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史如同荷兰、西班牙入侵台湾的早期历史一样，呈现出与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历史不同的断裂性，但同时又有某些方面承上启下的历史延续性。在台湾地区，日据时期历史特别是抵抗斗争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不过，完整科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日据台湾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后才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向更多方向扩展，研究深度亦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在大陆地区，曾经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小冲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注]，成为大陆学界研究该段历史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2007年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共同编纂的《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卷帙浩繁，达300册之巨，收录了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全部台湾档案史料，为研究日据台湾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第一节 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

一 日本对台湾的占据

日本据台初期，因曾遭遇到台民纷纷反抗、治理困难等多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年后藤新平上台之后，实施改革，使放弃台湾的言论逐渐销声匿迹；同时，也因清廷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诸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注]

1897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年，当局两度修正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受日本主管大臣监督指示，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缺乏制衡。20世纪40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注]近年来，大陆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其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注]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史学界的诠释各执己见。日本学者君岛和彦认为：“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注]中国大陆学者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注]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同时，冯玮还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注]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陈小冲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注]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许维勤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注]白纯认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注]冯琳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注]

大陆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注]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采取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企图使台湾彻底地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注]1941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注]但也有部分人被逐渐演变为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注]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注]。许维勤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年9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注]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Leo T.S.Ching）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注]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注]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注]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注]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皇民化运动”中的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注]但台湾学者辛德兰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注]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注]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据此，黄跃荣指出“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注]李若愚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注]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做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薄弱。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注]朱庆葆认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注]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注]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注]

“六三法”是日本统治台湾初期殖民地法律的基本法，1896年3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术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注]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台湾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应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并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注]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注]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注]

二 台湾民众的反抗及政治运动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注]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就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概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陈小冲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注]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同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的。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注]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和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年末至1915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注]

在1927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协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注]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注]

1927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中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运用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注]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注]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注]

关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词，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注]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注]陈小冲对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不认同，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注]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注]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注]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运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共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1931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注]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注]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20世纪30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注]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注]

大陆学者系统研究台湾共产党的著作是宋帮强的《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研究》。[※注]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注]杜继东研究了台共重要人物蔡孝乾，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注]

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褚静涛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注]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注]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imagined）共同体而是幻想（imaginary）的共同体。”[※注]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注]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林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 “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注]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注]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注]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注]

大陆学者安然2005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20世纪90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注]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在“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注]厦门大学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注]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注]

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林献堂、蒋渭水——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召开，这是在大陆召开以日据时期台湾著名历史人物为主题的研讨会，有助于推动这些倡导台湾政治运动的重要人物的学术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交汇于林献堂一身，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存于林献堂身上，所反映的正是殖民统治下多数台湾士绅的生存实态。[※注]受政治因素变化等方面的影响，世人对蒋渭水的定位在不同时代是有分别的。[※注]

三 台湾籍民及台湾义勇队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到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注]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注]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陈小冲利用清朝外务部档存关于“归化”的史料，对台湾籍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注]

林真考察了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人左右，福州约2000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万—2.1万人，其中未登记者7000—8000人。[※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注]

1937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宣传解释工作。林真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注]但是，台湾学者梁华璜认为“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注]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注]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注]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闽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注]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福建省档案馆2007年整理出版了《台湾义勇队档案》[※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注]

1939年2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注]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注]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注]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注]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注]、台湾革命同盟会[※注]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

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年5月8日至1897年5月8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情况复杂，如1898年10月28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2008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注]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年出版中译本11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改采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四 国际视野中的台湾及台湾的涉外关系

日本和福建的关系在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后发生转折。台湾被日本割占，原本同属祖国的台湾与华南被分割，台湾与福建关系成为“对外”关系之一部分。福建省档案馆等编辑出版《闽台关系档案资料》[※注]，为研究日据时期闽台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早在清朝末年，日本就曾试图多方面在福建渗透其势力。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借口厦门东本愿寺遭暴徒袭击，图谋乘中国混乱之机占领福建。当北京战事方酣、各国注意力集中在华北时，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及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等人，计划乘机占领台湾对岸的福建。日本希图通过设立专管租界扩展其在福建的势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福州、厦门的日本专管租界并未真正开辟。[※注]

日据台湾初期，外事机构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总督府强化外事机构，并将“经略华南”和“南洋对策”作为活动重点。虽然总督府的外事政策实为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延伸，但由于台湾在南进政策中的特殊地位，其活跃程度等方面又有异样的表现。日本侵华期间，出现外务省及军部“双重外交”现象，七七事变及太平洋战争之后，这种现象被“军事一元化”所代替，在日军占领地，外务省唯军方马首是瞻，其权能大为萎缩，基本局限于“纯外交”领域。而总督府的外事活动却在华南及南洋等地一直很活跃，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性格。[※注]在1939年日本入侵海南岛时，台湾总督府就起到了先头兵的作用。[※注]

关于台湾总督府的“对岸经营”政策，陈小冲指出，台湾总督桂太郎、后藤新平、儿玉源太郎均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统治与对岸经营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从对岸着手采取断绝根源的措施，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这个“对岸经营”固然与日本历史及其外交总政策有关，但更多是基于台湾本身的考虑，即从台湾本位出发而制定的政策。其目的是割断台湾人民与福建人民情感联系的纽带，使之忘却祖先庐墓存焉的故乡。[※注]

日本的“以华制华”战略不仅在大陆有所运用，而且在台湾也有充分体现。曹大臣指出，日本据台时期推行的“以华制华”战略，“不仅为治台节省了人力物力，造成了两岸人民的隔阂，并为战后台湾‘亲日派’的形成埋下了隐患，贻害深广，至今未绝”。[※注]

关于台湾公会（居留民会）等社团，林星指出它具有近代工商业会馆和自治团体的功能，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自治团体，从成立、发展、组织构成到活动上，均受到日本领事馆和台湾总督府的严密操纵和控制，成为协助日本管理台湾籍民社会，配合日本推动在华南侵略扩张的工具。[※注]

日本在近代的扩张波及多国，其殖民政策在各地也是有所呼应的。日本据台，不仅着眼于台湾地区本身。早在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当局就将台湾定位为研究与调查东南亚资源和华侨问题的重要据点。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最早的南洋华侨调查，可以追溯到1914年台湾总督府指令台湾银行进行的“南洋华侨侨汇调查”。[※注]1930年后期随着战局发展的需要与日本南进步伐的加速，台湾更被明确定位为推行“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政策的所在地。《利用本岛人执行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就是台湾总督府为配合日本南侵的需要而提出的研究成果，是日本在南方圈利用台湾本岛人协助推行华侨政策的蓝图与工作手册。[※注]台湾总督府还以总督官房调查课为中心，对东南亚日侨展开全面调查活动。[※注]总督府对南洋华侨的调查主要依靠在南洋的日本移民或是日本政府或台湾驻南洋各机构，因而对南洋华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认识误区和偏差。[※注]

日本在实施同化政策前提下，吸纳少数台人加入基层组织。为配合全面侵华的大陆政策，总督府驱使大批台人侵入“南支”,“经营”闽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总督府为推行“南进政策”，又以台人为先锋，打压南洋华侨。[※注]

为充分调动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积极性，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这是决定台湾在战后归属的重要依据。美国罗斯福政府力主将台湾等领土归还中国，是为避免中日妥协的可能，促成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并在战后遏制日本。[※注]然而，美国军方及朝野重要人士对台湾的态度实际上是隐晦的，数年后海峡两岸的分离即在此时埋下伏笔。徐振伟、杨秋认为，“在美国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看来，《开罗宣言》在美国国家利益面前，如同一纸空文”。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删改甚至公然违背和抛弃《开罗宣言》。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力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使台湾服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安全需要。[※注]

1945年7月6日，中美英三国再次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内。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并向盟国保证将“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10月25日，中国政府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湾主持受降仪式，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陈仪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标志着日本已将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台湾又重新置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注]

第二节 扭曲的殖民地经济

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面临殖民地化的过程。在经济领域，为满足殖民母国的需要，台湾成为日本的资源供应地，是被殖民掠夺的对象，其经济体制也逐渐扭曲，形成依附于殖民母国的殖民地经济形态。由于资料与语言的关系，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大概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聚焦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掠夺，这也成为大陆学界研究该领域的重要的问题意识。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大陆学界对台湾学界的一些观点开始有所回应，特别是针对部分“台独”学者提出的“殖民统治有益论”以及所谓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论调，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对日据时期台湾“现代化”的实质进行了辨析，在强调殖民统治经济掠夺本质的同时，开始关注“殖民地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殖民地经济本质。不过总体而言，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较之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要少，讨论的议题也较为有限。就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来看，基于充足的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比较欠缺，不少研究成果仅是概述性的、平面化的，未能展现历史复杂的面相，对殖民地经济的实质也没有进行深度辨析。因此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一 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

伊文成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经济做了初步概括与分析，指出殖民政府通过以下五种途径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霸占土地山林，培植日本地主势力；控制货币金融，搜刮金银财宝；垄断“专卖事业”，赚取巨额利润；控制工商业，垄断对外贸易；推行所谓“工业化”，以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注]王家骥指出，日本将台湾作为其原料供给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并同样强调殖民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台湾的掠夺与剥削。[※注]将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定性为殖民掠夺与剥削，这成为此后大陆学界研究该领域的共识。有不少学者更直接以“经济掠夺”为聚焦点，如陈佳的《乙未割台后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经济掠夺》（《福建学刊》1995年第3期）、赵铁锁的《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刘丽君的《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及其后果（1895—1945）》（《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郭学旺则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重心的改变进行了分析，指出“九一八”之前，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的重点在农业领域，为满足殖民母国对台湾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将台湾经济打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九一八事变后，殖民统治的重心转向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通过加强经济统制，掠夺台湾各项资源，供应战争需要。该文进而提出日据后期台湾工业发展是以日本侵略利益为转移的，服从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注]白纯对抗战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推行的各项经济掠夺政策进行了评述，指出战时的这些政策为光复后台湾经济重建带来了重重困难。[※注]

在突出日本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学者对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积极性的一面予以肯定。马陵合指出日据时期透过殖民当局的各项政策，日本资本得以掌控台湾经济，并使台湾经济成为日本帝国经济体系的附庸。但同时，该文在结尾又指出：“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涌入，对台湾经济本身而言，无疑是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虽然造成经济单纯化，但其经济发展则大为加速。”[※注]李非同样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做出了类似的评价。[※注]

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大陆学界对海峡对岸同类研究的关注逐渐加强，尤其针对部分“台独”学者提出的所谓“殖民统治有益论”“日本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等论调，大陆学界在研究中进行了驳斥与回应。曾润梅驳斥了“日本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台独”史观，提出四点认识：第一，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建立在清末台湾近代化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日本侵占台湾打断了台湾近代化的自然进程；第二，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台湾人民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所谓“日本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不过是日本殖民者无法带走而被迫留在台湾的；第三，日据时期无论是农业的发展还是后期的所谓工业化，都是服务于日本本国不同时期的需要，台湾经济的发展是殖民政府强行干预的结果；第四，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是非常畸形的，本土资本逐渐没落，日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性逐步加强，越来越失去其独立性。[※注]王键在其专著中，也针对“殖民统治有益论”等“台独”史观，从实证角度进行了批驳。该书对台湾总督府的土地调查与财政租税政策、“理番”政策、扶植日本资本压抑土著资本的殖民经济政策、糖业政策、农业经济政策、水利电力产业政策、单一出口型殖民地贸易政策、以官营农业移民为核心的移民政策、以“军需化”为特征的工业及统制政策、配合南进扩张政策的南进经济政策、对中国大陆经济进行扩张的对岸政策等逐一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总督府在建构殖民地经济体系过程中，将台湾建成了日本资本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总督府在台推行的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均以日本本国的利益为依归，从前期的“农业台湾”，使台湾形成米糖二元经济，到后期的“工业化”，在台湾发展军需工业，均非为了台湾自身的需要，也不是台湾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尽管日本战败投降后，不得不在台湾留下了一些东西，但这并非日本经营台湾的本意。[※注]

周翔鹤运用西蒙·库兹涅茨对国民经济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了反驳。他对比分析了日本和台湾的国民经济构成，指出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工业起步时的水平，但到了1937年，台湾的工业化程度（约四成）远低于日本的工业化水平（约七成），且台湾的国民经济构成主要为两部分：一是制糖业占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由日本垄断资本拥有与控制；一是农业占绝大部分的传统产业部门，由台湾本地资本所有。根据国民经济部门的构成与资本构成情况，周翔鹤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注]

除了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反驳外，大陆学界也开始有意识地借鉴海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周翔鹤分析介绍了四本经典的海外学者撰写的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著作，分别是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学者涂照彦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美国学者何保山的《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日本学者山本有造的《日本殖民地经济史研究》。矢内原忠雄的研究采用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史观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架构，旅日台湾学者涂照彦部分继承了矢内原忠雄的分析架构，但涂并不将“资本主义化—垄断化”的模式扩展到本地传统经济部门，而代之以“殖民地化”的概念，由此分析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传统经济部门的演化。矢内原忠雄和涂照彦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均有不同程度的批判，与他们不同，何保山和山本有造的研究似乎更多“以数字说话”，对殖民统治未做或少做道德与价值评判。何保山采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法，通过对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和价格总水平的分析，探讨台湾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中对日据时期台湾农业部门的成长评价尤高。但何的研究缺乏对时代背景的观照，过分强调了政策的作用，甚至以政策实施的效果来反推政策出台的初衷。山本有造采用的是数量经济史和计量经济史的方法，对日据时期台湾和朝鲜的经济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数量分析说明日据时期台湾、朝鲜等地经济的殖民地性质，但他同时又认为有些问题难以通过数量分析来做出判断。尽管这四本著作均有其不足之处，但周翔鹤认为对它们应该批判地吸收、借鉴：“一个理论和方法，只要能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那它就是成功的，在此意义上，矢内原忠雄、涂照彦、何保山、山本有造都是成功的。一个理论和方法难免有其局限性，它所不能反映的侧面，我们可以利用其他理论和方法。”[※注]

二 财政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

日本占领台湾后，总督府为实现财政自立，在台湾推行专卖制度，鸦片专卖就是其中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一项，鸦片政策于是也成为大陆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朱庆葆对日据时期总督府推行的鸦片政策进行了梳理，指出50年间殖民政府的鸦片政策经历了据台之初的严禁、1897—1937年间的渐禁、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断禁的演变过程，其中渐禁政策实行时间最长，殖民政府得以从鸦片专卖中获利，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总督府的财政。[※注]李理分析了总督府实行鸦片渐禁政策的原因，指出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长官水野遵在政策确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总督府和日本政府最终通过后藤新平提出的以税收为基础的鸦片渐进政策，主要出于对台湾财政的考虑。[※注]

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台湾总督府的金融制度以及日本资本的大量进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进而影响到台湾产业的发展。

关于日据时期的金融制度，于彤介绍了台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创设、纸币发行、各金融机构营业状况、产业资金分配状况、有利于日本资本的低息政策和票据交换情况、日据后期不断增长的物价情况等，指出日据时期的台湾金融机关是日本掠夺榨取台湾人民财富的工具，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整体需要，并对台湾本地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严重摧残。于彤还专门讨论了日据时期的货币制度与货币发行情况，指出日本殖民政府通过总督府操纵下的台湾银行，推行相关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管制，从而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日据时期台湾的金融币制因此具有浓厚的殖民地化的特征，并对台湾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注]邹建华也讨论了日据时期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发行情况，从占领之初的强迫台湾人民接受银圆兑换券，到推行金本位制，以及后期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所有这些货币政策，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日本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到日据后期更是出于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注]戴建兵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在台湾的公债发行进行了研究，指出当时殖民政府在台湾发行了大量公债，并利用台湾银行、台湾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台湾人民的大部分储蓄冻结为日本国债，从而对台湾人民进行掠夺，并将台湾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体系之中。[※注]

关于日本资本，黄俊凌分析了日本殖民资本在台湾的营运状况及其活动特点，指出殖民政府先是通过财政、金融、国家强权等手段，将国家资本用于经济基础工程建设，待有一定的基础后，则引导私人资本以商业资本形式进入台湾，制糖工业成为日本资本投资的重点。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在军需工业需求旺盛的刺激下，一些新兴的财团开始投资与战时经济相关的工业领域，日本资本在台投资趋向多元化。该文总结认为，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资本在台湾的活动不仅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更与殖民当局的政策保护和诱导有关，殖民资本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需要。[※注]周翔鹤则以日据前期日本中小资本在台湾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认为最早进入台湾的日本中小资本是紧随“征台军”来台的御用商人，他们除承揽总督府的土木建筑等业务外，还获得了总督府作为酬谢的金矿开采权。日本占领台湾后，由于总督府推行专卖制度，一些来台湾“淘金”的日人中小资本得以顺利进入樟脑行业，并掌握了一些面向在台日人的商业活动。到殖民当局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之后，这些日人中小资本还进入了茶、造纸、制糖等领域。从日据前期日本中小资本的活动可以看出，由于和殖民当局的紧密联系，宗主国的中小资本往往可以借助制度便利，无论在资源掠夺还是产业经营上，较之本土资本都处于优势地位。[※注]

在台湾经济逐渐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台湾本地传统工业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周翔鹤有多篇论文关注这一命题，并试图由此揭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经济“殖民地化”与“现代化”的真相以及其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在《日据时期台湾改良糖廍研究》一文中，周翔鹤主要关注介于传统制糖工业与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现代制糖工业之间的制糖企业形态：改良糖廍。日据初期由于殖民政府能够调动的资金不足以发展机械化大生产，改良糖廍这一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形式于是成为总督府的扶植对象，得到较快发展，并具有发展为小型糖厂的可能与潜力，但随着日俄战争后日本剩余资本进入台湾，并重点流向现代制糖工业，改良糖廍成为日人主导的新式制糖企业发展的绊脚石，总督府于是在政策上予以种种限制，改良糖廍因此逐渐走向衰落。该文认为，改良糖廍的盛衰反映了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本质，而改良糖廍的衰落，使本地人被排挤出台湾最重要的传统制造业，本地资本因此不得不沉淀在土地上，以致土地价格和地租长期居高不下，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1880—1937台湾与日本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周翔鹤通过比较宗主国日本和殖民地台湾传统工业的演进过程，检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由于历史上曾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资本主义体制和传统经济体制并存的双重经济结构。该文发现，在日本，大企业和小工业及家庭手工业并存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且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原因是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自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涵与产品结构也不断近代化，其产品结构逐渐变成主要为大企业生产零部件和小洋货。在殖民地台湾，近代企业大多是日本为掠夺台湾的资源而兴建的，且由日本资本独占。台湾本地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则一直被限制在传统的食品加工、器具制造及修理等领域，由于自身无法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没有很大贡献。台湾传统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这一发展路径，揭示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经济关系的实质。透过对日本和台湾传统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实证研究，作者认为根据日本的经验，传统产业的近代化可以有多种模式，以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形式的东亚传统小企业，在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日据时期的台湾，由于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使其很难达到这一点。《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政策与台湾企业》一文则探讨在近代东亚转型的大环境下，台湾传统产业及其企业家能否成功转型的问题。该文提到，由于总督府推行殖产兴业计划，着力推动本地产业的企业化经营，台湾本地传统企业因此逐渐由家长制合股经营方式向会社式合股经营方式转变，并呈现出向近代企业形式发展的趋向。但由于总督府为保护日人资本，在1912年出台了禁止本地人组织会社的法令，致使台湾本地传统企业的近代化进程被迫中断。日据初期台湾传统产业的发展历史，说明传统产业能否成功完成近代转型，与政府政策有很大关联。在《日据初期台湾企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一文中，周翔鹤继续讨论台湾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糖业的近代转型问题，认为日据前期改良糖廍的发展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传统企业向近代企业的过渡和转型，其兴起体现了政府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其衰落则体现了殖民地经济的从属地位。[※注]

农业在日据时期依然是重要产业。殖民当局为了满足本国对米、糖等农产品的需求，使台湾形成米、糖二元经济，并一度造成“米糖相克”问题。关于米糖经济与“米糖相克”问题，战前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从资本主义扩张角度、川野重任从市场经济角度就有讨论，战后台湾学者涂照彦也曾论及日据时期米糖的生产服从于宗主国的需要，当日本对台湾的米糖需求同时增加，即产生相克问题。台湾社会学者柯志明则运用依附发展理论的功能性二元经济论，对以往研究有所修正，指出在“米糖相克”问题背后，是糖业领域的日人资本和稻米生产领域本土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民族冲突之下更深层的农民与资本家间的矛盾。[※注]针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中这一重要论题，和台湾学者多从宗主国日本和日资糖厂角度切入不同，周翔鹤以台湾农民从成本角度的自主选择为切入点。根据台湾总督府殖产局1918年4月至1921年4月间所做的“台湾农家经济调查”，周翔鹤对比分析了台湾稻作农家和蔗作农家的各项农业要素投入的情况，尤其比较了其中自给和购入的比例，发现在两类农家主要农业要素投入中，蔗作农家的投入更依赖购入。因此，农民从成本的角度考虑，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多依赖自给的稻作，而这种选择的前提一方面是台湾农业经济的高度商品化，这一点在蔗作领域尤其明显，另一方面是台湾的殖民地经济性质，蔗价决定于殖民政府，而不是市场。[※注]王键也从米糖关系角度，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农业，对日据时期台湾的米糖经济发展和台湾总督府的米糖经济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王键也注意到分析“米糖相克”问题的前提是对殖民地经济本质的认识。同时，还注意到台湾总督府与日本政府以及台湾土著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台湾总督府虽然秉承日本政府的意志制定经济政策，但在具体策略方面，和日本政府也并非完全没有矛盾。在推行米糖经济政策过程中，台湾总督府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保持一个绝对权威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又许可台湾土著资本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同时还使其与总督府的合作成为经济成功的主要途径。[※注]

施洁斌从农业机构设立、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技术改良、化肥施用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农业科技领域的发展。[※注]林仁川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水利工程建设的情况，耕牛以及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情况。[※注]曹幸穗、张苏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乳业发展。[※注]

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现有研究不仅关注殖民地化的影响，也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的延续性。陈支平根据台北芦洲李氏家族等所藏的一批契约文书，对日据时期这一地区的土地赋役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尽管殖民政府对台湾的户籍、田地财产及其交易、转移、继承等进行了严密的控制，但以芦洲李氏家族的情况来看，由于民间家族组织的存在，家族组织所共有的物产也仍然普遍存在，乡族共有财产关系于是成为殖民当局土地关系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注]

三 贸易、交通与两岸经贸关系

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的对外贸易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习五一通过对1931年以前日本占领下的台湾食糖贸易的研究，指出从1895年到1915年，殖民政府通过不断调整关税制度，将西方列强资本逐出台湾，实现了日本资本对台湾社会经济的独占。台湾的经贸体制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型，由在大陆经贸体制下的多边市场机制，转变为隶属于宗主国日本的单一殖民经贸体制。食糖的主要销售地也由大陆华北、华中地区和日本，转变为主要供应日本本土。而从1916年到1931年，则是日制精糖倾销大陆的时期，日本将从台湾输入的粗糖加工为精糖，再转而销往中国大陆，使食糖贸易在台、日、大陆之间形成三角贸易格局。[※注]

不仅食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台湾另一重要物产——稻米的销售地也从之前的中国大陆变为日本。周翔鹤对日据初期台米输日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1910年以前，台湾总督府实行来米检查和产米改良等措施，促使台米输往日本。尽管输日台米不能完全弥补日本稻米供应不足，但对缓和稻米供求紧张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据初期台米输日的状况印证了旅日韩国学者金泳镐提出的关于“工业化”的“代际理论”，即“非古典的帝国主义是完成自身工业化的工具，也就是说其必然掠夺殖民地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注]

茶叶也是日据时期台湾非常重要的输出物品。陶德臣对日据时期台湾茶业的生产改良及台茶贸易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台茶是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产品。[※注]

交通方面，祝曙光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铁路事业的发展，以及殖民当局在台湾建设铁路的情况，指出日据时期台湾铁路担负着对日本输出煤炭、砂糖、大米等物资和输入日本工业品的繁重任务。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台湾铁路又发挥了运送军需物资的作用。[※注]

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经贸问题，大陆学界最关注的无疑还是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陈小冲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台湾商船金顺益号违约进入内地非通商口岸并被闽海关查处一案为中心，探讨日本占领台湾后两岸贸易关系的变化，具体分析了造成金顺益案的原因。随着日本占领台湾，台湾人的身份由清国人变为日本人，两岸之间的贸易关系也由国内贸易变成国际贸易，台湾商人到大陆，必须遵从在通商口岸交易的规定。两岸经贸关系的这一变化，造成两岸帆船贸易的萎缩，并使原以两岸贸易为主业的台湾郊行加速走向衰落。陈小冲还探讨了日据初期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如何击败英商德忌利士公司，从而掌控台海两岸海运霸权，指出大阪商船株式会社胜出的原因，是其得到日本殖民政府国家机器的鼎力支持，而这一场航海权之争实际上是一场国策会社和民间公司之间实力悬殊且不平等的竞争。通过掌控台海航运权，殖民政府控制了两岸之间的交通，配合大力加强日台航线的策略，台湾对外交通的方向发生重大改变。贸易与航路的双重转变，使台日关系日渐紧密，并加速了台湾的殖民地化进程。[※注]

由于殖民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日据时期闽台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谢冰、曾国良撰文指出，在贸易方面，台湾沦为中日两国间商品贸易的中转站，两岸贸易，特别是闽台之间的贸易，更多以走私方式进行。[※注]连心豪对台湾海峡的走私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源于台湾的走私活动大多由日商三井洋行操纵，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一些台湾籍民和不法奸商公然在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从事各种走私活动。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更是积极鼓励这种走私行为。连心豪还注意到日本以台湾为大本营、利用台湾籍民向华南地区贩售鸦片的活动，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毒品侵华的事实。[※注]

关于台湾籍民在两岸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叶涛提出了稍异于前述研究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海交通与贸易均发生大逆转，殖民政府更致力于隔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闽台之间传统的地区间互补互惠贸易于是被“国际贸易”所取代。在1895年至1937年间，闽台贸易也因此呈现出一路下跌的态势，但借助台湾籍民在闽台两地间搭建的商业网络，闽台贸易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并未间断。[※注]

日据时期，殖民政府还通过一些经济机构将触角伸向华南地区，以加强对华经济侵略。王键考察了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的设立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并重点考察了台拓对广东、海南实施的经济侵掠，揭示了台拓作为殖民侵略工具的性质。[※注]张晓辉对台湾银行驻粤分支机构在广东的金融活动进行了研究，分析其通过扶持日商展开对粤贸易、对广东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财政贷款、给民间借款等方式，在广东迅速发展其势力，至抗战时期，台湾银行参与操纵广东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伪币，截取粤省侨汇等。该文认为台湾银行在广东的活动具有资本输出的侵略性质，但在客观上对区域经济发展又有一定的现代意义。[※注]

第三节 社会文化变迁与“殖民地现代性”

大陆学者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开始时间也较晚，但研究成果较之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要多，研究对象也涵盖了社会、教育、宗教、思想文化等多项专题。从研究群体来说，“跨界”的情形比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更为突出。不少研究者来自教育学、文学等非台湾史学科，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因此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其他学科的介入，使社会文化史领域有些议题得到更深入的讨论，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文学史界对“殖民地现代性”的深度辨析，触摸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殖民性”与“现代性”相互并存、相互纠葛的一面，对把握该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的内涵有积极意义。不过，研究群体的跨学科特点，也使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基于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的局面，对有些问题的讨论也因此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现有研究中，长时段、大视野的考察也较为欠缺，因而鲜少能同时把握该时期社会文化“变”与“不变”的双重特性。还有些研究仅关注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被“殖民”的一面，对交织在其中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关注不够。对大陆台湾史学科来说，还需要从扎实的史料工作入手，辩证地分析延续与断裂、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等多重命题相互纠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把握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中的“殖民地现代性”特质。

一 社会变迁与移民问题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并在经历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征。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变迁，汪思涵借助“殖民地现代性”这一概念，从文化转变、教育政策、原住民生活、殖民地建设等方面，观察现代性的力量如何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揭示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社会不仅充斥着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纠葛，同时还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一复杂情形对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依然有深远影响。[※注]

社会转型在社会习俗层面会有所体现，尤其是殖民当局曾有意识推动社会习俗的变革。李跃乾围绕殖民当局的断发放足政策，阐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如何发生改变。[※注]王莹则从衣着服饰、食物消费、住宅起居、行旅交通、新年习俗等角度，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习俗的变化。[※注]

社会转型也深刻影响到社会精英阶层。陈韵根据其不同的活动情况，将战时台湾知识分子划分为皇民派、抗争派、中间派三大类型，并总结他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对台湾社会意识的影响。[※注]

唐次妹注意到日据时期台湾城镇的变迁，指出殖民当局为了满足殖民统治与资源掠夺的需要，先是在台湾城镇大力推行基础建设，继而通过实施“市区改正”计划，对台湾城镇进行改造，使台湾城镇的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中国式的台湾城镇的发展模式因此中断，城市发展走向日本及欧美近代化城市模式。在迈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台湾城镇也被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注]

在关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社会结构延续性的一面。陈小冲通过对宜兰地方社会经济与教育文化状况的分析，指出在社会经济领域，宜兰地方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相对缓慢，殖民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改造，尚未触动宜兰地方社会的底层结构，传统经济模式依然是当地社会的主流。在教育文化领域，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当地社会权力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整体来说，宜兰地方社会的变化较小，传统社会底层结构依然延续，殖民地化对宜兰地方社会的影响还相对有限。[※注]

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来自闽粤等地的大量大陆移民是台湾开发的重要力量。到了日据时期，大陆人民移入台湾受到总督府的政策限制，闽粤民众移民台湾被迫中断，台湾的移民问题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陈小冲研究了《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出台的背景和执行等情况，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总督府刻意限制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闽粤人口迁移台湾的潮流因而中断。该条例出台后，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来自日本的影响力则逐渐加强，台湾与大陆被强制分离，对台湾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陈小冲总结了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的新特征，指出由于殖民政府实施两岸隔离政策，台湾的移民问题表现为由日本占领之前的自西向东的单向度移民，转向多维方向移民态势发展，这些移民方向包括从北向南的日本对台移民、自西向东的大陆对台移民，以及自东向西的台湾对大陆和南洋移民。[※注]

在限制大陆民众赴台的同时，日本殖民政府鼓励本国人口移入台湾。吴本荣撰文指出，日据时期殖民政府为了掠夺台湾资源、转移国内过剩人口、同化台湾人民，实现长期占领台湾的目的，鼓励本国人口移民台湾于是成为对台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其中，农业移民又是移民的重心。鼓励本国农业人口移民台湾除了前述因素外，还有移植本国农业技术，并以台湾为跳板继续“南进”，实现向南洋扩张的目的。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农业移民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即分别由总督府和糖业公司出面招徕。由于种种原因，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农业移民计划并不成功，在台日本人中，以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及工商业者为主，农民数量极少。[※注]

尽管殖民政府有意隔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但两岸之间依然有人员往来。陈小冲对日据时期大陆劳工赴台即有专门探讨，指出赴台大陆劳工大多来自闽粤浙等省份，赴台后主要从事底层劳役，并受到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的压榨。为维护自身权益，赴台大陆劳工也曾组织劳工团体，如中华会馆及其下属各分馆、大陆劳工工会组织等，进行互助自救，为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黄俊凌根据福建省所藏档案资料，对日据时期福建在台“华侨”，也就是赴台闽籍移民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福建赴台民众中，除少数人加入日本籍，成为“日籍台湾人”外，多数人仍保留中国籍，成为所谓在台“华侨”。和日据之前的大陆移民一样，该时期福建赴台民众，多数也是出于谋生需要前往台湾，还有一小部分是赴台求学，或为了继承在台祖辈或亲属的产业。闽籍在台“华侨”的身份大多是劳工，在台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均不高，生活状况也普遍艰苦。[※注]

另外，胡澎以台湾“爱国妇人会”在战时的活动为线索，考察日本殖民者如何对台湾妇女进行“皇民化”改造，进而思考性别、殖民主义与民族认同等问题。[※注]朱云霞同样关注日据时期的妇女问题，认为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而其实践动力则来自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同时，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在精神层面是被启蒙、被引导，在实践中则属于被推动，女性领导者很少，性别平等的议题也未得到关注。日据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被纳入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之中，未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注]汪毅夫则就台南石姓某甲的户籍誊本记载的收养婢女、婚嫁与子女情况、女子缠足情况等信息，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存在的一些情形。[※注]

二 教育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在台湾建立起新的教育体系，并大力推行日文教育，以同化台湾人民。关于日据时期的教育，大陆台湾史学界与教育学界均有关注，并有较多成果面世。

钟安西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划分为四个时期：1895—1898年为草创期、1898—1919年为成型期、1919—1937年为扩展期、1937—1945年为蜕变期。他又将教育体系划分为初等普通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普通教育（中学、大学先修教育）、实业教育（初等、中等教育）、专门教育（大专教育）、师范教育及大学教育六大类。在分析各时期及各类别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将殖民教育体系的特点归纳为：始终为殖民政策服务，带有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明显的愚民政策痕迹；日台人双轨差别教育等。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可取的一面，如在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上均有若干建树，也予以肯定，并指出日据时期的大专教育乏善可陈。[※注]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分类与分期，陈小冲有不同认识。他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四大类。在时段上，则划分为三个阶段：1895—1921年为创始期，教育机构逐步完备，实施日台人教育分而治之的双轨制；1922—1941年为发展期，完整的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人共学制；1941—1945年为成熟期，取消公学校与小学校的区别，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近代化教育体制形成。陈小冲还对殖民教育体制下台湾人的反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殖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主观上是为了同化台湾人民且培养中下级技术人才，客观上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科技文化知识，对台湾人有有利的一面，台湾人民对殖民教育体系因此既有抵触也有接纳。[※注]

龚放将日据时期的教育政策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为特征的“渐进主义”时期（1895—1918年）；二是名实难副的“日台共学”和“内地延长主义”时期（1919—1936年）；三是“战时教育”与“皇民化”时期（1937—1945年），并对各阶段的教育政策进行了分析。[※注]龚放的分期法与前述钟安西的分期法较为接近。

陈荟、段晓明对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分类则与陈小冲的前述分类法比较相似，他们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分为学前教育（幼儿园）、初等教育（小学校、公学校、山地教育所）、中等教育（高等普通学校、实业学校、大学先修科或大学预科学校）、师范教育（小学师范部、公学师范部）、高等教育（专门学校、综合性大学）五大类，不同之处仅在将幼儿园阶段也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内。他们还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实质归纳为奴化教育、“差别化”教育、教师结构日籍化、把持师范教育等几个方面。[※注]

薛菁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殖民特性，以教育为手段，达到同化台湾人民、方便殖民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近代西方教育体制，促进了台湾教育体系的近代化。[※注]杨晓对矢内原忠雄的殖民地教育理论进行了辨析，指出矢内原忠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在杨晓对矢内原忠雄教育理论的辨析背后，同样是对殖民地教育具有双重性的理解。[※注]

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确立殖民教育方针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初期的“以无方针为方针”到同化方针，再到日据后期的皇民化方针，认为不同时期殖民教育方针的变化反映了殖民政策的变化，并形成殖民教育语境，对台湾人民造成精神奴役与现实伤害。[※注]汪婉从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殖民地教育观入手，指出由于受到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日据初期总督府并未实施彻底的同化政策，而是采取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不过受伊泽修二的同化教育主张的影响，总督府在一开始就明确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奠定了后来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础。[※注]都斌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语言教育，也就是“国语”（日语）教育政策的产生、发展及影响，指出“国语同化”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同化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注]周翔鹤根据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街庄志，观察位于台北市周边、属于乡镇农村地区的板桥街、中和庄、三峡庄以及莺歌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状况，从而从地方社会层面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及其与殖民当局同化政策的关系，指出殖民当局通过早期的公学校教育以及后来的中等教育、专科教育等，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和中坚分子，之后又通过这些社会精英和中坚分子展开了更广泛的社会教育，从而实现利用教育手段对台湾人民的同化。[※注]

殖民教育政策影响台湾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书房（私塾）的没落。黄新宪认为，台湾的书房对于保存中华文化、维护汉民族特性、培养造就爱国知识分子，有重要意义。[※注]刘丽霞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私塾教育的发展阶段、特点及其历史文化意义，指出由于受到殖民政府的不断打压、限制和取缔，日据时期私塾生存极为艰难。[※注]陈小冲分析了殖民当局如何通过书房调查及一系列收编措施，对传统书房教育进行改造、打压，指出由于日据初期殖民地教育面临传统书房的激烈竞争，“国语”推广计划也受到传统汉学教育的挑战，台湾总督府于是在全岛开展书房调查和整顿工作，对书房进行所谓改良，在书房增设日语课程，并对书房教师进行包括日语、算术、礼节三科在内的“职业培训”，使书房经营方向向公学校靠拢。殖民政府对书房教师也进行收编，通过延聘有名望的书房教师到公学校教授汉文的方式，进一步削弱书房的竞争力。在殖民当局的政策打压下，台湾传统的书房教育在1922年后日渐走向衰落。[※注]

对于日据时期各级学校教育，龚放撰文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其殖民地性质，并重点介绍了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情况。[※注]黄新宪从教育学角度就日据时期台湾各级教育发表了多篇论文，《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初探》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的发展源流及其主要特征，《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考察了公学校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主要特点，《日据时期台湾女子初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女子中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女子留学日本考》则考察了各级女子教育的情况及台湾女性留学日本的情况，《日据时期台湾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对福建的台湾籍民教育进行了研究，《日据时期台湾职业教育探讨》则对日据时期的职业教育，也就是实业教育，从政策与体制角度均有论及。[※注]在其专著《台湾教育：从日据到光复》中，黄新宪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更有全面论述，其内容涉及伊泽修二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影响，“皇民化”教育、书房教育、公学校、小学校、女子教育、以“台北帝国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台湾籍民教育、留学教育以及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等。[※注]

另外，吴丽仙对由雾峰林家创办的民间区域性启蒙团体雾峰一新会的教育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在重视妇女教育、提倡体育与艺术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注]蒋宗伟讨论日据时期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的情况，并对他们在大陆参与抗日与收复台湾工作的经历尤为关注，指出他们中大部分人通过在大陆的学习和实践，认识到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注]

三 宗教

对日据时期台湾各种宗教的研究，也是该时期社会文化史领域较为集中的议题。

翁伟志以长老会为中心，按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活动的阶段进行分期，分别考察基督教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立场，指出基督教会自日据初期就置身于中国人的抗日运动之外，并逐渐认同日本人的统治，乃至甘愿为日本人所用。日据时期以长老会为中心的基督教会无法融入台湾主流社会，与台湾教会的“本土化”水平不高有很大关联。[※注]林立强将日据时期基督教发展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895年到1930年，是信仰自由时期；从1931年到1945年，是宗教压制时期。日据时期基督教发展呈现出下述特点：一是以长老会的发展为代表；二是地域发展不平衡，南部逐渐超越北部；三是发展阶段不平衡，1930年以前是良性发展时期，1930年以后是停滞时期；四是教会逐渐组织化；五是建立了完整的教会人才培养体系。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由于丧失了清代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传教特权，并受到是否参拜日本神社等问题的困扰以及殖民当局的严密控制和监视，其传教吸引力逐渐弱化。到日据后期，基督教逐渐被殖民政府控制，成为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组织。[※注]

天主教也是由西方传入台湾的宗教，并与基督教一直存在竞争关系。王晓云、雷阿勇对比了日据时期天主教（主要是多明我会）和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信徒数量与传教区域的增长情况，对日据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台湾传教过程中相互竞争并发生摩擦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既有教义与门派分歧，也有现实利益冲突，还有对传教空间的争夺等。他们还将日据时期天主教会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895—1913年为过渡时期、1913—1937年为发展时期、1937—1945年为阻滞时期，并分期考察了天主教会吸收本土信徒的情况，指出本土信徒的增加，促进了天主教会的发展，也对台湾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注]

和天主教、基督教等来自西方的宗教不同，佛教在台湾民间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并成为两岸文化一脉相连的纽带之一。为了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同化台湾人民，佛教因此和教育体系一样，成为殖民当局改造的对象，力图使其日本化。陈进国指出，日本在占领台湾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政策，试图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与同化台湾。这些政策措施包括数次的宗教和旧惯调查，在斋教徒发动的“西来庵事件”后，又通过日本佛教各宗派与台湾本土佛教各派的联合，成立一些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殖民统治后期，殖民当局更是推行“信仰皇民化运动”，强化日本化的宗教礼拜仪式和国家神道地位。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入台和殖民当局的一系列举措，使包括斋教和缁衣佛教在内的台湾佛教逐渐日本化，并对战后台湾佛教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殖民当局之所以竭力推动台湾佛教日本化，目的是通过铲除台湾固有的宗教习惯和信仰，确立对日本的国家和文化认同，从而解决其在台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注]王志平、吴敏霞考察了日据初期日本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在台湾进行的一系列以佛教为中心的宗教调查，这些调查涉及日本佛教在台的布教、台湾寺庙僧侣、台湾原有习俗信仰、台湾佛教历史发展等。在宗教调查的基础上，殖民当局形成了其初期的宗教政策，对来台的日本佛教加以有限的控制和限制，对台湾旧有宗教实行有限的“放任主义”，这一宗教政策体现了其“旧惯温存”的殖民统治策略。日据初期的宗教政策确立了殖民当局对台湾宗教发展的统辖地位，对台湾传统佛教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并为以后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开拓了空间。[※注]吴敏霞还对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将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区分为三大类，包括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在家佛教（即斋教），以及由日本殖民者输入台湾的日本佛教。日据初期和中期，日本佛教努力进入台湾，并试图控制台湾人民的佛教信仰，但台湾传统佛教仍然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台湾佛教中具有主体地位。斋教到日据中期则因受到殖民政府的严厉打击而有所削弱。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包括传统佛教、斋教和日本佛教在内的三大佛教均遭到毁灭性打击。[※注]

尽管殖民当局试图通过宗教殖民割断台湾与大陆佛教界的联系，但两岸佛教往来并未就此中断。何绵山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即使在1917年台湾开始独自传戒后，仍然有增无减地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两岸佛教界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有无法割断的联系。[※注]陈小冲考察了日本殖民当局以台湾为跳板，对福建进行宗教扩张的情况。他以外务部档案中有关日僧在闽布教的六则史料为基础，指出甲午战后来闽布教的日僧均来自台湾，台湾成为日本对闽实行宗教扩张的基地。日僧在闽的布教活动，得到台湾总督府在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成为台湾总督府对岸扩张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政策的目标既为了对外扩张势力，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台湾本身的统治。[※注]

范景鹏、马世英对1945年以前台湾的回教进行了回顾，其中提到日据时期，台湾回教受到殖民当局的压制，在“皇民化运动”中更受到严重打击，以致几乎断绝。[※注]

四 思想文化

在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其涉及的内容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小的专题。

（一）关于文化抗争与民族认同

日据时期，殖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其中就包括文化的手段。同时，台湾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展开了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保护传统中华文化的斗争。

林其泉较早撰文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通过历史著作撰写、文学创作，以及运用戏剧和电影等方式，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注]通过创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这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有突出表现。汪毅夫通过研究日据前期台湾文人王友竹、洪弃生、林痴仙、连雅堂等人的诗文，指出日据前期的台湾旧文学充分表现出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注]黎湘萍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置于民族抗争的大背景下，指出面对日本殖民政府通过长期推行文化统合措施、旨在彻底割断台湾与“原乡”（大陆）种种血脉联系的企图，台湾文学界沿着赖和、杨守愚等人于20年代开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道路，以笔代剑，积极抵制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即使用日语写作，也依然完整保留了鲜明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强烈的“中国意识”及“台湾属性”。[※注]肖成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展现出的对妇女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国民性问题、殖民体制问题等的批判，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创作的大量带有现实批判色彩的小说，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暴政、追求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注]

除通过文学创作与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相抗争，日据时期的民俗与歌仔戏等也蕴含了反殖民的精神特性。韩春萌通过考察台湾新文学中有关民俗的描写，揭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对殖民当局扼杀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抵制。[※注]李立平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歌仔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指出歌仔戏的发展史，既是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史，也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的历史。[※注]

陈小冲对20世纪20年代以文化协会为中心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台湾人民通过传播与保护中华文化，对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坚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注]才家瑞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50年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进行了梳理，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与忠诚。[※注]在《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保存汉文化运动》一文中，宋淑玉则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汉学运动的研究，来看在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政策下，内心深处始终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社会各阶层，对汉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注]

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陈小冲对蒋渭水的反殖民斗争思想进行了研究，以蒋渭水在总督府医学校、文化协会、民众党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为脉络，探讨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与实践，指出在蒋渭水身上，凸显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眷恋和身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这一方面说明殖民当局试图将台湾人日本化的同化政策是失败的，另一方面也可证明所谓日据时期台湾走向“脱中国化”的“台独”史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注]汪小平对20世纪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中新知识阶层的民族论述进行了辨析，尤以蒋渭水的民族论述为考察中心，探讨了蒋渭水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这一概念的思考及其对民族论述的建构。[※注]

朱双一对连雅堂、洪弃生、丘逢甲等台湾文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说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其自强保种思想、地理环境和语言文字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植根于历史的民族主义以及有关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说等，指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并且和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注]在《从旅行文学看日据时期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国大陆经验为中心》一文中，朱双一又分析了包括叶荣钟、虚谷、洪弃生、施梅樵、庄太岳、赖绍尧、杨树德等在内的彰化作家群体有关祖国的旅行文学描写，发现彰化作家群体通过自己或亲友的大陆旅行经历，加强和深化了其民族意识与认同。[※注]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殖民统治的强化，台湾人民的种种抗争被殖民政府无情打压，在台湾文化人中间不可避免出现了分化，有些人逐渐从抗争走向消隐，乃至妥协与顺从。计璧瑞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进行了全面研究，重点探讨殖民地处境与台湾新文学的关系，透过台湾新文学作家的书写，分析殖民社会政治、文化对被殖民者精神的压抑和渗透，以及对写作者身份认同和心理的影响。她对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的作家群体的文学想象和身份认同进行了辨析，指出殖民时期台湾作家因各自所处时期和经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和类型。中文作家一般民族意识强烈，且写作有着深刻的反殖民、反封建色彩。而在日文作家中，其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则出现一定的分化，即使如吕赫若等早期小说中充满左翼色彩的作家，后期的写作中其民族意识也变得曲折隐晦。部分作家面对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面对殖民者的“现代性”言说，对自身和相对的日本的文学想象，其立足点由昭示鲜明的民族立场转向考察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至于日据后期对殖民统治完全表现出顺从乃至膜拜的“皇民文学”，则是殖民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长期侵蚀的结果，呈现出被殖民者扭曲的心态。[※注]

（二）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受大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台湾也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倡导白话文写作、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学运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其主张都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卢善庆分析了台湾新文学运动崛起的过程以及包括黄朝琴、张我军等新文学运动主将们的主要主张、新文学运动创作等，指出无论从台湾新文学运动及对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作品的传播和推崇，还是从台湾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内容、主题等方面来分析，都很清楚地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中国大陆的文学革命极为相似。[※注]张光正从追溯白话新诗的缘起入手，回顾并探讨台湾新文学运动，指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岛外社会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产物，其实质是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一场搏斗，而台湾新文学在扬弃旧文学糟粕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台湾文学的民族主义传统，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性既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也是贯穿台湾新旧文学的一条主线。[※注]庄明萱也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祖国新文学运动同步，采取的模式和发展轨迹也大致相同，台湾新文学创作表现出的反殖民、反封建的精神和祖国新文学也一脉相通，并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台湾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一样，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注]武柏索也提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反殖、反帝、反封建，希望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并对本土社会文化结构进行革新。[※注]朱双一研究了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鉴于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等文学理念与五四新文学理念相契合，认为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确实有密切渊源。[※注]白润生、胡静波与武柏索分别撰文，探讨台湾知识分子创办的《台湾民报》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注]

何标对新文学运动内部的白话文和台湾话文之争、乡土文学之争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些争论属于“大同”中的“小异”，不宜人为“拔高”其中的部分主张，进而提出所谓的“台湾文学主体论”和“台湾民族文学论”。[※注]陈小冲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对部分“台独”意识深厚的学者提出的台湾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图谋建设独立的台湾民族文学，其精神是既反对日本文化也反对中国文化的论调进行了批驳，认为台湾话文运动事实上是“一场由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而进行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是对日本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注]

（三）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往来

日本殖民当局利用同化政策等各种手段，企图将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但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仍保持着直接的文化往来，两岸之间在文化上的血脉相连并不会因外力而完全被割断。前述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发生，并与其相似度极高，其实就反映了两岸之间深层次的文化联系。陈小冲指出，随着近代民族运动的兴起和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一批富有爱国心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传播中华文化、恢复和发展同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的重要性，以庄遂性、蒋渭水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运动领导者，在台湾开办书局，大力引进祖国大陆出版的书籍，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工作。为了维护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协会还以成立读报社和汉文学习班的方式，将人民组织起来，传播祖国消息，学习中华文化。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坚持中华文化传统、努力维护两岸文化联系的种种活动，充分显示了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人民不可征服的特性。[※注]吕若淮对《台湾文艺丛志》的研究也显示，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并未间断，台湾文社发行的文学期刊《台湾文艺丛志》就转载和引进了大量京沪等地文艺刊物发表的文章，台湾的传统文人和大陆文人也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注]

日据时期，文化名人梁启超、章太炎曾前往台湾，对于两岸文化交往也有重要影响。张寄谦指出，梁启超1911年访台，是希望了解台湾的情况，进而为大陆发展提供借鉴，但结果却大失所望。[※注]汤志钧从梁启超的著作《说常识》及筹组国民常识学会谈起，认为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的缘起是因为筹组常识学会工作进展不顺，在日本筹款无果后，想乘访问台湾的机会，和“旅台遗老”林献堂等再作磋商，以期获得林献堂和台胞相助。而台湾之行中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歪曲“常识”、美化殖民统治的做法，梁启超极为愤懑，进而促使其更致力于常识学会的创立工作，但因辛亥革命爆发，形势变化，最终作罢。[※注]杨齐福指出，虽然梁启超在台湾时间不长，但他在台期间和台湾同胞的直接接触、发表的诗文等，对台湾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均有深远影响。杨齐福还对梁启超在台期间发表的一些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论进行了辨析，认为这并非是梁启超的真情流露，而是权宜之计，并且和其内心的“日本情结”和“亚洲主义”思想有一定联系。梁启超离台后依然和台湾知识界保持密切联系，使其对台湾社会一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力。[※注]罗福惠、袁咏红依据译读未刊日文档案，对孙中山、梁启超旅台的背景和经过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孙、梁二人在台期间的言行，和其赴台背景及二人的对日态度有关。[※注]许俊雅根据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对梁启超台湾之行对台湾知识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朱双一考察了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中对日本殖民地所谓“现代化”真相的洞悉，并指出梁启超提出的“刘铭传”诗题，寄托了民族情感和反殖民的现代化追求，对此后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注]

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底避居台湾，在台停留时间约半年，期间任职于《台湾日日新报》，其在台期间的诗文也多发表于该报。汤志钧对章太炎在台湾的活动及其间发表的诗文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在台期间发表的诗文主要针砭对象是清政府，其后来之所以不容于《台湾日日新报》，不得不离开台湾，也是因为章太炎的文章中表现出同情康、梁，同情变法，对清政府则多有不满的情绪。[※注]李德霞从新闻角度对章太炎的在台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曾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总督府政策以及希望利用报刊对当局进行必要的监督的言论。[※注]

（四）辨析“殖民现代性”

所谓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台独”言论，不仅影响到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文化史研究中同样受到这样的言论干扰。朱双一对这种“台独”言论进行了驳斥，他将日据时期分成三个阶段，透过各阶段台湾文学中的相关描述，展示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者所谓的现代化政策下并未得到幸福，反而经历重重困难的历史事实，认为1937年以来殖民者推动的“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造成“殖民遗毒”，是战后台湾“台独”理论的重要成因。[※注]黎湘萍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梳理，也对类似言论进行了批驳，认为日据时期所谓的“台湾意识”，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反而是对这种外来“现代性”的消解和抵抗。[※注]

计璧瑞将殖民现代性区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殖民者自己认为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既是殖民现代性的接受者，也是拒斥者和批判者，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对殖民现代性的接受、反思与批判，其认知中展现了传统性与民族性、殖民性与现代性等多重关系的纠葛。[※注]

大陆文学史界对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有关现代性的理解与反思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朱双一研究了台湾作家赖和、赖贤颖、谢春木等人的祖国之行及其对殖民现代性的反思，指出这种经历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意义。通过在祖国之行中的所见所闻，他们对殖民现代性有了更深的反思，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入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包含着掠夺的目的，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痛苦和危害。[※注]李立平对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反现代化叙事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作家通过这种叙事模式，希望以“防卫的现代化”对抗日本的“殖民现代化”，而这使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呈现出“现代性”“民族性”和“殖民性”纠葛在一起的特殊景象。[※注]

张羽围绕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分析了总督府“殖民统治有功论”的官方表达，以及台湾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小叙述”对策展者“大叙述”的纠正或对抗。[※注]张羽还透过受到西方医学熏陶的赖和、蒋渭水、吴新荣、周金波四位台湾医师的涉医书写，观察在殖民现代化过程中，台湾医师对疾病医疗的态度，对医疗现代化、传统中医乃至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殖民性、现代性和本土性在台湾医师精神世界里的“厮杀与角力”，并认为从台湾医师的医疗书写中可以看出：“他们希望台湾现代化，但批判殖民化，希望保留本土化，但批判封建化，这四个维度的切割，显然是殖民地台湾的难题。”[※注]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糖业文化书写研究》中，张羽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时期糖业文化书写进行了梳理，并透过其中反映出的蔗农在殖民糖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处境，探讨当时蔗农、知识分子对糖业现代化的认知，进而揭示糖业现代化复杂的面相，并为学界讨论“殖民现代性”提供新的视角。[※注]

（五）学术研究及其他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术研究，邓孔昭分析了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和其他著作中有关郑成功的内容，指出连横对郑成功的研究和对民族精神的宣扬，使原本对郑成功就有深厚情感的台湾民众对郑成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民族运动的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如蒋渭水、林献堂和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等，从郑成功身上受到了精神鼓舞。[※注]哈正利、马威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官方和民间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重点论及一批日本学者及其田野工作和学术论著，分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指出人类学进入台湾，是作为殖民知识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在台湾生产的人类学知识在形态上是殖民主义的。[※注]张崇根对日据时期的民族学调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包括日本民族学会派出的鸟居龙藏等学者、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东台湾研究会等地方团体以及学校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进行的调查工作，指出日据时期民族学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注]左玉河围绕1930年儒墨学论战中以黄纯青、连雅堂为代表的“儒墨并尊”派和以颜笏山、张纯甫为代表的“非墨”派的相关言论，对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这场儒墨学论战背后，反映了台湾思想界的分化与困惑，因求新、崇墨势必会对台湾学者安身立命的儒学思想造成冲击，而台湾学者则更多希望在不触动儒学地位的情况下引入新思想新文化。[※注]

除以上小的专题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其他方面，如吕若淮根据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中的记载，考察日据时期的台湾文社。李诠林考察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民间方言歌谣。许彬彬、李无未从语言学角度对日据时期台湾闽南语会话课本的编写与教学进行研究，并强调闽南语方言史的研究价值。何元春、陈媛媛研究了日据时期登山活动的发展脉络，并对殖民主义文化在登山活动中的渗透进行了探讨。另外，李倩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和大连的电影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张羽则对比研究了台湾和东北沦陷区的殖民文化政策等。[※注]

总之，相对于明清时期台湾史而言，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有其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殖民地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这便涉及从宏观上把握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评价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具有掠夺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性质，控制与掠夺是其战略目标，先进性的赋予只是附带效果。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不例外。应该说，日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带来了某些现代性，但无可否认，这是建立在日本对台湾全面掠夺的基础上，而且是从属于其殖民侵略战略目标的附带效果。那种无视日本殖民侵略的掠夺性，而一味片面美化所谓“殖民现代性”效用的观点，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无稽之谈。二是资料问题。大陆地区虽有《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影印档案史料的出版，但该汇编收入史料主要为台湾与大陆往来资料，大量日本治台或台湾地方史料仍有待于挖掘。台湾地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等处对大批日据时期资料进行了整理出版或数字化，但由于两岸交流尚有一定限制，这些资料大陆学界还不易获得。因该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日本亦藏有不少重要史料，这方面的发掘和利用也很不够。日据台湾史研究尚有较大推进与提升的空间，这种推进与提升应是基于新史料的学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