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明郑政权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友庭的《明郑四世兴衰史》。该书以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四世的史迹为基本线索，系统叙述了明郑政权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认为明郑政权名义上是南明政权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个以海商为主体并与部分汉族地主共同组合的反清地方割据势力。这个政权借“复明”的口号反对清朝的吞并，以保住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特别是垄断海上贸易的商业利益。在清朝实行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政策下，明郑政权控制台湾海峡，独立开发台湾，促进大陆沿海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台湾商品经济的发达，加强了中国与东西方诸国的贸易往来，增进了东西经贸交流。清朝入关之初，是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武力征服，郑成功抗清对历史发展有积极作用，不妨碍其作为民族英雄；而郑经、郑克塽时代，清朝统治者已逐渐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统治已相对稳固，生产也逐渐恢复和发展，郑经、郑克塽抗清，只能阻碍统一的进程，没有积极意义可言。至于郑芝龙抗荷、郑成功驱荷复台、郑经开发台湾与郑克塽归清，均应予以充分肯定。[※注]

一 郑芝龙与郑氏家族

郑芝龙早年到澳门投靠母舅黄程，在澳门学会葡语，从事“通事”职业，替葡萄牙人做“掮客”，并皈依天主教。后来，郑芝龙有一个女儿在“日本教难”时逃到澳门。郑芝龙为从澳门接回女儿，甚至扬言要武力攻打澳门，因此与澳门结怨。郑芝龙的女婿从澳门到安海时，带来大量的黑人充军，这些职业铳手为郑氏海商集团的兴盛助益良多。金国平、吴志良撰文对此做了详细考证。[※注]吴凤斌则考证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侨居日本的史实，认为郑芝龙是因有了一段侨居日本的经历，并依靠日本华侨的力量，才得以起家的。[※注]

关于颜思齐、郑芝龙入台的时间，清代史籍记载不一，近人著述也经常互异，主要有明朝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之前入台、天启四年与荷兰人同时入台、天启五年在荷兰人侵占台湾之后入台三种说法。有荷兰学者取颜郑于1624年与荷兰人同时入台之说，从而把开发台湾的功劳算在荷兰殖民者身上。黄志中考证认为，颜思齐、郑芝龙率众入台各有先后，颜思齐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入台，郑芝龙则是在天启元年（1621）才入台，时间虽有先后，但都分别比荷兰人先到三年至六年。这就是郑成功要求荷兰人还“我先人故物”的根据，也是施琅对康熙皇帝说“六十余年间，无时不仰廑宸衷”的内涵。[※注]中国学界对于郑芝龙开发台湾的贡献，都给予肯定评价，但有些外国学者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台湾是荷兰人首先开发的。关于郑芝龙与颜思齐、李旦的关系，以及有没有颜思齐其人，颜思齐与李旦是否一个人等问题，也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徐健竹考证认为，颜思齐、李旦各有其人，李旦是在台湾海面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同时也是在日本平户的华侨首领，郑芝龙是依靠李旦这位同乡富商发达起来的，而不是颜思齐。正是以李旦、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在荷兰人尚未进入台湾本岛以前，就有组织地招来大陆汉族人民到台湾从事开荒活动，所以说荷兰人是最早开发台湾者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注]

郑芝龙是明末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海商集团首领。方裕谨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兵部档案内，编选有关郑芝龙海上活动的文件公布，这对于研究明末东南沿海情势、郑成功家世及郑氏海商集团等课题，有重要参考价值。[※注]郑以灵具体探讨了郑芝龙海上商业集团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及其对历史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认为郑芝龙海上武装集团，也和其他“海寇”一样，骚扰沿海，与官军对抗，但郑芝龙的目的不仅仅是劫掠和走私，他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即用武力胁迫官府招抚，进而以合法地位控制海疆，冲破海禁的羁绊，开放自由贸易。为此，郑芝龙还同进犯沿海的荷兰殖民者进行坚决斗争。郑芝龙在海上经营20年，为郑成功留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郑芝龙武装集团代表了海上贸易商阶层，这点为郑成功所继承。为保护海商利益，排除荷兰殖民者对海外贸易的阻碍，是郑成功最终决策进取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夏蓓蓓论述了作为17世纪“闽海巨商”的郑芝龙的生平事迹。[※注]徐翠红研究郑芝龙与荷兰人的三次贸易协定，认为以郑芝龙为首、以郑氏家族为核心的海商集团，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大贸易集团，掌握了中国东南海岸的制海权，使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后向中国东南沿海扩张的势头受到了遏制。郑芝龙集团的存在也影响了欧洲列强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荷兰人利用其抵制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但郑芝龙最后也控制了荷兰人的对华和对日贸易。郑芝龙投降清朝后，郑氏集团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实力仍旧保存下来，为郑成功后来继续以商养战留下了较好的根基。[※注]王恩重则考察了郑氏海商集团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地位，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其发展虽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走的是一条完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等原因，郑氏海商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但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抵御外敌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

郑芝龙生逢明清易代之际的乱世，先以海盗而投明，又以明之国公而降清，因此为后世所诟病。孙福喜、丁海燕探讨其原因，认为郑芝龙之所以要投明降清，既是他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大潮冲击的结果，更是他曾先为商、后为盗、再为官的个人经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既无封建正统忠君思想、又无因清朝统治而产生的民族压迫感，只有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价值观的必然产物。[※注]郑芝龙受抚于明后，担任福建总兵之职，并借助明廷的名号和力量，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明亡后，明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南京和福州建立福王、唐王政权。郑芝龙遂翊赞唐王（隆武帝），统管当时全闽兵马，以至权倾朝野。但他拥立唐王的目的并非抗清复明，而是保住自己海上贸易的特权，故当清军大兵压境时，他不作任何抵抗就投降清廷。杨友庭撰文认为，历来史家都把唐王政权的灭亡归咎于郑芝龙，其实不够客观。他具体分析了唐王政权灭亡的内在原因，认为郑芝龙确实气节有亏，但若把唐王政权的灭亡完全归咎于郑芝龙，也并不公平。[※注]徐晓望详细研究了隆武帝与郑芝龙关系的变化，认为隆武帝政权内部海商与士大夫阶层的冲突相当激烈，隆武帝一开始倚重于郑芝龙，而后逐渐向士大夫倾斜，最后与郑芝龙决裂，表明士大夫难以接受海商与其分享政权的事实，双方的破裂最终无法避免。传统的史书多将隆武帝当作郑芝龙的傀儡，实际上，隆武帝是一个颇有谋略的帝王。隆武帝登基后，来自各省的财源与政治支持使他的地位日益巩固。于是他便利用文臣与郑芝龙的矛盾，展开了与郑氏家族的权力斗争。隆武帝北征闽北之后，郑芝龙留在福州，而其他郑氏将领被派到前线作战，借此机会，隆武帝逐渐压倒郑芝龙成为隆武朝真正的掌权者。隆武政权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注]隆武二年（1646），博洛率清军势如破竹地进入福建，擒杀隆武帝等人，隆武政权就此灭亡。清军入闽如此顺利，民间文献认为是郑芝龙降清使清军入闽几乎不战而胜，但《清史稿》等书则认为博洛等清军将领苦战而得闽中。徐晓望考证了清军入闽之后的仙霞岭之战、分水关之战及清军攻克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福州府的过程，证明《清史稿》等书所载博洛等人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为谎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作者也根据新史料对其动机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订，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海洋势力有拥清派与拥明派两大派系，郑芝龙降清，其实是想与没有海上利益的清朝协调，力争得其支持，从而可以全力对抗荷兰人，在东亚海上争霸，确保海商的长远利益，但郑芝龙降清失利，表明获得统治权的清廷尚不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这一问题最终在康熙朝获得解决。[※注]

郑氏家族史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有关郑氏家族的中文资料已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相比之下，除了部分荷兰文档案外，数量庞大的相关西文资料却一直未获有效开发与利用。张先清研究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利胜、闵明我与帕拉福克斯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挖掘出丰富的郑成功家族史料。这些传教士基本上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利胜甚至还与郑成功及其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的接触，对郑氏家族的内外活动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描绘。解读这些欧洲天主教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其与现存中文文献相互贯通，有助于深化郑氏家族史研究。[※注]林梅村考证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入藏始末、年代，论证了《雪尔登中国地图》实乃《郑芝龙航海图》，以及《郑芝龙航海图》的西方图源与图名。据初步调查，这幅明代航海图绘制于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十七年（1644）。图中东西洋航线以泉州为始发港，绝大部分航线在郑芝龙海上帝国控制范围之内。同时发现，郑芝龙旧部施琅之子施世骠所绘《东洋南洋海道图》与此图一脉相承，皆源于西方投影地图，《郑芝龙航海图》借鉴了料罗湾大捷缴获的西方海图。明万历以后所谓“西洋”指东南亚海域，清初更名“南洋”,《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原名或为《大明东洋西洋海道图》，康熙六十年（1721）由施世骠献给了康熙皇帝。[※注]

关于对郑芝龙的评价，学界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喜为两端”。陈碧笙纵论郑芝龙一生事迹，认为他是海商资本的代表，不论是对明清王朝，还是对荷兰殖民者，都尽可能加以利用和控制，为海商资本的利益服务。通过与郑成功比较，他认为郑芝龙是海商资本初起阶段的代表人物，船众有限，力量薄弱，或则同时依靠明王朝和荷兰殖民者两方面共同的支持，或则单独投靠一方以抵抗另一方，其对外斗争是有节制而不彻底的。郑成功则是海商资本成熟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拥众数十万，有船数千号，雄视海上，纵横莫敌，无论是对清王朝，还是对荷兰殖民者，态度都要强硬得多。同样从海商资本的利益出发，一则以妥协为主，一则以斗争为主。归根结底，这是由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来决定，不存在什么“两端”的问题。[※注]邓孔昭则认为，郑芝龙因投明又降清，在政治上反复无常，而为人所不齿，但他对开发台湾和抗击荷兰殖民者在福建沿海的骚扰做出过贡献，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注]邓孔昭还探讨了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问题，认为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待隆武和降清的问题上，这是由于他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与郑芝龙不同；继承则表现在海上商业活动和“牌饷”的征收，以及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和对台湾的经营方面，这是由于维护家族的利益和抗清的需要所决定的。郑芝龙降清，并没有能够维护郑氏家族已经取得的利益，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海上事业；郑成功在政治上同父亲决裂，并不能说他脱离了自己的家庭，不顾自家的利益，相反，郑成功没有随同父亲降清，才使他有可能继承和发展父亲的海上事业，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郑氏家族的利益。[※注]

二 郑成功与明郑政权的抗清复台

郑成功因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而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这是中国学界基本一致的认识。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的历史形势下，郑成功这个“民族英雄”形象早就被塑造出来，并深深地嵌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之中。对此，陈忠纯撰文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认为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和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革命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的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又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郑成功又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崇。[※注]

非常有意思的是，两岸在1949年分隔后，都一度对郑成功研究特别重视。台湾方面因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历史符合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的情结，而使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注]大陆方面则把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资源，而大力提倡宣传与研究郑成功，也使郑成功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962年，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福建省历史研究所、厦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筹委会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在厦门举办了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是大陆学界举办的第一次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会后，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以此次会议论文为基础，征集国内史学界相关研究论文共13篇，汇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与此同时，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还编选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和《郑成功史迹调查》，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

大陆学界对郑成功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成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2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320周年，在厦门举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会后由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选出版了两本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1987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了一次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把郑成功研究推向高潮，会后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辑《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在举办学术讨论会、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同时，福建学界还做了大量相关学术工作。厦门大学历史系在1962年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的基础上，重新编选出版《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并以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的名义编选《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还以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名义增订《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福建师大郑成功史料编辑组也编选了《郑成功史料选编》，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还出版了个人论文集《郑成功与高山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碧笙教授校点出版了杨英的《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江日昇的《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还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编选出版了《郑成功档案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整理出版《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注]。这些工作均为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进入90年代以后，郑成功研究的热潮逐渐退去。每逢郑成功收复台湾十年或五年时节，厦门、泉州、南安等地纪念性活动较多，但高水平的学术会议罕见。值得关注的个人论著与论文集有：陈碧笙的《郑成功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毛佩琦的《郑成功评传：逆子忠臣》（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陈国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孔昭的《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注]和方友义主编的《郑成功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许在全主编的《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国桢主编的《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纵观数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可见学界有关郑成功研究的论著甚多，以下拟从郑成功生平思想、抗清复明、驱荷复台及其评价四个方面做简要介绍。

（一）关于郑成功生平与思想

郑成功一生虽然只有39岁（1624—1662），但却是辉煌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关郑成功的基本生平事迹，可参阅陈国强著《民族英雄郑成功》和毛佩琦著《郑成功评传：逆子忠臣》，以及顾诚著《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章节。

郑成功受封南明王朝官爵是郑成功研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早在1932年，朱希祖曾发表《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1期），对郑成功受封官爵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证，认为郑成功受明封爵共有五项：忠孝伯（隆武二年），威远侯（永历二年十月），漳国公（永历三年七月），延平王（永历八年七月郑辞不敢受，永历九年四月再遣使册封），潮王（永历十一年十一月）。杨彦杰利用未刊的《惠安王忠孝公全集》等新史料，结合已刊南明文献，做了新的考证，认为永历帝决定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在十一年九月，郑成功实际受封延平王在永历十三年九月，而郑成功漳国公之封在永历六年至八年之间，至于朱希祖所谓“潮王”之封只是延平王之误，其实并不存在。[※注]郑成功被封为延平王还是延平郡王，台湾学界也曾争论不休而以“两称无妨”了之。潘文贵在考察明代王爵封号的基础上，剖析延平王封号及其与延平郡王称号的关系，并对比清代王制，理清明清两代王爵封号的根本区别，确定郑成功的封号是延平王，而不是延平郡王，所谓“延平郡王”只是别人对郑成功的尊称。[※注]有人认为郑成功之所以被永历帝封为“延平王”，与他早期在延平的抗清活动有关。邓孔昭认为这是想当然，郑成功在闽西北地区（包括延平）进行抗清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崇安、邵武一带，他后来被永历帝封为“延平王”，与这一段抗清的经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延平王”的称号却是直接取用“延平府”的府名。[※注]

与其父郑芝龙信奉天主教不同，郑成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鲁国尧撰文认为，郑芝龙以闽南海盗为朝廷招抚，积功至福建地方最高武官，着意培养长子郑成功学习儒家文化。郑成功21岁时（1644）由福建南安县入南京太学，师从钱谦益等东林复社名流，进一步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确立其人生观、价值观。此后他一反其父所为，坚决抗清复明，在东南积极从事武装斗争，并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正是深受东林复社忠君爱国思想熏陶所致。[※注]陈名实、林国平进而认为，郑成功走上抗清复台的道路，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和对孔孟儒学的独特理解。郑成功对儒学的理解和取舍主要是基于《春秋》大义的道德观念、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王道理想这三个层面，这既与其家世经历有关，更与民族矛盾冲突有关。[※注]许维勤具体考察闽南文化对郑成功的影响，认为明清时代达到成熟状态的闽南文化，显示出两种显著倾向，一是海商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介入，二是海商势力对主流政治的介入。这两种倾向给闽南社会带来张扬的活力，使闽南文化充满独立不羁、尚武任勇的特点和近代式的冒险、进取精神。郑成功从小在这一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接受系统的教育，他身上的忠义正气、开拓进取、崇源重本、精明务实等品格，所体现的正是闽南文化的典型气质。[※注]

在郑成功的交谊中，其与施琅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郭松义、何龄修撰文对郑成功与施琅的关系做了系统论述。[※注]王宏志从对立与统一的矛盾角度剖析两人的关系，认为郑成功和施琅原本处于一个统一体内，共同参加抗清活动，郑成功很倚重施琅，但后来分手了，由处在统一体内转变为处于对立的地位，郑成功仍然坚持抗清，而施琅已投降清朝，为清初的统一效力。双方分手主要由三个问题引起：要不要南下支持南明永历政权？应不应当靠掳掠解决军队的粮饷？在一些人际关系的小问题上双方处理不当而引发成公开分裂的导火线。从其分手的原因看，郑成功应多负些责任。在对立状态下的郑成功和施琅，也有统一的地方，就是在对待台湾和对待西方殖民者的问题上，他们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而都收复了台湾，他们都反对西方殖民者占据台湾，认为台湾应当由中国来管理、来建设。这是使他们都能成为杰出人物的关键所在。[※注]徐晓望从政治态度的不同探讨郑成功与施琅冲突的原因，认为郑、施虽为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同的政治态度注定了他们要分道扬镳，其矛盾激化在实质上是郑成功军队内部亲清派与拥明派的一场权力斗争，施琅随郑芝龙降清后，其政治态度一直倾向于清朝，而郑成功的政治倾向是拥明，他与施琅最终分道扬镳不是偶然的。[※注]寒冬在政治立场与利益基础上引入个性分析，认为在郑成功和施琅从朋友到敌人、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关系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个人性格，二是双方所处的立场和利益。从根本原因上看，是由于双方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即代表封建国家政权的清朝政府和代表已消亡的明朝政府的地方政权的立场的斗争，也是不同海商集团的利益抗争。从个性因素上看，是由于双方强硬的性格，即过分的自我坚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隔阂和对抗所致。[※注]

郑成功有一名部将，荷兰文献称Gampea，又作Gamphea,Ghamphea。此人曾于1660年写信给荷兰人，告诉他们郑成功不会出兵攻打台湾，要荷兰人放心。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中，这个人被译为“甘伯”。杨彦杰从荷兰文献《巴达维亚城日记》所载Gampea的出身与经历情况，以及其译音资料与闽南语的语音对照，考证此人应当是洪旭。[※注]1654年，在反清复明重要关头，郑成功“拨船护送”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一些学者认为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秘密使命。胡沧泽通过对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等材料的分析，认为隐元东渡日本的动因和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都可说明他的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郑成功当时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根本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高僧法师的关系，没有什么秘密的特殊关系，所谓隐元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使命的说法不能成立。[※注]

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借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以宣传反满革命的需要，而把郑成功说成是天地会的创立者，后来相当长时期内，一些研究论著也持此说。秦宝琦考证认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起义后，史料中才开始出现有关天地会活动的记载。“反清复明”口号是嘉庆初年才在天地会内逐渐出现，既非天地会初创时就存在，更非其创立的宗旨。从档案和官修史书来看，天地会始创于乾隆年间的提喜即洪二和尚，而非创自清初康熙年间的郑成功。[※注]罗炤利用在闽南、闽中多次实地调查于山区和海岛所发现的有关天地会早期历史的石刻与秘密文献，并将天地会“会簿”与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研究，认为郑成功与康熙甲寅年起义的天地会盟主（大哥）长林寺僧道宗（达宗）和尚关系深厚，交谊非同一般。天地会洪门之船与郑氏集团海上五大商都有“仁、义、礼、智、信”的相同名号。天地会组织，特别是移居海外、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的那些天地会组织，与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组织一样，都以“公司”作为自己组织机构的名称。事实上，“仁、义、礼、智、信”航船和“公司”之名，实为同一事物之两面，它们都是最早创设于郑成功政权，后来又为天地会继承使用。既在郑成功那里找到了“源”，又在天地会中看到了“流”，就很难再说郑成功与天地会毫无关联了。[※注]谢重光则认为，顺治年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南部山区已有频繁活动。在郑成功的部将中，万礼及以他为首的万姓结义兄弟是早期天地会的核心力量，其他部将如洪旭、陈六御等一批捐助大小长林寺的人物，以及以卢若腾为代表的一批投依郑成功退隐金门的原南明政权高官，也参加了天地会活动，有的还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郑成功不但不是天地会的创始人，就连天地会的组织也未曾加入，其与天地会只不过是因“反清复明”的共同政治目标而成同路人的关系而已。[※注]

郑成功的死因，众说纷纭。台湾学者李腾岳撰《郑成功死因考》，认为当时接连发生了几件令人痛心的国事和家事，如永历皇帝蒙难，父亲和弟辈十余人被处死于北京等，对郑成功的打击很大，而直接的死因则是感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病。林其泉根据历史传说、郑氏集团内部政治斗争情况，以及郑成功临终症状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郑成功是被毒死的，主谋是郑泰，同谋有郑鸣骏、郑袭、曹从龙、张骥、黄昭、萧拱辰等，而马信是个很关键的人物。[※注]杨又存、杨纪波进一步考证认为，马信、郑泰等毒死说均不可信，郑成功之死因是：长期悲愤郁悒，心肝受损，外感风寒，引发狂疾，自杀而亡。[※注]王红珍也认为马信、郑泰毒杀说不能成立，通过对郑成功死亡各个疑点分析，认为郑成功是正常死亡，且是得伤寒病病逝的。[※注]

（二）关于郑成功抗清复明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底，郑成功在海上起兵，树起抗清的旗帜，这是郑成功一生事业的起点。可是，关于郑成功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起兵的，各种说法不一，如所谓郑成功起义前是儒生或诸生，听说其父郑芝龙降清，便在厦门或南澳或金门聚众起兵。陈碧笙考证认为，郑成功起兵前已在南明隆武政权掌握重兵，担负着防守闽赣边界大定、大安诸关的重大军事任务，其誓师起兵的地点是在安平，而不是如各书所说的南澳、金门或厦门隔海之鼓浪屿山，时间应在1646年12月间。[※注]庄为玑简要论述了郑成功海上起义抗清复台的全过程。[※注]郑梦星具体考证郑成功誓师起义的确切地点在安平石井书院。[※注]潘文贵不赞成安平起义说，认为郑成功誓师起义地点应该是在金门与厦门二岛之间的烈屿即小金门，这个烈屿不是广东省南澳岛东北海上的腊屿（猎屿）。[※注]

郑成功抗清经历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郑成功在南明隆武政权之下，主要在闽西北地区抗清。这期间，郑成功在延平向隆武帝提出十六字抗清方略：“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浴国”，即所谓延平条陈，体现了郑成功系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略。[※注]郑成功早期在闽西北抗清的情况学界关注不多，邓孔昭撰文认为郑成功在闽西北抗清的时间是隆武二年（1646）正月至八月，地点主要在崇安、邵武一带，或许还有浦城。隆武帝封他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给了他许多重要的使命，其与清军的具体接触并不多，主要执行守关和巡关的任务。[※注]在隆武帝死后，郑成功海上誓师起义，并遥奉永历帝正朔，继续抗清事业。

从顺治四年（1647）至八年（1651），郑成功连年征战，取得金门、厦门为抗清根据地，并不时发动对清军大规模的进攻，攻克漳属各县，甚至围困漳州府城。清廷认识到长于海战的郑军一时实难歼灭，决定先集中兵力征服西南，对郑成功改取以“抚”为主的方针，相继采取了一些笼络的措施。自顺治九年（1652）至十一年（1654），在清廷积极倡导下，清郑之间进行了多次和谈。关于当时郑成功为什么接受和谈，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评论。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郑成功反复认真考虑的并不是应不应降的问题，而是可不可降的问题，怀疑郑成功抗清的坚定性，认为远较张煌言、李定国等人为逊色，甚至中清廷各个击破之计，伏下后来南京战败之征兆。陈在正撰文评析郑成功如何“将计就计”接受和谈，并在谈判中既坚持矢志抗清、恢复中兴的素志，又巧妙地与清廷“虚与委蛇”，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清郑和谈中，也充分表现出郑成功杰出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注]

1659年北伐，是郑成功海上起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其中南京战役对于北伐全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郑成功抗清史上的重大转折。张玉、安双成、李鸿彬的论文详细论述了郑成功北伐南京战役的基本进程、清郑双方大致情况以及郑军失败的原因。[※注]关于北伐的战略决策，有些研究论著充分肯定，认为北伐沉重打击了清军力量，声援了西南地区的抗清斗争，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薛瑞录撰文予以否定，认为在清廷基本平定全国的情况下，北伐南京只是一个冒险而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决策。郑成功军队孤军深入和攻坚力弱是导致南京溃败的直接原因。南京溃败给郑成功抗清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加快了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撤退和失败的步伐。[※注]连心豪、田苏晶认为，当时郑成功可以采取的战略方针无非以下两种：一是固守金厦，凭借海上优势抵御清军进犯，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二是乘清廷尚未将主力投入东南，集中全力主动发动进攻，扩大抗清影响。其实二者均非上策，前者是坐以待毙，后者是孤注一掷。郑成功选择了后者而北伐南京，在南京战役中，郑成功不但在总体战略决策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具体军事部署和作战指挥上也一再失误，致使兵败南京城外不可避免。郑成功能迅速从南京兵败中吸取教训，果断决策进取台湾，实现抗清战略上的大转移，正是其雄才大略、胆识非凡、超人出众之处。[※注]

关于郑成功军事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兵额与军饷、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战略等方面。杨彦杰探讨郑成功的兵额与军粮，认为郑成功的军队有一个发展过程，自1655年以后进入鼎盛阶段，直至攻打南京之前，其军队总数在15万—18万人，军粮耗费巨大，军粮问题的严重存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郑成功各项战略决策及其思想。郑成功解决军粮问题，主要有四条途径：略地取粮，屯田自给，国内买米，海外进口。直到收复台湾后，以屯田自给代替略地取粮，成为郑成功解决军粮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性转变。[※注]杨友庭论述郑成功的军事思想，认为郑成功的军事指导思想是反清复明，实现恢复大业；治军思想是提倡忠孝，严格练兵，慎选将士，军纪严明，赏罚分明；战略思想是立足金厦，北伐南京，会盟畿辅，后转而东征台湾；战术思想是知己知彼，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先敌制胜，避实就虚，以逸待劳，卑而骄之，示弱诱敌，避免强攻，围困待降等。郑成功的军事指导思想、治军方针以及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基本上是切合实际、可行和正确的，但也有缺陷之处，尤其是在战略战术上失误颇多。[※注]岳成驰考察郑成功的军事制度，认为郑成功根据自身以海为家，以东南沿海岛屿、山地为抗清根据地的特点，建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明代卫所制度的新的军事制度，用以抗击战斗力很强的清朝军队，具体论述了郑成功军队的军兵种及其编制序列，士兵来源及其征募方式，并估计郑军总兵力在20余万人。[※注]陈碧笙撰文探讨郑成功三次战略大转移与其对明、对清、对荷各方面关系的变化，以及郑成功与抗清友军及沿海人民群众的复杂关系，总结其抗清事业的成败得失。[※注]周翔鹤则以南京战役与厦门战役为例，具体分析了气候对郑成功用兵的影响，弥补了既往有关军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注]

对于郑成功抗清的认识和评价，陈碧笙撰文认为，以往学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极力颂扬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及其在抗清中的表现，认为郑成功生平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抗清，就是收复台湾的行动也不外是抗清的继续，这是二三百年来的传统倾向。另一种倾向是强调郑成功抗清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说他如何如何得到了沿海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又如何如何争取与农民起义军团结合作等，把郑成功大大现代化了。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于郑成功抗清的历史事实缺乏正确了解，对于许多重要历史资料没有运用阶级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仅仅根据主观想象或一些不可靠的记载做出结论。实际上，郑成功一生的抗清活动，始终是以保全、壮大自己为决策的中心。随着抗清斗争的进展，郑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也就迅速得到增长和扩大。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充到北征前夕的二三十万人，从海上孤旅一跃而成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郑成功在坚持、发展抗清活动的过程中，一刻也离不开海上武装集团的拥护和支持，然而海上武装集团对抗清却又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郑成功抗清不可能彻底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注]

（三）关于郑成功驱荷复台

早在1961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纷纷发表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的文章。这些报刊媒体，甚至一些期刊专著，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提法多有不同，而对于几个重要日期的阴阳历换算也存在明显错误。陈国强撰文考证郑成功军队誓师出发时间为1661年4月21日，登陆台湾本岛时间为1661年4月30日，荷兰殖民者全部投降时间为1662年2月1日，最后一个时间才是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的纪念日。[※注]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决策究竟起于何时，学界一般认为是郑成功北伐南京失败后实行战略大转移，迫于形势压力决定东征收复台湾。陈利华撰文认为，早在1646年郑成功于延平向隆武帝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条陈时，已受命收复台湾。[※注]邓孔昭、季云飞、章慕荣具体论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决策背景、基本战略运筹与发展变化以及具体战役实施过程。[※注]陈国强还具体考证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进军路线及登陆地点。[※注]

在具体收复台湾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制约或影响战略实施的成败得失。边向国探讨了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的情报工作，认为得力而有效的情报保障工作是其获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战前、战时，郑军的情报工作都有力地保障了战略战术的制定，保障了作战指挥及其实施，从而为郑军取得中国古代史上最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注]邓孔昭考察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先后历时9个月，由于在新区作战，和后方基地厦门、金门之间又隔着一个台湾海峡，复台大军的粮食供应显得特别艰巨和繁重。在此期间，复台大军曾遭遇三次粮食供应危机。郑成功采取了各种办法，包括复台大军携带行粮、缴获荷兰人的粮食、征购民间的粮食、金厦后方基地的接济、垦荒生产、实行严厉的粮食政策等措施，基本维持了复台大军的粮食供给，从而使收复台湾的伟大历史使命得以顺利完成。[※注]孙文广、李胜江、杜伟伟论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过程中台湾民众的作用，认为在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台湾民众在物资准备、军粮供给、情报搜集和武力配合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援助。台湾民众的热情支援，鼓舞了郑军士气，增强了郑军的战斗力，使郑军夺得了战争主动权，并最终赢得胜利。[※注]张云、孙兆军撰文认为，明末清初的郑成功东征台湾之役，在其战略战术的诸多方面运用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博大精深。郑成功东征战役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首先在于他所亮出的“反清复明”“驱荷复台”的旗帜具有鲜明的正义性特点；也在于他能够成功地运用谋略制胜原则，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同时，郑成功还能够依靠海峡两岸人民，造成了民众参战的作战态势。由于上述因素，郑成功稳操胜券。东征台湾之役，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注]赵雅丹从世界海军发展的视角出发，以郑成功水师的台海之战为案例，对中荷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海战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郑成功由于海上的巨大商业利益，而非常注重舰船、武器装备的提升，用以抗衡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战船。由于内战的消耗，郑氏集团新船建造较少，战炮较小，虽然使用了炮击的作战方式，但还是以近身战、登船战等古代海战方式为主，没有发展出帆船时代的线性战术。台江海战是中国海战史上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远距离的登陆作战，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突出战例，但事实上明郑海军的武器装备、海战方式已经落后于世界海战的变革，此次海战的胜利也未能促进中国海军的近代化转型。[※注]

郑成功驱荷复台加强了中国有效管辖台湾的法律地位，强化了中国人的海权观念与海洋意识。徐晓望撰文认为，明朝万历年间福建官府已经管理台湾事务，同时，闽粤一带的海盗长驻台湾的北港，这都落实了明朝对台湾的主权。但因日本的商船开始出没于台湾，而且台湾的海盗屡降屡叛，在第二次澎湖危机中，福建官府将荷兰殖民者引向台湾的北港，其目的是北拒日本，南平海盗，并夺回澎湖，以便下一步对付荷兰殖民势力。明末荷兰人在台湾，类似葡萄牙人在澳门，他们只是在福建官员默许之下，租借中国的一块土地做生意。郑成功驱逐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确实是“复台”，而不是占领。明朝官府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最终在郑成功手里完成。[※注]倪乐雄认为，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明：以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生存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军建设是社会生存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这对中国现在由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期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当然，现在的文明世界准则要求摒弃以往的“丛林原则”，海洋国家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不顾国际道义原则和伦理原则，用武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本国的正当商业贸易利益，这点郑成功当年建立的东亚贸易体系，以及为维护这种贸易体系的军事实践，仍然有着可供参考的价值。[※注]陈利华认为，“通洋裕国”作为郑成功延平抗清时上书南明隆武帝条陈的一项内容，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的先进主张。它不仅对改变封建经济的保守局面具有强烈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而且还为中国现代海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和榜样参考。[※注]

（四）关于郑成功的评价问题

郑成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这是中国学界基本一致的评价，但是在具体分析时，却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郑成功代表南明王朝的抵抗派，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清复明，他是历史上杰出的忠臣。有的认为，郑成功是海上贸易商的代表，他的抗清和复台都是从海商的利益出发的，因此他的抗清是不坚定、不彻底的。郑成功之所以是民族英雄，是由于复台，而不是由于抗清。还有的认为，郑成功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代表了全民的利益，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傅衣凌从当时整个时代矛盾斗争和历史发展进程出发，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指出郑成功是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杰出代表，郑成功抗清，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措施，有利于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者，阻止了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促进了台湾的开发，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注]陈孔立、陈在正、邓孔昭撰文，具体探讨对郑成功这个历史人物应当如何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如何全面地考察其动机与效果这两个方法论问题，认为就阶级属性来说，郑成功既代表了海商集团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的抗清要求，但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来看，他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也不仅仅是站在海商立场，而是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应当认为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是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杰出人物。郑成功抗清的性质，是一场汉满地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由于抗清反映了反抗民族压迫的要求，因而使它具有正义性，就此把郑成功称为汉族地主阶级抵抗派是比较合适的，而不必称为民族英雄，因为这毕竟是国内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郑成功复台的主要动机仍然和抗清是一致的，是要以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以实现恢复中兴的夙愿，同时，他的复台也是为了维护海商集团的利益，开辟新的海上贸易基地，并解决与荷兰殖民者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郑成功复台的效果是驱逐了荷兰殖民者，虽然作为抗清基地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中国海防，客观上有利于清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综而观之，郑成功确实是地主阶级抵抗派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注]

毫无疑问，郑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但另一方面他也是17世纪远东国际舞台上的大海商。事实上，郑成功一直处于国际化的环境中，与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国之人接触频繁。这些外国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如何呢？黄莺从形象想象者（日本人）、时代传闻者（西方传教士）和事件亲历者（荷兰人）三个角度，详细论述了不同外国人眼中的不同郑成功形象，认为：在日本人眼中，他是一个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深远的中日混血英雄；在传教士眼中，他是一个对宗教宽容、接受了欧洲军事训练的领导者；在荷兰官员眼中，他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对手与合作者；在欧洲士兵眼中，他是一支视死如归军队的首领。把中外史料结合起来观察，郑成功就不只是一个民族英雄，而且还是一个在17世纪促进家乡外向型经济发展、维护中国海权的海洋英雄。郑成功的存在有力地反驳了所谓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论调，他是海峡两岸和平共处的重要纽带，是维护中国海权的模范代表。[※注]这种全球史的视角，确实可以呈现郑成功复杂多样的面相。

三 明郑政权与台湾开发及社会变迁

明郑时期，郑成功把已收复的台湾赤崁地方改为“东都明京”，并在台湾设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随后，郑经改“东都”为“东宁”，改天兴、万年二县为州。郑成功为什么要在台湾设立“东都”和“承天府”？郑经又为什么要把“东都”改为“东宁”？改“东都”为“东宁”之后，承天府作为一个府的建置是否依然存在？邓孔昭做了详细考证，认为郑成功遥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东都”是郑氏政权遥奉的南明永历帝的东方首都，“承天府”是南明永历政权的京畿首府。设立“东都”和“承天府”，是郑成功宣扬东征台湾正当性的需要，也是他坚持抗清复明立场的表白，表明他随时欢迎永历帝移跸台湾并要把台湾建设成为抗清复明基地的政治态度。可是，随着永历帝被清军捕获和杀害，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已不复存在，“东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象征性意义。在经历了一连串内乱和被清军赶出大陆沿海之后，郑经最希望得到安宁，故将“东都”改为“东宁”。在郑经改“东都”为“东宁”，升二县为直隶州，增设南北路安抚司之时，“承天府”作为一个府的建置即被撤销。[※注]关于天兴、万年两个县（州）的辖境如何划分，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有的学者认为，天兴县（州）所管辖的地域就是清初诸罗县的地域，万年县（州）的地域清初则分为台湾县和凤山县。有的学者则认为，万年所管辖的地域即为清初的凤山县，天兴的地域清初则分为台湾和诸罗二县。邓孔昭撰文考证，认为天兴县（州）的辖境，包含清初诸罗县的全部和台湾县的一部分，万年县（州）的辖境则包含清初凤山县的全部和台湾县的另一部分，并指出天兴县（州）和万年县（州）分界线的走向应该是：最西的分界线在安平镇与北线尾之间的水道，经台江内海，经土墼埕以北小水道的入海口，经这条小水道及其延长线偏南蜿蜒往东。[※注]

明郑时期台湾的经济开发，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陈诗启探讨郑成功驱逐荷兰前后台湾社会经济的变化，认为台湾社会由于郑氏政权的推动与台湾劳动人民的努力，已经从一个原始的、殖民地的社会跨进了封建社会的大门，封建生产方式正在日益增长和扩大之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大陆上虽然已经腐朽，并起着阻碍生产力的作用，但在台湾却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无疑会促进台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郑氏政权时期台湾的开发与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正是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注]郭沫若从郑成功银币的发现，敏锐地观察到郑氏政权驱荷复台后其财政经济政策已从海上贸易转变为农业生产的事实。[※注]关于郑氏在台湾的屯垦，吴奇衍、黄武认为，郑氏父子在台湾实行屯垦是一种战略决策。郑成功入台以后，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粮食危机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之后的巩固和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当时政治上的稳定及民族关系的融合。郑成功实行屯垦措施，不仅在战略上为巩固与发展政权铺平了道路，而且对克服当前种种困难、解救燃眉之急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屯田的性质，有人认为与历代屯田一样，是一种土地国有制的形式。林庆元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郑成功的屯田，只是军队官兵私人占田的一种形式，因为屯垦的直接生产者并不是士兵，而是由屯弁“开屯招佃”，郑成功政权向屯弁征税，实际上承认了屯田为私有，屯田还可以世袭和继承，可见这种屯田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注]关于郑氏时期台湾农民的田赋负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赋税过重，一种认为征赋甚轻。陈动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郑氏官佃和文武官田制度下的田赋负担，认为郑氏时期台湾农民有自耕农、佃农和官佃三种类型，尽管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所承受的田赋或地租负担不同，但是把他们同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以及同期的大陆农民比较，他们的负担并非有人所说的那样重，其实在绝大多数比较中还显得较轻。正因此，郑氏时期沿海人民纷纷赴台，台湾的农业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局面。[※注]“文武官田”是郑氏时期台湾私田的别称，也是台湾封建地主经济的发端。连横《台湾通史》“田赋志”把郑氏“文武官田”的田赋叫作“租”，又把“文武官田”的地租分离出一部分叫作“税”。邓孔昭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郑氏“文武官田”征赋的标准，各等则都是“官田”租率的1/5。[※注]关于郑成功的经济思想，黄志中认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可归纳为农本论、通洋裕国论和工商皆本论三点。其中，通洋裕国论是郑成功经济思想核心，也是区别于其他统治者的最主要标志，这个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无数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舵工水手以及广大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愿望与要求。林其泉、郑以灵认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可以用“农本”“商战”来加以概括。这种思想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表现出经济为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的特征。其二，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主张，又打破中国传统的做法，中国历来传统的主张是重农抑商，而郑成功则是既重农又重商，农商并举，本末并重。其三，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中，即体现在经济实践中，对加速台湾的开发和建设起了积极作用。[※注]

明郑时期对台湾开发的贡献如何，陈孔立通过估算人口与耕地面积，认为郑氏时代全部耕地所产谷物可供10.2万—12万人食用，其中郑氏时代新开耕地所产谷物可供5.6万—5.8万人食用。这就是说，郑氏时代汉人人口为10万—12万人，其中郑氏时代新增汉人为5.6万—5.8万人。与荷据时代汉人人口（4.5万—5.7万）相比，也说明郑氏时代增加了6万人左右，减去郑氏官兵及其眷属3.7万人，郑氏时代的实际新增移民人口为2万—3万人。从耕地面积来说，郑氏时代总面积达30054甲，比荷据时代增加17800甲，即扩大1.45倍。这是当时开垦的成绩。但是，开垦的土地并没有完全成为耕地，有的因为田土力薄而抛荒，有的因为被溪沙冲毁而不能耕种。所以到了郑氏退走时，可耕田园只有18453甲。这个数字只比荷据时代1660年的耕地面积12252甲，多出6201甲。换句话说，郑氏时代开垦的实际成绩，或为后人提供的耕地只有6000多甲。这就只有荷据时代耕地面积的1/2了。这表明郑氏时代确实开垦了荒地，但实际效果则不佳，开发的成绩是有限的。[※注]

明郑时期的族群、移民与社会变迁，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明郑政权对待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一种民族和睦政策。陈国强、施联朱分别撰文，探讨郑成功驱荷复台前后对待台湾少数民族的态度及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认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斗争的过程中，深刻意识到必须获得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一方面实行军垦，解决军粮困难，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则通过抚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一步争取民心，并严禁士兵滋扰少数民族村社，帮助他们改良提高农耕技术，发展农业生产。郑成功的这些措施，反映了他对待少数民族同胞始终采取了民族和睦的政策，体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因而使台湾当时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不但取得驱荷复台斗争的胜利，而且有利于推动台湾的开发。[※注]

明郑时期大量汉族移民，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族群结构。孙清玲关注政治移民，认为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便以军队武装为前锋，陆续带去部分明朝宗室和故老乡绅。为了巩固政权，还移置了不少纳降的清军或叛逃将士家属，以及追随郑氏政权或反抗清初“迁界令”的沿海居民。这是一次由于政治、军事的暂时退缩需要，以军队武装和其他政治性人员为核心的移民，在台湾构成以郑氏集团为统治中心的移民社会，是台湾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特殊的政治移民活动。[※注]庄国土则关注移民与商贸的关系，认为17—18世纪是闽南人海外移民的高潮时期，也是台湾移民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台湾移民以闽南人为主，可说是闽南社会在海峡对岸的延伸。推动闽南人移民海外的内因是明中叶以来的人口压力，而16世纪中叶欧人东来以后带动的商贸和东亚、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开发使对中国商贩和劳力的需求大增，则是吸引闽南移民的拉力。在整个17—18世纪，始终存在着华人海上商贸和海外移民的互动。闽南人冒险、重商的人文精神，则是使这种推力与拉力作用得以实现的主观原因。17世纪20年代以来，由泉籍郑氏集团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和台湾开发则是台湾泉籍人多于漳籍人和泉籍人主导台湾商贸的主要原因，这与17—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和华人社会以闽南人为主、闽南籍者又以泉府人居多是相一致的。[※注]无论是政治移民，还是商贸移民，都不但改变了台湾的族群结构，而且促进了台湾社会文化的变迁。

明郑时期的汉族移民，给台湾带来了儒学教育与汉文化传播。黄新宪考察了明郑时期台湾的教育与科举，认为郑成功、郑经父子及其后裔，在移植并推行大陆封建生产方式的同时，还兴学校，开科举，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改善了台湾的社会环境。其时，台湾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包括初等教育（社学）—中等教育（府学）—高等教育（学院）在内的教育体系，并建立了考选制度，为日后清政府继续发展台湾的文教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注]陈名实、王炳庆撰文，认为明末清初，郑成功在福建沿海抗清时，即在厦门设储贤、育胄二馆，以经世致用、反清复明为教育目的，作为招纳贤才、培养阵亡将士后代的教育机构。曾在储贤馆就学的陈永华在台湾创办儒学，参照明朝泉州的教育制度，建立台湾的教育体系，贯彻郑成功的儒学思想，以经学为教育内容、春秋大义为道德准则，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力图在台湾实现王道理想，进而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郑成功、陈永华对台湾儒学教育的创建与影响，体现了闽台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注]秦四霞专论台湾的儒学教育，认为在郑氏三代经营台湾期间，移植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文教制度，建孔庙，兴教化，确立了儒学教育，促成了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台湾，台湾教育逐步发展，受教育面扩大，儒家思想文化在短时期内确立了自身的主导地位，并在台湾生根发芽，成为台湾文化的核心，以及引导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由此也奠定了台湾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注]陈梧桐认为，郑成功驱荷复台，不仅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扫荡了荷兰的殖民文化，而且将大量的汉人特别是闽南人迁移入台，促使台湾社会逐步演变成以福建汉族人口为主的移民社会，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郑成功及其后继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则又进一步凸显和强化汉族移民在政治、经济、生活上的优势地位，使汉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注]左玉河认为，明郑时期移入台湾的儒学，是与郑成功、陈永华渊源颇深的东林党及浙东学派的经世儒学。它以经学和经世实学为主流，强调反清复明之思想，重视经世实学之复振精神，一扫晚明阳明学空谈心性之学风，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清朝统一台湾以后，以程朱理学改造明郑时期的台湾儒学，改变其宗旨及内容，淡化其反清复明思想，使朱子学逐渐成为清代台湾儒学之主流。[※注]

明郑时期的汉族移民，还促进了佛教及民间信仰在台湾传播。学界一般认为，佛教最早从大陆传入台湾是在明郑时期，最早的佛寺为台南的竹溪寺、弥陀寺等[※注]，但尚少见有关明郑时期台湾佛教的系统论述。台湾不少民间信仰，也是在明郑时期随汉族移民传入的。台湾最早一座城隍庙建于明郑时期，这是城隍信仰传入台湾的标志。[※注]清水祖师因福建安溪县清水岩而得名，有安溪人随郑成功军队进入台湾，也把清水祖师信仰传入台湾。[※注]保生大帝信仰也是在明末清初随着闽南百姓大规模移民而传入台湾。[※注]关帝信仰在明郑时期开始传入台湾，据统计当时有九座关帝庙分布在台南地区。[※注]

明郑时期的人物研究，除了郑成功以外，郑经是被关注较多的人物。郑氏三代经营台湾22年，其实主要是郑经对台湾的统治。陈昕的《郑经研究》是对郑经生平活动较全面的研究，高度评价了郑经对郑成功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台湾的开发和贡献。[※注]张小林简要论述了郑经在台湾的军政建设，以及其发展经济和开发台湾的贡献。[※注]王一侬充分肯定郑经治理台湾的历史作用，认为对郑氏政权开发台湾的评价，主要应以郑经治台的贡献大小来论定。郑经在台执政18年，农商并重，台湾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提高，跟上了清代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郑经因在台湾开发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确立了自己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注]李鸿彬以郑经参与“三藩之乱”为例说明，郑经统治台湾期间，虽然在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方面做出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坚持封建割据、阻挠祖国统一、骚扰东南沿海、破坏社会安定方面却犯了严重的历史性错误，故遭后人的谴责和唾弃。[※注]黄天柱、廖渊泉、蔡长溪评论郑经的历史功过。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主要功绩：坚守金厦，援父复台；彻底粉碎清荷围攻；继承祖业父志，开发建设台湾。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其严重过错：酿成父子矛盾，参加夺权斗争；错误利用“三藩之乱”出兵福建，惨遭失败；沉溺酒色，荒废台政。郑经是一个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注]某些“台独”学者为了替自己寻找历史根据而称郑经在台湾“独立建国”，大陆也有人“以古鉴今”而说郑经是分裂国家的“台独分子”。对此，不断有学者依据史料加以质疑和辩驳。朱双一解读郑经《东壁楼集》中的近500首诗，认为这些诗呈现了一位继承其父郑成功遗志和“遗民忠义”精神，始终奉明正朔，矢志抗清复土，时而孤独消沉，时而慷慨激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郑经的志向是作为明朝之“臣”，而不是作为独立王国之“君”，可见他并非“台独分子”。[※注]陈孔立针对某些学者在赞扬郑成功与施琅统一台湾历史功绩的同时，把郑经说成是“分裂祖国”“割据台湾”“背叛郑成功事业”的历史罪人，甚至说他是“台独分子”，是“台独的祖师爷”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认为这是强加罪名制造的冤案，对郑经并不公道，应当更多地了解明清时代的真实情况，历史主义地看待问题，才能作出公正的判断。[※注]

另外，学界对陈永华、刘国轩、郑克塽等人也有所论及。翁国珍探讨了陈永华对早期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传播的贡献。[※注]罗春寒认为，陈永华是郑氏时代台湾的实际开拓者，其开发建设台湾，使台湾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增强了台湾的经济实力，缩短了台湾与大陆的差距，有助于保卫台湾以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也有利于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罗春寒还对某些学者所谓陈永华是文武全才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陈永华既无军事实践也无军事知识，并非军事干才，但他在用人问题上，能够做到举贤任能，注重培养、招揽和爱惜人才，并有优良品行，是维系郑氏政权存在与发展举足轻重的人物。[※注]施伟青对刘国轩一生重大史事进行探讨，并评述其是非功过，认为刘国轩先投清从戎，充当清政府民族征服政策的走卒，后叛清归郑，协助郑成功收复台湾，并辅助郑经对抗清政府，继而又在澎湖之战后倡率降清，有助于康熙统一台湾，其人生曲折的历程，虽不免有可议之处，但在关键处均顺应了历史潮流，应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给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注]关于郑克塽率台归清，有些学者认为郑氏子孙背离了郑成功的抗清事业，投降异族，剃发易服，丧失了民族气节，甚至给郑克塽等人扣上“汉奸”“民族败类”等罪名。徐扬杰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在17世纪8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康熙时期对台湾的政策适应了这个潮流，而郑经的政策则违背了这个潮流，郑经的继承者们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决定率台归清，恰恰是被迫地适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是明智之举。这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促进台湾的发展，减少统一过程中的损失，有一定的贡献。[※注]

四 明郑政权海外贸易及涉外关系

郑氏集团是台湾海峡著名的海商集团，海外贸易是其立足的经济支柱。关于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的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韩振华曾撰文专论郑成功时代（1650—1662）的对外贸易，在概述其基本状况之后，详细分析对外贸易航运业及贸易商人的结构与性质，并估算出东西洋贸易总额约为240万两，利润额每年约有130万两。随后，他又撰文按时序论述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1650年以前郑成功已注意对外贸易的经营，企图以通洋之利养军；郑成功占领金、厦二岛后，与对外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不仅独擅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权，还使厦门岛成为当时中国对远东和东南亚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个中心站；1656年清朝实行海禁，但对郑成功的海外贸易影响不大，郑氏的船只仍然络绎不绝于东、西两洋进行贸易，尤其是日本，更是郑成功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最多收入的一个主要贸易对象；1661年清朝沿海迁界后，郑成功认为只有驱逐荷兰人，克复先世基地，才能恢复对外贸易，因此，郑成功下决心克复台湾，原因之一是要巩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安全与促进贸易的发展。[※注]杨彦杰研究了郑成功海外贸易的地点和路线，进一步估算了参加贸易的船只数、贸易额和利润额，并提出与韩振华不同的意见，认为韩的估计偏低。他认为贸易总额的估算，既包括输入商品总额，又包括输出商品总额。郑成功每年对日本贸易总额，约达216万两，对东南亚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为176万至240万两，东、西洋相加，郑成功海外贸易额平均为420万两。对于利润额估算，他认为东洋贸易利润平均每年达141万两，西洋贸易利润平均每年在93万至128万两，东、西洋相加，郑成功海外贸易所获利润总额，平均每年在234万至269万两。[※注]林仁川从明清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郑氏海商资本的发展道路，认为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出现了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等海上贸易集团，其中以郑氏海商集团最著名，其资本之雄厚、贸易范围之广、活动时间之久，都超过了其他海商集团。可见，郑氏海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郑氏海商的兴衰隆替反映了中国海商资本的脆弱性，也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业资本的出路相当狭窄，因此，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如西欧的那种商业大革命。[※注]

明郑时期，台湾海峡两岸的人们在政治上是对立的。可是，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包括军事上的原因），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人文方面的原因，当时海峡两岸的海上交通却相当繁忙。在清政府实行严厉的封锁政策下，人们克服了制约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各种因素，由于在台汉人的大量增加，两岸的交通和贸易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注]郑克晟考察了郑成功海上贸易的规模及其内部组织结构，认为郑氏父子贸易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日本、荷兰、英国以及东南亚的吕宋、暹罗、交趾一带，其贸易船只数目达数千只，郑氏从中获取大量财富，维持了庞大的海商集团。但因其内部成分复杂，主要靠乡族关系、同伙关系维系并不牢靠，一旦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在政治上就会有某些动摇，尤其缺乏一种共同的信念和目标，郑氏集团经营海上贸易几十年，而终归失败，其悲剧正于此。[※注]聂德宁认为，郑成功对于郑氏海商集团海外贸易活动的全力拓展，体现于他在传统的东西洋贸易基础上，建立一个勾连中国与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庞大贸易网络，在这个海外贸易网络中，对日本的贸易活动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注]林仁川则论述了郑氏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关系，认为清代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和厦门设立了商馆，但郑英贸易无论在商品或市场上都十分有限，郑英贸易在台湾郑氏政权的对外贸易中不占主要地位，学术界那种夸大郑英贸易作用的观点值得检讨。[※注]

明郑政权涉外关系非常复杂，其中与荷兰的关系应该最为重要，前文所述郑成功驱荷复台是这方面的核心内容。邓孔昭撰文，具体考察了荷兰人被逐出台湾后，与清廷合作征讨郑氏的历史，认为从1661年底到1680年，清廷与荷人之间有多次的联军之议，荷人曾四次从台湾或巴达维亚派出舰队谋求同清军合作，但他们间真正的协同作战只有一次。1665年以后，清荷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即已结束。荷兰人在“进贡”和“助战”的名义之下与清廷进行合作，其真实目的有二：一是向郑氏复仇，以便继续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二是企图通过“自由贸易”打开清朝门户，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清廷与荷人的联合是一时的手段，其目的是在内战中消灭抗清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事实上，荷军在清郑作战中作用并不大，且利用荷军有可能产生引狼入室的后果，但清廷在国内斗争中利用荷兰殖民者的海船、海军，不但没有丧失国家主权、损害民族尊严，而且还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并没有产生危害国家主权的严重后果。[※注]康熙初年，荷兰殖民者在与清军商议联合攻打郑成功的过程中，曾借机提出了与中国通商贸易的要求。安双成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密本档中选译有关档案刊布，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注]袁冰凌考证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新发现的郑经致“荷兰出海王”函，认为该函可能写于1663年1月16日或1664年1月6日。所谓“荷兰出海王”就是原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高级商务员波尔特，是与清朝联合进攻郑氏的荷兰舰队司令官，其前后三次在中国沿海活动，参与了金厦战役，目的是企图与清政府合作，联合围剿在金门、厦门地区的郑氏势力，夺回台湾，并取得在中国的自由贸易权，后因与清方战略分歧而未果，最终退出了台湾海峡。[※注]李中勇进一步探讨康熙统一台湾期间清廷同荷兰的军事接触，认为从1662年到168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官方舰只到达中国实际共达9次之多，其每次来华皆是以谋求贸易利益为中心，同清政府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军事谈判也只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在这之间，清政府一直致力于统一台湾，但由于起初本身军力的限制，多次试图同荷方进行军事合作，而荷兰欲重占台湾的野心与后来求取军事援助的周折，以及郑军水师的强大，也逐渐让清廷认识到自身建立一支强大水师的重要性。在施琅等诸多将领多年苦心经营下，清军水师渐成规模，终于在1683年靠自身力量统一台湾。[※注]

郑成功父子与日本和日本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郑芝龙孑身到日本经商致富以至成为“海上之主”，直到郑成功的出生和成长，都与郑氏侨居日本并与日本华侨来往有着密切的联系。郑芝龙最初是有了一段侨居日本的经历并依靠日本华侨的力量才得以起家的。而当郑芝龙不断得势后，特别是他打垮几股“海盗”商人并数次打击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势力、造成海上较平静的局面后，又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和日本华侨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政府把华侨当作“叛民”而不予保护时，作为侨生的郑成功在海外华侨中却享有很高的声望，郑成功抗清复明和收复台湾得到了日本华侨的同情和支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造成海峡两岸一度太平的局面，又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和华侨经济的发展。[※注]郑氏家族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不仅在海上贸易中得到体现，而且在抗清战争中也有所表现。郑芝龙、郑彩都曾多次派人向日本求援。盛仰红发现郑成功在抗清时也曾给日本幕府写过两封求援信，虽然没有实质性结果，但却是研究郑成功思想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注]

郑氏政权与朝鲜的关系，是学界较少涉及的论题。陈孔立从朝鲜《李朝实录》、日本《华夷变态》等资料讨论郑氏父子与朝鲜的关系，认为朝鲜与台湾郑氏之间没有直接的官方联系，郑氏对朝鲜的态度如何，尚未见有记载。朝鲜方面则曾经注意郑氏父子的动态，担心郑经举兵进取朝鲜，在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对郑经态度存在分歧。另外，清朝当局也曾担心郑经与朝鲜“连兵”抗清问题。[※注]

台湾的郑氏地方政权与华侨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郑氏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影响到华侨的经济生活，刺激了海外华侨经济力量的增长；郑氏保护与声援华侨反殖民统治斗争，影响了华侨的政治倾向，郑氏反清复明与驱荷复台都得到华侨的支持与援助；郑氏推动海外移民，在郑克塽降清后，也有郑氏余部移居爪哇等地，扩大了海外华侨的规模。[※注]吴凤斌专论郑氏父子时代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认为郑氏父子打败了17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开创了海上暂时的太平局面，使华侨人数增加，华侨经济得到发展。华侨随着郑氏船只来往于祖国和东南亚侨居国之间，并在经济贸易中与郑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郑成功与巴城华侨甲必丹苏鸣岗的通信，以及郑经写信给爪哇苏丹要求保护华侨，就是重要见证。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动，对近邻菲律宾华侨反殖民主义斗争影响颇大，也对爪哇华侨糖业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明末清初因避乱靠郑氏船只而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桥梁作用。郑氏残部在东南亚各地定居，并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发展东南亚经济和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

郑成功在驱逐荷兰殖民者之后不久，曾派遣使节前往马尼拉，向菲律宾西班牙总督递交外交文书，即一般所称的“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对于这份外交文书，学界解释不一。林金枝、韩振华认为，由于郑成功出生在日本，本身也可以算是侨生或是华侨。同时他在长期从事对外贸易中，与海外华侨也有所接触。因此，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后，非常关注海外华侨的利益。他致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的这封信件，正是要求维护菲律宾华侨正当权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先驱，在保护菲岛华侨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长了华侨的志气，同时迫使西班牙殖民者答应恢复台菲通商，推动了台湾对外贸易发展。[※注]但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的主旨是为了通商贸易而非护侨，说其主旨是护商护侨，乃过誉之词。郑山玉、丁东撰文认为，该书虽没有直接提及华侨问题，但从当时许多商民与侨民没有明显界限的情况看，心存护侨的郑成功，在其关于“护商通贸”的强硬声明中，实际上也蕴含着“护侨”的正义呼声。基于这种分析，可见在当时中国封建政府视华侨为“叛民”、听任殖民者肆意宰割而不加保护的情况下，郑成功作为中国政府的一方代表，其在递交菲西当局的外交文书中，事实上发出了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先声。[※注]

关于明郑政权与天主教的关系，陈忠纯研究了多明我会意大利传教士利胜（Victorio Riccio）的个案。他认为，利胜因为同时作为明郑与菲律宾的代表，参与两者谈判，为史家所关注。但利胜与明郑的关系，却长期被学界忽视或误读。实际上，利胜的传奇经历，与他和郑成功及郑氏集团不同寻常的关系紧密相关。若非深得郑成功的了解和信任，利胜不会被选中出使马尼拉；同样，利胜自告奋勇代表马尼拉返回明郑，也因他与明郑高层的关系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利胜想通过他与郑氏的特殊关系，促成明郑与菲律宾的和平，并最终通过与郑泰等人的关系，完成使命。然而，利胜没能缓和与郑经的关系，当郑泰势力被清除后，他也被明郑抛弃。利胜在明郑的不同时期，际遇不同，反映了郑成功父子对天主教的不同态度，也有助于了解明郑与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注]

总之，关于明郑时期台湾史研究，郑氏家族尤其是郑成功研究始终是重点，学界有关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郑氏海商集团的兴衰与郑成功抗清复明、驱荷复台等政治与军事方面。相对而言，有关郑氏政权及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诸如郑氏政权与明、清王朝的关系，典章制度与人事变迁，经济形态与产业结构，文教与社会风习，以及汉族移民与“原住民”族群关系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如果放宽视野，把荷据时期与明郑时期的台湾史联结起来，置于明清之际东亚与世界更加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可以看到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东来，在东亚海域与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碰撞，日本、琉球、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以此观察台湾的角色与地位，则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