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历史上曾独流入海，故称“四渎”[※注]之一。它发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桐柏山，经豫东、皖北、苏北合运河流入长江，全长1158公里。两岸的支流，有洪、史、颍、淝、涡、浍、沱、濉、芡、淠、池等河。淮河流域的湖泊很多，有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城东湖、城西湖、唐垛湖、戴家湖、孟家湖、焦岗湖、姜家湖等。全域面积覆盖山东、河南两省的南部，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约有28万平方公里，有5800万人口、1.8亿亩耕地。淮河流域受黄河泛滥的侵占，水系时遭淤废紊乱，成为历史上的严重灾区。淮河流域的水灾，是一个历史性的灾害。据不完全的记载，从公元前246年到1948年，发生较大水灾979次；从1855年到1948年，发生较大水灾14次，其中1921年淹地1900万亩，1931年淹地7700万亩。[※注]

淮河流域灾害的频繁，主要是它的水系被泥沙淤塞而造成的。远自南宋及明朝黄河夺淮开始，淮河即因泥沙淤塞而被削弱了排泄和灌溉的能力，皖北民谣中所说的“十有九荒”就是由于这种原因造成的。黄河数度决口，南侵入淮，淮河水系便被黄水的泥沙淤塞，入海的道路不通，入江的水道不畅。在此种情况下，淮河水系积水难泄，灾害与日俱增，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痼疾。到1855年（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注]决口迁徙，才掉头北去，到山东省利津县入海，淮河才摆脱了黄河的侵扰。但黄河的大量泥沙使淮河河道淤高，入海口堵死，淮河出路即完全借运河入长江，到抗日战争前又由所辟入海水道直接经阜宁东北的套子口入海了。

淮河的支流比中国其他河流数目多，而且分布得非常密集。在河南、皖北两省区，直接入淮的较大支流就有29条，较小的支流在180条以上。所以，只要河南、皖北同时发生暴雨，多数支流必将同时涨水，汇流成异常巨大的洪水，致使淮河干流不能容泄。由于淮河下游坡度平缓，洪水下泄的时间因而延长，不但增加了各条支流洪水相遇的机会，容易造成较大的洪水峰，同时因为淮河干流长期保持较高的水位，反过来又影响支流及内地雨水的宣泄。

为了避免淮水泛滥，清末便开始进行导淮工作，修筑了一些防洪工程，但效果甚微。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导淮委员会，在淮河中下游做了一些修补工程，但由于政府贪污腐化，致使导淮愈导愈坏。1938年6月，河南郑州花园口人为决堤，[※注]滚滚黄水由贾鲁河、颍河直冲入淮，不仅使豫、皖等省66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洪水泛滥延续9年之久，形成了所谓“黄泛区”，[※注]而且使淮河堤防涵闸工程全遭破坏。到新中国成立时，淮河堤身“百孔千疮，亟需修补”，抗洪能力降到低点。

1949年4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注]在合肥成立后，立即领导阜阳、颍上、涡阳、蒙城、凤台、怀远、宿县、灵璧、泗县、五河等十余县民众治理淮河支流。经过两个多月努力，十余县中有529万亩地变为良田。6月15日，南京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特派淮河工程勘察队沿淮各段勘察，发现有400万方土急需抢修。为此，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一面紧急指示沿淮各县对这些险工紧急抢修，一面在蚌埠成立淮河防汛委员会，统一领导淮河防汛工作。8月13日，淮河防汛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全面防汛，重点抢修”方针，并对各级防汛组织的建立、工程计划、经费负担作了规定。随后，淮河沿岸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对淮河堤防工程进行了冬修和春修。

1950年6月初，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和皖北行署召集的淮河水利会议在蚌埠举行。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宠光在会上总结了淮河冬修和春修的情况，并对治淮工作上“重复堤、轻疏浚”的错误，作了严肃检讨。他说：去冬今春的治淮工作，曾提出“复堤和疏浚并重”的方针，但实际的工程计划却是复堤土方数字占全部工程计划的三分之二，而疏浚仅占三分之一，以致冬修和春修虽有成绩，却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事前对淮河情况了解不足，未能进行慎重研究，作出完善的计划。会议根据刘宠光的检讨，确定了今后治淮的总方针是“疏浚排水，结合防洪灌溉”。会议据此制定了1951年的治淮初步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力疏浚濉河、浍河、涡河、北淝河、西淝河等淮河支流，兴建涵闸，举办沟洫示范工程等。总计约需做土方4800余万立方米，工程预算约需稻米2.6亿斤。该计划完成后，将使皖北660余万亩农田免除水患。[※注]

1950年6月26日至7月19日，淮河流域阴雨连绵达20多天，连降三场暴雨，上中游干支流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1921年和1931年的洪水水位。淮河堤防因标准过低而相继漫溢崩溃，造成非常严重的洪灾。据统计，淮河流域受灾面积达4687万亩，灾民约1300多万人，死亡人口489人，倒塌房屋89万余间。[※注]尤其是皖北在连续七天大雨之后，淮河干流决口泛滥，灾情更加严重。时任政务委员的曾山在视察淮河时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崩塌，怀远县县城的城墙也看不到了，许多灾民挤在一块块高地上求生，干部情绪低落。”[※注]虽经豫皖两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门全力抢救，减小了部分灾害，但全流域灾情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紧急状况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给中共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毛泽东看了这封电报后，立即将电报批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注]8月1日，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致电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共中央，报告皖北灾情及救生工作意见。电报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者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注]8月5日，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后，再次批示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收即开始动工。”[※注]

8月31日，毛泽东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意见的电报上写道：“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的电报，该电报转报了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注]从上述三个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决心。为了抢救淮河水灾，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拨出食粮1亿余斤，盐1000万斤，煤52万吨，籽种贷款350亿元，进行紧急赈救。[※注]

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党和政府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水利部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参加会议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及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及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及专家40余人。由于治理淮河关系到上中游不同地区的切身利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在治淮办法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为此，与会代表就治淮方针问题发生了“蓄泄之争”。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并多次听取汇报，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他兼顾上中下游的利益，就治淮工作的方针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认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均不能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故建议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根本方针。

治淮会议分析研究了淮河的最大流量[※注]和淮河各段的危险水位，决定以周恩来提出的“蓄泄兼筹”作为治淮的根本方针，确定淮河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治淮工程的具体实施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查勘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为重点，同时进行放宽堤距、疏浚、涵闸等勘测工作；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为了保证治淮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建议由华东、中南各有关地区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并成立淮河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以便统筹兼顾。[※注]这次会议，不仅改变了灾区人民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的状态，而且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治理淮河的序幕。

在治淮会议召开的同时，周恩来于9月2日召集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等人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1）治淮必须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者结合，新式专家和土专家相结合。（2）到9月定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10月动工，以3年为期，根除淮河水患。[※注]9月16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电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1日晚，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再次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注]次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说明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送华东、中南军政委员会审议，等饶漱石、邓子恢10月初来京时再作最后决定；至于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诸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同时，周恩来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转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等人：为了保证治淮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理文电交院核发”[※注]。

为此，傅作义领导的水利部立即召集华东区与中南区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及河南、皖北、苏北等省区负责干部，分析水情，反复研讨，拟定治理淮河方针及1951年应办的工程，再次强调以“蓄泄兼筹”为治理淮河的指导方针并力争尽快加以落实。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以及豫皖苏三省的配合、工程经费、以工代赈等重大问题，确定兴建淮北大堤、运河堤防、三河活动坝和入海水道等大型骨干工程。该《决定》正式将“蓄泄兼筹”作为治理淮河的指导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治淮方针，《决定》还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注]

政务院提出治淮“蓄泄兼筹”的方针，是中国治水思想的重大革命，符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使根治淮河工作有了可靠的政策保证。

所谓“蓄泄兼筹”，就是在排水泄水的同时，适当注意蓄水。它包含着蓄水方法和泄水方法配合运用，旨在扩大治水兴利的道路，使水利事业做到多目标互相结合，达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目的。要“蓄泄兼筹”，就是要求上中游能够蓄水的地方，尽量举办蓄水工程，削减下泄洪水量，使中下游河道尾闾工程有可能举办，这样才能使防洪与防旱相结合；要确保豫皖苏三省的安全，就是要求防止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消除以邻为壑的矛盾；要互相配合，互相照顾，就是要求在统筹规划之下，上中下游的工程实施程序，必须按照水量的变化，决定施工的先后，避免地区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下才能真正化解。“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治水方针问题上的争论。

1950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就治理淮河发表了题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即开始进行淮河的根本治理。这个巨大的工程，已由中央水利部召开会议，研究制订了方针和计划，并已由政务院做出决定，要蓄泄兼筹，根本消除淮河的水患。”社论还强调，这个工程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必须充分估计各种困难条件，大力进行组织与准备工作，以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必须切实注意掌握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与准备工作；二是上、中、下游工程要互相照顾，互相配合，由治淮委员会统一掌握；三是工程与救灾相结合问题。

为了加强治淮工程的统一领导和贯彻治淮方针，政务院组成了治淮委员会。1950年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任命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实际工作由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主持。11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7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傅作义作的《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时发言：尽管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都有水灾，但是淮灾最急，是非治不可的。因此，国家在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骤增、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财委仍然拨款大力支持治淮。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等实际情况，治理淮河的原则是：（1）统筹兼顾，标本兼施；（2）有福同享，有难同当；（3）分期完成，加紧进行；（4）集中领导，分工合作；（5）以工代赈，重点治淮。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周恩来强调：“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注]

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正式成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时，负责治理淮河的指挥机构也从江苏南京迁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根据中央政府确定的治淮方针，对淮河上、中、下游进行了全面的勘测，分析研究已有的基本资料，广泛地征集淮河流域群众的意见，草拟了全面的治理规划。11月7—12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认为应首先进行治淮工程的流域性规划。听取了河南、皖北、苏北各有关部门关于淮河上、中、下游工程的初步计划，听取了关于淮河水文、入海水道及淮河干支流与蓄洪区域的勘测报告，之后，根据政务院的治淮决定，经过反复商讨，统一拟定了第一年根治淮河的工程计划及财务计划，具体规划了淮河上中游蓄洪、复堤、疏浚、沟洫及涵闸等工程的规模、步骤，并提供了关于入海水道的初步意见，统一了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的土方单价和财务概算。此外，为加强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并确定了各级治淮组织机构的编制和职责。[※注]

治淮规划工作于1951年初在原淮河水利工程总局规划的基础上展开，至4月底完成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该报告分11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洪水流量的分配及控制；确定在淮河、洪河、颍河及南岸各支流山谷共修建大坡岭、南湾、薄山等16座水库；润河集蓄洪工程；中游河道整理；洪泽湖蓄洪工程；入江水道，等等。[※注]其中润河集蓄洪工程、洪泽湖蓄洪工程及中游河道整理部分，主要在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顾问指导下进行。[※注]

4月26日，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出席并听取了工程部《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会议指出：“依据1931年及1950年水文计算并参照1921年下游洪水估算和上游蓄洪能力”，下游以“洪水总来量800亿立方米计算，洪泽湖水位为14米，中渡流量为8000立方米/秒”；“为使淮河畅泻入江，水流有一定的河槽，便利航运，并使洪泽湖成为有控制的水库，增加蓄洪效能，兼备苏北农田灌溉之用”，“必须采取洪泽湖与淮河分开的办法。同时在三河以下至运河线，须以人工为辅助力量，逐渐造成固定的排洪孔道，使高宝、邵伯湖得以涸出大部分土地从事农垦”[※注]。

7月10日，为了进一步完善《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治淮委员会召开了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负责人联席会议（后更名为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12日，曾山、曾希圣、吴芝圃、惠浴宇等7人联名向毛泽东、周恩来、华东局、中南局和水利部呈送了《关于治淮方案的补充报告》，认为第二次淮委会议所拟治淮方略，有工程过大之惑，为此联席会议再次研究了中游工程和入海水道是否开辟与润河集蓄水位等问题。[※注]这次会议认为，淮河中游工程艰巨，工程量太大，建议采取洪泽湖河湖分开、五河内外水分流、适当提高五河水位的方案。这份补充报告得到中共中央和水利部的同意，《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规划中的其他部分则基本按照原定规划逐步实施。

在治淮规划工作进行中，政务院决定全国水利工作以根治淮河为重点，在上游进行重点蓄洪工程及疏浚复堤等工程。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仍在1950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样，在治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开始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淮河治理工程。

1950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因救灾任务紧急，一期工程着重于恢复堤防，举办蓄洪，以减轻中下游汛期洪水威胁，保障上中游平原地区的麦收，并争取时间进行全流域的查勘规划。[※注]第一期治淮工程的基本任务有三项：（1）在淮河上游河南境内修建山谷水库和洼地蓄洪工程；以洪河、汝河、颍河等河为重点，将淮河上游20余条干支河加以疏浚和整理；同时，在伊阳、泌阳等地建造谷坊，以保持水土。（2）在淮河中游皖北境内，主要是在润河集建造一座控制淮河干流洪水的大分水闸，培修淮河干河和重要支河的堤防，疏浚濉河和西淝河等重要支河。（3）在淮河下游苏北境内，主要是培修运河堤防。

根治淮河第一年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控制淮河上源的洪水入手，真正做到从根本治理，这和过去国民党政府单纯从下游给洪水找出路的消极治淮是根本不同的；二是上、中、下游的工程真正做到统筹兼顾，互相照顾，互相配合，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根治淮河第一年度的最大收获是：由于各主要支流进行了初步疏浚，便于雨水排泄，小雨小灾的危险已经消除，确保了当年淮河两岸的麦收。由于在淮河上游控制了大量的洪水，减轻了洪水对干支流的威胁，今后大雨大灾的灾害程度亦能减轻。[※注]

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1950年水利工作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时指出，水可用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于今天的情况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即“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注]。他再次重申治淮的根本方针是：“上游以蓄为主，下游以泄为主，中游蓄泄并重。当前工作要与总方针配合，治本要与治标结合……以治标辅助治本。”[※注]

1951年3月17日至5月4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视察了淮河上、中、下游的水库、洼地蓄洪工程、堤防及入江水道，并与水利部顾问苏联专家布可夫、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等举行了座谈会，参加了治淮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4月7日，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曾希圣、工程部部长汪胡桢、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等人，从蚌埠经临淮关、浮山、盱眙、蒋坝等地实地查勘研究淮河中下段情况。4月19日，傅作义偕布可夫等人查勘了入江水道进口处、三河闸及高良涧闸闸址、洪泽湖大堤，然后至江苏淮安查勘灌溉总渠经过淮安的路线和运东闸闸址。随后，他们再往高宝湖、邵伯湖等地，查看了马棚湾、清水潭、御码头的决口处和归海坝，以及归江河道上的万福桥、二道桥、头道桥、江家桥，并了解归江河道汇流入三江营的情况。

1951年5月2日，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前往治淮工地检查工作。中央视察团带有毛泽东颁发给治淮委员会以及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治淮指挥机关的四面锦旗，上有毛泽东亲笔为治淮委员会的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题字精印了15万份，由中央视察团分赠给治淮干部和民工中的劳动模范。中央治淮视察团在50天里先后到了皖北、河南、苏北三个省区的治淮工地。由于治淮视察团的到来，各个省区的治淮民工、干部和工程人员的工作热情愈益提高。他们一致表示：今后将加倍努力，来争取提前完成毛主席所给予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光荣任务。中央视察团完成治淮工地的视察慰问以后，到上海慰问了积极支援治淮工程而努力赶制治淮器材的110家公私营工厂的全体职工，并与治淮委员会曾山主任交换了有关治淮的情况和意见。[※注]

同年5月，傅作义视察淮河工地。他从伏牛山上颍河与洪河的源头，走到三江营淮河入江的尾闾，并到上海慰问为润河集分水闸制造材料机件的五金工人。他描述看到的治淮工程情况：“我看见几十万农民集中在一起工作，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我看见几万张锨，几百架硪，在一个号令下，一齐操作；我看见几十万农民分组开会，过着集体的民主的生活，并且已经学会熟练地驾驶推土机、平土机、挖泥机等机械化的工具；我看见许多民工，赤手空拳从家里来到工地，到工程完成以后，剩余了食粮，学习了文化，满载着愉快的心情，散工回家；我看见上海123家工厂，1.2万职工，为制造闸门，制造油压力机，四十几天日日夜夜的劳动，制造了过去所绝对不能制造的产品；我看见凭劳动人民的双手，平地修起蜿蜒的千百公里长堤和巨大雄伟的建筑，在对着淮河的水流，傲然欢笑；我看见几十万地方干部，依照毛主席的心，到处做着团结、鼓舞、领导群众的工作；在极为偏僻的农村里，我看见没有一个闲人，没有一个懒人，到处洋溢着增产的热潮，到处活跃着抗美援朝的运动，治淮民工和在家群众都组织了生产互助。”[※注]

拦蓄洪水的工程是整个治淮工作中关键性的巨大工程。第一期治淮拦蓄洪水工程，主要是兴修三座山地水库工程，即洪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和颍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其中石漫滩水库当年全部兴建完成。

石漫滩水库的作用在拦蓄淮河支流洪河上游的洪水，使自高山流下的湍急的山洪，经过石漫滩峡口时，紧紧地被拦蓄在群山环立的深谷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洪河中下游和淮河干流的洪水流量；另一方面在洪河枯水时期，还可将水库的水放出来灌溉农田。这个水库共可拦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可灌溉农田9万亩。水库工程包括三个主要部分：（1）拦河修筑一条连接两边山头，长450米，高22米的土坝；（2）在坝的右端山头开凿一条长85米的输水洞，洞口装置一座控制水流的闸门；（3）在坝的左端山头开挖一条40米宽的溢洪道，如水库内水位接近坝顶时，部分洪水可由溢洪道泄出，以保护坝身的安全。

石漫滩水库自1951年4月初全面开始修建，经过1.8万名民工、工程人员、技术工人的努力，至7月初完工，蓄水量4700万立方米。这是淮河流域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水库，也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个重要成就。石漫滩水库容量并不太大，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水库，而且是修筑土坝来拦蓄水流的水库，除去防洪的效益以外，还有9万亩农田的灌溉利益。时人评价说：“这一个水库能够顺利完成，以后就可有更多的更大的水库陆续完成，所以这个水库的本身对治淮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大，但却是我国水利事业从除害到兴利，从单纯的防洪，向兼顾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的多目标工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影响之大远过于它的实际的效益。”[※注]

为了灵活操纵水流的蓄泄，充分发挥蓄洪工程的效能，治淮委员会成立了润河集闸坝工程指挥部，决定在润河集淮河干流上修筑一个巨大的控制工程。该控制工程包括三个部分：固定河槽、拦河闸和进湖闸。普通水流可从固定河槽流到下游，作为常年畅通的河道；遇见较大的洪水，则可以酌量上、下游的情况，利用拦河闸和进湖闸的启闭，或者把水放到下游，或者把水蓄入湖内，作为洪泽湖以上淮河干流关键性的操纵机构。也就是说，在淮河涨水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两个闸的启闭，把淮河的水流调节到一定的流量。

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和霍邱城西湖的关键，也是第一期治淮工程的重点。该工程包括2.4万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工程，7.3万立方米的砌石工程，479米的闸门装置工程，以及200万立方米的土工。修建润河集分水闸是一个技术很繁复的工程，全闸宽1300米，长200米，总面积26万平方米。闸基、闸身需用混凝土2万立方米以上，全部工程共需用黄砂、石子、钢筋等各种器材物资达20多万吨。经过4万余人5个月的日夜奋斗，终于在汛期之前的1951年7月20日如期完成可控制淮河干流72亿多立方米洪水的润河集蓄洪分水闸。[※注]

治淮工程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程，尤其是在缺乏经验，缺乏技术干部，缺乏地形、水文等资料，工程大，时间短等种种困难的情形下，能按期胜利地完成任务，这真是创造了人类的奇迹。一位有经验的老工程师评价说：“像润河集这样的工程，在以往反动政府时期，即使规定要三年完成，我决不敢担任，但在今天，我可保证三个月完成。”[※注]又如润河集分水闸所需要的重1400吨宽500米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自己制造，并在很短的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这也是奇迹。正如时任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所说：像润河集分水闸这样巨大的工程，“我们完全依靠国内生产的材料机械和自己的工程人员，连同物料运输，在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它。和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所做的杨庄活动坝或泾渭渠渠首工程相比，它们的规模远比不上润河集分水闸规模的巨大，却都用了两年以上的时间，这个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工程组织能力的优越性，大大提高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对于自己的建设事业的坚强的信心”[※注]。

遗憾的是，由于闸下消能工程的设计错误，致使润河集进湖闸在1954年7月淮河大水中，放水不到一天，即发生静水池塌陷，并危及闸基，不得不关闸扒堤分洪，使城西湖失掉了对洪水的有效控制，给淮河中游防汛造成很大困难和被动。[※注]润河集分水闸工程以未能起到设计之初的作用而告终。

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人民政府用于治淮的经费约10亿斤粮食，超过了国民党政府导淮20多年所用经费。[※注]这期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省区中的13个专区、2个市和48个县，先后共动员民工达300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样大规模的治淮工程，能在短短的8个月内完成，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空前辉煌的成就。[※注]第一期工程除了完成润河集蓄洪分水闸和石漫滩山谷水库外，还完成了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1.95亿立方米。

1951年9月24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对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情况作了全面总结。他指出：1951年的治淮工程在今年洪水到来以前全部完成了。工程的总量包括修筑堤防2191公里，疏浚河道861公里，水库3处已经动工，其中一处已经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2处，大、小闸坝涵洞92座都按期完成。这些工程在本年的抗洪排水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河南的工程主要是集中治理洪河、汝河、颍河几个水灾最重的河流，所以，尽管洪、汝两河的洪水很大，但两河流域的受灾面积大为缩小；皖北区治淮工程是把蓄水工程、堤防工程、疏浚和沟洫工程互相配合起来，使皖北本年做到了“小雨免灾，大雨减灾”[※注]。

10月28日，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专题报告，高度评价了第一期治淮工程的成就和经验。他指出，治淮工程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多目标的流域开发的工程，它给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指出一些新的方向：一是通盘规划的方向，二是蓄水的方向，三是水土保持工作。他重点对治水理念从泄水排水转向蓄水的情况作了阐述：“过去治水的方法，不外是防水、分水、泄水，总之是把水当做有害的东西，赶快送到海里，等农田灌溉或航道交通用水的时候，却又无水可用，治淮工程是采取了以蓄水为主的方针，要把今年七八九月的洪水储蓄起来，供给明年四五六月使用。所以对水就可调剂盈虚，汛期洪水既不为害，干旱季节也有水可用。在淮河上所用的蓄水的方法，一种是湖泊洼地蓄洪工程，就是把沿河的湖泊洼地，做上控制或半控制工程，只等较大洪水才放水入湖，因为湖内常空，蓄洪的容量可以大大提高；另一面，湖里的田地，原来十年九淹，现在也可保证一季麦收。另一种是在山地修筑水库，就是在河流的上中游，选择肚子大出口小的山谷，修筑拦河坝，把河水整个拦蓄起来，等下游用水的时候，再有计划地把水放了下来。”[※注]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治水思路转变，对后来形成“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1年7月底，随着第一期治淮工程的结束，水利部召开了第二次治淮会议。会议肯定了上、中游以蓄水为主，淮河与洪泽湖分开、入江等治淮原则，并对1952年治淮工程作了明确规定：“除大力进行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和沟洫工程外，上游主要工程仍着重于蓄水，兼及河道整理工程；中游着重蓄水和内水排除工程；下游进行灌溉渠的修筑和防洪工程。”[※注]各项工程“连同测勘、水文、防汛和购备施工机械等费共需粮食15亿斤”[※注]。这次会议后，治淮工作开始进入更大规模的治理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