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早期族群或民族研究的通论性著作，可以史式、黄大受的《台湾先住民史》为代表。该书不同意把史前时期便迁居台湾的早期族群或民族称为“高山族”“山地同胞”“土著族”“原住民”等，而主张应该称为“先住民”，并对台湾先住民的族源、史前文化与历史时期的迁居过程，以及各族群或民族的基本情况，做了系统的梳理，较全面地呈现了台湾先住民的真实历史。[※注]至于相关专题研究著作，可参考施联朱、许良国主编的《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陈国强的《台湾高山族研究》，以及张崇根的《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和《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研究》[※注]，各书包括多篇专题研究论文，多角度地论述了台湾早期族群或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台湾早期移住民可分为狭义的“高山族”和已基本汉化的平埔人。廖杨根据考古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概述了台湾早期移住民各族群的史前文化，认为台湾早期居民是分东西两路从中国大陆南部直接和间接迁移过去的远古人类。台湾早期移住民的一部分最早是在距今3万年前或更早时代从中国大陆东南或华南迁到台湾的。长滨文化与中国华南旧石器文化同属一传统，其主人“左镇人”便是大陆最早移居台湾的一批住民。随后的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的后裔，成为现今台湾少数民族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和曹人等族群的祖先；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大邱园文化和茑松文化主人的后裔，则是平埔人各族群的祖先。另一部分与东南亚南岛语族古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鲁凯人、排湾人、雅美人、阿美人和卑南人等族群的祖先，则是从中国大陆经西南地区迁入中南半岛与古印度奈西安（或称雅利安）种人融合成原马来人后进入南洋群岛，在没有与尼格罗种人融合的情况下经菲律宾到达台湾东海岸的。这部分由西线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族群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与中国西南地区及中南半岛有相似之处的石棺、巨石文化。[※注]

台湾少数民族是多元民族，在其众多族源中，古越人居于主流地位。古越人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部浙江、闽北沿海一带。自周代以来，便有古越人迁居台湾。西周以降，有数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严重威胁到越人生存，如周穆王倾兵伐越，吴王夫差败越，楚威王灭越，秦始皇统一中国置闽中郡隔绝外越，汉武帝征闽越、南越、东越，均迫使古越人流亡澎湖、台湾等海岛之上，成为台湾少数民族主要族源。[※注]古越族是台湾“原住民”的主要来源，这在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

至于大陆汉族人民向台湾迁移究竟始于何时，一般论者经常模糊地提及三国时的吴国卫温、诸葛直和隋朝的朱宽、陈稜等人率领兵士到达台湾。[※注]林仁川明确指出，那些均是进行军事征服，没有在台湾定居，不能算是移民活动。汉族人民移居台湾始于宋元时期。移民的原因：首先是宋元时漳泉人口增长较快，不得不迁居台澎。其次，宋末元初战乱也迫使一部分南宋遗民遁逃台澎。最后，宋元航海业的发达提供交通条件。汉族移民到台湾后主要从事种植业和渔业，同时也进行海上贸易等商业活动。[※注]林仁川还把明代大陆人民向台湾的迁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明朝初年至天启年间，虽然明初朱元璋下令迁界移民，把澎湖的人民迁回福建漳州一带安置，但是并不能完全阻止福建沿海人民继续秘密迁居澎湖。明成祖朱棣改变朱元璋禁海迁界政策，大陆人民迁居台澎者增多，到明代中叶，台湾地区不仅成为大陆海盗、商人的根据地，而且大陆渔民也常常到台湾海峡捕鱼，其中有的渔民聚居其地，成为当地的居民。由于大陆人民的不断迁居，在荷兰人到达台湾以前，已有众多的汉族人民定居台湾。第二期荷据时期，从天启四年（1624）至永历十四年（1660），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大陆战火连绵，沿海丧失土地的破产农民冒险横渡海峡到台湾谋生，特别是郑芝龙在协助大陆饥民移往台湾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据点以后，为了解决刻不容缓的粮食问题和生产更多的蔗糖，以供出口，也积极奖励和诱引大陆人民迁移来台定居；此外，还有一批中国人从南洋群岛迁居台湾，这便使台澎地区汉族人口增加很快，当时在台汉族人口总数大约3万人。第三期郑氏政权时期，从永历十五年（1661）至永历三十七年（1683），以军队移民为主，郑成功军队及其眷属合计3万人左右，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陆沿海人民为反抗清朝政府的迁界令而逃往台湾。由于汉族人口的大量增加，把大陆较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带进台湾，加快了台湾的开发，台湾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陈一平专论明清之际的移民潮，认为明清之际的移民，使台湾与中原关系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明末清初，以郑氏父子的移民活动为起点，到清时进入高潮。汉人的大量移入，将汉族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带入台湾，既改变了台湾的人口结构，更促进了台湾的开发，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与中原的融合过程，从而使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

大陆汉人向台湾移民，不但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形塑台湾社会的宗族观念与信仰世界也有一定影响。关于闽台宗族观念的联系，陈支平认为，明清以来，福建居民不断向台湾迁移。新移民的家族在台湾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拓展。他们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与福建原乡的家族、乡族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移民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源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家族制度和乡族观念使然；另一方面，中国的祖先崇拜，自宋明以来更蒙上某些宗教迷信的色彩。人们对于原乡的乡族，势必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在种种文化观念因素的作用下，福建与台湾两地间必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乡族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建与台湾两地乡族间的联系，出现了越来越侧重于家族观念、文化观念上联系的趋向。[※注]关于信仰世界，最值得关注的是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播。宋元以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始流传着妈祖的传说；明代以后，在台湾海峡两岸建筑了许多妈祖寺庙。周世跃撰文，具体探讨了妈祖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认为妈祖是中国东南沿海人民虔诚信仰的海上守护神，明清时期成为闽粤移民渡海迁台的“精神保姆”，妈祖信仰随着移民潮在台湾广泛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台湾移民社会的安定与经济发展。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既反映了台湾同胞的根在祖国大陆，也反映了早期移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奋斗精神，更反映了台湾同胞不忘祖国，不忘家乡，不忘中国文化传统的乡土感情。[※注]

值得注意的是，闽台之间的移民其实是双向互动的，既有大陆向台湾移民，同时也有台湾向大陆移民，学界对此早有关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陈稜奉命率军浮海入“流求”，进入台湾本岛，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最后以陈稜部虏获当地居民而告终。关于陈稜部虏获当地居民的具体人数，《隋书》之隋帝纪、陈稜传、东夷列传等记载不一，或说是“虏男女数千而归”，或说是“献俘万七千口”。明朝何乔远《闽书》有“隋时掠琉球五千户”之说，为近世连横《台湾通史》等所援引。施联朱、张崇根对隋代台湾移民福建五千户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是五十户之误。[※注]林蔚文则认为陈稜部虏获当地居民的数字当以“男女数千人”较为准确，并根据宋淳熙《三山志》与明万历《闽都记》及《闽书》等方志的有关记载，结合有关民间传说材料，考证隋大业六年台湾数千男女居民移入祖国大陆之后的具体居住地应在今福建省福清县龙田镇至港头乡沿海一带的区域之内。[※注]徐晓望对吴、隋时期台湾移民性质及其影响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三国时期的吴国与隋朝都曾派遣大军经营台湾，其目的不是开发台湾，而是掳掠当地人口，以补充大陆人口的不足，这造成了台湾对大陆的移民。以往探讨大陆与台湾的历史，往往强调祖国大陆人口移往台湾的一方面，这是片面的。其实，在历史上，台湾人口也对祖国大陆人的血缘产生一定的影响。吴国从“夷洲”掠数千人至江南，虽然其安居地不明，但他们的出现，给江南人口的组成注入了台湾人之血，则是肯定的。隋代闽中只有12000多户，台湾的几千移民入闽，被安置于福建沿海，不能不对闽人的血缘构成产生相当影响。可见，从移民史的角度考察，说明了大陆与台湾的血缘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注]

综上所述，关于早期台湾历史研究，大陆学界多关注大陆与台湾关系，相对而言，有关台湾岛本身的历史演变则缺乏深入探究。这与早期台湾历史缺乏文献资料，需要实地考察，而两岸长期分隔使大陆学者有所不便的客观实际情况有关。比如台湾史前文化研究，大陆学者无法参与台湾考古，只能利用台湾考古学者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做相关研究。又如台湾“原住民”研究，大陆学者难以到台湾进行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也就难以获得切身体验和最原始的民族志资料。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充分利用了历代中原王朝政府的官方文献资料，以及与台湾有关的历史人物留下的私人文字资料，因而重点在于两岸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能与台湾学者所谓“台湾岛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可望使早期台湾史研究更进一境。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亲自赴台调查研究，进一步利用台湾学者发掘的丰富资料，加强两岸台湾史学界的交流与协作，是大陆学界推进早期台湾史研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