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办水利促进了“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也成为农业“大跃进”运动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大跃进”过程中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这是当时及后来人们关注的问题。“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成就，是人们较为普遍的看法，也是可以通过大量统计数据加以说明的。

1959年4月，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的傅作义指出：1958年，全国共完成土石方580亿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初步治理洼涝面积2.1亿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2万平方公里，“我国水利建设事业这样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都创造了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注]。1960年4月，傅作义对1959年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又作了总结：全国共建成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31座，共可蓄水100多亿立方米，建成中型水库10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1200多处，另外，还有大量的小型工程。共计完成土石方130亿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7000万亩，初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面积8万平方公里，初步治理洼涝面积6300万亩，发展机械排灌140万马力。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水利运动中，全国水利工地上的工人数最多时曾经达到7700万人。全国扩大和改善的灌溉面积，已经超额完成了2.6亿亩的计划，完成治涝面积4000万亩，完成土石方270多亿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原定250亿立方米的计划任务。[※注]李葆华也指出：“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发展速度是我国历史上所从来不曾有过的。”10年间共增加灌溉面积7.6亿亩，其中仅1958年就增加了4.8亿亩，为新中国成立前几千年所累积完成的灌溉面积的2倍。[※注]

当时的档案材料也可以充分说明，“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成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此后的水利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

1960年6月，河南省将“大跃进”以来水利建设成绩与新中国成立后8年的成绩作了对比后指出：“大跃进的1958年和继续跃进的1959年水利建设的成绩是惊人的，共计完成中小型水库18000多座，为解放后8年的8倍多；开挖渠道104000多条，为解放后8年的110%；其中灌溉万亩以上的渠道200多条，塘堰坝83万多处，为解放后8年的246%；打井60万眼，为解放后8年的72%；添置水库33万部，为解放后8年的79%；添置动力排灌机械33万多马力，为解放后8年的7倍多。特别是完成了4处大型引黄灌溉工程，开工了3座大型水库，修建了大量的水电站和水力站。两年内增加灌溉面积达2784万亩，为解放前原有灌溉面积的446%多，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5倍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5倍多，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近1倍。”[※注]

时任广东省水利厅厅长的刘兆伦在1961年全省水利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水利建设运动经历3年的“大跃进”和一年的巩固提高以后，已初步改变了广东省的自然面貌，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型为骨干的水利系统，为实现水利化奠下了稳固的基础。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成为农业“大跃进”的主要标志。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1）全省用了12亿多个劳动工日，共完成土方11.2亿立方米，石方2656万立方米，混凝土方229万立方米，等于新中国成立后8年完成土方总和的3倍多。兴建大型水库25宗，中型水库172宗，连“大跃进”前兴建的中型水库18宗，共有215宗。其中已基本完成配套的30宗，库区已完灌区未完的22宗，灌区已完库区未完的21宗，库区灌区均未完成的120宗，下马22宗，小型水库则近千宗。这就大大改变了“大跃进”前存在的零散不系统、骨干少、标准低的缺点，改变了水利工程的分布状况，使许多水利很落后的地区改变了面貌，赶上了先进地区。（2）在灌溉方面，现在全省共有可供灌溉的蓄水工程蓄水库容133.3亿立方米，引水工程引水流量约1600立方米每秒，蓄引水工程连同机械、电动排灌工程、井灌工程等，合计共有水量230亿立方米，比“大跃进”前的130亿立方米增加了77%。（3）在机电排灌方面，1958年以来，全省排灌机械由3.9万匹马力增至16.3万匹马力，出现了“大办水利大增产，小办水利小增产”的局面。[※注]

1961年1月9日，国家统计局在给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对近3年来的水利建设成绩给予了肯定。报告指出：1958—1960年，我国共建成大型水库99座，为前8年（1949—1957年）的5倍；建成中型水库1100多座，为前8年的14倍；建成小型水利工程10.8万多处，为前8年的1.4倍；3年中共做土石方1000亿立方米，为前8年的11倍。1960年，全国灌溉工程控制面积[※注]已达9.5亿亩，占耕地面积的59%，比1957年增加4.3亿亩；水土保持的初步控制面积已达48.7万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32%，这对战胜严重的水旱灾害、保证农业增产都起了重大作用。[※注]

1961年11月25日，中共水利电力部党组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中，认为全党全民经过三年“大跃进”的奋斗，确实在水利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该报告列举了取得的成绩——全国灌溉面积：1949年的可灌面积为2.4亿亩，1957年为4.5亿亩，1960年曾统计为10亿亩以上，经各省初步核实，有效灌溉面积为6.7亿亩。1957年的保证灌溉面积为3亿亩，1960年曾统计为5亿亩，经各省初步核实为4.5亿亩。机电排灌设备：1949年拥有9万马力，1957年有56万马力，1961年有600万马力。其中电力排灌1949年基本没有，1957年为5万千瓦，估计到1961年底可达100万千瓦。大型水库（包括水电站及其他部门主办的）：1949年5座，1957年21座，1960年动工兴建与续建的曾达300座。在这300座中，截至1961年已建成与基本建成的87座，已拦洪尚未建成的84座，共171座。连同1960年以前建成与基本建成的共计139座，已拦洪尚未建成的87座，两项合计226座。[※注]

总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农、林、水利建设发展迅速，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加强。据统计，国家对农、林、水利、气象建设共完成投资13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增长2倍多，占全国投资总额的11.4%。在农、林、水利、气象建设投资中，水利投资95亿元，占69.9%。通过水利建设，扩大了灌溉面积，整治了易涝洼地，加强了防洪能力。1958—1962年，全国受灾的耕地面积累计达到35.3亿亩，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和水利建设成就，减轻了灾害的程度，使成灾面积减为13.6亿亩，只占受灾面积的38.5%，第一个五年曾占到48.6%。[※注]

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的《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对该时期水利建设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该书指出：“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连续两年的冬修春修中，都是出动了上亿的劳动力，不论从开工处数之多和完成土石方数量之巨，都是空前未有的，全国很多大型水库和大型灌区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兴建的，至于中小型工程更是遍地开花，数不胜数。这些工程除其中一小部分由于质量太差或缺乏水源等原因被废弃外，大部分经过以后几年的整修加固、续建配套，还是可以陆续发挥作用的。像安徽的淠史杭、内蒙古的三盛公、北京的密云水库等大型枢纽工程都是这一时期建成的，为这些地区灌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据1962年经过核实后的数字，1962年比1957年实际增加灌溉面积5538万亩。同时，经过这次全民性的水利运动，对进一步摸清水土资源，掌握治水规律和培养、锻炼水利队伍都起到很大作用。[※注]《水利辉煌50年》一书也认为，此时期水利工作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兴起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群众运动，在许多地方取得了相当成绩，建设了大量工程。按照1961年的统计，“大跃进”期间，修建了900多座大中型水库，主要集中在淮河、海河和辽河流域。灌溉面积从4亿亩增加到5亿亩，对当时的防洪、抗旱、排涝起到很大作用。[※注]

此外，部分省份的水利官员及个人对各省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给予了高度评价。1961年7月29日，时任华北局计委副主任的郭春原在北戴河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说：“从华北来说，突出的成绩是：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全区已建的大、中型水库139个，这些水库已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防涝、抗旱的作用；灌溉面积也有很大增加，1957年以前，保浇面积约4800万亩，到现在增加1倍左右；近3年来，华北连续遭受旱灾，由于这些水利建设，提高了抗旱能力，大大减少了受灾程度，这是应当肯定的。”[※注]20世纪90年代，时任山东省水利厅厅长的王玉柱对山东省“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成绩也给予高度肯定：“人们不会忘记那如火如荼的50年代，水利工程的建设者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开创的治水奇迹：为沂沭河流域的洪水出路而开山劈岭；在百万余亩荒碱地上，建立起科学的引黄灌溉、排水系统；在全省各主要河道上，百余座大中型水库群，同时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多种多样的群众性小型工程，也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建立起来。人们不会忘记，由干部、技术人员和千百万民工组成的治水大军，为这一伟大事业，夜以继日忘我劳动，常年战斗在工地上，以热血和汗水、青春甚至生命，在勾绘的这幅蓝图上，实现了他们人生的自我价值。这是艰苦的年代，是无私奉献的年代，也是为山东水利事业奠定基础的年代。”[※注]

2006年，山西水利发展研究中心的渠性英对山西省在“大跃进”中掀起的水利建设运动作了这样的阐述：高潮期间，水利工地上劳力多达400万人。平原、丘陵、高山上到处有开渠筑坝、挖泉打井、修水库、截潜流、排涝改碱、引水上山等多种多样的改造山河的战斗。汾河水库、漳泽水库、册田水库、关河水库、后湾水库以及夹马口、小樊等大型电灌站都是在这个时候动工兴建的。这3年全省建设了一大批水利骨干工程，为山西省以后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注]

“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和缺点？如何正确估计和看待这些失误和缺点？这个问题在“大跃进”时期便有较大争议，目前学术界对“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的认识分歧，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关于“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的得失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水利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失误和值得吸取的教训。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的《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指出：这次全国性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治山治水运动，虽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提出了不少不切合实际，甚至违背科学常识的口号，如要求“在两三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旱灾害”；在华北平原提出“一块地对一块天”，大搞平原蓄水工程；在群众性农田水利运动中，片面提倡“共产主义协作”、“大兵团作战”等口号，使得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水利运动中愈演愈烈，严重地挫伤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大量浪费，并给以后的水利工作遗留下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大量的维修、配套、加固、保安工作量。由于不少工程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缺乏前期工作，仓促上马，违反自然规律和人力物力的可能条件，造成很大损失。例如在黄河下游修建花园口等大型拦河引黄枢纽，在缺乏排水设施的情况下发展引黄灌溉，大引大灌，引起了大面积的土地盐碱化，结果是“一年增产，二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最后不得不毁闸平渠，被迫停灌，造成大面积的农业减产。[※注]又如甘肃省“引洮上山”的跨流域引水工程，计划将黄河支流洮河的水源引入陇中和陇东高原，发展灌溉1000万亩。但是，当时的甘肃省领导不顾物力、财力和技术可能条件，在缺乏认真调查研究、勘测设计和论证的情况下，于1958年盲目开工，搞“人海”战术，花了1.5亿元，[※注]到1960年无以为继，只得停工，没有生产任何效益，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更加重了当地的贫困，严重挫伤了群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水利辉煌50年》一书也指出，此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也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片面强调小型工程、蓄水工程和群众自办的作用，忽视甚至否定小型与大型、蓄水与排水、群众自办与国家指导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水利建设中规模过大，留下了许多半拉子工程，许多工程质量很差，留下许多后遗症。例如“大跃进”期间由于兴建水利工程而搬迁的大约300万移民，大多数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遗留问题严重；再如，由于盲目地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而忽视了排水工程，一度在黄淮海平原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等。[※注]

王玉柱在阐述“大跃进”时期山东水利建设的不足时说：“实践使人们认识到，50年代建成的大批水库和引黄涵闸，虽然具备了灌溉增产，还需要大量的排灌渠系配套和完善管理。否则，只能大水漫灌。在易涝易碱的黄泛平原，大水漫灌不仅不能增产，还造成了大面积土地盐碱化并加重洪涝灾害。已经建成的大批水库，没有灌溉工程配套，同样不能增产。例如，东平湖水库曾经蓄水20余亿立方米，由于灌区没有开发，只得把水白白放掉，还因泥沙淤积减少数千立方米的库容。”“50年代‘有了水就有粮’的愿望是积极的。但以愿望代替计划作为指导生产的依据，就必然出现偏差，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大损失。”[※注]

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论述到“大跃进”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时也指出：“从1958年初开始，广大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虽然由于不量力而行，半拉子工程很多，当时的经济效果很差，有的工程事前对水文地质勘测不够，草率上马，遗留问题很多，但这些工程的大部分经过修改续建，在后来也确实发挥了作用。特别是这几年对黄河的治理应该说是有成效的。”[※注]

山西省水利厅的张荷对山西“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成绩作了评述：“从1958年起，4年内全省先后兴建水库1752座，设计总库容37亿m3。库容在100万m3以上的190座水库，原设计灌溉面积为46万hm2，到1962年实际配套受益仅有13万hm2，只占设计面积的27%；因标准低、质量差而不能安全度汛的水库有121座，占到水库总数的60%；因规划设计不合理或根本没有设计而草率上马，以及不需建而建，应迟建而早建，需小建而建大了的就有51座，占到26%。但从另一方面客观地分析，3年‘大跃进’中依靠人民群众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却为山西水利奠定了基础。”[※注]

第二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有得有失，失误太多，得不偿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水利建设运动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发动“大跃进”，是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连续3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的挫折，教训非常深刻。1957年9月，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掀起，实际上吹起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注]他在评价“大跃进”的得失时，首先肯定了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但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有些成绩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拿到手，第一个回合[※注]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他说：“由于盲目施工等原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后遗症也不小。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曾经大力倡导农田水利建设搞群众运动的柯庆施，1962年6月2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华东地区水利建设的教训时，也承认1958年以来，国家投资22.8亿元，修大型水库20多座，中型水库300多座，小型水库2000多座，占用耕地2600万亩，移民近2400万人，已迁237万人，但不少工程不配套，现在还不能发挥效益。有些工程打乱了原来的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我们花的钱和器材不少，而事情却没有办好，有些甚至办坏了，许多钱被浪费了。”[※注]

时任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在其回忆录《大跃进亲历记》中，专门设“水利化运动及其灾难”一节，阐述“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重大失误问题。他在该节题目中用“灾难”二字来概括“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水利化得失的明确态度。在该节中，他用了“‘三主方针’淮河流域的危害”、“引黄灌溉的失败”、“半途而废的引洮工程”三个事件作标题分别加以论述，最后对“大跃进”时期水利化运动作了这样的评价：关于“大跃进”时期水利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这里只谈了以上影响较大的三个事，其他种种就从略了。1960年结束“大跃进”30年之后，1991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可是并非“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是10—20年一遇的洪水，各水文站水文却普遍高于1954年特大洪水。洪水虽被大堤锁住，但干流水位高居不下，向支流倒灌，于是形成空前“关门淹”，涝灾面积竟占整个受灾面积的80%，达五六千万亩。这就不免使人想起，这几十年水利工作尤其是治淮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他引用了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讨论治淮会议上说的话“回头看，对于怎样根治淮河，我们还没毕业”来表明自己对“大跃进”水利化运动的否定看法。他尖锐地指出：“我要提的问题却是：既然近半个世纪的治淮主管人自称还没有毕业，那么，你所付出的学费究竟有多少呢？为什么不一一数来呢？”[※注]吴其乐在考察了福建的“大跃进”后也认为：“闽北的‘大跃进’运动，应该说是有得有失，但是，失大大地超过得，最终是得不偿失。”[※注]

笔者认为，“大跃进”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成就，这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同时，由于水利化运动是在“大跃进”的特殊背景和政治环境中展开的，由于“左”倾思潮泛滥及水利建设上缺乏经验，此时期水利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办了一些错事，犯了一些错误，这也是不能否认的。究竟“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上出现了哪些失误，这是需要认真总结的。实际上，当“大跃进”水利建设高潮过后，人们冷静下来时，已经认识到其中的失误和偏颇，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

1960年10月3日，陈云致信毛泽东，汇报赴河北、山东两省考察农村的情况。他说：“去年水利大军多了些，吃粮多了些，工程项目多了，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无去年（包括大跃进以来）的大搞水库，今年鲁冀两省淹掉的土地不是现在的各一千多万亩，而必然是各三千多万亩。免灾所得的粮食比水利大军吃掉还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应作为教训，但看来不宜深责。”[※注]陈云对“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得失的看法，显然是客观公允的。

1961年11月25日，中共水利电力部党组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中，也检讨了3年“大跃进”水利建设的偏差和问题。该报告明确承认：水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规划对头，工程做得很有成效，基本解决了水利问题。也有个别地方，规划不对头，工程全无成效，甚至破坏了原有的水利设施。总起来说，这两种情况都属少数。大多数的情况是，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发生了不少问题。问题主要是：尾工配套任务大；移民未安置好；冀鲁豫部分地区发生碱化和水利纠纷；老工程失修，破坏严重；管理工作跟不上。该报告还指出：在上述问题中，当前的中心问题是管理工作跟不上。在3年大发展中，很多地方集中力量搞新工程的建设，而忽视了管理工作，以致建设与管理严重脱节。不少地方，水利效益逐年降低，甚至工程遭到严重破坏。河南省白沙水库灌区是国家举办的大型工程，1955年建成，1958年扩建，由省设专管机构管理，灌溉效益逐年扩大，1959年实灌面积达到47万亩。但是近两三年来，由于管理权限下放，一个统一的灌区变成由受益县、社分割管理，结果灌溉秩序紊乱，工程失修损坏，1960年只灌了8万多亩，1961年实灌只4万多亩。据估计，为修复被破坏的工程，需做土方17万多立方米。湖北省襄阳专区调查了5个县11个公社的2254处塘堰，失修损坏占51%，现有蓄水能力占原有蓄水能力的46%，灌溉面积下降35%。[※注]

在中共中央及水利部等对“大跃进”水利建设高潮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同时，地方各省也纷纷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1960年下半年和1962年2月，吉林省在召开的两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给予了总结，在充分肯定“大跃进”以来水利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不足与教训。[※注]江苏省于1961年对“大跃进”3年来水利工作的成就和效益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总结，认为3年来全省水利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注]到1962年3月，江苏省水利厅再次对“大跃进”以来水利建设进行了总结，这次总结与上次比较，对缺点和错误的认识更为深刻。[※注]1962年8月，湖南省水利工作会议在肯定“大跃进”水利建设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主要经验教训。会议认为：由于经验不足，也走过一些弯路，做过一些蠢事，产生了一些缺点与错误。[※注]

1961年9月，广东省水利厅召开全省水利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人们对4年来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对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表示怀疑。时任省水利厅厅长的刘兆伦承认，水利运动发展规律是不平衡的，在伟大成绩中存在局部地区的失败，办错了一些水利，或者没有办什么水利，这是不奇怪的，不能因此而对整个成绩有怀疑。他认为，在大办水利中确实存在着抓得不准，抓得不狠，大工程没办成，小工程又没有办，“西瓜没有捡到，芝麻又丢掉”的现象，并承认这是“局部的失败”[※注]。至于广东省在“大跃进”兴修水利高潮中出现了哪些失误，刘兆伦认为，成绩与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而这一个指头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战线过长，项目过多，要求过急，速度过快。他指出：“由于我们头脑过热，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消灭水旱灾害看得过于容易、过于简单，没有认识到这是非常艰巨、复杂和长期的斗争。把国家可能投于水利建设的资金器材，以及人民公社对水利建设的优越条件，又作了过高的估计。因此犯下了战线过长，项目过多，要求过急，速度过快的错误。由于要求太多、太急、太快，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注]（2）勘测不详，设计不周，准备不足，工期过短。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做法带来了不良后果：由于资料不足，勘测未周即草草设计，设计未完，图纸未备，未经准备，又即仓促施工，方案未经详细比较，计划一再变更，本工程所需工款器材和劳力多少，领导心中无数，工作难免陷于被动。（3）不讲政策，不务实际，强迫命令，刮“共产风”。片面强调共产主义风格，无偿的义务支援，违反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政策和“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的合理负担政策，严重滋长着“左”的思想倾向，普遍刮了“共产风”[※注]。

1962年8月，河南省在总结1958年以来水利建设情况时，认为“大跃进”以来河南省水利建设成绩很大，但也存在着缺点错误，主要表现为：（1）在平原地区不正确地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盲目发展引黄灌溉，打乱排水系统，以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扩大了盐碱化面积。（2）在整个部署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快，特别是大中型工程摊子大，战线长，过多地占用劳力、物力、资金和工地，影响了农业生产。（3）不尊重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历史传统习惯，不能因地制宜，搞了一些质量不好、标准不够甚至是错误的工程，浪费了不少劳力，也留下很大的处理任务。（4）形式主义，不讲究实际效果，很多有利的工程，不能一气呵成，见效很少；更突出的是偏重于兴建新的工程，而忽视了对原有工程的管理维修养护工作，水井、水库、渠道、塘堰以及河道堤防等，遭受严重破坏，全省灌溉能力和排水能力大为降低。（5）没有坚持执行谁受益谁负担、等价交换和多劳多得等社会主义原则，以及各项具体政策，所有权不固定，挫伤了群众修、管、用水利的积极性，甚至占用群众房屋土地却没有进行合理补偿，对水库淹没区群众没有全部妥善安置，造成这些地区群众生产生活上很大困难。[※注]

上述材料充分说明，“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确存在着一些失误和缺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错误。这是必须充分认识的。一味否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而过分强调失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一味肯定“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成就而不承认或否定出现过的错误，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总体上看，“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有得有失；在利弊得失的估计上，应该说是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成绩巨大，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