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
二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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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者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开始时间也较晚，但研究成果较之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要多，研究对象也涵盖了社会、教育、宗教、思想文化等多项专题。其他学科的介入，使社会文化史领域有些议题得到更深入的讨论，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文学史界对“殖民地现代性”的深度辨析，触摸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殖民性”与“现代性”相互并存、相互纠葛的一面，对把握该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的内涵有积极意义。对大陆台湾史学科来说，还需要从扎实的史料工作入手，辩证地分析延续与断裂、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等多重命题相互纠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把握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中的“殖民地现代性”特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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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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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 殖民当局 台湾人民 台湾 殖民地 佛教 殖民政府 台湾社会 宗教 民族主义 中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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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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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在台湾建立起新的教育体系，并大力推行日文教育，以同化台湾人民。关于日据时期的教育，大陆台湾史学界与教育学界均有关注，并有较多成果面世。
钟安西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划分为四个时期：1895—1898年为草创期、1898—1919年为成型期、1919—1937年为扩展期、1937—1945年为蜕变期。他又将教育体系划分为初等普通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普通教育（中学、大学先修教育）、实业教育（初等、中等教育）、专门教育（大专教育）、师范教育及大学教育六大类。在分析各时期及各类别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将殖民教育体系的特点归纳为：始终为殖民政策服务，带有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明显的愚民政策痕迹；日台人双轨差别教育等。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可取的一面，如在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上均有若干建树，也予以肯定，并指出日据时期的大专教育乏善可陈。[※注]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分类与分期，陈小冲有不同认识。他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四大类。在时段上，则划分为三个阶段：1895—1921年为创始期，教育机构逐步完备，实施日台人教育分而治之的双轨制；1922—1941年为发展期，完整的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人共学制；1941—1945年为成熟期，取消公学校与小学校的区别，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近代化教育体制形成。陈小冲还对殖民教育体制下台湾人的反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殖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主观上是为了同化台湾人民且培养中下级技术人才，客观上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科技文化知识，对台湾人有有利的一面，台湾人民对殖民教育体系因此既有抵触也有接纳。[※注]
龚放将日据时期的教育政策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为特征的“渐进主义”时期（1895—1918年）；二是名实难副的“日台共学”和“内地延长主义”时期（1919—1936年）；三是“战时教育”与“皇民化”时期（1937—1945年），并对各阶段的教育政策进行了分析。[※注]龚放的分期法与前述钟安西的分期法较为接近。
陈荟、段晓明对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分类则与陈小冲的前述分类法比较相似，他们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分为学前教育（幼儿园）、初等教育（小学校、公学校、山地教育所）、中等教育（高等普通学校、实业学校、大学先修科或大学预科学校）、师范教育（小学师范部、公学师范部）、高等教育（专门学校、综合性大学）五大类，不同之处仅在将幼儿园阶段也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内。他们还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实质归纳为奴化教育、“差别化”教育、教师结构日籍化、把持师范教育等几个方面。[※注]
薛菁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殖民特性，以教育为手段，达到同化台湾人民、方便殖民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近代西方教育体制，促进了台湾教育体系的近代化。[※注]杨晓对矢内原忠雄的殖民地教育理论进行了辨析，指出矢内原忠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在杨晓对矢内原忠雄教育理论的辨析背后，同样是对殖民地教育具有双重性的理解。[※注]
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确立殖民教育方针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初期的“以无方针为方针”到同化方针，再到日据后期的皇民化方针，认为不同时期殖民教育方针的变化反映了殖民政策的变化，并形成殖民教育语境，对台湾人民造成精神奴役与现实伤害。[※注]汪婉从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殖民地教育观入手，指出由于受到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日据初期总督府并未实施彻底的同化政策，而是采取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不过受伊泽修二的同化教育主张的影响，总督府在一开始就明确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奠定了后来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础。[※注]都斌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语言教育，也就是“国语”（日语）教育政策的产生、发展及影响，指出“国语同化”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同化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注]周翔鹤根据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街庄志，观察位于台北市周边、属于乡镇农村地区的板桥街、中和庄、三峡庄以及莺歌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状况，从而从地方社会层面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及其与殖民当局同化政策的关系，指出殖民当局通过早期的公学校教育以及后来的中等教育、专科教育等，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和中坚分子，之后又通过这些社会精英和中坚分子展开了更广泛的社会教育，从而实现利用教育手段对台湾人民的同化。[※注]
殖民教育政策影响台湾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书房（私塾）的没落。黄新宪认为，台湾的书房对于保存中华文化、维护汉民族特性、培养造就爱国知识分子，有重要意义。[※注]刘丽霞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私塾教育的发展阶段、特点及其历史文化意义，指出由于受到殖民政府的不断打压、限制和取缔，日据时期私塾生存极为艰难。[※注]陈小冲分析了殖民当局如何通过书房调查及一系列收编措施，对传统书房教育进行改造、打压，指出由于日据初期殖民地教育面临传统书房的激烈竞争，“国语”推广计划也受到传统汉学教育的挑战，台湾总督府于是在全岛开展书房调查和整顿工作，对书房进行所谓改良，在书房增设日语课程，并对书房教师进行包括日语、算术、礼节三科在内的“职业培训”，使书房经营方向向公学校靠拢。殖民政府对书房教师也进行收编，通过延聘有名望的书房教师到公学校教授汉文的方式，进一步削弱书房的竞争力。在殖民当局的政策打压下，台湾传统的书房教育在1922年后日渐走向衰落。[※注]
对于日据时期各级学校教育，龚放撰文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其殖民地性质，并重点介绍了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情况。[※注]黄新宪从教育学角度就日据时期台湾各级教育发表了多篇论文，《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初探》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的发展源流及其主要特征，《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考察了公学校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主要特点，《日据时期台湾女子初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女子中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女子留学日本考》则考察了各级女子教育的情况及台湾女性留学日本的情况，《日据时期台湾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对福建的台湾籍民教育进行了研究，《日据时期台湾职业教育探讨》则对日据时期的职业教育，也就是实业教育，从政策与体制角度均有论及。[※注]在其专著《台湾教育：从日据到光复》中，黄新宪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更有全面论述，其内容涉及伊泽修二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影响，“皇民化”教育、书房教育、公学校、小学校、女子教育、以“台北帝国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台湾籍民教育、留学教育以及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等。[※注]
另外，吴丽仙对由雾峰林家创办的民间区域性启蒙团体雾峰一新会的教育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在重视妇女教育、提倡体育与艺术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注]蒋宗伟讨论日据时期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的情况，并对他们在大陆参与抗日与收复台湾工作的经历尤为关注，指出他们中大部分人通过在大陆的学习和实践，认识到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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