舍夫斯基的《原始社会史》。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第二版，与1948年问世的第一版相比较，有较大的修改，除了依据考古学发掘的新成果，补充新的文献资料之外，最重要的修改是扩充了叙述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两章。作者认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扩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的改写。作者在该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印度和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的历史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在许多方面都不次于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印度和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基本上曾走过古代东方世界其他民族所走过的、从氏族制度走向奴隶占有制的同样发展道路，虽然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和文化的具体形式有许多独具的特征。这些民族早在远古的时候，对于世界文化的宝库就有了巨大的和珍贵的贡献。除古代印度、古代中国两章外，该书的主要内容还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史料与史学；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国家苏美尔和阿卡德；古巴比伦和巴比伦文化；古代埃及的史料和史学；古埃及国家的产生；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古代埃及的文化；喜特国；叙利亚和腓尼基；古代巴勒斯坦；亚述；乌拉尔图；新巴比伦王国；晚期的埃及；古代的中亚细亚和伊朗。作者认为，所谓“古代东方史”，他所要研究的应是东北非洲、西亚细亚、南亚细亚和东亚细亚这一广大地区上的一些最古老的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自然条件、考古文献、社会制度，以及农业、水利、商业、战争、宗教、语言、文化、艺术等方面。

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原始社会史》，是作者1955—1957年间在东北师范大学为进修教师讲授“古代世界史”讲稿的一部分。此书以1955年苏联的“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为依据，广泛汲取了苏联考古学、人种志或民族学，以及社会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当时我国高等院校原始社会史的教学中，有关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极其缺乏，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可解燃眉之急。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除了阐释人类的起源；原始公社制度的发生、发展、繁荣和解体；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如文字、装饰、艺术，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原始氏族部落公社”等内容外，还有专章论述“原始社会史的史学”。作者认为，苏联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专家担负着以下重要的任务：“（一）在研究原始社会史时进一步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伪科学的和捏造史实者的理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三）开展与伟大中国的学者，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以及其他国家先进的学者的学术上的合作。”[※注]这部著作写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前，鉴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对包括史学在内的苏联整个社会科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该著在1957年由作者进行了修改。

为了满足当时教学的需要，一些著作当时采取了必要的变通措施。例如，195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主编的《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该书仅仅是苏联历史学家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主编的《古代世界史》中的第四部分。该书的前三部分分别是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古代希腊，曾由日知（林志纯）译出，1954年春由教育部油印分发各校参考，后来高教部教材编审处交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交流讲义印行。《古代世界史》最初于1952年由苏联教科书出版社出版。在中文本《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正准备出版时，原书在1956年又出版了新的版本，而且在古代罗马部分又有不少变动，所以只好根据新的版本重新译校。这部著作的目录依照完整的《古代世界史》编目，从第40章（罗马史的史料与史学）开始，到第65章（三世纪的危机与后期罗马帝国）结束，包括了较完整的罗马史的内容。书后附有《古代罗马史年表》和《书目》。后者包括古代罗马、罗马上古史、罗马地中海霸国的形成、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罗马的社会斗争、罗马帝国、罗马文化等方面的书目，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资料选辑、古代作家的著作，以及史料学、考古学、古钱学、期刊和参考用书及地图集、一般著作等。这些对于学习或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

除了学术专著之外，苏联学者一些指导古代世界史学习的教学参考著作，也在50年代译成中文出版，以满足中国史学界及社会各界读者不断增长的学习需要。例如，我国著名古代史专家日知（林志纯）教授译有《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作者是曾获斯大林奖金的苏联历史学家H.A.马什金，原书名是《古代世界史》，苏联师范学院函授学生学习指导用书。日知认为此书的优点，“不仅在于每篇每章重点点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使读者便于掌握，而尤在于每篇每章详举最必要的参考书目及史料，列出必须记忆的人名、地名和重要年代；所附研究题目，也很有用”[※注]。古代史课程一般包括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和古代希腊及罗马史。由于原始社会史学习指导用书已经由B.K.尼科尔斯基教授写出并已经出版，所以该书不再包括原始社会史的内容，三篇的内容依次为古代东方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

在世界中世纪史方面有：柯斯铭斯基：《中世世界史》，开明书店1951年版；谢苗诺夫著《世界中世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柯思明斯基：《中世世界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柯思明斯基：《中世世界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谢缅诺夫著《中世纪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波梁斯基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58年版；梅伊曼著《封建生产方式的运动》，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

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有：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教程》（5卷），人民出版社1950—1955年版；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迦耳金等著《现代世界史》，海燕书店刊行，1950年；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2年版；叶菲莫夫著《近代世界史》（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波尔什涅夫等著《新编近代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祖波克等著《现代世界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科切托夫著《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现代史讲义》（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在国别史方面有：叶菲莫夫著《美国史纲（1492—1870）》，三联书店1957年版；祖波克著《美国史略》，三联书店1959年版等。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历史学家罗琴斯卡娅的《法国史纲》。此书叙述了自17世纪中叶起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法国历史。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大革命、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等。它不仅注意政治史，也重视社会经济史、思想史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中学的世界史教科书尚来不及编写，只得使用代用教材，为了弥补这些教材的不足，多以苏联各级学校的世界历史课本作为主要的教学参考用书。以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近代史纲》为例，即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该书是高中外国史下册的教学用书。这本书原是林举岱编写的《西洋近代史纲》,1950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除了强调在“世界近代史分期”等重大理论问题上，要依据苏联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讲授，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介绍外，还列出一些具体的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作为使用这本代用教材的参考。如“出版说明”中写道：“关于参考资料，这里可推荐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种大中学课本。目前已有译本出版的，有新华书店出版的《近代史教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天下图书公司出版的《苏联历史》，光华书店出版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开明书店出版的《近代世界史》。”[※注]此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也被列为必读书目。

1949年10月，解放社出版有苏联历史学家波吉牟金主编的《世界通史研究提纲》。类似的著作还有《联共（布）历史研究提纲》《苏联历史研究提纲》等。这些著作的主要任务，是以“研究提纲”的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宣传苏联史学的理论成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教育，使广大史学工作者更自觉地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划清界限。例如，在《世界通史研究提纲》中，除了自“古代东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相关的具体的历史知识的介绍外，全书还为每章列有“必读参考书”和“补充参考书”。这些参考书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苏共领导人的著作，其档案文献所占比例极少。

在世界通史方面，主要有尼基甫洛夫著《世界通史讲义》（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10卷），三联书店，1959—1976年相继出版。此外，鲍爵姆金主编《世界外交史》（5卷），于1949—1951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七八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了鲍爵姆金、佐林、葛罗米柯等在60年代主编的《世界外交史》增订第2版的中文本，计5卷10册。这些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发展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苏联科学院主编的10卷本《世界通史》，前两卷讲原始社会和古代世界史（到4、5世纪）; 3、4两卷讲中世纪史（5世纪到17世纪中叶）; 5、6、7三卷讲世界近代史（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后三卷为世界现代史，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界所采用，其影响在今天依然存在。《世界通史》的《总编辑部的话》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破天荒第一次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中，树立了完整的、完美的、创造性地发展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不但能够说明世界，而且可以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他们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给名副其实的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科学是把人类历史当做合乎规律的、被内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加以研究的。”[※注]

在专门史和国别史方面的译著较少，但也有出版。例如曼弗列德著、苏联国家教科书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作品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过程，而且还侧重从理论上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在摧毁衰朽封建制度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当中，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能够有充分权力称为大革命。”“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彻底击破了封建制度，用‘大扫’扫除了法国的全部中世纪废物，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基地。这一巨大的破坏工作，不仅对法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的命运都具有极其重大的进步意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注]

国别史的著作，主要是苏联史方面的作品。例如，由苏俄教育部审定、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历史》,1952年由北京天下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在中苏两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封面题字由著名戏剧家田汉书写。1950年11月6日，潘克拉托娃院士在致天下出版社的信中写道，《苏联历史》这部著作，“简要地概括了我国自封建落后的沙俄帝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这种伟大改造的经验，所以把这部书译成中文，我感到非常高兴”。郭沫若在书的“序”中指出：“苏联是人类自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国史应该就是真正的人类史的创世纪。凡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世界进步的人民，都应该熟读苏联建国史，从这儿来汲取经验，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新生的祖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有发展史上程序的不同，但建国的原理和方向是共通的。苏联所走过的路正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们现在正广泛地号召着而且推动着向苏联学习的工作，要学习苏联，难道还可以不学习苏联的历史吗？”[※注]郭沫若的《序》写于1949年12月25日，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这番话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苏联历史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学习苏联历史，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版中文本苏联历史著作，并在中国广为发行。潘克拉托娃院士主编、巴济列维奇等合著的两卷本《苏联历史》,1955年在莫斯科出版，在中国拥有广大读者。原书1954年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国立教科书出版局出版，记述了从苏联境内的原始公社制度、最古老的国家，直至19世纪末沙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书末附有《苏联通史大事年表》和《留利克王朝世系表》 《罗曼诺夫王朝世系表》。该书强调，“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西欧处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中。从这时起到20世纪初，西欧无产阶级并无巨大的革命发动”[※注]，国际革命运动中心向俄国转移，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密切地关注着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1957—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涅奇金娜主编的《苏联史》第2卷的两个分册。该书是苏联高等院校苏联史教科书的第3版，1954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两卷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俄国封建农奴关系的解体和封建制度的危机；俄国资本主义的确立。编者对19世纪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革命的民主思想的产生；19世纪前半期的俄罗斯文化；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文化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并能够从社会历史背景的特点出发，去分析重要的文化现象。例如作者写道：“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因素是在18世纪的这一过程中成长和积累起来的。19世纪前半期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是以出现最伟大的文化大师和最卓越的文化成就作为标志的。这些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是俄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这就是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普希金、格林卡、格里博耶多夫、费多托夫、赫尔岑和塞普金创作的时代。”[※注]该书的主要作者，如德鲁日宁院士等多是苏联著名史学家，基本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家所达到的水平，因此，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各界读者，包括历史学者深入研究苏联历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的主要特点除了表现在注重理论分析、逻辑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外，还表现在每章后、而不是全书后的“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一般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文献材料、参考资料”两部分组成，全书26章的“参考书目”合并在一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读者进一步研究苏联历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是苏联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此，苏联史学家在这些方面的著作，有不少译成中文出版。例如，潘克拉托娃院士和柯斯托马洛夫教授主编的《苏联简史（1905—1907）》，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原书1955年由苏联教育部教科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论述，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革命危机的增长起，到“六三政变”为止。在论述的过程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资料。编者认为，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开辟了全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它不仅彻底震撼了俄国的专制君主制度，严重打击了俄国地主和资本家们的统治，而且鼓舞了西方和东方一切国家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去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场革命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所以以革命的退却为特点的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永远消失了”[※注]。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认为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预演，是革命的前奏。

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克尼亚捷夫、康士坦丁诺夫合编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这部著作不是研究性的学术专著，而是参加过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并不是第一次发表，而是在1919—1930年间，曾先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红色档案》《苦役和流放》等刊物上刊行。编者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也是宝贵的史料。它们能揭示过去的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细节，使我们的历史读物充满热烈的时代气息和蓬勃的生活精神，并且有助于我们更为精辟而又深邃地研究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注]。这部作品是苏联历史学家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而编选的。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不仅苏联各族人民，而且全体进步人类都将广泛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书中在收录“暴行和反革命抵制委员会主席”彭契—勃罗耶维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安东诺夫—奥甫什科、布契洛夫工厂工人洛达尔斯基等31人的回忆文章的同时，作为附录，还收录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司法部长梁托维奇的回忆录《1917年10月25—26日在冬宫》。这篇回忆录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但却为人们清晰地勾勒出临时政府垮台时的情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