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重的水旱灾害，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治水方针，致力于水旱灾害的救治和水利设施的建设。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水事业，是从根治淮河起步的。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二个大型水利工程；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为治理海河奠定了坚实基础；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重点项目，是根治辽河水害和开发浑河水利的重要工程。这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对减少水患、改善民生、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 “防止水患，兴修水利”方针

中国是水旱灾害严重的国度。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的2142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几乎每年平均就发生一次水灾或旱灾。由于森林遭受破坏，水利失修和战争的影响，水旱灾害愈到后来发生得愈频繁，范围愈扩大，程度也愈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13个省普遍干旱，受灾县份达535县（约占全国县份的四分之一），灾民达12000万人，农产品收获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竟至颗粒未收，其中以华北区最为严重。1931年全国大水，仅在长江、淮河流域被淹农田就达12000万亩，水稻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38%，棉花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24%。[※注]

在传统中国社会，治水是立国之本。早在春秋时代，管子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将水旱灾害与国家兴衰相联系。秦、汉、隋、唐、明、清等朝代均将兴修水利作为安邦定国的重要措施加以实施，不仅创造了繁荣兴盛的经济，而且使关中地区、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沿海地区和西北边疆地区的水土资源先后得到开发，形成中国的重要农业区。国家统一与治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统一治水的要求促成了国家统一；而统一国家的形成又促进了统一治水。[※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取决于水利建设的好坏，兴修水利成为农业发展的要务，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修水利的国家之一。早在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就有“尽力乎沟洫”、“陂障九泽、丰殖九薮”等对农田水利的认识。夏商时期，有在井田中布置沟渠进行灌溉排水的设施。到西周时期，在关中地区已有较多的小型灌溉工程，如《诗经·小雅·白华》记载：“泥池北流，浸彼稻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土地得到开垦，灌溉排水设施相应得到较快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魏国西门豹在邺郡（今河北省临漳）修建的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和改良盐碱地；楚国在今安徽寿县兴建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今安丰塘）；秦国蜀地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古代中国经历了三次统一与和平时期，带来了三次水利的大发展和人口的大增长。（1）秦汉时期是全国统一、国力强盛时期，也是灌溉排水工程大发展时期，决通川防，夷去险阻，黄河流域得到开发，全国人口从2000万左右增至5000多万。[※注]建于公元前246年的郑国渠（今泾惠渠的前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兴建的大型灌溉工程，当时号称灌田4万顷，使关中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基本农业经济区。汉武帝时，引渭水开凿了漕运和灌溉两用的漕渠，后又修建了引北洛河的龙首渠，引泾水的白渠及引渭灌溉的成国渠。为了巩固边防、屯兵垦殖，汉代在河西走廊和黄河河套地区修建了一些大型渠道引水工程。（2）隋唐北宋时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得到大规模开发，并修通了联系南北的大运河。江浙一带农田水利工程迅速发展，农田灌溉面积急剧扩大，使太湖地区的赋税收入超过黄河流域，成为新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宋神宗时王安石颁布的《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是第一个由中央政府正式颁布的农田水利法令，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3）元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迫切要求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以提高单位产量。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建设发展迅猛，仅洞庭湖区的筑堤围垦，明代就有200处，清代达400多处，两湖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南方的珠江流域，北方的京津地区，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灌溉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东北的松辽平原在清中叶开禁移民以后，灌溉排水工程也有所发展。

到20世纪初，中国水利事业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大批留学生归国开办水利学校，培养近代水利人才，传播西方先进的水利科技。1914年，中国第一所水利专科学校——河海工科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此后，长江、黄河等流域相继设立水利机构，进行流域内水利发展的规划和工程设计。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由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修建的陕西省泾惠渠，以及后来兴修的渭惠渠、洛惠渠等灌区。

由此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水利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的大运河，北起吴淞口、南至钱塘江的海塘工程，四川省的都江堰，甘肃省的秦渠、汉渠、唐徕渠等，以及遍布南方水稻地区的数百万口塘堰，华北各省的水井、水车，西北地区的坎儿井等，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建设成就。[※注]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水利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由于人口的剧增，水土资源的开发形成了巨大压力。许多地方过度垦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加重了水土流失和水害灾害。近代以来，外侮日深，内乱不已，国力衰退，水利失修，水害灾害与社会动乱形成恶性循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仅有4.2万公里的江河堤防，防洪能力很低。全国灌溉面积仅2.4亿亩，约占当时耕地面积的16.3%，人均占有灌溉面积0.44亩。从各地的情况来看，有效灌溉面积基本只占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下，农业大省河南仅占5.87%，浙江占耕地面积的49.95%，吉林占1.94%，北京占2.63%，山东占2.83%。薄弱的农田水利设施、低下的防洪能力，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水旱灾害严重地威胁着国计民生。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全国被淹耕地达1.2156亿亩，减产粮食220亿斤，灾民4000万人，重灾区灾民达1000万人。华东地区被淹耕地5000余万亩，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减产粮食70余万斤，灾民1600万人。[※注]此外，房屋、牲畜、农具等直接间接损失无法估计。按区域论，以皖北、苏北、鲁南、冀东等地受灾最重，而辽西[※注]、湖北、湖南、皖南、苏南次之。按流域论，以淮河流域、潮白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受灾最重，而辽河流域、珠江流域次之。[※注]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在发表题为《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同时，公布了《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信中指出：“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的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是因为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注]在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土地根本无法供应众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而这也是近代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对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能否解决这一难题？这不仅是美国提出的挑战，也是新中国能否渡过难关的大事。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水利形势和吃饭问题，客观上要求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措施，就是兴修水利。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便强调恢复工作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在交通，尤其是铁道，另一个重点在水利和农业”[※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34条明确规定：“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第36条还规定：“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注]这表明新政府非常重视水利建设。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成立，负责统管全国水利资源的开发、管理和防洪除涝工作，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李葆华、张含英任副部长。

由于长期战乱对水利事业的严重破坏，全国各地水旱灾害频繁，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必须首先解决水害问题，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作为最紧迫的任务。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建设规划还带有局部性和临时性，来不及对全流域长远的问题作全面的查勘研究，还没有能力对江河流域进行长远的规划和根本治理。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建设带有很大的应急性和被动性。

面对水旱灾害给民众造成的深重苦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注]总理的周恩来忧心如焚。他认为，如果如此严重的水旱灾害得不到有效治理，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故他重视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事业，指示刚刚成立的水利部尽快制定切合中国国情的治水方针并兴办水利事业。为此，1949年11月8—18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将水利作为安邦兴国的一项重大工作专门研究部署，这实际上是第一次全国水利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初期的基本方针：“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之目的。”[※注]并要求：“各项水利事业必须统筹规划，相互配合，统一领导，统一水政，在一个水系上，上下游，本支流，尤应统筹兼顾，照顾全局。”[※注]“对于各河流的治本工作，首先是研究各重要水系原有的治本计划，以此为基础制订新的计划。”[※注]

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时，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代表们要下决心为人民“除害造福”。他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工作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假如中国的全部水都能利用，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呀！”[※注]

“防止水患，兴修水利”，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新中国治水的基本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建设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该方针指导下有重点地安排水利工作，每年都有侧重点和具体的规划。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水旱灾害，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确定1950年水利工作的重点是：“在受洪水威胁地区，着重于防洪排水，在干旱地区着重于开渠灌溉，同时并加强水利事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准备今后长期水利建设的资料，其他水力工程、航道整理、运河开凿等，则视人力物力技术等具体条件择要举办或准备举办。”[※注]很显然，其目的是为了在防御水灾的同时保障与发展农业生产。

在“防止水患，兴修水利”方针指导下，1950年全国各行政区水利工作的具体布置，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渐展开。有的以防洪为主，有的以灌溉为主，有的则是防洪与灌溉占同等地位。从水利事业费的分配比例上，大致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区的这些特点（详见表1-1）。

从表1-1可以清楚地看出，1950年各地区的水利工程重点是：华东、中南、华北三区以防洪为主，灌溉为次，而西北则以灌溉为主防洪为次，东北则是防洪与灌溉比重基本相等。但1950年水利事业费的分配，“就全国范围来说，防洪排水约占全部事业费的73%，开渠灌溉约占19%，勘测研究约占4.7%，其余约占3.3%，又表现了本年全国水利工程以防洪为重点”[※注]。

在全国范围内，防洪、灌溉、排水、航道整理等水利工程，计划土方数量约3.6亿立方米，石方数量约115万立方米。尽管当时百废待举、国家财政困难，但中央政府仍然保持着对水利建设较高比例的投入。新中国成立初的3年共投入农林水利建设资金10.3亿元，占3年整个基本建设投资78.4亿元的13.14%，并且是逐年增加。其中1950年为1.3亿元，1951年为2.6亿元，1952年为6.4亿元。[※注]1950年全国用于水利事业方面的经费，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经费最多一年的18倍，1951年相当于42倍，1952年相当于52倍。[※注]可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确将根治水害、开发水利列为一项重要的建设任务。正如时人所言，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在肃清残敌、保证数百万军政人员的供给，调运粮食救灾备荒，有重点的恢复经济三大主要财政任务之下，拿出这么多钱来兴修水利，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对消除水患的决心”[※注]。

1950年全部水利工作中，最担心的有四个重要区域：一是河北的永定河，二是淮河区域，三是湖北的汉水，四是苏北的沂沭河。但这几个区域的水灾问题难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故遇到过大的雨量或洪水，难免会发生危险。其中，淮河流域在1950年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水灾。这样，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水事业，就从根治淮河起步了。

二 治淮新方针及治淮工程的启动

淮河，历史上曾独流入海，故称“四渎”[※注]之一。它发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桐柏山，经豫东、皖北、苏北合运河流入长江，全长1158公里。两岸的支流，有洪、史、颍、淝、涡、浍、沱、濉、芡、淠、池等河。淮河流域的湖泊很多，有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城东湖、城西湖、唐垛湖、戴家湖、孟家湖、焦岗湖、姜家湖等。全域面积覆盖山东、河南两省的南部，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约有28万平方公里，有5800万人口、1.8亿亩耕地。淮河流域受黄河泛滥的侵占，水系时遭淤废紊乱，成为历史上的严重灾区。淮河流域的水灾，是一个历史性的灾害。据不完全的记载，从公元前246年到1948年，发生较大水灾979次；从1855年到1948年，发生较大水灾14次，其中1921年淹地1900万亩，1931年淹地7700万亩。[※注]

淮河流域灾害的频繁，主要是它的水系被泥沙淤塞而造成的。远自南宋及明朝黄河夺淮开始，淮河即因泥沙淤塞而被削弱了排泄和灌溉的能力，皖北民谣中所说的“十有九荒”就是由于这种原因造成的。黄河数度决口，南侵入淮，淮河水系便被黄水的泥沙淤塞，入海的道路不通，入江的水道不畅。在此种情况下，淮河水系积水难泄，灾害与日俱增，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痼疾。到1855年（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注]决口迁徙，才掉头北去，到山东省利津县入海，淮河才摆脱了黄河的侵扰。但黄河的大量泥沙使淮河河道淤高，入海口堵死，淮河出路即完全借运河入长江，到抗日战争前又由所辟入海水道直接经阜宁东北的套子口入海了。

淮河的支流比中国其他河流数目多，而且分布得非常密集。在河南、皖北两省区，直接入淮的较大支流就有29条，较小的支流在180条以上。所以，只要河南、皖北同时发生暴雨，多数支流必将同时涨水，汇流成异常巨大的洪水，致使淮河干流不能容泄。由于淮河下游坡度平缓，洪水下泄的时间因而延长，不但增加了各条支流洪水相遇的机会，容易造成较大的洪水峰，同时因为淮河干流长期保持较高的水位，反过来又影响支流及内地雨水的宣泄。

为了避免淮水泛滥，清末便开始进行导淮工作，修筑了一些防洪工程，但效果甚微。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导淮委员会，在淮河中下游做了一些修补工程，但由于政府贪污腐化，致使导淮愈导愈坏。1938年6月，河南郑州花园口人为决堤，[※注]滚滚黄水由贾鲁河、颍河直冲入淮，不仅使豫、皖等省66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洪水泛滥延续9年之久，形成了所谓“黄泛区”，[※注]而且使淮河堤防涵闸工程全遭破坏。到新中国成立时，淮河堤身“百孔千疮，亟需修补”，抗洪能力降到低点。

1949年4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注]在合肥成立后，立即领导阜阳、颍上、涡阳、蒙城、凤台、怀远、宿县、灵璧、泗县、五河等十余县民众治理淮河支流。经过两个多月努力，十余县中有529万亩地变为良田。6月15日，南京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特派淮河工程勘察队沿淮各段勘察，发现有400万方土急需抢修。为此，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一面紧急指示沿淮各县对这些险工紧急抢修，一面在蚌埠成立淮河防汛委员会，统一领导淮河防汛工作。8月13日，淮河防汛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全面防汛，重点抢修”方针，并对各级防汛组织的建立、工程计划、经费负担作了规定。随后，淮河沿岸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对淮河堤防工程进行了冬修和春修。

1950年6月初，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和皖北行署召集的淮河水利会议在蚌埠举行。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宠光在会上总结了淮河冬修和春修的情况，并对治淮工作上“重复堤、轻疏浚”的错误，作了严肃检讨。他说：去冬今春的治淮工作，曾提出“复堤和疏浚并重”的方针，但实际的工程计划却是复堤土方数字占全部工程计划的三分之二，而疏浚仅占三分之一，以致冬修和春修虽有成绩，却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事前对淮河情况了解不足，未能进行慎重研究，作出完善的计划。会议根据刘宠光的检讨，确定了今后治淮的总方针是“疏浚排水，结合防洪灌溉”。会议据此制定了1951年的治淮初步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力疏浚濉河、浍河、涡河、北淝河、西淝河等淮河支流，兴建涵闸，举办沟洫示范工程等。总计约需做土方4800余万立方米，工程预算约需稻米2.6亿斤。该计划完成后，将使皖北660余万亩农田免除水患。[※注]

1950年6月26日至7月19日，淮河流域阴雨连绵达20多天，连降三场暴雨，上中游干支流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1921年和1931年的洪水水位。淮河堤防因标准过低而相继漫溢崩溃，造成非常严重的洪灾。据统计，淮河流域受灾面积达4687万亩，灾民约1300多万人，死亡人口489人，倒塌房屋89万余间。[※注]尤其是皖北在连续七天大雨之后，淮河干流决口泛滥，灾情更加严重。时任政务委员的曾山在视察淮河时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崩塌，怀远县县城的城墙也看不到了，许多灾民挤在一块块高地上求生，干部情绪低落。”[※注]虽经豫皖两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门全力抢救，减小了部分灾害，但全流域灾情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紧急状况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给中共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毛泽东看了这封电报后，立即将电报批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注]8月1日，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致电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共中央，报告皖北灾情及救生工作意见。电报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者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注]8月5日，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后，再次批示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收即开始动工。”[※注]

8月31日，毛泽东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意见的电报上写道：“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的电报，该电报转报了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注]从上述三个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决心。为了抢救淮河水灾，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拨出食粮1亿余斤，盐1000万斤，煤52万吨，籽种贷款350亿元，进行紧急赈救。[※注]

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党和政府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水利部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参加会议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及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及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及专家40余人。由于治理淮河关系到上中游不同地区的切身利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在治淮办法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为此，与会代表就治淮方针问题发生了“蓄泄之争”。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并多次听取汇报，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他兼顾上中下游的利益，就治淮工作的方针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认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均不能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故建议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根本方针。

治淮会议分析研究了淮河的最大流量[※注]和淮河各段的危险水位，决定以周恩来提出的“蓄泄兼筹”作为治淮的根本方针，确定淮河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治淮工程的具体实施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查勘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为重点，同时进行放宽堤距、疏浚、涵闸等勘测工作；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为了保证治淮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建议由华东、中南各有关地区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并成立淮河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以便统筹兼顾。[※注]这次会议，不仅改变了灾区人民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的状态，而且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治理淮河的序幕。

在治淮会议召开的同时，周恩来于9月2日召集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等人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1）治淮必须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者结合，新式专家和土专家相结合。（2）到9月定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10月动工，以3年为期，根除淮河水患。[※注]9月16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电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1日晚，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再次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注]次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说明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送华东、中南军政委员会审议，等饶漱石、邓子恢10月初来京时再作最后决定；至于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诸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同时，周恩来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转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等人：为了保证治淮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理文电交院核发”[※注]。

为此，傅作义领导的水利部立即召集华东区与中南区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及河南、皖北、苏北等省区负责干部，分析水情，反复研讨，拟定治理淮河方针及1951年应办的工程，再次强调以“蓄泄兼筹”为治理淮河的指导方针并力争尽快加以落实。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以及豫皖苏三省的配合、工程经费、以工代赈等重大问题，确定兴建淮北大堤、运河堤防、三河活动坝和入海水道等大型骨干工程。该《决定》正式将“蓄泄兼筹”作为治理淮河的指导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治淮方针，《决定》还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注]

政务院提出治淮“蓄泄兼筹”的方针，是中国治水思想的重大革命，符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使根治淮河工作有了可靠的政策保证。

所谓“蓄泄兼筹”，就是在排水泄水的同时，适当注意蓄水。它包含着蓄水方法和泄水方法配合运用，旨在扩大治水兴利的道路，使水利事业做到多目标互相结合，达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目的。要“蓄泄兼筹”，就是要求上中游能够蓄水的地方，尽量举办蓄水工程，削减下泄洪水量，使中下游河道尾闾工程有可能举办，这样才能使防洪与防旱相结合；要确保豫皖苏三省的安全，就是要求防止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消除以邻为壑的矛盾；要互相配合，互相照顾，就是要求在统筹规划之下，上中下游的工程实施程序，必须按照水量的变化，决定施工的先后，避免地区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下才能真正化解。“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治水方针问题上的争论。

1950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就治理淮河发表了题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即开始进行淮河的根本治理。这个巨大的工程，已由中央水利部召开会议，研究制订了方针和计划，并已由政务院做出决定，要蓄泄兼筹，根本消除淮河的水患。”社论还强调，这个工程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必须充分估计各种困难条件，大力进行组织与准备工作，以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必须切实注意掌握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与准备工作；二是上、中、下游工程要互相照顾，互相配合，由治淮委员会统一掌握；三是工程与救灾相结合问题。

为了加强治淮工程的统一领导和贯彻治淮方针，政务院组成了治淮委员会。1950年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任命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实际工作由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主持。11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7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傅作义作的《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时发言：尽管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都有水灾，但是淮灾最急，是非治不可的。因此，国家在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骤增、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财委仍然拨款大力支持治淮。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等实际情况，治理淮河的原则是：（1）统筹兼顾，标本兼施；（2）有福同享，有难同当；（3）分期完成，加紧进行；（4）集中领导，分工合作；（5）以工代赈，重点治淮。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周恩来强调：“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注]

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正式成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时，负责治理淮河的指挥机构也从江苏南京迁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根据中央政府确定的治淮方针，对淮河上、中、下游进行了全面的勘测，分析研究已有的基本资料，广泛地征集淮河流域群众的意见，草拟了全面的治理规划。11月7—12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认为应首先进行治淮工程的流域性规划。听取了河南、皖北、苏北各有关部门关于淮河上、中、下游工程的初步计划，听取了关于淮河水文、入海水道及淮河干支流与蓄洪区域的勘测报告，之后，根据政务院的治淮决定，经过反复商讨，统一拟定了第一年根治淮河的工程计划及财务计划，具体规划了淮河上中游蓄洪、复堤、疏浚、沟洫及涵闸等工程的规模、步骤，并提供了关于入海水道的初步意见，统一了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的土方单价和财务概算。此外，为加强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并确定了各级治淮组织机构的编制和职责。[※注]

治淮规划工作于1951年初在原淮河水利工程总局规划的基础上展开，至4月底完成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该报告分11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洪水流量的分配及控制；确定在淮河、洪河、颍河及南岸各支流山谷共修建大坡岭、南湾、薄山等16座水库；润河集蓄洪工程；中游河道整理；洪泽湖蓄洪工程；入江水道，等等。[※注]其中润河集蓄洪工程、洪泽湖蓄洪工程及中游河道整理部分，主要在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顾问指导下进行。[※注]

4月26日，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出席并听取了工程部《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会议指出：“依据1931年及1950年水文计算并参照1921年下游洪水估算和上游蓄洪能力”，下游以“洪水总来量800亿立方米计算，洪泽湖水位为14米，中渡流量为8000立方米/秒”；“为使淮河畅泻入江，水流有一定的河槽，便利航运，并使洪泽湖成为有控制的水库，增加蓄洪效能，兼备苏北农田灌溉之用”，“必须采取洪泽湖与淮河分开的办法。同时在三河以下至运河线，须以人工为辅助力量，逐渐造成固定的排洪孔道，使高宝、邵伯湖得以涸出大部分土地从事农垦”[※注]。

7月10日，为了进一步完善《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治淮委员会召开了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负责人联席会议（后更名为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12日，曾山、曾希圣、吴芝圃、惠浴宇等7人联名向毛泽东、周恩来、华东局、中南局和水利部呈送了《关于治淮方案的补充报告》，认为第二次淮委会议所拟治淮方略，有工程过大之惑，为此联席会议再次研究了中游工程和入海水道是否开辟与润河集蓄水位等问题。[※注]这次会议认为，淮河中游工程艰巨，工程量太大，建议采取洪泽湖河湖分开、五河内外水分流、适当提高五河水位的方案。这份补充报告得到中共中央和水利部的同意，《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规划中的其他部分则基本按照原定规划逐步实施。

在治淮规划工作进行中，政务院决定全国水利工作以根治淮河为重点，在上游进行重点蓄洪工程及疏浚复堤等工程。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仍在1950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样，在治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开始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淮河治理工程。

1950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因救灾任务紧急，一期工程着重于恢复堤防，举办蓄洪，以减轻中下游汛期洪水威胁，保障上中游平原地区的麦收，并争取时间进行全流域的查勘规划。[※注]第一期治淮工程的基本任务有三项：（1）在淮河上游河南境内修建山谷水库和洼地蓄洪工程；以洪河、汝河、颍河等河为重点，将淮河上游20余条干支河加以疏浚和整理；同时，在伊阳、泌阳等地建造谷坊，以保持水土。（2）在淮河中游皖北境内，主要是在润河集建造一座控制淮河干流洪水的大分水闸，培修淮河干河和重要支河的堤防，疏浚濉河和西淝河等重要支河。（3）在淮河下游苏北境内，主要是培修运河堤防。

根治淮河第一年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控制淮河上源的洪水入手，真正做到从根本治理，这和过去国民党政府单纯从下游给洪水找出路的消极治淮是根本不同的；二是上、中、下游的工程真正做到统筹兼顾，互相照顾，互相配合，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根治淮河第一年度的最大收获是：由于各主要支流进行了初步疏浚，便于雨水排泄，小雨小灾的危险已经消除，确保了当年淮河两岸的麦收。由于在淮河上游控制了大量的洪水，减轻了洪水对干支流的威胁，今后大雨大灾的灾害程度亦能减轻。[※注]

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1950年水利工作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时指出，水可用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于今天的情况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即“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注]。他再次重申治淮的根本方针是：“上游以蓄为主，下游以泄为主，中游蓄泄并重。当前工作要与总方针配合，治本要与治标结合……以治标辅助治本。”[※注]

1951年3月17日至5月4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视察了淮河上、中、下游的水库、洼地蓄洪工程、堤防及入江水道，并与水利部顾问苏联专家布可夫、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等举行了座谈会，参加了治淮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4月7日，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曾希圣、工程部部长汪胡桢、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等人，从蚌埠经临淮关、浮山、盱眙、蒋坝等地实地查勘研究淮河中下段情况。4月19日，傅作义偕布可夫等人查勘了入江水道进口处、三河闸及高良涧闸闸址、洪泽湖大堤，然后至江苏淮安查勘灌溉总渠经过淮安的路线和运东闸闸址。随后，他们再往高宝湖、邵伯湖等地，查看了马棚湾、清水潭、御码头的决口处和归海坝，以及归江河道上的万福桥、二道桥、头道桥、江家桥，并了解归江河道汇流入三江营的情况。

1951年5月2日，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前往治淮工地检查工作。中央视察团带有毛泽东颁发给治淮委员会以及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治淮指挥机关的四面锦旗，上有毛泽东亲笔为治淮委员会的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题字精印了15万份，由中央视察团分赠给治淮干部和民工中的劳动模范。中央治淮视察团在50天里先后到了皖北、河南、苏北三个省区的治淮工地。由于治淮视察团的到来，各个省区的治淮民工、干部和工程人员的工作热情愈益提高。他们一致表示：今后将加倍努力，来争取提前完成毛主席所给予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光荣任务。中央视察团完成治淮工地的视察慰问以后，到上海慰问了积极支援治淮工程而努力赶制治淮器材的110家公私营工厂的全体职工，并与治淮委员会曾山主任交换了有关治淮的情况和意见。[※注]

同年5月，傅作义视察淮河工地。他从伏牛山上颍河与洪河的源头，走到三江营淮河入江的尾闾，并到上海慰问为润河集分水闸制造材料机件的五金工人。他描述看到的治淮工程情况：“我看见几十万农民集中在一起工作，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我看见几万张锨，几百架硪，在一个号令下，一齐操作；我看见几十万农民分组开会，过着集体的民主的生活，并且已经学会熟练地驾驶推土机、平土机、挖泥机等机械化的工具；我看见许多民工，赤手空拳从家里来到工地，到工程完成以后，剩余了食粮，学习了文化，满载着愉快的心情，散工回家；我看见上海123家工厂，1.2万职工，为制造闸门，制造油压力机，四十几天日日夜夜的劳动，制造了过去所绝对不能制造的产品；我看见凭劳动人民的双手，平地修起蜿蜒的千百公里长堤和巨大雄伟的建筑，在对着淮河的水流，傲然欢笑；我看见几十万地方干部，依照毛主席的心，到处做着团结、鼓舞、领导群众的工作；在极为偏僻的农村里，我看见没有一个闲人，没有一个懒人，到处洋溢着增产的热潮，到处活跃着抗美援朝的运动，治淮民工和在家群众都组织了生产互助。”[※注]

拦蓄洪水的工程是整个治淮工作中关键性的巨大工程。第一期治淮拦蓄洪水工程，主要是兴修三座山地水库工程，即洪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和颍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其中石漫滩水库当年全部兴建完成。

石漫滩水库的作用在拦蓄淮河支流洪河上游的洪水，使自高山流下的湍急的山洪，经过石漫滩峡口时，紧紧地被拦蓄在群山环立的深谷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洪河中下游和淮河干流的洪水流量；另一方面在洪河枯水时期，还可将水库的水放出来灌溉农田。这个水库共可拦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9万亩。水库工程包括三个主要部分：（1）拦河修筑一条连接两边山头，长450米，高22米的土坝；（2）在坝的右端山头开凿一条长85米的输水洞，洞口装置一座控制水流的闸门；（3）在坝的左端山头开挖一条40米宽的溢洪道，如水库内水位接近坝顶时，部分洪水可由溢洪道泄出，以保护坝身的安全。

石漫滩水库自1951年4月初全面开始修建，经过1.8万名民工、工程人员、技术工人的努力，至7月初完工，蓄水量4700万立方米。这是淮河流域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水库，也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个重要成就。石漫滩水库容量并不太大，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水库，而且是修筑土坝来拦蓄水流的水库，除去防洪的效益以外，还有9万亩农田的灌溉利益。时人评价说：“这一个水库能够顺利完成，以后就可有更多的更大的水库陆续完成，所以这个水库的本身对治淮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大，但却是我国水利事业从除害到兴利，从单纯的防洪，向兼顾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的多目标工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影响之大远过于它的实际的效益。”[※注]

为了灵活操纵水流的蓄泄，充分发挥蓄洪工程的效能，治淮委员会成立了润河集闸坝工程指挥部，决定在润河集淮河干流上修筑一个巨大的控制工程。该控制工程包括三个部分：固定河槽、拦河闸和进湖闸。普通水流可从固定河槽流到下游，作为常年畅通的河道；遇见较大的洪水，则可以酌量上、下游的情况，利用拦河闸和进湖闸的启闭，或者把水放到下游，或者把水蓄入湖内，作为洪泽湖以上淮河干流关键性的操纵机构。也就是说，在淮河涨水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两个闸的启闭，把淮河的水流调节到一定的流量。

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和霍邱城西湖的关键，也是第一期治淮工程的重点。该工程包括2.4万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工程，7.3万立方米的砌石工程，479米的闸门装置工程，以及200万立方米的土工。修建润河集分水闸是一个技术很繁复的工程，全闸宽1300米，长200米，总面积26万平方米。闸基、闸身需用混凝土2万立方米以上，全部工程共需用黄砂、石子、钢筋等各种器材物资达20多万吨。经过4万余人5个月的日夜奋斗，终于在汛期之前的1951年7月20日如期完成可控制淮河干流72亿多立方米洪水的润河集蓄洪分水闸。[※注]

治淮工程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程，尤其是在缺乏经验，缺乏技术干部，缺乏地形、水文等资料，工程大，时间短等种种困难的情形下，能按期胜利地完成任务，这真是创造了人类的奇迹。一位有经验的老工程师评价说：“像润河集这样的工程，在以往反动政府时期，即使规定要三年完成，我决不敢担任，但在今天，我可保证三个月完成。”[※注]又如润河集分水闸所需要的重1400吨宽500米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自己制造，并在很短的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这也是奇迹。正如时任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所说：像润河集分水闸这样巨大的工程，“我们完全依靠国内生产的材料机械和自己的工程人员，连同物料运输，在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它。和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所做的杨庄活动坝或泾渭渠渠首工程相比，它们的规模远比不上润河集分水闸规模的巨大，却都用了两年以上的时间，这个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工程组织能力的优越性，大大提高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对于自己的建设事业的坚强的信心”[※注]。

遗憾的是，由于闸下消能工程的设计错误，致使润河集进湖闸在1954年7月淮河大水中，放水不到一天，即发生静水池塌陷，并危及闸基，不得不关闸扒堤分洪，使城西湖失掉了对洪水的有效控制，给淮河中游防汛造成很大困难和被动。[※注]润河集分水闸工程以未能起到设计之初的作用而告终。

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人民政府用于治淮的经费约10亿斤粮食，超过了国民党政府导淮20多年所用经费。[※注]这期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省区中的13个专区、2个市和48个县，先后共动员民工达300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样大规模的治淮工程，能在短短的8个月内完成，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空前辉煌的成就。[※注]第一期工程除了完成润河集蓄洪分水闸和石漫滩山谷水库外，还完成了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1.95亿立方米。

1951年9月24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对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情况作了全面总结。他指出：1951年的治淮工程在今年洪水到来以前全部完成了。工程的总量包括修筑堤防2191公里，疏浚河道861公里，水库3处已经动工，其中一处已经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2处，大、小闸坝涵洞92座都按期完成。这些工程在本年的抗洪排水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河南的工程主要是集中治理洪河、汝河、颍河几个水灾最重的河流，所以，尽管洪、汝两河的洪水很大，但两河流域的受灾面积大为缩小；皖北区治淮工程是把蓄水工程、堤防工程、疏浚和沟洫工程互相配合起来，使皖北本年做到了“小雨免灾，大雨减灾”[※注]。

10月28日，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专题报告，高度评价了第一期治淮工程的成就和经验。他指出，治淮工程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多目标的流域开发的工程，它给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指出一些新的方向：一是通盘规划的方向，二是蓄水的方向，三是水土保持工作。他重点对治水理念从泄水排水转向蓄水的情况作了阐述：“过去治水的方法，不外是防水、分水、泄水，总之是把水当做有害的东西，赶快送到海里，等农田灌溉或航道交通用水的时候，却又无水可用，治淮工程是采取了以蓄水为主的方针，要把今年七八九月的洪水储蓄起来，供给明年四五六月使用。所以对水就可调剂盈虚，汛期洪水既不为害，干旱季节也有水可用。在淮河上所用的蓄水的方法，一种是湖泊洼地蓄洪工程，就是把沿河的湖泊洼地，做上控制或半控制工程，只等较大洪水才放水入湖，因为湖内常空，蓄洪的容量可以大大提高；另一面，湖里的田地，原来十年九淹，现在也可保证一季麦收。另一种是在山地修筑水库，就是在河流的上中游，选择肚子大出口小的山谷，修筑拦河坝，把河水整个拦蓄起来，等下游用水的时候，再有计划地把水放了下来。”[※注]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治水思路转变，对后来形成“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1年7月底，随着第一期治淮工程的结束，水利部召开了第二次治淮会议。会议肯定了上、中游以蓄水为主，淮河与洪泽湖分开、入江等治淮原则，并对1952年治淮工程作了明确规定：“除大力进行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和沟洫工程外，上游主要工程仍着重于蓄水，兼及河道整理工程；中游着重蓄水和内水排除工程；下游进行灌溉渠的修筑和防洪工程。”[※注]各项工程“连同测勘、水文、防汛和购备施工机械等费共需粮食15亿斤”[※注]。这次会议后，治淮工作开始进入更大规模的治理年度。

三 治淮工程从点线治理扩展到面的治理

从1951年11月起，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始启动。第二年度治淮工程的主要内容是：河南要在汛期前完成白沙、板桥两个水库，开始兴修薄山、南湾两个水库，并进行洪河、汝河、颍河和黄泛区各河的疏浚建闸工程；皖北要在中游修建霍山县境淠河上游的巨型佛子岭水库，兴建瓦埠湖、寿西湖蓄洪工程，并举办洪河下游的分洪工程，正阳关至五河、五河至洪泽湖的规模巨大的支流疏浚和内水排除工程，其中包括浮山五河段内外水分流的工程和开挖古河的工程；在下游，除去防洪工程以外，开始兴修苏北大灌溉渠工程。此外，还要在淮河上游、中游发动农民普遍修建谷坊、挖塘、筑堰、打坝和开挖沟洫，修建20多处较大的涵闸。

这期工程有三个突出特点：（1）规模巨大，工程的总量约为第一期工程的160%，个别地区的任务，比第一期工程要大一倍；（2）淮河流域1950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本年都要进行土地改革，群众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之后，对兴修水利的要求会更加迫切，但是，两个巨大的任务同时进行，在干部和群众力量的配备上，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困难；（3）在工程内容上，疏浚挖河的工程比第一期为多，兴建水库等技术性较高的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的比例，也比第一期为大。[※注]

1952年春治淮工程全面开工后，200多万名民工投入到淮河上、中、下游各处工地。随着治淮工程的顺利进展，参加治淮工程的民工和工人积极性空前提高，普遍投入到劳动竞赛运动中去。他们在劳动竞赛中注意了劳动组合的改进和工作方法的改良，提高了劳动效率。如河南省板桥水库和白沙水库的土工效率，平均比1951年冬提高了一倍。皖北漴河、潼河疏浚工程中，怀远县治淮模范青年团员祝怀顺民工小队，先后遇到了七次雨雪，又战胜了黄土、流沙等难工，并超额完成土方300立方米的任务。施工中，他们还创造出一套先进的土工工作方法。皖北各工地推广祝怀顺工作法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灵璧县3万治淮民工学习了这个先进方法后，共节省48万个工作日。

经过三省人民的辛勤努力，第二年度的主要工程圆满完成，取得了丰硕成果：（1）在蓄洪工程方面，上游河南境内修成了白沙水库和板桥水库；淮河干流上游的南湾水库和汝河上游的薄山水库完成了勘察、设计、钻探等工作。皖北修筑了大别山区淠河上游的佛子岭水库，对第一年完成的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潼湖四处湖泊蓄洪工程，本年度又加工整理，改善了进出口设备，疏浚了引洪道，加固了村庄围堤，整理了蓄洪区内部排水系统。（2）中游修成了濛河、瓦埠湖和花园湖三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3）在河道疏浚和整理方面：上游河南境内整理了洪河、汝河等淮河支流的河道；中游疏浚了淮河29条支流，并在蚌埠以东五河县境内举办了工程浩大的、使漴河等支流直接流入洪泽湖与淮河干流分流的工程。（4）在淮河下游，修筑了西起洪泽湖东岸高良涧，东到海滨的苏北灌溉总渠。此外，淮河上、中、下游共建造了20多座涵闸。其中苏北灌溉总渠上的高良涧进水闸，是一个很大的水闸。[※注]

第二年治淮工程中，最著名的有两项：一是淮河中游佛子岭水库，二是苏北灌溉总渠。治淮既要除害又要兴利，修水库就是既除害又兴利的重要办法。1952年1月，淠河上游佛子岭水库工程开工，这是淮河中游、淠河上游的一个巨型山谷水库。淠河发源在皖西霍山，流过六安县到正阳关汇入淮河，是淮河的一条重要支流。佛子岭水库的主要工程，是一条连接两山的长达530米、高70米的钢筋混凝土空心拦河坝。修成后可蓄洪4.7亿立方米，比石漫滩水库大9倍，不但能够解除淠河中、下游的水灾，减少淮河干流的洪水流量，还可灌溉50万亩农田；淠河中、下游从横排头到迎河集90公里长的航路可通行载重50吨的木船。[※注]

在物资贫乏、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佛子岭水库的建设者发出了“与连拱坝共存亡”的铿锵誓言。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的情况下，工地掀起了学技术、学文化热潮，工人们边学习、边设计、边施工，创造了“分区平行流水作业法”等技术革新400多项。1954年10月，佛子岭水库大坝竣工，耗用钢材8010吨，水泥6.3万吨，完成土方99万立方米，石方82万立方米，混凝土23.9万立方米。水库建成后，可拦蓄洪水5.8亿立方米，使70万亩田地获得灌溉，并可发电9500千瓦。这成为淮河流域第一个水力发电站。[※注]

佛子岭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理淮河水患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水库建成当年，就首次拦蓄特大洪水，将洪峰6350立方米每秒削减为600立方米每秒，消除了淮河下游的水灾。

洪泽湖是淮河下游最大的湖泊，经过整理成为一大水库后，可以充分利用它的水量来为农业灌溉服务。苏北大灌溉区的规划，就是根据这个理想制定的。1951年11月2日，苏北灌溉总渠工程正式开工。它既可以引洪泽湖的水来灌溉，并可排除淮河7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入海。总渠西起洪泽湖东岸高良涧，向东经过淮阴、淮安、阜宁、滨海四个县境，最后到黄海，全长170公里，宽140米，并在两岸筑堤。

在治淮委员会的动员组织下，苏北（主要是江苏盐城、南通、扬州等地）130余万民众参加了这条灌溉总渠的修筑。1952年5月10日，苏北灌溉总渠正式竣工，共完成土方7300余万立方米，跨总渠修建了高良涧进水闸、运东分水闸、六垛挡潮闸等3座大型水闸、3座船闸，两岸修建涵洞12座，有效地控制了洪水，便利了航运，并扩大了农田灌溉。另外在总渠以北又开挖了一条长130公里的排水渠，使灌溉总渠以北、废黄河以南地区的积水直接排泄入海。[※注]从此，在中原和苏北大地上横行肆虐了700余年的淮河洪水有了自己的入海通道。苏北灌溉总渠是新中国成立后以人工开挖的一条最大的灌溉工程，可以灌溉苏北的2500万亩农田，使苏北区变成无涝无旱的农业丰产区。[※注]

新华社记者冒茀君在《治淮两年的伟大成就》的报道中，对1950—1951年两年间治淮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他指出，两年来治淮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控制洪水方面：淮河上游河南省已修建好石漫滩、板桥、白沙三座山谷水库，淮河中游皖北已开始修建佛子岭山谷水库，河南和皖北已经修好15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这些已修好的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工程共可拦蓄洪水约100亿立方米。（2）在整理河道方面：过去破坏残缺的干流和支流的堤防已进行了全面的加高培厚，有的放宽了堤距，共计完成修复堤防工程2193公里。淮河干流和许多重要的支流，有的进行了彻底的疏浚整理，有的进行了初步的疏浚整理，共计完成疏浚工程2880公里。在苏北又开辟了长达170公里的灌溉总渠。配合蓄洪、复堤、疏浚等工程，两年来，淮河上、中、下游共修建了138座涵闸。以上控制洪水、整理河道、开辟河道、修建涵闸各项工程两年来共完成土方约2.87亿立方米。（3）在群众性农田水利方面：河南、皖北两省区沿淮地区两年来均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开挖沟洫、挑塘、筑埝、打井，河南泌阳、伊阳等地并建造了水土保持的谷坊。各项群众性农田水利工程，总计两年完成土方约2亿立方米。如果我们把修复的堤防和疏浚的河道拉成一条直线，其长度已远远超过了纵贯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的大运河。如果我们把已做的4.87亿立方米土方（包括农田水利工程）筑成一道高宽各1米的长堤，其长度超过了地球与月球的平均距离。另外，两年来，治淮工程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施工区分布在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长达1000多公里。直接参加治淮工程的民工两年来合计约460万人（不包括间接参加运输和开挖沟洫塘坝的民工），专职干部达4万多人，工程技术人员约1.6万人。这样大的规模在中国水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全流域的通盘规划，要求彻底开发一条河流，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也是第一次。

冒茀君接着对治淮工程的效益作了初步分析。他指出，治淮工程使淮河流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效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基本上免除了“小雨小灾”，减轻了“大雨大灾”，使淮河流域连续两年获得了丰收。第一期工程完成后（1951年），仅受灾最重的皖北的宿县、阜阳、苏北的淮阴等三个专区就比1950年多收粮食33亿斤。农民感激地说：“不是毛主席领导治淮河，麦子早又淹光了。”（2）拦蓄的洪水可以灌溉大量的农田，保证了进一步的增产。如河南石漫滩、板桥、白沙三座水库可灌溉农田约70万亩，苏北灌溉总渠完成后可灌溉苏北农田2580万亩，预计增产粮食约18亿斤以上。（3）有重点、大规模兴建的各种群众性农田水利工程，不仅对防洪灌溉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为将来淮河流域彻底消灭旱灾奠定了基础。（4）对淮河干支流的整理，大大发展了淮河上的航运事业，加强了物资交流。[※注]

1952年9月，鉴于淮河流域内涝成灾、中游灾情严重，治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着重研究了淮河流域的除涝问题。11月23日，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召开淮河全流域性的治淮除涝会议，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水利工程干部与农民代表300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全面研究了淮河流域内涝情况，认为淮河流域整年雨量仍不够农田需要，平原地区在汛前常常缺水。因此，会议提出了“以蓄为主，以排为辅”的除涝方针。故在防洪的同时开始重视涝灾的治理。[※注]会议将不同地区提出的治理方法归纳为：（1）在各河上游山地和地势较高地区，采取造林、栽草、造谷坊、梯田、修堰坝、修水库，以及全面进行深耕、挖沟和推行畦田耕作法等办法，使降下的雨水全部或大部为地面吸收，以减少地面径流，减少中、下游的水量；（2）在一般地区，蓄水和排水并重，高处以蓄为主，低处建立排水系统，控制排水沟口，使能排能蓄，便于抗旱；（3）低洼地区可挖沟抬田，建立沟洫圩田制度，利用沟洫洼地蓄水，或改旱田为水田。这次会议标志着治淮工作将由点与线的治理扩展到面的治理，即由重干流、轻支流，重防洪、轻除涝走向了防洪除涝并重，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淮工作的新阶段。

1953年5月，为进一步指导淮河中游的除涝问题，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会后由主任谭震林，副主任曾希圣、吴芝圃、管文蔚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治涝的方针、方法和步骤：“在消除内涝问题上，仍然是以蓄为主，以排为辅，采取尽量蓄、适当排、排中带蓄（在河沟上建控制涵闸，以蓄水抗旱）、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方法。”[※注]这样，治淮委员会在总结前两个年度治淮工程经验基础上，对第三年度治淮工程作了全面部署，规划了第三年度治淮工程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在蓄水控制工程方面：（1）继续修建6座大型的山谷水库，即河南省确山县的薄山水库（淮河上游支流凑头河上）、信阳县的南湾水库（淮河支流河上）、光山县的龙山水库（淮河支流潢河上）、信阳县的大坡岭水库（淮河干流上）和安徽省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淮河支流淠河上）、金寨县的梅山水库（淮河支流史河上）。这6座水库可拦蓄36亿立方米的洪水，灌溉220万亩农田。其中薄山水库、南湾水库将在1953年内基本完成，佛子岭水库、大坡岭水库、龙山水库、梅山水库1954年完成。（2）继续完成淮河中游安徽省境内的湖泊蓄洪工程。治淮第一年度和第二年度工程，已先后建造了润河集分水闸和东淝河控制闸，第三年度工程将在霍邱县城东湖的泥泊渡口建造一座5孔40米长的控制闸，将城东湖的水控制起来。在阜南县蒙河洼地进水口的王家坝建造一座13孔116米的大控制闸，使蒙河洼地在非常洪水年份能拦蓄7.5亿立方米的洪水，而在一般洪水年份不需蓄水的时候可保障蓄洪区内28万亩庄稼的收成。为了使蓄洪区群众在蓄水期免受不必要的损失，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蒙河洼地等蓄洪区内的村庄台子，都将普遍进行庄台加高工程。（3）建造洪泽湖蓄洪控制工程。洪泽湖蓄洪工程是治淮工程中最大的湖泊蓄洪工程，这个工程的主要部分是在洪泽湖东岸高良涧以南蒋坝附近的三河口上建造一座三河控制闸，不仅减轻洪水对运河堤的威胁，还可使拦蓄起来的洪水通过已经修成的高良涧进水闸流入苏北灌溉总渠。三河闸工程计划在1953年夏汛以前完成。（4）河南省治淮第一年度中修建的吴宋湖、蛟停湖、老王坡、潼湖等四处洼地蓄洪工程，进出水口已建有7座水闸，第三年度决定再添建3座水闸，并疏浚引河，以便加强对洪水的控制，发挥更大的蓄洪效能。

其次，在河道整理工程方面，第三年度决定继续有重点、有步骤地整理淮河干流及许多支流：（1）淮河干流的整理有两处主要工程：一是继续完成五河县以东淮河干流和支流分流工程中的峰山切岭工程；二是在泊岗以西新开挖一条7.5公里长、底宽530米的泊岗引河，另外建筑窑河、泊岗、下草湾等拦河土坝，将浍河、沱河、唐河、漴河、潼河等淮河支流与淮河干流分开，直接流入洪泽湖，基本上解除安徽宿县长期未获解决的内涝灾害。（2）淮河支流的疏浚整理工程，计划在上游、中游、下游疏浚整理30多条河道，在苏北主要是沿灌溉总渠以北开挖一道排水渠直通黄海，以解决灌溉总渠以北1400平方公里地区的雨水宣泄问题。

再次，在发展水利工程方面，第三年度将主要着眼于扩大已有的灌溉工程，并开始举办一部分航运工程，计划将在淮安以南建造一座节制闸，在苏北灌溉总渠入海口的六垛建造一座挡潮闸，防止海水倒灌。为统一领导农民开挖沟洫、建筑塘坝等群众性农田水利工程，治淮委员会设立了农田水利处，决定第三年度内先选择濉河上、中游230平方公里的地区和北淝河下游作为重点，举办农田水利示范工程，以便取得经验。[※注]

由于1952年冬季寒流来得特别早，雨雪多且任务紧，因而治淮工程施工异常困难。但广大民工以忘我的劳动热情，克服了各种困难。为了争取南湾水库第一期河槽清基工程在春汛前完成，工人、民工奋不顾身地在雪里雨里继续做工。1000多位青年民工报名参加突击队，在雪夜里继续开挖河槽，提前5天完成任务。广大民工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作法。南湾水库技术干部制造的“电流串联爆破箱”，使开凿水库输水洞的爆破效率提高了90%以上；民工杨振喜分队在漴河和潼河疏浚工程中创造了“斜角挖稀淤法”，克服了在3米深的稀淤泥中取土的困难；佛子岭水库技工顾永林、史桂发等创造的“钢料热处理指示器”对提高工效起了很大作用。到1953年3月底，第三年度治淮工程冬季施工结束，共完成土方工程3700多万立方米，混凝土工程17万立方米，石方工程35万立方米。淮河上游的陈族湾分洪工程和下游的苏北灌溉总渠以北的排水渠等工程，都按预定计划先后完工。[※注]

第三年度治淮工程的施工，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洪水，多目标地开发淮河水利。因此，治淮委员会决定要修建洪泽湖的控制工程。要做好洪泽湖的控制工程，首先就得在洪泽湖入江水道三河口上建造一座控制闸。

三河闸是控制淮河下游排洪灌溉的总机关，是治淮工程中修建的最大水闸。修建三河闸，为的是要控制洪泽湖，使洪泽湖在洪水期间能帮助淮河拦蓄洪水，平时又可灌溉四周农田和发展航运。三河闸工程分四部分：一是控制洪泽湖水位和三河流量的三河控制闸；二是在洪泽湖口筑一道3.5公里长的草坝，首先隔断洪泽湖和三河旧道的水流，用以抬高洪泽湖水位，维持洪泽湖内的水运交通，并便利在草坝下游堵筑拦河坝；三是拦河坝堵塞三河旧道，使洪泽湖水经过三河闸再流入长江，以达到有效地控制洪泽湖水量；四是在水闸上下游新开一条引河。[※注]

三河闸在苏北淮阴县境洪泽湖的东南岸，闸身长697.75米，高9.5米，共63孔，全部用钢筋混凝土筑成。全部工程量包括750万土方的新河道开挖和旧河道堵闭工程，5.5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浇筑工程，4.7万石方的凿砌工程。三河闸工程采用了苏联先进的建闸不打基桩的施工方法，不仅工程费用节省了12%，而且施工时间也大为缩短。参加修建三河闸的工人有15万人，大部分参加过荆江分洪工程和润河集分水闸工程，有着比较熟练的技术和高涨的劳动热情。工人们学习苏联“冬季作业法”，使浇筑混凝土工程照常进行。在立模板、扎钢筋和浇混凝土工程中，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紧密结合，普遍推行“流水作业法”，使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到4倍。[※注]

三河闸的设计，是按照苏联的经验——无桩基础的设计进行的。它不但节约了大批工程经费，而且大大地缩短了施工时间，从设计到施工完毕只用了14个月。1953年7月25日，淮河工程中的最大水闸——三河闸完工。三河闸工程的竣工，不但结束了淮河下游历史性的洪水灾害，并且对于灌溉、航运都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三河闸工程配合苏北灌溉总渠上的高良涧进水闸，在非常洪水时排除洪水，削减淮河干流的洪水峰，保证苏北里下河的安全；在常年时期可保持洪泽湖水位在12.5米以上，使大量的湖水从高良涧进水闸流入苏北灌溉总渠，灌溉苏北地区的2580万亩农田。[※注]

据《人民日报》1953年9月23日报道：治淮第三年度的工程，主要包括修建薄山、南湾、佛子岭三个山谷水库；洪河、颍河、惠济河、黑河、包河、泉河、港河等河道整理工程；濛河洼地蓄洪工程；五河县以下干支流分流工程；建造城东湖进水闸、王家坝进水闸和润河集船闸；苏北灌溉总渠排水渠尾工、南干渠邵伯、仙女庙段渠首工程以及洪泽湖下游三河闸控制工程。现在，除水库工程仍在按预定计划继续修筑外，其余工程都已先后完工。[※注]

1953年9月，水利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全国水利工作的概况》中，对三年来治淮工程情况作了分析。报告指出：淮河流域三年来工程的基本内容是从防止淮河干流及主要支流的洪水泛滥与改善内涝两方面着手，减轻了水灾的威胁。

（1）在防止干流及主要支流的洪水泛滥方面：上游——减轻了洪汝河水系的洪水威胁，在淮河本源与颍河水系做的工程很少，改善很少；中游——淮河及颍、涡河地方可争取在1950年情况下不溃决；下游——运河堤防可争取在1921年情况下不溃决。为此修筑了水库三座，控制水闸及涵洞等建筑物107处，修复和加培堤防共8500万方土。

（2）在改善内涝方面：上游——由于主要力量放在修筑水库、洼地蓄洪等控制与防范洪水的工程，河道疏浚及沟洫工程做得很少，起的作用不大；中游——1952年汛期以前，疏浚过濉河、西淝河、沱河及内外分流等工程，并用贷款及救济粮较普遍地做了沟洫工程。除内外分流属于根治性质外，其余河道疏浚标准均太低，并且未能与沟洫统筹计划，因此在已进行工程地区只能解决麦收与雨量较少年份的秋收，连续降雨200公厘[※注]仍有普遍内涝。1952年起进一步整治北淝河及濉河流域；下游——只进行了局部的排水工程。为此共整治大小河道77条，共3亿2千万土方。

（3）在防旱抗旱方面：群众性的蓄水工作仍限于一般号召，未真正展开。已修水库均尚未做灌溉系工程。只是在下游结合排洪需要修筑灌溉总渠，为将来大规模发展灌溉提供了条件，由于各干支流尚未修建，对目前灌溉只稍有改善。[※注]

报告对这些工程的效果作了分析：“对苏北解决了运堤决口问题，这是解除了里下河区人民历史上的最大恐惧；但对防卤、排水、灌溉、航运等要求还远未满足。对安徽虽然初步控制了淮河洪水，并改善了内涝情况，但对淮北平原历史上河沟淤塞中雨中灾的严重情况尚未基本转变，淮南淮北的抗旱能力增加更少。对河南，防治山洪、内涝、干旱等工程更为艰巨，三年来虽有局部改善，并为今后根治打下基础，但当前问题解决得还很不够。”[※注]

总之，经过连续3年的治淮工程，“淮河的洪水已得到初步控制，减轻了干支堤的决口危险，并基本上解除了苏北里下河区的泛滥灾害”。淮河流域的“内涝也有若干改善”[※注]。据水利部不完全统计，到1953年10月，连同群众自办的工程，治淮工程共完成土工26.8亿立方米，石工1700余万立方米，混凝土工63万立方米；总计完成水库3处，正在修筑水库3处，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6处，控制性水闸及涵洞104处，修复与加培堤防1562公里，疏浚和新开河道77条，总长2969公里，共完成土方工程达4亿余立方米。[※注]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对前3个年度的淮河治理情况进行总结时，高度肯定了治淮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通过这些工程，淮河的洪水得到初步控制，“下游江苏地区，在三河闸与苏北灌溉总渠完成以后，在1921年洪水（有水文记录以来历时最长、总量最大的洪水）情况下已可基本消除淮河洪水的威胁，并为苏北广大地区灌溉、航运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配合灌溉和航运的一部分水闸和船闸工程亦已修建完成。中游安徽地区，在润河集分水闸及其相关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的调节控制下，在1950年洪水（有水文记录以来蚌埠以上水位最高的洪水）情况下淮河干堤也可不致溃决。上游河南地区，洪、汝河有石漫滩、板桥水库及洼地蓄洪工程的调节，配合局部河道整理，防洪情况已有改善。颍河上游在修筑白沙水库后，洪水威胁亦有所减轻”[※注]。

治淮工程在1954年洪水中经受了考验，发挥了重大作用。淮河流域自1954年6月下旬起连续发生4次巨大洪峰，新中国成立后修筑的防洪蓄水工程均已发挥作用，并超额地担负了防御洪水的任务。如上游石漫滩、板桥、薄山、白沙等水库及老王坡等洼地蓄洪工程，都已拦洪或蓄洪，溢洪道开始溢洪，对削减洪河、汝河及颍河的洪水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傅作义于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在同异常洪水斗争中，淮河流域已完成的工程也都发挥了应有的效益。上游的四个水库，上面都曾发生二三千秒方的洪水，经水库拦蓄，或完全不放，或仅放出几十秒方，各洼地蓄洪工程也都满蓄洪水。所以，上游1954年洪水虽比1950年为大，而灾害较1950年则减轻很多。同时，上游拦蓄一部分洪水，对减低中、下游的洪水负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注]他还指出：“在今年特大洪水情况下，下游地区因为修了三河闸和灌溉总渠，加上上、中游对于洪水的控制，基本上避免了淮河洪水的灾害，完全保障了苏北里下河区的农业生产。中游基本上保证了涡河以东淮北平原的安全，津浦路交通畅通，蚌埠、淮南等工业城市都得到了保障。上游在各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控制下，灾害也有所减轻。”[※注]

1953年12月，全国水利会议提出了治理江河的五项具体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根治淮河”。具体方案是：“自1953年起分两个步骤，达到根治淮河的目的。第一个步骤，消除普通暴雨情况下的洪水与内涝灾害，并争取干支堤在遇1921年同样的洪水时不致决口泛滥。第二个步骤，消灭非常洪水并统筹开展水利。沂、沭、汶、泗应列入治淮的范围内，其治理步骤可参照治淮步骤研究决定。”[※注]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以往治淮成就的基础上，从1954年开始进行第二次治淮工程流域性规划，1956年5月完成《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

“一五”时期，淮河上游继续完成此前开工的白沙水库（1951年4月开工，1953年6月建成）、薄山水库（1952年10月动工，1954年5月建成）、南湾水库（1952年12月动工，1955年11月建成）工程；中游建成了大型山谷水库——佛子岭水库（1952年1月开工，1954年10月建成）、梅山水库（1954年3月开工，1956年4月建成）等，并于1956年4月开始兴建中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等半径同圆心混凝土重力拱坝的响洪甸水库（1958年7月建成）。1956年9月，动工兴建了以防洪为主，结合灌溉、发电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磨子潭水库（1958年6月建成）。此外，还兴修了湖泊洼地蓄洪工程，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修复工程。淮河下游继续开挖苏北灌溉总渠。同时加强了淮河干流的堤防，对支流洪河、汝河、濉河等进行了整理，修筑了苏北灌溉总渠和三河闸、高良涧闸、润河集闸、射阳港闸等重要工程。[※注]淮河上中游大型水库建设工程详见表1-2、表1-3。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到1957年冬，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经过8个年头的不懈治理，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淮河流域共完成土方15亿立方米，其中上游河南省2.3亿立方米，中游安徽省5亿立方米，下游江苏省6.2亿立方米（包括沂沭泗地区），山东省沂沭泗地区1.6亿立方米；共做石方678万立方米，混凝土174万立方米。国家共投入资金13.3亿元，[※注]其中河南省3.1亿元，安徽省5.2亿元，江苏省4亿元，山东省1亿元。[※注]总之，在淮河中下游共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堤防460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注]

由于国家投资力度加大，此时治淮工程效益比较明显。在山区修建水库9座，总库容86亿立方米，兴利库容24亿立方米，为水库下游的防洪、排涝、灌溉起了很好的作用，也为水库发展水电、水产、航运、供水等提供了条件。在平原地区修建了13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总库容272亿立方米，其中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成了蓄洪水水库，兴利库容42.6亿立方米。经过治理淮河中、下游河道，使淮河干流中游的泄洪能力从不到60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正阳关以下10000立方米每秒、涡河口以下13000立方米每秒，达到40—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可以防御1954年洪水。使洪泽湖以下原有泄洪能力不到80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可以控制泄洪9000立方米每秒，使下游防洪标准达到40—50年一遇，保证1954年洪水防洪安全。沂沭泗下游地区的泄洪能力从不到100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7000立方米每秒。[※注]这就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初步改变了过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状况。此外，通过除涝工程，平原地区大部分支流得到初步低标准的治理，局部地区进行了大中小沟配套工程，涝灾有所减轻。同期增加灌溉面积1500万亩，达到3252万亩，其中河南、江苏两省增加较多。[※注]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工程规模过大、干部数量过少等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淮工作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

（1）水文账偏小，防洪标准偏低，工程留有余地不够。由于缺乏历史水文资料，治淮工作从水文测站的布设、流域地形的测量到规划方案的探讨均为白手起家，致使治淮工程水文账偏小，防洪标准偏低。1954年夏，淮河流域连降5次暴雨，各支流洪水相继汇集到干流，发生了大于1931年全流域的特大洪水。尽管已建的板桥、石漫滩、薄山、南湾、白沙、佛子岭等水库发挥了拦洪作用，有效地降低了干流洪水位，但洪水还是冲毁了润河集蓄洪工程，淮北大堤在凤台县禹山坝漫、在五河县毛滩决口，造成6123万亩农田受灾，死亡人数安徽省1098人，江苏省832人。[※注]这次洪水暴露了治淮初期拟定的《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之不足，《报告》中对干流规划是以1931年和1950年洪水为标准的，相当40年及10年一遇。当遭遇1954年淮河特大洪水时，致使多处工程失事。正是由于规划思想的局限性，在工程部署上取消了入海水道，而代之以仅通800立方米每秒的苏北灌溉总渠，致使1975年8月石漫滩、板桥水库溃坝。[※注]

（2）在工程规划方面，有些地区未能确切掌握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如1950年由于工程过多，致使淮河部分涵闸工程未能如期完成。当淮河洪水到达时，某些水文站尚未布设，部分堤防因未达标准而溃决。[※注]

（3）在工程实施方面，许多地区由于计划粗率，测勘不实，施工前准备不足，施工中组织管理工作不细致，以致工程遭受损失。如1950年苏北新沂河工程小潮河堵口，由于对潮水特性估计不足，计划不周，5个月时间堵口失败3次，浪费很大。又如皖北泗洪、无为县住房、食粮、工具、物资等准备不充分，民工上堤施工后，吃饭、房子有困难，粮食浪费达100万斤。又如1950年河南颍河工程，在底线没有定出之前，民工已到工地，出现一面测量一面施工的现象，致使有些河段的高程定高了，完工以后必须重新加工。[※注]

作为治淮的直接领导部门，治淮委员会没有回避治淮中的缺点与错误。1953年5月，时任治淮委员会主任的谭震林，副主任曾希圣、吴芝圃、管文蔚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了在具体执行治淮方针过程中存在的缺点。报告检讨说：“对除涝保收未能达到应有的要求。因为破坏不堪的排水系统，没有进行必要的治理；其已做的河道疏浚整理工程，则因标准太低（排除麦作水），不能解决普通洪水的问题，不仅过洼地积水无法排出，即一般较洼的平原，亦有因干水高于支水，支水高于平地，内外水顶托而积涝成灾，若遇非常洪水，则内涝更为严重，这是个严重的缺点。”[※注]报告分析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说：“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内涝的全面性、严重性、频繁性、复杂性及除涝的重要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亦即由于中国传统的重视防洪保堤，忽视除涝保收的片面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和纠正，以致放松了治涝问题的研究，所以未能与改善当前农业生产的要求密切结合，其结果亦就不可能培植与提高群众抗灾治水的力量。”[※注]

1953年9月9日，水利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在治淮工程中，我们未能深入一步，具体分析，找出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的关键问题。在1952年内涝发生前，我们偏重于解决干流及主要支流非常洪水的泛滥问题，但对于普通洪水情况下，淮北平原的内涝灾害认识不足，未能将内涝问题作为治淮的重点进行研究，过去虽然做了些工作，但标准过低，而且缺乏各个支流的流域性规划，因而在改善内涝问题上未能起应有效益。”[※注]

1955年初，傅作义在全国水利会议上对上年水利工作总结时，也正视治淮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在1954年洪水的实际考验下，暴露出治淮工作中和工程上的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直接酿成了某些灾害，有的则造成我们防汛工作中的被动和困难”。如在防洪规划和设计的标准一般偏低，并有个别建筑物修得不够安全。“我们以前治淮的防洪标准是采用最近几十年间实有水文记录中的最大流量，如1921、1931、1950等年型的洪水，作为防洪标准。对整个流域洪水的处理是以这几年的洪水为依据，对建筑物的设计也是以这几年的洪水为依据。至于这几年的洪水相当于什么样的频率，如果发生超过这几年的洪水时应当怎样处理，则没有很好的研究。所以，1954年发生的洪水超过了1931和1950年，不但在整个防御措施上非常被动，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永久性建筑物，如淮河王家坝闸及润河集分水闸等都几乎被洪水淹没。佛子岭水库设计最大进洪量为2330秒立方公尺，而1954年最大进洪量则达6350秒立方公尺。石漫滩、板桥、薄山等水库实际最大进洪量，也超过了原设计的标准一至三倍。”[※注]

针对治淮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周恩来在1964年6月10日接见以何继晋为首的越南水利考察团时也指出：“治淮工作中犯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治水要从上游到下游照顾全局，要有共产主义风格，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要让干部和农民都有所认识。”[※注]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视治淮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敢于承认并勇于承担错误，并在发现错误之后立即加以纠正。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四 荆江分洪工程的兴建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流域面积193.9万平方公里，干流主源为金沙江，在四川境内先后会集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等经三峡至宜昌进入平原，而后承纳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洞庭湖水系），至汉口纳汉江，至九江纳赣江（鄱阳湖水系），经江苏承泄淮河及太湖各水而入海。千百年来，浩瀚长江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水患。据历史记载，从汉代开始到清末，即从公元前185年到1911年的2096年间，长江发生过大小水灾214次，平均不到10年发生一次。相比而言，旱灾几率较小。据湖南省统计，从公元626年到1951年间，平均每17年发生旱灾一次；据安徽省统计，从公元1643年到1804年间，平均每16年发生旱灾一次；据淮河流域统计，自14世纪以后，每百年中水灾遭遇有70次，旱灾50次；华北平原在明清两代542年间发生大小水灾361次，旱灾377次。[※注]这些历史记载说明，长江流域水灾重于旱灾。

长江上游（四川宜宾以上金沙江部分）的河槽坡降很大，一般水势很急。但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地势平缓，在长江中游（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荆江（长江中游从湖北省枝江到湖南省洞庭湖口的城陵矶这一段的通称）更是首当其冲。正如唐朝诗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描述的那样：“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当地流传这样的民谣：“荆江不怕起干戈，只怕荆堤一梦终。”故自古便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荆江北岸从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城南止，有一条长达182公里的大堤，称为荆江大堤，是长江堤防最为险要的堤段。在这里，江身弯狭，急流汹涌。保护北岸的荆江大堤平均12米高，内外堤脚相差七八米，洪水猛涨时极为危险。如一旦溃决，湖北省江陵、监利、沔阳等十多县300万人民、800万亩农田都有被淹的危险。因此，湖北沿江民众称荆江大堤为“命堤”。从长江上游带来的泥沙在这里淤积起来，造成许多沙洲和无数江底浅滩。被阻塞的江水常常泛滥，给两岸的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据历史记载，荆江地区是长江流域洪水最频繁、灾害极为严重的区域。仅1912—1949年的38年间，荆江就有20年发生溃口，给沿江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注]其中1931年长江全流域洪灾，荆江北岸被淹良田就达500多万亩，灾民达300万人，故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民谣流传。[※注]近代荆江最大的一次水灾发生在1935年7月。据当时出版的《荆沙水灾写真》记载：荆州城外“登时淹毙者几达三分之二。其幸免者或攀树巅、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鹄立水中延颈待食，不死于水者，将悉死于饥，竟见有剖人而食者”[※注]。荆江南岸的洞庭湖区90%的堤垸被冲垮，湖南15个县被淹没，受灾农田达300余万亩，损失稻谷26亿多斤，受灾人口300余万，淹死3万余人。[※注]清人张圣裁诗云：“江陵自昔称泽国，全仗长堤卫江北，咫尺若少不坚牢，千里汪洋只顷刻。”这充分反映了荆江两岸民众的深重灾难。

据相关专家推算，像1931年那样的洪水，大约每15年有发生一次的可能；像1949年沙市附近出现44米、49米的洪水频率，则每隔6年有发生一次的可能。[※注]1949年夏，长江发生严重洪灾，致使中下游地区受灾农田达2721万亩，受灾人口810万，淹死5699人。[※注]这就是长江水患给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上的第一课。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灾害的威胁，不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而且使国家工业化受到阻碍。如何解决长江中游的水灾，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中紧要的任务。

综合治理长江以造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把长江防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来抓。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解除长江流域人民遭受水灾的痛苦，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林一山任主任，总部设在湖北省武汉市，专门负责治理长江的任务，并首先着重长江中游的治理。人民政府积极发动沿江广大人民连年培修荆江大堤，一面修堤，一面派出了大批水利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勘察荆江，寻求解除荆江水患威胁的方案。1950年8月，长江水利委员会经过查勘和研究，提出了《荆江分洪初步意见》，建议修建荆江分洪工程。这项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同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时任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1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派出水利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勘察、钻探和测量等工作。

1951年1月12日，在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上，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作了《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在谈到长江治理时指出：“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侧重于整理并操纵沿江湖泊，以控制江水水位及流量，荆江的防洪工事尤应作为重点。”[※注]周恩来在会上强调：“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注]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一面对虎渡河东堤和安乡河北堤有计划地做了培修，一面展开对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划工作。1952年初，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完成各座闸基钻探和分洪区勘察后，拟定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

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是在荆江南岸太平口虎渡河以东、荆江南堤以西、藕池口安乡河西北，开辟一个大量分洪的地区，以便在荆江水位过高时分蓄洪水，降低荆江水位，减缓水势流速，以减轻荆江大堤的负担。设计中的分洪区，面积为921.34平方公里，可蓄洪水55亿立方米以上。

荆江分洪工程主要包括：（1）荆江大堤加固工程，这是第一期工程的重点。（2）修建南岸分洪区围堤，围堤由太平口附近开始，沿长江南岸到藕池口，折向西南到虎渡河，又沿虎渡河到太平口，成一袋形，堤工共计1200万土方。（3）修建分洪区的进洪闸、节制闸、泄洪闸等。进洪闸将建在太平口附近，节制闸在虎渡河上黄山头附近，泄洪闸在藕池口北，分洪区蓄洪到一定水位时，分泄部分水量归入荆江下游。（4）开挖和疏通分洪区内的沟渠和修建其他涵闸等工程多处。这些工程可加速涸出分洪区土地，以便播种冬季作物。（5）造保护堤岸的防浪林。（6）分洪区内的移民一部分移入安全区，一部分移到其他地区，全部工程除泄洪闸外均在当年汛前完成。[※注]

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从长远说对湖南和湖北两省均有好处，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舍南救北”的矛盾，故湖北省方面态度积极，而湖南省方面则有顾虑。为了使荆江分洪工程顺利实施，必须处理好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利害关系。1952年2月17日，中南区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负责人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以调解两湖纠纷。与会者一致赞成荆江分洪工程尽快上马，但对于一旦发生长江特大洪水时湖南是否分洪，以及分洪后湖南能否免除洪水威胁的问题，与会者看法难以统一。2月20日，周恩来召集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等人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荆江分洪工程的实施问题，批评中南局对于分洪工程这样的大事在中央决定后仍未引起应有注意的消极态度，并提出与会人员就《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注]2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请毛泽东审阅。2月25日，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注]

1952年2月底，为了进一步消除湖南的顾虑，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葆华陪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前往荆江分洪地区考察。他们考察后认为分洪工程对湖南没有危险，且可减少水害。随后，经过多方商议，中共中央对《决定（草案）》作了多次修改，形成了一个更充分地考虑到湖南、湖北两省各自利益的方案。3月2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注]

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政务院特作六项规定：（1）1952年仍以巩固荆江大堤为重点，必须大力加强，保证不致溃决，其所需经费可酌予增加。具体施工计划及预算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同湖北省人民政府拟订，限期完成。（2）1952年汛前应保证完成南岸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并切实加强工程质量。其所需人力，应由湖北、湖南和部队分别负担。（3）1952年不拟分洪。如万一长江发生异常洪水，威胁荆江大堤的最后安全，在荆江分洪工程业已完成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分洪，但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4）湖北省分洪区移民工作应于汛前完成。（5）关于长江北岸的蓄洪问题，应即组织勘察测量工作，并与其他治本计划加以比较研究后再行确定。（6）为胜利完成1952年荆江分洪各主要工程，应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组成一强有力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和分洪工程指挥机构，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政府及参加工程的部队派人参加，并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指派得力干部任正副主任。工程指挥机构的行政与技术人员由各有关单位调配。[※注]

随后，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成立。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为副主任委员，郑绍文为秘书长，黄克诚、程潜、赵毅敏、赵尔陆、潘正道、齐仲桓、张广才、李毅之、林一山、许子威、王树声、袁振、徐觉非、郑绍文、刘惠农、田维扬、李一清、刘子厚、张执一、任士舜等为委员。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王树声、林一山、许子威为副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袁振为副总政委。3月下旬，由于大批工人、民工到达工地，各部迅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了各级指挥机关，对广大工人、民工进行了初步的政治动员，对家庭生产作了适当安排，并调运了大批工棚、器材与工具，星夜突击抢修工程，建立了许多住房、仓库、供应站、贸易公司、救护站、广播台、俱乐部等，以争取迅速开工。

在长江流域治本工程大规模兴建之前，必须首先“设法分洪旁泄，以减轻荆江大堤所受洪水的威胁，并减少四口入湖的水量，延长洞庭湖的寿命，实为目前‘湘鄂并重，江湖两利’的妥善办法。荆江分洪工程，就是在这个目标之下，为争取根本治理长江的时间而举办的。所谓分洪，就是有计划的作一个人工湖泊，在必要的时机，用来蓄纳洪水，降低洪峰，调剂长江流量，以免漫无限制的溃堤成灾”[※注]。

经过充分的准备，1952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南军政委员会、荆江分洪委员会的领导下，长江中游的荆江大堤加固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30万劳动大军奋战在133公里的荆江大堤和数百公里的分洪区工地上。荆江分洪工程的范围是：在荆江以南，安乡河之北，虎渡河以东，共92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修筑一座巨大的蓄水库（分洪区）。在水库北端太平口地带，建筑一座长1054米的进洪闸，在水库南端黄山头地带，建筑一座长336米的节制闸，在水库四周筑成一道高大的围堤。在建筑这些分洪工程的同时，在荆江北岸对原荆江大堤培修加固，从万城起到麻布拐止，总长为114公里。筑成后的水库可纳蓄洪水60亿立方米。

4月上旬，荆江加固工程完成了沙市以下郝穴沿江一带的抛石护岸等工程。荆江分洪总指挥唐天际、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董玉才、朝鲜人民访华代表朴英镐等曾赴工地视察，受到鼓励的军工、民工，展开了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大大地推动了整个工程的迅速进展。很多施工单位采取了培养典型以带动全面的有效做法，出现了松滋县的郝秀荣小组、辛志英小组，石首县的李海棠小组等先进典型。在竞赛开展起来之后，许多单位及时进行了评功表扬模范、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科学地组织劳动力，并利用板报、捷报、黑板报、广播台等，进行热烈的现场鼓动，普遍提高了劳动工效。如“混凝土工程在数量上创造了每日浇灌5800方的全国最高纪录。混凝土平均工效由开始时每人每天0.23方提高到每人每天0.394方；土方工效在80公尺到120公尺的平均运距以内由每人每天0.6公方，提高到了每人每天平均2.02公方……码头的起卸率由开始的每日两三千吨提高到每日万吨，最高纪录达到每日两万吨。闸工方面，铆钉安装纪录由每日300个提高到每日834个，与工程开始时铸造涡轮及闸门横梁眼比较，工效提高了8倍，弯钢筋的平均工效由20人一公吨提高到平均8人一公吨”[※注]。同时，民工们创造了泄网方法，解决了搬抛大块蛮石的困难。他们在打硪中自动提出“层土层硪”，使堤身修得又坚又牢。这样，截至1952年5月11日，荆江大堤加固工程的护堤脚抛石工作全部完成，完成土方25万多立方米，完成了加固工程的74%以上。分洪工程的太平口进洪闸和黄山头节制闸两闸底板的扎钢筋以及浇灌混凝土工作全部完成后，分洪工程完成了44%以上。

1952年5月19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偕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赶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视察荆堤加固和荆江分洪工程的兴修情形，慰问广大军工、民工和全体员工，并颁发毛泽东主席奖给的四面锦旗。锦旗上有毛泽东为荆江分洪工程的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毛泽东的题词还精印了1.4万份，奖给工程建设中的模范人物。5月24日，授旗慰问大会在湖北沙市隆重举行。傅作义代表毛泽东授旗，荆江分洪总指挥唐天际代表30万军工、民工接旗。傅作义发表讲话说：“一个半月来，已完成了整个分洪工程任务的60%。这一巨大工程能在短期内获得这样大的成绩，是由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同时也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优越性。”[※注]傅作义对工程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号召再接再厉，把工程做得更好。

5月28日，荆江分洪前线中共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发布决定，号召采取一切办法，争取于6月20日前完成全部工程，并坚决要求“只准做好，不准做坏，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注]。这个决定由各工地、各单位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干部、劳动模范和广大群众讨论后，得到了全体员工的一致拥护。每个单位到每个人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包干”办法，定出了具体计划，保证提前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更推进了一步。荆江分洪水闸分太平口进洪闸与黄山头节制闸两大部分，闸门（包括附件）共重1700多吨。这两部分闸门分别由武汉市江汉船舶机械公司、江岸桥梁厂和衡阳铁路局工务处承制。为了在6月底长江夏汛到来以前全部安装完毕，各厂职工展开竞赛，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5月底分批运到工地安装。至6月7日，荆江大堤加固工程接近完成，荆江分洪工程已完成了83%以上。[※注]

在荆江大堤加固和第一期荆江分洪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为保证工程质量合乎标准，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和所属各工程领导机关组织力量，对已完成的各项工程和正做的工程进行普遍检查，并对已发现的个别不合标准的工程迅速设法进行了补救。荆堤加固和荆江分洪工程施工中，广大员工认识到工程质量的好坏是决定工程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施工中采用了一面施工、一面检查的方法，及时纠正了某些建筑工程不合标准的现象。各个工程领导机关根据这次普遍检查，对工程中的缺陷迅速设法进行补救。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原计划做34万多方土，检查后将沙市一段坏堤上的房屋全部拆除进行了彻底补修，增加土方4万多立方米。沿江农民对发现的獾穴、蚁洞也在作有效堵塞，荆江大堤沙市段改变了过去“豆腐渣”堤的坏称号，变为新土堤。黄天湖新堤增加了排渗层后半月来有的已渐干固。[※注]

6月14日，从湖北省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麻布拐的133公里长的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宣布胜利完工；18日，太平口进洪闸工程竣工；20日，黄山头节制闸和分洪区围堤同时竣工。至此，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

荆江分洪一期工程从1952年4月5日破土动工，到6月20日完成，共用了75天，比原计划提前了15天。“整个工程共完成了土、石、沙、混凝土近1000万方，其中包括完成土方828万方，混凝土117000方。开采石料253400多方，抛砌块石161000多方，钢筋3480多吨，并运输器材、工具、粮秣共1亿余吨公里。尚有其他许多附属工程，如修筑145公里的轻便铁道，及122公里的公路等”[※注]。时任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刘斐自豪地说：“其规模之大和技术性之高，与突击施工的神速，不仅是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纪录，就是世界工程史上也是空前没有的。”[※注]

不仅如此，荆江分洪工程在施工中超额完成了工程定量，其中混凝土工程比原订计划超过6%，土方比原计划超过了3.6%。加固后的荆江大堤即使再遇到1949年那样的洪水，堤顶还高出水面1米。进洪闸、节制闸和围堤构成的分洪区，虽然当年不拟分洪，但如遇荆江洪水过大、荆堤危险，即可能分洪以减轻荆堤的负担。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军区，湖北、湖南两省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湖北省各人民团体，为荆江分洪工程胜利竣工，分别致电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暨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祝贺。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军区的贺电指出：荆江分洪工程提前竣工，“是中国历史上工程记录的奇迹。它充分说明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祖国人民勇敢勤劳的优秀品质，标志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贺电着重指出：这一工程的竣工将有效地消除荆江的水患，保证两湖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长江航运的畅通，更为今后全国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程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注]

6月21日，《长江日报》以《庆贺荆江分洪伟大工程胜利完工》为题发表社论，向所有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工作人员和所有在工程中受到表扬和奖励的英雄、模范表示敬意；并号召他们在祖国今后的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挥爱国主义劳动热情和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团结广大人民，为建设和保卫伟大祖国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6月28日，水利部派出以副部长张含英为首的验收工作人员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刘斐为首的验收团，开始进行工程验收。验收团认为：各项工程都合乎标准，准予验收。验收团还认为：在这样短时间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实在是空前的成就。张含英在讲话中说：“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修建好这样大的一个工程，这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是一个空前的成就。它的胜利给我们今后从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以极大的信心。我们有充分把握在今后建设中使水完全听我们的指挥，要它灌溉农田，要它便于航运，要它供电照耀城市和农村。”[※注]

荆江分洪工程仅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全部竣工，除了党和政府的支持、组织，广大水利科技人员的精心设计及广大民工的忘我劳动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外，与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密不可分。有10万部队官兵参加了荆江分洪工程，在工程建设中起到了骨干作用。他们担负了整个工程中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如黄天湖的排淤、黄山头的堵坝工程，都是以部队为主来完成的。他们在整个工程中完成的任务最大、工效最高，占全部30万施工人数的三分之一的军工完成了全部工程中土方的49%，混凝土的73%；超额完成土方40%，并使混凝土在一天内能完成5800立方米，码头起卸一天能完成2万吨。在工效方面，如挖北闸闸基，当民工平均土方工效为0.52立方米时，部队即达1.25立方米。这种模范行动和骨干作用，引起了工农弟兄的极大尊敬与钦佩，他们说：“哪里有军队，哪里就能胜利。”[※注]

荆江分洪工程第一期工程完成了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太平口进洪闸、黄山头节制闸和拦河坝以及分洪区的南线围堤等工程后，党和政府为了根治荆江，接着部署进行第二期工程。第二期工程主要包括：（1）在分洪区内就原有水系整理长达100多公里的排水干渠（包括一座新式排水闸），使分洪区内的积水都能经过此渠排入虎渡河，保护分洪区内农作物不再受淹涝的威胁；（2）培修分洪区围堤，包括荆江右堤太平口到藕池口段的加培，虎渡河东堤、西堤的培修，黄天湖新堤的护坡，安乡河北堤、虎渡河东堤抛石护脚等工程，以保证分洪区平时不致遭受荆江、虎渡河、安乡河等溃堤的威胁，分洪时又能安全蓄洪；（3）在分洪区内培修20个安全区的围堤（垸子），并修筑7个安全台（高地），以保障分洪期间分洪区内18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4）在虎渡河西（分洪区外）挖一条排水渠，以便利虎渡河西农田积水的排泄；（5）刨毁分洪区内废堤高地和进洪闸、节制闸的上游和下游的滩地，以免分洪时影响进洪量。据初步计划：整个第二期工程共需做土方、石方1500多万立方米，动员17万民工参加。为了贯彻“施工、生产两不误”的方针，施工时间计划为两个多月，整个工程计划在1953年春耕前完成。[※注]

1952年11月14日，长江中游荆江分洪工程的第二期工程正式开工。中南军政委员会调整了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任命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任士舜为总指挥，湖北省宜昌专署副专员李涵若为副总指挥，荆州专署专员阎钧为政治委员，具体领导第二期工程施工。

荆江分洪工程第二期工程中，工程指挥机关关心民工生活，及时供应民工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并重视卫生工作。民工的劳动热情始终饱满，并在春节前后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湖北省宜都县民工王有泰在土方工程上创造了“深挖陡劈”法，将每人每天的工作效率由平均1.68立方米提高到7.6立方米。湖北省江陵、松滋、监利等县民工在水深泥厚、天寒冰冻的渠道工程上，创造了“深沟放淤”、“箢箕系草”等先进工作法，使每人每天工作效率最高提高到9.7立方米。[※注]

荆江分洪二期工程于1952年11月14日正式开工，1953年4月25日结束。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的工程为：荆江右堤的加培，虎渡河东堤、西堤的培修，分洪区内13个安全区围堤的加培，又新建了7个安全区、8个安全台，整理了分洪区渠道，刨毁了进洪闸和节制闸上、下游的滩地，完成了虎渡河东堤抛石护岸等工程，共做土方、石方1100多万立方米。施工计划外，还完成了13座安全区涵管工程，在分洪区围堤上植树39.7万多株，并在分洪区和安全区内开挖和修筑了中心排水沟57条，生产大道87条，中小桥梁195座。至此，长江中游的荆江分洪工程全部胜利告成。[※注]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是根治长江的开端，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紧接治淮工程所兴建的第二个巨大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第二期工程的完成，进一步巩固了荆江分洪工程的成果。它不仅解除了荆江段的严重水灾，保障了荆江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荆江两岸粮食丰收。时任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刘斐对该工程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荆江分洪工程是以防洪为目的，解除长江中游水患的第一步计划。以此为基础，“将进一步办理荆江裁弯取直工程，及整理洞庭湖洪道，使湘资沅澧四水各有泄水的洪道和蓄洪垦殖的区域。同时有计划地在荆江北岸分洪放淤，以加高江汉平原的陆地高度，并控制中下游湖泊，实行蓄洪垦殖，这样，即使遇到比1931年更大的洪水年，我们也能够有计划地蓄洪吞吐，不致发生灾害。因此，我们就有条件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根治长江的治本工程了。所以荆江分洪工程，不仅是技术性很高，而且是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注]。

1953年10月3日新华社报道：新修的荆江分洪工程和加固的荆江大堤，保卫着荆江沿岸农民的安全和生产。两年来，荆江两岸大部地区连续获得两个丰收。一向被称为“沔阳沙湖洲，十年九不收”的沔阳、洪湖两县，该年水稻平均比上年增产三成以上。荆江两岸的丰收带来了集镇的繁荣景象：“在通往每个集镇的道路上，来往的手推车、驴子、担子增多了，河道内的小木船也增多了。农民们纷纷到集镇去把新收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换回耕牛、犁耙、水车、锄头、轧花机、肥料和油盐、布匹、百货等。为农民修配和制造轧花机的沙市利民机器厂，秋收以来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注]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54年夏，长江流域连降暴雨，荆江沿线洪水水位打破了百年来最高纪录，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7月上旬，荆江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到8月底，共出现6次大洪峰。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3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荆江分洪防汛指挥部为确保荆江大堤和长江两岸人民的安全，当沙市水位涨到44.39米时，荆江分洪区北端太平口进洪闸第一次开启闸门，分泄了大量洪水，减轻了洪水对大堤的威胁。正当这次洪峰逐渐退落时，长江上游连续下来3个险恶洪峰，情况非常紧急。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确保荆江大堤，一面继续开启进洪闸分洪，一面在枝江县上百里洲和监利县上车湾等地主动分洪，使沙市最高水位仅达44.67米，减轻了荆江大堤的负担。[※注]

荆江分洪工程在抗洪救灾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不仅使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直接受益，而且对9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和沿江城乡7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工程，要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注]当然，荆江分洪工程当时只能算一项应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后来世界瞩目的长江三峡[※注]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江洪水的威胁。不过，荆江分洪工程仍然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重要水利枢纽，是保护荆江大堤防洪工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不仅是荆江地区的核心防洪工程，而且在上游三峡水库和山谷水库建成后，仍然配合组成长江防洪系统，解决长江较大和稀遇洪水的危害。因此，荆江分洪工程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大型水利枢纽，是平原水利综合利用的典范工程。2006年5月25日，荆江分洪闸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五 修建全国第一座大型水库

治理海河工程，是与治理淮河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条重要水系。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永定河是华北平原上海河水系五大河中最长的河流。上游有桑乾河、洋河、妫水河等支流，流域面积约4.51万平方公里，其中约70%是黄土高原和丘陵地带。这三条支流汇合于怀来县官厅村流入官厅山峡，到宛平县的三家店出峡流入河北大平原，经固安县的梁各庄入新泛区，再经北运河、海河流入渤海。因三家店以上坡度陡，水流急，河流常夹带大量泥沙而下，入平原后水流渐缓，大量泥沙沿途沉淀，河床越淤越高；又因每年雨量大部集中在七八两月，所以，每到雨季山洪暴发，洪水就到处泛滥，造成巨大灾害。

永定河本来叫“无定河”，清朝政府由于对泛滥的洪水无能为力，曾把它改名为“永定河”。可是河流还是这样的不安定，每到汛期，洪水夹带大量泥沙汹涌而下，两岸人民只好忍痛丢掉田里的庄稼，日夜在风雨里守堤护防；而当水猛时，一切就都被卷去了。据历史记载：自1912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30多年中，卢沟桥以下的堤防，大的决口泛滥有7次，受灾面积由300多平方公里到2000多平方公里不等。洪水曾有2次侵入了天津市区，灾民在两边是高楼的大街上划船逃难。1917年，永定河的洪水淹没了天津英、日租界，泥沙淤塞了海河，北洋政府在西方列强督促下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开始筹划治理永定河，但并未付诸实施。此后，国民党政府、日本殖民政府都曾计划在永定河上游修建官厅水库，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注]

1949年华北解放后，人民政府就计划根治永定河。同年11月，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提出了根治永定河的初步计划。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根据人力、物力及已有资料，对永定河中、下游进行了一系列治理工程：加强和巩固了卢沟桥以下至梁各庄两岸的堤防；挑挖了新泛区下游的引河，使原有的被淹面积不再扩大，并尽量使它缩小，力求使灾害减轻；培修了护路堤，保护京津铁路线的安全；同时，制定出根治永定河全流域的计划。根治永定河工程，主要有三项：一是在上游推行水土保持；二是在中游利用山峡建筑水库；三是在下游整理疏浚河道。其中最主要的工程就是在中游建筑水库。根治永定河计划中的水库以官厅水库为最大，它对永定河全流域的控制意义最大，拦蓄洪水也最多。[※注]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海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在1949年11月水利部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决定要在永定河上游和中游修建石匣里、官厅、马各庄三个水库，并决定首先修筑官厅水库。年底，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成立官厅水库工程处，着手进行包括设计、钻探坝址地质、备料以及修建工地桥梁、厂房、仓库、办公房屋等建库的各项准备工作。1951年10月，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正式开工。

按照工程设计，官厅水库利用官厅山峡以上的开阔地带蓄水，在峡口筑坝。计划中的土坝约50米高，水库面积220平方公里，可蓄水22亿立方米，是中国修建的第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修成后，不但可以基本解除永定河下游地区的水患，而且还可利用所蓄的水来供给都市用水、工业用水、发电、灌溉农田和调剂永定河下游流量，便利航运。修建工程中，在修筑土坝以前，首先，要在河的右岸开凿一条泄水隧洞（隧洞直径8米，洞身全长523米，最大泄水量为700立方米每秒），以便在全部施工期间作为导水之用；当水库完成后，即可用于输送库内存水到下游，供应各种需要。在隧洞上口将修建一个进水塔，并安装活动闸门，作为控制泄水量的机关。其次，要在左岸劈山开挖一条溢洪道，如遇洪水太大，超过水库的计划蓄水位时，就可由溢洪道分泄一部分，以保证坝身的安全。[※注]

工程首先修筑泄水隧洞，1000多名石工和2000多名民工投入工地。由于计划不周，备料和施工同时进行，再加上任务繁重，天寒日短，开工后曾有一个短期的混乱，使人力物力遭到一些浪费。某些领导干部不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部分工程师有浓厚的单纯技术观点，忽略了对民工的教育和对民工生活的妥善安排，因此，不少民工来到工地做工时不安心，使工程受到影响。12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和华北水利工程总局局长成润到工地检查，指出并批评了这些缺点，全局工程人员明确认识了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的必要性。各施工单位建立了政治工作组，一方面解决民工中的实际问题，一方面在民工中大力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到1952年3月10日，输水道工程已完成29.1%，交通线工程包括公路和土砂石便线完成27%；为了供应工地器材和沟通永定河东西两岸的交通运输，还完成了7座小桥和一座永定河大桥；山沟排水工程完成18%；溢洪道工程按计划要在1952年汛期施工，为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找活做，1951年11月就抽出12900多个工日进行挖凿，已完成2.4%，还需凿石7.972立方米才能在汛期以前把输水道和各项准备工程按期完工。[※注]为此，官厅水库工程局从怀来等五县动员民工3300多人，开展大规模的春季工程建设。

到1952年6月10日，泄水隧洞终于凿通。11月20日，泄水隧洞的衬砌工程完工，共开石方10.26万立方米，挖土方2.459万立方米，浇灌混凝土1.32万立方米。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挥高度的劳动热情，创造了不少新的工作方法，使每立方米混凝土所需水泥节省15公斤，共节省水泥1000多吨，同时使每平方公分面积的抗应压力从186公斤增加到200公斤以上，提高了工程质量。11月24日，1.2万工人在隧洞的衬砌工程完成后紧张地开挖坝基、赶筑大坝，争取在1953年伏汛前使水库可以拦蓄洪水。[※注]

由于官厅水库工程局机构重叠，加上存在着盲目施工、民工的组织和劳力使用不合理等现象，从而导致了工程延期、工伤事故不断等比较严重的情况发生。三大主要工程之一的输水隧洞，完工日期较原计划拖后三个月，直接影响了拦河坝基础的开挖。对这种现象，参加施工的工人、民工和技术干部多次提出意见。1953年2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刘焕文撰写的《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进展缓慢浪费很大》的文章，对工程进展缓慢、浪费很大的状况提出了严厉批评。

刘焕文在对官厅水库兴建情况进行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进展极为缓慢，浪费很大，民工伤亡事故严重。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度，这个工程将不能按原计划在6月底伏汛前发挥拦洪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情况呢？他深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三个原因：一是官厅水库工程局机构重叠，指挥不灵，各级领导干部在房子里忙于制图表、作统计，不能深入下层。二是官厅水库工程局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保守思想，没有很好地采用苏联的先进经验，同时存在盲目施工的现象。三是民工的组织和劳力使用不合理，思想教育工作差，民工工作效率低。民工出勤率低，有时竟下降到60%，最低的甚至降低到18%。开挖大坝时劳动力没有组织好，人群拥挤在一起，运转不灵，挖土的人和工具又少，出土的速度常供不上运土的速度，因此出现了严重的窝工现象。

《人民日报》的署名批评文章发表后，水利部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和协助解决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中共官厅水库委员会随即展开了民主检查运动。检查中，各施工单位的工人、民工和技术干部普遍揭露了官厅水库工程局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根据检查出的严重问题，工程局代理局长王森特号召全体员工深入展开反官僚主义运动，纠正错误，以保证按期完成政务院所指示的工程进度，在1953年伏汛前起到拦洪作用。3月中旬，水利部对官厅水库工程局领导干部进行调整，调派时任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郝执斋担任官厅水库工程局局长，中共河北省委派省委委员李子光协助中共官厅水库党委会工作。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葆华亲自到官厅水库工地深入检查。官厅水库工程局依据李葆华的指示和广大员工的意见，首先在领导干部中作了明确分工，分别深入领导工务、政治、民工、运输器材等部门，遇到工程领导当中的关键性问题，及时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如在拦河坝工程坝基开挖后出现地下渗水过多的困难后，工程局副局长袁子钧和办公室主任陈赓仪深入现场，坚持29天，终于克服困难，完成了8.5米高的混凝土隔水墙的浇灌工程。[※注]

官厅水库工程领导机构进行调整的同时，河北省通县、保定两专区加派2万多名民工陆续到达工地，加快施工。为了保证在汛期拦阻洪水，工人们采用“人停工不停”的办法，日夜三班轮换赶修拦河坝。在“红五月竞赛”运动中，工程技术人员树立依靠工人群众的思想，启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1953年5月24日，拦河坝东边的溢洪道工程及西边墙浇筑混凝土工程提前7天胜利完成。有关输水道进水塔浇筑塔墩后部框架部分的混凝土工程，已照原计划提前6天完工。6月29日，拦河坝已修筑到35米高，胜利完成伏汛前拦洪工程计划。至此，新中国容积最大的水库——永定河官厅水库伏汛前工程全部如期完成，可确保拦阻洪水，使永定河两岸的人民从此减免洪水灾害。

官厅水库从1951年10月开工到1953年6月完工的1年零8个月里，经过4万多职工和农民的奋战，加上苏联专家的积极帮助，拦河坝筑高到35米，输水道和溢洪道各完成了一部分，伏汛期间继续施工，全部建设工程1954年春天即可完成。[※注]除了拦河坝修筑工程外，水库建设者还修筑了输水道和溢洪道等主要工程，开挖土方和石方共48万多立方米，浇筑混凝土3.2万多立方米，钻孔共深4000多米，并灌浆770多孔。[※注]

官厅水库可以蓄水22.7亿立方米，比淮河流域佛子岭水库的蓄水量大3倍，比石漫滩水库的蓄水量大44倍，永定河官厅以上的洪水得到初步控制。官厅水库拦河坝修好后，马上就经受了1953年第一次洪水的考验，高大坚固的拦河坝有效地挡住了永定河有水文记载以来的第二次大洪水。

1953年8月26日，由于桑乾河流域暴雨，永定河上游区域河水猛涨，流入官厅水库的洪水最高流量达3700立方米每秒，洪水总量约4.5亿立方米，水库内的最高水位达到463.76米（大沽海平面基点），形成了面积达40平方公里的人造湖泊。官厅水库在这次洪水考验中充分发挥了拦洪的效用，使汹涌澎湃的洪水驯服地从输水隧洞里流了出去。因此，永定河下游两岸人民洪水灾害大大减轻，京津铁路交通也畅通无阻。[※注]

1953年国庆前夕，永定河官厅水库的拦河坝和溢洪道两项主要工程按照设计标准完工。1954年5月上旬，永定河官厅水库完成了44米高的巨型进水塔工程后，全部工程宣告最后完工。1954年5月13日下午，官厅水库的建设者举行了隆重的工程竣工庆祝大会。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何基沣、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以及天津市、张家口专区、保定专区、通县专区永定河上下游等地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的代表，水库附近的怀来、延庆两县党政领导干部和代表都参加了大会。傅作义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这项水利工程的巨大成就，他说：“官厅水库的落成，在全国水利建设中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是一个变水害为水利的重要工程，是一个改变自然面貌的不朽的事业。它将永远为全国人民所记忆、所感激。”[※注]他在讲话后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金色刺绣锦旗授予水库的建设者们。接着，林铁在祝贺时说：“今后如何更好地保护这座巨大的水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特别着重山区和丘陵地带的水土保持，减少泥沙淤积；并要继续修建淤灌工程，整理河道和堤防，以保卫水库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注]

在建设完工的官厅水库工地上，一座45米高、290米长的拦河坝巍然屹立在官厅山峡进口，切断了永定河洪水的去路。大坝的西侧，耸立起一座44米高的巨型进水塔，它和一条直径8米、长0.5公里的输水隧道相接，成为控制水库有计划蓄水和输水的总枢纽；大坝东边躺着一条长431米、宽20米的溢洪道，当洪水危及大坝或因进水塔闸门发生故障时，洪水就可从这里排出。整个水库可以控制永定河千年一遇的洪水，永定河上游8600立方米每秒的最高洪水峰，到这里将被治服。[※注]

在官厅水库竣工前的1954年4月12日，毛泽东视察了工地。水库建成后，他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官厅水库的修建，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自此，永定河4.7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受到水库的控制，免除了永定河洪水对首都和天津一带的威胁，减免了下游千百万人民的灾害。据初步估计，只因拦住洪水而免除土地淹没、增加农产和减少下游河堤的岁修开支，每年至少可为国家增加1亿斤小米的收入。[※注]

六 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建设

浑河是辽河50多条支流中较大的支流，发源于辽宁省新宾县海拔750米的滚马岭，到海城县的三岔口和太子河汇流入辽河，全长达364公里。浑河上游有占整个流域面积75%的山地，树木稀少，河床狭而陡。每逢雨季，河水暴涨，不仅严重地威胁着沈阳、抚顺等工业城市和浑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加重了辽河下游的水灾。1937年，浑河发生重大洪灾，洪水淹没了3000多万亩田地，30多万人受灾。[※注]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人民政府决定首先着手修建大伙房水库，作为根治浑河的第一步。大伙房水库位于抚顺市郊大伙房村，这是浑河中游右岸一个紧靠着沈（阳）吉（林）铁路的村庄。村前两山隔河对峙，中间是一个1000多米宽的山峡，山峡上面有一个群山环抱着的宽阔山谷，大伙房水库工程一是要在这里修建一座41米高、1367米长的拦河大土坝，把大伙房村前的山峡封闭起来；二是在土坝左端的山根开凿直径6.5米、长达556米的输水隧洞，以终年供应工业、灌溉、发电、航运所需的用水；三是在土坝右端的山上修建850米长、100米宽的溢洪道。这些工程规模很大，单是拦河大土坝就要用土778万立方米。为了节省人力、争取战胜洪水的时间，大伙房水库工程根据苏联水库专家沙巴耶夫的建议，分两期施工。第一期蓄水防洪兼顾灌溉，包括修建输水隧洞、拦河大土坝和溢洪道等三大工程，预计在1956年汛期前竣工；第二期建设水力发电站和举办灌溉、航运等事业。[※注]

早在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就开始进行辽河大伙房水库工程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并周密地编制了施工组织设计。兴修大伙房水库工程的主要目的是解除浑河泛滥和减轻辽河下游水患，使农业生产不再受洪水的危害，还要利用水库的水流灌溉下游90多万亩田地，供应沈阳、抚顺工业用水。

1953年11月1日，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正式开工。大伙房水库的修建得到全国各地人力、物力的支援，数以千百计的行政干部、工程师和技术员、各种技术工人和民工以及大批建筑器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工地。来自官厅水库的机械开石工程队和佛子岭水库的钻探队，担负大伙房水库隧洞的开凿工程和拦河大土坝基地的钻探、灌浆工作；来自抚顺、沈阳、锦州、安东及其他城市的土木建筑、电气、机械工人和小火车、自卸汽车、拖拉机、挖土机司机等1000多人，在水库工地把桥梁、公路、轻便铁轨、电气设备和厂房等基本修筑好；此外，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工程总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水利局派来的干部，以及一批新从成都、重庆、武汉、天津等地的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也都参加了水库建设中的工程设计、技术指导和行政管理等项工作。各地的机械制造业和林业工人也为修建大伙房水库生产和供应了大量的机械和用材，从1952年到1953年11月中旬，运到工地的各种器材已有440多车皮，重达1.35多万吨。其中，鞍山钢铁公司供应的轻便铁轨已铺到各施工地点，总长达1.14万米。此外，工地上还有苏联的挖土机、捷克斯洛伐克的自卸汽车和中国国内各地工厂制造的几十种建筑机器。[※注]

这座大型山谷水库的输水隧洞最先开工。然而，水库大坝施工刚刚两个月就出现了问题：用来砌防水心墙的黏土，含水量太高，碾压了60多遍也压不结实，黏土像橡皮一样，这边压那边鼓起来；堆砌坝身用的砂子，细的怎么压也达不到设计上规定的标准，粗的不用压就和设计规定的标准一样，用这样的砂子修筑大坝，大坝可能发生严重的干裂和沉陷。对此，辽宁省委工业书记喻屏当即建议，组成辽宁省委、抚顺市委和中央水利部联合检查组，对这个问题进行检查。

1954年初，水利部和苏联专家追查原因后发现，这项工程最初在勘测、土料试验上做得非常粗糙，既不完整，又不准确，设计的错误也很多。这主要是检查督促做得不够，特别是技术领导薄弱，“如在勘测设计工作中，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仍未彻底改正，在大伙房水库工程进行设计时，设计人员不深入现场，对于做土坝用的砂子、土料的数量和性质都没有调查研究清楚。在土坝设计中，黏土的含水量规定得过高，而当地土料的自然含水量又高于设计含水量，碾压结果连原设计要求的标准也达不到，严重影响工程质量”[※注]，造成极为被动的局面。这样，花费很多人力修建了好几个月的工程被迫于1954年7月停工，重新再投入更多的技术力量，花费更大的时间进行勘测，试验黏土、砂子的性能，重新进行设计。检查组对有关部门在施工管理上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给予严肃处分，改组了大伙房水库工程局领导班子。

1955年9月1日，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全面复工，数万劳动大军夜以继日地劈山筑坝。到11月中旬，完成了56万土石方工程，横跨浑河1367米的拦河大坝已经初具规模。北段坝基黏土心墙已经回填完毕，宽大的坝身露出地面8米。10月中旬还穿行在坝址中段的浑河水流已被推移到一条狭长的引河里。到10月底，穿越大坝南端山底500多米的输水隧洞衬砌完成，在北端山腰间长达600多米的溢洪道工程紧接着破土动工。[※注]

1956年10月17日，输水道道口数十吨重的铁闸门安装完毕。拦河大坝已经筑到近20米高，浑河的水被压缩在20米宽的合龙口流入下游。输水道工程完成后，主要的力量都投入大坝合龙工程。10月27日下午，抚顺大伙房水库开始合龙。新华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聚集在山上、山下、合龙口两旁，和水上站桥上的人群紧张地注视着合龙口的急流。当合龙指挥部总指挥发出合龙命令后，机车驾驶员陈显开动机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迅速地驶到了合龙桥上，一车接着一车地把大石块翻投入合龙口的急流中，40个车皮组成的第一列车石头抛下去，石头就露出了水面。10分钟后，龙口内外水位就相差1米多，被阻挡住去路的浑河流水，在龙口汹涌起来，像是要越过石堆似的发出响声。这时，挑石子的数十名突击队员在龙口两岸，同时也把成筐的石头拼命地投入龙口。到龙口临时工作的人员，也纷纷跳到桥底下和工人一道，往凶恶的急流中抛扔石头。下午5时，合龙用的第一次材料——2880立方石头全部抛完，大坝上游水位升起了将近1米，河水向着四面溢去，流向输水道。合龙是建设水库的关键性工程，大伙房水库合龙后，千年来不断泛滥成灾的浑河河流，就被人们移到受人控制的输水道中流过。使原来凶恶的河水成为人民灌溉田园、发电和作工业用水。”[※注]

大伙房水库工地与淮河、官厅水库、薄山水库、南湾水库等水利建设工地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工地上的机械化施工程度较高，到处都是机器，这些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着。长长行列的小火车从采砂船、挖土机装满了砂子、黏土奔驰到大坝下，皮带运输机顺着倾斜的坝坡，又把这些砂子、黏土送到大坝上，接着，推土机把砂和土散开，拖拉机、扬角碾来回压碾着。在这里，已经开始了中国在水利建设工程上采用机械化联合作业。10月27日，大伙房水库工程局局长说：“现在在这个大工地上工作的只有4万多人，假如没有机器至少得10万人。如果没有这些机器，大坝就不能这么快在今天合龙。”[※注]

大伙房水库拦河大坝合龙以后，水库已经初步形成。1957年汛期前，必须把拦河大坝修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拦住洪水。为了更早地拦住洪水，水库建设者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劳动。在气温低到零下10多度的日子里，他们为了尽快填筑10万立方米的河沙，在河谷里建造了一座水利工程中史无前例的“造山车间”。这是一个由锅炉输送暖气，7层楼高、60多米宽、300多米长的大暖棚。河沙、黏土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填筑土坝的需要。[※注]

为了增产节约，国家把大伙房水库的投资由8100万元削减到5700万元，而仍要求在汛期前把水库工程做到能拦蓄200年一遇的洪水。为此，水库工程局重新审查和修改施工设计，使投资集中地用在主体工程拦河大坝上。输水道进口和出口的两个闸门启闭塔原定1957年全部修好，现在改为先修进口部分，也可以达到控制水量的目的。溢洪道原定在1957年凿好，并且用钢筋水泥衬砌。但是，这个工程是在山间岩层上开凿的，暂时不衬砌也可以用来排泄洪水。这样，就决定年内只做完开凿工程和一小部分必须的衬砌工程。[※注]

大伙房水库的拦河坝升高到127米高程以后，人们征服浑河的愿望基本上实现了。1954年夏，100多米浑河洪峰曾经淹没紧靠河岸的许多村庄，漫过了章党村大桥，断绝了沈吉铁路。1957年8月1日，这座升高起来的、巍然屹立在浑河上的拦河坝，成功地拦住了水位高达107.5米的凶险洪峰，1.2亿立方米的洪水被驯服地拦蓄到大伙房水库里。尽管水面比河床高出5丈多，而水库的输水道却以282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正常地向下流泄。[※注]

1958年5月31日，经过数万建设者4年半的辛勤劳动，东北地区第一座巨型水库——大伙房水库基本建成。水库建设者们在刚完工的拦河大坝脚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辽宁省和抚顺市的领导机关以及其他水利建设单位和当地农民，都派代表祝贺。全部工程只剩下拦河大坝的部分护坡、溢洪道的部分混凝土以及坝面马路、装饰工程等收尾工程。水库容水量为20亿立方米，在中国当时建成的大型水库中，蓄水量仅次于官厅、梅山两座水库。[※注]

1958年9月5日，大伙房水库全部竣工，并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典礼。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仇友文宣布：“经过检查鉴定，大伙房水库工程规格、质量完全达到了设计标准，并当即移交管理部门使用。”[※注]

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是根治辽河水害和开发浑河水利的重要工程。大伙房水库是中国自行设计的巨型水库，坝身长达1370米，可以蓄积20亿立方米的水量。它从1956年成功拦洪以后，就开始发挥治理水害的巨大威力。沈阳附近的浑河灌溉区因大伙房水库的建成而逐步扩大，沈阳、抚顺两座城市的工业用水由此得到更充分的供应。[※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