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但由于原规划设计不当，对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三门峡大坝建成不久，泥沙淤积严重，工程不能发挥原来设想的效益，造成了资财的巨大浪费。当时的设计者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样的思路使得三门峡工程自身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正因在建造时没有考虑排沙问题，三门峡工程蓄水运行后，泥沙淤积的问题开始显现。据水电部的历史资料，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了50亿吨，淤积速度和部位都超出预计，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势。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加之蓄水常年不按标准等利益驱动因素掺杂其中，致使渭河河床不断抬高，并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使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面积增大，严重危害了农业生产。

当初黄万里等反对者所担心的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出现了，严重威胁着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引起了各方面的更大争议。鉴于这种情况，1962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三门峡水库原来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汛期闸门全开敞泄，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但由于泄水孔位置较高，泥沙仍有60%淤积在库内，致使潼关河床高程并未降低。而下泄的泥沙由于水量少，淤积到下游河床，反而使下游河床进一步恶化。三门峡工程严重的泥沙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受其害的陕西省反应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党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1962年4月，陕西省代表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第148号提案，提案请求国务院从速制定三门峡水库运用原则和管理方案，建议水库运用改以滞洪排沙为主，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建设施加大泄统排沙能力。请国务院组织工作团深入库区，调查存在问题，指示解决办法，以减少库区淤积，确保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注]对此提案，全国人大决定由国务院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研究办理。

为进一步论证三门峡水库改建的可行性，水电部于1962年8月和1963年7月先后两次邀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以及有关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的技术讨论会。在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是正确的，但对于是否要增建泄流排沙设施，以及增建的规模等问题则分歧较大。这可以说关系到根治黄河的方向，关系到中下游千百万人民切身利益。这期间，经过比较，黄河水利委员会还是推荐干流碛口拦泥水库方案，即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5—8号四条原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解决泥沙淤积的燃眉之急。但三门峡水库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之后，仍未能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已影响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正因如此，周恩来曾在1962年5月11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注]

1964年4月16日，时任代理总理职务的邓小平总书记（因周恩来出访非洲）和彭真巡视西北抵达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很大，邓小平就此事与王化云谈话。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修拦泥水库，见效快，花钱也不多。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认为拦泥工程应首先选在晋、陕峡谷的干流河段和泾、洛、渭河上控制面积大，淹没小，距三门峡近的河段。”[※注]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赞同这个办法。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因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于5月3日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淤积问题，嘱咐钱正英：下去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召开一次治黄讨论会。[※注]随后，水电部于1964年6月在三门峡现场又召开技术讨论会，对工程改建方案继续进行讨论。同年8月初，水电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和治黄方向问题。

其间，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要真不行就炸掉它！”[※注]炸坝是否可行？不仅陕西省有意见，而且水电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意见也有分歧。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为统一认识，周恩来决定专门召开治黄会议，解决三门峡水库淤积问题。会议原定1964年10月召开，但因10月15日夜传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治黄会议被迫延期。11月14日，周恩来从苏联访问回到北京。他本想在治黄会议前再次到三门峡水库视察，研究大坝的改建问题，但因要筹备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未能成行。

1964年12月5—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理黄河会议，邀请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着重讨论三门峡水库改建问题。周恩来虽然忙于筹备人大和政协会议，但仍然抽出时间参加会议。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因为三门峡工程修建5年以来，泥沙淤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5年内，淤积泥沙达50亿吨。仅1961年和1964年两年就淤积了30多亿吨。三门峡水库如果不改建，再过5年，水库淤满后将对关中平原造成更大威胁。[※注]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出现了四种有代表性的争论意见。

一是“现状派”，代表人物是时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他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二是“炸坝派”，代表人物是时任河南省科委副主任的杜省吾。他的观点核心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认为，黄土下泄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故力主炸坝。三是“拦泥派”，代表人物是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他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方针。四是“放淤派”，代表人物是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他主张黄河干支流都应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会上的四派之争，实际上主要是“拦泥”与“放淤”之争。[※注]会上，可谓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12月17日，周恩来召集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以及林一山、王化云等人开会。他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遍。王化云的“上拦下排”与林一山的“大放淤”两种观点大相径庭，相持不下。周恩来转而征求其他三位同志的意见。钱正英支持林一山，惠中权支持王化云，王光伟因对治黄业务的事情不清楚，投了“弃权票”。最后周恩来指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作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12月18日，周恩来在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支持改建三门峡工程的设想，明确指出：“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注]他还强调：“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注]然后，他对争论不休的三门峡工程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三条意见：（1）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2）治理黄河规划即使过去觉得很好，现在看到不够了，也要修改。他强调：“象这些摸熟的东西还要不断地改，何况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注]（3）“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注]

周恩来对围绕着三门峡水库争论的问题作了解答。他首先强调：“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注]随后，他分析道：“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注]他强调：“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注]

周恩来尽管不赞成“炸坝派”的观点，但对有人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仍予以鼓励，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和解决矛盾。他说：“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地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因为我不这样说，别人不敢大胆地想。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这不是胡闹吗！我的意思是连炸坝都可以想一想。不过不要因为我说了，就不反对，就认为可以炸了。毫无此意。我也是冒叫一声，让人家想一想。如果想出理由来，驳倒它，就把它取消，不必顾虑。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注]周恩来也不赞成维持原状的“不动派”。他说：“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问题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注]他耐心地解释说：“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注]

对于以王化云为代表的“拦泥派”，周恩来指出：“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注]他比较赞同林一山的意见，优先解决三门峡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在三门峡水库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水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尽管如此，他仍然谨慎地说：“改建规模不要太大，因为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注]

这次治黄会议批准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即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4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尽管会议通过了这种方案，周恩来仍然慎重地指示：“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不要因为中央决定了，国家计委批准了，就不管了。因为决定也常会出偏差，会有毛病，技术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多。我再重复一句，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注]

这次治黄会议是中国治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会议。周恩来的讲话对人们认识黄河的客观规律起到了促进作用。1965年1月，水利电力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围绕三门峡工程展开的治黄论战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周恩来在批示中指出：这份报告“比较全面，并对过去治黄工作的利弊和各种不同意见做了分析。现印发给中央和有关部委、各省、市负责同志一阅。”[※注]

随即，作为救急方案的三门峡水库改建工程于1965年1月开工，其间，建设者们努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干扰，专心致志地施工，使“二洞四管”改建任务于1968年8月全部完成。改建后的水库泄量增大一倍，库区淤积有所减缓，但潼关以上库区及渭河下游的淤积仍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明显不够。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的44.4%，三门峡水库几成死库。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近9米长的河槽几乎被淤塞。1968年，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关中平原受到严重威胁。1969年夏，因三门峡水库淤塞导致渭河水灾，西安再度告急。

为了进一步解决库区淤积，充分发挥枢纽综合效益，1969年2月17日，水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发了《转告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的意见》。6月，受国务院委托，时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建勋在三门峡主持召开晋、陕、豫、鲁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治理黄河会议，研究三门峡工程进一步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与会者认识到三门峡水库“两洞四管”改建方案难以根本解决淤积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起，变成了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原则下进行三门峡水库第二期改建。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改建及黄河近期治理问题的报告》，并要求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进一步制定改建方案。10月，水电部“军管会”将由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和一机部等单位审议通过的《关于黄河三门峡水库进一步改建的意见》呈报国务院，很快获得国务院的批准。

1969年12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次改建正式开工。在1970—1972年间，工程建设者相继打开溢流坝1—8号原施工导流底孔，改建电站坝体的1—5号机组进水口，将发电进水口高程由300米下降至287米，安装5台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注]此外，在1973年11月又将水库运用方式由“蓄洪拦沙”改为“蓄清排浑”。到1973年，三门峡水库第二次改建工程完成。由于枢纽的调节水沙，避免了小水排大沙，提高了下游水流的输沙能力，加大了河道排沙入海的比例，自1974年起，黄河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量较三门峡建库前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据初步估算，每年可使下游河道少淤6000万吨左右[※注]，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问题。三门峡水库库容变化情况，详见表4-1。

从表4-1可以看出，三门峡水库经过两期改建，不仅逐步恢复了库容，而且实现了常年泥沙进出基本平衡，使大部分有效库容得以长期使用。

经过两次改建后，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增大，潼关以下的库区已由淤积变为冲刷，潼关以上库区在部分时段内已开始有冲刷，1970—1973年，水库敞泄排沙，潼关以下冲刷出库的泥沙达3.95亿立方米。出库沙量占入库沙量的比值，从1966年的71.62%增大到1971年的117.19%、1972年的137.69%、1973年的102.66%。潼关站1000立方米每秒流量的水位在1969年10月24日为328.7米高程，至1973年11月9日已降为326.7米，下降了2米。330米高程以下的库容，1969年10月第一次改建工程全部投入运用后为26.9亿立方米，到1973年10月恢复到32.6亿立方米，增加库容5.7亿立方米，较1964年10月第一次改建之前的22.1亿立方米增加库容10.5亿立方米。第二次改建后，潼关以上库区淤积速度有所减缓，由1960—1967年间的年均淤积3亿吨降低到1968—1973年的年均淤积1.5亿吨，渭河下游的淤积也趋于缓和，土地盐碱化有所减轻。[※注]1973年11月开始采用“蓄清排浑”方式运用，即汛期泄流排沙，汛后蓄水，变水沙不平衡为水沙相适应，使库区泥沙冲淤基本平衡。一直到1985年，潼关高程相对平衡。

1990年以后，三门峡水利枢纽又相继打开9—12号施工导流底孔；1994年和1997年，又先后扩装两台7.5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增至40万千瓦。进入21世纪后，三门峡水利枢纽参与黄河干流的调水调沙、人工塑造异重流，配合下游小浪底水库、上游万家寨水库联合运用，在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注]

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成功投入运用后，除发挥出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等综合效益外，还通过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践，加深了对黄河河情的认识，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探索了宝贵的经验。[※注]

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注]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兴建和改建，再次应验了这个哲理。实践证明，三门峡水库是中国“一五”期间引入的不成功的重点建设项目，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1971年5月23日，时任水利电力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文碧在水利电力经验交流会议上严厉批评说：“1954年的黄河规划，就是一个‘大、洋、全’的典型。当时，请了一批苏联专家，由他们主持，搞了个‘洋规划’。生搬硬套清水河流梯级开发的洋教条，在黄河这条多泥沙的河流上，规划了46个梯级水电站，在支流上规划了14个拦泥库。三门峡水库就是这个规划的关键工程。这个工程是远在列宁格勒设计的。为了兴建这个工程，国家投资9亿元，移民30万，淹地100万亩。虽然这个工程对防洪、防凌起了作用，但由于库区严重淤积，不能蓄水，设计的兴利效益大部没有实现，不得不把发电机拆走，工程一再改建，至今尚未结束。在三门峡下游，还搞大规模引黄灌溉，兴修4座枢纽，两岸修建许多引黄大闸。由于脱离实际，搞瞎指挥，盲目蛮干，只灌不排，加重了涝灾，造成了1200多万亩耕地的盐碱化，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沿黄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结果，4座干流枢纽，被迫拔掉2座（位山、花园口），停建2座（洛口、王旺庄），1亿多人民币白白丢到黄河里。黄河规划中贪大求洋的教训，是20年来水利建设最沉痛的教训。”[※注]

三门峡水库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邓子恢副总理具体负责的大型工程项目，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工程建设，为三门峡工程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正视态度，注意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主持三门峡水库工程的周恩来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以及陈云的多次讲话中看出。

1964年6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水利考察团时坦然承认：“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对一些问题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进攻上马，革命精神有，但是科学态度不够严格，二者没有很好结合。我们历史上治黄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将历史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天下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吸取前人经验，后来者居上，这是一个教训。”[※注]1966年2月23日，他又坦然承认：“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能转过来，农、林、水犯了错误，多年也翻不过身来。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我这几年抓了一下水利，心里可是不安。现在证明，三门峡工程调查不够，经验不够，泥沙淤积比我们设想的多得多，背了个大包袱。”[※注]甚至到晚年，他在接见外宾时还说：“水利建设都应该综合规划、整体规划。但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既有综合规划、又有整体规划的水利工程。综合规划，第一是防洪，第二是灌溉，第三是发电，第四是运输。四个方面都照顾到，就是一个好的综合规划。但我们的水库还没有一个是这样的综合性水库。”[※注]“治水要掌握水的规律，但到现在这个规律我们还掌握不好。”[※注]

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决策失误，在陈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尽管当时他对三门峡上马“提出过怀疑”[※注]，但在三门峡决定上马之后，他从不推诿自己在三门峡水库上马时的责任，号召全党共同吸取其中的惨痛教训。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三门峡水库建设失败的教训时，坦诚地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注]这种敢于承担责任和善于吸取教训的做法，既是陈云“公道”作风的集中反映，也是共产党人敢于承认和修正错误的坦荡心胸的体现。

陈云不仅主动承担自己在三门峡工程项目上马过程中的责任，而且反复强调在重大工程建设中要科学决策，提倡把种种不同意见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以避免工程建设项目上的片面性。1978年9月16日，当得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已经确定下来后，陈云立即致函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的钱正英：“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我认为还应该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还说：“倾听一切对立面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全面看问题的主要方法。”[※注]次年6月，当中共科协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有些科学家对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提出不同意见后，陈云立即批示：“我曾是热心于南水北调的，但必须按实际情况办事，因为这件事有关大局。我的意见由农委或水利部专门召集反对这一规划的科学家开几次会议。当然赞成原规划的同志也可参加几人，让反对的意见充分发表，并且结合他们所主张的意见（如地下水库等等）创造研究的条件。我们应该使南水北调这件事在进行之前，做到确有把握才好。”[※注]可见，陈云非常重视从三门峡水库决策失误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强调广泛讨论及科学决策。

作为当事人的钱正英后来对三门峡工程的教训也作了深刻反思。她说：“三门峡出了问题，没有重视不同的意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搞水利必须树立唯物主义态度，水利跟自然打交道，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要怕别人提出问题，就怕别人看到问题不提。当时没有提出问题，事后再提出，那改正也来不及了。如果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就不怕人家提问题，问题早提有好处，可以避免错误。”[※注]决策者不但要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要敢于改正错误。像三门峡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在发现错误后敢不敢公开承认，敢不敢彻底改正，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严重考验。钱正英总结说：“水利决策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在判断中局部犯错误，甚至根本犯错误的情况，是经常可能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从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勇气，及时承认错误，这是保证正确决策的至关重要的关键。”[※注]

因此，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上马前，务必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广泛的讨论；工程项目上马建设过程中，要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工程项目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并吸取其中的教训——这是三门峡水库建设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