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前日本侵略台湾的重要事件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所谓早期日本侵台史研究的重点主要就是围绕这个事件而展开。关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研究，既是台湾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海峡两岸学界对此十分关注。叶纲曾撰文予以系统梳理[※注]，这里拟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大陆学界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中日两国于1871年订立《修好条规》，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但是，中日两国并未因此而“修好”，就在此《修好条规》换约不到一年，日本便于1874年借口琉球漂流民在台被杀事件，悍然出兵进攻台湾，从此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王明星具体考察了1871—1874年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认为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台湾问题曾发生过四次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日本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折。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外交政策，而是经常动摇于露骨的对外扩张与有限战争路线之间。日本政府关于外交问题的矛盾，是日本这个尚未完全摆脱欧美列强奴役的落后国家向强权帝国主义国家过渡过程中，脆弱的国力和强烈的侵略欲望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注]

尽管日本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与争论，但其最终还是发动了侵台战争。关于日本此次侵台事件的基本史实，学界做了详细清晰的论述。[※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了关于清政府军事威慑与外交策略之关系及其后果的不同看法。解本亮考察清政府在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军事斗争方略，认为清政府所实施的军事威慑战略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对日威慑的作用，最终实现了其退兵保台的战略目标，这是清政府对于军事威慑战略的成功运用。但清政府的军事威慑战略总体上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战略，与其一贯推行的软弱、妥协的对外政策相一致。清政府在形势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对日妥协，造成了严重恶果，使日本进一步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刺激了其侵略中国的欲望，促使其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注]叶纲则充分肯定清政府“谕以情理，示以兵威”的对日斗争方略，认为清政府的积极设防备战有效地配合了对日外交斗争，驳斥了日方的“番地无主论”，挫败了日本窃取台湾内山领土的图谋，实现了驱日保台的战略目标，具有明显的成效，而并不消极被动。[※注]王泽京进而认为，清政府为保卫台湾领土主权，积极调兵遣将，加强武备，多方筹措饷源，并大力实施“开山抚番”政策，构筑防御体系，遏制日军进攻，确实对日军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清政府并无心与日决战，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台事争端，如此外交上的妥协，虽暂时保卫了中国对台湾全岛主权，但也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实为默认日本对清朝与琉球藩属关系之挑战，植下琉球亡国之祸根。另一方面，对日后中、日两国发展及中日关系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设若当初清廷以武力逐日出台，则不仅给日以沉重军事打击，还会从精神上瓦解日军意志，那么，20年后日本未必敢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日本也就不可能取得《马关条约》2亿两白银等侵略巨利，从而大大延缓日本经济、军事实力发展进程，进而改写中日关系史。[※注]

围绕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中日外交，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陈在正认为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南进政策的一次实施，也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次严重侵犯。他利用当时中日双方来往照会及谈判节略等重要档案资料，撰写系列论文，具体探讨日本出兵台湾事件所引起的中日交涉经过、内容及善后措施，重点论述了中日关于台湾内山领土主权的争论，并对中日《北京专条》进行新的评价。以往中外学界多数认为《北京专条》中有“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内容，是断送了琉球的主权，是承认日本出兵侵台的正当性。陈在正认为这是对条约内容的严重歪曲，条约并没有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也没有断送琉球的主权。《北京专条》是中日双方妥协的产物，对清政府这种严重的妥协立场应加以批判，但其始终没有承认日本侵台的正当性，更谈不上是“倒行逆施的卖国外交”了。[※注]陈在正注意到，日本武力侵台的同时，挑起了关于台湾内山领土主权的一场争论。张振鹍更加明确地指出，中日之间这场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特别是它的东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是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那里是否拥有主权。日本此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重大挑战，这次挑战是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以国家的力量贯彻的，所以具有空前严重的含义，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中国东南海疆造成一场大危机。中国对日本的挑战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最后签订的《北京专条》中，尽管清政府作了妥协，支付了50万两赔偿款，容纳了日本自认为的“保民义举”等主张，但日本割裂中国领土、分裂中华民族的图谋被挫败了。日本的入侵以倡言台湾东部为“无主之地”始，却不得不以承认中国为该地主人终，《北京专条》实际上真正彻底地解决了这场斗争中的根本问题，日本从原来对中国在台主权的挑战中撤回，中国在整个台湾岛的主权问题得到澄清，多年来时隐时现的各种谬说随之被驱散。[※注]赵国辉专论近代初期中日台湾事件外交，认为台湾事件正处于中日外交从传统模式向近代体系转换的肇端，当日本挟强权之势套用西方近代国际法于事件交涉时，中国仍以传统方式处理新形势下发生的外交事件，双方在少数民族政策、领土取得方式、国际规则，以及外交事件处理手段等方面，未能取得共识，两国失去了外交体系转换的实践机会，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埋下了隐患。[※注]张卫明则着重关注这个事件中的国际法观念与实践，认为在1874年台湾漂民案中，知识精英和东南督宪借助奏折、照会和报刊等介质，首次在晚清外交中构建起国际法话语权。论者广泛援引万国公法，形成诸如强调领土不容侵越、属地原则下番地自治、指责日本踞台及索赔、禁止局外对日援助、保护在日华侨、请求国际仲裁之类的观点和建议。公法舆论不仅迎合了清政府“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的对日交涉策略，而且呼应甚或引导政府决策与军事外交。以天下体系为圭臬，晚清中国对国际法实行选择性采择，内在地削减了由“实效管辖论”所造成的国际公法与天下体系之间的紧张与张力，展现了东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注]

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是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相关的重要人物。陈在正比较沈葆桢、李鸿章对日军侵台事件的态度，得出四点认识：第一，沈、李认为台湾全境（包括“生番”住地）都属中国领土，明确表示反对日军的入侵。第二，沈、李在对日战与和问题上存有重大的意见分歧，沈坚决主战，李则更多地寄希望于外交谈判解决争端，特别冀望通过其他列强出面干涉，逼使日本和平撤军。第三，沈、李对台事的结局及善后问题同样存在分歧，沈反对迁就求和，尤其反对订“城下之盟”，李把开放通商作为台事的归宿，幻想引进英美列强来牵制日本。第四，沈、李洋务派官僚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存有一定的矛盾，并与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斗争，沈是抵抗派人物，值得赞颂，李是防御派代表，对其抵御措施或行动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不能概斥之为适应侵略者需要的卖国行为。[※注]林庆元具体考察了沈葆桢在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应对举措：分析局势，确定备战方针；理喻、设防和“抚番”并举；“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坚持“坚忍持之，必有成议”的正确方针，从而充分肯定沈葆祯在这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注]陆方论述了日本侵台的过程和李鸿章在退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日本侵台事件对中日双方产生的影响。[※注]王玉华分析李鸿章在处理台湾事件中提出的“明是和局、阴为战备”的指导思想，认为它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积极设防备战，与敌持久消耗，迫敌自退，争取以和局结台案。其二，如果势至决裂，和平解决无望，就应以战争手段将日军赶出台湾。李鸿章在确立这一指导思想后，积极筹措台湾的防务。但是，中国最终以“贴费”换取日军撤出台湾，李鸿章的企图破产了。李鸿章的指导思想之所以不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一方面在于总署的软弱，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本人在最后关头的动摇。[※注]邵建东充分肯定李鸿章在处理台湾事件中发挥着核心决策的作用，认为他的许多意见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台湾事件的处理及其进程。贯穿李鸿章处理台事始终的，是他的和局外交和实力外交思想。首先，李鸿章主张力保和局，反对遽成战局，但主和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让步，更不等同于投降。其次，李鸿章在台事期间提出力保和局而“阴为战备”的实力外交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一面增强战备实力，一面求和以自保，反对冒战，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限度以内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注]

英美等西方列强也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密切相关。王绳祖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考察了英国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的“调停”活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中日谈判解决此次事件的过程中，居中调停，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讲‘调停’，完全不是为中国人民打算，而是在‘维护和平’的假面具下，阴谋进一步削弱中国”。[※注]王庆成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件英国驻华使馆起草的“中日台湾条约”草稿，经比较分析，其与中日双方最后签字的《北京专条》内容基本相同，得出“威妥玛与此事的关系实际不只是调停”的结论。[※注]张建华撰文进一步论述英国的“调停”，认为英国对日本侵台事件密切关注，并积极进行调停，以免事态扩大影响它在东亚地区的商业利益。它一方面承认中国在台湾全岛的主权，一方面又压迫中国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以赔款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军，最终促成中日双方达成《北京专条》。该文还分析了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夏礼和驻中国公使威妥玛的态度和立场，并澄清了以往研究中对威妥玛调停中日谈判的一些误解，指出王庆成论文题目中的“英国起草的”及文中所称“威妥玛与此事的关系实际不只是调停”均可商榷，认为威妥玛没有也不可能包办中日谈判，所谓“中日台湾条约”草稿应该说是英国与日本双方共同拟订的，而且更多反映的是日方的要求。[※注]王秀俊系统考察了英国调停活动的内在动因、过程及作用，通过研究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的对日交涉活动、驻华公使威妥玛对中日双方的交涉活动，剖析英国外交背后的国家利益，认为英国调停的成功既为以后的英日外交奠定了基础，又为英国在华贸易优势创造了条件，而且在调停中英国还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注]关于美国与日本勾结侵略台湾，刘大年指出参加日本侵台事件的有美国“军事指挥人员”、美国“军舰和装运军队的商船”、大批美国“军火”,“可能还有一批美国雇佣兵”。[※注]卿汝楫进一步揭露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及李仙得等企图通过日本实行“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以实现“并琉球，占台湾，屈辱中国”的阴谋，甚至直指日本侵台事件是“美国制造出来的”，这个事件使美国对台湾进行“商业剥削”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注]李理、赵国辉具体论述了美国人李仙得与日本侵台事件的关系，认为李仙得当时受雇于日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几十件备忘录及意见书，教唆日本政府接受台湾番地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使用奸计骗得了出兵台湾的口实，而且还雇船雇员协助日本出兵“征台”，日本此次侵台，从策划到实施，李仙得都积极参与，起了很大的作用。[※注]刘健分析了英美在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外交策略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在日本于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之际，英美两国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使得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演变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大国政治博弈。美国在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始终对日本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侵略亚洲尤其是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英国积极“调停”，希望借《台事专条》堵住日本“南进”之路，以达到“祸水北引”，促使日本“北进”，从而引起日俄在远东地区的激烈争夺，使日本更加靠近和依仗英国，英国就可以假日本之手牵制沙俄；同时，日本的“北进”也必然激化中日矛盾，英国便可以借助中日矛盾更多地插手远东事务。[※注]

民间舆论对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观察与反应。尹全海认为，从1874年《申报》有关日军入侵台湾的“论说”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对日本的警惕、日本出兵台湾的动机和借口以及台湾事件的态度等方面，《申报》坚持独立舆论，与官方有不同声音。但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时，《申报》与政府保持基本一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申报》之独立舆论及其特征，对于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相互认知、中国人的日本观及其变迁，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注]杨震认为，这是《申报》自1872年创刊以来第一次对重大军政事件的大规模追踪评论。这些评论不但坚持了反侵略的正义立场，而且发挥了进步的舆论导向作用，也为了解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注]

关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对中日两国及东亚局势的影响。张景全探讨日本入侵台湾对日本外交的影响，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是刚刚步入近代的日本第一次对外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首次军事冒险对日本外交的重要影响有二：一是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以武力推行“脱亚入欧”的对外战略开始向日本外交理念的主流靠拢；二是在随后的外交成果获取上，动摇了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华夷秩序，为占领琉球、逼朝鲜就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注]陈可畏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表面上看是由琉球问题所引发，实质则是日本明治政府实施对外扩张的结果。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首次出现对立局势。随后双方虽通过和平方式签订条约结束了这一局势，清政府也开始加强东海海防，但由于琉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使得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对立局势持续发展，日本最终成为了中国东海地区的“永久大患”。[※注]关于日本首次侵台的影响，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