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收复台湾。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终于回归祖国，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收获之一。

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总督府的土地、财产、公营企业、军事设施等，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台胞的中国国籍，强制推行国语、国文，铲除日本殖民色彩，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关系到维护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即开始宣传收复台湾的经过，颂扬国民政府及台湾调查委员会在收复台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 对台湾光复的初步述说

光复初期，汤子炳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专员。1946年8月，他将编写的《台湾史纲》付梓。该书专列了第六章“我台湾省之光复”，涉及“中国光复台湾之决心”“光复台湾之准备”“日本之投降与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成立”，附录了“台湾光复时之情势”，对台调会、陈仪等人在抗日复台运动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叙述，可谓第一部记载了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书籍。[※注]类似的著述还有黄玉斋主编的《台湾年鉴》。这类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著述属于当代史的范畴，主要是正面宣传。因著述者直接参加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实际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资料。

因国共内战，国民党在中国大陆遭到惨败，1949年退据台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国共隔海对峙。台湾成为国民党政权“生聚教训”“反攻大陆”的基地。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后期，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推行白色恐怖，对涉及中国共产党、左翼活动的资料、书籍一律加以查封，鼓吹“反攻大陆”，建构“反共复国”的历史观，宣传国民党光复台湾的事功，来论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台湾光复与二二八事件前后相连，若深入研究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必然牵涉到二二八事件。直接从事收复台湾的陈仪因匪谍罪被枪毙，台湾革命同盟会的领导人物，如谢南光回到大陆，参加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回到台湾，因匪谍罪相继被枪毙。因此，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大力宣传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每年纪念台湾光复节，另一方面严禁提及二二八事件，对台调会、陈仪、谢南光、宋斐如、李友邦等人讳莫如深。基于现实政治的禁忌与“反共复国”的考虑，在台湾岛内，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难以真正展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继承中华民国的主权和领土。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国民党政权收复台湾一般持否定的态度，强调台湾光复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肯定台湾光复合法性的时候，指出其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为，而非国民党政权，或蒋介石、陈仪的个人努力。在国共隔海对峙、誓不两立的政治氛围下，中国大陆学术界无法开展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

为了配合“1950年中国人民第一个严重的任务是：解放台湾！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而解放台湾”,1950年初，进步人士王思翔著《台湾二月革命记》一书出版。他指出：“早在接收台湾以前，国民党‘中央’就颁布了‘台湾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长官集中军事、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这是日帝‘六三法’的翻版，只是把‘总督’一名词换为‘长官’而已。以第一任行政长官陈仪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它的组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亲日派’政府——这些人是一向主张投降日本的，他们的脑子中充满着‘东洋文明’，积极要求全盘承受日帝殖民统治。于是特殊化的台湾，即意味着殖民地统治秩序的延续，特殊化的政制建立起来了，特殊化的经济——以币制为代表物，也建立起来了。国民党政权到台湾来的第一个工作，是接收日帝镇压台湾人民的手段。”[※注]这样的表述是为解放台湾的宣传而准备的，作者也承认缺乏史料。

为了配合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使大众对台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吴壮达编写的《台湾》一书，约4万字。作者指出：“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沦陷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归祖国的版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接收’台湾以后，又把台湾的主权陆续出卖给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注]

1955年1月，由武原编著的《台湾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出版，约3万字。关于台湾光复，作者指出：“1945年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者，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向我国投降。被日本侵占了五十年的台湾从此正式回到祖国怀抱里来了。”“台湾重归祖国了，但是台湾同胞却又遭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注]

1955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芸生著《台湾史话》，约7万字。作者专列一章“国际协议与收复台湾”，引用了原始文件，指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这四项国际文献，都确切表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法律地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代表中国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为中山堂）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从这一天起，被日本侵夺五十年之久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宣告收复，重归中国的版图。”[※注]作者在引用《开罗宣言》原文时，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国”。由于作者在写书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相比较其他同类出版物，已经颇具学术性。

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编著的《台湾历史概述》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约6万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该书于1962年再版。作者重点叙述了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历史，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台湾省受降仪式及陈仪宣布台湾回归中国的讲话原文，指出：“台湾归还中国后，中国即进行政治、军事上的管理，恢复了在台湾的主权。对日作战期间的同盟国政府，也在它们后来历次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承认了这个事实。”[※注]

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缓和，1971年4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雷发表谈话，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将来求得国际的解决”。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反驳美方的言辞，指出：“事实是，台湾和澎湖列岛早于1945年10月25日已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管。从那时起，中国已恢复对台湾的主权。”[※注]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一文，指出“1945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就是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在台北举行台湾日军的受降仪式，台湾省终于重返祖国怀抱。从此中国恢复了在台湾省的主权权利”。[※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5年10月，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0年至1979年，中国大陆一些文史学者为了配合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编写了多本台湾简史，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对台湾的侵略，歌颂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于台海两岸军事对峙，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代表权，对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大陆一般采取回避，甚至是负面的看法，一些小册子强调台湾光复是国民党反动派去奴役压迫台湾人民，但对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约束力、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仍是予以高度肯定。因作者并非专职研究台湾史，参考书籍不多，考证不够严密，这类书籍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其对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的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却无法正视蒋介石、陈仪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国对台政策从“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采取和平方式，与国民党政权打交道，来解决台湾问题。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从台湾撤出军队，反美不合时宜。中国大陆高层开始正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对国民党过去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也开始有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相关部门开始收集、整理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史料，加以出版。

二 有关台湾光复的纪念活动

为了实现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大陆逐渐淡化对“二二八起义”的宣传，开始纪念台湾光复，为与国民党政权打交道，寻找共同的历史记忆。

台湾光复40周年之际，1985年10月25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使台湾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回归祖国。1945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员在台北市公会堂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宣布‘从今日起，台湾以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至此，中国正式收回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团结抗战的重大成果。”[※注]

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一次高度评价台湾光复的重大历史意义，并召集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由国家副主席发表讲话，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在前30多年是不敢想象的。在降低两岸敌意、缓和紧张关系的大背景下，大陆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的学术研究逐渐展开。

针对岛内“台独”声音的抬头及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定位，1993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的白皮书，回顾了台湾问题的由来，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重新恢复了台湾省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引用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书”，指出：1945年“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作者引用《开罗宣言》原文时，做了一点改动：“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白皮书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得到了联合国及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注]

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四伏。值台湾光复50周年之际，1995年10月24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主持大会，国务院总理李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50年前的10月25日，祖国的宝岛台湾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天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台湾光复50周年，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强调：“根据当时的中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重置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台湾与祖国大陆迄今尚未统一，但是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中国对台湾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崇高使命——纪念台湾光复50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明严正立场，坚持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面对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坐大，他们逐渐意识到了高度评价台湾光复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民进党政权上台后，大搞分裂活动，修改教科书，歪曲、甚至否定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对此，中国共产党及大陆学术界予以坚决驳斥，捍卫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

2005年春，连战登陆，国共两党实现历史性和解。10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945年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之际，中国政府代表在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上向全世界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成果，是全民族的胜利和骄傲。无数先辈为了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建立的历史功勋，永远铭记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注]同时，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台湾人民抗日史实图片展，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台湾光复专题片。

纵观近30年来中共举办的三次大规模台湾光复纪念活动，一是规模不断扩大，从1985年的纪念大会到2005年的举办图片展、播放电视专题片、纪念晚会、学术研讨会、人民大会堂纪念活动，显示中国共产党对纪念台湾光复的高度重视。二是越来越关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1985年、1995年纪念活动主要由国家领导人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做简略叙述，2005年贾庆林的讲话则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重要举措和相关文件，论证深刻，阐述清晰，表明大陆高层有勇气与胸怀正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功绩。三是采取实际行动，推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学术研究的展开，尽管大陆高层一直强调台湾光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国家行为，一般不提及国民党政权，或蒋介石、陈仪等人的事功，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出版大量历史资料，为学术界开展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相关的论著、学术论文可以出版刊行。

三 台湾光复史研究的拓展

自1974年起，陈碧笙开始撰写台湾史，于1982年出版学术专著《台湾地方史》，叙述了自古代至台湾光复间的历史。作者专列一章“抗战胜利与台湾复归祖国”，说明：“《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和发表，战后台湾、澎湖的法律地位已经确定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得到国际公认的。”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日方投降代表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领受中国受降主官陈仪的‘第一号命令’，办理投降手续。”“接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成立，行使职权。”“台湾、澎湖实际归还祖国，也为当时的盟国政府所公认。”“由上种种，台湾澎湖实际上已经归还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已得到国际公认，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作者最后指出：“由于1662年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才得以摆脱荷兰统治下的第一次殖民地的命运；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才得而摆脱日本统治下的第二次殖民地的命运。”[※注]这样的表述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

1987年以来，在两岸关系开始缓和、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历史大背景下，借助海峡两岸出版的史料，大陆学术界开始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展开学术探讨。

1987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单位将关于回忆陈仪的文章加以整理，出版了《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一书，所收文章涉及陈仪的一生，包括陈仪筹建台调会、接收台湾的经过。[※注]这是一部研究陈仪其人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史料。二档馆经过长期整理，于1989年编辑出版了《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注]，这部资料集包括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之筹划、台湾的接收与重建，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为大陆学术界开展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1993年，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将馆藏的日据时期闽台交往的史料编辑整理，出版了《闽台关系档案资料》。[※注]该书中收有李友邦等台籍志士抗日复台的史料，弥足珍贵。

1996年，由陈孔立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出版。该书简略叙述了台湾光复与接收的经过，指出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至此，被迫割让50年又156天的台湾省，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体制做了说明，指出陈仪接收台湾举措中的若干错误，亦肯定了一些合理成分，如台币的推行。[※注]

同年，左双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学术论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论及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立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台工作机构，包括台湾革命同盟会、直属台湾党部、台调会的工作，受降接收与台湾光复。[※注]该文引用了两岸已经公开的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史料，资料丰富，分析清晰，是一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孙彩霞在《台湾研究集刊》上发表了《陈仪与台湾》的学术论文，对陈仪收复台湾的准备、接管与重建台湾，都做了深入分析。[※注]俞歌春、史习培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抗日复台策略论析》，阐述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经过。1997年，郭学旺在《台湾研究》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开罗会议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准备》，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做了述评。1998年，骆威发表《国民政府台湾调查委员会述论》一文，对台调会设立背景及经过、具体工作做了初步探讨，对其作用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注]这是大陆第一篇关于台调会的学术论文，有助于全面正确看待台调会。

2000年以来，随着大陆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研究的深入，学术氛围进一步宽松，借助两岸出版的大量档案史料，大陆一些学者开始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一些学术机构专门举办了以台湾光复为主旨的学术研讨会，触及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若干细节问题。

张海鹏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他深感推动台湾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于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主持召开了4次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日据台湾50年和光复初期台湾历史，展开研讨，汇编成4部学术论文集[※注]，其中有多篇涉及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论文，推动了中国大陆的台湾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为了证实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两岸的血脉联结，大陆相关部门耗费巨资，于2007年推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主编的《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共300册，影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台湾光复及光复初期的大量图书、资料、杂志等，对于促进台湾光复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陆一些学者对台湾义勇队的研究较为深入。福建省档案馆藏有大量台湾义勇队的档案。1991年，林真发表了学术论文《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其在福建的活动》，探讨了台湾义勇队创建的经过以及在福建的事功。[※注]1998年，陈正平著《李友邦与台胞抗日》一书出版，叙述了李友邦的生平及抗日经历，谈及李友邦创建台湾义勇队的经过。[※注]2003年，楼子芳著《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在台湾出版。该书对台湾义勇队分为三个时期，即筹建时期、前期（驻金华时期）、后期（驻龙岩时期），主要叙述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行动经过。[※注]汪毅夫长期关注台湾义勇队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仔细阅读了福建省档案馆收藏的台湾义勇队档案，参考了《台湾先锋》杂志，于2005年发表了学术论文《从福建馆藏档案看台湾义勇队同仁——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作》，再现了台湾义勇队的若干史实，加深对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注]同年，金振林主编《台湾义勇队在金华》一书出版，收集了有关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队团员的文章，讲述了他们的抗战事迹。[※注]

在汪毅夫的推动下，福建省档案馆将馆藏的档案以及收集到的档案汇编成册，于2007年1月出版了《台湾义勇队档案》，包括“抗战期间福建台胞情况”“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台胞参加义勇队”“台湾义勇队的活动”“台湾义勇队复员返台”，是目前大陆出版的收录最齐全的台湾义勇队档案，为台湾义勇队研究的深入创造了史料条件。[※注]

严如平、贺渊合著的《陈仪全传》，于201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陈仪的传记，涉及陈仪主持复台大计，有助于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历史的研究。[※注]

2013年，褚静涛出版专著《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注]，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探寻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对日宣战，组织台籍志士，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发起抗日复台运动。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为中国收复台湾奠定了国际法的依据。国民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就收复台湾进行了艰苦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收复台湾。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为收复台湾献计献策。1945年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接受日军投降，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海峡两岸暌隔50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还是文化认同、价值取向，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台湾社会剧烈转型，官民冲突不断升级。陈仪接收与重建台湾的一系列举措有合理的成分，亦有与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相背离的一面，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若干火种。该书是大陆学界研究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最全面系统的学术著作。

四 研究现状评析

1988年以来，海峡两岸出版了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档案史料，这为从学术上探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在两岸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两岸学术界为了各自的政治目标，展开了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基本史实已经弄清楚。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距今近70年，当事人大多谢世，与现实政治保持了一段时空距离。它不属于当代史，而是属于近现代史。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台湾岛内自主意识的全面上升，基于现实政治立场的差异，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台湾回到中国版图还是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两岸政界、学术界对相同的史料，在解释上仍然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存在着一些争议。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政治定位，一般强调其为国家行为，是中国政府的正义行动，却又对国民党政权，或蒋介石、陈仪等人的努力甚少提及，贬低甚至否定台湾接收与重建中的积极措施，放大其中的阴暗面。国民党政权一直宣传台湾光复，以此论证台湾属于“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贡献，却将收复台湾准备工作的不足、接收与重建中的缺陷归之于陈仪团队。“台独”人士为了鼓吹台湾独立，贬低甚至否定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肢解史料，掩盖日本对台湾残暴的殖民统治，强化甚至美化日本对台湾的建设成就，无视台籍志士在抗日复台中的重要作用，称“台湾光复与台人无关”,“《开罗宣言》是新闻公报，没有法律约束力”,“台湾光复带给台湾人灾难”。台湾光复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动，是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任何不愿遭受被剥削、被压迫、被殖民的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民对台湾光复都理应持积极的、正面的态度。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的广度，一般研究侧重于孙中山的立志复台、蒋介石的决策复台、台调会的准备工作、台湾接收与重建，而忽视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诸多层面，如20世纪20年代大陆民间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福建省政府对日据下台湾的考察与借鉴、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策略、台湾接管人员的培训、陈仪接管台湾计划的调整等。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的深度，一般研究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民政府视角出发，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环境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台湾人民在抗日复台中的作用，特别是台湾义勇队的贡献。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是台胞在祖国大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队伍，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主持收复台湾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政权，其决策者蒋介石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不可漠视。陈仪及台调会是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其作用也不可低估。而对于国民政府如何决策收复台湾、准备收复台湾、台湾接收与重建的若干细节的研究仍然不足。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的材料使用，一般学者使用两岸出版的大量史料及口述历史。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两岸出版的一些史料存在着省略与隐藏的问题。口述历史因年代久远，当事人选择性回忆，难免有错谬处。对这些史料，必须辨别使用，不能照搬照抄，盲目迷信。在中国大陆，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仍然有待挖掘，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大量资料，南京图书馆、福建省档案馆等有关部门保存的陈仪、台调会的档案，散布在各地的当事人、亲历者的档案。民国时期，大陆出版了一批关于台湾的书籍、资料，《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都对收复台湾做了跟踪报道。光复初期，台湾出版的报纸对接收与重建做了深度报道，极具史料价值。