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
一 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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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面临殖民地化的过程。在经济领域，为满足殖民母国的需要，台湾成为日本的资源供应地，是被殖民掠夺的对象，其经济体制也逐渐扭曲，形成依附于殖民母国的殖民地经济形态。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大陆学界对台湾学界的一些观点开始有所回应，特别是针对部分“台独”学者提出的“殖民统治有益论”以及所谓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论调，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对日据时期台湾“现代化”的实质进行了辨析，在强调殖民统治经济掠夺本质的同时。开始关注“殖民地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殖民地经济本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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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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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 资本 殖民政府 台湾 大陆 政策 学界 家庭手工业 贸易 殖民当局 宗主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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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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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成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经济做了初步概括与分析，指出殖民政府通过以下五种途径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霸占土地山林，培植日本地主势力；控制货币金融，搜刮金银财宝；垄断“专卖事业”，赚取巨额利润；控制工商业，垄断对外贸易；推行所谓“工业化”，以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注]王家骥指出，日本将台湾作为其原料供给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并同样强调殖民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台湾的掠夺与剥削。[※注]将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定性为殖民掠夺与剥削，这成为此后大陆学界研究该领域的共识。有不少学者更直接以“经济掠夺”为聚焦点，如陈佳的《乙未割台后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经济掠夺》（《福建学刊》1995年第3期）、赵铁锁的《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刘丽君的《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及其后果（1895—1945）》（《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郭学旺则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重心的改变进行了分析，指出“九一八”之前，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的重点在农业领域，为满足殖民母国对台湾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将台湾经济打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九一八事变后，殖民统治的重心转向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通过加强经济统制，掠夺台湾各项资源，供应战争需要。该文进而提出日据后期台湾工业发展是以日本侵略利益为转移的，服从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注]白纯对抗战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推行的各项经济掠夺政策进行了评述，指出战时的这些政策为光复后台湾经济重建带来了重重困难。[※注]
在突出日本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学者对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积极性的一面予以肯定。马陵合指出日据时期透过殖民当局的各项政策，日本资本得以掌控台湾经济，并使台湾经济成为日本帝国经济体系的附庸。但同时，该文在结尾又指出：“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涌入，对台湾经济本身而言，无疑是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虽然造成经济单纯化，但其经济发展则大为加速。”[※注]李非同样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做出了类似的评价。[※注]
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大陆学界对海峡对岸同类研究的关注逐渐加强，尤其针对部分“台独”学者提出的所谓“殖民统治有益论”“日本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等论调，大陆学界在研究中进行了驳斥与回应。曾润梅驳斥了“日本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台独”史观，提出四点认识：第一，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建立在清末台湾近代化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日本侵占台湾打断了台湾近代化的自然进程；第二，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台湾人民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所谓“日本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不过是日本殖民者无法带走而被迫留在台湾的；第三，日据时期无论是农业的发展还是后期的所谓工业化，都是服务于日本本国不同时期的需要，台湾经济的发展是殖民政府强行干预的结果；第四，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是非常畸形的，本土资本逐渐没落，日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性逐步加强，越来越失去其独立性。[※注]王键在其专著中，也针对“殖民统治有益论”等“台独”史观，从实证角度进行了批驳。该书对台湾总督府的土地调查与财政租税政策、“理番”政策、扶植日本资本压抑土著资本的殖民经济政策、糖业政策、农业经济政策、水利电力产业政策、单一出口型殖民地贸易政策、以官营农业移民为核心的移民政策、以“军需化”为特征的工业及统制政策、配合南进扩张政策的南进经济政策、对中国大陆经济进行扩张的对岸政策等逐一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总督府在建构殖民地经济体系过程中，将台湾建成了日本资本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总督府在台推行的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均以日本本国的利益为依归，从前期的“农业台湾”，使台湾形成米糖二元经济，到后期的“工业化”，在台湾发展军需工业，均非为了台湾自身的需要，也不是台湾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尽管日本战败投降后，不得不在台湾留下了一些东西，但这并非日本经营台湾的本意。[※注]
周翔鹤运用西蒙·库兹涅茨对国民经济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了反驳。他对比分析了日本和台湾的国民经济构成，指出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工业起步时的水平，但到了1937年，台湾的工业化程度（约四成）远低于日本的工业化水平（约七成），且台湾的国民经济构成主要为两部分：一是制糖业占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由日本垄断资本拥有与控制；一是农业占绝大部分的传统产业部门，由台湾本地资本所有。根据国民经济部门的构成与资本构成情况，周翔鹤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注]
除了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反驳外，大陆学界也开始有意识地借鉴海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周翔鹤分析介绍了四本经典的海外学者撰写的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著作，分别是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学者涂照彦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美国学者何保山的《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日本学者山本有造的《日本殖民地经济史研究》。矢内原忠雄的研究采用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史观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架构，旅日台湾学者涂照彦部分继承了矢内原忠雄的分析架构，但涂并不将“资本主义化—垄断化”的模式扩展到本地传统经济部门，而代之以“殖民地化”的概念，由此分析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传统经济部门的演化。矢内原忠雄和涂照彦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均有不同程度的批判，与他们不同，何保山和山本有造的研究似乎更多“以数字说话”，对殖民统治未做或少做道德与价值评判。何保山采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法，通过对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和价格总水平的分析，探讨台湾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中对日据时期台湾农业部门的成长评价尤高。但何的研究缺乏对时代背景的观照，过分强调了政策的作用，甚至以政策实施的效果来反推政策出台的初衷。山本有造采用的是数量经济史和计量经济史的方法，对日据时期台湾和朝鲜的经济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数量分析说明日据时期台湾、朝鲜等地经济的殖民地性质，但他同时又认为有些问题难以通过数量分析来做出判断。尽管这四本著作均有其不足之处，但周翔鹤认为对它们应该批判地吸收、借鉴：“一个理论和方法，只要能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那它就是成功的，在此意义上，矢内原忠雄、涂照彦、何保山、山本有造都是成功的。一个理论和方法难免有其局限性，它所不能反映的侧面，我们可以利用其他理论和方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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