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集团是台湾海峡著名的海商集团，海外贸易是其立足的经济支柱。关于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的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韩振华曾撰文专论郑成功时代（1650—1662）的对外贸易，在概述其基本状况之后，详细分析对外贸易航运业及贸易商人的结构与性质，并估算出东西洋贸易总额约为240万两，利润额每年约有130万两。随后，他又撰文按时序论述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1650年以前郑成功已注意对外贸易的经营，企图以通洋之利养军；郑成功占领金、厦二岛后，与对外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不仅独擅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权，还使厦门岛成为当时中国对远东和东南亚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个中心站；1656年清朝实行海禁，但对郑成功的海外贸易影响不大，郑氏的船只仍然络绎不绝于东、西两洋进行贸易，尤其是日本，更是郑成功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最多收入的一个主要贸易对象；1661年清朝沿海迁界后，郑成功认为只有驱逐荷兰人，克复先世基地，才能恢复对外贸易，因此，郑成功下决心克复台湾，原因之一是要巩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安全与促进贸易的发展。[※注]杨彦杰研究了郑成功海外贸易的地点和路线，进一步估算了参加贸易的船只数、贸易额和利润额，并提出与韩振华不同的意见，认为韩的估计偏低。他认为贸易总额的估算，既包括输入商品总额，又包括输出商品总额。郑成功每年对日本贸易总额，约达216万两，对东南亚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为176万至240万两，东、西洋相加，郑成功海外贸易额平均为420万两。对于利润额估算，他认为东洋贸易利润平均每年达141万两，西洋贸易利润平均每年在93万至128万两，东、西洋相加，郑成功海外贸易所获利润总额，平均每年在234万至269万两。[※注]林仁川从明清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郑氏海商资本的发展道路，认为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出现了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等海上贸易集团，其中以郑氏海商集团最著名，其资本之雄厚、贸易范围之广、活动时间之久，都超过了其他海商集团。可见，郑氏海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郑氏海商的兴衰隆替反映了中国海商资本的脆弱性，也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业资本的出路相当狭窄，因此，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如西欧的那种商业大革命。[※注]

明郑时期，台湾海峡两岸的人们在政治上是对立的。可是，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包括军事上的原因），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人文方面的原因，当时海峡两岸的海上交通却相当繁忙。在清政府实行严厉的封锁政策下，人们克服了制约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各种因素，由于在台汉人的大量增加，两岸的交通和贸易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注]郑克晟考察了郑成功海上贸易的规模及其内部组织结构，认为郑氏父子贸易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日本、荷兰、英国以及东南亚的吕宋、暹罗、交趾一带，其贸易船只数目达数千只，郑氏从中获取大量财富，维持了庞大的海商集团。但因其内部成分复杂，主要靠乡族关系、同伙关系维系并不牢靠，一旦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在政治上就会有某些动摇，尤其缺乏一种共同的信念和目标，郑氏集团经营海上贸易几十年，而终归失败，其悲剧正于此。[※注]聂德宁认为，郑成功对于郑氏海商集团海外贸易活动的全力拓展，体现于他在传统的东西洋贸易基础上，建立一个勾连中国与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庞大贸易网络，在这个海外贸易网络中，对日本的贸易活动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注]林仁川则论述了郑氏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关系，认为清代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和厦门设立了商馆，但郑英贸易无论在商品或市场上都十分有限，郑英贸易在台湾郑氏政权的对外贸易中不占主要地位，学术界那种夸大郑英贸易作用的观点值得检讨。[※注]

明郑政权涉外关系非常复杂，其中与荷兰的关系应该最为重要，前文所述郑成功驱荷复台是这方面的核心内容。邓孔昭撰文，具体考察了荷兰人被逐出台湾后，与清廷合作征讨郑氏的历史，认为从1661年底到1680年，清廷与荷人之间有多次的联军之议，荷人曾四次从台湾或巴达维亚派出舰队谋求同清军合作，但他们间真正的协同作战只有一次。1665年以后，清荷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即已结束。荷兰人在“进贡”和“助战”的名义之下与清廷进行合作，其真实目的有二：一是向郑氏复仇，以便继续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二是企图通过“自由贸易”打开清朝门户，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清廷与荷人的联合是一时的手段，其目的是在内战中消灭抗清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事实上，荷军在清郑作战中作用并不大，且利用荷军有可能产生引狼入室的后果，但清廷在国内斗争中利用荷兰殖民者的海船、海军，不但没有丧失国家主权、损害民族尊严，而且还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并没有产生危害国家主权的严重后果。[※注]康熙初年，荷兰殖民者在与清军商议联合攻打郑成功的过程中，曾借机提出了与中国通商贸易的要求。安双成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密本档中选译有关档案刊布，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注]袁冰凌考证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新发现的郑经致“荷兰出海王”函，认为该函可能写于1663年1月16日或1664年1月6日。所谓“荷兰出海王”就是原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高级商务员波尔特，是与清朝联合进攻郑氏的荷兰舰队司令官，其前后三次在中国沿海活动，参与了金厦战役，目的是企图与清政府合作，联合围剿在金门、厦门地区的郑氏势力，夺回台湾，并取得在中国的自由贸易权，后因与清方战略分歧而未果，最终退出了台湾海峡。[※注]李中勇进一步探讨康熙统一台湾期间清廷同荷兰的军事接触，认为从1662年到168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官方舰只到达中国实际共达9次之多，其每次来华皆是以谋求贸易利益为中心，同清政府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军事谈判也只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在这之间，清政府一直致力于统一台湾，但由于起初本身军力的限制，多次试图同荷方进行军事合作，而荷兰欲重占台湾的野心与后来求取军事援助的周折，以及郑军水师的强大，也逐渐让清廷认识到自身建立一支强大水师的重要性。在施琅等诸多将领多年苦心经营下，清军水师渐成规模，终于在1683年靠自身力量统一台湾。[※注]

郑成功父子与日本和日本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郑芝龙孑身到日本经商致富以至成为“海上之主”，直到郑成功的出生和成长，都与郑氏侨居日本并与日本华侨来往有着密切的联系。郑芝龙最初是有了一段侨居日本的经历并依靠日本华侨的力量才得以起家的。而当郑芝龙不断得势后，特别是他打垮几股“海盗”商人并数次打击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势力、造成海上较平静的局面后，又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和日本华侨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政府把华侨当作“叛民”而不予保护时，作为侨生的郑成功在海外华侨中却享有很高的声望，郑成功抗清复明和收复台湾得到了日本华侨的同情和支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造成海峡两岸一度太平的局面，又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和华侨经济的发展。[※注]郑氏家族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不仅在海上贸易中得到体现，而且在抗清战争中也有所表现。郑芝龙、郑彩都曾多次派人向日本求援。盛仰红发现郑成功在抗清时也曾给日本幕府写过两封求援信，虽然没有实质性结果，但却是研究郑成功思想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注]

郑氏政权与朝鲜的关系，是学界较少涉及的论题。陈孔立从朝鲜《李朝实录》、日本《华夷变态》等资料讨论郑氏父子与朝鲜的关系，认为朝鲜与台湾郑氏之间没有直接的官方联系，郑氏对朝鲜的态度如何，尚未见有记载。朝鲜方面则曾经注意郑氏父子的动态，担心郑经举兵进取朝鲜，在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对郑经态度存在分歧。另外，清朝当局也曾担心郑经与朝鲜“连兵”抗清问题。[※注]

台湾的郑氏地方政权与华侨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郑氏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影响到华侨的经济生活，刺激了海外华侨经济力量的增长；郑氏保护与声援华侨反殖民统治斗争，影响了华侨的政治倾向，郑氏反清复明与驱荷复台都得到华侨的支持与援助；郑氏推动海外移民，在郑克塽降清后，也有郑氏余部移居爪哇等地，扩大了海外华侨的规模。[※注]吴凤斌专论郑氏父子时代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认为郑氏父子打败了17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开创了海上暂时的太平局面，使华侨人数增加，华侨经济得到发展。华侨随着郑氏船只来往于祖国和东南亚侨居国之间，并在经济贸易中与郑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郑成功与巴城华侨甲必丹苏鸣岗的通信，以及郑经写信给爪哇苏丹要求保护华侨，就是重要见证。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动，对近邻菲律宾华侨反殖民主义斗争影响颇大，也对爪哇华侨糖业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明末清初因避乱靠郑氏船只而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桥梁作用。郑氏残部在东南亚各地定居，并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发展东南亚经济和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

郑成功在驱逐荷兰殖民者之后不久，曾派遣使节前往马尼拉，向菲律宾西班牙总督递交外交文书，即一般所称的“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对于这份外交文书，学界解释不一。林金枝、韩振华认为，由于郑成功出生在日本，本身也可以算是侨生或是华侨。同时他在长期从事对外贸易中，与海外华侨也有所接触。因此，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后，非常关注海外华侨的利益。他致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的这封信件，正是要求维护菲律宾华侨正当权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先驱，在保护菲岛华侨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长了华侨的志气，同时迫使西班牙殖民者答应恢复台菲通商，推动了台湾对外贸易发展。[※注]但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的主旨是为了通商贸易而非护侨，说其主旨是护商护侨，乃过誉之词。郑山玉、丁东撰文认为，该书虽没有直接提及华侨问题，但从当时许多商民与侨民没有明显界限的情况看，心存护侨的郑成功，在其关于“护商通贸”的强硬声明中，实际上也蕴含着“护侨”的正义呼声。基于这种分析，可见在当时中国封建政府视华侨为“叛民”、听任殖民者肆意宰割而不加保护的情况下，郑成功作为中国政府的一方代表，其在递交菲西当局的外交文书中，事实上发出了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先声。[※注]

关于明郑政权与天主教的关系，陈忠纯研究了多明我会意大利传教士利胜（Victorio Riccio）的个案。他认为，利胜因为同时作为明郑与菲律宾的代表，参与两者谈判，为史家所关注。但利胜与明郑的关系，却长期被学界忽视或误读。实际上，利胜的传奇经历，与他和郑成功及郑氏集团不同寻常的关系紧密相关。若非深得郑成功的了解和信任，利胜不会被选中出使马尼拉；同样，利胜自告奋勇代表马尼拉返回明郑，也因他与明郑高层的关系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利胜想通过他与郑氏的特殊关系，促成明郑与菲律宾的和平，并最终通过与郑泰等人的关系，完成使命。然而，利胜没能缓和与郑经的关系，当郑泰势力被清除后，他也被明郑抛弃。利胜在明郑的不同时期，际遇不同，反映了郑成功父子对天主教的不同态度，也有助于了解明郑与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注]

总之，关于明郑时期台湾史研究，郑氏家族尤其是郑成功研究始终是重点，学界有关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郑氏海商集团的兴衰与郑成功抗清复明、驱荷复台等政治与军事方面。相对而言，有关郑氏政权及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诸如郑氏政权与明、清王朝的关系，典章制度与人事变迁，经济形态与产业结构，文教与社会风习，以及汉族移民与“原住民”族群关系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如果放宽视野，把荷据时期与明郑时期的台湾史联结起来，置于明清之际东亚与世界更加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可以看到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东来，在东亚海域与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碰撞，日本、琉球、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以此观察台湾的角色与地位，则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重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