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共运史），是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历史，也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大发现，共产党宣言的问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第一国际的活动；巴黎公社革命过程、措施、性质、意义；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第二国际的前期活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建立，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影响下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涨，第三国际前期活动；亚洲与欧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德国与匈牙利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国际共运史人物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国际共运史的重要成果，是多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十月革命的胜利》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吉林师范大学等高校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王礼训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上海、四川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史教研室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胡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央党校国际工人运动史教研室编《国际工人运动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出版；周作翰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周作翰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曹长盛著《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李景治著《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高放著《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世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高放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共产党人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剩无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共产党改名易帜，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今天的世界上还有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着重要意义。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系统讲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及其在全世界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在19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列宁主义的诞生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模式的形成；共产国际与各国革命；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与争论；抵制苏共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独立自主潮流；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及其历史教训；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曲折中的探索与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展望。从上述内容中不难看出，该书从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出发，不断丰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内容，不回避现实生活提出的一些重大的、尖锐的理论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近些年来，国际共运史教材尽管已出版过多种，在体系结构、内容等方面各有千秋，但对当代国际共运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阐述和评价不够系统、完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个别的失之偏颇。周作翰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修订版），既汲取了以往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有新的时代特色。编写者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主线，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系统阐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同时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编写者没有回避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低谷中奋斗图存和在改革中复兴发展，指出国际共运虽然从低潮走到低谷，但在低谷中，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正在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

2012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一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编写组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做了介绍和分析，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发展历程、功过得失做了客观评价。该书可视为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革命、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演变、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与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与各国革命、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20世纪5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东欧剧变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该书还在在时代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做了展望，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史中的一系列重要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国际共运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殷叙彝的《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张汉清的《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一国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林建华的《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国际性组织史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出版；姜琦、张月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黄修荣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宗良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王兴斌的《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45—198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除上述著作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成果。外国学者关于巴黎公社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多有中文本，如法国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出版。在我国，有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巴黎公社史专著。作者广泛占有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其中不少鲜为人知，十分珍贵，同时在认真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以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即将到来的纪念。作者详细阐述了巴黎公社运动的历史背景、酝酿和爆发，胜利进展和惨烈失败等。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在考实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和失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巴黎公社史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979年重点科研项目，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巴黎公社的研究，如同其他各个领域、各门学科一样，负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注]。这对于澄清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歪曲，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研究巴黎公社的论文发表[※注]，对于发展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周海乐著《第二国际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部作品是为纪念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而作。高放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认为这部作品“自成一家，特点鲜明”，是“独树一帜的丰硕成果，深入研究的良好开端”。

与传统的第二国际史研究相比较，该书“自成一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二国际史的下限，以往的国际共运史教材或第二国际史专著，通常将第二国际的下限定于1914年8月。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该书将第二国际的下限定在1923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建立。作者认为，把第二国际的下限断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不妥的，因为第二国际在1914年发生思想政治方面分裂之后，左派仍继续保持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大部分中派也力图维持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只有右翼机会主义集团才篡改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战后恢复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曾一度出现转机，由于来自“右”和“左”的方面的阻力，使其终于破产，后形成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国际，至此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才宣告终结。有关第二国际的分期这一问题，国内外史学界多年来存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把第二国际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另一种意见是把第二国际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凯旋行进时期（1889—1896）、激烈冲突时期（1896—1912）、公开破产时期（1912—1914）。该书把第二国际史分为四个时期：始初奠基和凯旋行进时期（1889—1896）；深入发展和内部论争时期（1896—1914）；危机加剧和公开分裂时期（1914—1920），内部分化和重新组合时期（1920—1923）。如何评价巴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传统的观点认为，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围绕着“米勒兰入阁”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此形成了左、中、右三派；最后通过的由考茨基起草的“橡胶性”（原译“橡皮性”）决议，调和折中，袒护了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对上述观点，该书提出了异议，在米勒兰入阁问题上，考茨基确曾动摇过，但是他所采取的并不是饶勒斯等人所采取的支持、纵容、包庇的立场，而是持谴责、反对的态度，只不过反对不那么坚决，谴责不那么明朗罢了。所以很难从中得出考茨基的橡胶性决议的弹性已弹向机会主义一边，甚至包庇机会主义，为右派作掩护的结论。有关恩格斯去世后的第二国际的功过。在我国史学界，一般对恩格斯在世时第二国际的活动予以肯定的评价，但是对恩格斯去世后的第二国际的历史功过则有多种不同的看法。该书认为，第二国际整个来说都是“革命的国际”。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评价不合实际，连时间都对不上号。作者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国际，其间机会主义的影响确实存在，有时甚至很嚣张，但是它并未成为一股足以左右国际前进方向的思潮，也没有在国际大会上占上风，更未使第二国际蜕变为机会主义的国际。

周海乐著《第二国际史》的附录，内容丰富，主要内容有《第二国际历史大事纪要》《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概况》《社会党国际局会议概况》《工会组织一览表》《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一览表》《文献论著目录》等。这些都是深入学习或研究第二国际史所必需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1848年欧洲革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总结，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韩承文主编《1848年欧洲革命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这场革命的学术著作。作者全面研究了1848年前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及1848年欧洲革命中各国独具特点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理论总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欧洲革命的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反响等，均作了详细的阐述。同时，对欧洲革命在整个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也有深入的论述和探讨。该书的具体内容是：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德国革命；1848年奥地利革命；1848年意大利革命；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1848年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波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沙皇俄国与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活动及其理论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晚清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历史阶段的反响。

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年的革命，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中心点。在这次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检验了他们共同创造的理论，并把这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完成的主要著作有《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等。他们强调，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注]！

在这部著作中，编写者将“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列为单独的一章，颇有必要，也有新意。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848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1848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历史编纂学；苏联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其中即包括列宁、斯大林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也包括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关于1848年革命的研究，以及苏联史学家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作为一部历史学的著作，这些内容无疑会给人们，特别是广大世界史学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世界历史》杂志曾发表孙耀文的论文《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作者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简称共产党情报局或情报局）是共产国际之后的重要国际组织。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南斯拉夫除外）的学术界大都对它作肯定评价，西方政界和学者则持否定态度，称它是“莫斯科的工具”。其实，东西方的学者对这个组织的研究尚不深入，对档案文献接触不够。成立情报局的真实目的与经过，实际上是长期被当做秘密掩盖着。

近年来，俄罗斯公布了部分有关档案资料，俄罗斯学者也依据档案文件对一些问题开始研究。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个国际机构的真实历史进行深入探索，做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强调，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离各国共产党原先的国际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散仅仅四年多时间，为什么又要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愿意抛弃居于国际领导地位的想法。

2000年11月孙耀文的专著《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评述情报局的专著”。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在冷战气氛中成立；统一步调惩戒“异端”；加紧推行全面对抗西方的方针；由延续到结束。全书对内容的叙述，大体以时间先后为序，以使读者对国际事件、情报局活动的进展有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为完成这部著作“奋斗数年”，除引证有关档案资料，还利用了俄罗斯学者近年有关情报局和情报局期间东欧情况的著作和论文。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共产党情报局及其全部活动作了新的评价”。作者认为，“虽然用了‘情报局’这样的名称，但这个机构实际上依然是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中心”。苏联领导人“要通过情报局动员力量同西方大国坚决对抗，同时也用它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控制”。“情报局是受苏联外交政策左右的。”[※注]作者认为，研究共产党情报局的历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丰富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们可以预期，尽管道路曲折，然而只要认真吸取以往经验，正确面对世界新形势，坚持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将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迈步前进，开拓未来。

孙耀文还著有《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部著作是作者安装心脏起搏器之后，多年刻苦研究的成果。该书的价值，如郑惠在出版推荐意见书中所言：该书以当时国内外多变的形势为背景，叙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曲折历史，并以中山大学为典型，深入分析了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阐述了该校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本书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殷叙彝则认为该书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对于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共党内斗争的影响，对一些重要史实做了说明，对一些史实错误做了纠正，是一部有相当深度的研究著作[※注]。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一所名校的诞生；伏尔洪卡十六号，新的活动天地；国内形势剧变激起校内大波澜；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陈绍禹宗派在校内的活动；从“清党”到学校停办；归国以后，走在不同的政治道路上等。作者认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著名学校，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办和结束的。他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产生，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政策的产物。因而，它的发展、变化，甚至它的功与过，都与这两个条件密切相关。可以说，它的发展过程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又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发展进程，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重要侧面。学校中诸多矛盾、冲突、问题、错误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和表象，而不仅仅是学校本身的问题和缺陷。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1年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的筹备会上做出决定，在1982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以准备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中心，研讨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982年8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中央编译局、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这次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同时也是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成立大会。会议历时7天，收到学术论文120多篇，后编辑有《国际共运史论文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由王惠德主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部论文集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马克思在国际共运史各个时期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理论贡献。王惠德在“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代序）中，就开展国际共运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那就是“首先要加强资料建设，把资料工作搞起来。详细地、周密地占有材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要加强……对我们读懂马恩列斯的著作很有必要。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国家思想、政策的理论基础，对马恩列斯提出的理论、观点，他们的论断，他们的分析，应该尽可能弄懂、弄清楚”;“有些历史经验要注意研究。举例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矛盾激化，出乱子，从一般矛盾变成对抗，弄得国家大乱。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波兰事件，不断提出这些问题，这些历史经验都值得我们很好去研究”。最后，王惠德在“代序”中，还谈到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国际共运本身固有的原则，不只是当前我党坚持的原则，它是国际共运共同的政治基础”[※注]。他以上所言极是，不仅为当时也为以后的实践所证实。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发表了不少意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建立一门学科系统地科学地反映这一历史，在我国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二十多年中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共运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应当说还是不相称的。”关于今后如何开展研究，有论者提出“纵横交错、内外有别、以史为干、论寓于史”十六个字。纵横交错，“就是既要从纵的方面进行断代研究、分期研究，又要从横的方面进行地区研究、国别研究、类别研究”。内外有别，“就是公开讨论和发表论述与专家、实际工作者内部讨论的问题要分别进行，有所区别”。以史为干，“就是我们对国际共运的研究要着重于史，而相对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着重于论……我们说明问题或争论问题都应当以史实为据，而不应以推论为据，史应是这一学科的躯干”。论寓于史，“就是我们研究史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又要从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这些经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通过史来证明的”[※注]。这些意见，对于健康地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

198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万人大会，纪念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重要报告。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方面，还出版了一些专门学术著作。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部著作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综合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应是一种崭新的尝试。该书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开端，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初步完成；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19世纪五六十年代和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资本论》第1卷出版，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全面论证；巴黎公社和欧美群众性工人政党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批判杜林主义，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总结自然科学新成就，系统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保卫无产阶级世界观，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新贡献。编写者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提出新任务时才能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19世纪上半叶，“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的兴起。要求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是时代提出的伟大任务”。“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年了。在他逝世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跨出了欧美，传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遍及全世界。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结束真理，但重要的是为我们继续认识真理指明了方向。”[※注]这些认识，无论对当时的，还是以后的国际共运史研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站在新的历史时代回顾了马克思的一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对我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离不开“两个主义”，即离不开对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钱俊瑞主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肖枫著《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出版；刘士尧著《社会主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红旗出版社2001年出版；黄宗良、孔寒冰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历史和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李崇富著《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方志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

钱俊瑞主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的初衷，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时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十年大动乱，彻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识。人们，特别是许多青年，迷信个人，怀疑一切，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多内，‘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以新的形式持续，另一方面，作为‘左’倾错误思潮的一种反拨，加上一些别的原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机侵入。这两种‘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便在一部分群众中，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了所谓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是不分姓‘社’姓‘资’，只要求自己和家庭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有极少一部分人，硬说姓‘资’的比姓‘社’的好，因此，他们不相信甚至讨厌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甚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竟存在这种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当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实。”[※注]针对这些问题，该书编写者确定了这该著的主要内容。关于资本主义，其内容是：资本主义是怎样起家和发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关于社会主义，其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多样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就是伟大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基本保证。此外，编写者还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精神文明等方面，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比较。编写者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优越，它具有不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而它的这种先进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在过去60多年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实和发挥，但还远远没有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这在一个国家内是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更是如此。

在肖枫的《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作者就百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百年简要的历史回顾；社会主义近百年实践的曲折历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跌宕起伏一百年；后发资本主义的坎坷道路；当代资本主义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格局多极化；两个主义面临的全球性共同问题与对策；当今的时代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与发展等。在致力于探讨上述问题时，作者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如社会主义是否搞早了？为什么会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前途和命运？资本主义曾风雨飘摇，为何后来有很大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认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战后，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为何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各种民族“社会主义”后来为何大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它们的发展道路为何是坎坷曲折的？如何认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作者认为，“20世纪最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经过了激烈的生死搏斗，终于站住了脚。尽管这一斗争远未完结，但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决不会消亡，它将进入同资本主义竞争并存、斗争合作的新阶段……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一百年中的发展和较量，如何认识它们的前途和命运，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注]。在探讨上述问题时，作者关注现实，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这给人们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李崇富著《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方志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的主题是，在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长期较量的基本形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既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更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作者从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出发，深入阐述及分析了事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国际战略态势，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和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应对力图做出理性的总结和前瞻性的思考。该书的主要内容有历史的主潮和时代走向；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和实质；反和平演变先驱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反对“自由化”的历史经验；历史主潮中的几个“旋涡”；当代“一球两制”的战略态势；中国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应对等内容。书中列宁关于反“复辟”的科学预见；斯大林反“倾向”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关于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理论的反思；邓小平反对“自由化”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阵营”的若干弱点和隐患；“民主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模式等，对科学认识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长期较量，有重要的意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有歧见，这是很正常的，在这方面尤以对布哈林的评价最为突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1888年出生在莫斯科，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组织。他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真理报》主编，还曾主持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被指控充当外国间谍被捕，1938年3月被处决。1988年2月4日，布哈林冤案终于获得平反；1998年6月布哈林的党籍和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得到恢复。改革开放以来，布哈林的著作，开始陆续出版了中文本，西方学者研究布哈林的著作，也有中文本出版[※注]，这都为我国学者研究布哈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20世纪70年代末，郑异凡开始从事布哈林问题研究，曾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1981年第1期）;《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消除》（1983年第4期）;《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1984年第4期）等文章。这些文章是国内比较早的重新评论布哈林的论文，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注]。1997年，郑异凡著《布哈林论稿》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书按照历史顺序对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国家理论、过渡时期经济学、新经济政策：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作者认为，尼·伊·布哈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著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以至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他在每一个学科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注意。

2006年，郑异凡著《布哈林论》作为“苏俄回眸系列丛书”之一，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该书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至今已近10年。原书名为《布哈林论稿》，之所以叫“稿”，是想在听取读者的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自己再下点功夫，使书中的内容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在这期间陆续发现一些新的重要资料，如布哈林的三本狱中遗著：《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哲学短篇集》和自传体小说《时代》；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从莫斯科发给党中央的关于1928—1929年联共（布）党内争论情况的报告。这些资料对研究布哈林具有重要价值。针对这些资料，书中加写了一些介绍。“论稿”排版中有一些错误，现在作了修订。趁此机会，把书名改为《布哈林论》，意思是对作者来说此书已成定稿。不过学无止境，还是希望读者能够不吝指教。作者从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创新、“炸毁”国家和“无政府主义”公案、战争与和平——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过渡时期经济的最初探索、哲学上的“新东西”、布哈林和文化、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劳动消耗规律之争、重评“阶级斗争熄灭论”、决定苏联命运的一场斗争——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1928—1929）、布哈林之死、漫漫平反路——兼谈国外布哈林研究、文献举要等方面，对布哈林何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多的几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1988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闻一、叶书宗的《布哈林传》。该书封面最上端印有“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悲惨结局”，集中反映了该书的主题。朱庭光为这本传记写有“序言”（该“序言”在《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单独发表，题为“布哈林研究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他写道：“现在，对布哈林，在政治上初步恢复了名誉，而对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贡献，他的历史地位，仍有待于做出公允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全面评价。他所遗留的理论财富，很值得认真地研究和汲取。尤其是布哈林当年与斯大林之间的政治理论分歧及其后果，与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改革又有何种关联，更为世人所关注。在这方面，闻一、叶书宗两位苏联史研究者做了很有益的工作。他们的新著《布哈林传》以大量史料为依据，以富有启发性的笔调，详尽地评述了布哈林的一生，贯穿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提出了不少深刻的，有些是独到的见解。”[※注]序言中的这些话，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布哈林以及对布哈林研究的代表性认识。尽管如此，作者仍指出，他们所撰写的这部著作，并不是他们对布哈林的最终看法，当更多有关布哈林的档案资料公开时，他们将根据事实来修正自己的观点。他们虽然提供给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是一个分歧的状态，是一种争论，但希望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交流，能有助于推动布哈林研究和整个苏联史的研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是世界近现代、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往往更直接面对现实，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尖锐问题。例如，究竟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注]，还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是以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没有改变和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所以，绝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徐崇温著《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7年增订再版。《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是作者1995年出版的一本专著。该书从评析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变入手，分别剖析了它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纲领，它的样板和橱窗——瑞典模式，一直写到它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希望通过这些评析，帮助人们澄清模糊认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而当近来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说法时，作者又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原则界限》等6篇文章，作为最后一章列入该书2007年增订版中，希望以此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进一步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和橱窗——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澄清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是非。

张传鹤著《全球视野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者首先对民主社会主义起源、思想来源、性质、发展阶段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这是科学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作者较深入地剖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因为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而这一研究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叙述，而是从实际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加强基本观点表述的说服力。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起源、思想来源及其发展阶段；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其产生、传播的原因；民主社会主义主要观点再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地位评析；世界各地民主社会主义扫视；福利国家“橱窗”——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苏联及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可比性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民主社会主义；非洲“旗手”——塞内加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拉丁美洲“样板”——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积极应对民主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等。

殷叙彝著《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分别涉及不同历史时期，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和组织方面的发展变动，从基本价值观念的发展到基本政策的变化，以至于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作者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实事求是。这本论文集选编了作者从1979年到2001年写的文章共23篇，根据内容分成四个部分。分别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历史的论文；关于伯恩施坦及其修正主义的论文；关于第二国际的论文；最后一部分收入其他文章，包括论文、传记等。2001年发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对近现代社会主义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及其演变做历史性的叙述。通过对一百多年来的演变进程做了系统的追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考察和比较，将历史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原因叙述得十分清晰。2007年以来，民主社会主义问题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殷叙彝的研究成果，对于有学术追求的人们在“热闹”中冷静地寻求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有益的。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央编译局主办的一些文献资料性的研究性刊物，虽然没有刊号，但都是正式出版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十分丰富，一些资料也多有保留价值，对深入研究国际共运史有不少帮助。这些刊物是“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等，在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作为“增刊”发行。该增刊收有研究布哈林理论观点的论文4篇：宋洪训《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蔡恺民《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观点初探》；夏道源《1918年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争论》；郑异凡《试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此外，在“文献和资料”栏目中，有《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谈纪要》（1928年7月11日）;《对布哈林的审讯》（1938年3月5日和7日）;《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1938年3月12日）。除上述外，在“外论连载”“历史事件评介”“传记资料”等栏目，对于研究布哈林，也都提供了不少弥足珍贵的文献。200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开始不定期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由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主编，到2009年，已经出版了10辑。在该论丛中，也有一些与国际共运史研究有直接联系的问题。

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一些辅助性的、资料性的、兼有工具书性质的著作，对于开展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这些作品除了大量译成中文的国外文献资料汇编外，还有我们自己编辑或撰写的著作。例如，周尚文主编的《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该书收录国际共运史上事件565条，人物558条，所有的条目以编年排列，从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时起，至1956年止。此外，还附有第一、二、三国际历次会议等历史资料。1982年底，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有《马列主义发展史》资料专辑，编者从俄、德、法、日等文种的论著中，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有关资料，还选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生平、事业的研究论文和参考资料的目录汇编。这些对于开展国际共运史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