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近邻中国深受其害。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中国，从1874年牡丹社事件首次出兵台湾，到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仅仅21年就把中国台湾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期间，中国大陆与台湾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抵抗，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反割台斗争高潮。关于近代早期日本侵台及国人反割台斗争的研究，一般中日关系史与甲午战争史著作如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1982年版）、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均有所涉及。本节拟对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专题探讨。

一 日本早期侵台史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侵略台湾的重要事件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所谓早期日本侵台史研究的重点主要就是围绕这个事件而展开。关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研究，既是台湾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海峡两岸学界对此十分关注。叶纲曾撰文予以系统梳理[※注]，这里拟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大陆学界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中日两国于1871年订立《修好条规》，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但是，中日两国并未因此而“修好”，就在此《修好条规》换约不到一年，日本便于1874年借口琉球漂流民在台被杀事件，悍然出兵进攻台湾，从此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王明星具体考察了1871—1874年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认为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台湾问题曾发生过四次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日本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折。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外交政策，而是经常动摇于露骨的对外扩张与有限战争路线之间。日本政府关于外交问题的矛盾，是日本这个尚未完全摆脱欧美列强奴役的落后国家向强权帝国主义国家过渡过程中，脆弱的国力和强烈的侵略欲望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注]

尽管日本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与争论，但其最终还是发动了侵台战争。关于日本此次侵台事件的基本史实，学界做了详细清晰的论述。[※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了关于清政府军事威慑与外交策略之关系及其后果的不同看法。解本亮考察清政府在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军事斗争方略，认为清政府所实施的军事威慑战略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对日威慑的作用，最终实现了其退兵保台的战略目标，这是清政府对于军事威慑战略的成功运用。但清政府的军事威慑战略总体上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战略，与其一贯推行的软弱、妥协的对外政策相一致。清政府在形势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对日妥协，造成了严重恶果，使日本进一步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刺激了其侵略中国的欲望，促使其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注]叶纲则充分肯定清政府“谕以情理，示以兵威”的对日斗争方略，认为清政府的积极设防备战有效地配合了对日外交斗争，驳斥了日方的“番地无主论”，挫败了日本窃取台湾内山领土的图谋，实现了驱日保台的战略目标，具有明显的成效，而并不消极被动。[※注]王泽京进而认为，清政府为保卫台湾领土主权，积极调兵遣将，加强武备，多方筹措饷源，并大力实施“开山抚番”政策，构筑防御体系，遏制日军进攻，确实对日军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清政府并无心与日决战，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台事争端，如此外交上的妥协，虽暂时保卫了中国对台湾全岛主权，但也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实为默认日本对清朝与琉球藩属关系之挑战，植下琉球亡国之祸根。另一方面，对日后中、日两国发展及中日关系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设若当初清廷以武力逐日出台，则不仅给日以沉重军事打击，还会从精神上瓦解日军意志，那么，20年后日本未必敢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日本也就不可能取得《马关条约》2亿两白银等侵略巨利，从而大大延缓日本经济、军事实力发展进程，进而改写中日关系史。[※注]

围绕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中日外交，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陈在正认为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南进政策的一次实施，也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次严重侵犯。他利用当时中日双方来往照会及谈判节略等重要档案资料，撰写系列论文，具体探讨日本出兵台湾事件所引起的中日交涉经过、内容及善后措施，重点论述了中日关于台湾内山领土主权的争论，并对中日《北京专条》进行新的评价。以往中外学界多数认为《北京专条》中有“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内容，是断送了琉球的主权，是承认日本出兵侵台的正当性。陈在正认为这是对条约内容的严重歪曲，条约并没有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也没有断送琉球的主权。《北京专条》是中日双方妥协的产物，对清政府这种严重的妥协立场应加以批判，但其始终没有承认日本侵台的正当性，更谈不上是“倒行逆施的卖国外交”了。[※注]陈在正注意到，日本武力侵台的同时，挑起了关于台湾内山领土主权的一场争论。张振鹍更加明确地指出，中日之间这场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特别是它的东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是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那里是否拥有主权。日本此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重大挑战，这次挑战是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以国家的力量贯彻的，所以具有空前严重的含义，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中国东南海疆造成一场大危机。中国对日本的挑战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最后签订的《北京专条》中，尽管清政府作了妥协，支付了50万两赔偿款，容纳了日本自认为的“保民义举”等主张，但日本割裂中国领土、分裂中华民族的图谋被挫败了。日本的入侵以倡言台湾东部为“无主之地”始，却不得不以承认中国为该地主人终，《北京专条》实际上真正彻底地解决了这场斗争中的根本问题，日本从原来对中国在台主权的挑战中撤回，中国在整个台湾岛的主权问题得到澄清，多年来时隐时现的各种谬说随之被驱散。[※注]赵国辉专论近代初期中日台湾事件外交，认为台湾事件正处于中日外交从传统模式向近代体系转换的肇端，当日本挟强权之势套用西方近代国际法于事件交涉时，中国仍以传统方式处理新形势下发生的外交事件，双方在少数民族政策、领土取得方式、国际规则，以及外交事件处理手段等方面，未能取得共识，两国失去了外交体系转换的实践机会，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埋下了隐患。[※注]张卫明则着重关注这个事件中的国际法观念与实践，认为在1874年台湾漂民案中，知识精英和东南督宪借助奏折、照会和报刊等介质，首次在晚清外交中构建起国际法话语权。论者广泛援引万国公法，形成诸如强调领土不容侵越、属地原则下番地自治、指责日本踞台及索赔、禁止局外对日援助、保护在日华侨、请求国际仲裁之类的观点和建议。公法舆论不仅迎合了清政府“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的对日交涉策略，而且呼应甚或引导政府决策与军事外交。以天下体系为圭臬，晚清中国对国际法实行选择性采择，内在地削减了由“实效管辖论”所造成的国际公法与天下体系之间的紧张与张力，展现了东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注]

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是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相关的重要人物。陈在正比较沈葆桢、李鸿章对日军侵台事件的态度，得出四点认识：第一，沈、李认为台湾全境（包括“生番”住地）都属中国领土，明确表示反对日军的入侵。第二，沈、李在对日战与和问题上存有重大的意见分歧，沈坚决主战，李则更多地寄希望于外交谈判解决争端，特别冀望通过其他列强出面干涉，逼使日本和平撤军。第三，沈、李对台事的结局及善后问题同样存在分歧，沈反对迁就求和，尤其反对订“城下之盟”，李把开放通商作为台事的归宿，幻想引进英美列强来牵制日本。第四，沈、李洋务派官僚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存有一定的矛盾，并与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斗争，沈是抵抗派人物，值得赞颂，李是防御派代表，对其抵御措施或行动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不能概斥之为适应侵略者需要的卖国行为。[※注]林庆元具体考察了沈葆桢在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应对举措：分析局势，确定备战方针；理喻、设防和“抚番”并举；“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坚持“坚忍持之，必有成议”的正确方针，从而充分肯定沈葆祯在这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注]陆方论述了日本侵台的过程和李鸿章在退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日本侵台事件对中日双方产生的影响。[※注]王玉华分析李鸿章在处理台湾事件中提出的“明是和局、阴为战备”的指导思想，认为它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积极设防备战，与敌持久消耗，迫敌自退，争取以和局结台案。其二，如果势至决裂，和平解决无望，就应以战争手段将日军赶出台湾。李鸿章在确立这一指导思想后，积极筹措台湾的防务。但是，中国最终以“贴费”换取日军撤出台湾，李鸿章的企图破产了。李鸿章的指导思想之所以不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一方面在于总署的软弱，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本人在最后关头的动摇。[※注]邵建东充分肯定李鸿章在处理台湾事件中发挥着核心决策的作用，认为他的许多意见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台湾事件的处理及其进程。贯穿李鸿章处理台事始终的，是他的和局外交和实力外交思想。首先，李鸿章主张力保和局，反对遽成战局，但主和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让步，更不等同于投降。其次，李鸿章在台事期间提出力保和局而“阴为战备”的实力外交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一面增强战备实力，一面求和以自保，反对冒战，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限度以内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注]

英美等西方列强也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密切相关。王绳祖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考察了英国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的“调停”活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中日谈判解决此次事件的过程中，居中调停，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讲‘调停’，完全不是为中国人民打算，而是在‘维护和平’的假面具下，阴谋进一步削弱中国”。[※注]王庆成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件英国驻华使馆起草的“中日台湾条约”草稿，经比较分析，其与中日双方最后签字的《北京专条》内容基本相同，得出“威妥玛与此事的关系实际不只是调停”的结论。[※注]张建华撰文进一步论述英国的“调停”，认为英国对日本侵台事件密切关注，并积极进行调停，以免事态扩大影响它在东亚地区的商业利益。它一方面承认中国在台湾全岛的主权，一方面又压迫中国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以赔款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军，最终促成中日双方达成《北京专条》。该文还分析了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夏礼和驻中国公使威妥玛的态度和立场，并澄清了以往研究中对威妥玛调停中日谈判的一些误解，指出王庆成论文题目中的“英国起草的”及文中所称“威妥玛与此事的关系实际不只是调停”均可商榷，认为威妥玛没有也不可能包办中日谈判，所谓“中日台湾条约”草稿应该说是英国与日本双方共同拟订的，而且更多反映的是日方的要求。[※注]王秀俊系统考察了英国调停活动的内在动因、过程及作用，通过研究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的对日交涉活动、驻华公使威妥玛对中日双方的交涉活动，剖析英国外交背后的国家利益，认为英国调停的成功既为以后的英日外交奠定了基础，又为英国在华贸易优势创造了条件，而且在调停中英国还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注]关于美国与日本勾结侵略台湾，刘大年指出参加日本侵台事件的有美国“军事指挥人员”、美国“军舰和装运军队的商船”、大批美国“军火”,“可能还有一批美国雇佣兵”。[※注]卿汝楫进一步揭露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及李仙得等企图通过日本实行“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以实现“并琉球，占台湾，屈辱中国”的阴谋，甚至直指日本侵台事件是“美国制造出来的”，这个事件使美国对台湾进行“商业剥削”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注]李理、赵国辉具体论述了美国人李仙得与日本侵台事件的关系，认为李仙得当时受雇于日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几十件备忘录及意见书，教唆日本政府接受台湾番地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使用奸计骗得了出兵台湾的口实，而且还雇船雇员协助日本出兵“征台”，日本此次侵台，从策划到实施，李仙得都积极参与，起了很大的作用。[※注]刘健分析了英美在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外交策略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在日本于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之际，英美两国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使得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演变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大国政治博弈。美国在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始终对日本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侵略亚洲尤其是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英国积极“调停”，希望借《台事专条》堵住日本“南进”之路，以达到“祸水北引”，促使日本“北进”，从而引起日俄在远东地区的激烈争夺，使日本更加靠近和依仗英国，英国就可以假日本之手牵制沙俄；同时，日本的“北进”也必然激化中日矛盾，英国便可以借助中日矛盾更多地插手远东事务。[※注]

民间舆论对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观察与反应。尹全海认为，从1874年《申报》有关日军入侵台湾的“论说”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对日本的警惕、日本出兵台湾的动机和借口以及台湾事件的态度等方面，《申报》坚持独立舆论，与官方有不同声音。但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时，《申报》与政府保持基本一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申报》之独立舆论及其特征，对于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相互认知、中国人的日本观及其变迁，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注]杨震认为，这是《申报》自1872年创刊以来第一次对重大军政事件的大规模追踪评论。这些评论不但坚持了反侵略的正义立场，而且发挥了进步的舆论导向作用，也为了解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注]

关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对中日两国及东亚局势的影响。张景全探讨日本入侵台湾对日本外交的影响，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是刚刚步入近代的日本第一次对外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首次军事冒险对日本外交的重要影响有二：一是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以武力推行“脱亚入欧”的对外战略开始向日本外交理念的主流靠拢；二是在随后的外交成果获取上，动摇了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华夷秩序，为占领琉球、逼朝鲜就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注]陈可畏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表面上看是由琉球问题所引发，实质则是日本明治政府实施对外扩张的结果。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首次出现对立局势。随后双方虽通过和平方式签订条约结束了这一局势，清政府也开始加强东海海防，但由于琉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使得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对立局势持续发展，日本最终成为了中国东海地区的“永久大患”。[※注]关于日本首次侵台的影响，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二 甲午战争与割台及钓鱼岛问题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最终通过《马关条约》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这是台湾人民的苦难史，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台湾人民）的屈辱史。历史是残酷无情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在台湾，有些人由于这段历史而对大陆抱有怨恨情绪，也有人利用这段历史煽动和制造民族分裂，为“台独”或“独台”寻找历史根据，其实都是对历史的漠视或歪曲。要思考“台湾问题”的由来，从历史的角度看或许会更全面、更深刻一些。蒋为清撰文，力图澄清历史事实，指出日本试图发动侵华战争、吞并中国领土蓄谋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鼓吹侵略中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实现侵华的目的，大力扩军备战。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1895年又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不顾两岸人民的强烈反抗，以武力占领台湾，人为制造两岸分离和隔绝50年之久。造成海峡两岸第一次分裂的主要责任者是日本，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完全是日本武力强占的结果。[※注]

针对台湾学者关于日本割占台湾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戚其章逐一进行了反驳。关于乙未割台是战争后期日本临时决定，还是其既定方针这一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割取台湾，之所以割占台湾是后来随着战事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戚其章详细考证日本割台方案出笼的经过，认为日本明治政府至迟从1874年起就表现出其谋吞台湾的野心，并不是到马关议和期间才突然想起要割取台湾的。关于列强对日本割台究竟持何种态度？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主要列强都较为同情中国，甚至偏向中国。还有论者认为，不但如此，列强还用实际行动支援阻割台湾。戚其章通过具体分析列强的态度后，认为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采取了支持日本割台的方针，它们对日本要求割台或抱着旁观的态度，或坐观其成，或虽不情愿而最终放弃介入，并没有一个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关于中国朝野是否努力抵制日本割台，有论者认为，当时在割台问题上争取外援进行抵制是可能的，但中国当权者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而是与日本迅速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致使台湾人民遭受“被遗弃”的命运。戚其章认为，当时清政府为免于割让台湾，曾做出许多外交努力，求助于英、法最殷，其中尤以英国为交涉的重点。为达到不割地的目的，甚至准备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即使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也并未放弃争取外援保台的努力。在多方争取外援未能奏效之后，台湾绅民才被迫采取自主保台的应急措施，即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应该看到，台湾民主国在反割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日本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是割台的罪魁祸首。为了‘压抑感情性的反日情绪’，反倒谴责当时中国的当权者‘遗弃’台湾，这就不仅是对历史的颠倒，而且完全是非不分了。”[※注]

确实，面对割台危机，中国朝野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郭艳波考察了清政府为保台湾而采取的外交策略，认为《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日本割占台湾的企图昭然若现，从“三国干涉还辽”中看到希望的清政府为保台湾采取的外交努力，依然是遵循“以夷制夷”的思想主旨，寄希望于英、俄、法、德等国对日本的干预。但结果令人遗憾，“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的清廷外交政策，并不能够挽回台湾被割占的命运。[※注]关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台湾士绅的动向，倪蛟探讨了台湾士绅阶层面对割台危机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抉择：一是激烈抗争，日军登台后，台湾士绅表现出应有的民族义愤，积极奋战，浴血抗争；二是黯然内渡，一些士绅因抗日斗争受挫，无奈之下被迫内渡；三是遁世避隐，在抗日不成、内渡无望的绝境下，部分台湾士绅以避隐的方式来抵制排斥异族政权。[※注]冯君通过对《申报》舆论的分析，透视《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国民心态的变化：不承认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战争的结局抱有明显的侥幸心理；对俄国等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割地的干涉，抱有很高的期望心理；反思洋务运动、反省中国强烈的图变心理；关注西方国家的全面改革的开放心理。[※注]

关于列强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态度，近年学界研究有新的进展。崔志海指出，美国在甲午战争中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政府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中日批准交换和约之后，由于台湾人民对割台众情激愤，李鸿章和清政府希望与日本重新商议台湾问题，但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却为日本说项，敦促李鸿章和清政府尽快履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注]葛夫平认为，法国在甲午战争胜败趋于明朗和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从观望走向干涉，先后积极参加俄、英、法和俄、法、德三国干涉行动，并希望阻止日本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以维护欧洲整体利益和巩固法俄同盟，防止日本取代欧洲主宰中国，同时从中国索取回报。[※注]

甲午战争使日本实现了其早已策划好的割占台湾计划。在台湾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日本割台是台湾“被（中国）遗弃的历史”。柯平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日本割台是蓄谋已久而且是分三步实现的：第一步，利用甲午战争中国败绩之机非法“窃取”钓鱼岛；第二步，利用中日马关议和之机抢先攻占澎湖；第三步，通过《马关条约》“割台”条款完成了割台的三部曲。日本明治政府是发动侵略战争和割台的罪魁祸首，一些人别有用心地论证中国方面“遗弃”台湾，纯属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颠倒。[※注]汪曙申进而从海权扩张的角度探讨日本对台湾的侵占问题，认为甲午战后日本割占台湾是中国陆权衰弱和日本海权崛起此消彼长的结果，清朝战败是其作为曾盛极一时的陆权国家进一步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日本排除了在东亚扩张海权的强劲对手，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海权崛起的步伐，而且为其最终向太平洋和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创造条件。台湾地处日本拟构筑从日本本岛、琉球到台湾岛、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整个弧形战略框架的中心位置，对日本拓展海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价值。台湾在日本海权扩张战略中的地缘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控制西太平洋航路；第二，向中国东南渗透的切口；第三，南进政策的前沿基地；第四，以殖民反哺海权。19世纪末日本海权扩张时代正值中国清朝处于积弊丛生、日渐衰落的历史阶段，台湾在外来武力胁迫下被迫沦为日本霸权的殖民地。[※注]

与《马关条约》割台密切相关的钓鱼岛问题，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关于钓鱼岛问题研究的专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钓鱼岛的历史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的基本史实，较重要的著作有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增订版）、郑海麟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书局2007年增订版）、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褚静涛著《中日钓鱼岛争端研究》（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年版）。李理编译了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资料集三种：《日本近代对钓鱼岛的非法调查及窃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日本各界人士对日本尖阁列岛主张的反驳》（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年版）和《日本馆藏钓鱼岛文献考纂（1885—1895）》（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年版），提供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重要的日方资料。

学界从不同角度多方面论证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从来就不是日本的领土。郑海麟认为，中日两国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列屿的是中国人，而不是琉球人或日本人。钓鱼岛列屿并不属于“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该列屿在明朝便被纳入中国的海防及行政管制区域。[※注]万明通过对明代官私文书进行梳理，证明最迟在明太祖洪武初年，即14世纪70年代，钓鱼岛列岛已确定为中国海上领土的历史事实。[※注]廖大珂、徐斌分别研究《闽人三十六姓针本》、《中山传信录》等文献，证实中国对钓鱼岛的实际占有权。[※注]李国强、侯毅指出，从明清到当代，中国政府一直将钓鱼岛视为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从未承认日本非法占有且行使管辖权。[※注]白皋考察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要如何看待钓鱼岛归属问题，认为从1885年到1894年，日本内务省两任大臣和冲绳县三任知事用了10年的时间，始终没有找到能说明钓鱼岛属于日本或是无主岛的证据。相反，各种史料都证明钓鱼岛是中国所属岛屿。[※注]韩昭庆撰文介绍甲午战争前欧洲人绘制的8幅中国钓鱼岛列岛海域的地图特点，并与中国人绘制的相关地图作比较，从地名、地图在划界中的作用，以及18世纪西欧地图绘制已产生国家疆界的意识的历史背景等入手，论证甲午战争前钓鱼岛列岛早已进入中国管辖范围内。[※注]刘江永披露一幅于1894年3月5日发行、1895年5月19日修订后再版发行的《大日本管辖分地图》中的《冲绳县管内全图》，没有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而是在钓鱼岛的相应位置上方附有一段文字说明：“大隅诸岛及琉球诸岛之纵九州，显示出与支那领台湾岛相连续的形势。”这幅在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后再版的地图，真实记录了日本霸占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之前所谓冲绳县管辖内的岛屿原貌，这其中不含钓鱼岛。这幅甲午战争前后的《冲绳县管内全图》足以说明《马关条约》签署前钓鱼岛并不属于日本地图确认的冲绳管辖范围，从而否认日方所谓“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之说。[※注]

更重要的是，学界已深入探讨了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的客观史实。1895年1月14日，中日甲午战争结局基本上已定，日本政府不等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内阁决议”，将觊觎10年之久的所谓“无人岛”钓鱼岛等中国主权岛屿划归冲绳县所辖，抢在《马关条约》谈判前先行窃取了钓鱼岛群岛。这已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常识。戚其章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日本明治政府的南扩战略，认为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即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将南扩战略置于优先的地位，1895年1月窃取钓鱼岛是其中重要的环节。[※注]李理利用日本所藏原始档案资料，探讨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踏查及窃取过程，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历史上不属于琉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次次企图将其纳入领土范围。1885年，日本通过实地踏查，了解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富藏铁矿资源，为“贵重之岛”，便想窃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取得优势的前提下，没有通过清政府，将钓鱼岛等岛屿强划为冲绳县所辖，后又捏造所谓天皇“敕令”，企图掩盖窃取的事实。[※注]管建强从国际法的视野观察钓鱼岛问题，认为日本趁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窃取中国钓鱼岛的行为，并不构成先占，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首先，在1895年1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将钓鱼岛划归日本并实施所谓先占之前，钓鱼岛已是中国领土，而不是无主地，故钓鱼岛不可能作为日本先占的对象。其次，日本1895年1月14日内阁会议将钓鱼岛划归日本的决定并没有公之于世，其秘密进行的占有意图，不为中国和世界所知，完全不具备先占的前提条件。[※注]刘春明具体探讨《马关条约》与钓鱼岛列岛的法理关系，认为日本政府对《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二条“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这一模糊性规定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借以掩盖其按既定之认识和策略去占领钓鱼岛列岛，避免被清政府发觉和干扰，保证马关谈判从速进行。而后来对该条款的解释，无论是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抑或是现代世界的解释规则，都可解释出该条款包含中国钓鱼岛列岛在内。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废除《马关条约》，以及与盟国达成之《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中国政府收复钓鱼岛列岛准备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对日本具有拘束力。而对于《旧金山和约》，日本政府同样也负有遵守、执行之义务，钓鱼岛列岛是其必须放弃之岛屿，也应无条件交还给中国。[※注]

针对日本政府钓鱼岛与《马关条约》无关的说辞，张海鹏、李国强撰文予以严正驳斥，指出日本“窃占”钓鱼岛是甲午战争中日本侵华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他们还指出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琉球问题也可再议。[※注]王建朗提出台湾及澎湖列岛系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取，而钓鱼岛或是通过《马关条约》的含糊表述而窃取，或是通过日本单方面的内阁决议而窃取，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日本系通过甲午战争而窃取钓鱼岛的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从而表明日本企图继续占有钓鱼岛不存在任何合法性。[※注]钓鱼岛及琉球问题与台湾密切相关，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与中日关系的新变化，钓鱼岛与琉球问题成为时政热点。这不仅涉及领土与主权争端等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必将引起学界持续深入的关注和研讨。

三 台湾民主国及反割台斗争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侵台时，台湾人民不甘屈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运动，武装抗日斗争遍及岛内各地。薛军力、徐鲁航合著《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和安然著《台湾民众抗日史》（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均有大量篇幅对此进行重点论述。柯平著《反割台抗日运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对日军侵台过程及台湾人民反割台运动进行全面论述的专著。

新中国成立初期，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被纳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与革命史范畴之内。来新夏论述了甲午战争以后数年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占领与血腥屠杀，以及台湾人民英勇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注]缪楚黄以台湾中部的游击队为重点，考察了台湾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指出参加游击队的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二是流民；三是绅商。他们曾建立游击根据地，与日本兵作殊死战斗，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注]陈李田简要论述了台湾少数民族人民在甲午战后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的抗日革命斗争活动，从其是祖国大家庭中亲密不可分的一个成员的角度，论证其抗日斗争是台湾少数民族的觉醒，也正是台湾人民在祖国人民革命影响下，革命斗争进一步向前的表现。[※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当甲午战争爆发或马关签约逢整十周年、百周年时，都有学者撰文探讨台湾人民的反割台运动。1984年，甲午战争90周年，戚其章把甲午战后保卫台湾之战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详细论述，深化了战役史的研究，同时指出台湾人民为了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用鲜血和生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注]1995年，马关签约100周年，王汝丰、陈贞寿分别撰文，回顾了日本侵台及乙未割台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痛苦历程，揭示了日本侵略是促使台湾与祖国分离的根源，痛斥了“台独”分子的谬论。[※注]2005年，又逢马关签约110周年，许良国撰文指出，割让台湾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之举，也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惨痛教训。日军占领台湾的过程，就是台湾军民展现自己英勇不屈精神的流血牺牲过程。[※注]

甲午战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以失败告终。季云飞分析1895年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主持台湾防务的统帅唐景崧布防失当，调度乖方，任用非人，治军无方；第二，外无援助，内无捐资，饷尽械绝；第三，台湾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军心、民心动摇。归根结底，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卖国图存决定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必然要失败。[※注]张炜玮分析光绪乙未年间反割台斗争的特点，认为以1895年5月中日烟台换约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斗争有阶段性、广泛性和局限性特点；后期体现为斗争主体集中、斗争程度深入，民众坚定与官绅动摇，以及斗争孤单导致其必然失败的特点。[※注]郜耿豪、王平平认为，反割台斗争是海峡两岸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割占台湾和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其中，广大的台湾人民在大陆同胞的支持下，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留台爱国官兵一道，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既与清政府和大陆人民密切相关，也涉及台湾各阶层人民。关于清政府官员的“结援保台”活动与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的关系，黄锡明、陆霄鹏认为，“结援保台”是在和局既定，废约再战已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而谋求保台的一种最后抗争办法，其爱国正义性显而易见。它既推动了人民群众的反割台斗争，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宝岛台湾的侵占，又对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起过一定的破坏、瓦解作用，因而具有双重性质。[※注]王政尧论述了《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大陆官员士子及台湾岛内各阶层的强烈反响，特别指出在抗日保台的伟大斗争中当属以徐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和义军最为英勇、最为悲壮、最为惨烈。[※注]荣斌认为，乙未反割台斗争中台湾的官、绅、民作为三股不同的势力交错作用，相互制衡，构成了反割台斗争的整体。作为斗争领导力量的清朝官僚的动摇性和虚伪性使他们擎不起反割台斗争的大旗，有的甚至暴露了贪生怕死的本性，给斗争带来负面影响。台湾士绅虽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夹在官与民之间，发挥着不甚彻底的中介作用，一旦大势已去，渐现自保心态。台湾民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是反割台斗争中最坚定和最顽强的力量，是运动的主力军，但其殊死搏斗并不能扭转失败的定势。[※注]于耀洲详细梳理了清政府内部的部分官员和台湾民众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反割台斗争，揭示了中国朝野双方的互动关系。[※注]陈忠纯以《申报》为中心，分析报刊舆论与乙未反割台斗争的关系，认为《申报》站在台民和中华民族立场上，同情支持台民抗战，其言论着意于倡扬台民的“忠君保台”精神，为台民的自立及成立民主国辩护，声援台民的抗日保台斗争，并塑造、赞扬了刘永福保台护民的英雄形象，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战略战术建议，有力地反驳了《万国公报》等外报对台民抗战的污蔑和指责。特别是《申报》从台民英勇顽强的斗争中，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潜力，预见此乃民族的希望。换约接受后，清廷上层对台湾问题集体失声，《申报》则成为大陆支持台湾抗日的舆论中坚。[※注]

甲午割台后成立的台湾民主国，是台湾反割台运动的产物。对于它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部分学者认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搞独立运动，是一种分裂主义行动，只能把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引入歧路，而不能使台湾避免帝国主义的奴役。戚其章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自立”或者“自主”与所谓“独立”有根本性的区别，台湾民主国既不是脱离中国而成为“独立的国家”，也不是另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一种抗日保台、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应变措施。其在反割台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一是稳定台湾局势；二是任命官员填补空缺，使台湾抗敌的新体制得以形成；三是组织起台湾义军，并建立了义军与清军联合作战的体制；四是播下了反抗的种子，使之很快发展为席卷全岛的抗日武装斗争。[※注]范启龙也认为，台湾民主国具有保卫台湾、使祖国领土不被日本侵占的用意，并不是搞什么脱离分裂活动。[※注]陈彪进而指出，台湾民主国是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不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产物，而且是资产阶级化的绅民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它脱胎于洋务运动，是洋务派集团“御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它具有的资产阶级属性又使它成为洋务运动的天然对立面，纳入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轨道，成为两大运动的一个交合点。[※注]徐博东对某些人把台湾民主国与“台独”问题牵扯在一起的论调颇不以为然，通过充分的史实论证，认为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官绅并非在搞自立于祖国之外的“独立运动”，台湾民主国也不是“分裂主义”的产物，恰恰相反，乃是台湾人民反割台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的结果，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被迫建立起来的一种地方性临时抗日政权。[※注]汪志国充分肯定台湾民主国两方面的历史作用：一方面组织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迟滞了日寇侵台的进程；另一方面以崭新的议院制民主共和政体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政治追求的新高度。[※注]刘雄认为，台湾民主国是中日两国民族矛盾冲突在台湾这一特定省份发展到不可调和地步的产物，既非脱离祖国——中国而建立的“独立国家”，也非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通过对台湾民主国成立庆典仪式的分析，刘雄指出，在礼仪已被高度政治化、被确定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政治制度的清代，接受台湾绅民拥戴担任“总统”的唐景崧在庆典上遥向清帝行三跪九叩首礼，而台湾绅民代表则对唐景崧行进见内外王公之两跪六叩首礼，可见当年台湾绅民虽然宣布“自主”，但显然将所成立的台湾民主国界定为清朝皇帝治下的政权，而非与清朝闹分裂、搞独立。[※注]

关于台湾民主国一些具体史实。廖宗麟详细梳理自中法战争以来刘永福与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的恩怨关系，考证刘永福实际上并未任职台湾民主国。[※注]有的学者认为，台湾民主国昙花一现，在历史上仅存12天，即1895年5月25日唐景崧任台湾民主国大总统至6月6日唐景崧内渡、台北陷落为止。徐博东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台湾民主国一直到10月20日台南陷落为止，总计存在148天，约五个月的时间。[※注]惠翔宇、齐春晓认为，台湾民主国虽然正式成立于1895年5月25日，但这并不是其上限，台湾民主国的上限应在1895年4月中旬前后，最迟不超过4月19日，即清政府通电唐景崧限期内渡之时。1895年10月21日为台湾民主国的历史下限，其时日军攻占台南，台湾全境陷落，刘永福挥泪内渡，台湾民主国彻底败亡。台湾民主国从萌芽到消亡，存在时间长达六月之余。[※注]陈忠纯具体考察了张之洞“援外保台”思路演变及其与“台湾民主国”的关系，认为在乙未前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主持南洋防务，多方设法，积极为抵制割台出谋划策，努力争取实现“援外保台”。张之洞及其亲信的反割台活动，引导并推动了台民反割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援外保台”的路线和思路，也成为台民自主保台乃至成立“台湾民主国”的路线图。不过，深谙仕途之道的张之洞注意与清廷保持一致，这制约了他对台民的支持。尤其当台民成立“台湾民主国”，超出清廷所容许的界限，张之洞的表现十分矛盾，既想为台民掩饰，又不愿承担责任，最后为保其权位，主动放弃援台活动，未能为台民的反割台斗争做出更多的贡献。[※注]

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是台湾反割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学界多有论及。唐景崧在甲午战争初期以布政使署理台湾巡抚，成为台湾抗日斗争最高负责人。以往学界对其多持否定态度。邵雍认为，唐景崧在署理台湾巡抚后的各项备战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台湾军民抵御日本侵略的实力，迟滞了日军侵占澎、台的进度，应当值得肯定。在马关签约以后不久，唐景崧在日军大举攻台面前轻意弃台出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得不到大陆的支持是最大的原因；从主观上看，唐景崧当初滞留台湾也不是完全出于自愿。尽管台湾初期抗战失利，唐景崧作为当时最高负责人难辞其咎，但唐景崧在甲午战争中仍不失为一个功过参半的主张抗日的官员。他在清廷决意割台的形势下从容应付，多方筹划，稳住阵脚，惨淡经营，为台湾初期抗战在组织动员、武器装备诸方面作了准备。[※注]季云飞分三个阶段论述唐景崧抗日保台斗争中的表现：一是在反割台斗争之前，他为抗日保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做了相应的准备，值得肯定；但由于他自以为是，加上缺乏应有的军事才能，而对全台布防上造成了严重失误。二是清政府割台后，他坚决反对割台，力主毁约、再战、保台，表明他是个具有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封疆大吏；他主张联络英、法等国“干涉保台”，以求一线转机，反映了他对列强缺乏本质认识。三是台湾军民反割台斗争开始后，他勉强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做了些顺应台湾军民反割台斗争的有益的事，应该充分肯定；但他最后在台北失陷、整个台湾反割台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弃台内渡，给台湾军民反割台斗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注]关于唐景崧留台担任“台湾民主国”总统一事，学界普遍认为唐氏此举实为身不由己、被迫无奈的“权宜之计”，目的是等待机会相机逃跑。刘雄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唐景崧不仅始终坚持反割台立场，对争取列强干预保台颇具信心，且对保护台湾的土地和人民尚存相当程度之责任心，因而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是否留台的问题上完全以自己的进退得失为唯一考量，也因而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外部因素是否允许自己离台作为决定其言行的唯一准则，可以肯定的是，唐氏之所以答应留台在相当程度上出于自愿。[※注]对于唐景崧内渡的评价，多年来学界一直以否定和批评为主，但也存在着争议。张求会利用当年的另一位亲历者俞明震《台湾八日记》手稿和录存于《姚锡光日记》的俞氏口述，试图探讨陈寅恪对此事的看法。但他发现，这两份材料，十分鲜明地支持了舆论和学界的主调——虽未直接涉及唐景崧是否卷款潜逃，却有力地佐证了唐氏不知军机、鲁莽轻率、用人不当等罪责。陈寅恪既是唐景崧的孙女婿，又是俞明震的亲外甥，是维护前一位尊长的形象，还是肯定后一位长辈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在无法凭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改写既定的主流观点时，他不得已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做法。张求会还发现唐景崧内渡后在给三弟唐景崇的家书中极力为自己辩护，认为也许正是为了摆脱过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唐景崧才会在家书里再三表明自己的“一片苦衷”，对离台内渡、卷款潜逃各节多有辩解，且欲通过三弟“使都中人知之”。事实上，唐景崧的请托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注]

丘逢甲是近代台湾著名的士绅。徐博东、黄志平（萍）合著《丘逢甲传》（时事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6年修订版，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九州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详细叙述了丘逢甲的生平活动与思想，其中第二章“血与火的洗礼——抗日护台的爱国志士”细致地描写了丘逢甲投笔从戎、创办义军，坚持抗日及事败后挥泪内渡的悲壮事迹。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为进一步研究丘逢甲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关于丘逢甲在台湾抗日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把丘逢甲的抗日与唐景崧相提并论，说他是“虚声抵抗”；有的说他“利用誓死抗战的口号，骗得人民的拥护，借以瓦解人民截留在台官员的斗争，以便使他们和他们的眷属，得以从容逃走”；有的说“他们抗战是假，逃跑是真，那些抗战的宣言只不过是掩盖逃跑的烟幕”。廖伟章对这些说法提出商榷，认为唐景崧和丘逢甲虽然都是组织、参与“台湾民主国”以抗日的主要人物，但他们的目的、动机及实际表现则大不相同。唐景崧之所以接受“台湾民主国”总统职位，打出抗日旗号，确系如许多论著所指出的，“是掩护官绅及其眷属逃跑的烟幕”。甲午战争爆发后，丘逢甲从保家卫国出发，积极主张抗日，当时尚未出现割台问题，更无官绅及眷属内渡的事，把丘逢甲的抗日与唐景崧相提并论，说是“虚声抵抗”或是“掩护官绅逃跑的烟幕”，显然有违史实。清政府决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丘逢甲创议台湾自主以抗日，捐家资组织训练义军，对台湾人民以后抗日是有积极影响的；日军入侵台湾后，丘逢甲率义军在新竹进行抵抗，迟滞了日军的南下，为台南的抗日战备赢得了时间；兵败内渡后，丘逢甲仍念念不忘故土，渴望收复台湾、统一祖国。这些爱国抗日的思想和行动，表明他是一个爱国志士。[※注]关于丘逢甲在抗日保台运动时期的任职，历来说法不一，戚其章指出丘逢甲在台任团练使、内务卿、大将军、副总统，以及副总统兼大将军诸说，皆属以讹传讹之类，实际上丘逢甲确曾为台湾省义军统领。戚其章还具体考察了丘逢甲抗日保台三方面的贡献：一是筹建抗日义军；二是争取外援保台；三是倡导台民自主保台。从这三方面，可见丘逢甲在乙未抗日保台运动中起到过关键的作用，故对于丘逢甲在倡导和推动台湾抗日保台运动中的贡献，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并给予正确的评价。[※注]李明和邓晋东都从肯定“台湾民主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丘逢甲在抗日保台运动中的贡献。[※注]李灿东系统论述了丘逢甲抗日保台的军事思想与实践[※注]，弥补了既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关于丘逢甲抗日保台中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日军登陆、台北沦陷后，丘逢甲是随唐景崧之后未战先走还是率部抗击日军，兵败之后才内渡的呢？李祖基考证丘逢甲离台内渡时间为1895年7月26日，距唐景崧内渡的6月4日已有五十多天。尽管丘逢甲没有像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人那样战死沙场，但他还是尽了自己的职责，其抗日保台的立场和态度与唐景崧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注]在有关丘逢甲抗日保台各种争议的问题中，离台内渡是焦点，也是评价丘氏的关键。戚其章具体考证丘逢甲离台内渡的时间、离台前的抗日活动及内渡原因、“挟款以去”等方面问题，对于丘逢甲离台内渡的问题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唐景崧于1895年6月6日离台后，丘逢甲并没有随之内渡，而是带领义军辗转于新竹一带，及见事不可为，乃于7月25日奉父母内渡；二是在此期间丘逢甲率义军与其他义军配合，屡次与自台北南下之日军作战，兵虽败而功不可没；三是丘逢甲支领义粮军饷顶多3个月，合计不过两万余两，本已拮据，捉襟见肘，何来10万两可卷？据考察，台北藩库所少的16万两，乃是被唐景崧汇走，决非丘逢甲领去，丘逢甲“挟款以去”说可以休矣！[※注]张晓辉、付祥喜在戚其章文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得出三点结论：一是丘逢甲离台内渡的准确时间应为1895年7月6日；二是丘逢甲并未急应唐景崧求援之电，6月6日唐景崧离台内渡、7日台北城沦陷后，丘逢甲不可能率部北援；三是离台内渡前夕，丘逢甲一行四五十人仅携带纹银4000余两，又据考察，“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唐景崧曾分次汇走台湾藩库存银共36万两，所谓16万两库银下落不明之谜至此可解，而丘逢甲“挟款以去”乃讹传。[※注]

刘永福是领导台湾军民抗日保台的著名将领。施宣圆、吴树扬具体论述了刘永福领导的反割台斗争所经历的三大战役：新竹之战、台中彰化之战、嘉义台南之战，认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刘永福身先士卒，团结友军，积极筹饷，坚持抗战，表明他不愧是这场反割台斗争中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关于刘永福在台湾尚未全部沦陷时提前内渡，施宣圆、吴树扬认为并不是逃跑，通过具体分析其内渡的原因，指出刘永福是在大军压境、弹尽粮绝、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形势下离开台湾，回到大陆的。[※注]季云飞考察刘永福反割台斗争的军事思想，认为刘永福结合反割台斗争实际，提出了“台北重点设防”的防务思想，“筹军饷为第一着紧要之事”的军事后勤思想，“相互援助”“兵民一气”的作战思想，“招抚土匪”以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因素的斗争思想。与此同时，刘永福竭力将这些思想付诸反割台斗争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注]郑以灵认为刘永福在反割台斗争中的表现是守土抗战于前，临危变节脱逃于后，并具体分析了这种矛盾表现的原因，得出结论：“视刘永福为‘反帝斗争中的民族英雄’的评价，与刘永福的功过不甚相称，认为刘永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台湾人民反侵略史上的一位伟大战士，似为更妥。”[※注]吴小玲则认为，刘永福在保卫台湾、抗击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反割台斗争中，他是留在台湾的清朝最高官员，战场上的全权总指挥；他制定了抗日保台的战略方针，在战场上给予日军沉重打击。虽然他没有能够坚持到抗日斗争的最后，但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烈的民族斗争中，他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线，为抵御外来入侵，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竭尽全力，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英雄。[※注]

其他相关人物，学界也有所涉及。汪金玉简单论述了义军首领徐骧为保卫台湾而捐躯的事迹。[※注]桑兵、李华川关于陈季同的论著都涉及其与“台湾民主国”的关系。[※注]康化夷、康咏秋合著《黎景嵩与乙未反割台斗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系统论述了台湾知府黎景嵩反割台斗争的经历，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关于台湾反割台运动的后续研究。台湾内渡士绅，是乙未割台后内渡大陆的一个特殊“地域历史人群”，是闽台、闽粤近代关系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作为台湾社会的精英人物，内渡之后，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紧紧相扣，渐次实现人生转型，最终在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涌现了一批可圈可点的优秀人才。桑兵考察了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主要成员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俞明震、陈季同等，在庚子年间均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派的勤王密谋。[※注]赵春晨详细考证了丘逢甲参与庚子两广武装“勤王”密谋的史事，并分析了丘逢甲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及其与康梁保皇会的关系，指出丘逢甲在庚子“勤王”中蛰伏未动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与康有为等人不能完全合拍等主观原因，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丘逢甲的家事拖累所致。[※注]李祖基论述了丘逢甲内渡后兴学育才、行教育救国之道，以及由拥护变法到转向革命的事迹。[※注]关于丘逢甲与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及南洋华侨丘菽园的关系，也有学者专文探讨。[※注]郭权研究了台湾内渡士绅施士洁逐渐融入福建泉州、厦门社会的典型案例，认为施士洁迁居厦门后供职于厦门商务总会，完成了由名绅向绅商的转型。在厦门商会的帮助下，施士洁出任厦门周边的马巷通判，代表着商会权力向地方政权的延伸，是绅商阶层在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次尝试。[※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海峡两岸互动关系的认识，值得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进行多角度的深入探讨。

总之，关于清代台湾史，以往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大概是台湾史各个研究领域相对较为深入的部分。倘要进一步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学科界限的突破。以往学界以鸦片战争为界标，把一部清史腰斩为古代史与近代史，这便使清代台湾史研究自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属于清史与近代史两个领域，明显缺乏前后一气的贯通。这不但使嘉道时期台湾史成为“两不顾”地带，研究相对薄弱，而且从清史与近代史的角度看台湾史，不同的角度，自有其不同的认识，也可能会有难以对接的地方。尤其是晚清台湾史，如果从清史的角度看，可能会强调清政府理台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尽管最终不能保台，但也只能对清政府的努力抱以惋惜之叹；如果从近代史的角度看，则可能会更多地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列强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屈服于日本侵略者，因而对清政府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如何把清史与近代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进一步研究清代台湾史值得努力的方向。其二，新史料的利用。清代台湾史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确实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但近来有明显降温趋势，由于历经多年的积累，成果丰厚，出现阶段性的“瓶颈”问题。[※注]近年来，大陆地区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与中研院史语所有关清代台湾档案的系统整理，出版了三套大型史料集：（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230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2）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湾史料集成》系列丛书四种，即《明清台湾档案汇编》（110册）、《清代台湾关系谕旨档案汇编》（9册）、《清代台湾地方志汇编》（28册）、《台湾总督府档案抄录契约文书》（35册），远流出版公司2004—2009年版；（3）刘铮云主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史料汇编》（目录、索引、DVD光盘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这是进一步开展清代台湾史研究的良好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