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立即恢复、修建了许多敌伪破坏及未完成的水利工程，并新建了盘山、东辽河、河北石津渠、平原广利渠、陕西洛惠渠等一些大型灌溉工程。鉴于当时大规模治理黄河的条件还不成熟，故为了给大规模地利用黄河水灌溉农田创造经验，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1月中旬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决定修建河南省境的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后改为人民胜利渠）与绥远省境的黄杨闸工程。

随后，黄河水利委员会[※注]于11月29日在开封召开所属干部大会，传达水利联席会议的决议。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明甫说：中央人民政府已批准1950年治黄预算并决定举办引黄济卫工程（即在黄河铁桥附近设闸，引黄河水至新乡城东入卫河，约可灌溉20万亩，并有利卫河航运），故1950年任务十分艰巨。他勉励全体干部，坚决完成1950年的治黄任务。随后，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引黄测量大队，至黄河北岸工地开始测量工作。该队共分地形（三个组）、水准（两个组）、导线等组，其测量范围是由郑州铁桥北岸上口至新乡分渠首，沉沙池及东西干区各灌田渠。地形测量计1272平方公里。在测区内河流每公里测量一次断面，每10公里测量一次流量等，并在渠首元村镇、新乡县、获嘉县、汲县设永久测站。

1950年1月22—30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召开治黄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河工作会议。到会的有沿河主要治黄负责干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水利专家等共50余人。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含英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水利联席会议精神，结合黄河的具体情况，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1950年治黄工作的方针与任务，1950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制草案和工作制度等。会议讨论了治理黄河的最终目的，正式提出了“变害河为利河”的指导思想。但会上对于是否举办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有不同意见，引起了一场争论。

早在1949年11月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就把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作为“有极大收益的重要工程”之一予以支持。1950年是新中国财政很困难的一年，但中央批准给黄河的工程费仍占全国水利建设费用的四分之一（折合8500万公斤小米）。有人认为这笔钱来之不易，应首先集中用于下游修防，多做防洪工程，保证黄河不决口，就是对两岸人民最大的兴利，现在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有人对在黄河大堤上开口子建涵闸能否保证大堤安全表示怀疑，不敢贸然表示同意。有人担心黄河水引不出来，因为黄河游荡得很厉害，即使水能引出来，因为泥沙多，恐怕用不了几天，渠道也淤平了……总之，反对和怀疑的意见不少。[※注]支持兴建者认为，让黄河兴利是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具有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应加快兴建。持稳健态度的支持者认为，在黄河治本问题未解决前，全面兴利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利用可能的条件试办中型和小型灌溉工程，帮沿河群众发展生产，还是必要的。[※注]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决定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并要求对干流进行查勘工作，为制定统一治理黄河的规划作准备。会议确定1950年治黄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是：以防比1949年更大的洪水为目标，加强堤坝工程，大力组织防汛，确保大堤，不准溃决；同时观测工作、水土保持工作及灌溉工程也应认真地、迅速地进行，搜集基本资料，加以分析研究，为根本治理黄河创造条件。关于修黄方面，应立即开始运石、集料、植柳工作，准备复堤整险。治本研究工作方面，必须首先搜集研究基本资料，同时建立与巩固水利建设，进行观测勘察。黄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应结合人民利益，发动人民试验进行。兴修水利工作，应争取局部试办中小型灌溉与放淤工程，帮助沿河人民发展生产。会议决定，平原省进行引黄济卫，山东省试办放淤，宁（夏）绥（远）勘测旱沪渠等项工程。为了保证完成1950年的治黄任务，会议决定统一治黄机构，加强领导。黄河水利委员会下设山东、平原、河南等三个黄河河务局，上游在西安设西北工程处。[※注]这次会议，是黄河由分区治理走上统一治理的开端，为新中国治黄工作打下了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统一的基础。[※注]

在“变害河为利河”的思想指导下，黄河下游历史上第一次利用黄河水造福人民的引黄济卫工程加快了测量规划工作，迅速开展了灌区社会经济调查、科学试验、规划设计、编制施工计划等项技术工作。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系由黄河北岸铁桥以西引水，沿京汉路东侧总干渠流入新乡市卫河。引黄济卫工程有两个目标：一是为了灌溉，计划浇灌平原省汲县、新乡、获嘉及延津4县农田约40万亩；二是为了济卫，增加卫河水源，以增进新乡至天津间的航运。该工程引水地点在京汉路黄河铁桥以西北岸，筑闸引水。总干渠自进水闸至新乡卫河边止长50余公里，渠水量为40立方米每秒，以20立方米每秒灌溉新乡专区的棉田36万亩；以20立方米每秒济卫，增加卫河水量，以利于平原省会新乡直达天津的航运。待整理河道后，以便航行200吨汽船和帆船。[※注]

经过1950年的筹备，1951年3月，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正式开工，修筑总干渠、西干渠、东一干渠以及水闸、桥梁等主要工程。为了确保工程顺利完成，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了引黄工程指挥部，下设5个施工所、3个转运站、2个土木工程指挥部。6月27日至7月14日，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同副部长张含英、苏联顾问布可夫、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等人对黄河进行了查勘，视察了黄河堤防，勘定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的位置，查勘比较了潼关至孟津蓄水库的库址坝址，以准备黄河治本工作。1952年4月，经过500余名干部、1万多名工人的辛勤劳动，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4月10日，在渠首举行了放水典礼，许多群众赶来参观。当他们看到黄河水从闸门中涌出时，高兴地说：“我们再不受旱症了，永不怕棉花开花不结桃、谷子出穗不结粒了！”[※注]受典礼现场人民群众热烈情绪的感染，时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罗玉川提议将这项工程改名为“人民胜利渠”，得到大家的赞同。同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听了汇报后也盛赞“人民胜利渠”这个名字起得好。[※注]

1952年7月，引黄济卫第二阶段正式开工，修筑东二、东三、新磁、小冀四个灌区工程及沉水池扩建工程，到12月第二期完成。1953年2月，第三阶段工程开工，主要修筑部分工程的加固和整修及沉淀区的建筑物工程，到同年8月竣工。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新中国农田灌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在工程设计中，工程设计者“打破了过去一般工程设计上只重视干支渠的错误传统，敢作出斗毛渠的具体设计，使挖渠工作全面展开，因之完工之后即能放水浇地，当年即浇到28万亩”[※注]。

在“变害河为利河”治黄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结束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到1953年8月全部修建完成，共建成渠首闸、总干渠、西灌区、东一灌区、东二灌区、东三灌区、小冀灌区、新磁灌区和沉沙池等大小建筑物1999座。修筑斗渠以上渠道长达4945公里。灌溉渠可引入巨大流量的黄河水，灌溉黄河北岸新乡、获嘉、汲县、延津等县72万亩农田。8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撤销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处，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全部移交河南省人民政府管理领导。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全部完成后，不仅保证了京汉铁路两侧新乡、获嘉等6县70余万亩缺水农田获得及时灌溉，而且保证了船只在卫河枯水期仍能航行无阻，使新乡到天津900多公里的卫河航运得以畅通。“自引黄以来，就保证了卫河航运的畅通，100吨的木船可满载。1952年完成卫河货物航运吨公里数约为1951年的162%，增加运费收入200亿元。1953年计划货运吨公里数较1952年扩大了20%，单是第一季度已完成全年计划的35.9%”[※注]。

1956年6月，为了充分发掘灌溉的潜力，黄河水利委员会决定续修引黄济卫扩建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加固渠首和总干渠，把引水量由当时的5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70立方米每秒；进行渠系改善和灌区扩展，把灌溉面积由72万亩扩大到160万亩；在总干渠上一号和三号跌水举办两处水力发电站，发电900千瓦到1200千瓦，除扬水灌溉12万多亩农田外，还要供给农产品加工和农村照明用电。[※注]

1958年5月1日，引黄灌溉济卫扩建工程举行放水典礼。工程的总干渠和干渠上共完成闸门、桥梁、涵洞、跌水等建筑物50座。这项工程引水，可灌溉天津和沧县一带900多万亩土地，其中有600多万亩水稻；灌溉山东省德州、武城一带150万亩土地；灌溉河南省近500万亩土地。[※注]

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高度评价说，引黄灌溉济卫扩建工程“是历史上的创举，并为黄河下游开辟了利用黄水兴修水利的道路。这不但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直到1988年，王化云仍称赞说：“实践证明，30多年前的决策是正确的。据统计，这个灌区从1952年开灌以来，仅粮棉增产总值就达4.4亿元，为灌区总投资的18倍，如今人民胜利渠已成为‘渠道纵横地成方，粮棉增产稻花香’的全国先进灌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