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水利事业的基本功能是除害兴利。除害，就是消除水害，对大江大河进行有效治理，做到大水发生时确保防洪安全，大旱发生时确保供水安全；兴利，就是兴修水利，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保障和扩大农田灌溉，以增加农业生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跃居世界前列，水利工程体系初步形成，江河治理成效卓著。这些水利工程设施在抗御水旱灾害、保障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与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则是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业，基本任务是通过各项工程技术措施改造对农业生产不利的自然条件，合理利用水力资源，以调节农田土壤水分状况和地区水情，防止旱、涝、碱等自然灾害，为保证农业高产稳产创造有利条件。其主要内容包括灌溉、除涝排水、水土保持、盐碱地改良等。农田水利关系亿万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领导广大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尽管新中国的江河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成就，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多。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各地编纂新方志热潮中，水利部门着手收集、整理水利资料，编纂各地水利志。这些水利志多属于资料汇编性质的编纂成果，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著作。随后，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等部委又结合新中国成立纪念日，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书籍，如1984年水电部编著的《中国水利建设35年》，1985年水电部治淮委员会编印的《治淮回忆录》，1989年水利部编著的《造福人民的事业——中国水利建设40年》，1999年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的《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水利辉煌50年》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水利辉煌50年》，以及水利部编著的《全国水利建设基本情况》，2006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著的《人民治理黄河六十年》，2010年陈小江主编的《水利辉煌60年》、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编辑的《治淮60年纪念文集》，等等，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各省市的水利部门或者是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撰写的水利史书，仍然属于介绍性质或回忆性质的资料集，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著作。

与此同时，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和部分学者陆续撰写出版了有关当代水利史方面的书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雷锡禄编著的《我国的水利建设》（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李锐的《论三峡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牛立峰等主编的《人民胜利渠引黄灌溉30年》（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王化云的《我的治河实践》（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骆承政等主编的《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中国书店1989年版），孟昭华等著的《中国灾荒史（1949—1989）》（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编著的《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汪家伦、张芳编著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曹应旺的《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张含英的《治河论丛续编》（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版），袁隆的《治水四十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林一山等的《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陆孝平等的《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林一山主编的《高峡出平湖：长江三峡工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版），孟庆枚主编的《黄河水利科学技术丛书·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林文勋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乡镇水利》（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钱正英主编出版的《中国水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彦昌远主编的《水惠京华——北京水利50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钱钢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健生主编的《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总论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潘家铮的《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宗祜的《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与黄土高原》（暨南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鲁枢元等主编的《黄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魁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雷亨顺主编的《中国三峡移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高峻的《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年—195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郑杭生主编的《中国水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的《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年版），罗兴佐的《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岳、任光照、谢新民编著的《水利与国民经济发展》（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徐海亮的《从黄河到珠江——水利与环境的历史回顾文选》（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版），王浩、秦大庸、汪党献等的《水利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版），张世法等编著的《中国历史干旱1949—2000》（河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惺的《治水无止境》（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等。

这些著作中，或是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撰写的回忆性的著作，或是中国水利通史的著作，或是回忆性质的资料汇编集，或是专题性较强的水利研究著作。其中，1999年钱正英主编的《中国水利》和2003年高峻的专著《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年—1957年）》两书，对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建设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较高。前者由从事水利建设的专家所写，重点是水利专题史的论述，相对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历史的发展脉络；后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建设中的“除害”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对水利建设中“兴利”方面的研究涉及不多。而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牵头组织编纂出版的150卷《当代中国》丛书，唯独缺少《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这表明对新中国水利建设问题还缺乏必要的研究基础，更彰显出对当代水利建设史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决定了这项研究的难度。

正是由于新中国水利建设问题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从而导致人们对当代中国水利建设问题认识上的模糊。海内外学术界在如何看待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分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议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进行实证性研究，以澄清历史的迷雾。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过程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值得重视并加以总结。目前，全国农田水利投入严重不足，工程老化失修，运行维护困难，效益下降，总体呈现下滑趋势。在新一轮水利建设高潮到来之际，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探讨其成功的经验，客观评估其建设模式，总结其中的失误及教训，对新一轮水利建设高潮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本书力图在掌握确凿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及丰富的报刊文献资料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进行全面的实证性分析，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历史图景。因为水利事业涉及的领域较广，故本书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江河治理、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除了“导论”和“结语”部分外，本书分10章展开阐述。

第一章“新中国大规模治水事业的起步”，重点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水方针及江河治理情况。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重的水旱灾害，中央政府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治水方针，致力于水旱灾害的救治和水利设施建设。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水事业是从根治淮河起步的，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二个大型水利工程；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重点项目，是根治辽河水害和开发浑河水利的重要工程。这些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对减少水患，改善民生，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田水利建设”，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如果说除害主要是指防洪除涝的话，那么，兴利就是要搞农田水利建设，保障和扩大农田灌溉，以增加农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优先治理江河水灾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不仅修复了河北省金门渠、蓟运河的扬水灌溉工程、山东省绣惠渠、四川省都江堰、陕西省洛惠渠等，而且新建了辽宁省盘山、东辽河，河北省石津渠，河南省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与绥远省黄杨闸工程等。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由整修恢复原有灌溉、排水工程为主转为有计划、有步骤地兴修新的水利工程设施。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扩大了农田水利灌溉面积，提高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同时，水利灌溉管理制度的民主改革提高了水利工程设施的效益，水土保持工作随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三章“‘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高潮”，重点考察了“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高潮的兴起、发展情况，深入分析了“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党和政府在“大跃进”时期确立了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在“三主”方针指导下，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党的农村社会动员机制，是不断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有效机制，而人民公社体制为大办农田水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是此后农田水利建设的长效体制。大办水利促进了“大跃进”高潮，“大跃进”狂潮又反过来推进了新一轮水利建设高潮。从总体上看，“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成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利弊得失的估计上，应该说是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七分成绩，三分失误；成绩巨大，教训深刻。

第四章“三门峡水库的上马与改建”，重点考察了“大跃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治水工程——三门峡水库兴建与改建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始着手研究治理黄河问题，不仅对黄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勘测，而且开始编制黄河综合规划，提出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计划。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对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了全面论证，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正式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围绕着三门峡水库修建问题，产生了重大分歧，争论始终不断。三门峡水库虽然在“大跃进”时期人们的争论中开工并建成，但由于规划设计不当，三门峡大坝建成不久就因泥沙淤积而不能发挥原来设想的效益，被迫进行大规模改建。这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重大工程项目上马前，务必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广泛的讨论；工程项目上马建设过程中，要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工程项目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并吸取其中的教训，这是三门峡水库建设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

第五章“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水利建设”，重点考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水利建设情况。“大跃进”高潮过后，全国水利建设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水利配套工程建设及发挥水利工程效益上来。党和政府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主”治水方针进行了部分调整，果断地将“以蓄为主”改为“配套为主”，形成了新的“三主”方针，即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办为主。在此方针指导下，全国各地不仅进行了大中型水库配套工程的续建工作，而且着力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下大力气消除“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遗留问题，在控制华北地区次生盐碱化、治理松辽平原的洪涝灾害、发展江南机电排灌事业、对黄河中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效。

第六章“农业学大寨时期的水利建设高潮”，重点考察农业学大寨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水利建设高潮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以大寨为榜样，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兴修水库、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之外，多数是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修建的。这些农田水利设施有效地增加了农田灌溉面积，增强了防涝抗旱能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红旗渠全线竣工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的建成，成为该时期最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作为学大寨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由于受“左”的思潮干扰，加上当时科研、设计单位被撤销，工程技术人员下放农村劳动，致使许多工程前期工作不足，施工质量缺乏保证，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

第七章“兴修水库与海河水系的初步治理”，重点考察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海河治理情况。在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党和政府并未放松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海河治理就是其中的典型。继“大跃进”高潮中在海河上游相继修建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之后，又着力修建了海河建闸工程、天津市污水系统改建工程，改变了海河历年来咸淡不分、清浊混流的面貌，使其进入“咸淡分家、清浊分流”的新时期。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号召后，河北省掀起了根治海河的群众性水利建设运动，相继兴修了黑龙港排涝工程、子牙新河工程、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及“北四河”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完成，使海河中下游初步形成了河渠纵横、排灌结合的水利系统，海河的排洪入海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海河水患得到有效遏制。

第八章“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利建设”，重点考察改革开放初期水利建设情况。1979年初，中共中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各地水利部门经过对农业学大寨时期水利建设的深刻反思，开始转变水利建设方针，逐渐将水利工作的着重点从抓建设新工程转移到抓管理、注重发挥已有水利工程的效益上来。在国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积极改革水利投入方式，实行分级负担，依靠社会力量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办水利的办法，开展水利综合经营，在重点水土流失区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出现了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新形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兴修水平梯田等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九章“新时期的江河综合治理与南水北调”，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组织兴建的江河治理及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情况。1991年，淮河大水向人们敲响了警钟；1998年，长江大水再次唤起了人们的水利意识。国家尽管相对减少了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度，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力度却逐渐加强。治理淮河重点工程的全面实施，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的修筑，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的上马，南水北调工程从构想到付诸实施，都表明新时期国家对江河治理的高度重视。这些重大工程的建成，从整体上提高了防御特大洪水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水旱灾害给中国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基本保障了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第十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利事业”，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利事业发展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水利事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国家在注重水利建设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水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在注重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更加重视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随着水利部门对水利问题认识的深化，中国水利开始从以“治水”为主的传统水利向“管水”为主的现代水利转变，由传统的“以需定供”转为现代的“以供定需”，并注重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立了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的新目标。

本书力图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建设的基本发展历程怎样，水利建设方针与水利建设高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这是学术界认识比较模糊的问题。本书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重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发展历程作了系统梳理，从江河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两个基本维度，揭示了新中国治水方针的转变及由此带来的水利建设重心的转移，清晰地勾画出当代中国水利建设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二，新中国水利建设究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为什么会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水利建设中出现了哪些偏向，留下了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也是到目前为止最缺乏实证性研究的领域。本书用大量可靠的档案资料和相关统计数据，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建设取得的空前成就作了全面阐述和充分肯定。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作了客观评判，在充分肯定水利建设空前成绩的基础上，正视水利建设中的某些失误和缺点，深刻总结水利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大跃进”时期和农业学大寨时期掀起的两次水利建设高潮中存在的偏向作了系统分析，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教训作了深刻总结。

第三，本书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提出了一些过去学术界没有提出的新观点。如“大跃进”运动与兴修水利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全民办水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水利建设的伟大创举；农村社会动员机制是不断掀起水利建设高潮的有效机制；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是促进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有效途径；从治水到管水是中国水利事业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重要标志等，均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第四，本书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坚持“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原则，重视到全国各地档案馆查阅相关水利建设档案，大量搜集、整理和运用档案、调查报告等第一手资料，配以当时的报刊文献资料来进行实证性研究，避免了学术研究中的空洞化、概念化、模式化倾向，具有浓重的实证性研究色彩。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的历程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但因水利建设涉及的领域较广，难以逐一详述，故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江河治理、农田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方面，而对水利管理、水利经营及水电事业的情况阐述较少。同时，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全国各地编撰的《水利志》及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数列入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此处特表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