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因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而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这是中国学界基本一致的认识。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的历史形势下，郑成功这个“民族英雄”形象早就被塑造出来，并深深地嵌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之中。对此，陈忠纯撰文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认为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和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革命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的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又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郑成功又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崇。[※注]

非常有意思的是，两岸在1949年分隔后，都一度对郑成功研究特别重视。台湾方面因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历史符合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的情结，而使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注]大陆方面则把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资源，而大力提倡宣传与研究郑成功，也使郑成功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962年，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福建省历史研究所、厦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筹委会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在厦门举办了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是大陆学界举办的第一次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会后，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以此次会议论文为基础，征集国内史学界相关研究论文共13篇，汇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与此同时，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还编选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和《郑成功史迹调查》，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

大陆学界对郑成功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成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2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320周年，在厦门举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会后由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选出版了两本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1987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了一次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把郑成功研究推向高潮，会后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辑《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在举办学术讨论会、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同时，福建学界还做了大量相关学术工作。厦门大学历史系在1962年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的基础上，重新编选出版《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并以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的名义编选《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还以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名义增订《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福建师大郑成功史料编辑组也编选了《郑成功史料选编》，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还出版了个人论文集《郑成功与高山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碧笙教授校点出版了杨英的《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江日昇的《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还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编选出版了《郑成功档案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整理出版《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注]。这些工作均为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进入90年代以后，郑成功研究的热潮逐渐退去。每逢郑成功收复台湾十年或五年时节，厦门、泉州、南安等地纪念性活动较多，但高水平的学术会议罕见。值得关注的个人论著与论文集有：陈碧笙的《郑成功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毛佩琦的《郑成功评传：逆子忠臣》（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陈国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孔昭的《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注]和方友义主编的《郑成功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许在全主编的《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国桢主编的《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纵观数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可见学界有关郑成功研究的论著甚多，以下拟从郑成功生平思想、抗清复明、驱荷复台及其评价四个方面做简要介绍。

（一）关于郑成功生平与思想

郑成功一生虽然只有39岁（1624—1662），但却是辉煌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关郑成功的基本生平事迹，可参阅陈国强著《民族英雄郑成功》和毛佩琦著《郑成功评传：逆子忠臣》，以及顾诚著《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章节。

郑成功受封南明王朝官爵是郑成功研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早在1932年，朱希祖曾发表《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1期），对郑成功受封官爵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证，认为郑成功受明封爵共有五项：忠孝伯（隆武二年），威远侯（永历二年十月），漳国公（永历三年七月），延平王（永历八年七月郑辞不敢受，永历九年四月再遣使册封），潮王（永历十一年十一月）。杨彦杰利用未刊的《惠安王忠孝公全集》等新史料，结合已刊南明文献，做了新的考证，认为永历帝决定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在十一年九月，郑成功实际受封延平王在永历十三年九月，而郑成功漳国公之封在永历六年至八年之间，至于朱希祖所谓“潮王”之封只是延平王之误，其实并不存在。[※注]郑成功被封为延平王还是延平郡王，台湾学界也曾争论不休而以“两称无妨”了之。潘文贵在考察明代王爵封号的基础上，剖析延平王封号及其与延平郡王称号的关系，并对比清代王制，理清明清两代王爵封号的根本区别，确定郑成功的封号是延平王，而不是延平郡王，所谓“延平郡王”只是别人对郑成功的尊称。[※注]有人认为郑成功之所以被永历帝封为“延平王”，与他早期在延平的抗清活动有关。邓孔昭认为这是想当然，郑成功在闽西北地区（包括延平）进行抗清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崇安、邵武一带，他后来被永历帝封为“延平王”，与这一段抗清的经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延平王”的称号却是直接取用“延平府”的府名。[※注]

与其父郑芝龙信奉天主教不同，郑成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鲁国尧撰文认为，郑芝龙以闽南海盗为朝廷招抚，积功至福建地方最高武官，着意培养长子郑成功学习儒家文化。郑成功21岁时（1644）由福建南安县入南京太学，师从钱谦益等东林复社名流，进一步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确立其人生观、价值观。此后他一反其父所为，坚决抗清复明，在东南积极从事武装斗争，并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正是深受东林复社忠君爱国思想熏陶所致。[※注]陈名实、林国平进而认为，郑成功走上抗清复台的道路，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和对孔孟儒学的独特理解。郑成功对儒学的理解和取舍主要是基于《春秋》大义的道德观念、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王道理想这三个层面，这既与其家世经历有关，更与民族矛盾冲突有关。[※注]许维勤具体考察闽南文化对郑成功的影响，认为明清时代达到成熟状态的闽南文化，显示出两种显著倾向，一是海商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介入，二是海商势力对主流政治的介入。这两种倾向给闽南社会带来张扬的活力，使闽南文化充满独立不羁、尚武任勇的特点和近代式的冒险、进取精神。郑成功从小在这一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接受系统的教育，他身上的忠义正气、开拓进取、崇源重本、精明务实等品格，所体现的正是闽南文化的典型气质。[※注]

在郑成功的交谊中，其与施琅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郭松义、何龄修撰文对郑成功与施琅的关系做了系统论述。[※注]王宏志从对立与统一的矛盾角度剖析两人的关系，认为郑成功和施琅原本处于一个统一体内，共同参加抗清活动，郑成功很倚重施琅，但后来分手了，由处在统一体内转变为处于对立的地位，郑成功仍然坚持抗清，而施琅已投降清朝，为清初的统一效力。双方分手主要由三个问题引起：要不要南下支持南明永历政权？应不应当靠掳掠解决军队的粮饷？在一些人际关系的小问题上双方处理不当而引发成公开分裂的导火线。从其分手的原因看，郑成功应多负些责任。在对立状态下的郑成功和施琅，也有统一的地方，就是在对待台湾和对待西方殖民者的问题上，他们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而都收复了台湾，他们都反对西方殖民者占据台湾，认为台湾应当由中国来管理、来建设。这是使他们都能成为杰出人物的关键所在。[※注]徐晓望从政治态度的不同探讨郑成功与施琅冲突的原因，认为郑、施虽为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同的政治态度注定了他们要分道扬镳，其矛盾激化在实质上是郑成功军队内部亲清派与拥明派的一场权力斗争，施琅随郑芝龙降清后，其政治态度一直倾向于清朝，而郑成功的政治倾向是拥明，他与施琅最终分道扬镳不是偶然的。[※注]寒冬在政治立场与利益基础上引入个性分析，认为在郑成功和施琅从朋友到敌人、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关系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个人性格，二是双方所处的立场和利益。从根本原因上看，是由于双方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即代表封建国家政权的清朝政府和代表已消亡的明朝政府的地方政权的立场的斗争，也是不同海商集团的利益抗争。从个性因素上看，是由于双方强硬的性格，即过分的自我坚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隔阂和对抗所致。[※注]

郑成功有一名部将，荷兰文献称Gampea，又作Gamphea,Ghamphea。此人曾于1660年写信给荷兰人，告诉他们郑成功不会出兵攻打台湾，要荷兰人放心。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中，这个人被译为“甘伯”。杨彦杰从荷兰文献《巴达维亚城日记》所载Gampea的出身与经历情况，以及其译音资料与闽南语的语音对照，考证此人应当是洪旭。[※注]1654年，在反清复明重要关头，郑成功“拨船护送”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一些学者认为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秘密使命。胡沧泽通过对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等材料的分析，认为隐元东渡日本的动因和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都可说明他的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郑成功当时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根本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高僧法师的关系，没有什么秘密的特殊关系，所谓隐元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使命的说法不能成立。[※注]

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借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以宣传反满革命的需要，而把郑成功说成是天地会的创立者，后来相当长时期内，一些研究论著也持此说。秦宝琦考证认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起义后，史料中才开始出现有关天地会活动的记载。“反清复明”口号是嘉庆初年才在天地会内逐渐出现，既非天地会初创时就存在，更非其创立的宗旨。从档案和官修史书来看，天地会始创于乾隆年间的提喜即洪二和尚，而非创自清初康熙年间的郑成功。[※注]罗炤利用在闽南、闽中多次实地调查于山区和海岛所发现的有关天地会早期历史的石刻与秘密文献，并将天地会“会簿”与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研究，认为郑成功与康熙甲寅年起义的天地会盟主（大哥）长林寺僧道宗（达宗）和尚关系深厚，交谊非同一般。天地会洪门之船与郑氏集团海上五大商都有“仁、义、礼、智、信”的相同名号。天地会组织，特别是移居海外、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的那些天地会组织，与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组织一样，都以“公司”作为自己组织机构的名称。事实上，“仁、义、礼、智、信”航船和“公司”之名，实为同一事物之两面，它们都是最早创设于郑成功政权，后来又为天地会继承使用。既在郑成功那里找到了“源”，又在天地会中看到了“流”，就很难再说郑成功与天地会毫无关联了。[※注]谢重光则认为，顺治年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南部山区已有频繁活动。在郑成功的部将中，万礼及以他为首的万姓结义兄弟是早期天地会的核心力量，其他部将如洪旭、陈六御等一批捐助大小长林寺的人物，以及以卢若腾为代表的一批投依郑成功退隐金门的原南明政权高官，也参加了天地会活动，有的还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郑成功不但不是天地会的创始人，就连天地会的组织也未曾加入，其与天地会只不过是因“反清复明”的共同政治目标而成同路人的关系而已。[※注]

郑成功的死因，众说纷纭。台湾学者李腾岳撰《郑成功死因考》，认为当时接连发生了几件令人痛心的国事和家事，如永历皇帝蒙难，父亲和弟辈十余人被处死于北京等，对郑成功的打击很大，而直接的死因则是感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病。林其泉根据历史传说、郑氏集团内部政治斗争情况，以及郑成功临终症状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郑成功是被毒死的，主谋是郑泰，同谋有郑鸣骏、郑袭、曹从龙、张骥、黄昭、萧拱辰等，而马信是个很关键的人物。[※注]杨又存、杨纪波进一步考证认为，马信、郑泰等毒死说均不可信，郑成功之死因是：长期悲愤郁悒，心肝受损，外感风寒，引发狂疾，自杀而亡。[※注]王红珍也认为马信、郑泰毒杀说不能成立，通过对郑成功死亡各个疑点分析，认为郑成功是正常死亡，且是得伤寒病病逝的。[※注]

（二）关于郑成功抗清复明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底，郑成功在海上起兵，树起抗清的旗帜，这是郑成功一生事业的起点。可是，关于郑成功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起兵的，各种说法不一，如所谓郑成功起义前是儒生或诸生，听说其父郑芝龙降清，便在厦门或南澳或金门聚众起兵。陈碧笙考证认为，郑成功起兵前已在南明隆武政权掌握重兵，担负着防守闽赣边界大定、大安诸关的重大军事任务，其誓师起兵的地点是在安平，而不是如各书所说的南澳、金门或厦门隔海之鼓浪屿山，时间应在1646年12月间。[※注]庄为玑简要论述了郑成功海上起义抗清复台的全过程。[※注]郑梦星具体考证郑成功誓师起义的确切地点在安平石井书院。[※注]潘文贵不赞成安平起义说，认为郑成功誓师起义地点应该是在金门与厦门二岛之间的烈屿即小金门，这个烈屿不是广东省南澳岛东北海上的腊屿（猎屿）。[※注]

郑成功抗清经历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郑成功在南明隆武政权之下，主要在闽西北地区抗清。这期间，郑成功在延平向隆武帝提出十六字抗清方略：“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浴国”，即所谓延平条陈，体现了郑成功系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略。[※注]郑成功早期在闽西北抗清的情况学界关注不多，邓孔昭撰文认为郑成功在闽西北抗清的时间是隆武二年（1646）正月至八月，地点主要在崇安、邵武一带，或许还有浦城。隆武帝封他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给了他许多重要的使命，其与清军的具体接触并不多，主要执行守关和巡关的任务。[※注]在隆武帝死后，郑成功海上誓师起义，并遥奉永历帝正朔，继续抗清事业。

从顺治四年（1647）至八年（1651），郑成功连年征战，取得金门、厦门为抗清根据地，并不时发动对清军大规模的进攻，攻克漳属各县，甚至围困漳州府城。清廷认识到长于海战的郑军一时实难歼灭，决定先集中兵力征服西南，对郑成功改取以“抚”为主的方针，相继采取了一些笼络的措施。自顺治九年（1652）至十一年（1654），在清廷积极倡导下，清郑之间进行了多次和谈。关于当时郑成功为什么接受和谈，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评论。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郑成功反复认真考虑的并不是应不应降的问题，而是可不可降的问题，怀疑郑成功抗清的坚定性，认为远较张煌言、李定国等人为逊色，甚至中清廷各个击破之计，伏下后来南京战败之征兆。陈在正撰文评析郑成功如何“将计就计”接受和谈，并在谈判中既坚持矢志抗清、恢复中兴的素志，又巧妙地与清廷“虚与委蛇”，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清郑和谈中，也充分表现出郑成功杰出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注]

1659年北伐，是郑成功海上起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其中南京战役对于北伐全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郑成功抗清史上的重大转折。张玉、安双成、李鸿彬的论文详细论述了郑成功北伐南京战役的基本进程、清郑双方大致情况以及郑军失败的原因。[※注]关于北伐的战略决策，有些研究论著充分肯定，认为北伐沉重打击了清军力量，声援了西南地区的抗清斗争，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薛瑞录撰文予以否定，认为在清廷基本平定全国的情况下，北伐南京只是一个冒险而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决策。郑成功军队孤军深入和攻坚力弱是导致南京溃败的直接原因。南京溃败给郑成功抗清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加快了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撤退和失败的步伐。[※注]连心豪、田苏晶认为，当时郑成功可以采取的战略方针无非以下两种：一是固守金厦，凭借海上优势抵御清军进犯，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二是乘清廷尚未将主力投入东南，集中全力主动发动进攻，扩大抗清影响。其实二者均非上策，前者是坐以待毙，后者是孤注一掷。郑成功选择了后者而北伐南京，在南京战役中，郑成功不但在总体战略决策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具体军事部署和作战指挥上也一再失误，致使兵败南京城外不可避免。郑成功能迅速从南京兵败中吸取教训，果断决策进取台湾，实现抗清战略上的大转移，正是其雄才大略、胆识非凡、超人出众之处。[※注]

关于郑成功军事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兵额与军饷、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战略等方面。杨彦杰探讨郑成功的兵额与军粮，认为郑成功的军队有一个发展过程，自1655年以后进入鼎盛阶段，直至攻打南京之前，其军队总数在15万—18万人，军粮耗费巨大，军粮问题的严重存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郑成功各项战略决策及其思想。郑成功解决军粮问题，主要有四条途径：略地取粮，屯田自给，国内买米，海外进口。直到收复台湾后，以屯田自给代替略地取粮，成为郑成功解决军粮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性转变。[※注]杨友庭论述郑成功的军事思想，认为郑成功的军事指导思想是反清复明，实现恢复大业；治军思想是提倡忠孝，严格练兵，慎选将士，军纪严明，赏罚分明；战略思想是立足金厦，北伐南京，会盟畿辅，后转而东征台湾；战术思想是知己知彼，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先敌制胜，避实就虚，以逸待劳，卑而骄之，示弱诱敌，避免强攻，围困待降等。郑成功的军事指导思想、治军方针以及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基本上是切合实际、可行和正确的，但也有缺陷之处，尤其是在战略战术上失误颇多。[※注]岳成驰考察郑成功的军事制度，认为郑成功根据自身以海为家，以东南沿海岛屿、山地为抗清根据地的特点，建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明代卫所制度的新的军事制度，用以抗击战斗力很强的清朝军队，具体论述了郑成功军队的军兵种及其编制序列，士兵来源及其征募方式，并估计郑军总兵力在20余万人。[※注]陈碧笙撰文探讨郑成功三次战略大转移与其对明、对清、对荷各方面关系的变化，以及郑成功与抗清友军及沿海人民群众的复杂关系，总结其抗清事业的成败得失。[※注]周翔鹤则以南京战役与厦门战役为例，具体分析了气候对郑成功用兵的影响，弥补了既往有关军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注]

对于郑成功抗清的认识和评价，陈碧笙撰文认为，以往学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极力颂扬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及其在抗清中的表现，认为郑成功生平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抗清，就是收复台湾的行动也不外是抗清的继续，这是二三百年来的传统倾向。另一种倾向是强调郑成功抗清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说他如何如何得到了沿海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又如何如何争取与农民起义军团结合作等，把郑成功大大现代化了。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于郑成功抗清的历史事实缺乏正确了解，对于许多重要历史资料没有运用阶级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仅仅根据主观想象或一些不可靠的记载做出结论。实际上，郑成功一生的抗清活动，始终是以保全、壮大自己为决策的中心。随着抗清斗争的进展，郑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也就迅速得到增长和扩大。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充到北征前夕的二三十万人，从海上孤旅一跃而成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郑成功在坚持、发展抗清活动的过程中，一刻也离不开海上武装集团的拥护和支持，然而海上武装集团对抗清却又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郑成功抗清不可能彻底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注]

（三）关于郑成功驱荷复台

早在1961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纷纷发表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的文章。这些报刊媒体，甚至一些期刊专著，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提法多有不同，而对于几个重要日期的阴阳历换算也存在明显错误。陈国强撰文考证郑成功军队誓师出发时间为1661年4月21日，登陆台湾本岛时间为1661年4月30日，荷兰殖民者全部投降时间为1662年2月1日，最后一个时间才是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的纪念日。[※注]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决策究竟起于何时，学界一般认为是郑成功北伐南京失败后实行战略大转移，迫于形势压力决定东征收复台湾。陈利华撰文认为，早在1646年郑成功于延平向隆武帝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条陈时，已受命收复台湾。[※注]邓孔昭、季云飞、章慕荣具体论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决策背景、基本战略运筹与发展变化以及具体战役实施过程。[※注]陈国强还具体考证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进军路线及登陆地点。[※注]

在具体收复台湾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制约或影响战略实施的成败得失。边向国探讨了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的情报工作，认为得力而有效的情报保障工作是其获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战前、战时，郑军的情报工作都有力地保障了战略战术的制定，保障了作战指挥及其实施，从而为郑军取得中国古代史上最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注]邓孔昭考察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先后历时9个月，由于在新区作战，和后方基地厦门、金门之间又隔着一个台湾海峡，复台大军的粮食供应显得特别艰巨和繁重。在此期间，复台大军曾遭遇三次粮食供应危机。郑成功采取了各种办法，包括复台大军携带行粮、缴获荷兰人的粮食、征购民间的粮食、金厦后方基地的接济、垦荒生产、实行严厉的粮食政策等措施，基本维持了复台大军的粮食供给，从而使收复台湾的伟大历史使命得以顺利完成。[※注]孙文广、李胜江、杜伟伟论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过程中台湾民众的作用，认为在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台湾民众在物资准备、军粮供给、情报搜集和武力配合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援助。台湾民众的热情支援，鼓舞了郑军士气，增强了郑军的战斗力，使郑军夺得了战争主动权，并最终赢得胜利。[※注]张云、孙兆军撰文认为，明末清初的郑成功东征台湾之役，在其战略战术的诸多方面运用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博大精深。郑成功东征战役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首先在于他所亮出的“反清复明”“驱荷复台”的旗帜具有鲜明的正义性特点；也在于他能够成功地运用谋略制胜原则，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同时，郑成功还能够依靠海峡两岸人民，造成了民众参战的作战态势。由于上述因素，郑成功稳操胜券。东征台湾之役，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注]赵雅丹从世界海军发展的视角出发，以郑成功水师的台海之战为案例，对中荷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海战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郑成功由于海上的巨大商业利益，而非常注重舰船、武器装备的提升，用以抗衡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战船。由于内战的消耗，郑氏集团新船建造较少，战炮较小，虽然使用了炮击的作战方式，但还是以近身战、登船战等古代海战方式为主，没有发展出帆船时代的线性战术。台江海战是中国海战史上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远距离的登陆作战，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突出战例，但事实上明郑海军的武器装备、海战方式已经落后于世界海战的变革，此次海战的胜利也未能促进中国海军的近代化转型。[※注]

郑成功驱荷复台加强了中国有效管辖台湾的法律地位，强化了中国人的海权观念与海洋意识。徐晓望撰文认为，明朝万历年间福建官府已经管理台湾事务，同时，闽粤一带的海盗长驻台湾的北港，这都落实了明朝对台湾的主权。但因日本的商船开始出没于台湾，而且台湾的海盗屡降屡叛，在第二次澎湖危机中，福建官府将荷兰殖民者引向台湾的北港，其目的是北拒日本，南平海盗，并夺回澎湖，以便下一步对付荷兰殖民势力。明末荷兰人在台湾，类似葡萄牙人在澳门，他们只是在福建官员默许之下，租借中国的一块土地做生意。郑成功驱逐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确实是“复台”，而不是占领。明朝官府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最终在郑成功手里完成。[※注]倪乐雄认为，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明：以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生存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军建设是社会生存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这对中国现在由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期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当然，现在的文明世界准则要求摒弃以往的“丛林原则”，海洋国家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不顾国际道义原则和伦理原则，用武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本国的正当商业贸易利益，这点郑成功当年建立的东亚贸易体系，以及为维护这种贸易体系的军事实践，仍然有着可供参考的价值。[※注]陈利华认为，“通洋裕国”作为郑成功延平抗清时上书南明隆武帝条陈的一项内容，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的先进主张。它不仅对改变封建经济的保守局面具有强烈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而且还为中国现代海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和榜样参考。[※注]

（四）关于郑成功的评价问题

郑成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这是中国学界基本一致的评价，但是在具体分析时，却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郑成功代表南明王朝的抵抗派，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清复明，他是历史上杰出的忠臣。有的认为，郑成功是海上贸易商的代表，他的抗清和复台都是从海商的利益出发的，因此他的抗清是不坚定、不彻底的。郑成功之所以是民族英雄，是由于复台，而不是由于抗清。还有的认为，郑成功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代表了全民的利益，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傅衣凌从当时整个时代矛盾斗争和历史发展进程出发，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指出郑成功是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杰出代表，郑成功抗清，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措施，有利于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者，阻止了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促进了台湾的开发，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注]陈孔立、陈在正、邓孔昭撰文，具体探讨对郑成功这个历史人物应当如何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如何全面地考察其动机与效果这两个方法论问题，认为就阶级属性来说，郑成功既代表了海商集团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的抗清要求，但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来看，他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也不仅仅是站在海商立场，而是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应当认为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是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杰出人物。郑成功抗清的性质，是一场汉满地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由于抗清反映了反抗民族压迫的要求，因而使它具有正义性，就此把郑成功称为汉族地主阶级抵抗派是比较合适的，而不必称为民族英雄，因为这毕竟是国内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郑成功复台的主要动机仍然和抗清是一致的，是要以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以实现恢复中兴的夙愿，同时，他的复台也是为了维护海商集团的利益，开辟新的海上贸易基地，并解决与荷兰殖民者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郑成功复台的效果是驱逐了荷兰殖民者，虽然作为抗清基地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中国海防，客观上有利于清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综而观之，郑成功确实是地主阶级抵抗派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注]

毫无疑问，郑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但另一方面他也是17世纪远东国际舞台上的大海商。事实上，郑成功一直处于国际化的环境中，与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国之人接触频繁。这些外国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如何呢？黄莺从形象想象者（日本人）、时代传闻者（西方传教士）和事件亲历者（荷兰人）三个角度，详细论述了不同外国人眼中的不同郑成功形象，认为：在日本人眼中，他是一个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深远的中日混血英雄；在传教士眼中，他是一个对宗教宽容、接受了欧洲军事训练的领导者；在荷兰官员眼中，他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对手与合作者；在欧洲士兵眼中，他是一支视死如归军队的首领。把中外史料结合起来观察，郑成功就不只是一个民族英雄，而且还是一个在17世纪促进家乡外向型经济发展、维护中国海权的海洋英雄。郑成功的存在有力地反驳了所谓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论调，他是海峡两岸和平共处的重要纽带，是维护中国海权的模范代表。[※注]这种全球史的视角，确实可以呈现郑成功复杂多样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