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是统一台湾的主角。陈在正撰文专论康熙在实现台湾与大陆统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体论述了康熙在解决“三藩”问题后做出进剿台湾的决策，重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与水师提督施琅，弥合施琅与姚启圣之间的分歧，授施琅专征权，一举克复台湾，并实行展界开海，在台湾设府置县，使台湾正式成为清帝国版图一部分等事实。在此基础上，该文充分肯定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贡献，认为康熙统一台湾是对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业的继承，康熙是一个颇有作为的英明君主，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注]

施琅是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人物。施伟青著《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1998年版），是有关施琅生平事迹最重要的研究论著。与郑成功因驱荷复台被定性为民族英雄而始终受到学界重视的情形不同，施琅因叛郑投清而备受争议，甚至被斥以“叛徒”“汉奸”的恶谥，以致对其统一台湾的功绩也讳莫如深。1983年，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衙口村开办施琅历史陈列室，衙口村委会、侨委会联合举办施琅历史讨论会，这是第一次施琅研究学术讨论会。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铎全校注施琅的《靖海纪事》，为施琅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文献资料。1986年，衙口村施琅将军纪念馆开馆，又举办第二次施琅学术研讨会。1996年，为纪念施琅逝世300周年，在泉州举办了规模较大的施琅学术研讨会，正式成立泉州市施琅学术研究会，会后由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市施琅学术研究会编辑出版论文集《施琅研究》（许在全、吴幼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999年，厦门市施琅研究会成立，随后编辑出版论文选集《施琅研究》（施伟青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汇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以及个别台湾学者、日本学者论文与调查报告46篇。2001年，晋江市政府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在晋江举办“施琅与国家统一”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论文集《施琅研究》（施伟青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及历史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泉州市政府联合在晋江举办“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施伟青主编论文集《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石狮市施琅学术研究会自2006年后，连续出版多集会刊《施琅研究》（施性山主编）。随着时间的推移，施琅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人物，其是非功过终究得以澄清。

对于施琅的理性研究，是在比较中开始的。施琅与姚启圣在康熙统一台湾大业中，均著有卓越功绩，但施琅因功封侯，风光无限，姚启圣则未有封赏，以致心有不惬，抑郁而终。全祖望《姚启圣第二神道碑铭》、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以及《清史稿》均为姚启圣抱不平。商鸿逵撰文认为，姚启圣整顿军备，安定地方，招服降者，削弱敌人，具有优长，但在征台海战中只能充当施琅的配角，故施琅居于首功自是理所当然。[※注]陈孔立考订了施琅与郑成功、康熙、李光地、姚启圣等人相互关系中的若干史事，认为施琅叛郑降清先后有两次，一次在顺治三年（1646），一次在顺治八年（1651），其叛降原因是郑施矛盾发展的结果，郑成功杀死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郑经后来又杀死施琅的两个儿子及全家人，施郑“世仇”不共戴天，但施琅收复台湾后“断不报仇”，维护了统一台湾的和平局面；康熙对施琅既给予重用又不无戒心，起初康熙对施琅“专征台湾”心存疑虑，后来才谕令施琅专征，并完成统一大业；李光地与姚启圣都保荐过施琅，李光地非常推崇施琅，但在台湾弃留问题上李光地主弃，与施琅主留相对立；收取台湾后，施琅封侯，而姚启圣未被议叙，不是因为姚启圣的捷报迟到，而是因为康熙对他不满，姚启圣与施琅在出征时机和专征台湾问题上矛盾尖锐，两人为了争功，钩心斗角，互相掣肘，以致拖延了收取台湾的时间。[※注]

施琅早年叛郑投清，是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汪敏芬不同意陈孔立所谓施琅曾经两次投清的说法，认为施琅是在顺治八年（1651）才叛离郑成功而投清的，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施琅的傲慢和郑成功对他的猜忌；二是郑成功与施琅在政治斗争目标上有分歧。对施琅早期的叛郑投清不能予以肯定，因为他这个行动违背了当时的形势要求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郑成功等人的抗清斗争，迫使清王朝不得不调整一些统治政策，注意减轻一些人民负担，缓和同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因此完全应予以肯定；而施琅却在这样的形势下，叛离投清，其行为当然难以肯定，甚至不能原谅。[※注]林其泉则从施琅投清后收复台湾并力主台湾留在清朝版图的事例，反证施琅投清值得肯定。他不同意施琅是郑成功“叛将”的说法，认为施琅投清但不叛郑，施琅投清后协助清政府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正是郑成功当年奋斗的目标，是郑成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就台湾与大陆统一来看，施琅是郑成功功业的继承人和最后完成者，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应充分加以肯定，值得永远加以赞颂。[※注]

统一台湾是施琅一生最大的功绩。关于施琅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参与决策及具体实施并最终取得实效的情形，学界多有论述并予以充分肯定。[※注]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更可见其复杂的面相。杨彦杰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年留下的部分档案，结合中国历史文献记载，论述了施琅统一台湾的具体过程及其与英国人的关系。英国人在分析施琅打下澎湖以后，为什么台湾郑氏会主动派代表前去和谈，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施琅在澎湖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二是当时台湾经济十分困难，人心浮动，社会很不稳定；三是澎湖战略要地的失去亦是关键的因素。当时施琅之所以能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和政策上的优势，又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施琅与英国人的交涉过程，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是否允许英国人继续留在台湾通商。在施琅率军攻占澎湖及在台湾登陆以后，他一方面注意保护英国商馆的安全，另一方面很明确地谴责英国人与台湾郑氏的贸易关系，要求他们提供商馆的情况并封存所有货物，但对于今后能否允许英国人在台湾继续贸易，施琅却一直未公开表态，只是反复强调此事得等皇帝的谕旨下来后才能做出决定。其实，施琅既注意到台湾的战略地位，又认为与外国贸易必须加强管理，不可放任自流。如此妥替处理对英关系问题，显示出施琅所具有的非凡才能和政治远见。[※注]

关于施琅平台之后所上《恭陈台湾弃留疏》，一般都是从国家统一角度予以充分肯定。如吴温暖认为，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从地理环境的分析入手，从国家的安全环境着眼，深刻揭示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台湾与祖国东南沿海的战略关联性、台湾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表达了留守台湾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国家安全环境是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地理是影响战略的永恒要素，所以，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对维护台湾与祖国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价值。[※注]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台湾学者石万寿《台湾弃留议新探》（《台湾文献》第53卷第4期）对施琅上疏的动机提出质疑，认为施琅平台后在台湾强占了大量的田产，其上疏力主收台湾为版图，派兵驻守的真正用意乃是“为维护其在台湾庞大田产，以及其他利益”，因而对其持批评态度。林登顺《施琅弃留台湾议探索》（《南师学报》第38卷第1期）也认为施琅攻下台湾后，占有大量田园，掌控海上贸易，收取规费。施琅之所以上《台湾弃留利弊疏》，驱使他力留台湾、建设台湾的，“可能就是贪婪之心下的自己利益，而非国家民族的大情操”。那么，施琅上《台湾弃留利弊疏》，力主留台，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私利？施琅在台湾到底私占了多少田产？何种评价较为公正允当？李祖基撰文详细分析《台湾弃留利弊疏》中所说台湾当留的理由，认为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情形，真实有据，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其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当然，施琅在平定台湾后也利用各种手段占有了不少的田产，不能排除其上疏留台有为私人利益考虑的动机。不过郑氏投降，易代之际，人去业荒，势所难免。当时台湾文武衙门、武职大员招佃开垦，设立官庄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并非施琅所独有。清初台湾的官庄及武职占垦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其后由于官庄归公和对武职占垦的清查，此一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对施侯租的性质及其规模等问题应根据相关史料进行客观、全面、科学的研究和考察，既不要刻意回避掩盖，也不应人为地肆意夸大。施琅在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虽然其在平台后占有不少的田产，给自身留下污点，但不能因此而将其历史功绩全盘否定。[※注]

关于施琅的评价，学界颇有争议。王铎全对于过去有人肯定郑成功而否定施琅的评价提出批评，认为虽然对郑成功的评价大多肯定，但不充分，没有看到他对施琅及后人的巨大影响，对施琅的评价则大多贬抑，更欠公允，没有看到他是郑成功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其实他们两人在收复和开发台湾以及实现国家统一方面都先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都是应该加以充分肯定的人物。他尤其不同意贬抑施琅为“汉奸”“叛徒”的评价，认为施琅虽然有其局限性，但那是一个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不能苛求于他。纵观施琅一生的历史，他的局限性，与同时代、同阶级的人相比，并不是突出的；而他的胆识和谋略、见识和气度、军功和政绩，在同时代的统治阶级人物中，却是超人的；他在克取澎湖、平定台湾、恳留台湾和善后安置等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重大的；他在完成国家统一使命的过程中所建立的业绩，对往后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施琅是一个应予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注]施伟青认为王铎全在施琅叛郑投清、与姚启圣的矛盾斗争及其平台动机等方面予以全面肯定、高度评价，一些具体论述多与史实不合，故提出商榷意见。关于施琅叛明投清，施、郑交恶的主要责任在施琅，王文把施、郑交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郑成功，是不确切的；关于施琅与姚启圣的矛盾，施琅并不是如王文所谓能照顾并尊重姚的身份地位，其实施琅对姚启圣多有攻击，并不无争功举动；关于施琅的平台动机，并不是如王文所说“上为国、下为民”那么单纯，确实有报私仇之意，其之所以没杀郑氏，并非不愿杀，而是不能杀，不敢杀，当然客观上是有利于统一台湾和平局面的；关于对施琅的评价，王文所谓“超人”的说法也有失偏颇，应尽可能恢复施琅的真实面目，虽然施琅是怀着复杂的思想动机而进剿台湾的，但他在澎湖海战后能正视现实，认清形势，理智地处理施、郑之间的宿怨，使台湾不战而下，顺利纳入清之版图，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他的这些作为是出于被迫。[※注]苏双碧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肯定郑成功与施琅都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施琅从跟随郑成功抗清到降清，并由他率兵击败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后裔，统一了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被有些人目为“叛徒”。这当中有不正确的民族观使然，也有狭隘的气节观和错误的历史观使然。从宏观角度看，从施琅一生的主流看，他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对施琅降清不应有过多非议，更不要用所谓“气节”观来否定他。[※注]

学界对施琅的评价越来越趋于理性，学者呼吁实事求是地评价施琅，就是要去除施琅是“海盗”“叛将”“汉奸”的不实之词，肯定施琅是一位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的爱国将领。[※注]但是，社会文化界却给这个来之不易的学术理性一记重击。2007年3月，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新闻媒体与文化思想界引起激烈争议，其中心议题直指施琅是民族英雄还是汉奸，以及相关的清朝历史地位是否正统的问题，据说“参与讨论者遍及大陆、台湾、香港、中国旅外学者、海外华人，从普通的网友到历史专家、儒学家、评论家、作家、新左派、自由主义者、报人等，参与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背景来看，都比较壮观”。这被解读为社会转型期一个典型的文化事件。[※注]其实，参与争议者大都是在借题发挥某种意见。如果真要讨论施琅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只要对施琅研究的学术历程稍有了解，大概就不会信口置喙了。

人无完人，施琅也不例外。邓孔昭认为，施琅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他在清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确实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是，在这绚丽光环的背后，也有一些不那么光彩、不那么高尚，甚至还有些阴暗和丑陋的行为相伴随。从“争专征权”强烈排挤他人，“南风”“北风”之争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姚启圣关系有些忘恩负义和不择手段，对台湾弃留问题前后判若两人，在台湾侵占民众的田产、逃漏政府的田赋等五个方面，可见施琅这个人物的另一面。但是，这并非要全盘否定施琅。施琅在清初为国家统一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实事求是，需要一分为二，需要全方位地观察。[※注]

姚启圣、李光地也是康熙统一台湾的重要人物。学界关于姚启圣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贡献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与评价，主要是与施琅相比较进行的。邓孔昭、孔立、陈在正撰文，详细论述了姚启圣任职福建总督时为台湾归清、全国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在政冶上争取民心，整肃吏治，加强福建后方基地的建设，不断分化、瓦解郑氏的队伍；二是在军事上为扭转清军在福建战场的不利局面和廓清郑氏在沿海的势力，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并在举荐施琅、整顿军队、提高清军战斗力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在军需后勤方面积极催趱粮饷、修造船只、捐资捐膳，为清军进取台湾准备了必要的物资基础；四是台湾归清后即致力于善后工作，最早提出了保留台湾归入清朝版图的主张。姚启圣在台湾归清的过程中，在政治、军事、后勤以及善后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应当算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一大功臣。但是，在台湾归清之后，康熙帝对施琅屡加褒奖，复授其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姚启圣不但没有受到奖赏，反而两次受严旨斥责，死后也没有任何封谥。是什么原因使姚启圣“赏不及”，甚至遭受如此厄运呢？这里牵涉到康熙的好恶和官场的倾轧。施琅和姚启圣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也应该看到他们作为封建官僚互相争功的事实。姚启圣在“让功”疏中确实流露了对朝廷给予施琅专征权以来的不满情绪，康熙对这种居功怨愤的情绪进行适当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全面抹杀姚启圣的功绩，则未免太过。学界对姚启圣的评价多数都比较客观，但仍然还是存在着“扬施抑姚”的倾向。[※注]后继的研究论著，主要是针对这种“扬施抑姚”的倾向，充分展现姚启圣对于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贡献，剖析姚启圣与施琅之间的分歧，甚至声称要洗刷强加在姚启圣身上的各种罪名，力图为姚启圣正名，给予姚启圣应有的历史评价。[※注]实事求是地评价姚启圣的贡献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走向极端而“扬姚抑施”，那就矫枉过正了。徐晓望认为施琅与姚启圣是清廷收复台湾的两大功臣，但施、姚关系却从合作发展为仇敌，不仅二人生前相互攻讦，其子孙也势不两立，各自聘请历史学家为其叙功，以致史学界对施、姚功过聚讼不已，成为清史一大公案。通过详细梳理施琅与姚启圣关系变化的轨迹，应该说，姚启圣对统一台湾确实有功，正是他促成清廷下决心统一台湾，并力荐施琅出山，但最后完成这一大功的却是施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注]

李光地是清初理学名臣。学界关注他的学术成就较多，而对其事功则明显有所忽视。其实，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不仅施琅与姚启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李光地作为当时康熙皇帝身旁的谋臣，也曾积极参与此事。李光地与施琅、姚启圣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对他们二人的作为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邓孔昭撰文论述了他们三人在统一台湾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认为李光地与姚启圣共荐施琅为征台主帅，李光地帮助施琅取得专征权，三人各自为统一台湾做出了贡献，但李光地与施琅、姚启圣在台湾弃留问题上意见分歧，施琅、姚启圣主张保留台湾，李光地主张放弃台湾，在肯定姚启圣、施琅历史功绩的同时，不应忽视李光地在其中的贡献，当然也不必隐讳他的某些历史局限性。[※注]学界肯定李光地在康熙统一台湾中的事功，一方面认为平定“三藩之乱”，扫除郑经在福建的势力，李光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认为康熙帝决定对台湾郑氏政权采取武力攻取之策后，李光地又力荐施琅出任征台的统帅。同时，又都不讳言李光地“弃台”的局限。[※注]李宇思、施宣圆甚至认为没有李光地力荐，就没有施琅平台；对于所谓李光地“弃台”论，则提出辩解，指出其实只是李光地向康熙皇帝以试探口气委婉进言，不能断章取义地否定李光地；尤其是李光地建议“以万人戍而三年一更番归省，一番三千人”的保台举措功不可泯。[※注]

清政府收复台湾过程中其他相关人物尚多。刘德鸿钩稽黄性震的生平事迹，揭示其为福建总督姚启圣献计献策，主持“修来馆”，招降郑氏官兵，瓦解郑氏集团，甚至在争取刘国轩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是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不应被忽视的一个功臣。[※注]陈支平、林枫比较清朝水师名将施琅与万正色，认为从清朝军队与郑氏集团交战史来看，万正色的贡献并不亚于施琅。假如不是万正色所率领的福建水师在福建沿海彻底击溃郑氏海上船队，逼使郑氏军队从福建沿海各岛全线撤退于台湾、澎湖，那么施琅也就不能安然地以福建为基地，率领水师直指澎湖，从而最终占领台湾。因此，万正色于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在军事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万正色与施琅的战略眼光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在对郑氏的策略上，施琅主战，万正色主抚；另一方面，清军占领台湾后，施琅主守，而万正色主弃。施琅与万正色相比，确有其高明之处。[※注]

施琅麾下各镇总兵官，如吴英、林贤等，学界也有论文涉及。李鸿彬利用吴英著《行间纪遇·施琅进攻台湾事》手抄本，论述了吴英辅助施琅平台的经过，尤其是澎湖海战史实。他认为，施琅受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到闽后，即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在如何构建平台的战略上发生严重分歧，出现两督不和局面。施琅三次邀请同安镇总兵吴英入衙相助，合谋同征。吴英帮助施琅分析清郑双方形势，力主清军必须先攻占澎湖，则台湾不攻而定。澎湖海战，施琅出师首战受挫，对攻澎平台有些丧失信心，吴英针对施琅束手无策的思想情绪，为施琅分析初战失利的原因，并提出再战取胜的措施。施琅二次攻打澎湖，按照吴英的作战方案行事，打败郑军，取得大胜。吴英知道施琅的父亲、弟弟、子侄为郑氏杀害，有“三世”仇，力劝施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公报私仇，施琅完全采纳了吴英的意见，接受了台湾郑氏官兵的投降。[※注]施伟青认为，李鸿彬论文引述吴英《行间纪遇》有关史料颇多失实，未结合其他史籍，尤其是档案史料考订，结论多有疏误。因此，撰文逐一辩误，尤不满于吴英抬高自己，贬抑施琅，以为“吴英如此叙事，未免诬人太甚。而李文依其记载进行研究，也就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注]王遵旺、方遥、刘婷玉则利用新发现的《马平霞殿林氏本房族谱》等资料，撰著《清代林贤总兵与台海战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详细论述了林贤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参与平台战役的历史功绩。

有关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郑氏方面人物。陈孔立系统论述郑氏官兵降清事件，认为除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率领全体官兵归清以外，在史料中还可查出八九十起之多，降清官兵具体人数无法统计，其中仅总兵以上官员就达60多人，大致有三次降清高潮：1657—1659年，1663—1664年，1667—1680年。郑氏官兵降清和当时的形势有关：北征导致部分“北兵”背郑投清；郑成功逝世和郑氏内讧引起部分郑氏亲族和将领叛离；清军进逼，郑军溃败，使原来从清方投郑的官兵以及各地“山寇”纷纷降清。其更深层的原因可从多方面分析：从政治上说，郑军内部对抗清的认识不一致，决心坚持抗清者不占多数；从经济上说，郑氏集团长期经营海上贸易，积累了不少财富，但以数十万之众，坚持几十年抗清，物资上的供应相当困难，三次降清高潮的出现，都和经济上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有关；从思想状况来看，一般官兵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很重，他们还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前途；从郑氏内部关系来看，郑成功的专断和郑经的无能，也迫使某些官员不得不背离而去；此外，部将之间的矛盾也对郑氏官兵的降清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郑氏官兵投清这种历史现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把它归咎于郑成功个人，或归结为海商集团的特性，都不能说明问题。在众多的因素中，郑氏队伍结构复杂，大多数成员并没有“恢复中兴”的政治要求，在他们看来，清郑双方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这可能是导致许多郑氏官兵降清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吴玫则专论黄梧降清，认为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郑氏前冲镇镇将黄梧利用独守海澄之机，献城投诚，被清廷封为“海澄公”，成为当时清郑斗争中的一件大事。黄梧因揭阳之战败绩连累受罚，以及其在厦门的住所为郑鸿逵所取，对郑氏心怀不满而降清。黄梧投清后，为报答清政府的重用之恩，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两件事：其一，向清廷举荐施琅，认为要消灭郑氏集团需要重用了解郑氏内幕的人才；其二，向清廷自荐，要求给予专事征讨的权力。在征战的同时，黄梧还十分注意做好招抚和安置郑氏官兵的工作。黄梧针对如何消灭郑氏集团，还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措施：首先，提出诛伐郑芝龙；其次，指出郑氏集团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再次，提出平海五策；最后，提出乘有利时机，进攻金、厦的建议。黄梧降清后，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所采取的剿抚两手的方针，积极地为清廷出谋献策，对讨伐郑氏集团、分化郑军队伍、迫使郑经退守台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注]郭蕴静论述康熙统一台湾的政策与刘国轩的最后选择，认为刘国轩不仅是掌握台湾兵权的重要人物，而且对郑氏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与互相倾轧不满。清政府对刘极为重视，曾数次遣人“招国轩”。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施琅进军澎湖诸岛前，再次派人到刘国轩处，“视其疾”（此时正值刘重伤），并持书相招，进一步阐述了清廷的政策和对刘的希望。后来刘国轩最终选择和平归回大陆的道路，与清政府的正确政策和施琅耐心的工作有着直接关系。[※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