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着手研究治理黄河问题，不仅对黄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勘测，而且开始编制黄河综合规划，提出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计划。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对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了全面论证。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正式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围绕着三门峡水库修建问题，产生了重大分歧，争论不断。三门峡水库虽然在“大跃进”时期人们的争论中开工并建成，但由于规划设计不当，三门峡大坝建成不久就因泥沙淤积而不能发挥原来设想的效益，后来被迫进行大规模改建，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一 黄河流域的勘测与初步规划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摇篮。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因含沙量大，水色浊黄而得名。它是中国第二条大河，全长5464公里，由西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区），流域面积79万平方公里，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

黄河是一条桀骜不驯、举世闻名的多灾多难的河流，它的灾害主要是水灾。黄河流域雨量很少，平均全年只降雨400毫米，但是黄河流域每年降雨量的一半左右经常集中在夏季的7月、8月，并且夏季的雨多是暴雨。这种夏季的集中的暴雨经常造成洪水暴涨，称为“伏汛”。黄河在陕西境内支流很多，如果夏季暴雨的面积较大，几个支流同时涨水，就会造成特大的洪水。黄河的水灾大部分是这种夏季暴雨造成的。此外，有时九十月间也可能有大雨造成洪水，称为“秋汛”。三四月间，冰雪融化也常引起洪水，称为“桃汛”。黄河在甘肃、内蒙古边境和山东境内是由南向北流的，在南部化冰的季节北部往往还在封冻，大量流冰在下游被阻，拥塞河道，也会造成河水暴涨，称为“凌汛”。

黄河的水灾之所以特别严重，不仅因为黄河流域的夏季暴雨，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为害在泥沙。黄河的含沙量在世界各国的河流中占第一位，年平均输沙量约16亿吨，而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约占全河来沙量的80%。[※注]每立方米水的平均含沙量在埃及尼罗河是1公斤，苏联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科罗拉多河是10公斤，而黄河在河南陕县却达到34公斤。根据水文资料计算，黄河每年经过陕县带到下游和海口的泥沙平均达到13.8亿吨，体积约折合为9.2亿立方米。[※注]黄河泥沙到了下游后，因河道平缓，泥沙不能完全入海而大量沉积，河身就逐年淤浅，直至高出河堤两旁的地面，成为“地上河”。因此，水土流失，泥沙淤积，不仅使黄河上中游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使下游河床越抬越高，遇到较大的洪水，河堤无法约束的时候，黄河下游就要发生泛滥、决口以致改道的严重灾害。

据历史统计，黄河在新中国成立前的3000多年中发生泛滥决口达1500多次，重要的改道26次，其中大的改道9次。[※注]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元代诗人萨都剌的《吴桥县古河塘》描述道：“古来黄河身，而今作耕地。都邑变通津，沧海化为尘。”频繁的决口改道，给群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洪水灾害北抵天津，南达江淮，波及冀、豫、鲁、苏、皖五省。改道最北的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因此，黄河的灾害一直波及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黄河的每次泛滥、决口和改道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常常有整个村镇甚至整个城市人口被大部或全部淹没的惨事。七朝古都开封历史上曾6次被黄河水淹没。《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那个繁华的东京汴梁[※注]，如今就湮埋在9米黄土之下。清人赵然的《河决叹》描述了黄河水害的悲惨情形：“神河之水不可测，一夜无端高七尺。奔涛骇浪势若山，长堤顷刻纷纷决。堤里地形如釜底，一夜奔腾数百里。男呼女号声动天，霎时尽葬洪涛里。亦有攀援上高屋，屋圮依然饱鱼腹。亦有奔向堤上去，骨肉招寻不知处。苟延残喘不得死，四面茫茫皆是水。积尸如山顺流下，孰是爷娘孰妻子。仰天一恸气欲绝，伤心况复饥寒逼。兼旬望得赈饥船，堤上已成几堆骨。”[※注]1933年的黄河洪水造成决口50余处，受灾面积1.1万余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64万余人，死亡1.8万余人，损失财产以当时银洋计约合2.3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河南郑州附近掘开黄河南岸花园口大堤，[※注]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人，死亡89万人，造成了无人的黄泛区。[※注]

黄河流域除严重的水灾以外，还有中游地区水土流失的严重危害和整个流域严重的旱灾。在甘肃东部、陕西和山西的大部以至河南西部，每年都有大量土壤遭受损失。在流失严重的地区，每平方公里每年约损失土壤1万吨，地面每年平均约降低1公分。在整个黄河中游地区，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约被冲刷3700吨，比全世界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被冲刷的平均数量134吨多26倍。据分析结果，这些被冲刷的土壤每吨含氮素0.8—1.5公斤，磷肥1.5公斤，钾肥20公斤。这就使这一地区的宜耕面积逐渐缩小，土壤肥力逐渐减少，农作物产量低下，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不容易有大的改善。黄河流域的旱灾也常常发生，据记载，在清朝的268年中，黄河流域曾发生过旱灾201次。1876—1879年（清光绪二年至五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4省旱灾，死亡1300多万人。1920年，上述4省和陕西共有317县大旱，灾民2000万人，死亡50万人。1929年，黄河流域又有大旱，灾民达3400万人。[※注]因此，自古黄河就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于世，洪水泛滥，灾害频繁，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正因如此，治理黄河历来是治国兴邦的大事。“善治国者，必善治水”。汉武帝曾征发数万人，亲自指挥堵塞黄河决口。清朝康熙皇帝把与黄河有关的河务、漕运作为施政朝纲的头等大事，还钻研水利理论，并亲赴黄河从事实地调查。1841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被流放伊犁。此时，黄河在开封决口，道光帝命其“戴罪”帮助堵复。林则徐赶到开封，率众修筑大堤，在柳园口合龙。20世纪20年代，李仪祉等一批水利专家开始用现代科学理论探索治黄之道。他们考察黄河、查勘可能坝址，提出各种设想。但在兵燹不断、国力凋敝的旧中国，他们的努力仍然是徒劳的。[※注]

让黄河为中华民族造福，是历代黄河两岸人民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黄河迎来了治理开发的春天。党和政府认识到水利事业在“安邦兴国”中的重大基础作用，对治理开发黄河始终极为重视，把它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在下游开展大规模的修防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另一方面又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流域大查勘，着手研究治理黄河问题。但鉴于当时党和政府将治水的重点集中于根治淮河，大规模治理黄河的条件还不成熟，故确定以下游防洪为中心，同时准备治本的治黄方针。1950—1951年两年间，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地由分区治理逐渐走上统一治理，并进行了巨大的黄河修防工程。以1951年政府对于治理黄河的投资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达5亿斤小麦，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超过57倍。[※注]1952年，在黄河堤防工程方面，培修了1300余公里的大堤，完成了土方工程8200余万立方米，下游数以万计的坝埽均由秸埽改为石坝，完成了石方工程170余万立方米。[※注]到1954年，人民政府在下游培修了黄河1800公里，完成了土方1.3亿立方米；将原有保护堤坡的“坝埽”由秸料换成石料，共用了石料230万立方米；在大堤上用锥探的方法发现了8万个洞穴和裂缝，都已经加以填补，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河堤残破卑薄、百孔千疮的形象。[※注]

“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注]，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治理黄河的理论。明清两代地方官府根据这个理论，在徐州以下遥堤中间筑缕堤，利用缕堤束窄河床，企图攻沙。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在下游的下段（寿张至海口）把河缩窄，不利于排洪，还可能招致黄河决口；在上段（寿张至郑州铁桥）缩窄河床，不仅不利于排洪，而且丧失了宽河道临时蓄滞洪水的作用，这与黄河洪水洪峰高、时间短、总量小、泥沙多等特点是不相适应的。因此，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沿黄民众逐步废除了堤内民埝（即小堤，它起着缩窄河槽的作用），开始改变传统的治黄方法。[※注]

1951年，鉴于黄河下游河道尚不能排泄超过寻常的洪水，同时在冬季时期，山东利津一带常因冰坝阻水而发生危险，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在平原省长垣县的石头庄、山东省利津县的小街子两地修建溢洪堰与溢水堰工程，以蓄滞一部分洪水，保证黄河安全。此后，还在山东东平湖两侧建立了可以从黄河临时分出洪水约3000立方米每秒的滞洪区。

中央人民政府大力开展了黄河的治理工作，加固了沿岸的堤防，并在下游建造了石头庄、小街子、引黄济卫等滞洪、防凌分水和灌溉工程，减轻了黄河洪水为害的严重性，开辟了在下游利用黄河水利的道路。这些工程对于防治洪水为害虽然有很大的作用，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问题，洪水和干旱仍然威胁着黄河两岸的人民。根治黄河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为了探索新的治河道路，为黄河治本作准备，首先必须彻底弄清黄河流域及其他有关情况，掌握精确可靠的资料。因此，勘测工作就被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从1950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与有关单位对黄河干支流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查勘。

早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刚刚成立之时，作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就开始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治理问题。1949年6月济南会议前后，他在起草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中提出，治河方针是防灾和兴利同时兼顾，应以整个流域为对象，上中下游统筹规划，统一治理；设想是在上中游干流筑坝建库拦蓄洪水并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减少泥沙淤积。[※注]

1950年1月的治黄工作会议，在决定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的同时，还要求对干流进行查勘工作，为制定统一治理黄河的规划作准备。1950年3月26日至6月30日，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河源查勘队，同时派出以吴以教任队长，仝允杲、郝步荣任副队长的查勘队，查勘了龙门至孟津的黄河干流段，特聘请冯景兰、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王家滩等处坝址的考察。勘察队提交的《黄河龙门孟津段查勘报告》认为，过去中外专家对八里胡同坝址估计过高，其在地质方面不如三门峡坝址。三门峡在豫西峡谷的中间，是黄河最险峻的峡谷河道之一，两岸陡峭，相距仅250米。三门峡的岩石，主要是闪长斑岩，色铁青，质地坚硬。峡口河上有两座大石岛，北名神门岛，南名鬼门岛。两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像三座大门，从北而南依次被称为人门、神门和鬼门，三门峡因此得名。三门峡建库方案初步确定蓄水位为350米高程，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1950年6月27日至7月14日，水利部组织了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率领的包括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人的考察团，一是解决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防汛总指挥所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二是勘定“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位置；三是查勘比较潼关至孟津蓄水水库的库址坝址，以准备黄河治本工作。针对黄河干流修建防洪水库问题，考察团指出，潼孟干流段的防洪水库应该是整个黄河流域规划的一部分，黄河问题很复杂，应首先拟定开发整个流域的大轮廓，然后提前修建潼孟段水库，以解决下游防洪的迫切需要。水库宜分期修筑，坝址可从潼关、三门峡、王家滩三处比较选择。

1951年4月，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北黄河工程局、陕西水利局、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清华大学等单位联合查勘黄河中游泾河、渭河、北洛河、无定河、延河和清涧河流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黄河中游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查勘。1952年3月，黄河水利委员会与陕西、山西两省对黄河干流托克托至龙门河段进行第二次查勘。随后，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也对该河段进行了地质勘探。

1952年8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了由办公室主任项立志任队长的新中国第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其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查勘黄河源河势，确定有无拦河筑坝发电的适合地址；二是勘察黄河源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河势、水量、调水线等，以供南水北调规划所用。查勘队在4个多月时间里，行程5000多公里，实测地形面积2625平方公里、导线长度763公里、导线点690个，实测河道断面8个，取土石样品33袋。后经过几个月的整理，完成了《黄河河源查勘报告》和《黄河源区及通天河引水入黄查勘报告》等成果，为开发河源区和调长江水入黄河提供了宝贵资料。[※注]同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了海口查勘队，实地查勘了黄河入海情况。[※注]到1952年底，黄河流域的测量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已完成地形测量2万平方公里以上和精密水准测量1800多公里，已建立的水文、水位、雨量、气象、泥沙测验等测站400余处。[※注]

1952年10月26—31日，毛泽东利用休假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27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毛泽东嘱咐陪同人员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注]28日，毛泽东在徐州[※注]登上云龙山顶，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注]29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省兰封县。[※注]

10月30日，毛泽东来到兰考段的黄河东坝头，在当年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的大堤上向陪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解当年黄河决口的情况，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一些措施。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在进行的修建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黄河水患，还能灌溉、发电，是可以研究的。他还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注]

10月31日，毛泽东到平原省新乡视察引黄灌溉工程，临行前，嘱咐河南省委负责人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人民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在前往新乡途中，毛泽东来到黄河南岸的邙山，查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之后来到黄河北岸，考察了新建成的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闸，在这里，他向陪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详细询问了工程建设情况和灌溉效果。当毛泽东听到该工程能引黄40个流量，灌溉40多万亩，发展可达70多万亩时，高兴地说：“是否下游各县都搞上一个闸。”[※注]并亲自摇动起闭机摇把，看黄河水通过闸门流入干渠。毛泽东视察过引黄入卫新渠后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注]

毛泽东考察黄河[※注]之后，党和政府加快了对黄河的治理，把治理黄河列入“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中。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在对黄河进行实地勘察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治黄思想。[※注]1953年初，王化云向水利部汇报了这个设想。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葆华鉴于此事关系重大，特意安排他专门向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作了汇报。邓子恢听后深表赞许，并将其归纳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沙”，要求王化云尽快写出专题上报。5月31日，王化云向邓子恢呈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洪措施》。6月2日，邓子恢将报告转呈毛泽东并写信说：“我认为王化云同志对黄河基本情况的分析与黄河治本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中央如同意，可由水利部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作出大体计划，发晋、陕、宁、甘、豫五省研究。”[※注]

根据“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黄河治理设想，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展地形测量、地质钻探、流域查勘、水土保持科学试验与推广的同时，还积极建立流域水文站网，加强水文测验，开展黄河泥沙研究。1953年，为了彻底弄清黄河泥沙和洪水的主要来源，水利部与农业部、林业部、科学院以及山西、陕西两省的水利局，组织了8个查勘队，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西北黄土高原区进行有关地理、地质、土壤、植物、农业、林业、牧业各方面的综合查勘。这一次查勘的工作规模、工作数量以及工作的深度都是空前的，参加工作的各方面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共430余人，查勘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左右。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对黄河查勘情况描述道：“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和工人跋山涉水，冒着严寒盛暑，从河源到海口，从干流到支流，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黄河流域的原野。他们为了解黄河流域全面情况，作了宝贵的贡献。在这些基本工作中所搜集到的资料，都是确定治河方针，编定流域规划必不可少的依据。”[※注]截至1954年，查勘的黄河流域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查勘了3000多公里干流河道，发现优良坝址106处，广泛收集了地形、地质、水文、气象、土壤、植被、社会经济、水土流失等方面的资料，为编制黄河流域综合规划提供了可靠依据。[※注]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以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在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有较大困难，于是提出从支流解决问题，主张在支流上建土坝。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即对各大支流进行全面查勘，找到支流坝址数十处，但经计算发现：支流太多，拦洪机遇又不十分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小，需时长，还有交通不便和施工困难等，因此，仍需从干流的潼孟河段下手。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除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外，关键是要修建一座大水库。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从开发黄河水力资源出发，也积极主张在干流上建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被再次提出。1952年5月，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查勘了三门峡坝址，专家认为，三门峡地质条件很好，能够建高坝。而在这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张把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由1950年确定的350米高程提高到360米高程，拟用大水库的一部分库容拦沙，以解决水土保持不能迅速发挥减沙效益的矛盾，尽量延长水库寿命。为了解决水库寿命和淹没问题，当时有拦沙与冲沙之争论，前者主张提高三门峡枢纽的正常高水位，加大库容，枢纽实行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后者则主张坝址下移到八里胡同建冲沙水库，利用该处的峡谷地形冲沙，这样可避免淹没关中平原。

根据详细的勘测和周密的研究，黄河干流阶梯开发第一期工程目标是修建三门峡（河南陕县以东）和刘家峡（甘肃兰州以西）两大水利枢纽。三门峡在陕县以东和著名的“中流砥柱”以西，河心有两座石岛把河道隔成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的“三门”。由于河道窄狭，河底都是坚固的岩石，便于修建大型的水坝。计划中的坝高90米左右，拦阻河水的水位可以高出海面350米。被拦阻的河水由陕县上溯到潼关以北临晋和朝邑的黄河两岸，潼关以西临潼以下的渭河两岸和大荔以下的北洛河两岸，形成巨大的水库。它的容积达到360亿立方米，仅次于世界最大的古比雪夫水电站的水库，等于中国已有的较大水库丰满水库（100亿立方米）的3.6倍，官厅水库（22.7亿立方米）的16倍。它的面积约为2350平方公里，比太湖（2200多平方公里）还大些。此外，在青海的龙羊峡、积石峡（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的刘家峡（永靖）、黑山峡（中卫）也将修建大型的综合性工程。其中刘家峡水库容积可达49亿立方米。[※注]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黄河的关键，水库建成后，就可基本解决黄河严重的水灾威胁；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广大农田将得到灌溉；利用水力发电，可使以上三省的工农业生产得到充分的电力供应；下游航运将得到发展。三门峡水利枢纽地质为坚硬的火成岩，是良好的高坝基础；地势优良，工程结构单纯，可在较短时期内建成。刘家峡水利枢纽，为黄河河口镇以上主要工程之一，这一水利枢纽完成后，不仅兰州一带工业将得到充分的电力供应，同时还可免除黄河洪水对兰州的威胁，使原宁夏和后套广大灌溉区得到发展，银川至清水河一段航运得到保证。《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指出：黄河第一期灌溉工程完成后，全流域将有50%的水量用于灌溉，新的灌溉区将增加到现有灌溉面积的2倍。远景计划完成后，灌溉面积将增加到现有灌溉面积的8倍，实际上，黄河的现有水量将全部被利用。报告认为，在兴建第一期工程的同时，对水土保持工作也应积极进行。[※注]

1955年2月，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及苏联专家组对该报告的结论正式上报国务院。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该报告。

7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五年内将开始进行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工作。黄河全长4800多公里，流经7省，流域面积745000平方公里，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就是为害最严重的河道。根据黄河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案，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将修建水坝几十座，在三门峡等五处将建设足以调节流量的巨大水库，并建设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工作将完成流域规划，并开始建设三门峡的水利、水力枢纽工程。”[※注]

7月中旬，时任副总理的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7月30日，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要求国务院迅速成立三门峡工程机构。至此，历经20年沧桑的三门峡工程终于定案。从此，黄河开始了全面治理，决定兴建规划中所选第一期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国务院委托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进行三门峡工程的初步设计。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举行开工典礼，揭开了新中国根治黄河的新篇章。

二 根治黄河综合规划的制定

1953年2月，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三门峡建库及整个黄河的治理方策，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认为可以研究。2月15日，黄河水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1953年治黄任务的决定》指出：继续加强下游修防工作。强化堤坝，组织防汛，肃清堤身隐患，绿化大堤，准确运用溢洪、溢水堰，保证在发生1933年同样洪水时不决口，不改道。为解除洪水、凌汛威胁，对已选定的三门峡、邮山两水库大力进行规划工作，提请中央抉择。治本准备是中心任务之一，要以更大力量、更大规模进行干支流查勘，按照蓄水拦沙的方略和工农业兼顾的方针提出全流域的规划。其后，水利部指示黄河水利委员会：一要迅速解决黄河防洪问题；二要根据国家经济状况，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整编黄河流域基本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黄河流域开发意见》。《意见》提出：宁夏黑山峡以上，以发电为主，结合灌溉、航运和畜牧；内蒙古清水河以上以灌溉为主，结合航运、发电；河南孟津以上以防洪、发电为重点，结合灌溉与航运；孟津以下，以灌溉为重点，结合航运和小型发电；各段都要结合工业用水。同时选择了龙羊峡、龙口、三门峡三大水利枢纽，以控制调节黄河各段干流水量。

1953年6月17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召集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具体商讨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制定黄河规划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的黄河研究组，国务院有关部委指定专人参加，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收集、调查、整理、分析黄河规划所需的各项资料。7月16日，黄河研究组正式成立，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新三、顾大川、王化云任副组长。[※注]苏联专家组来华前，黄河研究组初始集中技术干部39人，在有关部、院的协助下，已整理并翻译出黄河概况报告16篇，干支流查勘、各主要坝址地质调查、几个大水库的经济调查及水土保持调查等报告30余篇，各种统计图表168张，水文绪言资料4本，地质图921张。[※注]

1954年1月2日，中国政府聘请的由水工、水文、地质、施工、灌溉、航运等方面组成的来华帮助进行黄河流域综合规划工作的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到达北京，组长为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阿·阿·柯洛略夫。苏联专家综合组研究了上述各项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资料基本上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但为了深入解黄河实况，听取地方对治黄的意见和要求，国家计委决定组成黄河查勘团。黄河查勘团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9位苏联专家和有关中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等共120余人组成，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葆华和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任正副团长。

1954年2月至6月，黄河查勘团行程1.2万余公里，从兰州上游的刘家峡直到黄河海口进行了重点实地查勘。查勘团查勘了黄河干流坝址21处，支流坝址8处，灌溉区8处，水土保持区4处，水文站7处，下游堤防约800公里，并查勘了沿河河道及航运等情况。在考察期间，时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的张铁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办公室主任袁隆、计划处副处长耿鸿枢等，陪同苏联专家乘船查勘了黄河干流潼关、三门峡、王家滩、八里胡同等坝址。在三门峡下船后，专家们仔细观察了两岸的形势和地质情况，认为该处建坝条件优越，应做比较详细的勘测工作，并为坝址指定了第一批地质钻探孔位。

3月27日，查勘团在完成龙门到孟津一段的查勘任务后在西安召开技术座谈会。中国工程师及地质专家首先在会上发表意见，接着，每位苏联专家先后发言。水文专家巴赫卡洛夫详细地阐述了三门峡水库对解决黄河洪水、泥沙及调节流量的优越性。地质专家阿卡琳说：“三门峡的地质条件是非常有利的，闪长斑岩的坚固性是无可怀疑的。”灌溉专家郭尔涅夫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三门峡水库对下游灌溉的重要意义。航运专家卡麦列尔表示，三门峡水库不但给下游航运创造了有利条件，水库本身也将是很好的通航湖泊。水工专家谢里万诺夫说：“在这样坚固岩石基础上修建堤坝，它的设计和施工，从技术上看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施工专家阿卡拉可夫说：“只有三门峡才能有效地控制洪水和泥沙。三门峡的三个岩岛，给施工导流造成了自然的有利条件，建筑物的结构简单，混凝土数量小，都是施工的有利条件。”最后，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总结了各位专家的发言，郑重地提出：“在黄河下游从龙门到邙山，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注]柯洛略夫阐述了著名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理由：“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还说：“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它哪一个坝址，为调节洪水所必须的水库容积，都是用淹没换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认为，在移民问题上西北确有困难，但只要方案确定，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努力设法解决；但从延长三门峡水库寿命和便于移民工作等方面考虑，建议水土保持和支流拦泥库的修建能够同时进行。[※注]经过这次查勘后，专家们一致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是治理和开发黄河中最好而且应当首先建筑的枢纽工程。

在黄河查勘团进行黄河现场查勘的同时，为了加强对治理黄河的领导，1954年4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在黄河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除黄河研究组原有5位组长为委员外，为了加强计委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及时解决问题，又增加张含英、钱正英、宋应、竺可桢、柴树藩、赵明甫、李锐、张铁铮、刘均一、高原、赵克飞、王凤斋等12人为委员，以李葆华、刘澜波为正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设立办公室，以配合苏联专家综合组工作，下设11个专业组，主要由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的技术干部组成，负责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之后，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积极进行关于黄河规划设计文件的编制工作，并在苏联专家组的全力指导帮助下，于1954年底正式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报告》分总述、灌溉、动能、水土保持、水工、航运、关于今后查勘设计科研方面的意见、结论等8卷，全文20万字，附图112幅。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所提出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就是按照根治水害、开发水利的方针制定的。

黄河综合规划第一次提出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计划。规划的任务是要解决五个迫切的问题：第一，有效地解决黄河下游的防洪问题；第二，合理地解决流域内的土地灌溉问题；第三，解决流域内新建和拟建各工业基地的电力供应问题；第四，大力开展西北黄土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制止水土流失，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第五，发展黄河的航运问题。[※注]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包括远景计划和第一期计划两部分。在第一期工程的开发项目中，重要的工程项目是三门峡和刘家峡水利枢纽。同年，苏联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入重点援建项目之中，这是唯一的水利工程项目。

1954年11月29日，国家计委邀请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国家建设委员会、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铁道部、交通部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及苏联专家，集中听取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基本情况》的报告。李葆华、刘澜波在讲话中都表示同意该报告，希望中共中央早日决定。

1955年2月15日，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正式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和苏联专家组对该报告的结论等文件，上报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提请审查。国家计委党组和国家建委党组审查《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之后，于4月5日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41位中央领导人呈报了《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给中央的报告》。该报告认为：（1）规划报告中所提出的黄河综合利用远景和第一期工程都是经慎重研究和比较的，应当认为是今天可能提出的最好方案，建议予以批准；（2）三门峡水利枢纽，苏联已同意担负设计和供应设备，可于1957年开始施工；（3）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为确保下游防洪安全和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年限而提出的三门峡水库泄洪量标准是否定为8000立方米每秒，正常高水位是否定为350米，抑或定为355米、360米等问题，建议由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向苏联专家组提出，在初步设计中研究确定。[※注]

5月7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黄河规划问题。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薄一波、谭震林等46人参加。政治局基本通过《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决定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责成中共水利部党组起草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报告和决议草案，送中央审阅。7月1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决定由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报告，并请大会审查批准。当天，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该报告首先介绍了黄河的自然地理和资源概况，用大量的史实历数黄河之害，并对黄河水患的产生作了全面的分析，介绍了人民治黄以来取得的成绩；接着，提出了黄河治理开发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不但要从根本上治理黄河的水害，而且要同时制止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和消除黄河流域的旱灾；不但要消除黄河的水旱灾害，尤其要充分利用黄河的水力资源来进行灌溉、发电和通航，来促进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彻底征服黄河，改造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以便从根本上改变黄河流域的经济面貌，满足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时代整个国民经济对于黄河资源的要求。”[※注]随后，该报告论述了实现治理开发任务应采取的方针和方法。报告指出，历代治河方略都是把水和泥沙送走。几千年来的实践证明，水和泥沙是送不完的，是不能根本解决黄河问题的。因此，“我们今天在黄河问题上必须求得彻底解决，通盘解决，不但要根除水害，而且要开发水利。从这个要求出发，我们对于黄河所应当采取的方针就不是把水和泥沙送走，而是要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注]。这需要依靠两个方法：一是在黄河的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二是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

该报告在叙述了黄河规划设计文件的编制经过后，说明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远景计划和第一期计划。（1）远景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黄河干流阶梯开发计划”，就是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把黄河改造成为“梯河”的计划。该计划拟定：从青海贵德上游龙羊峡到河南成皋桃花峪止，在黄河中游分4段修建拦河坝44座，黄河下游修建用于灌溉的拦河坝2座。（2）第一期计划规定，在陕县下游的三门峡和兰州上游的刘家峡修建综合性工程。三门峡工程不仅对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可以发电100万千瓦供给工业和农业生产需要。刘家峡水库不仅可以保证下游原宁夏、绥远省境灌溉和航运的需要，也可发电100万千瓦，满足甘肃一带新发展的工业区用电需要。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拟于1957年开始施工，1961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初步估算需投资53.24亿元。[※注]

邓子恢的报告话音刚落，中南海怀仁堂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1000多位人民代表为黄河的美好远景而欢欣鼓舞，许多代表称该报告是“激动人心”的报告。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在会上说：“我从初次到黄河上做调查研究工作，到现在整整30年了，我在黄河上走过不少地方，也写过不少关于黄河的文章，我梦寐以求的是根治黄河的开端，但是在黑暗的反动统治时代，这只是幻想。”他称赞《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是“治理黄河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他说：“为了实现人民对黄河‘利必尽兴、害必根除’的要求，为了开发黄河，以利国家、特别是内地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几年来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调查、测量和研究工作，最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确定了治理黄河的最先进的策略，规划了无限美好的远景。”[※注]他解释道：根据这样研究所拟定的远景方案，结合当前的需要和可能，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进一步制定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各项措施。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可以基本上解除黄河水灾的威胁，并为各项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55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的社论，对邓子恢的报告称赞说：“这个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彻底消除黄河灾害，大规模地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集中地体现了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的愿望，也给今天正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劳动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社论提出：“为了实现黄河规划的第一期计划，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完成三门峡和刘家峡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的准备，用准确、有效的工作，保证这些工程按时开工。”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该《决议》明确规定：（1）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同意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2）国务院应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完成刘家峡水库和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并保证这两个工程的及时施工。（3）为了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陕西、山西、甘肃3省人民委员会应根据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在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分别制定本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分期计划，并保证其按期执行。（4）国务院应责成有关部门、有关省份根据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对第一期灌溉工程进行勘测设计并保证及时施工。[※注]《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的通过实施，将新中国治黄工作推进到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

三 三门峡水库在争论中兴建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之后，治理黄河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三门峡枢纽是黄河综合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黄河上的第一座大坝选择建在三门峡，是因为三门峡具备当时建坝的多种有利条件：一是三门峡谷是黄河中游河道最狭窄的河段，便于截流；二是黄河三门峡谷水流湍急，建坝后容易发电；三是三门峡谷属石质峡谷，地质条件优越；四是人门、鬼门、神门三岛属岩石岛结构，可作为坝基，有利于施工导流；五是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的下段，是黄河上的最后一道峡谷，拦洪效果最佳；六是控制流域面积大，能最大限度地减轻下游水害。

当时，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主体设计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的设想规划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水库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对于苏联专家制定的这个设想规划，尤其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和一系列激烈争论。

1955年8月，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将制定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任务书》和《初步设计编制工作分工》上报国家计委。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设计分院设计，其余项目由国内承担。国家计委审查任务书时，提出3点意见：（1）考虑水库寿命可能延长的问题，要求提出正常高水位在350米以上的几个方案供国务院选择；（2）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在初步设计中应考虑将最大泄量由8000立方米每秒降至6000立方米每秒；（3）应考虑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1956年上半年，列宁格勒设计分院提出了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推荐下轴线混凝土重力坝和坝内式厂房；正常高水位选择，从345米起，每隔5米做一方案，直到370米，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推荐360米高程，设计最大泄量为6000立方米每秒。1956年7月，国务院初步审查了这个设计要点，决定三门峡大坝和电站按正常高水位360米一次建成，1967年正常高水位应维持在350米，要求第一台机组于1961年发电，1962年全部建成。正是按照国务院的这个审查意见，列宁格勒设计分院于1956年底完成了初步设计。[※注]

1956年7月10日，时任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李葆华、刘澜波致函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院长沃兹涅申斯基、列宁格勒设计分院院长雅诺夫斯基，通报说：1956年7月4日，国务院根据设计总工程师柯洛略夫的报告，审查了4581工程（即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并作了以下决定：拦河坝和水电站应在一次修到正常高水位360米，在1967年以前水位保持在350米高程。采用重力坝，水电站形式希望采用坝内式，但在初步设计中应评价研究两个方案：坝内式厂房或坝后式厂房。采用下坝轴线，在初步设计中，应进一步校核坝轴线，以便尽可能增加水电站基础闪长珍岩的厚度。编制施工进度，从1957年2月开始。

1957年2月9日，国家建设委员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审查会。各有关部门、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及工程师共140多人参加。为进行答辩，苏联派全苏水电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华西林哥和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柯洛略夫等专家来华参加审查会。在听取设计说明报告和专题报告后，中国专家分水利水能、水工、施工和机电四个组进行审查。全部审查工作于同年2月底结束并上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在吸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提出：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米设计，350米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运用水位；水电站厂房定为坝后式；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适当增加泄水量与排沙量，因此要求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尽量降低。

虽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被全票通过，但同时却遭到了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黄万里教授和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青年技术员温善章[※注]的反对。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反对，并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注]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注]一文。该文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之时，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水文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即便是三门峡水库正式开工后，黄万里仍然坚持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反对意见。

尽管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还在继续，但三门峡水库筹建步伐并未停止。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局究竟是姓“水”还是姓“电”，即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因苏联未设水利部，故按苏联专家的意见，三门峡水电站应属电力工业部；而水利部则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虽说水电站最终是要用来发电的，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治水，三门峡水电站应该归水利部领导。

1955年11月2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三门峡水电站防洪工程的领导等问题。12月1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在三门峡工程的施工领导问题上，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都认为这项工程重大，必须由两部合作，但在谁负主要领导责任问题上都认为应以自己这个部领导为主。两部经过数度协商，意见仍未能统一。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认为：由于三门峡工程施工任务繁重，技术要求很高，但两部对于大型水电站的建设的经验都是不足的，因此，“由哪一个单独负责施工领导都是有困难的，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周恩来认为，苏联不设水利部的体制不适宜中国，因为中国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发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外，作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并且应该按照企业领导的原则建立首长负责制。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还应受河南省委领导。”他还建议：“三门峡工程局必须由得力的干部和熟悉业务的人员主持。”周恩来根据两部党组的干部配备方案，拟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为副局长。[※注]

1955年1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确定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为根治和开发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正式批准了黄河三门峡工程局领导成员名单。

1956年1月初，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并由水利部、燃料部分别提名汪胡桢、李鹗鼎为总工程师。7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共国家计委、经委、水利部、电力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卫生部、公安部、高等教育部等部（委）党组，中共河南、山东、湖北省委，上海市委，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党委（组）按照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给三门峡工程局调配干部的名额、条件和调集日期进行抽调，在抽调干部时应注意保证质量。

1956年7月27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机关从北京迁到三门峡工地办公。28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驻京办事处正式成立，其工作任务是：禀局之命，驻京办事；联系各部，招待来往；搞好团结，便利工作。8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调整三门峡工地工作领导组织形式的决定》，指出：建立中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委员会。其任务为统一领导工地的各项工作，领导各工程建设单位党的组织。中共工程局党委受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以刘子厚为第一书记，张海峰为第二书记，王化云为第三书记。同时撤销黄河三门峡工地临时党委会。

1957年4月13日，经过长期多方面的筹备，隆隆的开山炮声打破了三门峡谷的宁静，新中国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工典礼在坝址区鬼门岛上隆重举行。时任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柴树藩、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王林、河南省省长吴芝圃、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陕西省副省长谢怀德、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苏联专家组组长波赫等出席了开工典礼。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和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发来了贺电。傅作义在开工典礼上说：“我们现在举办这样一个工程，把千百年来的水害变成水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注]次日，《人民日报》就三门峡工程开工发表了题为《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关心支援三门峡工程建设。

三门峡大坝浇灌混凝土，是枢纽工程的第一个施工高峰。1958年3月17日，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河大坝工程开始浇灌混凝土，三门峡建设者在大坝左岸的基坑里举行了奠基典礼。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李葆华、张含英、钱正英和苏联专家茹可夫斯基等人也参加了典礼，向建设者祝贺。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三门峡建设者提出“苦战三年，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在1961年底竣工”的口号。据统计，从1957年4月开工到1958年6月初，经过全体职工的日夜苦干，已经挖填土石方382万多立方米，[※注]把三门峡劈成两半，在神岛和张公岛抢筑起了一道427米长的防水线。[※注]

截流工程是三门峡施工中的关键工作，不完成截流，拦河坝就永远完不成。但截流只能在冬季枯水时期进行，一年只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机会一失，便须等到来年。中共三门峡工程局委员会在1958年2月就确定了以截流为当年的中心任务。6月，决定成立截流准备工作小组，专门进行和检查有关截流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委托交通大学举行水工模型试验。[※注]11月，由工程局和三门峡市的党政领导同志组成了截流工程指挥部。各项工作作了预演，演习大块石如何吊装方便，演习抛投15吨重的混凝土块。11月17日，进行了截流工程的演习。11月20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始了神门河截流工程。经过7天又21小时45分钟的紧张战斗，三门峡截流工程在25日6时45分基本结束。神门河和神门岛中间的泄水道全部堵塞，鬼门河的闸门早已安装好，随时可以落闸截流。从此，流经这峡谷的滚滚黄河水，一改自古以来凶猛顽劣的性格，驯服地顺从人们的意志，从左岸溢流部分的12个梳齿孔和右岸的鬼门河向下奔泻。三门峡的建设者们将顺利地堆筑围堰、开挖右岸大坝基坑和浇筑拦河大坝。[※注]这样高的速度在世界水利工程中是少有的。

三门峡截流工程结束后，工程重点开始由左岸转到右岸大坝的水电站部分。水利电力部黄河三门峡总工程师汪胡桢对工程建设的情况描述道：“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人们正以昂扬的斗志掀起全面的生产高潮。一列列满载沙石与水泥的列车接连地通过陇海铁路到达工地。这些原料经过自动化的拌和楼加以搅拌，制成混凝土，由车水马龙那样的自卸汽车队把混凝土运往坝址，更由一群伸着长臂的起重机把混凝土吊到空中，倾泻到坝身的木模里。工人们分三班轮流工作，24小时内分秒不停。坝址上布满一簇簇方盒形的混凝土高台，很像天安门前正在建筑的高楼大厦。在这些高台形的木模里，工人们忙着用振动器振捣还很潮湿的混凝土，驱逐出其中所含的空气泡，使它充分密实。目前，每月混凝土的浇筑量已从几万方发展到十万方以上，今后还有越增越多的趋势。每个月浇筑十万方的混凝土已经是我国目前相当高的施工速度了。”[※注]

四 慎重对待兴建中的纷争

三门峡水库在人们的争论中开工建设。面对少数专家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提出的异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并努力加以解决。1957年2月5日，邓子恢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报告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它的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上千年洪水灾害，保证黄河不改道，使冀、鲁、豫、苏、皖5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1957年2月动工，以争取在1959年汛期内部分蓄洪。次日，毛泽东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作出批示：“此件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处理。”[※注]

邓小平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转给陈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注]研究。1957年3月7日，陈云为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起草了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提交了书面意见。五人小组认真研究了黄河三门峡水库建设问题，提出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三门峡水库本身上，而要想得更广更深，主张统筹考虑全国的水利建设工程。他们指出：“为了发展我国农业，必须有计划地治理我国为害最大的几条水系，这首先是黄河水系、淮河水系、海河水系，历史上这几条水系为害最大，而影响省区（苏、皖、鲁、豫、晋、陕等省）和人口亦最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治理这些水系要花很多钱，要用很多材料，一个一个地单独批准开工，势必造成应该治与暂时不可能治和摊子已经摆开而财力物力继续不上去的矛盾。”由此，他们向中央建议：在尚未确定全国水利工程全盘规划和进度前，三门峡工程摊子不能铺得太大，五人小组同意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提出的1957年对三门峡水库工程暂时“勒马”的办法，先投资5000万元开工，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原定1961年竣工是不可能的，规模也可能要有些改变。[※注]

陈云领导的五人小组提出的报告是比较慎重的。尽管他们在三门峡水库上马问题上持赞同态度，但还是尽量考虑到三门峡水库上马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提出：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三门峡水库及与其相关联的各项工程建设相互衔接的进度和投资、用材、用人的方案，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农林水投资中农业、农垦、水利、林业、气象等方面的分配比例，力求这种比例最有利于我国农业增产和木材增产。[※注]五人小组提出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批准。

1957年5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49次全体会议。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何基沣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作说明时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陕西绥德韭园沟所搞的拦沙水库，只3年已淤平（原计划10年淤平）。周恩来听后提醒与会者：“根据韭园沟的经验，三门峡也不能避免淤塞了。尽管现已开工，我还是有些不安。三门峡工程如何搞，应该研究。提议利用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的时机，由水利部主持，邀请水利、水力发电、水土保持等几方面的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最后由水利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注]6月，针对三门峡工程设计水位和运用方式以及移民的有关争论，周恩来指示水利部邀请各方面专家召开讨论会，给苏联专家制定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

遵照周恩来和国务院的指示，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24日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对三门峡水库的任务、正常高水位、运用方式等问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会的有水利部、电力部、清华大学、武汉水利学院、天津大学、三门峡工程局以及有关省的水利厅的专家、教授等。10—17日是大会一般发言，18日以后是专题讨论发言，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会议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含英主持，在苏联参加黄河三门峡工程设计的沈崇刚介绍了初设和实验情况。会上，温善章、叶永毅（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工程师）等提出了建议方案，其主要论点是：第一，水库任务以防洪为主，照顾发电、灌溉和航运；第二，水库运用原则为拦洪排沙，不调节径流，汛期敞泄，汛后蓄水，供兴利用；第三，水库设计水位为336—337米，库容110亿至120亿立方米，可满足20年内防洪淤沙、1500万至2000万亩灌溉、25万至30万千瓦装机发电之用；第四，混凝土工程量100万至120万立方米，迁人15万以下，淹地50万亩以下，造价4.5亿元，此较360设计方案分别少70万人、250万亩、12亿元；第五，关中平原土地资源宝贵，将来可能比动力还缺乏；第六，拦河坝底孔高程280米，库水位310米时泄量6000立方米每秒，汛期中可有88%泥沙排出库外。陕西代表介绍了陕西耕地的85%是山地，平原只有1000多万亩。而水库淹没的多为平原高产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0人（全省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82人），故迁移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拿迁移七八十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泥沙库，群众很难通过。由于建议和原设计的蓄水拦沙原则截然相反，争论很激烈。[※注]

在这次会议上，以黄万里为代表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与“主上派”展开了激烈辩论。“主上派”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水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则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关中平原，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清水出库对下游的河床不利。[※注]他发言说：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会少一些）。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两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后泥沙会减少些，径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真是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黄万里断言，三门峡大坝修成后将淤没上游大片田地，造成严重的城市灾害。然而，由于出席会议的专家多数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黄万里虽经多次争辩仍然无效。故此，他退而建议：“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注]他的这个意见获得与会者的赞同，写入当时的规划之中。但后来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其原设计方案，把6个底孔都堵死了。[※注]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分析和预见不久就被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及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工业重镇西安受到水灾的严重威胁。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黄万里从根本上否定苏联专家的规划及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意见之外，经分组讨论后，与会者面对中苏专家已完成的厚达半米的设计书和相关资料，大多数意见是维持原设计方案，仅建议分期抬高水位以缓和移民和泥沙问题；否定了拦洪排沙方案，一致赞同三门峡水库上马，温善章、叶永毅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57年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三门峡工程问题并形成两项决议：（1）由水利部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央原则确定一两个方案，交全国专家讨论后，再作最后决定；（2）批准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暂缓进行。[※注]10月1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关于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的报告，并作出决定：三门峡水利枢纽势在必修，而且坝址要选在三门峡。由水利部根据这个精神，联系防洪、灌溉、发电、水土保持、水土浸润影响以及有关各省存在的其他顾虑，将修建这个水库的利弊作全面的分析比较，于11月10日前把这个报告改写好，报国务院批发有关各省征求意见。[※注]

黄河的最大问题是泥沙多，每年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要夹带10多亿吨的泥沙冲下来，这些泥沙部分被送入黄海，部分就在水势比较平缓的下游河床淤积下来，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主要靠两岸的大堤控制洪水。为了解决泥沙问题，三门峡工程的规划采取以拦蓄为主的方针，即首先以三门峡水库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根据这个思路，三门峡大坝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这个规划刚刚提出，就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样做，整个水库会很快淤死；有人建议把大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人提出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就是将洪水拦一些，然后再放出去。这些争论一直到工程开工后还在继续，并且矛盾愈来愈尖锐。[※注]尤其是陕西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力陈这项工程对关中地区的影响，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陕西方面反对三门峡工程的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

作为国务院主管财经工作的负责人，陈云对三门峡水库工程仓促上马是有怀疑的。他敏感地意识到，三门峡水库工程由于讨论不充分，对修筑大坝后导致的淹地、泥沙等问题考虑不周，将会产生不少严重问题，必须予以正视，并将其作为水利问题决策上的教训加以吸取。1957年9月11日，他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三门峡工程搞得过快。他说：“在动手之前要斟酌一下。我们许多问题来得快，淮河也快了，三门峡也快了。三门峡要搞，应该提出方案，在报上公布，全国讨论。现在，党内党外都有意见，对坝高坝低、淹地多了少了、搞不搞都有一些意见。治涝也应该提出方案，报上公布，全国讨论。棉花、化肥、化学纤维的问题，也要公开讨论。只有经过全民讨论，把好的意见吸收下来，才可以少犯一点错误。现在，我们有些问题决定得太快。”[※注]

尽管人们对三门峡水库的上马有很大异议，但陈云认为，既然项目已经上马，就不要再追究责任，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决策。他分析道：“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现在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说水库要淹那么多的地，水坝的泥沙淤积起来很快，20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就淤满了。有的人主张水坝搞高的，有的人主张搞低的；有的人说淤积不会发展，有的人说要发展，议论纷纷。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说明当时不应急于定案。我认为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注]

既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作出了三门峡水库上马的决策，那么就要正视现实，采取补救措施解决工程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195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通过了《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关于三门峡技术设计问题的报告》，但对已经存在的三门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力图加以纠正。1957年11月，国务院审查批准了国家建设委员会《关于审查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意见的报告》。该报告在吸收多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三门峡水库工程技术设计的编制提出了三条意见：（1）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设计，350米高程施工，350米高程是一个较长期的运用水位；（2）水电站厂房定为坝后式；（3）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适当增加泄水量和排沙量，将泄水孔底槛高程尽量降低。[※注]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出现的激烈争论，反映了修建三门峡水库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了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国务院决定在三门峡建设工地召开现场会。为便于对陕西做说服工作，周恩来特意邀请了对西北局有巨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参加会议。

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到三门峡工地上看望1万多名建设者，并于4月21—25日主持召开三门峡工程现场会议，再次讨论三门峡工程的建设问题。会上争论热烈、气氛活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彭德怀、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到会并讲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和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工程局的负责人及有关专家都在会上发了言。陕西省参加会议的代表慷慨激昂地提出，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要求正常水位不能超过340米。而水利电力部和三门峡工程局则认为：对于三门峡这样一处难得的优良坝址，建低坝既不能彻底解决黄河洪水问题，又不能获得最大的综合效益，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指导方针不符。何况施工已全面展开，此时再改变设计方案，实属不可行。因此，主张维持原设计360米水位不变。[※注]

4月24日，周恩来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作了总结发言，系统阐述了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和特大洪水、防洪和兴利、战略和战术等辩证关系。他首先指出，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注]。对于三门峡水库工程的减沙效果，周恩来认为不能估计过高：“我如果估计保守了，我甘做愉快的‘右派’。”[※注]他还说：“我们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帮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注]这些意见既照顾到整体利益，也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解除了陕西一些干部的顾虑。对三门峡水库工程本身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是：“要分别从主从、先后、缓急，目前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综合利用要量力而行，对防洪的限度，库容以不损害西安为前提。……不能孤立地修水库，要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即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建黄河干支流水库的规划，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注]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后决定泄水孔底槛高程降至300米。周恩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也不成熟，还可以再讨论：“你们回去可以写信给我，或者写文章来争论，来讨论，在报纸上也可以。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才能使我们根治黄河的工作做得更好。”[※注]这次现场会，在“上下游兼顾，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思想指导下，突出了整体利益，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进一步明确了修建三门峡水库对治理黄河特别对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回答了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有没有必要修建的疑问。同时，会议采纳了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降低20米的意见，对三门峡水库兴建和改建后长期减少库区淤积和淹没损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8年6月29日，水利电力部党组综合了三门峡问题研究的意见后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8月17—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水利电力部党组的这份报告。最后一致同意：三门峡拦河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7年前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死水位降至325米（原设计335米），泄水孔底槛高程降至300米（原设计320米），坝顶高程按353米修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30日，周恩来亲自召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经委、铁道部、水利电力部负责人，听取并讨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关于黄河干支流水库、水土保持、下游河道整治的三大规划的汇报。汇报中，内蒙古、山西提出应把红河、大黑河、深水河列入规划；宁夏提出将黑山峡、大柳树、沙坡头合并修建大柳树，青铜峡已开工，中央还需解决5000吨水泥；青海提出希望龙羊峡、拉西瓦于1960年开工等。在总结发言中，周恩来指出：“大中型工程要推迟，以中小型土坝为主。黄河干流枢纽要先修岗李，后修桃花峪，洛口枢纽放在津浦铁路桥以下，龙羊峡以上继续查勘。关于水土保持方针，可提三年苦战，两年巩固、发展，五年基本控制。”[※注]

但关于三门峡问题的争议并未完全消除。1959年8月17日，国家经委召集各有关部门讨论1960年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的标准问题，初步决定按335米高程拦洪，要求铁路、公路、邮电等改线工作和库区移民工作在汛前完成。周恩来在听取国家经委提交的报告后指示：为使三门峡工程1960年拦洪蓄水问题处理得更好，决定在三门峡工地再次召开现场会。

1959年10月13日，周恩来第二次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主持召开三门峡工程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的吴芝圃、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万仲如、山西省省长卫恒、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葆华、钱正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注]主任林一山，农业部副部长何基沣，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人俊，中共三门峡市市委书记李浩，三门峡市市长刘莱，中共三门峡工程局委员会代书记齐文川，三门峡工程局代局长谢辉等。会议研究三门峡水利枢纽1960年拦洪发电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土流失问题，必须做到三年三部、五年大部、八年完成黄河流域七省区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其他措施，逐步控制水土流失。”[※注]最后，经中央批准，确定三门峡水库1960年汛前移民高程为335米，近期水库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

争取三门峡大坝1960年汛期实现全部拦洪，必须使坝体全线升高到海拔340米高程，共需浇筑混凝土139万多立方米。为了抢在洪水前把大坝浇筑到海拔310米高程，工人们从3月起就突破了月浇筑混凝土10万立方米的指标，使大坝节节上升，在伏汛期间7次滞蓄了黄河的巨大洪峰。到1959年7月5日，拦洪大坝的部分主体工程已达到310米的高程，可以起到部分拦洪作用。在坝体逐渐升高、施工条件更加困难的情况下，混凝土浇筑量8月比7月增长了23.9%，9月比8月增长了45.5%，10月、11月继续增长。特别是11月20日到12月10日，平均日浇筑量都在5000立方米以上。[※注]

经过全国广大人民3年的努力，到1960年6月，三门峡大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工程正式竣工并开始蓄水。之后，于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12个导流底孔全部用混凝土堵塞。1961年4月，三门峡大坝修建至第一期工程坝顶设计高程353米，枢纽主体工程基本竣工。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投入试运行，后因水库运用方式改变，将其拆除重新安装到丹江口水电站。王化云评价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当时我国修建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机械化水平最高的水利水电工程。……三门峡工程的施工，不仅速度快、质量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把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事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注]

五 三门峡水库改建工程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但由于原规划设计不当，对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三门峡大坝建成不久，泥沙淤积严重，工程不能发挥原来设想的效益，造成了资财的巨大浪费。当时的设计者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样的思路使得三门峡工程自身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正因在建造时没有考虑排沙问题，三门峡工程蓄水运行后，泥沙淤积的问题开始显现。据水电部的历史资料，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了50亿吨，淤积速度和部位都超出预计，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势。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加之蓄水常年不按标准等利益驱动因素掺杂其中，致使渭河河床不断抬高，并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使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面积增大，严重危害了农业生产。

当初黄万里等反对者所担心的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出现了，严重威胁着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引起了各方面的更大争议。鉴于这种情况，1962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三门峡水库原来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汛期闸门全开敞泄，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但由于泄水孔位置较高，泥沙仍有60%淤积在库内，致使潼关河床高程并未降低。而下泄的泥沙由于水量少，淤积到下游河床，反而使下游河床进一步恶化。三门峡工程严重的泥沙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受其害的陕西省反应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党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1962年4月，陕西省代表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第148号提案，提案请求国务院从速制定三门峡水库运用原则和管理方案，建议水库运用改以滞洪排沙为主，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建设施加大泄统排沙能力。请国务院组织工作团深入库区，调查存在问题，指示解决办法，以减少库区淤积，确保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注]对此提案，全国人大决定由国务院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研究办理。

为进一步论证三门峡水库改建的可行性，水电部于1962年8月和1963年7月先后两次邀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以及有关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的技术讨论会。在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是正确的，但对于是否要增建泄流排沙设施，以及增建的规模等问题则分歧较大。这可以说关系到根治黄河的方向，关系到中下游千百万人民切身利益。这期间，经过比较，黄河水利委员会还是推荐干流碛口拦泥水库方案，即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5—8号四条原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解决泥沙淤积的燃眉之急。但三门峡水库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之后，仍未能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已影响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正因如此，周恩来曾在1962年5月11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注]

1964年4月16日，时任代理总理职务的邓小平总书记（因周恩来出访非洲）和彭真巡视西北抵达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很大，邓小平就此事与王化云谈话。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修拦泥水库，见效快，花钱也不多。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认为拦泥工程应首先选在晋、陕峡谷的干流河段和泾、洛、渭河上控制面积大，淹没小，距三门峡近的河段。”[※注]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赞同这个办法。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因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于5月3日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淤积问题，嘱咐钱正英：下去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召开一次治黄讨论会。[※注]随后，水电部于1964年6月在三门峡现场又召开技术讨论会，对工程改建方案继续进行讨论。同年8月初，水电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和治黄方向问题。

其间，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要真不行就炸掉它！”[※注]炸坝是否可行？不仅陕西省有意见，而且水电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意见也有分歧。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为统一认识，周恩来决定专门召开治黄会议，解决三门峡水库淤积问题。会议原定1964年10月召开，但因10月15日夜传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治黄会议被迫延期。11月14日，周恩来从苏联访问回到北京。他本想在治黄会议前再次到三门峡水库视察，研究大坝的改建问题，但因要筹备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未能成行。

1964年12月5—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理黄河会议，邀请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着重讨论三门峡水库改建问题。周恩来虽然忙于筹备人大和政协会议，但仍然抽出时间参加会议。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因为三门峡工程修建5年以来，泥沙淤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5年内，淤积泥沙达50亿吨。仅1961年和1964年两年就淤积了30多亿吨。三门峡水库如果不改建，再过5年，水库淤满后将对关中平原造成更大威胁。[※注]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出现了四种有代表性的争论意见。

一是“现状派”，代表人物是时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他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二是“炸坝派”，代表人物是时任河南省科委副主任的杜省吾。他的观点核心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认为，黄土下泄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故力主炸坝。三是“拦泥派”，代表人物是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他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方针。四是“放淤派”，代表人物是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他主张黄河干支流都应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会上的四派之争，实际上主要是“拦泥”与“放淤”之争。[※注]会上，可谓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12月17日，周恩来召集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以及林一山、王化云等人开会。他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遍。王化云的“上拦下排”与林一山的“大放淤”两种观点大相径庭，相持不下。周恩来转而征求其他三位同志的意见。钱正英支持林一山，惠中权支持王化云，王光伟因对治黄业务的事情不清楚，投了“弃权票”。最后周恩来指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作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12月18日，周恩来在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支持改建三门峡工程的设想，明确指出：“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注]他还强调：“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注]然后，他对争论不休的三门峡工程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三条意见：（1）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2）治理黄河规划即使过去觉得很好，现在看到不够了，也要修改。他强调：“象这些摸熟的东西还要不断地改，何况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注]（3）“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注]

周恩来对围绕着三门峡水库争论的问题作了解答。他首先强调：“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注]随后，他分析道：“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注]他强调：“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注]

周恩来尽管不赞成“炸坝派”的观点，但对有人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仍予以鼓励，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和解决矛盾。他说：“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地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因为我不这样说，别人不敢大胆地想。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这不是胡闹吗！我的意思是连炸坝都可以想一想。不过不要因为我说了，就不反对，就认为可以炸了。毫无此意。我也是冒叫一声，让人家想一想。如果想出理由来，驳倒它，就把它取消，不必顾虑。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注]周恩来也不赞成维持原状的“不动派”。他说：“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问题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注]他耐心地解释说：“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注]

对于以王化云为代表的“拦泥派”，周恩来指出：“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注]他比较赞同林一山的意见，优先解决三门峡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在三门峡水库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水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尽管如此，他仍然谨慎地说：“改建规模不要太大，因为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注]

这次治黄会议批准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即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4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尽管会议通过了这种方案，周恩来仍然慎重地指示：“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不要因为中央决定了，国家计委批准了，就不管了。因为决定也常会出偏差，会有毛病，技术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多。我再重复一句，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注]

这次治黄会议是中国治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会议。周恩来的讲话对人们认识黄河的客观规律起到了促进作用。1965年1月，水利电力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围绕三门峡工程展开的治黄论战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周恩来在批示中指出：这份报告“比较全面，并对过去治黄工作的利弊和各种不同意见做了分析。现印发给中央和有关部委、各省、市负责同志一阅。”[※注]

随即，作为救急方案的三门峡水库改建工程于1965年1月开工，其间，建设者们努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干扰，专心致志地施工，使“二洞四管”改建任务于1968年8月全部完成。改建后的水库泄量增大一倍，库区淤积有所减缓，但潼关以上库区及渭河下游的淤积仍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明显不够。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的44.4%，三门峡水库几成死库。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近9米长的河槽几乎被淤塞。1968年，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关中平原受到严重威胁。1969年夏，因三门峡水库淤塞导致渭河水灾，西安再度告急。

为了进一步解决库区淤积，充分发挥枢纽综合效益，1969年2月17日，水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发了《转告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的意见》。6月，受国务院委托，时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建勋在三门峡主持召开晋、陕、豫、鲁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治理黄河会议，研究三门峡工程进一步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与会者认识到三门峡水库“两洞四管”改建方案难以根本解决淤积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起，变成了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原则下进行三门峡水库第二期改建。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改建及黄河近期治理问题的报告》，并要求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进一步制定改建方案。10月，水电部“军管会”将由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和一机部等单位审议通过的《关于黄河三门峡水库进一步改建的意见》呈报国务院，很快获得国务院的批准。

1969年12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次改建正式开工。在1970—1972年间，工程建设者相继打开溢流坝1—8号原施工导流底孔，改建电站坝体的1—5号机组进水口，将发电进水口高程由300米下降至287米，安装5台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注]此外，在1973年11月又将水库运用方式由“蓄洪拦沙”改为“蓄清排浑”。到1973年，三门峡水库第二次改建工程完成。由于枢纽的调节水沙，避免了小水排大沙，提高了下游水流的输沙能力，加大了河道排沙入海的比例，自1974年起，黄河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量较三门峡建库前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据初步估算，每年可使下游河道少淤6000万吨左右[※注]，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问题。三门峡水库库容变化情况，详见表4-1。

从表4-1可以看出，三门峡水库经过两期改建，不仅逐步恢复了库容，而且实现了常年泥沙进出基本平衡，使大部分有效库容得以长期使用。

经过两次改建后，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增大，潼关以下的库区已由淤积变为冲刷，潼关以上库区在部分时段内已开始有冲刷，1970—1973年，水库敞泄排沙，潼关以下冲刷出库的泥沙达3.95亿立方米。出库沙量占入库沙量的比值，从1966年的71.62%增大到1971年的117.19%、1972年的137.69%、1973年的102.66%。潼关站1000立方米每秒流量的水位在1969年10月24日为328.7米高程，至1973年11月9日已降为326.7米，下降了2米。330米高程以下的库容，1969年10月第一次改建工程全部投入运用后为26.9亿立方米，到1973年10月恢复到32.6亿立方米，增加库容5.7亿立方米，较1964年10月第一次改建之前的22.1亿立方米增加库容10.5亿立方米。第二次改建后，潼关以上库区淤积速度有所减缓，由1960—1967年间的年均淤积3亿吨降低到1968—1973年的年均淤积1.5亿吨，渭河下游的淤积也趋于缓和，土地盐碱化有所减轻。[※注]1973年11月开始采用“蓄清排浑”方式运用，即汛期泄流排沙，汛后蓄水，变水沙不平衡为水沙相适应，使库区泥沙冲淤基本平衡。一直到1985年，潼关高程相对平衡。

1990年以后，三门峡水利枢纽又相继打开9—12号施工导流底孔；1994年和1997年，又先后扩装两台7.5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增至40万千瓦。进入21世纪后，三门峡水利枢纽参与黄河干流的调水调沙、人工塑造异重流，配合下游小浪底水库、上游万家寨水库联合运用，在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注]

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成功投入运用后，除发挥出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等综合效益外，还通过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践，加深了对黄河河情的认识，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探索了宝贵的经验。[※注]

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注]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兴建和改建，再次应验了这个哲理。实践证明，三门峡水库是中国“一五”期间引入的不成功的重点建设项目，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1971年5月23日，时任水利电力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文碧在水利电力经验交流会议上严厉批评说：“1954年的黄河规划，就是一个‘大、洋、全’的典型。当时，请了一批苏联专家，由他们主持，搞了个‘洋规划’。生搬硬套清水河流梯级开发的洋教条，在黄河这条多泥沙的河流上，规划了46个梯级水电站，在支流上规划了14个拦泥库。三门峡水库就是这个规划的关键工程。这个工程是远在列宁格勒设计的。为了兴建这个工程，国家投资9亿元，移民30万，淹地100万亩。虽然这个工程对防洪、防凌起了作用，但由于库区严重淤积，不能蓄水，设计的兴利效益大部没有实现，不得不把发电机拆走，工程一再改建，至今尚未结束。在三门峡下游，还搞大规模引黄灌溉，兴修4座枢纽，两岸修建许多引黄大闸。由于脱离实际，搞瞎指挥，盲目蛮干，只灌不排，加重了涝灾，造成了1200多万亩耕地的盐碱化，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沿黄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结果，4座干流枢纽，被迫拔掉2座（位山、花园口），停建2座（洛口、王旺庄），1亿多人民币白白丢到黄河里。黄河规划中贪大求洋的教训，是20年来水利建设最沉痛的教训。”[※注]

三门峡水库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邓子恢副总理具体负责的大型工程项目，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工程建设，为三门峡工程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正视态度，注意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主持三门峡水库工程的周恩来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以及陈云的多次讲话中看出。

1964年6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水利考察团时坦然承认：“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对一些问题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进攻上马，革命精神有，但是科学态度不够严格，二者没有很好结合。我们历史上治黄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将历史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天下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吸取前人经验，后来者居上，这是一个教训。”[※注]1966年2月23日，他又坦然承认：“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能转过来，农、林、水犯了错误，多年也翻不过身来。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我这几年抓了一下水利，心里可是不安。现在证明，三门峡工程调查不够，经验不够，泥沙淤积比我们设想的多得多，背了个大包袱。”[※注]甚至到晚年，他在接见外宾时还说：“水利建设都应该综合规划、整体规划。但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既有综合规划、又有整体规划的水利工程。综合规划，第一是防洪，第二是灌溉，第三是发电，第四是运输。四个方面都照顾到，就是一个好的综合规划。但我们的水库还没有一个是这样的综合性水库。”[※注]“治水要掌握水的规律，但到现在这个规律我们还掌握不好。”[※注]

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决策失误，在陈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尽管当时他对三门峡上马“提出过怀疑”[※注]，但在三门峡决定上马之后，他从不推诿自己在三门峡水库上马时的责任，号召全党共同吸取其中的惨痛教训。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三门峡水库建设失败的教训时，坦诚地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注]这种敢于承担责任和善于吸取教训的做法，既是陈云“公道”作风的集中反映，也是共产党人敢于承认和修正错误的坦荡心胸的体现。

陈云不仅主动承担自己在三门峡工程项目上马过程中的责任，而且反复强调在重大工程建设中要科学决策，提倡把种种不同意见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以避免工程建设项目上的片面性。1978年9月16日，当得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已经确定下来后，陈云立即致函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的钱正英：“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我认为还应该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还说：“倾听一切对立面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全面看问题的主要方法。”[※注]次年6月，当中共科协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有些科学家对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提出不同意见后，陈云立即批示：“我曾是热心于南水北调的，但必须按实际情况办事，因为这件事有关大局。我的意见由农委或水利部专门召集反对这一规划的科学家开几次会议。当然赞成原规划的同志也可参加几人，让反对的意见充分发表，并且结合他们所主张的意见（如地下水库等等）创造研究的条件。我们应该使南水北调这件事在进行之前，做到确有把握才好。”[※注]可见，陈云非常重视从三门峡水库决策失误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强调广泛讨论及科学决策。

作为当事人的钱正英后来对三门峡工程的教训也作了深刻反思。她说：“三门峡出了问题，没有重视不同的意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搞水利必须树立唯物主义态度，水利跟自然打交道，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要怕别人提出问题，就怕别人看到问题不提。当时没有提出问题，事后再提出，那改正也来不及了。如果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就不怕人家提问题，问题早提有好处，可以避免错误。”[※注]决策者不但要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要敢于改正错误。像三门峡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在发现错误后敢不敢公开承认，敢不敢彻底改正，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严重考验。钱正英总结说：“水利决策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在判断中局部犯错误，甚至根本犯错误的情况，是经常可能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从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勇气，及时承认错误，这是保证正确决策的至关重要的关键。”[※注]

因此，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上马前，务必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广泛的讨论；工程项目上马建设过程中，要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工程项目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并吸取其中的教训——这是三门峡水库建设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