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其涉及的内容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小的专题。

（一）关于文化抗争与民族认同

日据时期，殖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其中就包括文化的手段。同时，台湾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展开了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保护传统中华文化的斗争。

林其泉较早撰文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通过历史著作撰写、文学创作，以及运用戏剧和电影等方式，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注]通过创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这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有突出表现。汪毅夫通过研究日据前期台湾文人王友竹、洪弃生、林痴仙、连雅堂等人的诗文，指出日据前期的台湾旧文学充分表现出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注]黎湘萍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置于民族抗争的大背景下，指出面对日本殖民政府通过长期推行文化统合措施、旨在彻底割断台湾与“原乡”（大陆）种种血脉联系的企图，台湾文学界沿着赖和、杨守愚等人于20年代开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道路，以笔代剑，积极抵制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即使用日语写作，也依然完整保留了鲜明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强烈的“中国意识”及“台湾属性”。[※注]肖成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展现出的对妇女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国民性问题、殖民体制问题等的批判，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创作的大量带有现实批判色彩的小说，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暴政、追求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注]

除通过文学创作与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相抗争，日据时期的民俗与歌仔戏等也蕴含了反殖民的精神特性。韩春萌通过考察台湾新文学中有关民俗的描写，揭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对殖民当局扼杀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抵制。[※注]李立平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歌仔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指出歌仔戏的发展史，既是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史，也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的历史。[※注]

陈小冲对20世纪20年代以文化协会为中心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台湾人民通过传播与保护中华文化，对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坚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注]才家瑞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50年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进行了梳理，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与忠诚。[※注]在《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保存汉文化运动》一文中，宋淑玉则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汉学运动的研究，来看在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政策下，内心深处始终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社会各阶层，对汉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注]

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陈小冲对蒋渭水的反殖民斗争思想进行了研究，以蒋渭水在总督府医学校、文化协会、民众党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为脉络，探讨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与实践，指出在蒋渭水身上，凸显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眷恋和身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这一方面说明殖民当局试图将台湾人日本化的同化政策是失败的，另一方面也可证明所谓日据时期台湾走向“脱中国化”的“台独”史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注]汪小平对20世纪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中新知识阶层的民族论述进行了辨析，尤以蒋渭水的民族论述为考察中心，探讨了蒋渭水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这一概念的思考及其对民族论述的建构。[※注]

朱双一对连雅堂、洪弃生、丘逢甲等台湾文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说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其自强保种思想、地理环境和语言文字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植根于历史的民族主义以及有关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说等，指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并且和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注]在《从旅行文学看日据时期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国大陆经验为中心》一文中，朱双一又分析了包括叶荣钟、虚谷、洪弃生、施梅樵、庄太岳、赖绍尧、杨树德等在内的彰化作家群体有关祖国的旅行文学描写，发现彰化作家群体通过自己或亲友的大陆旅行经历，加强和深化了其民族意识与认同。[※注]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殖民统治的强化，台湾人民的种种抗争被殖民政府无情打压，在台湾文化人中间不可避免出现了分化，有些人逐渐从抗争走向消隐，乃至妥协与顺从。计璧瑞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进行了全面研究，重点探讨殖民地处境与台湾新文学的关系，透过台湾新文学作家的书写，分析殖民社会政治、文化对被殖民者精神的压抑和渗透，以及对写作者身份认同和心理的影响。她对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的作家群体的文学想象和身份认同进行了辨析，指出殖民时期台湾作家因各自所处时期和经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和类型。中文作家一般民族意识强烈，且写作有着深刻的反殖民、反封建色彩。而在日文作家中，其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则出现一定的分化，即使如吕赫若等早期小说中充满左翼色彩的作家，后期的写作中其民族意识也变得曲折隐晦。部分作家面对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面对殖民者的“现代性”言说，对自身和相对的日本的文学想象，其立足点由昭示鲜明的民族立场转向考察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至于日据后期对殖民统治完全表现出顺从乃至膜拜的“皇民文学”，则是殖民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长期侵蚀的结果，呈现出被殖民者扭曲的心态。[※注]

（二）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受大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台湾也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倡导白话文写作、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学运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其主张都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卢善庆分析了台湾新文学运动崛起的过程以及包括黄朝琴、张我军等新文学运动主将们的主要主张、新文学运动创作等，指出无论从台湾新文学运动及对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作品的传播和推崇，还是从台湾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内容、主题等方面来分析，都很清楚地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中国大陆的文学革命极为相似。[※注]张光正从追溯白话新诗的缘起入手，回顾并探讨台湾新文学运动，指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岛外社会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产物，其实质是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一场搏斗，而台湾新文学在扬弃旧文学糟粕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台湾文学的民族主义传统，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性既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也是贯穿台湾新旧文学的一条主线。[※注]庄明萱也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祖国新文学运动同步，采取的模式和发展轨迹也大致相同，台湾新文学创作表现出的反殖民、反封建的精神和祖国新文学也一脉相通，并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台湾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一样，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注]武柏索也提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反殖、反帝、反封建，希望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并对本土社会文化结构进行革新。[※注]朱双一研究了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鉴于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等文学理念与五四新文学理念相契合，认为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确实有密切渊源。[※注]白润生、胡静波与武柏索分别撰文，探讨台湾知识分子创办的《台湾民报》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注]

何标对新文学运动内部的白话文和台湾话文之争、乡土文学之争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些争论属于“大同”中的“小异”，不宜人为“拔高”其中的部分主张，进而提出所谓的“台湾文学主体论”和“台湾民族文学论”。[※注]陈小冲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对部分“台独”意识深厚的学者提出的台湾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图谋建设独立的台湾民族文学，其精神是既反对日本文化也反对中国文化的论调进行了批驳，认为台湾话文运动事实上是“一场由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而进行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是对日本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注]

（三）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往来

日本殖民当局利用同化政策等各种手段，企图将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但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仍保持着直接的文化往来，两岸之间在文化上的血脉相连并不会因外力而完全被割断。前述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发生，并与其相似度极高，其实就反映了两岸之间深层次的文化联系。陈小冲指出，随着近代民族运动的兴起和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一批富有爱国心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传播中华文化、恢复和发展同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的重要性，以庄遂性、蒋渭水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运动领导者，在台湾开办书局，大力引进祖国大陆出版的书籍，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工作。为了维护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协会还以成立读报社和汉文学习班的方式，将人民组织起来，传播祖国消息，学习中华文化。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坚持中华文化传统、努力维护两岸文化联系的种种活动，充分显示了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人民不可征服的特性。[※注]吕若淮对《台湾文艺丛志》的研究也显示，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并未间断，台湾文社发行的文学期刊《台湾文艺丛志》就转载和引进了大量京沪等地文艺刊物发表的文章，台湾的传统文人和大陆文人也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注]

日据时期，文化名人梁启超、章太炎曾前往台湾，对于两岸文化交往也有重要影响。张寄谦指出，梁启超1911年访台，是希望了解台湾的情况，进而为大陆发展提供借鉴，但结果却大失所望。[※注]汤志钧从梁启超的著作《说常识》及筹组国民常识学会谈起，认为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的缘起是因为筹组常识学会工作进展不顺，在日本筹款无果后，想乘访问台湾的机会，和“旅台遗老”林献堂等再作磋商，以期获得林献堂和台胞相助。而台湾之行中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歪曲“常识”、美化殖民统治的做法，梁启超极为愤懑，进而促使其更致力于常识学会的创立工作，但因辛亥革命爆发，形势变化，最终作罢。[※注]杨齐福指出，虽然梁启超在台湾时间不长，但他在台期间和台湾同胞的直接接触、发表的诗文等，对台湾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均有深远影响。杨齐福还对梁启超在台期间发表的一些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论进行了辨析，认为这并非是梁启超的真情流露，而是权宜之计，并且和其内心的“日本情结”和“亚洲主义”思想有一定联系。梁启超离台后依然和台湾知识界保持密切联系，使其对台湾社会一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力。[※注]罗福惠、袁咏红依据译读未刊日文档案，对孙中山、梁启超旅台的背景和经过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孙、梁二人在台期间的言行，和其赴台背景及二人的对日态度有关。[※注]许俊雅根据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对梁启超台湾之行对台湾知识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朱双一考察了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中对日本殖民地所谓“现代化”真相的洞悉，并指出梁启超提出的“刘铭传”诗题，寄托了民族情感和反殖民的现代化追求，对此后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注]

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底避居台湾，在台停留时间约半年，期间任职于《台湾日日新报》，其在台期间的诗文也多发表于该报。汤志钧对章太炎在台湾的活动及其间发表的诗文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在台期间发表的诗文主要针砭对象是清政府，其后来之所以不容于《台湾日日新报》，不得不离开台湾，也是因为章太炎的文章中表现出同情康、梁，同情变法，对清政府则多有不满的情绪。[※注]李德霞从新闻角度对章太炎的在台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曾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总督府政策以及希望利用报刊对当局进行必要的监督的言论。[※注]

（四）辨析“殖民现代性”

所谓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台独”言论，不仅影响到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文化史研究中同样受到这样的言论干扰。朱双一对这种“台独”言论进行了驳斥，他将日据时期分成三个阶段，透过各阶段台湾文学中的相关描述，展示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者所谓的现代化政策下并未得到幸福，反而经历重重困难的历史事实，认为1937年以来殖民者推动的“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造成“殖民遗毒”，是战后台湾“台独”理论的重要成因。[※注]黎湘萍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梳理，也对类似言论进行了批驳，认为日据时期所谓的“台湾意识”，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反而是对这种外来“现代性”的消解和抵抗。[※注]

计璧瑞将殖民现代性区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殖民者自己认为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既是殖民现代性的接受者，也是拒斥者和批判者，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对殖民现代性的接受、反思与批判，其认知中展现了传统性与民族性、殖民性与现代性等多重关系的纠葛。[※注]

大陆文学史界对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有关现代性的理解与反思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朱双一研究了台湾作家赖和、赖贤颖、谢春木等人的祖国之行及其对殖民现代性的反思，指出这种经历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意义。通过在祖国之行中的所见所闻，他们对殖民现代性有了更深的反思，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入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包含着掠夺的目的，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痛苦和危害。[※注]李立平对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反现代化叙事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作家通过这种叙事模式，希望以“防卫的现代化”对抗日本的“殖民现代化”，而这使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呈现出“现代性”“民族性”和“殖民性”纠葛在一起的特殊景象。[※注]

张羽围绕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分析了总督府“殖民统治有功论”的官方表达，以及台湾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小叙述”对策展者“大叙述”的纠正或对抗。[※注]张羽还透过受到西方医学熏陶的赖和、蒋渭水、吴新荣、周金波四位台湾医师的涉医书写，观察在殖民现代化过程中，台湾医师对疾病医疗的态度，对医疗现代化、传统中医乃至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殖民性、现代性和本土性在台湾医师精神世界里的“厮杀与角力”，并认为从台湾医师的医疗书写中可以看出：“他们希望台湾现代化，但批判殖民化，希望保留本土化，但批判封建化，这四个维度的切割，显然是殖民地台湾的难题。”[※注]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糖业文化书写研究》中，张羽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时期糖业文化书写进行了梳理，并透过其中反映出的蔗农在殖民糖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处境，探讨当时蔗农、知识分子对糖业现代化的认知，进而揭示糖业现代化复杂的面相，并为学界讨论“殖民现代性”提供新的视角。[※注]

（五）学术研究及其他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术研究，邓孔昭分析了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和其他著作中有关郑成功的内容，指出连横对郑成功的研究和对民族精神的宣扬，使原本对郑成功就有深厚情感的台湾民众对郑成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民族运动的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如蒋渭水、林献堂和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等，从郑成功身上受到了精神鼓舞。[※注]哈正利、马威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官方和民间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重点论及一批日本学者及其田野工作和学术论著，分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指出人类学进入台湾，是作为殖民知识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在台湾生产的人类学知识在形态上是殖民主义的。[※注]张崇根对日据时期的民族学调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包括日本民族学会派出的鸟居龙藏等学者、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东台湾研究会等地方团体以及学校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进行的调查工作，指出日据时期民族学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注]左玉河围绕1930年儒墨学论战中以黄纯青、连雅堂为代表的“儒墨并尊”派和以颜笏山、张纯甫为代表的“非墨”派的相关言论，对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这场儒墨学论战背后，反映了台湾思想界的分化与困惑，因求新、崇墨势必会对台湾学者安身立命的儒学思想造成冲击，而台湾学者则更多希望在不触动儒学地位的情况下引入新思想新文化。[※注]

除以上小的专题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其他方面，如吕若淮根据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中的记载，考察日据时期的台湾文社。李诠林考察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民间方言歌谣。许彬彬、李无未从语言学角度对日据时期台湾闽南语会话课本的编写与教学进行研究，并强调闽南语方言史的研究价值。何元春、陈媛媛研究了日据时期登山活动的发展脉络，并对殖民主义文化在登山活动中的渗透进行了探讨。另外，李倩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和大连的电影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张羽则对比研究了台湾和东北沦陷区的殖民文化政策等。[※注]

总之，相对于明清时期台湾史而言，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有其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殖民地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这便涉及从宏观上把握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评价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具有掠夺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性质，控制与掠夺是其战略目标，先进性的赋予只是附带效果。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不例外。应该说，日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带来了某些现代性，但无可否认，这是建立在日本对台湾全面掠夺的基础上，而且是从属于其殖民侵略战略目标的附带效果。那种无视日本殖民侵略的掠夺性，而一味片面美化所谓“殖民现代性”效用的观点，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无稽之谈。二是资料问题。大陆地区虽有《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影印档案史料的出版，但该汇编收入史料主要为台湾与大陆往来资料，大量日本治台或台湾地方史料仍有待于挖掘。台湾地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等处对大批日据时期资料进行了整理出版或数字化，但由于两岸交流尚有一定限制，这些资料大陆学界还不易获得。因该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日本亦藏有不少重要史料，这方面的发掘和利用也很不够。日据台湾史研究尚有较大推进与提升的空间，这种推进与提升应是基于新史料的学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